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戈革先生

华夏快递 : 回忆戈革先生
·屈儆诚·
去国二十年，岁月蹉跎，途迹多变。昔日师长，已多无联系。年前，接熊伟君电邮，告知戈革先生盍然辞世，不觉悲从中来。
戈革先生不是我的导师，我也不敢冒称戈革先生的弟子。然而，我确曾交往与问惑于戈革先生，得到不少教益。二十多年前的许多往事，不禁涌现心头。
在与戈革先生交往的晚辈后学中，我恐怕是少数之一，只谈专业科学史，不谈或少有涉及其他艺术。他从没有与我谈起金庸，也没讲过篆刻，更没言及香艳诗词。在科学史之外的学问中，熊伟君与江晓原君算得上他的忘年知音。尤其是熊伟，在先生辞世前不久，一个越洋电话，半个多小时。先生在地球那头，谈得甚是高兴，不想放下手中电话。哪里有一点生命将息的征兆？可就在几天之间，先生在医院中，就再也没回来。
熊伟与戈革先生交情深厚，应该是著文回顾戈革先生一生的最好人选。相信常读华夏文摘的诸君，定有不少读到过他妙趣横生的文章的。对于戈革先生的去世，熊伟也一再把他的纪念文章抛发在华夏文摘。可以看出，他是用一颗恭敬的心去纪念戈革先生的。
然而，对熊伟的有关戈革先生的文字，跟帖者甚寡。我想，这不是他的文字的问题，而是戈革先生不为众人所识，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戈革先生虽然是一物理学教授，他的学术兴趣与成果却涵盖玻尔研究，翻译，文章，篆刻，诗，书法，绘画。他甚至是一超级金迷与金庸小说评论家。在现代中国文化阶层中，象戈革先生这样具有真才实学又涉猎古今，中外，文理领域的学者为数不多。他的去世，实实在在如他的讣告中所言”是我国科学史界和人文界不可挽回的损失。”
初次知道戈革这个名字，是８０年代初期，读到他一篇有关学风的文章。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中国的政坛发生着极其迅猛的变化。中央全会，一再提前召开。作为被整治对象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自豪感。戈革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可谓无所顾忌，肆意写来。至今，仍能记得，老先生一连用了诸如”花拳秀腿”，“颠倒黑白”等十几个成语痛快淋漓地把人骂了个够。读到这样的文字，不少年轻人都不禁发笑。老先生果然利害，这番拳脚，何人能承受的了。
１９８１年或者是１９８２年，我在上海初次见到先生。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说话温文尔雅，决没有他文章中的霸气。那时，先生到上海开会。适逢一同学正选中量子力学史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戈革先生自然成为请教的良师。记得先生离沪之日，这位上海籍同学在自己家中设宴送别，我也受请作陪。此上海人家极尽款待贵客之道，饭菜间，还上来撒了香水的热毛巾，供客人使用。受人以礼，戈老先生也十分感动，话不成语，总之，表示要全心全力带好这个学生。回京后，又是诗词，又是印章，一派亲如家人的景象。老先生也是性情中人。
然而，论文尚未完成，此同学就在一次赴京请教时，被痛骂一顿，带去的茶叶被扔了出来，逐出了室门。不知情者，都谓老先生脾气乖，出尔反尔，难以交往。而了解情况者则知道，这里其实有着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老先生的学术道德原则，容不得半步妥协。甚至，不惜担起恶人的罪名，说翻脸时就翻脸，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在一般常情人，不仅难以作到，而且难以理解。老先生就不畏众人言，敢作得出！
在１９８２年的香山物理学史会议上，笔者亲眼看到老先生把一位中年学者往死里逼问，穷追猛打，毫不留情。众人面前，把这位学者弄得尴尬万分，下不了台。其实，这位学者确有疏漏之处，而又拒绝劝善之言。是该骂，却又无人敢骂。戈革先生就敢出来骂，而且把人骂得血淋淋的，惨不忍睹。
在与复旦大学王福山先生的交往中，戈先生也有超人情之处，硬着脖子走到底，要维护他心中的真理。王福山先生是现代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的学生，心地宽厚，德高望重。王先生对戈革先生的学识多有赞扬。尽管，王先生是物理学界的长者，在给戈革先生的信中，常常自谦为”弟”。我们这些学生都认为王先生对戈革先生过于恭谦，然而，王先生却以为并不礼过。就是对于这样一个老前辈，戈革先生也敢为科学真理辩上一辩。在对海森伯的评价中，戈革先生大不赞成王先生的说法，于是在文章中，把王先生刺上一枪，说王先生是要因为师生的关系，要为海森伯辩护。其实，了解王先生的人，都会知道，尽管他与人为善，却也不是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在他主编的物理学史文集中，他认为不能选的文章的就是不选，即使自己的学生助手也一样。需要说明的是，戈革先生与王先生有关海森伯而意见相左的事，是９０年代的事。笔者既未亲历，更无意评论。我只想以此说明戈革先生那种不留情面，不畏人言，我行我素，维护真理的勇气。据称，戈革先生有一名片，曰”被孤立的科学史工作者。”其中原由，自有一二可意会之处了。
１９８３年，我在北京答辩硕士论文。戈革先生是论文审查人与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对论文的评价，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文字在平均水平之上。”当时，我尽管知道不是贬意，却也颇为困惑。要是说好，就大大方方地说好，要说坏，就不妨结结实实踢上一脚。这是什么呢？过后才知道，能入得戈革先生法眼是少而又少的，得此一句，足以为乐了。
到北京工作之后，有了较多机会与戈革先生接触。说句心里话，在与戈革先生的交往中，我多少是有些戒心的。生怕一不小心惹老先生生气，招惹挨骂。我也感觉出来，戈革先生与我谈话也不轻松，这也许是他从未与我谈金庸，谈诗词的原因。在敬佩先生学识学养的同时，我心里仍有点小嘀咕。老先生今天骂这个，明天骂那个。你自己可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美话，也让俺们欣赏欣赏。那时，戈革先生的玻尔文集的翻译，刚刚开始不久，科学史的研究文章，还没有领军意义上的影响。现在自我反省，自己那时的疑问，是有些阴暗的。
１９８７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戈革先生的“尼尔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一书，就不由得俺不能不赞赏了。洒洒数十万言的学术著作，鞭辟入里，深入浅出，不仅开导蒙昧，而且让人读得趣味漾然。特别是对互补原理的阐述，多年以来，多少科学家与哲学家作过多少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多数把人弄得糊里糊涂。而老先生的笔下，却是清澈如水。直到今日，我仍然认为戈革先生有关互补原理的解释是最好的中文表述，戈革先生的这部书是研究玻尔的上乘之作。
大概是被此书击起学术上的激动，我不揣冒昧竟为戈革先生写了书评。直到发表之后，戈革先生才读到它。我多少有些揣揣不安，生怕语句不慎，伤害了先生。众人皆知，与戈革先生打过交道，编发过他的文章，又被他骂过的人，不在少数。还好，对于我的书评，老先生虽未十分满意，却也没有骂人。于我来讲，就算及格了。
除了科学史之外，我也并不是绝对没有请教或得益于戈革先生。１９８５年或１９８６年，在华东师大召开了物理学史会议。也不知什么原因，我被安排与戈革先生住一个房间。记得有天晚上，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经典文学著作。戈革先生谈到他与一红学家的交往，在一段时间里，竟然达到一天不见就想念的地步，可后来事情就大出人之常情了。有些学者的所作所为，道德水平要在普通老百姓的”平均水平”之下。在我记忆中，戈革先生对”金瓶梅”评价很高，认为是集中国经典之大成者。那次交谈，虽未通宵达旦，却也谈到夜深。这对一惯早睡早起的戈革先生，算是很破例了。
江晓原纪念戈革先生的文章，讲到先生篆刻时提到我。其实，戈革先生并不是吝惜之人，他为不少朋友学生都制过印章。江晓原还曾就戈革先生为我制的印章与另一山东篆刻者赠我的印章作过比较分析。那时江晓原也在练刀，说的道理一套一套的，让我找不到南北。
１９８８年出国之前，曾请戈革先生为两位外国学者制印，戈革先生欣然答应。我寻觅多处，在建外一个邮电局的售货部卖到几块石材，给戈革先生送去。先生见到后甚喜。认为，物美价廉，不可多得。于是，老先生亲自从北郊赶到建外，将人家所有存货挑了个遍，卖倾其柜。我闻之，窃窃自喜，认为得老先生首肯，自己眼力不拙。
戈革先生为人制印，是赔上功夫又赔本钱的。我从未闻先生向人家索取任何回报的。但他却乐此不疲，述情言志，可见性情之高。老先生为人大方的另一面，表现在他对书籍的态度上。学术书籍，从来都是主动介绍，或借或赠的。至于金庸小说，大多由熊伟借来，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多人，在研究所里读了个遍，然后再由熊伟送回。经过几圈的传阅，书相很难保持完好，破损之处也难免。但从没听说老先生有抱怨之说。而且，是源源不断，照常供给。１９８８年之前，他的诗词似乎也无处发表，于是，他自己书写复制，装帧成册赠送学生友人。在戈革先生生前，不少文章已谈过此事，不需赘述了。
在一国内网站，曾读到有人用顽强坚硬一词形容戈革先生，虽说让人感到稍有不敬，却也十分传神。老先生倔强一生，得罪过人，也误伤过人。（－－误伤一词是笔者的观点。我想，戈革先生在九泉之下是不会赞成的。晚生得罪了，鞠上一躬。）但是，老先生的一生从根本上说，是专心治学的一生，嫉恶如仇的一生，勤奋奉献的一生。
多数认识戈革先生的人，都了解他坚硬的性格。不知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的坚硬背后，还有一颗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拳拳之心。他的那种热爱，既是柔情似水，又是刻骨铭心。
接熊伟君电邮后，在网络索得戈革先生的旧文，再次用心阅读。值时，室外雪花，抽棉撤絮，下个不停。大地一片白茫茫。
当我读到”红莩论猫”时，顿感温温然，戚戚然。于是，对内人大呼小叫，“你看看，这个老先生！死了一个猫，比他失去亲人还难过呢。”由是，又一字一句高声朗读了如下段落。
“我目睹他病苦而无能为力，心极悲痛，只能握其前足，抚其毛皮，以安慰之。临终之时，他不断呻吟，最后惨叫一声，遂不复动。时家人皆尚未起，猫体犹温，我抱之坐沙发上，痛不欲生也。”
“余幼年丧父，其时晕晕忽忽，不更世事，只知随人流涕而已。吾母逝时，吾方身在难中；吾兄逝时，余方在万里之外；皆未能亲视含殓，悲怀亦少缓。此外吾未尝亲经其他死别之痛，有之自此猫始。”
读着读着，怦然心恸，两行热泪滚落下来。
……
戈革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