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名将王耀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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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内部的倾轧只是国民党高层暗斗的表象之一。孙中山去后，国民党中央出现巨大权力真空。“代帅”胡汉民有着“右派”的烙印，且心胸狭窄，与掌握军权的许崇智矛盾重重。而一心为公的廖仲恺则一如既往的冲在最前面，此前国民党右翼对他的新仇旧恨因为廖仲恺的频频出镜变得尤为激化。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史称“廖案”。这件事发生后，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成“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因为主谋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便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只好黯然下课。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蒋介石兼任军长。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蒋、汪第一轮合作的第二颗“硕果”瓜熟蒂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实权派首领许崇智必须下台。早在处理廖案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就有过政治上的高度默契，即蒋介石帮助汪精卫驱逐胡汉民，令汪精卫取得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者的地位。而后汪精卫保证让许崇智滚蛋，让出军队方面的指挥权给蒋介石。许崇智不但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许担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而且还是蒋介石的领路人之一。但眼下的许崇智最大的角色便是蒋介石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蒋介石没有道理会让许崇智继续“活”下去。
9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调集黄埔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寓所，这招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崇智的嫡系大将许济、莫雄等人都蒙在鼓中，许崇智寓所的防守部队根本不是黄埔学生军的对手。王耀武也参加了这次驱逐许崇智的行动。在围堵许崇智寓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黄埔学生军虽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但并不是说完全孤立的背景。黄埔学生军中不少人以前就是粤军中人，两者是交叉性质的。而且，许崇智这人治军较宽，对下属一直不错，黄埔学生军中有些人也很感念他，这时候奉上峰之令来驱逐自己的老长官，这在一个特重袍泽、江湖的旧道德时代，往往难以下手。王文彦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坏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或者完成不好的话，别说蒋介石那里不答应，就是何应钦第一个就得废了他。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王耀武：“佐民，你看???”王耀武：“连长，请给我十个人，三挺机关枪。”王文彦马上答应。王耀武带着这十个人，三挺机关枪，一下子就把通往粤军司令部与许崇智寓所的一条关键消息小路给封死了。这样一来，王耀武不但封死了粤军可能知道消息后的变生肘腋，也封死了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中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念。因为谁都清楚，这条消息路一旦给封死了，别说粤军援军，就是一只鸟都休想飞过来，许崇智彻底完了。
许崇智等不到援兵，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告诉许崇智：“现在广东的空气对总司令非常不利，请总司令到外面避避风头，将来事态平稳了，还要请总司令回来主持大局。” 蒋介石还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许崇智一看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黯然出走。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崇智丢了粤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的确损失很大，可手中拿着蒋介石的这封亲笔信也成了许崇智日后的一块“点金石”。只要许崇智手头紧了，就跟蒋介石伸手要钱，蒋介石不管数目多大，从不含糊，一律送去。后来，蒋介石托张静江、吴稚晖出面另外给许崇智一大笔款子，“赎回”这封亲笔信。可是，当蒋介石拿到这封长信的原件时，他又傻了，因为这封长信原件的四角都有图钉钉过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事前许崇智把此信做了拍照留底处理。许崇智对亲信说：“我就是让他知道，他欠我的帐永远也还不清。”
王耀武这“临门一脚”让蒋介石铭心刻骨，记了一辈子。王耀武济南战役被俘后，响应中共的号召，多次在电台里宣讲解放军方面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特别是淮海战役期间各人民电台反复播送王耀武的宣讲，对瓦解国民党军起了不小的作用。总统府侍卫长石祖德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听到王耀武的广播后的愤怒，“老头子一脚踢翻了收音机”。可是，当有人提出要做不利于王耀武的家属以示惩戒时，蒋介石则摇摇头：“王俊才（王耀武）民国十四年对‘革命’建过奇功。”下面人遂不敢再提。可见，直到这时，蒋介石仍旧对王耀武当年驱逐许崇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蒋介石为什么对王耀武的这一“奇功”不能忘怀呢？说来话长。举凡一个成功或者成熟的政治家，他心中都有一杆能够掂出真正分量的功过的大秤。什么叫奇功？什么叫险功？什么叫大功？什么叫头功？等等等等。汉朝初年，皇帝大封功臣，武将们呲牙跟刘邦说萧何有啥功劳凭啥封为天下第一侯？刘邦是什么人啊？他面对的又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肚子里转的肠子有几曲，刘邦是一眼望穿。刘邦就说了：“天底下立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功人，一种是功狗。功人是指路的，功狗是玩命的，你们说说看，功人和功狗能一个量级吗？”武将们都没脾气了，敢情自己都是“狗”，那还争什么啊？
具体到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这件事上，对于蒋介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也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以后慢慢琢磨过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按说应该知道自己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充当什么样的人物。但实际上能够琢磨明白的寥寥无几。清同治六年夏，湘系头子曾国藩与他的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段臧否当朝高层的对话，谈及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恭亲王奕时，赵烈文说了一句话：“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也就是说赵烈文认为奕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应对。说起来这是次高当局了（比最高当局仅低一档），仍旧没琢磨明白自己的身份。蒋介石一开始也一样不能免俗。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还闹过意气，其实是“撒娇”，但至少说明他对这个牌位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当的认知，包括何应钦在内更是如此。可蒋介石的聪明就在于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很快就发现角色的重要性。然而，这个重要性到底如何重要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重要性真的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去，蒋介石脑子里还是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蒋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轻率的鼓噪陈果夫等人推举自己出掌“民国总统”的由来。个人势力的突然膨胀让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等到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蒋介石的路数就变了，自己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以军治党”、“以军治国”的方向上，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政府主席的牌位让给空心大老来做，避开事务性的东西，专抓实权。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特别是抗战之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对比较之战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版“军机处”，军统、中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道路上，“军党论”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抗战的巨大胜利让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自予予雄，人莫予毒起来。英美派的鼓吹、躁动，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那段“总统情结”又开始食指大动。事实上，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是最臭的一步棋，得罪了天下各方势力，且在党内也搞得四分五裂。而且，这顶并不实际的“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彻底毁了黄埔系和桂系这国民党最后的两根支柱。
蒋介石为了当这个总统，所付出的巨额代价已经人所共知。而新桂系为了这个总统同样让矛盾摆上了桌面，做了总统之前的李宗仁好歹还是新桂系表面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做了总统以后，除了令不出石头城外，再无任何实惠可言，而新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则就此抓住新桂系全面大权，李、白一体成为历史。曹操这个人一辈子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也是他搞政治搞了一生最大的总结就是“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所以，司马光尽管看不上曹孟德，可也承认曹操“难眩以伪”。可惜的是曹操的这句名言，后代政治家们未必都能琢磨明白。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从来不计较表面上的所谓的名分。挂着第二号甚至第三号人物的牌子，干的第一号人物的事情，这才是政治家的“人间正道”。蒋介石也是败退大陆前夕才又重新念及于此，才又有所顿悟。所以，到了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在培养蒋经国“上位”的各种阶段时，一直不让蒋经国轻易走到前台去，担负的各种职务也都是舍虚名，图实务的，直到时机成熟之际，才让他接掌国防部和行政院。也所以，蒋介石每每想起当年驱逐许崇智一举奠定他“军党起家”的历程时，才会尤为感念王耀武的“奇功”。 蒋介石决定要见一见这位质朴、苦干的年轻人了。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不是后来身兼一百多个要职的“党国领袖”，可在众多的黄埔生心目中，这位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大人物已经足以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了。对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在黄埔生当中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不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各种版本的面见蒋介石的诸多要领也在黄埔生中悄悄流传，有的居然非常管用。成为一部分人通过召见而平步青云的不二法门。
受到蒋介石召见的黄埔生一般来说都要接受两种考验，一个是“相面”，一个是“问话”。蒋介石早年有游走江湖的历史，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面相”，他是很愿意研究一番的。就蒋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注重仪表的人。他当初给这些黄埔生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军容风纪。初入军校的青年人们对于军人应该如何端正仪表，并无感性以及理性认识。有一次，蒋介石问这些黄埔生：“你们知道怎么戴军帽吗？”学生们都一愣，以前天天戴，与其说是戴，急了的时候不如说是扣。蒋介石当即亲自示范——戴军帽时用食指和中指捏住帽徽，拇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这样的做法才能让军帽标准、端正的冠于头上。学生们一看，都服了。到底是校长，到底去过日本。这种习惯直到晚年，蒋介石仍旧讲求。他在台湾执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自己的孙子蒋孝勇下了小学归来，脑袋瓜给剃得铮亮。蒋介石就纳闷了，小家伙一脑袋的好头发，凭啥给剃成秃瓢了？他就问蒋孝勇原因，蒋孝勇回答说这是学校老师为了响应“总统”的“卧薪尝胆、反攻大陆”的号召，学习“总统”“光头革命”的精神，所以，所有学生必须剃光脑袋瓜。蒋介石这个气啊，当着孙子的面就说开了：“我当初之所以剃光脑袋，不是什么光头革命，一则是军人风貌，二则即更主要的是我的头发不多，而且细长，索性剃光更好看一些。”随后，蒋介石下令不要学校给学生搞什么“光头革命”。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叫做：“妍皮不裹痴骨”，后秦帝国的皇帝姚兴对此就特别推崇。蒋介石也不例外。其实，只要看看蒋介石麾下的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顾祝同、刘峙等人的相貌便可以了解一二了。不过，以貌取人到底不如以才取人。貌不惊人的徐向前就是蒋介石看走眼的最好的一个例证。蒋介石对于一口山西话且相貌平平的徐向前并无深刻印象，更想象不到此人的军事能力后来竟然勇冠三军。
蒋介石的问话通常不是聊家常，而是单刀直入的过问你的学习、生活和业余爱好。问的次数多了，也就难免不有雷同的地方。特别是问你最近读过什么书，有的人为了取巧，就故意说读了《曾文正公全集》或者《曾胡治兵指要》等等，蒋介石间或问到一些内容，但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很高兴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至少在欺蒙或者蒙蔽上级这一点来说，作为下属是有一定的功夫的。而且，通常来说，越是身居最高层，下情的上达也就难度最大。就“下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下级因为通晓“下情”才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如果这点资源都给上级垄断的话，那么下级只好横死。所以，“下情”的控制使用和选择性供给是作为下级的必修课，谁要是这门课毕不了业，他也就不配再做下级。千百年来，上下级之间发生的多起矛盾中最根本之一便是“通气”问题。
政治家们的谈话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收服人心。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晚年回忆他在延安窑洞中与毛泽东的一席谈话后的观感时，不无感慨的说过，当他走出毛泽东的那孔窑洞的一瞬间，他自我感觉：此刻，他毛泽东让我去做什么我都愿意。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在胸中升腾。
不过，眼下不论是召见者还是被召见者，他们都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微末节了。贼心不死的陈炯明已经准备卷土重来。这次，陈炯明比以往增加了一些本钱，与盘踞在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遥相呼应。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陈炯明。1925年9月28日，东征军成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兼任东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东征军打击的重点是陈家军的老巢——惠州。王耀武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野战。
9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调集黄埔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寓所，这招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崇智的嫡系大将许济、莫雄等人都蒙在鼓中，许崇智寓所的防守部队根本不是黄埔学生军的对手。王耀武也参加了这次驱逐许崇智的行动。在围堵许崇智寓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黄埔学生军虽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但并不是说完全孤立的背景。黄埔学生军中不少人以前就是粤军中人，两者是交叉性质的。而且，许崇智这人治军较宽，对下属一直不错，黄埔学生军中有些人也很感念他，这时候奉上峰之令来驱逐自己的老长官，这在一个特重袍泽、江湖的旧道德时代，往往难以下手。王文彦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坏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或者完成不好的话，别说蒋介石那里不答应，就是何应钦第一个就得废了他。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王耀武：“佐民，你看???”王耀武：“连长，请给我十个人，三挺机关枪。”王文彦马上答应。王耀武带着这十个人，三挺机关枪，一下子就把通往粤军司令部与许崇智寓所的一条关键消息小路给封死了。这样一来，王耀武不但封死了粤军可能知道消息后的变生肘腋，也封死了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中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念。因为谁都清楚，这条消息路一旦给封死了，别说粤军援军，就是一只鸟都休想飞过来，许崇智彻底完了。
许崇智等不到援兵，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告诉许崇智：“现在广东的空气对总司令非常不利，请总司令到外面避避风头，将来事态平稳了，还要请总司令回来主持大局。” 蒋介石还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许崇智一看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黯然出走。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崇智丢了粤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的确损失很大，可手中拿着蒋介石的这封亲笔信也成了许崇智日后的一块“点金石”。只要许崇智手头紧了，就跟蒋介石伸手要钱，蒋介石不管数目多大，从不含糊，一律送去。后来，蒋介石托张静江、吴稚晖出面另外给许崇智一大笔款子，“赎回”这封亲笔信。可是，当蒋介石拿到这封长信的原件时，他又傻了，因为这封长信原件的四角都有图钉钉过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事前许崇智把此信做了拍照留底处理。许崇智对亲信说：“我就是让他知道，他欠我的帐永远也还不清。”
王耀武这“临门一脚”让蒋介石铭心刻骨，记了一辈子。王耀武济南战役被俘后，响应中共的号召，多次在电台里宣讲解放军方面的宽大政策、优待俘虏，特别是淮海战役期间各人民电台反复播送王耀武的宣讲，对瓦解国民党军起了不小的作用。总统府侍卫长石祖德亲眼目睹了蒋介石听到王耀武的广播后的愤怒，“老头子一脚踢翻了收音机”。可是，当有人提出要做不利于王耀武的家属以示惩戒时，蒋介石则摇摇头：“王俊才（王耀武）民国十四年对‘革命’建过奇功。”下面人遂不敢再提。可见，直到这时，蒋介石仍旧对王耀武当年驱逐许崇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蒋介石为什么对王耀武的这一“奇功”不能忘怀呢？说来话长。举凡一个成功或者成熟的政治家，他心中都有一杆能够掂出真正分量的功过的大秤。什么叫奇功？什么叫险功？什么叫大功？什么叫头功？等等等等。汉朝初年，皇帝大封功臣，武将们呲牙跟刘邦说萧何有啥功劳凭啥封为天下第一侯？刘邦是什么人啊？他面对的又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肚子里转的肠子有几曲，刘邦是一眼望穿。刘邦就说了：“天底下立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功人，一种是功狗。功人是指路的，功狗是玩命的，你们说说看，功人和功狗能一个量级吗？”武将们都没脾气了，敢情自己都是“狗”，那还争什么啊？
具体到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这件事上，对于蒋介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也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以后慢慢琢磨过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按说应该知道自己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充当什么样的人物。但实际上能够琢磨明白的寥寥无几。清同治六年夏，湘系头子曾国藩与他的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段臧否当朝高层的对话，谈及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恭亲王奕时，赵烈文说了一句话：“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也就是说赵烈文认为奕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应对。说起来这是次高当局了（比最高当局仅低一档），仍旧没琢磨明白自己的身份。蒋介石一开始也一样不能免俗。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还闹过意气，其实是“撒娇”，但至少说明他对这个牌位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当的认知，包括何应钦在内更是如此。可蒋介石的聪明就在于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很快就发现角色的重要性。然而，这个重要性到底如何重要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重要性真的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去，蒋介石脑子里还是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蒋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轻率的鼓噪陈果夫等人推举自己出掌“民国总统”的由来。个人势力的突然膨胀让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等到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蒋介石的路数就变了，自己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以军治党”、“以军治国”的方向上，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政府主席的牌位让给空心大老来做，避开事务性的东西，专抓实权。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特别是抗战之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对比较之战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版“军机处”，军统、中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道路上，“军党论”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抗战的巨大胜利让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自予予雄，人莫予毒起来。英美派的鼓吹、躁动，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那段“总统情结”又开始食指大动。事实上，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是最臭的一步棋，得罪了天下各方势力，且在党内也搞得四分五裂。而且，这顶并不实际的“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彻底毁了黄埔系和桂系这国民党最后的两根支柱。
蒋介石为了当这个总统，所付出的巨额代价已经人所共知。而新桂系为了这个总统同样让矛盾摆上了桌面，做了总统之前的李宗仁好歹还是新桂系表面上的第一号人物，但做了总统以后，除了令不出石头城外，再无任何实惠可言，而新桂系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则就此抓住新桂系全面大权，李、白一体成为历史。曹操这个人一辈子说的最好的一句话，也是他搞政治搞了一生最大的总结就是“不可慕虚名而处实祸”，所以，司马光尽管看不上曹孟德，可也承认曹操“难眩以伪”。可惜的是曹操的这句名言，后代政治家们未必都能琢磨明白。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从来不计较表面上的所谓的名分。挂着第二号甚至第三号人物的牌子，干的第一号人物的事情，这才是政治家的“人间正道”。蒋介石也是败退大陆前夕才又重新念及于此，才又有所顿悟。所以，到了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在培养蒋经国“上位”的各种阶段时，一直不让蒋经国轻易走到前台去，担负的各种职务也都是舍虚名，图实务的，直到时机成熟之际，才让他接掌国防部和行政院。也所以，蒋介石每每想起当年驱逐许崇智一举奠定他“军党起家”的历程时，才会尤为感念王耀武的“奇功”。 蒋介石决定要见一见这位质朴、苦干的年轻人了。这时的蒋介石虽然还不是后来身兼一百多个要职的“党国领袖”，可在众多的黄埔生心目中，这位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大人物已经足以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了。对于接受蒋介石的召见，在黄埔生当中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不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各种版本的面见蒋介石的诸多要领也在黄埔生中悄悄流传，有的居然非常管用。成为一部分人通过召见而平步青云的不二法门。
受到蒋介石召见的黄埔生一般来说都要接受两种考验，一个是“相面”，一个是“问话”。蒋介石早年有游走江湖的历史，所以，对于一个人的“面相”，他是很愿意研究一番的。就蒋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相当注重仪表的人。他当初给这些黄埔生的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军容风纪。初入军校的青年人们对于军人应该如何端正仪表，并无感性以及理性认识。有一次，蒋介石问这些黄埔生：“你们知道怎么戴军帽吗？”学生们都一愣，以前天天戴，与其说是戴，急了的时候不如说是扣。蒋介石当即亲自示范——戴军帽时用食指和中指捏住帽徽，拇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这样的做法才能让军帽标准、端正的冠于头上。学生们一看，都服了。到底是校长，到底去过日本。这种习惯直到晚年，蒋介石仍旧讲求。他在台湾执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自己的孙子蒋孝勇下了小学归来，脑袋瓜给剃得铮亮。蒋介石就纳闷了，小家伙一脑袋的好头发，凭啥给剃成秃瓢了？他就问蒋孝勇原因，蒋孝勇回答说这是学校老师为了响应“总统”的“卧薪尝胆、反攻大陆”的号召，学习“总统”“光头革命”的精神，所以，所有学生必须剃光脑袋瓜。蒋介石这个气啊，当着孙子的面就说开了：“我当初之所以剃光脑袋，不是什么光头革命，一则是军人风貌，二则即更主要的是我的头发不多，而且细长，索性剃光更好看一些。”随后，蒋介石下令不要学校给学生搞什么“光头革命”。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叫做：“妍皮不裹痴骨”，后秦帝国的皇帝姚兴对此就特别推崇。蒋介石也不例外。其实，只要看看蒋介石麾下的著名的“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钱大钧、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顾祝同、刘峙等人的相貌便可以了解一二了。不过，以貌取人到底不如以才取人。貌不惊人的徐向前就是蒋介石看走眼的最好的一个例证。蒋介石对于一口山西话且相貌平平的徐向前并无深刻印象，更想象不到此人的军事能力后来竟然勇冠三军。
蒋介石的问话通常不是聊家常，而是单刀直入的过问你的学习、生活和业余爱好。问的次数多了，也就难免不有雷同的地方。特别是问你最近读过什么书，有的人为了取巧，就故意说读了《曾文正公全集》或者《曾胡治兵指要》等等，蒋介石间或问到一些内容，但听到这样的回答也就很高兴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至少在欺蒙或者蒙蔽上级这一点来说，作为下属是有一定的功夫的。而且，通常来说，越是身居最高层，下情的上达也就难度最大。就“下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下级因为通晓“下情”才有了一些生存空间，如果这点资源都给上级垄断的话，那么下级只好横死。所以，“下情”的控制使用和选择性供给是作为下级的必修课，谁要是这门课毕不了业，他也就不配再做下级。千百年来，上下级之间发生的多起矛盾中最根本之一便是“通气”问题。
政治家们的谈话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收服人心。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晚年回忆他在延安窑洞中与毛泽东的一席谈话后的观感时，不无感慨的说过，当他走出毛泽东的那孔窑洞的一瞬间，他自我感觉：此刻，他毛泽东让我去做什么我都愿意。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在胸中升腾。
不过，眼下不论是召见者还是被召见者，他们都没有时间考虑这些细微末节了。贼心不死的陈炯明已经准备卷土重来。这次，陈炯明比以往增加了一些本钱，与盘踞在广东南路的邓本殷遥相呼应。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剿灭陈炯明。1925年9月28日，东征军成立，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兼任东征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东征军打击的重点是陈家军的老巢——惠州。王耀武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的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