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王耀武 14

但是，这次野战让王耀武领教的不是战争的残酷，而是战场上机遇的诡谲。王耀武当时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是钱大钧。钱大钧是江苏苏州人（生于江苏昆山，四岁起随父迁居苏州，履历历来填写苏州人），性子绵软，很讲情面。而且，在名利场上多半能表现出至少是表面的恬淡。民国时代不属于国民党正宗嫡系的各派势力的头面人物都比较喜欢钱大钧，其中张学良与钱大钧尤其交厚。钱大钧本人曾经在保定军校担任第九期炮兵队队长职务，而陈诚那时候是钱大钧不折不扣的学生。1936年已经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的钱大钧被蒋介石安排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的位置上去，而行营主任居然就是当年钱大钧的学生陈诚。蒋介石包括何应钦、陈诚等人在内都认为钱大钧未必肯干，哪知道当蒋介石征求钱大钧的意见时，钱大钧居然不以为意：“人间一切皆在变，先生既可以当学生，学生也可以当先生。”这话传诵一时。而其时，陈诚多数时间在外，广州行营日常工作均由钱大钧掌握，陈诚虽名为主任，但实权却操在钱大钧手中。



钱大钧的三团驻扎博罗，任务是防卫蒋介石的东征军总指挥部。钱大钧生平有两个外号最能说明钱大钧的为人。第一个是“黄埔蛋”，第二个是“钱大钩”（也作“钩大钱”）。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外号。何应钦的外号“何婆婆”指的是何应钦在黄埔系阵营中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老公公”的蒋介石的“老婆婆”。而钱大钧的“黄埔蛋”的外号则生动的再现了蒋介石、钱大钧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这个人牙口不好，吃东西就有点费劲。一般都是要先挑酥软的东西入口。因此，鸡蛋就特别合蒋介石的口味。说起来，政治强人喜欢吃鸡蛋似乎成了中外的通例，比如希特勒就尤其喜欢烹食鸡蛋，他身边的厨师甚至可以炮制一百多种鸡蛋类的饮食，目前保留的纪录片中还有希特勒与德国装甲兵共进午餐的镜头时摊鸡蛋的那一幕。但是，我们都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也就是说“烹小鲜”往往是最难的。清代才子袁枚也喜欢吃鸡蛋，特别是鸡蛋羹（北方人叫鸡蛋糕）。有一次，他吃到了味道无比鲜美的鸡蛋羹，就追问厨师这是怎么做的，厨师那天心情可能不好，就忽悠袁枚说：“这鸡蛋得反复搅动一百遍”。袁枚没听出来这是“泡人”的话，硬是把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笔记中，继续“忽悠”子孙万代。



钱大钧平素就对蒋介石的起居饮食特别关注，蒋介石的警卫、保安工作都是钱大钧一手操持。有一回，蒋介石随口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吃上一次‘黄埔蛋’。”的话。钱大钧马上就去找人操办。这“黄埔蛋”的经历有点跟朱元璋的“珍珠翡翠白玉汤”类似，蒋介石当初经过黄埔港时吃过一个名叫“严妈妈”的人烹制的炒鸡蛋，印象特别深刻，回味无穷。其实，这“黄埔蛋”没啥特殊的秘诀，就是大火烹炒，后放葱花，起锅麻溜。一开始，派下去的人没找到，钱大钧就急了，自己带着卫兵到周边农村去打探，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严妈妈真给钱大钧找到了，老人家年近六十，身体还硬朗，就是耳朵不那么灵。钱大钧请老太太再给蒋介石烧制一次黄埔蛋，蒋介石大快朵颐，连声称赞，严妈妈把这个手艺后来告诉了蒋介石身边的厨师，蒋介石每吃黄埔蛋，必然想到钱大钧的“辛劳”，内中的思绪自然不言而喻。“黄埔蛋”的外号按在了钱大钧头上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钱大钧在黄埔军校的各教官中升迁速度相当之快，一度代理何应钦的教育长乃至代理蒋介石的军校校长。后来经常挂在钱大钧嘴上的一句话就是：“领袖也是人。” 这次驻扎博罗，照例还是钱大钧负责卫护蒋介石的安全。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是要调蒋先云来做自己的警卫部队首领的。蒋先云是“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并称“黄埔三杰”），他是湖南人，可蒋介石一直想跟他拉同宗的关系，还一度让蒋先云做自己的秘书。（蒋介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后最早选定的两位机要秘书就是蒋先云和陈立夫）蒋先云的妻子李袛欣是中共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的小妹，1927年，蒋介石专车途径醴陵时，蒋介石派专人请蒋先云的老岳父就是李立三的父亲李石硅前来叙谈，一坐竟一个多小时，当地报纸大张旗鼓的宣传“蒋总司令会见李老太爷”。然而，即便是这样，也没有让蒋先云回头，义无反顾的蒋先云还是一头扎进中共的阵营中去。然而，在自己的战友、同志中却不乏对蒋先云存在猜忌、怀疑之辈，这让蒋先云异常苦恼，在与李一氓的闲谈中多有流露。 1927年5月的临颍战役中，蒋先云三次负伤不下火线，最终牺牲。李一氓说过：“他是下了决心，牺牲在战场上，以表示他对党的忠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怀疑他的人，最后相信蒋先云没有被蒋介石收买。无端的猜疑是很可怕的。”



蒋先云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调来给蒋介石当警卫，他直率的表示自己愿意血染沙场而非看家护院。要是放在别人给钱大钧说这番话，钱大钧早就恼了，可蒋先云毕竟非比旁人，那是蒋介石的爱将。所以，钱大钧只好苦笑的说道：“老弟啊，给校长作警卫怎么能叫看家护院呢？”这样，钱大钧选派王文彦所在的连队作为蒋介石的警卫部队。王文彦自然把这当做美差来看，他对王耀武说：“这蒋先云也不知道脑子动了哪儿根筋，硬是要效命沙场，精神固然可嘉，但护卫总指挥不也一样光荣吗？而且，还会让总指挥青眼相看的，我真不知道这帮子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件事留给王耀武的印象很深，直到十年以后，他与被俘的红军师长胡天陶对话时，这保存在记忆深处的往事又被重新勾了出来，让王耀武久久陷入深思之中。 王文彦他们紧锣密鼓的张罗着，蒋介石一进来就来脾气了，大怒：“谁在搞什么？”下面人就跟他报告了，蒋介石一听更火了：“把钱大钧给我叫来！”钱大钧一到，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蒋介石拍着桌子说：“把陈赓给我找来，我要陈赓当我的警卫连长！”钱大钧一边擦汗，一边解释：“钧座，陈赓是共产党员啊。”蒋介石怒气不息：“共产党怎么了？国民党员不争气嘛，惠州铁桶一般，还不是蒋先云这个共产党先登上去的？敌军未至，我们倒先自乱阵脚，哪里还有军人的气概了？你去把陈赓给我找来！”



惠州是陈炯明多年以来盘踞的老营，易守难攻。何应钦和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亲自督战，第一师第四团团长、老同盟会会员刘尧宸率领攻坚队直扑惠州城，不幸中弹牺牲。经周恩来建议，改用链条式冲锋队进行循环攻城，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率第一组首先攻城，陈赓等第二组随后跟进。1925年10月14日下午三时三十分，蒋先云第一个登上惠州城，陈赓第一个将红色的国民革命军军旗插上城头。蒋介石知道这件事以后，连声说：“还是陈赓，还是陈赓。”在黄埔军校中，“黄埔三杰”各有千秋，同学中有句顺口溜叫做：“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陈赓带的部队的特点就是腿勤、腿快、腿长。这个优点和特点不仅被蒋介石所激赏，就是后来毛泽东从望远镜中看到冲锋陷阵的陈赓及其部队时都不住的赞叹说：“陈赓行，能当军长！”这次调来陈赓连做警卫部队，也多亏了陈赓的腿，救了蒋介石一条命。不仅救了蒋介石，也救了钱大钧。1931年，已经担负秘密工作的重要使命的陈赓从浦口换乘火车赶赴天津避险，竟被挂在这趟火车上的“花车”中的钱大钧一眼认出。此时的钱大钧已经荣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校长兼第八十九师师长。陈赓一开始还在掩饰，钱大钧上去就把陈赓的帽子给掀去：“跟我这装什么‘王先生’，剥了你陈赓的皮我都能认出你的骨头来！”钱大钧挽着陈赓的胳膊笑呵呵的走进自己的 “花车”，嘘寒问暖，大声的对左右说：“看见没有？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党。”陈赓笑嘻嘻的说：“我早就不干了，现在做点生意。”钱大钧也笑了：“你还不干了？谁不干共产党，你陈赓也不能不干。”陈赓还要解释，钱大钧挥手拦住了他，说：“老弟放心好了，我这次找你过来只念旧情，不谈新怨，不过，我劝你老弟一句，要收敛一些，校长对你很注意，你要是落在康兆民、戴雨农这些人手里，可没有我这么客气了。”车到天津，陈赓全家平安落地，钱大钧没有动陈赓一根毫毛。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蒋介石调来陈赓担任自己的警卫连连长时，由粤军改编而来的谭曙卿师在华阳被悍将林虎所部包围，蒋介石前去督战被敌军抄了后路，幸好有陈赓保卫，才使得蒋介石脱险。而脱险之际的蒋介石竟然很久没有见到身负警卫重任的团长钱大钧，这让蒋介石勃然大怒，多亏身边的陈赓给钱大钧缓颊，说钱团长找了校长一晚上都没有找到云云，蒋介石这才作罢。事后，钱大钧特别感谢陈赓，还对着陈赓大吐苦水：“给校长当警卫可不是闹着玩的，看似美差，说不定什么时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这句话还真让钱大钧给说着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钱大钧身为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竟然被蒋介石暗中怀疑受张学良的暗示故意调走停靠在临潼车站的蒋介石专用的法国造客车（俗称“蓝钢皮”），而且，在华清池东北军冲入的一刹那，钱大钧摆手说：“我是钱主任，你们不要乱开枪。”东北军竟然停止射击。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让蒋介石对钱大钧的“忠诚”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此后，钱大钧在蒋介石的训问下，出示蒋介石批示的调走蓝钢皮的报告和自己因枪伤染红的血衣、伤口，这才让蒋介石暂时无话。不过，到底没有了像陈赓这样的人物在蒋介石面前给他吹暖风，蒋虽然不再迁罪钱大钧，但钱就此离开蒋介石的身边。1947年的钱大钧居然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将军衔的身份屈就老家吴县的参议会的参议长。



第二次东征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论功行赏，何应钦受到“指挥有方，劳苦功高”的高度褒扬，并无特殊作为的三团团长钱大钧也受到格外褒奖。并没有参与实质性作战的王文彦部也被传令嘉奖。这让王耀武大感吃惊。王文彦笑着开导王耀武：“佐民老弟，这就是政治。钱大钧虽然一开始被校长骂了一顿，可毕竟后来校长遇险是真，这说明钱大钧未雨绸缪也不见得错，只不过时间提早了一点。再者说，最早登上惠州城的都是共产党，我们国民党这边要是再没有点功劳摆在那里，岂不是昭告天下人东征胜利取自于共党手中吗？”王耀武说：“校长不也公开表白说是中共方面立有大功吗？”王文彦又笑了：“那是说说而已，说到底，校长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国民党的黄埔生的，而不是蒋先云、陈赓他们。如果这次风头都给蒋先云、陈赓他们抢了去，以后哪还有黄埔生愿意给校长卖命？这就叫疏不间亲。”王文彦说的没错，牺牲阵前的第四团团长刘尧宸被破格追授为陆军中将，国民党籍的黄埔生均被 “从优议叙”，王耀武也获得了一定的奖励，而且，这一奖励在他1926年1月毕业后很快就给落到了实处。 1926年1月，王耀武结束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正式进入军人的行列。他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四连担任少尉排长。这个职务其实是一个障眼法，何应钦不想让人看出自己对王耀武的栽培。这里涉及到一个何应钦的政治生存之道或者说也是何应钦之所以几十年都能够维持自己“武甘草”的绝对地位的秘诀。



在后来者研究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史时，不少人笼统的认为何应钦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有的人他用过了以后就放在了一边，这点上不如陈诚。因为陈诚始终如一的培养自己信任的部下。还有人就此将这一对比列入何应钦所以“不敌”陈诚的界面上去。事实上，这种貌似劣势或者缺点的东西正是何应钦本人刻意营造出来的氛围或者印象。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功高震主，早晚被煮。”一旦当你坐到第二把交椅的时候，不在于你是否心存杂念，而是上边早已将你视作对手。道理很简单，赵匡胤当年就明确的指出过：“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有朝一日，手底下人依样画葫芦，你答应不答应呢？那是由不得你的，你不让别人攀龙附凤，那么别人也不会让你过老百姓的日子。说白了，第二号人物不管你心里怎么想，你的地位决定了你距离最高当局只有一步之遥，可望无所谓，但可及是肯定的，只要后者成立，那么，上边对你就要“另眼相看”。而且，更麻烦的是你底下那堆人再时不时的给你吹捧一通，或者这堆人默默的以你为中心形成小圈子。那样一来，也就基本上离死不远了。



就陈诚与何应钦而言，便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无须讳言，陈诚特别照顾手下，以他为核心形成的“土木系”在国民党黄埔系阵营中令人侧目，即便是同为嫡系的胡宗南、汤恩伯、戴笠等人也无法望其项背。而反观何应钦，你很难找到他的圈子，你很难说谁或者谁是何应钦的铁杆，那支番号是何应钦的基干武装。都没有。但是，几十年下来，何应钦始终处在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上，尽管有的时候是一个虚名。那么，陈诚呢？到了台湾以后的陈诚的确爬上了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一则何应钦年迈体衰，安然退休，二则蒋介石要借重陈诚这只拐杖扶他走一程。然而，一程之后呢？第二号人物的位置已然不再是陈诚，而是更年轻的蒋经国。陈诚曾对人说过：“我就是一只虎，也要先卧着。”他说的没错，只是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没有料到他这只虎一直卧到死也没有捞到站起身来的机会。晚年的陈诚患上了肝癌的恶症，而谁都知道这毛病的起因是从“气”和“郁”这两个字上来的。这时候，名噪一时的“土木系”又在哪里呢？我们再来看看人家何应钦，九十岁的高龄还能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何应钦1987年10月病故的时候，蒋经国也已经行将就木（何应钦去后不到三个月，蒋经国撒手尘寰），某种意义上说，何应钦用他的“无争”、“无骨”、“无党”的超级手段几乎活过了蒋家两代人。（国民党政治上的“三无概念股”应该首推何应钦，而现实生活中，股市中的“三无概念股”也一直领跑大盘）政治上的较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生命的赛跑。“谁笑到最后谁才笑的最好”，同样道理，“谁活到最后，谁才会对历史最有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