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成舍我、程沧波与《自由人》报

智效民：成舍我、程沧波与《自由人》报

　　《南方都市报》曾刊文详细介绍“独立报人”成舍我、成露茜父女的传奇经历。在配发的一幅图片中，展示了他们在不同时代创办的报纸，包括《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小世界》、《民报》、《立报》和《自由人》报。前几份报纸大家比较熟悉，《自由人》报却少有人知。

　　去年我去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北“旧香居”书店淘到一本《沧波文存》(1983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其中有两篇与《自由人》报有关的文章。一篇是程沧波在成氏60大寿时写的贺寿文章———《中国自由史上的一位独立的记者》，另一篇是《自由人发刊词》。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成舍我的高尚人格与《自由人》的价值取向。

　　《自由人》的问世

　　《自由人》是1950年冬天在香港问世的。在此之前，成舍我的事业受到双重打击：

　　1949年2月，北平《世界日报》被中共北平市军管制委员会通令查封，成舍我委托的代理人吴范寰被软禁；同年7月，重庆版《世界日报》因发表批评国民党地方官员的文章，被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没收，并将该报改为重庆市党部机关报。

　　由于北平《世界日报》被查封，成舍我于1949年4月携家眷到了香港，与程沧波、王云五、左舜生、卜少夫、陈训畲、陶百川、阮毅成、徐复观、刘百闵等人创办了《自由人》报(三日刊)。查陈正茂编著的《左舜生年谱》，在“民国四十年”(1951年)有以下记载：

　　三月七日，先生与成舍我、陶百川、程沧波、金侯城、阮毅成、王云五、许孝炎、卜少夫、雷啸岑等人，为要办一刊物，以阐扬民主自由思想，……乃决定先办一张小型的半周刊，适韩战发生，预料东亚局势将有变化，刊物必须及时问世，刊物取名《自由人》，意为“我们要做自由人”。《自由人》创刊后，众推王云五为董事长，其后王云五回台，乃改推先生为代理董事长。

　　三月二十日，先生致函雷震言及：俟筹得旅费与生活费当请代办入境。而《自由人》已出五期……

　　五月三日，先生与刘百闵、成舍我等人致函雷震、端木恺、王云五、胡秋原、卜少夫等人，谈及《自由人》如何支持的问题。先生等人提出的解决之道为：(一)必须改社长制以专责成。(二)须多方设法筹款。(三)发行须彻底改革。(四)留台同人，每人每星期至少须写一篇。否则万难维持，似不如提早结束。

　　这里所谓“先生”，当然是指左舜生。在“成舍我先生纪念网”的年谱专栏中，仅仅在1951年，成先生就为《自由人·半月展望》专栏写了三十多篇时评，其中有《葛罗米柯可以归矣》、《不投降就不能退出韩战》、《煎人心下酒切人肉出售》、《冷眼看巴黎会议》、《大反攻有其必要》、《人力是否无穷？》、《联军为什么不越过三八线》、《伊朗通过了煤油国有》、《是否要和铁托摊牌———斯大林已四路不通》、《好一个国际宣传讲坛———替葛罗米柯之类可怜》、《看贝隆五年作风》、《东方人“自由”不值钱》、《由杜鲁门打“穷朴克”看出民主世界的可爱》、《联军问题在七嘴八舌》、《美对法第三势力的怀疑》、《麦克阿瑟“流年不利”》、《野火不许烧起来》、《“和谣”究竟有没有根据》、《“否认”未必就真是没有》、《杜鲁门希望奇迹重演》、《谁迫使我们骨肉离散》、《强迫勒售伪报仍难畅销》、《艾森豪威尔难言之隐》等篇章。

　　另在陈正荗主编的《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论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之一)中，也收集了左氏为《自由人》撰写的许多文章。同样是1951年，左舜生就写了《傅作义与张闻天》、《董时进评中共的土改政策》、《立国基本条件的建立——— 总要靠我们自己》、《要国家纳入正轨———应确立舆论权威》、《国家隆替与用人标准》、《正本清源论》、《政治与文学》、《团结之道》、《实现民主的条件之一——— 知识分子的觉醒》。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成舍我比较关心国际政治和朝鲜战争，左舜生则对国家前途和民主政治忧心忡忡。

　　程沧波论成舍我

　　除了成舍我和左舜生以外，程沧波也是《自由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程沧波，190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他早年在复旦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随后，他又赴英国留学，对该国政治历史有深入的观察研究。回国后他进入新闻界，曾担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中央日报》社社长、重庆《世界日报》总主笔。在此期间，他与成舍我由相识到相知，由相知到惺惺相惜，可谓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因此他在《中国自由史上的一位独立的记者》中，对成舍我给予很高评价：

　　舍我先生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一位伟大的斗士，同时也是中国自由史上一位勇敢而独立的斗士。他为了新闻自由而奋斗，也就是为了人类自由而奋斗。他的奋斗，不仅是消极的排除对于自由的障碍；同时还在积极建设了适宜于自由的气氛与环境。在自由的斗争中，能不顾一切利害去排除对自由的障碍，已经需要大仁大勇。在此种消极的斗争以外，再能积极创造对于自由环境的建设，在大仁大勇以外，更需大智慧。舍我先生今天值得自由世界的崇敬，就在他在为自由的奋斗中，无论在消极或积极方面，都有伟大的表现。

　　文章还说，从民国十三(1924)到民国十五(1926)年，赤手空拳的成舍我没有拿任何人的津贴，就在北京办了两份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有一种为了自由而奋斗的独立精神。有了这种独立精神，就可以“与当时的军阀官僚，作殊死的斗争。”因此，说成舍我是“独立报人”，可谓恰如其分。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央日报》是蒋介石的宣传工具，殊不知其社长对自由和独立居然会有如此分析、如此理解。

　　此外，1964年成舍我夫人去世后，程沧波献上的挽联是：“长夜唏嘘，忍看故人纵横老泪；暮年哀荣，难说尘世生灭因缘！”1967年成舍我70大寿时，他还赋诗一首，以示敬意：“七十年来事，茫茫说短长，羊肠看世路，笔阵抵沙场。大义惊朝野，微言接素王，功成沧海去，一笑对黄粱。”

　　起草《告全国军民书》的程沧波

　　说到程沧波，有件事值得一提。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全国军民书》，从而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而这篇凝聚国力、振奋民心的抗日檄文，就出自程沧波之手。

　　据程沧波女儿回忆，“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庐山，当时蒋对程沧波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谈了这篇稿子的内容，其中包括“和平未到最后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以及“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等话语。当时已是下午二点半左右，蒋要求晚上七点完成。

　　程沧波回到房间之后，住在隔壁的胡适先生得知他要起草一篇重要文稿，便对他说：“委员长平时对文稿总嫌过长，你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程回答道：“能用六百字或一千字完成已很吃力，用三百字，我无此本事。”胡适笑着说了一声“打扰了”，便当即告退。不一会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敲门进来对他说：“文稿能不能在五点完成？因为夫人(宋美龄)要先看一看。”当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左右，程沧波只好说：“你快走，到时候再来。”五点一过，钱先生准时到来，程的文章已经完成。查胡适日记，确实有许多与程氏交往的记录，但是却没有这件事。

　　程沧波起草的文稿几经修改，由蒋介石发表时，标题定为《对卢沟桥事变之严正表示》，其中除蒋介石口授内容外，还有许多警策之句。比如“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总而言之，这篇文章对于发动全民族抗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日本首相近卫在东京狂妄地说：“日本要惩治中国，要大张挞伐，要打到中国屈膝，三个月内可以打到中国跪下来投降。”为此，程沧波在《中央日报》上义正词严地反驳道：“中华民族是不会向暴力屈膝的，中国更不会对暴力下跪，将来救日本的还是中国！”

　　程沧波撰写《自由人发刊词》

　　正因为程沧波是文章里手，当《自由人》创刊时，撰写“发刊词”的任务便落在他的头上。

　　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文章开门见山说：“如果中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黑暗时期，那么，二十世纪的世界——— 尤其从三十年代开始——— 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混乱时期。这个大混乱，到今天已闹得全世界天翻地覆，人类的未来，是否能够逃出整个的覆灭，全视大家能否把握问题的中心，向前去奋斗。”

　　在此基础上，他向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人类，现在与将来，要不要做人？如果想做人，从什么地方着手奋斗？”显而易见，他认为要不要做人、怎样做人，乃是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关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程沧波把世界分为“人的社会”和“非人社会”。他指出：在人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有四肢五官，还要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格、有个性。因为有思想、有灵魂、有人格、有个性，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丰富人类的文明。由此可见，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与人格尊严，对于每一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有多么重要！另外，在人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其他人而独自存在。因此，人不仅要为自己、也要为其他人而存在。基于这一原因，程沧波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需要、和谐相处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仇恨。

　　与“人的社会”相比，“非人社会”的人们虽具备人的形态，却因为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人格、没有个性，便只能是一台机器、一个奴隶、一头牛马或一只绵羊。于是，他们只能是“大编组中一个微小的东西”。他们的一举一动，总是要“受牧人的操纵指使”，生存完全是为少数专制寡头服务。另外，为了防止他们具有个性，这个社会还特别强调纪律，并把个人自由与人格尊严当作执行纪律的最大障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程沧波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做人的主要条件，要做人必先得自由，得着自由，方可做人。换句话说，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奴隶牛马，在于自由之有无。有了自由才能做到人，才能做到一位堂堂正正之人。”他还说：“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关键在于自由之有无，而不在于知识之高低。”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在“知识改变命运”等口号的影响下，过于重视知识之高低，从而忽视了自由之有无，从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

　　程沧波还说：“自由两个字，不是一时详细解释得清楚。但我们可以扼要地说，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主要条件。其重要性，等于空气。……一个人获得了自由，才能保持其人性，保持其人格尊严，发挥其个性的至善，以造福于自己及社会。要做人先要求得自由，要建立一个人的社会，必先得为个人或一群人争取自由。”

　　从这份发刊词中，可以看出创办《自由人》的宗旨以及创办人“要做自由人”的理想。令人遗憾的是，到了1959年9月，这份报纸终于因为经济问题而停刊，在香港维持了1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