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文:追忆杨宪益先生

                     班马文章未尽才
                                      ——追忆杨宪益先生

□方汉文

杨宪益先生遽归道山，成为今年学术巨星陨落的又一消息。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与杨先生的几天交往，彼情彼景历历在目。
    在星汉灿烂的当代学者中，杨宪益并非声名远播的一位。1982年3月，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外国文学研究生时，恰逢全国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在西安丈八沟宾馆（即陕西宾馆）召开，当时被派到会上服务。当会务组派我去接杨宪益先生时，除了知道他是《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的英译者，主持英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之外，对他知之不多。
    当年的会议只用大轿车接人，于是一车中接来了几乎所有的外国文学界名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创作闻名于世者，如诗人与翻译家冯至、卞之琳，戏剧家李健吾（即刘西渭，兼评论家）等。第二类是解放前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如从德国哥廷根归来的季羡林、从英国牛津归来的杨宪益、王佐良等人。但这些人中有的很少开会或是因各种研究不能来开会，如从牛津归来的钱锺书、杨绛夫妇等。第三类是80年代初期活跃在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中年学者，如翻译了《青年近卫军》的叶水夫、留苏学者吴元迈、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宗次、北京大学的李明滨等人。也有个别资历相当深的学者，如大百科全书的负责人姜椿芳等。即使是在这些著名学者中，杨宪益先生仍然彰显出其率真的个性。
    记得第一天开会时，当学会领导讲到本次会议是“文革”之后外国文学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一次聚会时，杨先生突然感慨地说：“其实我不是外国文学工作者，我主要是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国文学，是个中国文学工作者。”当时我在会上做记录，冯至先生笑着说：“小方，你没有见过吧。这就是杨宪益，有什么就说什么。”会开到中午还未散，杨先生举起双手，头向后一仰说：“你们说吧，‘我要睡觉了’。”这是曹禺话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台词，我对杨先生遂生钦佩，知道他博闻强记。说到博洽，学界公推钱锺书先生，其《管锥编》等巨著旁征博引当然是世所罕见，但是学识渊博还有另一种模式，这就是钩稽史沉，网罗放佚，或是有翻案文章，发前人之未发，这种学问的创新性显得更强。杨宪益其实是后一种博洽的代表人物，他的《零墨新笺》（1947）和《译余偶拾》（2006）等文史考证著作，发千古之尘封，探微索幽，实在是人间之一部奇书。
    去年，我的《陶泥文明》一书在山东美术出版社付梓，社长刘传喜先生原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社长，我们谈到《译余偶拾》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出版，刘社长为杨先生大作的渊深博大而感动。其中《李白与〈菩萨蛮〉》、《昆仑与摩尼教》、《汉武帝与拂菻》等，都是千古未闻之新颖的文章。闻一多先生逝世时，郭沫若曾经有一句诗评价他：“千古文章未尽才”。在我看来，如果评价杨宪益先生，其文章应当是“班马文章未尽才”，前半句说他博通经史，后半句是感叹他的才华未能全部发挥出来，特别是文史考据的文章，其惊彩艳艳，世所罕见。前人多用“班马文章”来比喻文史研究的大学者，用于比拟杨先生是极为恰当的。如果说钱锺书与其父钱基博先生的学问是以“集部”为基础，引书出自历代文集者多，那么杨先生的学问则是以“经史”为主线，而重述异闻，引书除了前四史之外，至于梵文、希腊文、亚述学、中亚与西亚的古代文字也时常见。钱锺书的著作已经被现代人视为畏途，那么杨宪益的书就更是“斑斓古雅”，“世人恨蓬山远，犹隔蓬山一万重”。这也可能是杨先生后来不再多作的原因罢。
    虽则如此，我们不能不为之扼腕，未尽其才，千古之憾也。古希腊人说：历史如一条河，轻浅之物浮于上层，厚重之物没于河底。学术尤其如此，清浅的文字人人皆知，而金石文章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这并不是杨先生的遗憾，而恰恰是不知道其价值者的不幸。
    说到翻译，杨宪益与钱锺书还有与众多翻译家不同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大学问家并且深通外文，但两人都是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文，而两人都不作通常的翻译——将外文翻译成中文。当时钱主持“毛选”的英译本工作，而杨主持《中国文学》的英译，我曾经问杨先生关于钱先生的“毛选”英译与《中国文学》英译的情况，杨先生简单地说：“‘毛选’英译注重语言活泼通俗，而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则强调典雅华美，两者各有所长。”
    与杨先生开了几天会，相处熟了，话题就放开了。会议期间到临潼兵马俑参观，博物馆门前的小贩叫卖手工艺品，杨先生购得一个“五毒马甲”，这是陕西千阳县民间的一种刺绣品，上面绣着蛇、蝎、蜘蛛、蟾蜍和壁虎，合称五毒，一般用大红布绣，绣线是金黄色的，色泽鲜艳，据说是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可以驱邪避害。我问杨先生为什么要买这个？他说：“我太太喜欢，这是给她的礼物。”这是杨先生为戴乃迭先生所带的东西。我开玩笑地问：“听说当年在剑桥是戴先生看上您的？”他哈哈大笑说：“那是人家传的，实际上是一句笑话：女同学之间开玩笑，问戴乃迭要找什么样的夫君，戴乃迭说像杨宪益那样的就可以。这话传到杨先生耳中，当然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立即登门求婚，成了一段佳话。”看他笑得那样开心，我不由暗暗称奇，希腊人说性格即命运，只有杨先生这样的性格才有这样美好的人生。
    这件绣品要价30元，当时是高价，大多数购买者是外国游客，杨先生皮肤白皙，气度不凡，卖绣品的农妇悄悄问我：“他是不是外国人？”我摇摇头。她又问：“那他为什么买这么贵的东西？”我只好告诉她：“他的太太是外国人。”农妇目瞪口呆。现在想起来，说这话殊为不妥，戴先生与杨先生一起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生，只能在此向天堂里的二位先生道歉了。
    杨先生还买了几块烤红苕，他说这个在北京叫烤白薯，陕西的比起北京的还要香，也要带回去一些。
杨先生供职的单位是北京外文出版社，在百万庄附近。认识杨先生的几年后我到北师大读博士，其间有一次师大外语系的朋友拜访杨先生，我托人捎去了一本自己的新书，朋友回来后说，杨先生欢迎我去聊天。后来因为出国，在北京只是来回经过，也无暇拜访杨先生，不胜歉意。
    有幸听过杨先生讲英语，给我极深印象。有一次与王佐良先生共同登山，谈起了英语发音。久闻王先生是纯正的“牛津腔”，于是在山路上要求王先生讲一段。王先生朗诵了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名作《高原的玛丽》，珠圆玉润，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矣。据王先生说：“杨宪益才是真正的‘牛津腔’，那是无人能及的。”
    如庾信《哀江南赋》曰：“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聊以记言，不为危苦之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