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约瑟：科学、正义与进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19:20
（修订稿）
刘 钝
今天非常荣幸能同大家一道来学习。我希望贡献给听众的，是自己对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的一些观察和思想体验。
一提到李约瑟，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我今天要讲的，不会具体地介绍中国古代有哪些骄人的科技成就，哪些是世界第一等等；我将更多地关注李约瑟的社会理念和他的精神生活，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题目——《李约瑟：科学、正义与进步》。要讲的几个方面都（在屏幕上面）列出来了，即：一、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二、“李约瑟问题”的前世渊源，三、李约瑟的世界观，四、李约瑟的“中国情结”，五、我同李约瑟的一点接触，六、李约瑟的现代意义。我依次讲下去，可能不会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讲究条理章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
老实说，“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这个说法是我创造的。大家可能知道complex的涵义，什么事一沾情结，似乎总有些负面的意思，例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背后就有个弑父的故事。我这里当然不是褒义地、而的的确确是贬义地使用“李约瑟情结”这个词。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表现。
第一、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方面。的确，李约瑟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主要的兴趣是在伦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通过李约瑟的工作，人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片面地理解成替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技术成就树碑立传。
第二、关于对李约瑟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简称SCC）的目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习惯于这样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好象李约瑟那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其宗旨就是要解开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迷题。其实现代的历史学家对李约瑟的工作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即SCC的最终目的是推进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将非西方的传统和成就整合到科学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
第三、就是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由外国人来书写这一事实感到不安，对此我不须多讲。
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我归结为“李约瑟情结”，因为用“情结”描述一种感情居于理性之上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贴切的。我不想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进一步展开叙述。在今年四月份刚刚结束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向与会者赠送了一部新出版的文集，书名叫做《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内中精选了有关李约瑟研究的一些经典作品，目的是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李约瑟研究的基本文献。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对李约瑟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李约瑟和他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我与我的同事们做了这样一个论文选集，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编成，约有70多万字。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特别是“李约瑟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我本人关于“李约瑟情结”的思考，都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答案。
无论怎么样，“李约瑟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我想在这里还是简单地叙述一下，以便于下面讲题的展开。由此进入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李约瑟问题”的前世渊源。
关于“李约瑟问题”，通常有两种表述形式：第一、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人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其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原因是什么？第二，这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一种why not（为什么不）式的，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或者说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是“李约瑟问题”一正一反两方面的表述形式。
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成果，结论是“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
“李约瑟问题”，西方称为Needham Question，或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Puzzle。这种说法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50、60年代，李约瑟通过他的SCC和《大滴定》这样一系列著作表达出来的。新近的研究却发现，在李约瑟之前，起码有三类人已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科学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居于领先地位，后来反而落后了？第一类人是在16世纪末开始来华、到17－18世纪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传教士们，特别是耶稣会士们；第二类人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第三类人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这三方面的声音都在李约瑟正式提出他的历史名题之前。
最早在中国传播近代科学的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1583年经澳门来到中国大陆的。刚到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简直不得了，是一个高度开化的世界。因为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整个东方都是不信上帝的野蛮人居住的地方。他发现中国人真是非常博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知识系统，其发达程度并不次于西方。他在1584年9月13日从肇庆发出的一封用西班牙文书写的信中就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以不同于我们西洋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但是当他久居中国之后，就看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的差距，1600年左右他在南京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 与利玛窦同时的另一些耶稣会士也看出了类似的问题，例如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就写道：“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稍后在18世纪，法国一个著名的耶稣会士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的，他本人是个音乐家，也懂天文和数学，在一封信里正式地提出了落后的问题，就是中国科学传统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
稍后就是18世纪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像波义耳(R. Boyle)、 莱布尼兹 (G. W. Leibniz)、卡西尼(J. Cassini)，这都是大科学家; 还有孟德斯鸠(S. Montesquieu)、伏尔泰(F. Voltaire)、魁奈（F. Quesnay）、休谟（D. Hume）、狄德罗(D. Diderot) 这些启蒙思想家，都在不同的场合思考过类似问题，即近代中国科学何以落后。
最后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考。第一个人就是任鸿隽，他是中国近代科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优秀的科学活动组织家。他在1915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由此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后来一些大思想家，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参加进来；还有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以及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总之，上一世纪的30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峰，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相关的言论和文字，都是在李约瑟正式出版他的SCC之前。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里要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魏特夫（K. A. Wittfogel）。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是当时德国共产党内的著名理论家——我指的是魏玛时代的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是西方公认的阐释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有很多著作，最有名的就是19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该书以中国为典型，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的封建生产方式。他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中国思想界，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的重视。一个叫吴溪藻的学者从他这本书里节译出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也是在李约瑟正式提出他的问题之前。这篇译文，过去许多人都被竺可桢先生一篇文章误导，以为发表在1944年复刊后的《科学时报》第一期上，最近上海专门研究李约瑟的王国忠先生查明，出处在解放前出版的一本名为《科学运动文稿》的小书之中。这里我附带地提醒一下后来的研究者，如果要看魏特夫的这篇文章，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大图书馆翻那个旧的《科学时报》了，在前面介绍的那本新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中就收进了此文。无论如何，李约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魏特夫，他自己承认曾深受早期魏特夫的影响。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李约瑟的那个著名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只有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观中，才会这样提问题，这样发问。
下面我想转到另一个话题，也就是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李约瑟的世界观。这是我想重点展开的内容。在这里我想更多地注重李约瑟本人的思想轨迹和政治立场，关注他的精神世界。
李约瑟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在他的青年时代，世界经历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以上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这里我把他的思想来源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
第一、李约瑟本人是个生物学家。他是主修胚胎学的，后来在生物化学领域也卓有成就，有人把他称作现代胚胎学之父，生物进化论是他的第一个思想来源。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有二十年代末西方的经济大萧条，那好象是一个资本主义全面溃退、社会主义在胜利凯歌中前进的时代。不要忘记李约瑟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国际环境、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第三、这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一面，也就是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在上帝面前人人同样地卑微这种观念，在他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这里讲一个插曲，有一家热心的出版社想做李约瑟全集，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同事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要说翻译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和书籍，做他的一般科学，做他的胚胎学，都是眼下之人力财力所不逮的；更成问题的是，他还有大量的著作是基督教方面的，关于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基督精神与社会平等，那些大量文字的版权根本不在李约瑟研究所和李约瑟生前担任过院长的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手里，而在有关的教会人士那里。
（图片显示的是）李约瑟与他的一个最好朋友叫康拉德•诺尔（Conrad Noel）的，他们俩一起在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撒克斯特教堂做圣事，挚灯的就是李约瑟，旁边是撒克斯特主教诺尔。诺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还是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更好。李约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所有弥撒，所有的圣事活动，都是在撒克斯特教堂来做的。诺尔这个人也参加社会活动，他在30年代领导当地的农业工人为争取社会权益进行斗争，所以他同李约瑟在感情上是息息相通的。诺尔经常教给农工唱的一支歌，实际上是一首古老的圣歌，歌中唱道：
“为了神圣的目的，吾主年复一年地忙碌。为了神圣的目的，他劳作无复黑夜黎明。晨曦已现，阴霾尽扫，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大地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能为主做些什么，增进人类的兄弟情谊？能为主做些什么，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大地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英国圣歌，因为这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后来被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地加以引用和引申。“大海充盈水滴”，原文是water in the sea, 李约瑟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喻成一个海纳百川的过程。在李约瑟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水流的比喻这个意思，研究者追根溯源，发现就出自诺尔的撒克斯特圣歌。李约瑟又在中国成语中找到了非常好的对应物，就是“朝宗于海”，或者“百川纳海”。在他的脑海里，不同的古代文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近代科学形成的真实图景，它不是像一般人，特别是像现在社会上一些自认为很有思想的中青年学者所鼓吹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科学仅仅是西方人的独角戏，只是偶尔有些阿拉伯人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出来串一下场，结论就是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专擅。李约瑟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说：“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的确，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这个理念与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与他的朋友诺尔都有一定的关系。
我回过来讲李约瑟思想来源的第四点，同前一点有关，我把它称为“国际主义”，这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国际间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而是一种源于基督教普适精神的东西，因此我加了引号。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后来的传教士中，曾经对教化的对象有过一种争论，其核心是卑微的人或“野蛮人”是否可以同其他人一样感受到基督的召唤？在西方源于基督教的一种叫oecumenism的信念认为，福音是不分地域不分时间而可以普遍地传播的。李约瑟把这一思想推广到科学的认识论上，他认为科学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地区和国家，只要文明演化到一定程度，智慧就得到发展，那里的人们就一定会感悟到真理。换言之，科学是普适的，科学是世界的，是国际主义的。他在1955年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演讲中，一开始就批判了欧洲人对非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全人类普适的社会性事业，而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种族科学。科学知识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下神器”，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任何民族的专擅。“一切人类，不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
最后一个思想来源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李约瑟自称道家，字丹耀，号十宿道人。
下面是李约瑟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发表的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文或小册子，包括《唯物主义与宗教》（1929），《赞美马克思主义》（1932）、《基督教与社会革命》（1937）、《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1939）、《基督教与共产主义》（1939）等。我们说李约瑟之所以成为李约瑟，不光是因为他在30年代认识了几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鲁桂珍，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最后成为他的妻子。这仅仅是一方面原因。要从他的青年时代追寻他的思想渊源，他在30年代就倾向社会主义。
我现在要讲李约瑟的政治信仰，这就不能不提到30年代在剑桥的一个叫“有形学院”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家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无形学院，英文Invisible College，也就是看不见的学院。这一名称最早指的是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前，罗伯特•波义耳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组成的小团体。这是一群具有共同理想的科学家、博物学者和医生，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怜悯众生的宗教感情，幻想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来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如波义耳说的那样：“无形学院的成员尽力摒弃那些（对社会的）施以小恩小惠的做法，他们致力于一项如此宏伟的慈善事业，以使世间任何一事都满足普适的善并追求其与人的称号相配。他们如此深刻地了解人类对善的需要，所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定期在不同的地点集会，进行讨论，由于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校园，没有围墙，当然也不收学费，所以叫看不见的学院。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人写了一本叫作《有形学院》（Visible College）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指的是30年代在剑桥大学工作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
30年代被某些人称为英国知识分子的“红色年代”，特别是在剑桥，一批左翼科学家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这些人中的代表有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生理学家霍本（L. Hogben）、数学家莱维（H. Levy）、物理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还有就是当时还是一名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除了年龄相近和同在剑桥教书研究之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政治上则同情英共或工党左翼。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知名教授，有些人的成就是准诺贝尔级的，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叫“有形学院”，这个词的背后有一个“科学进步”论的理念。
为什么说他们中间有些人的贡献是准诺贝尔级的呢？就拿“有形学院”的领袖贝尔纳来说吧，他的导师是以研究晶体衍射并提出X射线衍射布喇格公式的小布喇格（Lawrence Bragg）——由于同其父威廉•布喇格一道奠立了X射线晶体学的基础，1915年父子两人同获诺贝尔物理奖。贝尔纳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也在这一方向上，他利用X射线的衍射来研究大分子的晶体结构，这一工作导致了后来生物学的革命，即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贝尔纳的学生直接参加了这场生物学革命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这个人物我下面再讲。所以说贝尔纳不仅是个物理学家，而且也是个分子生物学家，正是在他那个时代，原来互不搭界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其实分子生物学这个词早在一九二几年就被美国人提出来了，但真正的研究始于30－40年代，而以1953年克里克（F. H. C. Crick）和沃森（J. Watson）关于DNA模型的文章为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克里克和沃森是幸运儿，他们是在大量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并吸收同时的几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后完成其DNA双螺旋模型的，所以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同时授给了三个人，另一人就是贝尔纳的学生威尔金斯（M. Wilkins）。
贝尔纳也研究生命起源，地壳运动、地质结构等等，但他最有名的工作还是在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其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被认为是科学学这门学问的开山之作，还有《历史上的科学》，我们都有中文译本。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有一小段提到“中国的科学”，作者写道：“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绕有趣味的。”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标准提法。国内的科学史界、科学社会学界对贝尔纳这本书非常重视，但这一有助于说明李约瑟思想之来源的细节几乎被我们忽视了，最近我的同事王扬宗提出了这一段文字同李约瑟的关系问题。
（图片）这个人是霍尔丹，正在伦敦的特拉发加广场向公众演讲。他是一个遗传学家，同时又担任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主笔，也是科普作家，写过很好的科普著作，其著作解放前就被译介到中国来，当时将他的名字译为海登——这个名字对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十分陌生了，但许多老一辈的学者知道他。到了50年代，特别是李森科事件出现之后，他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后来退出英共，最后移居印度并死在那里。他在种族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人，后一方面的工作受到伦敦大学以皮尔逊（K. Pearson）为首的生物统计学派的影响。
（图片）这是生理学家霍本，是他用在皇家学会证件上的照片。另一位是数学家莱维，摄于他50年代访问苏联期间，这里他正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里同小营员进行象棋比赛。所有这些“有形学院”的中坚分子都是皇家学会的会员，相当于我们的院士了。他们是波义耳理想的现代继承者，认为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对此持有很强烈的信念。
30年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思潮流变我自己很感兴趣。从大的国际形势来看，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和重新组合之中。由于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心藏地区，特别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术重镇，比方说剑桥吧，一些顶尖的知识分子、领头的科学家的思想向左翼靠拢，并对苏联的社会制度抱有好感。而在30年代的苏联，一方面大清洗已经开始；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第聂伯水电站，顿涅茨煤铁生产基地，全俄电气化，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等等。从外面的世界来看，社会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与新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同西方经济的衰败和心理颓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一开始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大清洗的真象，少数敏锐的观察者如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访苏后有所觉察，他的《从苏联归来》还遭到西方左翼人士的围攻批判。这种优秀知识分子集体左倾的历史印记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比方说前两年有一本在英国被禁的小书《捉间谍的人》，作者本来是英国情治部门军情五局的一个官员，在书中揭露了很多当时监视和控制剑桥、伦敦等地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幕，因为这些地方有大批的这类人士，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当局感到非常棘手，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中又不能以行政手段解除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任职。前不久在报纸上还读到英国当局对一个高龄女间谍予以宽恕的消息，这位年近九十的老太太当年就在剑桥的某个实验室工作，被指控向前苏联提供了军事机密。当记者问及她对当年的行为有何认识时，这位老太太并不表示忏悔，反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因为她认为自己不是为金钱所收买，而是为阻止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从而为保卫人类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以上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30年代西方政治和思想倾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士却大批地倒向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之所以能上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看看文献片中纳粹党在慕尼黑集会的场面，那真是可怕，黑压压的人群那不是法本、克虏伯财团的资本家及其高级雇员，那主要是工人和市民。知识分子向左，工人向右，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图片显示的是）贝尔纳在剑桥的学生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的一个实验。实验什么呢？西班牙内战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场，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那里角逐，法西斯主义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试探的信号，向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也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挑衅，看你怎样应对。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一颗燃烧弹把共和派控制的一个普通住宅区的四层大楼毁掉了，但是佛朗哥分子那边说这是共和派造谣，因为一颗燃烧弹不可能炸毁一座四层楼的楼房。这些剑桥的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是支持共和国的了，在这里做什么实验呢？原来他们要用模拟的燃烧实验，证明一颗燃烧弹是怎么先引起燃烧，燃烧怎样引起了建筑材料的熔化，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导致整个楼房倒塌的。这与“9.11”之后我们所读到的一份关于纽约世贸大厦倒塌原因的分析非常相似。做实验的年轻人是贝尔纳的学生，中间这位就是威尔金斯，1962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之一。这张图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我把它看作贝尔纳主义实践的一个珍贵图解。
什么是贝尔纳主义呢？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主义在其发展早期，对于导向社会公正和福利的科学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其后将成为阻碍的因素。这一观点被称为贝尔纳强名题。二次大战以后，他把这个命题弱化或者说予以修正，他相信通过社会组织和国际合作可以克服阻碍因素，宣称政府对计划的说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公众的承诺，以及充分的国际合作等，将是导致一个更好和更民主的科学的前提。这种信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战后一批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大战结束的当年1945年成立的，一开始只蕴酿成立一个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国际组织。教科文组织的首任秘书长是朱丽安•赫胥黎（J. Huxley），他的祖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老赫胥黎，也就是《天演论》的作者。这个小赫胥黎被称为科学的公仆，他是贝尔纳主义的信徒和伟大实践者。他的终身信念是用自己的知识为人类服务。他们这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组织，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直到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还是在巴黎，那就是贝尔纳主义影响的产物。在他们准备成立联合国教育和文化组织时，李约瑟还在中国，即将结束中英合作馆负责人的使命回国。他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小赫胥黎，建议在计划中的机构UNECO上增加一个S，就成了现在的UNESCO，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代表“科学”的S是李约瑟建议加上去的，他自己后来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第一任主任。李约瑟之所以成为李约瑟，是因为他是一个世界型的学者。我们要想了解李约瑟，不能仅仅从中国科学、从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阐发这一角度去看他；这样看李约瑟我们只会看到一个单向度的人，而缺乏立体感。所以我说要想理解李约瑟，想必须站在世界的立场来看他；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必须了解李约瑟的世界，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图片）这是李约瑟刚刚去世的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名人传记系列之一，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这是一个需要并确实产生巨人的时代，这是恩格斯的名言。到18世纪以后，世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了。李约瑟能得到这样高的荣誉，被称为20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那是非常高的评价。这个评价不是出自中国，而是出自联合国官方正式授权编写出版的传记。
下面我要转到第四部分，谈谈李约瑟同中国的关系或者说李约瑟的“中国情节”。李约瑟是1942年到中国来的，其实他从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从1938年起，他就一直给英国各个政府部门，还有科学部门的首脑写信，希望到中国来工作，他建议英国政府重视同东方一个最重要的反法西斯盟友的合作。（这张相片）是穿着国民党军装的李约瑟，（那边）是他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时的留影。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徽，上面是一个天平，这里好像是一颗星，这是李约瑟自己设计的。下一张是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图片。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2年就来到中国，开始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大后方，在重庆、贵州同中国知识界有很多交往。他帮助中国的科学家获得器材与资讯，又向外宣传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图片）是他当时出的书——《科学前哨》、《中国科学》，是介绍中国科学家与他们的科学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他在生前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4），并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3）、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奖（1995）。
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他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大概是第13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我记得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8个分册，每一分册前面都有一个献辞。我们来看《火药的史诗》这一分册，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
下面是演讲的第五部分，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同李约瑟博士的小接触。有些人写文章，题目叫《我与李约瑟》，我看到过几篇这样的文字，有台湾学者写的，也有大陆学者写的；我可不敢用这样的标题。我想跟随李约瑟多年的何丙郁教授、黄兴宗博士有资格写这样的书或文章，其他人可能没法写，写了也是文化垃圾。有些人只见过李约瑟那么一两面，特别是在他的暮年，用老博士作道具照张相片，再把相片拿出来给哪家报纸杂志一投，然后吹嘘“我与李约瑟”怎么怎么样，那太不严肃了。有的作者可能连简单的英语都说不通，但前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不少类似的东西发表出来。今年夏天霍金（S. Hawking）来华，我们又看到有人将自己同霍金的合影拿出来，甚至做成街头广告，霍金那歪着头的样子让人看着实在心痛，不知道做广告的人居心何在。在我看来，李约瑟他是高山仰止，但是我确实同晚年的李约瑟有一些个人的接触。如今伟人已逝，想想值得回味。
应该是1984年，李约瑟来中国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友谊宾馆。当时卢嘉锡任院长，具体操办的是席泽宗院士（当时还没有院士一说，席先生时任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李约瑟在会议期间提出，怎么见到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太，没有年轻人？他希望有一天晚餐前专门同年轻人见面。那真是万分荣幸，席泽宗先生点将，就把我和另外一位还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中国科学史界年轻一代的代表，参加同李约瑟博士的座谈。那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李约瑟见面，但是也谈不到什么交流，我想他也不会记住参加座谈会的小字辈的姓名。后来又有过几次瞻仰老博士的机会，有在中国的，也有在国外的，但是真正谈得上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的机会是在1992年。
那一年李约瑟已经九十二岁了，我得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到剑桥作访问学者。当时魯桂珍刚刚去世几个月，李约瑟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每个工作日还要坚持来所，这是他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可改变。一般来说，每天十点来钟，有一位剑桥大学的男性研究生过来，用轮椅将患帕金森氏病的李约瑟从对面居住的小楼搬到研究所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李约瑟身材高大体态雄伟，一般的人搞不好这桩事，到四点钟再由此人原路送回，当然由研究所付酬，法律规定一小时最低酬劳17镑。李约瑟来所后，通常由秘书和一位塞尔维亚裔的女研究生帮助他处理来信或旧稿，每周参加一次关于中国科学或医学的讨论班，一般情况所里的人和访问学者都不惊动他，连路过他的办公室时都把脚步放得轻轻的，当然更不会在下班后到对面的小楼去打扰他。
一个突发事故改变了这一情况。当时在对面小楼里担任管家的，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年轻女士，此人没有任何学术背景，同研究所秘书及其他学者的关系有点紧张，研究所方面对此也有些担心。记得是在三月里的一个周末，这位管家同她的男友拉着老先生到威尔士去玩，旅途中管家摔断了胳膊，一时李约瑟的饮食起居成了所里的大问题。我当时没有西方生活的经验，对英国式的那些规矩也没有多少了解，看到研究所的秘书为今晚谁来烧饭、谁来服伺上床等琐碎小事伤透脑筋，就自告奋勇愿意照顾李约瑟下班后的生活。如果在今天，我可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我在家里都很少下厨，同时我也一点没想到英国人做份外的事情是要按“最低标准”付酬的。就在数年前，我的导师严敦杰先生在广州开会期间突然中风，无法返回北京治疗，我和师兄王渝生两个人飞到广州医院守护，数月来白天黑夜就我们两个轮班倒，直到先生勉强可以乘机返京。哪里有什么报酬，就是觉得回报老师天经地义。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学生了，事情都在变化。不管怎样，我坚持为李约瑟做义工，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应尽的义务，算是代表中国人对他的一点小小回报吧。后来北师大来的访问学者刘洁民先生也加入进来，帮助研究所克服了困难，我也因此有了近距离观察这位伟人的机会。
饮食起居的琐事我就不讲了，这里我介绍一个同演讲题目有关的事情。当年正是英国的大选年，保守党在台上已经风光多年，由于党内的派系争斗，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复苏经济的光环正在逐渐消去，工党则打出了It’s time for change, it’s time for Labour（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工党的时代）的竞选口号。李约瑟在他的小楼上就挂出了这个标语，表明他支持工党的立场。在李约瑟家里，我也见到了他接待剑桥地区的工党候选人，那是一位大学的女教授。到了公布大选结果的那一晚，李约瑟从饭后就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各地的选况。一直到大伦敦地区的结果出来之前，一切进展都让老博士感到满意，例如我们一起看到剑桥的那位女教授当选，又一起目睹保守党魁彭定康在巴斯选区落败的场面——这个人是后来出任香港末代总督时才被多数中国人认识的，他是保守党内最有才干和经验的一位政治家。每一次有好消息传来，李约瑟都会高兴地说Labour must win（工党必胜）。大伦敦的选票统计结果是午夜过后才出来的，它使情况发生了大逆转，那一次还是保守党赢了。搀扶老博士回卧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分担着他的一份忧伤。虽然按照我在国内受过的教育，无论哪一党当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都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但那一晚自己好象成了青年李约瑟所寄望的那个政治理想的拥护者，尽管我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这近身的观察使我对李约瑟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确立的社会理想和他的追求多了一点感性认识。
最后我想就李约瑟的现代意义谈一点感想。首先我想先从“李约瑟问题”出发介绍一点自己最近的思考。李约瑟工作的现代意义，在于他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史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对于李约瑟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但有助于学人理解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认识。现在我们研究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说大了是一个学术范式的转变，就是希望将过去对中国传统科学的那种考证式研究的传统，转换到中国科学院的创新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上来。我们想借此吸引一部分年轻人，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还是一个空白，它将有助于我们领悟科学的本质和特性，以及思考人类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内在统一性和文明多样性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科学和技术有一种健全的认识。
下面我要直接地切入到科学革命这个话题。今天的科学史家，大多数将“李约瑟问题”看作是一个与科学革命有关的命题，后者乃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科院领导曾表示希望，我们研究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考证的成果，还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提出些战略性的思考。政策局的领导也多次向我们提醒，做历史和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妨考虑一下——20世纪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科学革命，21世纪是否会出现新的科学革命？如果有的话，我们科学界、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我想就李约瑟的话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记得李约瑟表达过一个意见，大意是说未来的科学革命——如果发生的话，将绝不是牛顿式，而是普朗克和海森堡式的。我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将来主导科学发展的世界观、科学观，不会是那种机械论的，而是一种注重整体、注重辩证关系的思维模式。李约瑟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是非常崇尚的。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还不知道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些科学成就，比如说像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复杂性科学等，这些比较新鲜的科学分支还没有诞生。如果他看到这些成果，我想会更加增强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未来的科学革命，会在一种整体论的有机自然观的基础上产生，或者至少同这样一种信念有关。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 Dyson）在90年代的演讲集。他也提到科学革命，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科学革命：一种是由观念所驱动的，一种是由工具所驱动的。观念驱动的革命的功效，在于用新的方法解释旧的事物；反观工具驱动的革命，其功效在于发现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新事物。我们讲的科学革命，一般来说是指17世纪在西欧发生，由哥白尼开始，经过开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顿所完成的这样一场天文学、物理学上的革命。后来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 Kuhn）写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把科学革命的概念系统化理论化了。由于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相信库恩的话，科学革命就是一个观念革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从1905年开始，从相对论——相对论主要是爱因斯坦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到量子力学，20－30年代发生在物理学领域的，主要是一种观念驱动的革命。所以科学史家也好，科学哲学家也好，一讲起科学革命，就认为是一种新的范式来突破旧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颠覆是由观念所引起的；但是很少注意到，像戴森所提出的那种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容易被人忽视，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来说吧，一开始克里克和沃森他们可能是从纯理论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绝对离不开在他们之前和同时的一些实验结果，而这些结果的可信度又有赖于实验工具的不断完善和改进。这样一条研究路线可以直溯到布喇格父子和贝尔纳，他们一脉相传地利用X射线的衍射来研究晶体结构。最后发表论文的是沃森和克拉克，实际上英国的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R. Franklin）、美国的鲍林（L. C. Paulin）的实验结果都很关键。关于这段历史，科学史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多人确实被库恩所误导了。一讲科学革命，就是观念驱动革命，很少人讲到工具驱动的革命；但是我们现在看20世纪在生命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几乎可以说主要是由工具驱动的。我们再向前展望21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等，其变革都可能由新工具的诞生而引起。
现在回到李约瑟这个话题。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与西方的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种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些得益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这与刚才那个从哲学传统出发的思考是一致的。当然这只说明有机会，最起码不必垂头丧气，不必妄自菲薄。在21世纪科学革命大潮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做“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还是跟在大潮后面随波逐流呢？这是我们科学家、科学史家、科技政策工作者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想以李约瑟的一句话作为结语。70年代在蒙特利尔的一篇演讲中他说道：“假如我能长生不老，并能列席到世界大同后的科学应用委员会之中，我非常希望中国人也能加入其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唯一法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要认识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段话翻译的可能不太好，此外我认为，东方的伦理也不能作为针对当代社会问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李约瑟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唯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价值观念之上的思想是不对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关心的科技伦理问题。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语境中，一提唯科学主义就会被人扣上“反科学”的帽子；依我看来，掌握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是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庭径。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批判主义。即使对某些科学权威的意见也不应该盲从，例如克隆人、利用核爆炸改变自然环境等。如果一个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的主张可能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福祉造成负面影响的话，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就如同警惕那些歪理邪说一样。限于时间我就不再展开了。
谢谢大家！
此文将刊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录》第四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请完整引用文中的内容。
请您点评
刘 钝
今天非常荣幸能同大家一道来学习。我希望贡献给听众的，是自己对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的一些观察和思想体验。
一提到李约瑟，人们立刻就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我今天要讲的，不会具体地介绍中国古代有哪些骄人的科技成就，哪些是世界第一等等；我将更多地关注李约瑟的社会理念和他的精神生活，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题目——《李约瑟：科学、正义与进步》。要讲的几个方面都（在屏幕上面）列出来了，即：一、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二、“李约瑟问题”的前世渊源，三、李约瑟的世界观，四、李约瑟的“中国情结”，五、我同李约瑟的一点接触，六、李约瑟的现代意义。我依次讲下去，可能不会像一篇学术论文那样讲究条理章法。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李约瑟情结”。
老实说，“李约瑟情结”（Needham Complex）这个说法是我创造的。大家可能知道complex的涵义，什么事一沾情结，似乎总有些负面的意思，例如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背后就有个弑父的故事。我这里当然不是褒义地、而的的确确是贬义地使用“李约瑟情结”这个词。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表现。
第一、将李约瑟的贡献片面地理解为在阐发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方面。的确，李约瑟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主要的兴趣是在伦理和社会制度等方面；通过李约瑟的工作，人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这是他的一大贡献。但是我们不应将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片面地理解成替中国的科学传统和技术成就树碑立传。
第二、关于对李约瑟写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简称SCC）的目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就习惯于这样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好象李约瑟那个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其宗旨就是要解开中国何以未能产生近代科学这样一个历史迷题。其实现代的历史学家对李约瑟的工作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认识，即SCC的最终目的是推进人类历史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开创了将非西方的传统和成就整合到科学的世界史中去的先河。
第三、就是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由外国人来书写这一事实感到不安，对此我不须多讲。
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我归结为“李约瑟情结”，因为用“情结”描述一种感情居于理性之上的精神状态还是比较贴切的。我不想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进一步展开叙述。在今年四月份刚刚结束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向与会者赠送了一部新出版的文集，书名叫做《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内中精选了有关李约瑟研究的一些经典作品，目的是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李约瑟研究的基本文献。国内学术界和媒体对李约瑟很感兴趣，但是我们对李约瑟和他那个著名历史问题的巨大热情，同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漠视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我与我的同事们做了这样一个论文选集，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编成，约有70多万字。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特别是“李约瑟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我本人关于“李约瑟情结”的思考，都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答案。
无论怎么样，“李约瑟问题”我们不能回避。我想在这里还是简单地叙述一下，以便于下面讲题的展开。由此进入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李约瑟问题”的前世渊源。
关于“李约瑟问题”，通常有两种表述形式：第一、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人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其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原因是什么？第二，这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一种why not（为什么不）式的，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或者说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是“李约瑟问题”一正一反两方面的表述形式。
现在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成果，结论是“李约瑟问题”并非始于李约瑟。
“李约瑟问题”，西方称为Needham Question，或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Puzzle。这种说法的出现，一般认为是在50、60年代，李约瑟通过他的SCC和《大滴定》这样一系列著作表达出来的。新近的研究却发现，在李约瑟之前，起码有三类人已经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科学为什么在古代和中世纪居于领先地位，后来反而落后了？第一类人是在16世纪末开始来华、到17－18世纪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传教士们，特别是耶稣会士们；第二类人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第三类人则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这三方面的声音都在李约瑟正式提出他的历史名题之前。
最早在中国传播近代科学的先驱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是1583年经澳门来到中国大陆的。刚到的时候，他发现中国简直不得了，是一个高度开化的世界。因为在当时西方人的眼里，整个东方都是不信上帝的野蛮人居住的地方。他发现中国人真是非常博学，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知识系统，其发达程度并不次于西方。他在1584年9月13日从肇庆发出的一封用西班牙文书写的信中就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以不同于我们西洋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但是当他久居中国之后，就看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的差距，1600年左右他在南京得意地表示，自己已经“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 与利玛窦同时的另一些耶稣会士也看出了类似的问题，例如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就写道：“他们不知道，也不学习任何科学，也不学习数学和哲学。除修辞学以外，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知识。”稍后在18世纪，法国一个著名的耶稣会士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的，他本人是个音乐家，也懂天文和数学，在一封信里正式地提出了落后的问题，就是中国科学传统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
稍后就是18世纪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像波义耳(R. Boyle)、 莱布尼兹 (G. W. Leibniz)、卡西尼(J. Cassini)，这都是大科学家; 还有孟德斯鸠(S. Montesquieu)、伏尔泰(F. Voltaire)、魁奈（F. Quesnay）、休谟（D. Hume）、狄德罗(D. Diderot) 这些启蒙思想家，都在不同的场合思考过类似问题，即近代中国科学何以落后。
最后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考。第一个人就是任鸿隽，他是中国近代科学运动的有力推动者，优秀的科学活动组织家。他在1915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由此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后来一些大思想家，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纷纷参加进来；还有科学家，如化学家王琎、数学家钱宝琮、气象学家竺可桢、心理学家陈立，以及经济学家冀朝鼎、王亚南、吴大琨等。总之，上一世纪的30至4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了一个高峰，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相关的言论和文字，都是在李约瑟正式出版他的SCC之前。也就是说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里要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魏特夫（K. A. Wittfogel）。他是一个汉学家，也是当时德国共产党内的著名理论家——我指的是魏玛时代的德国共产党，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是西方公认的阐释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有很多著作，最有名的就是1931年在莱比锡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该书以中国为典型，来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的封建生产方式。他的著作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中国思想界，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的重视。一个叫吴溪藻的学者从他这本书里节译出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这也是在李约瑟正式提出他的问题之前。这篇译文，过去许多人都被竺可桢先生一篇文章误导，以为发表在1944年复刊后的《科学时报》第一期上，最近上海专门研究李约瑟的王国忠先生查明，出处在解放前出版的一本名为《科学运动文稿》的小书之中。这里我附带地提醒一下后来的研究者，如果要看魏特夫的这篇文章，不要再浪费时间去大图书馆翻那个旧的《科学时报》了，在前面介绍的那本新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中就收进了此文。无论如何，李约瑟在著作中多次提到魏特夫，他自己承认曾深受早期魏特夫的影响。所以我有一种感觉，李约瑟的那个著名问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只有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观中，才会这样提问题，这样发问。
下面我想转到另一个话题，也就是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李约瑟的世界观。这是我想重点展开的内容。在这里我想更多地注重李约瑟本人的思想轨迹和政治立场，关注他的精神世界。
李约瑟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在他的青年时代，世界经历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以上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这里我把他的思想来源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生物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督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
第一、李约瑟本人是个生物学家。他是主修胚胎学的，后来在生物化学领域也卓有成就，有人把他称作现代胚胎学之父，生物进化论是他的第一个思想来源。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有二十年代末西方的经济大萧条，那好象是一个资本主义全面溃退、社会主义在胜利凯歌中前进的时代。不要忘记李约瑟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国际环境、这样的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
第三、这是大家不太注意的一面，也就是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在上帝面前人人同样地卑微这种观念，在他心中是根深蒂固的。这里讲一个插曲，有一家热心的出版社想做李约瑟全集，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的同事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要说翻译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和书籍，做他的一般科学，做他的胚胎学，都是眼下之人力财力所不逮的；更成问题的是，他还有大量的著作是基督教方面的，关于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基督精神与社会平等，那些大量文字的版权根本不在李约瑟研究所和李约瑟生前担任过院长的冈维尔和凯斯学院手里，而在有关的教会人士那里。
（图片显示的是）李约瑟与他的一个最好朋友叫康拉德•诺尔（Conrad Noel）的，他们俩一起在英国的国教圣公会撒克斯特教堂做圣事，挚灯的就是李约瑟，旁边是撒克斯特主教诺尔。诺尔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还是称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更好。李约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所有弥撒，所有的圣事活动，都是在撒克斯特教堂来做的。诺尔这个人也参加社会活动，他在30年代领导当地的农业工人为争取社会权益进行斗争，所以他同李约瑟在感情上是息息相通的。诺尔经常教给农工唱的一支歌，实际上是一首古老的圣歌，歌中唱道：
“为了神圣的目的，吾主年复一年地忙碌。为了神圣的目的，他劳作无复黑夜黎明。晨曦已现，阴霾尽扫，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大地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能为主做些什么，增进人类的兄弟情谊？能为主做些什么，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灿烂的一刻必将来临。大地撒满主的光辉，如同大海充盈水滴。”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英国圣歌，因为这里面的最后一句话，后来被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地加以引用和引申。“大海充盈水滴”，原文是water in the sea, 李约瑟把人类文明的进程比喻成一个海纳百川的过程。在李约瑟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水流的比喻这个意思，研究者追根溯源，发现就出自诺尔的撒克斯特圣歌。李约瑟又在中国成语中找到了非常好的对应物，就是“朝宗于海”，或者“百川纳海”。在他的脑海里，不同的古代文明中都有可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传统，它们对近代科学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就像水滴形成溪流、溪流汇入大海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近代科学形成的真实图景，它不是像一般人，特别是像现在社会上一些自认为很有思想的中青年学者所鼓吹的那样——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科学仅仅是西方人的独角戏，只是偶尔有些阿拉伯人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出来串一下场，结论就是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专擅。李约瑟的观点不是这样的，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说：“中国有句古话，‘朝宗于海’，的确，完全可以认为，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象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汪洋大海。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各民族的贡献源源不断地注入，或者来自古希腊、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这个理念与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与他的朋友诺尔都有一定的关系。
我回过来讲李约瑟思想来源的第四点，同前一点有关，我把它称为“国际主义”，这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国际间的合作与相互支持如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而是一种源于基督教普适精神的东西，因此我加了引号。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学家和后来的传教士中，曾经对教化的对象有过一种争论，其核心是卑微的人或“野蛮人”是否可以同其他人一样感受到基督的召唤？在西方源于基督教的一种叫oecumenism的信念认为，福音是不分地域不分时间而可以普遍地传播的。李约瑟把这一思想推广到科学的认识论上，他认为科学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地区和国家，只要文明演化到一定程度，智慧就得到发展，那里的人们就一定会感悟到真理。换言之，科学是普适的，科学是世界的，是国际主义的。他在1955年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主席演讲中，一开始就批判了欧洲人对非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指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全人类普适的社会性事业，而不可能是欧洲人的种族科学。科学知识就如同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天下神器”，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任何民族的专擅。“一切人类，不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平等的。”
最后一个思想来源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道家思想。李约瑟自称道家，字丹耀，号十宿道人。
下面是李约瑟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发表的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论文或小册子，包括《唯物主义与宗教》（1929），《赞美马克思主义》（1932）、《基督教与社会革命》（1937）、《平等论者与英国革命》（1939）、《基督教与共产主义》（1939）等。我们说李约瑟之所以成为李约瑟，不光是因为他在30年代认识了几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是鲁桂珍，后来成为他的助手，最后成为他的妻子。这仅仅是一方面原因。要从他的青年时代追寻他的思想渊源，他在30年代就倾向社会主义。
我现在要讲李约瑟的政治信仰，这就不能不提到30年代在剑桥的一个叫“有形学院”的知识分子团体。大家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无形学院，英文Invisible College，也就是看不见的学院。这一名称最早指的是在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之前，罗伯特•波义耳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们组成的小团体。这是一群具有共同理想的科学家、博物学者和医生，他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怜悯众生的宗教感情，幻想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来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正如波义耳说的那样：“无形学院的成员尽力摒弃那些（对社会的）施以小恩小惠的做法，他们致力于一项如此宏伟的慈善事业，以使世间任何一事都满足普适的善并追求其与人的称号相配。他们如此深刻地了解人类对善的需要，所以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他们定期在不同的地点集会，进行讨论，由于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校园，没有围墙，当然也不收学费，所以叫看不见的学院。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人写了一本叫作《有形学院》（Visible College）的书，书中的主人公指的是30年代在剑桥大学工作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
30年代被某些人称为英国知识分子的“红色年代”，特别是在剑桥，一批左翼科学家的活动格外引人注意。这些人中的代表有遗传学家霍尔丹（J. B. S. Haldane）、生理学家霍本（L. Hogben）、数学家莱维（H. Levy）、物理学家贝尔纳（J. D. Bernal），还有就是当时还是一名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除了年龄相近和同在剑桥教书研究之外，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对社会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相信科学是一种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在政治上则同情英共或工党左翼。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知名教授，有些人的成就是准诺贝尔级的，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所以叫“有形学院”，这个词的背后有一个“科学进步”论的理念。
为什么说他们中间有些人的贡献是准诺贝尔级的呢？就拿“有形学院”的领袖贝尔纳来说吧，他的导师是以研究晶体衍射并提出X射线衍射布喇格公式的小布喇格（Lawrence Bragg）——由于同其父威廉•布喇格一道奠立了X射线晶体学的基础，1915年父子两人同获诺贝尔物理奖。贝尔纳在科学上的主要贡献也在这一方向上，他利用X射线的衍射来研究大分子的晶体结构，这一工作导致了后来生物学的革命，即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贝尔纳的学生直接参加了这场生物学革命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这个人物我下面再讲。所以说贝尔纳不仅是个物理学家，而且也是个分子生物学家，正是在他那个时代，原来互不搭界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其实分子生物学这个词早在一九二几年就被美国人提出来了，但真正的研究始于30－40年代，而以1953年克里克（F. H. C. Crick）和沃森（J. Watson）关于DNA模型的文章为这一学科诞生的标志。克里克和沃森是幸运儿，他们是在大量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并吸收同时的几个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后完成其DNA双螺旋模型的，所以1962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同时授给了三个人，另一人就是贝尔纳的学生威尔金斯（M. Wilkins）。
贝尔纳也研究生命起源，地壳运动、地质结构等等，但他最有名的工作还是在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方面，其代表作《科学的社会功能》被认为是科学学这门学问的开山之作，还有《历史上的科学》，我们都有中文译本。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有一小段提到“中国的科学”，作者写道：“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绕有趣味的。”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李约瑟问题”的一个标准提法。国内的科学史界、科学社会学界对贝尔纳这本书非常重视，但这一有助于说明李约瑟思想之来源的细节几乎被我们忽视了，最近我的同事王扬宗提出了这一段文字同李约瑟的关系问题。
（图片）这个人是霍尔丹，正在伦敦的特拉发加广场向公众演讲。他是一个遗传学家，同时又担任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主笔，也是科普作家，写过很好的科普著作，其著作解放前就被译介到中国来，当时将他的名字译为海登——这个名字对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十分陌生了，但许多老一辈的学者知道他。到了50年代，特别是李森科事件出现之后，他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后来退出英共，最后移居印度并死在那里。他在种族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上是非常有地位的人，后一方面的工作受到伦敦大学以皮尔逊（K. Pearson）为首的生物统计学派的影响。
（图片）这是生理学家霍本，是他用在皇家学会证件上的照片。另一位是数学家莱维，摄于他50年代访问苏联期间，这里他正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少先队夏令营里同小营员进行象棋比赛。所有这些“有形学院”的中坚分子都是皇家学会的会员，相当于我们的院士了。他们是波义耳理想的现代继承者，认为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对此持有很强烈的信念。
30年代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历史时期，对这一时期的思潮流变我自己很感兴趣。从大的国际形势来看，当时整个世界的政治处于一种激烈动荡和重新组合之中。由于1929年大萧条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心藏地区，特别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一些学术重镇，比方说剑桥吧，一些顶尖的知识分子、领头的科学家的思想向左翼靠拢，并对苏联的社会制度抱有好感。而在30年代的苏联，一方面大清洗已经开始；另一方面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瞩目成就：第聂伯水电站，顿涅茨煤铁生产基地，全俄电气化，集体农庄，斯达汉诺夫运动等等。从外面的世界来看，社会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与新制度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同西方经济的衰败和心理颓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一开始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并不了解大清洗的真象，少数敏锐的观察者如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访苏后有所觉察，他的《从苏联归来》还遭到西方左翼人士的围攻批判。这种优秀知识分子集体左倾的历史印记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比方说前两年有一本在英国被禁的小书《捉间谍的人》，作者本来是英国情治部门军情五局的一个官员，在书中揭露了很多当时监视和控制剑桥、伦敦等地左翼知识分子的内幕，因为这些地方有大批的这类人士，他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当局感到非常棘手，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中又不能以行政手段解除他们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任职。前不久在报纸上还读到英国当局对一个高龄女间谍予以宽恕的消息，这位年近九十的老太太当年就在剑桥的某个实验室工作，被指控向前苏联提供了军事机密。当记者问及她对当年的行为有何认识时，这位老太太并不表示忏悔，反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因为她认为自己不是为金钱所收买，而是为阻止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战争，从而为保卫人类的和平作出了贡献。以上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30年代西方政治和思想倾向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工人阶级和中下层人士却大批地倒向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之所以能上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看看文献片中纳粹党在慕尼黑集会的场面，那真是可怕，黑压压的人群那不是法本、克虏伯财团的资本家及其高级雇员，那主要是工人和市民。知识分子向左，工人向右，历史就是这样吊诡。
（图片显示的是）贝尔纳在剑桥的学生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做的一个实验。实验什么呢？西班牙内战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场，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那里角逐，法西斯主义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试探的信号，向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也向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挑衅，看你怎样应对。当时发生了一个事件，一颗燃烧弹把共和派控制的一个普通住宅区的四层大楼毁掉了，但是佛朗哥分子那边说这是共和派造谣，因为一颗燃烧弹不可能炸毁一座四层楼的楼房。这些剑桥的青年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是支持共和国的了，在这里做什么实验呢？原来他们要用模拟的燃烧实验，证明一颗燃烧弹是怎么先引起燃烧，燃烧怎样引起了建筑材料的熔化，然后在重力的作用下导致整个楼房倒塌的。这与“9.11”之后我们所读到的一份关于纽约世贸大厦倒塌原因的分析非常相似。做实验的年轻人是贝尔纳的学生，中间这位就是威尔金斯，1962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之一。这张图片和它背后的故事很有意思——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我把它看作贝尔纳主义实践的一个珍贵图解。
什么是贝尔纳主义呢？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主义在其发展早期，对于导向社会公正和福利的科学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其后将成为阻碍的因素。这一观点被称为贝尔纳强名题。二次大战以后，他把这个命题弱化或者说予以修正，他相信通过社会组织和国际合作可以克服阻碍因素，宣称政府对计划的说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公众的承诺，以及充分的国际合作等，将是导致一个更好和更民主的科学的前提。这种信念深深地影响了西方战后一批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大战结束的当年1945年成立的，一开始只蕴酿成立一个关于教育和文化的国际组织。教科文组织的首任秘书长是朱丽安•赫胥黎（J. Huxley），他的祖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老赫胥黎，也就是《天演论》的作者。这个小赫胥黎被称为科学的公仆，他是贝尔纳主义的信徒和伟大实践者。他的终身信念是用自己的知识为人类服务。他们这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决定在巴黎建立一个组织，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一计划不感兴趣，直到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部还是在巴黎，那就是贝尔纳主义影响的产物。在他们准备成立联合国教育和文化组织时，李约瑟还在中国，即将结束中英合作馆负责人的使命回国。他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小赫胥黎，建议在计划中的机构UNECO上增加一个S，就成了现在的UNESCO，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代表“科学”的S是李约瑟建议加上去的，他自己后来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第一任主任。李约瑟之所以成为李约瑟，是因为他是一个世界型的学者。我们要想了解李约瑟，不能仅仅从中国科学、从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阐发这一角度去看他；这样看李约瑟我们只会看到一个单向度的人，而缺乏立体感。所以我说要想理解李约瑟，想必须站在世界的立场来看他；而要想看清世界的李约瑟，就必须了解李约瑟的世界，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图片）这是李约瑟刚刚去世的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名人传记系列之一，名字叫《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Renaissance，这是一个需要并确实产生巨人的时代，这是恩格斯的名言。到18世纪以后，世界已经不可能再产生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了。李约瑟能得到这样高的荣誉，被称为20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那是非常高的评价。这个评价不是出自中国，而是出自联合国官方正式授权编写出版的传记。
下面我要转到第四部分，谈谈李约瑟同中国的关系或者说李约瑟的“中国情节”。李约瑟是1942年到中国来的，其实他从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就开始考虑这件事。从1938年起，他就一直给英国各个政府部门，还有科学部门的首脑写信，希望到中国来工作，他建议英国政府重视同东方一个最重要的反法西斯盟友的合作。（这张相片）是穿着国民党军装的李约瑟，（那边）是他作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长时的留影。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徽，上面是一个天平，这里好像是一颗星，这是李约瑟自己设计的。下一张是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图片。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2年就来到中国，开始组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在中国抗日斗争的大后方，在重庆、贵州同中国知识界有很多交往。他帮助中国的科学家获得器材与资讯，又向外宣传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图片）是他当时出的书——《科学前哨》、《中国科学》，是介绍中国科学家与他们的科学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他在生前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4），并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3）、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奖（1995）。
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他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大概是第13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我记得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18个分册，每一分册前面都有一个献辞。我们来看《火药的史诗》这一分册，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
下面是演讲的第五部分，这里我想谈一点个人同李约瑟博士的小接触。有些人写文章，题目叫《我与李约瑟》，我看到过几篇这样的文字，有台湾学者写的，也有大陆学者写的；我可不敢用这样的标题。我想跟随李约瑟多年的何丙郁教授、黄兴宗博士有资格写这样的书或文章，其他人可能没法写，写了也是文化垃圾。有些人只见过李约瑟那么一两面，特别是在他的暮年，用老博士作道具照张相片，再把相片拿出来给哪家报纸杂志一投，然后吹嘘“我与李约瑟”怎么怎么样，那太不严肃了。有的作者可能连简单的英语都说不通，但前些年我们确实看到不少类似的东西发表出来。今年夏天霍金（S. Hawking）来华，我们又看到有人将自己同霍金的合影拿出来，甚至做成街头广告，霍金那歪着头的样子让人看着实在心痛，不知道做广告的人居心何在。在我看来，李约瑟他是高山仰止，但是我确实同晚年的李约瑟有一些个人的接触。如今伟人已逝，想想值得回味。
应该是1984年，李约瑟来中国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友谊宾馆。当时卢嘉锡任院长，具体操办的是席泽宗院士（当时还没有院士一说，席先生时任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李约瑟在会议期间提出，怎么见到的都是老头子和老太太，没有年轻人？他希望有一天晚餐前专门同年轻人见面。那真是万分荣幸，席泽宗先生点将，就把我和另外一位还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作为中国科学史界年轻一代的代表，参加同李约瑟博士的座谈。那是第一次面对面地同李约瑟见面，但是也谈不到什么交流，我想他也不会记住参加座谈会的小字辈的姓名。后来又有过几次瞻仰老博士的机会，有在中国的，也有在国外的，但是真正谈得上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的机会是在1992年。
那一年李约瑟已经九十二岁了，我得到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的资助到剑桥作访问学者。当时魯桂珍刚刚去世几个月，李约瑟的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每个工作日还要坚持来所，这是他特殊的生活方式，不可改变。一般来说，每天十点来钟，有一位剑桥大学的男性研究生过来，用轮椅将患帕金森氏病的李约瑟从对面居住的小楼搬到研究所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李约瑟身材高大体态雄伟，一般的人搞不好这桩事，到四点钟再由此人原路送回，当然由研究所付酬，法律规定一小时最低酬劳17镑。李约瑟来所后，通常由秘书和一位塞尔维亚裔的女研究生帮助他处理来信或旧稿，每周参加一次关于中国科学或医学的讨论班，一般情况所里的人和访问学者都不惊动他，连路过他的办公室时都把脚步放得轻轻的，当然更不会在下班后到对面的小楼去打扰他。
一个突发事故改变了这一情况。当时在对面小楼里担任管家的，是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年轻女士，此人没有任何学术背景，同研究所秘书及其他学者的关系有点紧张，研究所方面对此也有些担心。记得是在三月里的一个周末，这位管家同她的男友拉着老先生到威尔士去玩，旅途中管家摔断了胳膊，一时李约瑟的饮食起居成了所里的大问题。我当时没有西方生活的经验，对英国式的那些规矩也没有多少了解，看到研究所的秘书为今晚谁来烧饭、谁来服伺上床等琐碎小事伤透脑筋，就自告奋勇愿意照顾李约瑟下班后的生活。如果在今天，我可能不会干这样的“傻事”了，我在家里都很少下厨，同时我也一点没想到英国人做份外的事情是要按“最低标准”付酬的。就在数年前，我的导师严敦杰先生在广州开会期间突然中风，无法返回北京治疗，我和师兄王渝生两个人飞到广州医院守护，数月来白天黑夜就我们两个轮班倒，直到先生勉强可以乘机返京。哪里有什么报酬，就是觉得回报老师天经地义。当然今天我们不能这样要求学生了，事情都在变化。不管怎样，我坚持为李约瑟做义工，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应尽的义务，算是代表中国人对他的一点小小回报吧。后来北师大来的访问学者刘洁民先生也加入进来，帮助研究所克服了困难，我也因此有了近距离观察这位伟人的机会。
饮食起居的琐事我就不讲了，这里我介绍一个同演讲题目有关的事情。当年正是英国的大选年，保守党在台上已经风光多年，由于党内的派系争斗，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复苏经济的光环正在逐渐消去，工党则打出了It’s time for change, it’s time for Labour（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这是一个工党的时代）的竞选口号。李约瑟在他的小楼上就挂出了这个标语，表明他支持工党的立场。在李约瑟家里，我也见到了他接待剑桥地区的工党候选人，那是一位大学的女教授。到了公布大选结果的那一晚，李约瑟从饭后就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各地的选况。一直到大伦敦地区的结果出来之前，一切进展都让老博士感到满意，例如我们一起看到剑桥的那位女教授当选，又一起目睹保守党魁彭定康在巴斯选区落败的场面——这个人是后来出任香港末代总督时才被多数中国人认识的，他是保守党内最有才干和经验的一位政治家。每一次有好消息传来，李约瑟都会高兴地说Labour must win（工党必胜）。大伦敦的选票统计结果是午夜过后才出来的，它使情况发生了大逆转，那一次还是保守党赢了。搀扶老博士回卧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分担着他的一份忧伤。虽然按照我在国内受过的教育，无论哪一党当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都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但那一晚自己好象成了青年李约瑟所寄望的那个政治理想的拥护者，尽管我一直是个无党派人士。这近身的观察使我对李约瑟自青年时代就开始确立的社会理想和他的追求多了一点感性认识。
最后我想就李约瑟的现代意义谈一点感想。首先我想先从“李约瑟问题”出发介绍一点自己最近的思考。李约瑟工作的现代意义，在于他在处理人类文明演进史时，以中国为例阐述了非西方传统的贡献，从文化多样性和科学普适性的高度对长期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对于李约瑟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但有助于学人理解中国科学技术传统的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认识。现在我们研究所从事的一项工作，说大了是一个学术范式的转变，就是希望将过去对中国传统科学的那种考证式研究的传统，转换到中国科学院的创新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上来。我们想借此吸引一部分年轻人，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还是一个空白，它将有助于我们领悟科学的本质和特性，以及思考人类认知能力是否存在内在统一性和文明多样性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科学和技术有一种健全的认识。
下面我要直接地切入到科学革命这个话题。今天的科学史家，大多数将“李约瑟问题”看作是一个与科学革命有关的命题，后者乃是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科院领导曾表示希望，我们研究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考证的成果，还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提出些战略性的思考。政策局的领导也多次向我们提醒，做历史和战略研究的学者不妨考虑一下——20世纪在物理学和生命科学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科学革命，21世纪是否会出现新的科学革命？如果有的话，我们科学界、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如何应对？对此我想就李约瑟的话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记得李约瑟表达过一个意见，大意是说未来的科学革命——如果发生的话，将绝不是牛顿式，而是普朗克和海森堡式的。我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将来主导科学发展的世界观、科学观，不会是那种机械论的，而是一种注重整体、注重辩证关系的思维模式。李约瑟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机自然观是非常崇尚的。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还不知道直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些科学成就，比如说像协同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复杂性科学等，这些比较新鲜的科学分支还没有诞生。如果他看到这些成果，我想会更加增强他的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未来的科学革命，会在一种整体论的有机自然观的基础上产生，或者至少同这样一种信念有关。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是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 Dyson）在90年代的演讲集。他也提到科学革命，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科学革命：一种是由观念所驱动的，一种是由工具所驱动的。观念驱动的革命的功效，在于用新的方法解释旧的事物；反观工具驱动的革命，其功效在于发现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新事物。我们讲的科学革命，一般来说是指17世纪在西欧发生，由哥白尼开始，经过开普勒、伽利略，直到牛顿所完成的这样一场天文学、物理学上的革命。后来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 Kuhn）写了《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把科学革命的概念系统化理论化了。由于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所以大家都相信库恩的话，科学革命就是一个观念革命。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刚刚过去的20世纪，从1905年开始，从相对论——相对论主要是爱因斯坦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到量子力学，20－30年代发生在物理学领域的，主要是一种观念驱动的革命。所以科学史家也好，科学哲学家也好，一讲起科学革命，就认为是一种新的范式来突破旧的范式，对旧的范式的颠覆是由观念所引起的；但是很少注意到，像戴森所提出的那种由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工具所驱动的革命容易被人忽视，以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来说吧，一开始克里克和沃森他们可能是从纯理论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绝对离不开在他们之前和同时的一些实验结果，而这些结果的可信度又有赖于实验工具的不断完善和改进。这样一条研究路线可以直溯到布喇格父子和贝尔纳，他们一脉相传地利用X射线的衍射来研究晶体结构。最后发表论文的是沃森和克拉克，实际上英国的威尔金斯和弗兰克林（R. Franklin）、美国的鲍林（L. C. Paulin）的实验结果都很关键。关于这段历史，科学史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多人确实被库恩所误导了。一讲科学革命，就是观念驱动革命，很少人讲到工具驱动的革命；但是我们现在看20世纪在生命科学领域发生的革命，几乎可以说主要是由工具驱动的。我们再向前展望21世纪，将要出现、或有可能引起根本性变革的领域，像信息、能源、材料、还有生物工程等，其变革都可能由新工具的诞生而引起。
现在回到李约瑟这个话题。要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传统与西方的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大家都承认中国的技术发明曾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如果说真的存在着一种由工具所驱动的科学革命的话，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有些得益于文化传统的优势呢？这与刚才那个从哲学传统出发的思考是一致的。当然这只说明有机会，最起码不必垂头丧气，不必妄自菲薄。在21世纪科学革命大潮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做“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还是跟在大潮后面随波逐流呢？这是我们科学家、科学史家、科技政策工作者们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在结束演讲之前，我想以李约瑟的一句话作为结语。70年代在蒙特利尔的一篇演讲中他说道：“假如我能长生不老，并能列席到世界大同后的科学应用委员会之中，我非常希望中国人也能加入其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唯一法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要认识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段话翻译的可能不太好，此外我认为，东方的伦理也不能作为针对当代社会问题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过李约瑟话中包含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唯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一切价值观念之上的思想是不对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关心的科技伦理问题。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语境中，一提唯科学主义就会被人扣上“反科学”的帽子；依我看来，掌握了具体的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能够运用科学方法，更不等同于具有科学精神。历史上确实有过一些科学家，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知识是一流的，但是其所作所为却与科学精神大相庭径。科学精神的核心是理性批判主义。即使对某些科学权威的意见也不应该盲从，例如克隆人、利用核爆炸改变自然环境等。如果一个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的主张可能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子孙后代的福祉造成负面影响的话，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警惕，就如同警惕那些歪理邪说一样。限于时间我就不再展开了。
谢谢大家！
此文将刊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演讲录》第四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请完整引用文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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