思想解放，就要破除一切迷信|

思想解放，就要破除一切迷信
作者：李墨耕     来源：     发表时间：2008-02-22     浏览次数：     字号：大  中  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思想解放，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精神，破除了种种禁锢，脚踏实地地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现在，思想解放的任务不仅远未结束，而且变得愈加重要。这一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元素太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时间又很长，不破除这些禁锢，不认真地学习西方的经验，中国就永远与现代化无缘。二是因为我们在"破"的过程中，还没有很好地完成"立"，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与中国的开放又使西方的影响在不断加重，因此，我们在"立"的同时也就更多地面临着能否摆脱迷信西方模式的挑战。对于前者，我们的认识比较清楚，但对于后者，我们的估计可能还有所不足。从30年来中国的发展过程看，解放思想"破"起来比较容易，"立"却是最难的，没有"立"就很难彻底摆脱禁锢和迷信。中国这样的大国，全世界还没有现代化成功的样本，中国怎样"破"、怎样"立"，恐怕要几代十几代中国人一直不停地探索下去，这个过程也必然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
每当遇到困难时，就会出现我们对西方模式学习得不彻底的议论和抱怨
近代以来，中国的面前出现过三个榜样。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西方，还有一个是日本。基本原因是它们确实发展得都比我们好。北京某媒体曾与中国社科院的专家合作，评出了近现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50名外国人。他们当中苏联占8个，美国和西欧占26个，其中美国一国占了14个，另外日本占6个。这几种影响的特点是，日本给中国人教训，苏联帮中国人革命，西方令中国人羡慕甚至崇拜。目前，日本和苏联的影响都已减弱，但苏联模式已经融入到中国国家的整体架构中，对其进行改革仍是今后中国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改革每每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因此难度很大。但另一方面，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苏联和日本都更持久，在５０名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名单中，从西方传教士到政治家，从商业巨子到著名导演都有人入选。不难发现，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穿透了整个近现代中国史，西面来风波及了中国的方方面面。中国改革开放的这30年正是全球化迅速扩展的30年，在这30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整个世界都形成了强烈的影响，在很多后发国家都出现了"西方化"或者"美国化"的倾向。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认识，对现代商业的理解，甚至审美趣味也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西方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开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对西方文明的重新认识，这就造成了在外部影响中国的各种因素中，西方因素当前是最有权威的。由于中国的巨变，现代中国与苏联模式越来越远，但与西方的相似点也就越来越多。这样的表象也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渐进地向西方模式靠拢。于是，中国的现代文明就很容易被一些人看成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模仿；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融入世界，也很容易被误读成是中国特色的逐渐消逝。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相似之中有着根本的不同。准确地说，中国不是在"西方化"，而是在破除苏联模式的禁锢和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寻找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对此，多数中国人是认同的，但也有一些人有疑问，特别是在我们还没有较好地解决"立"的问题时，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就会出现我们对西方模式学习、接受得不彻底的议论和抱怨。这表明，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近代以来一直纠缠着中国思想界的"全盘西化"问题，它甚至随着西方影响的加大，成为某些人心灵深处一种深厚的思想情结，这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想用西方模式来"指导"中国的发展。
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迷信
也许，中国到底"像谁"不大容易搞清，但中国与苏联、日本和西方有什么不同，却容易看清一些。这就是，中国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坏理论"在中国很容易找到依据，"好理论"在中国又很容易被"唱歪"。
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学习日本、学习苏联、学习美国的努力，但我们从这样的学习中积累的不只是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甚至还有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往往就是因为迷信。因此，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迷信，而打破迷信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让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年中国总体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办特区，搞各种试点，成功的推广，不成功的废掉，对发展有利的就做，对发展不利的就不做，或者尽量不做。按照中国的实际来取舍，而不是遵循西方的标准，正因为这样，中国没少在世界上挨骂。
改革开放使我们懂得了民主确实是普世的价值，但西方未必明白，在中国实现这种价值的路径很复杂，表现形式与发展阶段都有较大差异，比如，同是"民主国家"的印度、肯尼亚与美国和英国就并不相同。我们看到了这种不同，看到了西方影响之大，就会意识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围绕着中国道路的激烈的思想交锋仍将会不断出现。
对中国崛起表示恐惧与担心，并且经常以刻薄甚至敌视的态度来批评中国的声音主要来自西方。对这些声音我们一方面要保持冷静，多听、多观察、多思考，但另外一方面也决不能因此而动摇自己的信心或是陷入另一种迷信，因为西方的很多批评都是对中国发展的误读，它们依据的是西方的经验和理论。
其实，中国这样的大国能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迅速崛起，做到了西方所没有做到的，是批不倒、骂不倒的。这些年来，我们不就是在世界和自己的惊讶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吗？这背后不可能没有真正属于中国的思想和政治的成功因素支撑。中国人应当有这样的自信，并认真总结和梳理它们。
现在经常出现一个词：中国模式。能够支撑这个概念的理论因素还不够多，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成功性已经在被世界认识和思考。中国模式或许还不成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跟西方的发展模式经历几百年量体裁衣的修改磨合后相对成熟相比，中国的发展道路的未知因素显然更多。但是，全世界正面研究中国模式的人正在增多，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认为，外界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有很多批评，但实际上，中国并非外界所说的独裁政权，中国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共产党在执政时要咨询很多人，各行各业，包括退休老人的意见都会听取，参与度是很高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技巧高超，推行了一种"有效的、独特的民主"。
中国崛起要靠中国自己的思想体系做支撑
回顾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思想运动。说它成功，不仅使我们从苏联模式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西方文明中学到了很多我们缺少的东西，带来了非常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效果，促成了全人类历史上速度和规模都非常突出的一次经济进步。民主、自由、人权这些重要的普世价值，以及市场经济这种最重要的经济形式都是在这期间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的。如何把这些全人类的思想及文化成果与中国的发展实践结合在一起，建立起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体系，为中国模式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是思想解放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说："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可以想见，在未来我们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仍然会是西方。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破除苏联模式的禁锢，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破除对西方模式的迷信，确立中国的思想体系。这是两项相辅相成的任务，缺一不可。归根结底，中国崛起就是要靠这样的思想体系做支撑，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条路不仅要符合我们的理想，还一定要锲合中国的实际，能在中国走得通。如果做好了，就将是中国崛起对世界的伟大贡献。▲（作者是北京媒体人。）
解放思想，突破西方话语牢笼
丁　刚
"预测中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读了《环球时报》2月13日的评论《思想解放，就要破除一切迷信》，我想起了丹麦《政治报》主编萨顿法登先生的这个断言。萨顿法登先生不久前对笔者说这话的时候，有点儿半是认真、半开玩笑的神气。他说，"预测中国这些年来成了一种时髦，但我们的预测总是出错，所以，现在干脆就不再预测中国了。"
其实，又何止是西方人士，不少中国学者在预测中国的发展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一些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大体上都是西方的，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出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许多概念，甚至连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出自于西方，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用西方的理论来观察中国、预测中国，最终得出的结论当然是不真实的、扭曲的，至少是落后于现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通过解放思想来实现概念创新、理论创新，赋予中国模式一种"理论生命力"，为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这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而实现的。中国非但没有对外搞殖民掠夺，还带动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世界上很多人对中国崛起难以理解，甚至感到忧虑、恐惧，而我们在与世界的沟通中，也无法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理论缺失造成了理解隔膜。比如，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崛起与和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崛起"这个字眼却会让西方人很快地联想到战争，因为在他们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中，似乎从未有过崛起与和平的携手共进。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就十分明确地说过："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崛起没有引发战争"。
理论是在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反过来用于解释社会现象，指导社会发展，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的，如果不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就很难解释现在或未来中国的发展。这样的概念和理论既无法指导我们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战略，有时甚至还会加深西方对中国发展的误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GDP的概念。把这个西方创造的概念作为衡量中国实力的最主要指标，会陷入很多误区。比如，GDP很难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特别是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水平，更无法衡量公民的普遍幸福。中国GDP的迅速增加，在让许多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同时，却给许多西方人士带来了不少的担心，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恰恰是伴随着中国GDP的上升而上升的。
将这一现象推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领域，就会发现，当我们用西方人设定的某种概念去解释国际关系时，也会很自然地走入西方理论的"牢笼"。比如，现在我们谈论中美关系，会常常使用"利益攸关方"这个概念。这是当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提出的，其主要意思是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让中国更多地按照美国的意愿，成为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中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这个概念体现了美国的现实主义的战略思想。你不是想搞韬光养晦吗，那我就要拉着你，让你多出头、多露面，为我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显然，这个定义很难准确解读中美关系。过多使用这样的定义，或是借用这样的定义来描述中国与别的国家的关系，总会给人以相互利用的感觉，而无法体现出我们所倡导的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原则。
既然中国崛起是对世界的贡献，那么，这个贡献之中就理应包括一整套能够指引中国崛起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有了这套理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也就会逐步取得世界的认同。等待西方人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经验，提出新的能够解释中国崛起的理论，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个工作主要还得靠中国人自己来完成。3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高屋建瓴的概念准确地把握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建构，也奠定了近30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的政策基础，它甚至对今天的世界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仍在使用这一概念来解读一些现象。在全球化迅速扩展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像毛泽东"三个世界"那样的伟大理论来引领我们的发展。▲（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