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

宋 圭 武
面子、血缘、权力，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三个关键点，这三个关键点构成的三角形是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陷阱，以至于长期循环而不能自拔。
关键点之一：面子
面子是一个人的品牌，它是个人向外界显示个人品质的一种手段，也是外界了解个人内在素质的一种途径。所以，面子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人际交往和利益交往的一个识别信号。
人治社会是产生面子现象的根本原因。首先，面子是人治社会秩序稀缺的一个替代品。社会的人治性增大了社会正式秩序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期性，从而使秩序本身成为了一种稀缺品，在这种情况下，替代秩序就会应用而生。例如，当国家提供的秩序不足时，有些地方就会出现一些黑社会组织，这里黑社会组织就体现了一种替代秩序的作用。所以，人治社会必然会诱发大量非正式秩序的产生和存在。面子实质就是一种替代秩序，类似于一种软制度或非正式制度，以代替正式制度或硬制度约束的不足。其次，面子是人们在人治社会环境下进行交往的一个有效信号。在人治的环境下，利益博弈的有效性更多取决于双方的素质。但素质是内在的，人们很难判定其高低，所以，人们将更多通过一个人的面子信息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有面子，就意味着可信度的增加，从而也就意味着有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可能性；反之，若没有面子，则事情的结果会相反。所以，在现实中，有些人为什么总是很看重自己的面子，这是因为若失去面子，就会产生很大的交易成本。所以，一方面，人们更乐意与有面子的打交道；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尽可能要看护好自己的面子。
小农经济结构是产生面子现象的经济根源。小而分散，同时又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缺乏信息沟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各主体在利益博弈时，识别对方的主要信息渠道就是面子。中国农民有一个传统习惯，就是喜欢修饰门面，这里就是一种面子意识的具体反映；当然，这里深层的动机是利益博弈的需要，面子毕竟是手段，利益是最终目的。
面子意识反映在人格上主要有四种表现。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因为面子缺乏心灵的自觉。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主体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华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
当然，面子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约束毕竟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它产生不了内在的和深层次的恐惧感，所以，面子约束有可能导致约束的表面化和形式化，最终社会运行也就面子化。而在社会运行的深层次，实质会按照另外一种规则来运行，这就是潜规则的泛滥。
关键点之二：血缘
血缘意识实质就是基因意识，就是以遗传基因比例作为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或重要变量。
在中国，血缘主要为国人获取利益提供了一条合作的有效路径。基于血缘基础上的合作，实质就是一种血缘股份制，就是按照血缘的比例来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组合，而不是按照其他法则。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单个的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人总是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人类在合作中，可获取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的路径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
在中国，人们重视血缘意识，重视基于血缘的合作，也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首先，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结构为血缘情结的产生和泛化提供了稳固的经济基础。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实质就是一个集生产和消费为一体的合作组织。在缺乏法治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小家庭，它既要对抗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要对抗来自社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重视血缘也就具有了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次，在皇权专制制度下，血缘也是抵抗皇权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重视发展家族势力，客观上也对皇权起到了一种制约和权力平衡作用。
血缘的泛化就是圈子和关系，所以，血缘意识衍生了圈子意识和关系意识。圈子意识就是拉帮结派，而圈子又是靠关系维持的。所以，圈子意识与关系意识实质是一体两面的东西。这里圈子靠关系维持，而圈子又加固了关系。
目前，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力量仍是巨大的。人们常说，关系，关系，办什么事都得讲关系，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拿评职称来说，讲不讲关系，效果是不一样的。你不讲关系，你文章多，就不一定能评上，但你若讲关系，你文章不多，也就评上了。所以，关系在这里是关键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有时甚至是第一生产力。当然，关系也不是随便就能建立的，它需要资本的投入，你投入越多，你的关系就越硬，你的关系的通道就越坚固。关系实质就是“私”。讲关系就没有了公共意识，而没有了公共意识，实质也就没有了私人的长远利益，也就没有了中国的长远发展。
关键点之三：权力
权力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就是权力关系。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
社会是权力的母体。从总体看，权力的产生，既有供给的因素，也有需求的因素。
权力存在的形式是广泛的，但从社会现实看，权力形式主要可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方面。政治权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和体制，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各级行政官员。经济权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优势，如垄断等，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垄断企业等。文化权力主要来自于知识分工和学术垄断，其行使的主体主要是一些学术权威和学术明星。
权力的目的是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权力也不例外。马克思就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托马斯·霍布斯也说，权力就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所以，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
权力若受到制约，权力谋取利益的途径就是有限的，这时人们通过获取权力来获取利益未必就是最优的行为。
权力受到制衡的力量与其谋取利益的手段是成反比例的。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多，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少，权力受到的制衡越少，其谋取利益的手段就越多。
在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极少受到制衡，所以权力就成了人们最重要的谋利手段，人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取权力。
纵观中国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集权泛滥的历史。由于历史的惯性，集权体制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国人的观念以及一些制度设定方面产生深层作用。
结果：三角形陷阱
面子、血缘、权力三者之间相互勾结，相互保护，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游戏的一个三角形均衡，也构成了制约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三角形陷阱。这个三角形均衡或三角形陷阱不但稳固，而且持久，三点相互为对方提供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里面子靠血缘和权力为支撑和保护，而血缘又靠面子和权力为坚强后盾，同时，权力又以面子和血缘为扩张手段和途径，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循环和嵌套的结构。这个三角形循环实质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三角坑或三角形陷阱。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实际的运行法则就是潜规则。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中，权力是丈夫，面子是妻子，血缘是儿子，三者手拉手，围绕旋转的中心就是利益。利益是这个三角形陷阱的主题和中心。这里人们追求的利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精神性的利益和物质性的利益。精神性的利益包括各种社会评价、各种社会荣誉等，精神性的利益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物质性的利益包括各种具体的物质财富等，物质性的利益既满足人的肉体需求，也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由于精神性的利益与物质性的利益都是稀缺的，所以，人们在追求物质性利益与精神性利益时，二者存在替代现象。
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是没有生存之地的。由于面子与血缘都是按照两套规则来行事，面子上是一套，面子下是一套，血缘内是一套，血缘外是一套，所以，面子和血缘本质都是反诚信的；而权力追逐的是“真利”，而不是真理，需要的是利益，而不是道理。所以，在这个三角形陷阱里，诚信和理性只能寄存在良心的世界里，而在社会实际的游戏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诚信和理性是支撑文明社会前进的两轮。有诚信，就有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秩序就有了保证。有理性，就有科学和技术，社会发展就有了动力保证。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所以，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只优质的轮子。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摩擦力就大，弄不好，就是只有循环而没有发展。
如何跳出陷阱
中国社会经济运行只有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或三角形循环，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跳出这个三角形陷阱？一种途径是借助于强大的外力；一种途径是内部产生强大的冲动力；一种途径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既借助外力，也依靠内力。借助外力，就是开放，就是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这里既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也要注重吸收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依靠内力，就需要对内部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综合创新和推进。在依靠内力方面，人的觉醒是最关键的，这里觉醒不仅仅是部分人觉醒的问题，他需要整体的觉醒。有整体的觉醒，就有整体的合力，就容易跳出陷阱。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25日生，中共党员，甘肃靖远人；9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9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双学位；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是三农问题、经济理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