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公民社会守望者的尴尬~~

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公民社会守望者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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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知识文化的商品化导致人文精神失落以及传统道德式微，学界由是爆发“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潮，并从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但它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并极力强调知识分子为超阶级的、代表社会良知的、理所当然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
因此，对于中国人而言，“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抛出这一概念的学者将“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
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
西方学界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就不断有人预言知识分子的衰落，甚至试图直接证明废除知识分子概念的必要性。从福柯到罗素·杰可比（Russell Jacoby）、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诸如“最后”（last）、“终结”（end）、“死亡”（death）之类词语不断被用来意指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
那么，西方学者是如何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呢？理查德·波斯纳曾这样描述：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接近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
这一表述显然未揭示出公共知识分子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根本。因为有自己的专业领域而关心自身之外事务的人早已存在，而公共知识分子显然是出现较晚的族类。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公共领域的主要方式是说话，它作为一个族类产生的最低前提是言论自由。在言论自由没有保障的前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只能偶然地存在，根本成不了专门的族类。
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民主体系和自由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公共知识分子的数量急剧增加。也就是说，当建构全球民主体系成为世界性目标、公民社会逐渐替代专权体制之时，公共知识分子思潮方能得以延续。
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
那么，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又有哪些特点呢？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的共同特点不在利益，而在他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则使本来来自不同阶层的人超越了本阶级的利益，从而也超越了本阶级的局限，成为不依附于任何阶级利益的漂浮群体。
而在巴勒斯坦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看来，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难堪，与社会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据此，有的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要重新唤起自觉意识，对体制化的学术要冲决或反抗，争取独立于国家体制和知识体制，摆脱集团利益束缚和市场操控，确立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批判立场。
中国有些当代学者则认为，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当然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这些学者或文化人对社会公共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自身专业成就，而是对公众关心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提出“惊人”的见解或采取超常的行动。其次，他们往往标榜以中立态度或公正的立场出现，宣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心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出于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身具有的社会良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众利益，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无关。其三，有的公共知识分子以意见领袖和社会牛虻自居，扬言要挑战一切传统与权威。
由此可见，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思潮，高举的是知识分子独立性和批判性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群体，并积极融合于公共生活。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机遇与阻碍
在西方国度，由于他们很早就建立了“公民社会”，知识分子参加公共生活、介入公共事物的历史比较久远；而在中国，最早的一批被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当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但由于专制社会的扼杀，中国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终究只能在狭小的公共空间里生存。
五四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仍无从摆脱这样一种困境。他们无法不依附特定的阶级和群体以求生存和发展，换言之，他们无法独立自主，不能自由地变换立场，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存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更遭遇了历史性的浩劫，许多人至今心有余悸，将其称之为知识分子集体消亡的时代。
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卷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获取和认同这种思想观点为时尚，还有人并不满足于在理论上介绍和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而试图将这一理论介入现实之中。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知识分子在受其冲击的过程中似乎并未立刻认识到正在到来的公民社会的意义。如同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似，由于市场经济所造成了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欲望化、平面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将其视为“异己”，并大力加以批判，而未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给予肯定性评价。
近年来，网络社区文化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意味着人们已能够部分超越意识形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利资源，也不受利益关系的直接支配，因而可以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相对自由的话语平台。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在中国其实一直都受到来自“正统”知识分子的排斥，因为它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力图标榜中立，但事实上，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属于一种立场、一个群体和一个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行，并不是全部被视为有利于民族或国家“公共生活”的“振兴”。更何况，他们的观点往往又与“正统”发生激烈摩擦，因此，不难预见，尽管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仍有诸多契机，但在这一思潮泛滥的同时，必将会遭遇更多来自外界（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干扰和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