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叫人舍不得死”——追忆戈革先生

“真叫人舍不得死”——追忆戈革先生
田 松
有一次与杨虚杰拜访戈革先生，他老人家谈得兴起，便拉出抽屉，逐一展示他珍藏的玉石，一一讲解其中的来历、年代、品质……，全不顾对牛弹琴。只记得最后，戈革先生用了一个典故，说：“看到这些东西，真是叫人舍不得死。”舍不得三字，妙极。
2007年12月29日，舍不得的戈老先生去了。
戈革先生是我们这个行当中的怪人、趣人，勤奋高产，刚愎孤傲。不久前，江晓原兄有《多情才子竟西行》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才子一名用于戈革先生，名副其实。戈革先生爱好颇多，凡书画、篆刻、诗词、古玩等旧时文人的标志性本领，戈革先生无不玩得娴熟。他自己也颇为自得，戏称可以在三个方面带研究生，即量子物理学史、篆刻学和金庸小说研究。
戈革先生酷爱金庸，曾经为金庸小说的全部人名制作印章，共几千枚，满满的一大桌子。还写了一部《挑灯看剑话金庸》，这本来应该是大陆第一部论述金庸的著作，却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实在有些奇怪。我也曾为此书找过几家出版社，也都无疾而终。直到去年，经南方周末刘晓磊牵线，中华书局接受了此书，在戈革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还遇到了此书的责任编辑，言书即将出版，这让人欣慰，也让人遗憾。
戈革先生对于初识者总是非常盛情，也非常相信。曾有一位台湾出版社与戈革来往密切，拿去了话金庸书稿，也拿去了那一大桌子印章，出版之事后来也不了了之，而印章则无从追回了。戈革先生懊悔不已，我也懊悔不已——我曾有机会保存其中一两枚的。
我在最初与戈革先生交往的时候，曾帮他做了一点儿小事。他在丹麦时，复制了一些有关玻尔的影像资料。先生认为资料珍贵，希望复制成光盘，便于保存。这种现已十分普遍的服务十年前还很罕见。我恰好有一位陈年老友在做电子公司，手里有这种设备，就免费为他老人家刻录了两份。戈革先生过意不去，拿了几幅装裱之后的画作，委托我送给朋友。现在我很遗憾当初没有给自己留下一幅。当时，戈革先生也曾主动要为我奏刀治印，我自觉微功，不敢受此重禄，没有接下话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是失礼。
戈革先生一生著译颇多，学长熊伟在回忆文章中提到，戈革有“保心秘诀”：“每天四点半起床，洗漱后即伏案工作，然后吃早饭，然后接着干，午饭后睡一觉，至下午两点，又接着干，至下午七点左右吃晚饭。晚饭后一般不再工作，看看电视，便睡觉。”（见《熊伟谈戈革》）终戈革先生一生，其最宏大的工作是翻译《玻尔集》。《玻尔集》共十二卷，包括玻尔的物理学论文、对于物质本性的讨论、以及书信往来等等，用时尚的说法，乃是一个硕大的工程。戈革先生自认为是全世界读过玻尔文章最多的人。因为《玻尔集》由多人编撰，即使总编也未必逐一阅读。而戈革先生是唯一的中文译者，自然每一篇都要精读。中译本也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译本，戈革先生自豪地声称，他一个人领先了日俄两个翻译大国。
最后一次见戈革先生，是在他老人家的遗体告别仪式上。2008年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天很冷，冷冷清清。来的大多是些老人，没有我熟悉的面孔。戈革先生孤傲寂寥，身后亦然。
告别仪式是在昌平的一个殡仪馆里举行的，草率得有些荒谬。没有亲友致辞，没有学界同行致辞，也没有戈革先生生前为之工作一生的单位领导的盖棺论定。连司仪都是殡仪馆的专职主持。主持人声音洪亮，声称要弘扬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铿锵有力地宣读了戈革先生的生平，指挥大家三鞠躬，然后，请大家次第告别遗体，并强调领导先行。并有现场乐队，穿着不伦不类的制服，爱乐奏得七腔八调。戈革先生的身体深没在棺木之中，我随着队伍鱼贯而过，在深深一躬的同时，似乎看见了戈革先生惯常的表情，双唇紧闭，一脸严肃与不屑。倘若先生还有力气，一定会忍不住坐起来，嘲讽仪式的安排以及主持人的言辞。
戈革先生的一生有太多的不如意。事业人生都不能如己所愿。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时代的大悲剧面前，一个个人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戈革先生本来想成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阴错阳差，在牛棚里成了翻译家。晓原兄根据戈革先生的诗词考证，他的个人姻缘也颇有坎坷，有情人未能终成。而对于这些，戈革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看开看透，言语之间，字行之间，常常郁积着愤懑与不平。我与戈革先生相识相交，算来已有十年。这个数字让我蓦然惊悚时间之飞逝。十年来，每每拜见戈革，总是要听他发些牢骚。
戈革孤独，但并非热爱孤独。我想，他是希望自己受到关注的。对于很多名声颇盛的学者，他很不以为然，不平之心尤盛。戈革先生有些经典牢骚，我听过多次。比如，“1985年，丹麦举行玻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中国派了一个代表团，没有我，因为教育部完全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中国独立翻译与研究玻尔。”（见“戈革自述”）2005年是中国科学史界尤其是物理学史界的一个热闹年份。那一年是国际物理年，也被定义为爱因斯坦年——因为是爱因斯坦发表包括狭义相对论在内的五篇论文的100周年（学界称之为爱因斯坦奇迹年），但是在戈革看来，那一年还是玻尔诞辰100周年，同时，那一年中国科技史学会还承办了国际科学史大会，外籍代表上千人。如此热闹，似乎没有哪个活动邀请了戈革先生。作为晚辈，我虽然觉得他老人家的牢骚很有道理，但是也无可奈何。
若真的离开了江湖，自然不必过问江湖是非。老先生其实想在江湖玩的，但江湖似乎不愿意带他玩。其实，江湖之大，总是有人喜欢他，崇敬他。只是他老人家不肯与时俱进，一心让江湖遵守他的规则，江湖也就只好远离他了。
话剧《哥本哈根》在中国的上演引出了戈革先生很多牢骚。这出戏讲述了二战期间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一次私密会见。这次会见是物理学史上的一个谜，因为事后不久，两个人的关系就迅速疏远，而对于会谈内容，双方都绝口不提。话剧平行表述了这个事件的各种可能性，并借此讨论了科学伦理，科学与人类未来等的重大话题。这出戏的剧本曾先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了中译，译者就是戈革先生。戈革先生当然认为自己对此事此戏都有发言权。但是演出并没有使用戈革先生的译本，这让老先生颇觉不快，他不相信别人能够译好。后来，他看到了剧照，发现玻尔竟然有胡子，怒不可遏，不仅以专文予以批驳、嘲讽。以至于“后来有两个单位邀请我去讨论该剧，我都拒绝了，中国人已经给他留了胡子，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见《戈革自述》）既然是话剧，自然不必拘泥史事，也无妨借题发挥。但是这些道理在戈革那里全通不过，他只认定导演不学无术，糟蹋玻尔。
“不学无术”之类的判词常常可以见诸先生笔端。晓原兄的文章中，还引了熊伟的话说：“戈革先生最恨人家没学问。”老先生与编辑之间常常也会发生纠纷，从先生看来，自然是编辑们无知妄为——对于这个牢骚，我是颇为理解的。很多编辑喜欢越过自己的责权，为作者操刀，乃至于有一段时间，我曾在我投稿文章的页眉处加上这样几个字，“士可杀不可辱，稿可以枪毙，不可以乱改。”当然，对于编辑的某些特殊的苦衷，我是能够理解的，也能够接受这类的改动。但是戈革先生不能理解，一来二去，有些“不学无术”的编辑只好退避三舍。一位编辑朋友还曾专门和我讨论应该如何与戈老先生相处。我提供的对策大致如下：对老先生要充分尊重，尽量遵守旧时的礼节，尤其要尊重他老的文字，如果有改动，尽可能事先打个电话，请求谅解——事实上，只要耐心解释一会儿，他总是可以“谅解”的。而若是先斩后奏，那几乎是不能原谅的。曾有一位记者采访戈革，未及核实便匆匆发稿，留下几处硬伤，令他老人家大为光火。有好几次我去他家，他都会声讨这位记者。他说：“我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犯这种错误，这简直是丢我的脸，丢中国人的脸。”
另有一次，戈老先生发了一个超级可爱的牢骚。有一两年《科学时报》“读书周刊”为他开设了一个专栏，老先生有了一个窗口，得以从容道古，我想他应该是满意的。应该说，这个专栏与戈革先生的合作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那一次，戈革先生拿着报纸，说：“这个人的文章也是连载，他的字数为什么可以比我长？为什么他的文章总排在我的文章上面？”在老先生看来，那个人的学问不如他，文章不如他好，所写的内容也不如他重要，于是他老人家心中不快，又谴责编辑没有学问。不过，即使从我的角度看，这种排版也是最好的排法。事后，我曾建议编辑，尽量不要把两位先生排在一块版上，多少会好一点儿吧。
其实，我是挺爱听戈革先生发发牢骚的。一来，他的牢骚确有些道理，二来，他的牢骚发得有趣，三来，牢骚之余，听老先生谈古道今，从物理到文史，洋洋洒洒，获益甚多。我最初与先生交往时，总是担心会浪费他的时间，耽误他的工作，不敢轻易打扰，也不敢久留。后来发现，其实戈革先生也是很愿意有人聊聊，有人发发牢骚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尽可能抽空拜会他老人家，并尽可能带一位女士同行。我想，面对年轻的女士，他老人家的牢骚会更加可爱，也会避免我们两个钻进死角而彼此尴尬。果然，每一次，戈革先生都讲得意气风发，同行的女生也觉得新鲜有趣。有一位郭三小姐还写了一篇介绍戈革先生，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不过，戈革先生事后对我说：“我觉得她写得不是我。”这也是戈革先生的一贯风格。对于我写的《现代学者，古式文人》，戈革先生同样不以为然。
得知戈革先生去世的消息之后，郭三小姐给我回复短信，说：“啊，真是，这样的老人就是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国家也没有保护他们的措施。他们离开甚至没有很多人感到遗憾和惋惜，现在的电视节目在怀念死了的明星。”就在我参加他遗体告别仪式的当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了孙道临的葬礼，各种各样的纪念讲话。这些哀荣与戈革先生无缘。
张中行云：“才情如骏马，要有驰骋的场地。”以戈革先生之大才，本该有更大的场地供他驰骋。只是水清无鱼，人不能容世，世也不能容人。
戈革先生的去世又让我想起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那段关于死亡的讨论，张无忌和小昭困在光明顶地下的秘道中，走投无路，小昭便坐下来，为张公子吟唱小曲，颇有悬崖玫瑰之心怀。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张无忌听到“吉藏凶，凶藏吉”这六字，心想我一生遭际，果真如此，又听她歌声娇柔清亮，圆转自如，满腹烦忧登时大减。
为了这篇文章，我重新翻出这一段，“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宜”，这几个字以前未曾注意，此时看，觉得冥冥中有天意在焉。戈革先生深知物理，却看不透世情，一生不能适意。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种学问与文章，我在不惑之前也不屑于做，不齿于学，而他老人家，直到晚年仍然不屑不齿。
又听她继续唱道：“富贵哪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张无忌想着“天地尚无完体”这一句，顺着她的调儿哼了下来。……小昭道：“好，我再唱一段。”左手的五根手指在石上轻轻按捺，唱了起来：“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那一日总是逃不掉的。即使舍不得，也难免有那一日。每一次读到一段，总是要生出很多关于生死的感慨。我曾为《话金庸》找过几个出版社，存有此书的复印件，我很想找出来，看看戈革先生对此是否有何评论。翻腾了好半天，只找到了他老的金庸人物印谱——当然，也是复印件。连忙翻出小昭，出乎我的意外，戈革先生并没有赋予小昭一个清秀的形象，倒是有些阳刚之气。
晓原兄在文章中说到，戈老先生品评金庸女性，竟然最爱康敏——《天龙八部》中设计毒害萧峰的马夫人。诗人清平则最喜欢小昭，并为之赋诗，其中有这样当初句子：“小昭，小昭，你还梳着乌亮的丫髻吗，那首小曲，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唱起来还是从前的调子吗？”
生则有欲，生则有死。所谓人生，不过人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填充的一个个事件，是人在“相空间”中留下的痕迹。有的人一生追逐金钱，赚来的钱够自己几辈子用的；有的人喜欢权势，耗尽心力，想做更大的官儿。戈革先生则一生固守其学问之道，令人钦佩。我常常想，戈革先生本该让自己生活得更快乐一些，更洒脱一些，就算有很多不如意，也不妨接受现实，“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但是命运赋予了他这样的才华，也赋予了他这样的个性。真叫人无可奈何。
我最后一次拜会戈革先生是2006年10月10日。我因为将去美国一年，行前一一拜会了几位师长。也特意拜访了戈革先生，并送去了一小笔编审费，作为他为我审阅《宇宙逍遥》前几章的报酬。《宇宙逍遥》是美国物理学家惠勒的一部文集，其中涉及诸多有趣的哲学问题，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资料之一。而我选择研究惠勒，戈革先生从一开始就大加鼓励，并马上就从书架上拿出这部At Home in the Universe，借给我复印。这个中文书名也是出自戈革先生的建议。他老还说起有人把书名译成在“宇宙中的家”，并顺便地嘲讽了一通。虽然文章都已经读过，我在翻译时还是遇到了很多艰难的问题，便建议责任编辑范春萍女士请戈革先生做校译。戈革先生最初也答应下来，但是看过我的前几章译稿后，马上推辞了。按照戈革先生的说法，我这本书翻译得没有一个地方是对的。所以只能重译。我本来只想请戈革先生在英文和物理专业方面给我把关。至于翻译理念、对于中文的理解，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各守其道，不必强求一致。但是在他老人家看来，我们之间只有对错之分，不可能多元共存。戈先生急流勇退，我也便顺水推舟。否则，在我做主译的情况下与先生合作，一定会断送我们的友谊。其实，我是很愿意为先生做一次助手的，此前戈革先生接下《哥本哈根》剧本的中译任务时，曾经邀我合作，我也跃跃欲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也是一种荣幸。不过我当时手里已经有了几个出版合同，不敢往骆驼上再加稻草，只是帮助戈革先生把剧本放大复印，算是做了点儿贡献。
那天，我把出版不久的《宇宙逍遥》也带去了几本，送个先生。戈革先生马上说：“你这本书根本就不应该出，因为你翻译得不好。”我不能违心地自我谴责，也不想去改变戈革先生的观点，更不想冲撞他老人家，只好敷衍了事。好在戈革先生没有追究，我们就说起了别的。又听老人家发了发牢骚。
那次他老人家又说到了《玻尔集》的翻译和出版。为了这套巨著，戈革先生倾注了心血，甚至自己贴钱。戈革先生希望能够把这项工作完成到底，更希望找到一个出版社，把全部文集重新出版一个完整的版本。如今戈革先生已去，这个愿望怕是更难实现了。戈革先生在译后记中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以及从真正意义下的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看，《尼耳斯·玻尔集》是二十世纪中全世界出版过的所有书籍中最重要的（即意义最重大的）一种”。
去年十一月中一回国，我就陷入到日常的繁忙之中，迟迟没有找到时间拜会师长。也没有来得及看望戈革先生。不过，我先后在几家杂志上看到了他老的文字。在《万象》上，他老人家又讲《哥本哈根》，这一次讲得最为系统完整，他老人家坚持认为，他可以推断出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海森堡试图劝说玻尔与纳粹合作，被玻尔拒绝。
在《社会学家茶座》上，戈革先生施展了史学家加才子的笔力，对古往今来的人名进行了说明与考证，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指出，直到五六十年前，中国的“良家妇女”都不用叠字，古时女子中，用叠字者如陈圆圆、李师师、关盼盼等，或是妓女，或是侍女。极少见的例外是《西厢》之崔莺莺，然陈寅恪据此考证，崔莺莺实际上是妓女。末了，金庸先生捎带一笔，说金庸《笑傲江湖》的任盈盈，实在是名字没有起对。文章之末，戈革先生还以自己的家族为例，讲解了中国人传统起名的规律，也提到了一些本家子孙的名字。不久之后，我就在戈革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见到了这些名字出现在花圈上。
而在《科学文化论坛》上，则是其念兹在兹的《玻尔集》的译后记，依然是学富五车、牢骚八斗的文字。在戈老先生去世后，这篇文章在一个论坛上被张贴出来，我又仔细读了几遍，其中有这样的话，有位同学说“一语成谶”：
我现在已过八十五周岁，视力极差，体力衰弱，自知所余时日肯定已经不会太长了。因此我在写这篇译后记时是抱着写一篇“学术遗嘱”的凄冷心情的。
落款为“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脱稿于京郊蓟门烟树之北”，距离先生辞世，只有半年。“蓟门烟树”是旧时燕京八景之一，位于元大都遗址西土城一带，就在戈革先生住处的正南方向。旧景早已无存，但戈革先生仍然固执地以此作为他的地理坐标。戈先生一生，总是采用这样的标准。文末，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尤其让人感慨。
我自谓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相信任何“天国”和“来世”的存在，因此一生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自欺欺人的虚幻寄托，从而只有绝对的失望和悲哀。
任何宗教，除了迷信的成分以外还有许多哲理性的成分。我连那样的成分也不能完全信服地接受。例如《金刚经》中的“六如”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我明知此种“万法皆空”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我生具“钝根”，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岂不可笑而又可怜乎！唉！唉！！唉！！！
“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戈革先生不愧为才子，他其实对自己是明白的，可是，脑袋里虽然明白，心里面依然看不破。虽自知可笑可怜，却也无可奈何。
“唉！唉！唉！”
“这个世界又少了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头”，邀约此稿的责编在信中这样说。
2008年2月3日
长春 西安花园
2008年2月12日
北京 向阳小院
2008年2月15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