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港台、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

港台、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
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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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 ）
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一篇 <<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字字掷地有声。袁教授勇敢之处不单是他不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束缚，他更凭藉理性的思考和严谨的考证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潮中作中流砥柱。袁教授认为列强火烧圆明园事件不是无可避免，那是朝庭和民间的非理性激进力量互相激汤带来的悲剧。当国力衰弱，朝野的违约、仇外和其他有悖文明的义和团式举措只会挑动更多外交矛盾，最终引火自焚。
这种论调不单不容于我们习惯了的历史观，可能不少读者一样认同袁教授是「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和「伤害人民的民族感情」。但学人弥足珍贵处是沉思的脑袋，除了真理以外，不向权力或者群众折腰。要否定袁伟时的论断，不能诉诸政治需要、亦不能诉诸民族感情，只能以史论史，以理论政。这种理性的对话不单关乎这个或那个历史片段，更应涵盖当前国家的外交战略、对台港澳方针、对内的政治、社会、经济政策，方能令国民与政府共同思考中国发展之道。这样理性的对话亦不单是大陆迫切需要，两岸三地以至西方社会，如果要实践更深刻的民主理念，而非陶醉于民粹主义鼓动下的民意和选票，便应促进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思辩过程(deliberation)。而这种理性对话必须透过创造一个平等开放、真诚说理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来予以保护。现在大陆言论空间万马齐□，台湾舆论蓝绿分明，香港不少传媒却在资本与政治压力下止步于资讯娱乐，或者归边对垒，鲜有能发挥公共领域的作用。最近政府对公营广播进行检讨，难免触发疑虑。
禁制言论，往往是怕引起思想混乱，随而触发政治动汤。但禁绝多元开放的言论空间，换来的竟是一元威权下的盲目崇拜，是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汤，可见言论空间与社会动员的关系相当诡异。社会学研究集体行为 (如骚乱)和社会运动的理论对此问题探究不深，因为这些理论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下孕育出来，都假设了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细心分析，不同阶段的理论其实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还是有不同的理解，而传媒在不同社会结构下亦会对社会动员发挥着不同作用。
早年学者视骚乱等集体行为的本质是非理性的，人在群众中会迷失自己，将抑压久远的情绪尽情发泄。这套理论背后其实有一套社会结构的假设，那便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y)理论。这理论指出现代人从传统社区释放出来以后，变得孤立无援或所谓「原子化」(atomization)。在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下，一些边沿化的人们便容易被社会精英从上而下地动员，卷入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这套理论出台时，电子传媒如电台开始大行其道，可以预见大众传媒对于大众社会的动员威力。
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涌现的工人和其他平权运动所呈现的组织性和持续性，令学者理解到社会运动参与者可以是来自主流社会(如高教育和专业背景)，他们往往有参与民间组织，而且小心理性地运用资源，计划行动。这套理论背后的社会图象是一个多元主义社会，利益团体以不同方式争取自身利益或倡议社会改革，今天我们会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去形容这种社会结构。其后当有更多以身分和价值信念 (而非单纯的局部利益)的「新社会运动」(如人权、环保、妇女、同志运动等)出现后，社会运动更着重如何透过媒体去塑造有利于运动的公共论述。在此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是大型的社会骚乱，反而是有组织性的社会行动，而传媒往往被视为组织动员的手段。
近十年来学界对公民社会理论兴趣日浓，但亦发现西方社会人民参与公民社会组织呈下降趋势。在「社会资本」减少的同时，投票率亦在下降，似乎反映人民对公共事务日趋淡薄。但事实证明公民社会的成员基础即使没有扩大，人们仍然会投入大型的社会动员当中。以香港七一游行为例，只有极小数人是跟随组织上街，大多数上街市民甚至认为民运没有强领袖，可见公民社会理论的不足。但上街的人亦只有极小数只身参与游行，可见大众社会理论的偏颇。陈韬文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最大的参加者是联同亲友一同上街，而最影响他们上街的决定，除了朋友、同事外，便是传媒。人际网络在社会动员的角色开始受到学界注意，有学者将这种动员方式称为「微观动员」 (micro-mobilization) 或「关系取向」(relational approach)。其实公民社会组织在这种动员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他们要透过传媒争夺公共议题，塑造公共论述。而人民透过传媒接收讯息后，会在社会网络中进行消化和动员。必须注意的是互联网正加速这种流通、消化和动员的过程。因为我们进入了「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社会动员的复杂性。
香港公民社会在过去十多年来或者有更多政治参与，但其群众基础并无显著的扩大。作为一个网络社会，香港的社会动员深受传媒的影响。香港社会运动会走向蓬勃或是衰落;是理性或盲动;是促进民主、公义或是加剧矛盾、分化，在乎于我们如何建构一个免于资本和政治压力的公共领域，让市民和政府可以事论事、以理论政。而当我们检讨港台和共营广播的角色时，更应慎重思考其对促进公民社会和公论形成的重要角色。消灭了一个理性思辩的平台，也许会带给政府更大的政治冲激。
来源:和讯博客     来源时间：2006-02-16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6-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