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戈革先生——黄连树下弄琵琶

熊伟：
发布者lq 在 08-06-01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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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伟·
十．黄连树下弄琵琶
本节标题取自先生题赠给我的一首诗（１９８９）。全诗曰：
人家呵道看梅花，我坐寒斋吃苦茶。
莫笑先生溺丝竹，黄连树下弄琵琶。
我觉得“黄连树下弄琵琶”很贴切地表达了戈先生的艺术生活，故取为本节的标题。
自古以来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些敏感的人。他们能见人所未见，体会常人觉察不到的滋味，再用艺术技巧表示达出人之所未尝“言”者。仅有技巧而无独特体验，则只是匠人。中国古人论诗，多有“穷而后工”之说。意思是人生的逆境往往给有艺术气质（敏感）的人提供更多体验人生的机会。
戈先生的艺术生活满足以上所论。先生是一个多情而善感的人，虽然他的训练是物理学的，而一生的职业也是所谓理科的，但他的气质却是艺术的。他晚年还有这样的感叹：“现在想来，我的天性确实和文学相近，后来学了科学实在是一种误算。”先生失去双亲较早，他之选择科学主要是长兄的主张。他的哥哥是学工程的，四十年代已经是玉门油矿的矿长，后去了台湾。当然，根据中国的实情，学文的人离政治近，而中国的政治又是残酷的，兄长的考虑不能说是不高明。戈先生学了理，照道理该是执政的共产党可以大用的工具。先生懒于开会，也躲过了反右，本来是可以逃脱劫难的。可惜，因为对古典诗词的喜爱，结交了许多文人朋友。其中有一位，先生“爱其才调而忽其人品”，“和他过从甚密”，引以为挚友。不曾想到此公在文革中将先生的诗词上交组织，先生“立刻被抓进了‘劳改队’，受尽了打骂，摧残，折辱和‘斗争’”。先生兄长定下的弃文从理的避祸之计终于失败，所以先生才有是祸躲不过，“学了科学实在是一种误算”的感叹。
幸或不幸，他“一生不得意，常怀悲愤”，这种经历却也给他了足够的“穷而后工”的本钱。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间写给他的甥女蔡林女士的三首诗，颇能表达先生的精神状态，诗曰：
我岂多财贾？新来长肚皮。（自注：稍发胖）
稍微有知识，便不合时宜。
洗眼观螃蟹，拔剑赶苍蝇。
喜怒形于色，人生太不轻。
受尽腌臜气，从来未释然。
时还读青史，无趣骂苍天。
同期，有了许久不通音讯的表兄的消息，先生治印留念，又有诗二首云：
噩梦惊魂历几场，齿牙摇落视茫茫。
我生不带封侯相，羞说雕虫一技长。（自注：『一技之长』之语也曾流行一时。）
带料连工送已多，天翻地覆紧折磨。（自注：常自买石料刻印赠人，谓之『带料连工』。）
一生受尽窝囊气，看剑挑灯待怎么？
先生是一个多情的人，却又不肯也不愿看透。２００７年六月（先生于是年十二月去世）他在《尼耳斯玻尔集》译后记中写道：
“我自谓一生最大的悲衰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不相信任何‘天国’和‘来世’的存在，因此一生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自欺欺人的虚幻寄托，从而只有绝对的失望和悲哀。任何宗教，除了迷信的成分以外还有许多哲理性的成分。我连那样的成分也不能完全信服地接受。例如《金刚经》中的‘六如’偈子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
我明知此种‘万法皆空’的思想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我生具‘钝根’，年逾八旬而仍然放不下，看不破许多烦恼，岂不可笑而又可怜乎！唉！唉！！唉！！！”
没有宗教的解脱，艺术就成了排解他心中不平的主要渠道，这是符合孔子所提倡的“游于艺”的。戈先生曾说“从书法和篆刻中得到乐趣，而变化气质，而且开拓胸襟。此种文化修养，亦非任何灵丹妙药所可取而代之者也。”
书生本性，先生的艺术实践大都是由理论开始的。
先生自幼年起就喜欢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自称“中书毒很深”，“在性格上受到了这些作品的深刻影响，留下了永世不灭的烙印”。他推崇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侠客，行为也效仿之。
终于，今年一月，先生的文学批评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先生的女儿戈疆女士送我一册。往日我得戈先生的书，必有先生的题签和钤印。现在扉页一片空白，心中一阵悲凉。
《挑灯》有三十二章，加附录“读《〈蜀山剑侠传〉探秘》”及序与后记，约二十万字。先生说：“老夫读金庸的书，往往过颊即空、入口而化，如洪七公吃黄蓉所做的菜一样。吃菜之后，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先生的武学功夫还在于熟透还珠楼主、张杰鑫、白羽、郑因一、不肖生乃至唐人传奇。不时参习多家武林秘籍，再加之与科学训练和人生际遇，先生练得浩大真气，成就两套绝世剑法，一曰“理”　、一曰“情”。理剑丝丝入扣，密不透风，折高手锐气；情剑则攻心为上，志趣高雅，服人于无形。
倪匡评价金庸则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先生以理剑析之：第二句中有“前”、“后”，第一句中的“古今”可删除。因外国无武侠小说，“中外”也不必。“绝后”是谁也说不准的。“空前”则要看什么是标准：严格讲，任何人物和事件都是不同的，也都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倪匡之言只是有情绪的意义，算不上符合逻辑的评价。
《神雕侠侣》中赤练仙子李莫愁，不离一曲“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先生施以情剑：元好问的《雁丘词》写的是夫妻双雁，一雁为人捕杀，而另一雁不愿独活，殉情投网而死的故事。李莫愁只不过因失恋而仇视社会，成为杀人魔头，又如何配唱元好问的《雁丘词》？
先生以上乘情理剑法，或情或理，或情理浑然一体，剖析金庸的妙处，也随时挑出金庸的破绽（特别是学问上的不足），还列出许多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先生曾自诩武侠小说是他可以带研究生的领域之一（另外两个领域为量子物理学史和篆刻），信然。
先生曾经有为金书各女主角吟咏的设想，后来却因《金庸人物印谱》出版的落空（金大侠曾经表示包揽出版费用，后却没了下文），又加上《挑灯看剑话金庸》出版过程的曲折，坏了兴致。终于，先生只是给他最为心仪的王语嫣（《天龙八部》）作了一首《鹧鸪天》，词曰：
生小琅环读秘书，由来国色出姑苏，分明井底投怀燕，正是心头记事珠。
辞绣阁，走江湖。幡然一悟辨贤愚。年年大理茶花好，恩爱深宫锦不如。
每思及此，便为叹息：若当初的计划得以实现，则金学又会丰富许多！若再成一册，集这些女主角的吟咏，配以先生为她们治的印，岂不又成一文化珍品？
在学术上，先生深恶痛绝以伪造或夸大中国科学史来为政治服务，但他绝对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对中国的文字，情有独钟，常常对洋人有这般同情：“可怜他们无中国之方块字，故不能从欣赏书法和篆刻中获得更多的享受”。
先生学印，从文字学入手，每用一字，必通晓其形、声、义的发展过程，不满足于照猫画虎。“印学家不但要知道各个汉字一般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而且更要知道各个字在以往各朝代的印章中的使用情况。有时因为用处特殊，个别的字的结体会有一定的改动；就是说，印中有些字的字体会与在一般文献上不同，作印者不可不知也。”
于印人，他最重吴昌硕，尊之为千古“印圣”，也喜欢赵之谦，和陈衡恪。再就是齐白石，“白石之印，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和传统各派的渊源比较淡薄，往往出奇制胜，乃印中之奇士也。”
他“习书法必多阅碑帖，习篆刻必多阅印谱。应朝夕揣摹，手摩心追，寝馈其中，神游象外，始能得古人之神髓，开千秋之生面，所谓『推陈出新』，本是此意，若无陈可推，又何有于出新乎？”
先生治印数十年，习惯于辨认和自写中国字（各种篆文）的反体。这对他的书法是很有帮助的。
五十年代，除了印谱外，先生还热衷于收集古玉，常常抽闲出入琉璃厂，隆福寺。他收藏过一些时代不晚于殷商的玉器。其中有的还得到过大收藏家张伯驹老先生的称赏。如果没有文革的话，先生很可能在收藏方面有所建树，成为一个大收藏家。
可惜，由于挚友的出卖，文革初起时，他的衣物书籍立即被『封存』，所藏书画被迫上交，从此泥牛入海，了无消息。工科院校，碑帖印谱，懂的人少，就仍被『封存』在他的住所。因避祸，大部分由先生自己“亲手抛散，其惨益甚”，只有少数实在舍不得的幸存。这是先生的大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
在艺术的实践方面，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已经涉及过先生在文章，诗词，篆刻方面的成就，这里仅就先生的书画略说几句。
艺术于戈先生是最纯净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作品的经济价值。他的书画作品从来没有卖过，只是自用，或者赠送亲朋好友。
如果你去过他的家的话，你就会看到他家墙上的书画都出自他的手笔。有几幅书法作品给我印象至深。其中有幅对联，曰：
何止十年号牛鬼
未尝一日信狐禅
字体是金文的。也只有金文才有足够的力度来了表达先生心中的悲愤。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抓，文革尚无定论，戈先生张贴的对联很让心有余悸的亲友不安。后来，这幅对联还参加过来他们学校举办的书法展览。
１９８４年，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为祝贺鲁桂珍女士的寿辰，托人请戈先生写字。戈先生以篆书写就一个条幅，条幅上是一幅对联：
寿如金石
学贯天人
后来，为祝贺钱临照先生杖朝之寿（１９８６年），受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委托，戈先生又用同样的八个字为钱老写了一个条幅，也是篆体。
戈先生有朋友在美国买了新房，专门请先生为他们的新居拟定斋名，并请题字，填词，刻印以彰之。
南唐冯延巳的词常被方家认为是缠绵悱恻。１９７２年先生曾作“《鹊踏枝》和冯十四首”，很得行家激赏，认为格调古雅，敏感多情尤胜于冯。先生晚年又作“《菩萨蛮》和冯延巳八首”，亦是多情善感，并题写在宣纸上，“以求传世”。
香港有大名家，晚年也喜欢四处题字。有好事者照了像片让先生鉴定。先生直率，口无遮拦，评曰：“笔无笔法，墨无墨法”。传到那大名家耳里，大名家大为光火，也成一时谈助。
因为几十年治印的功力，先生的金文篆体中规中距，很有力度。
先生的行书往往受到他眼疾的影响，有轻微的天生“右倾”：如果一行字很长，若以起头的字和结尾的字作为两端划线，你就会发现该线的结尾向右略为倾斜。有时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会较正，而引起一些小小的起伏。这个因眼疾印起的微小偏差，不伤大雅。先生的字有个性，耐看。
先生信奉潘天寿所倡导的“四全”之论，认为一个人必需在“诗、书、画、印”都有造诣，方可称为艺术家。先生曾经感叹经过不断的文化摧残，今日能同时通此四项者已如凤毛麟角矣！戈先生的艺术实践确是遵循“四全”之论的。实际上，他的画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讲究“诗、书、画、印”的互相补助，协调统一。
例如，１９９４先生第三次去丹麦的尼耳斯·玻尔文献馆（ＮＢＡ）访问。那年夏天，先生应玻尔的家人之邀去玻尔家族的夏屋“石南园”聚会。与玻尔的四子奥格·玻尔（Ａａｇｅ　Ｂｏｈｒ，核物理学家，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派斯（Ａ．Ｐａｉｓ，核物理学家，玻尔专家）等论“道”（玻尔的思想）。戈先生给夏屋送了一幅画。画的左侧是藤和交错有致的墨叶，藤上有两个桔黄的葫芦。右侧为题记和诗。画上有印三方：题记的签名之下是“红莩戈革”，葫芦左侧，介于墨叶之间，延竖向是人名印“戈革”和闲章“小楼一统”。
全画的几何结构稳重（学术气，不轻浮）而活泼（不古板，有灵气，有创造力）。墨叶又托以深蓝，藤端的小叶则稍有绿色。桔黄的葫芦，红色的印，再有墨色的题记和诗，画的颜色结构也是协调而有趣味。
再看内容：在玻尔家和玻尔的亲人暨世界上的玻尔权威们论玻尔之道，先生故以“画葫芦”来表达自己的敬道之心。题画之诗更加明白，诗曰：
梯斯维里石南园，作得千秋圣地论。
我到门前惟下拜，画图鸿爪小留痕。
人人依样画葫芦，识得精微妙绪无？
脱略言筌到真谛，会心一笑见功夫。
闲章“小楼一统”则寓意先生闭门译书，独力汉化《玻尔集》的劳作。
这幅画的“诗、书、画、印”四项即使分开来看，每项都是佳品，他们又合起来共同成就一件艺术，可谓“四位一体”，来表达先生参与盛会时的心情，真是妙不可言！
先生曾送我一些画，其中有一幅是裱好了送我的。此画作于乙亥（１９９５）年，先生已经是七十多岁。这画右侧是红梅（交错有致的墨枝和红色梅花），左侧是题诗。画上有三方印：一印在红梅下方，印乃一只扬双翅挺胸昂首而站立的鸟。此鸟乃是凤凰或金鸡。先生说此印乃是“肖形押角印，这本是汉印中的『朱雀』（即『凤』之形），我用来代表自己的生肖，即『鸡』，所谓『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也。”另外两方印在题诗和签名之下：分别是“红莩戈革”和闲章“七十莩画”。这画也是几何结构平稳而不呆滞。色彩和谐。题诗意趣高雅，有书香，诗曰：
好花何必入离骚，斗雪凌寒气自豪。
莫指千秋说长寿，胎仙原是小儿曹。
『离骚』中有兰无梅，古人多有议论。诗还用了北宋林和靖处士梅妻鹤子的典故。胎仙是鹤，而仙鹤虽有千年之寿，在典故中却为梅之子。这些都用来写梅之不凡。
戈先生的画多为花卉，偶有山水。他曾寄我一幅“晴峦飞瀑”。画无题诗，想是先生练笔之作，构思却也有奇意。先生的花卉题材很广。因画多题诗，虽然画多送人，散布各处，但从他的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梅，兰，还画竹，葡萄，莲，牡丹，桃，丝瓜，扁豆，牵牛花，荔枝，月季，柱顶红等等。他爱菊，菊也爱他，曾在文革中先生落难之时托梦，使先生得一号曰“拜鞠”，因而先生也最喜欢画菊。他画过各种各样的菊：白菊，红菊，绿菊，金菊……先生的菊画也常常会有别的花草来陪衬，例如兰。间或也缀以奇石。
国画常把花鸟归纳为一类。但先生不画鸟，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从小有眼疾，而鸟的眼睛小，目力不好就很难画好鸟的眼睛。鸟眼画不好，就不能写出鸟的神态。所以先生索性不画。
戈先生的家人和朋友们给我寄来他们珍藏的戈先生的画之像片。我读了这些画后，总结如下：戈先生的画追求“诗、书、画、印”互补，重视几何与色彩两方面的结构，写心头情思，有书香，人文气浓，耐品味。
十一．悲剧英雄
美国ＡＩＰ物理学史中心的《通信》（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曾有文字，称戈先生是一位“科学史的英雄”。戈先生把学问看得很重，很用功，很玩命。他极具才华，也很有成就，但他的才华远远设有充分发挥出来，成就也远远没有达到他应该和可能的目标，许多人为的障碍阻止了他！
与戈先生的同事五十五年的乐光尧先生也是清华毕业的，根据他的回忆，戈先生是“很不得志”的：
当时（四十年代末）北大物理系有两个尖子，一个是于敏，一个就是戈革。于敏在北大作了张宗燧的研究生，专研理论物理，后来转到科学院当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以后参加“两弹”研制，对我国氢弹研制的突破，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是后来２３名“两弹元勋”之一，也是中科院院士。（据戈先生的同事黄纪华先生回忆，于敏先生曾经和别人谈起戈先生，说“戈先生学得比我好。”话传到戈先生处，戈先生的回应是，“我们两个学得一样好。”）
１９５２年１月戈先生研究生毕业，这时己是由“组织上”统一分配而不可能由自已选择去向。按照当时清华物理系的情况，毕业的研究生要么是留在清华，要么到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几无例外。就乐先生记忆所及，与戈先生同时或先后的研究生，如黄祖洽（理论物理，导师彭桓武）分到科学院近代物理所，陆祖荫（流体力学，导师周培源）先留校后去高能所，张泽瑜（流体力学，导师周培源）留校，容保粹（金属物理，导师葛廷燧）分到金属物理所，周光召（理论物理，导师彭桓武）院系调整后到北大，后去理论物理所等等。唯独戈先生一人，由于主要是政治的原因，却分配他到济南的山东工学院，不仅离开了北京，而且是一所普通的工科学院。这对一个志在理论物理的毕业研究生，在当年“毕业分配定终身”的情况下，对他今后一生的学术生命真是致命的，这是他一生“不得志”最要命的一步。以后由于他一再要求调回北京，也由于１９５３年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确实需要人，教育部才把他调来北京石油学院物理教研室任讲师，从学术环境来说，条件并未根本改变，从此这里便是他一生的工作岗位。
关于研究生毕业分配一事，解放后毕业分配主要是党委主持，机制极端地不透明，除了决策人，具体情况无人知道。戈先生是玩命学习的好学生，１９４５他在甘肃只收两名学生的情况下，他以头名状元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据他中学的同学，北大数学教授王世强回忆，说戈先生“文理俱佳，在班上总考第一　（我考第二）”。戈先生的学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基于当局做事的一贯作风，乐先生猜想当时决定他命运的，主要有两条：戈先生是个埋头学问的人，在研究生中，他不属于“积极要求进步”的，甚至是属于“落后”的。更为不利的，是他的哥哥在大陆政权易主时去了台湾。
由于工作分配不理想，戈先生没有能够在他最醉心的理论物理领域作出开创性的贡献。直到的晚年，每当谈到这一点，他仍耿耿于怀。其实，且不说研究的条件要能好一些，只要把在种种政治运动被剥夺的大好时光还给他，他又会多留给我们多少精神产品？
由于朋友的出买，戈先生成为“反革命分子”，妻子“出身不好”，受牵连后被遣返原籍农村，女儿下乡，儿子也不能留在身边。一家四口，散落四个地方，戈先生于是有浩叹曰：“我没有家！”有了这种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挑灯看剑话金庸》中，戈先生要专设一章“论武侠小说不应有悲剧结局”。
有一种很流行的理论认为“悲剧的本质就在于把最珍贵的东西当众毁坏给人们看”。此外，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更具动人的力量，从而也更容易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作者也会因此而事半功倍，名利双收。戈先生说他理解这种理论和作法，但是对此不同情也不接受。他认为，现实世界中不太可能有什么《凤还巢》和《玉堂春》，而是随时随地会出现《窦娥冤》和《错斩崔宁》，他一生“已经饱尝人世间苦味和辣味，心上布满了千百道伤口”，所以他“不再需要那种悲剧的苦口良药，而宁愿接受那种喜剧的愚弄和麻醉了。”他赞同“武侠小说乃成人之童话”，坦言他曾因为读武侠小说而得到许多乐趣。因此，他呼吁一切有同情心的武侠作家多写喜剧，多写惩恶扬善的武侠作品。
人们注意到这个事实，许多学问不如戈先生的晚辈，出版作品要比戈先生容易的多，而且不用自费，还有稿费。相比之下，戈先生的两个重头文集《史情室文帚》和《半甲园丛稿》全是自费，且排版印刷多有错误，质量十分地不尽人意。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进出多家出版社十余年，今年一月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也终于没有见到样书。《金庸人物印谱》，先是金庸大侠承诺出版，后来没了下文。《红楼梦人物印谱》在一个红学风靡的国度，无人出版。《丹京夜话：海森伯暮夜访玻尔，弗雷恩编剧演奇闻——二十世纪物理学史中的一段公案及其有关的新资料》在戈先生生前，只是与灰尘作伴（最近才在《万象》上发表。）。先生也曾数次成为专栏作家，可惜都不能长久。这样，就有一种议论认为，戈先生的性格若能随和一些，他的成就或许就会再大许多。例如，他如果和编辑们的关系稍为好一点，《挑灯看剑话金庸》就会早面世，而先生就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著述，说不定还会自己写些武侠作品呢！他主持的专栏也不会不久就无疾而终了。他的印谱、专著也不会不能出版了。不过，他的所有重大收获，大都是业余工作。而且，就是社会公认为他最大的成就——对玻尔的翻译和研究——也是在他年过半百时才起步。如果先生没有坚强的个性，也就很难想象他能百折不挠地拼命作学问了吧。
通常，人过５０岁就不仅失去了创造性，而且还往往倾向于回忆，思想的视野也变得内向。我的一位朋友，嗜书如命，于读书藏书都极有心得。他甚至认为人们所喜欢的书籍的主题都高度地敏感于接触这些主题的年龄。按照他的理论，如果在某个阶段，人们没有机会阅读某一类型的书籍，那么，后来即使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们也不再会有兴趣于这种类型的书籍。但戈先生便是一个例外。他５０岁后依然保持了对新事务的兴趣和创造性。例如，他对金庸的研究起步是很晚的。１９８０年，当时戈先生还在山东，一位朋友从上海给他寄来一本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所谓新派武侠小说。其时他已是５８岁。五年后，他应邀在浙江金华讲学，在朋友处读到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地寻访金著。这时，他已接近６３岁。当时，中国内地仍然没有系统地发行金书。他从香港等地找朋友帮助。三年后（１９８８年），他以一月有余的时间写成《挑灯看剑话金庸》。这是他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金学专著。该书写得非常专业，书中有许多新意，体现了他的极高的洞察力和创造力。如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够更早一些，那么成就将会更大是毫无疑问的。
的确，戈先生是英雄，否则他不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在许多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但是，戈先生才华高，抱负大，他自己对这些成就也是十分不满足的。
戈先生一生的奋斗充分显示了他的特殊的毅力、勇气和力量，他为他的国家竭尽了全力。但是，他的一生行迹，照见一个苦难的中国！他是这个时代不幸者的缩影。
戈先生是英雄，一位悲剧英雄。
＊＊＊＊＊＊＊＊＊＊＊＊＊＊＊＊＊＊＊＊＊＊＊＊＊
鸣谢：
我写拙文来悼念戈革先生，希望读者能对这位知名度与学问极不成比例的真正学人有所了解。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前辈范岱年先生、黄纪华先生和乐光尧先生的大力帮助。戈先生的家人也给我许多支持。另外，很多朋友也纷纷出力，他们有的是戈先生的学生、朋友，有的听说过戈先生，有些与戈先生素昧平生（以姓氏拼音为序）：
初迅，戴开元，方亨圣，高福荣，高俊明，黄琪，黄深，林岗，梅长江，潘士宏，屈儆诚，田云光，吴家睿，王树军，汪小沙，徐英范，张彤光
我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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