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莫让“主义”之争妨碍“问题”之共识

华炳啸：莫让“主义”之争妨碍“问题”之共识

——对网友关于“宪政社会主义”质疑的回应

　　搁置“主义”之争，在“问题”上扩大共识

　                                   　——作者题记

　　一

　　首先感谢有这么多朋友关注江平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以及我的著作《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总体来看，支持和理解者居多，在选举与治理网上，《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阅读2560人次，文后有175人支持，19人反对；在共识网上，阅读1361人次，70人支持，3人反对（统计数据截止到10月31日凌晨3点整）。但是，在留言中（尤其是在选举与治理网上），质疑的声音也很大，一些观点颇有代表性，所以有必要在此回应一下。

　　我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愤怒的或沮丧的或担忧的或质疑的声音，在利益多元化和表达多元化的信息开放的转型时代，这很正常。选网上部分强烈质疑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朋友们的观点，不禁让我联想起了香港的政改风波。面对宁可杯葛不彻底的政改方案导致政改完全停滞的民主派，面对坚持循序渐进推进民主改革的特区政府，到底是累积进步呢还是宁停不进（宁僵不屈）？香港的议员们和市民们为此很是纠结啊。

　　从很多留言里看，一些网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的学理解读及改革愿景迥然不同。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社会主义”已经面目全非、污秽不堪了。无论把它说成是自污还是抹黑，是自我作践还是被妖魔化，“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仰危机和信任危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作为新生力量的“社会主义”曾经是那么地令人向往，在共产党领导下人们奋起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倡言宪政民主，发出共和国历史的先声，吸引和凝聚了无数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斗。但建国61年来，几多风雨几多愁？多歧路，今安在？几代忧国忧民忧党者在找不到方向的精神自虐和心灵挣扎中欲出无门，欲哭无泪，欲罢不能。他们所遭受到的历史创伤和现实处境中的日常生活体验，使他们对于崩塌中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重建和新解读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和怀疑，除非用可以感知的事实来说话、用鲜活的改革实践来证明。那么，就让我们退一步，先放下“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不去理会，从中国宪政改革的当下国情与现实境遇出发，从“主义”话语包裹之下的“真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出发，我们也许会克服狭隘性，加深一些理解。

　　宪政社会主义坚守宪政至上的底线原则，力倡公民社会（包括宪治秩序下的言论自由保障和结社自由保障），提出推行竞争性选举（包括国务院总理、省长等各级行政首脑的竞选组阁制）、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两院议会制（包括参理院和议政院，分别自人大常委会和政协改组而来）等等，这些新理念、新表述、新思路能够系统梳理成书在大陆通过审慎的审查机制正式出版，并在最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上被法学界泰斗江平先生郑重推介，是一次次累积而成的小小突破，来之不易。正如有位学者对我所言，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在大陆语境里公开倡导宪政改革目前所达到的思想力度与言论尺度，相对而言都是非同寻常的。我相信，这一进程必然也有其启蒙的作用，是积极的行动步骤，是与顽固反对和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势利者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大多数真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朋友们所理解和赞同的。江老的书评发表之后，我曾收到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改革派著名学者的短信，其中写到：“江老文章发表很及时，一定有助于宪政社会主义观点的传播”，“目前政改的舆论气氛不好，正需要推荐你这本书！”实际上，我的这本书毕竟成书时间跨度长，难免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很多内容都是写成于90年代），同时也由于全书删除了20余万字，在删修过程中难免会造成表达不完整或趋于表达保守化的倾向，这些不足当然需要在今后去克服和调整。但是，高放先生、詹成付司长、江平先生、周瑞金先生、虞崇胜教授、储建国教授、周树智教授、梁忠明教授等等前辈虽知此书也有很多不足，却肯屈尊奖掖提携，百忙之中硬挤时间审读全书，撰写书评，并予以慷慨的好评，甚至有意无意间拔高了对这本书的评价，所为者何也？俞可平、王长江、包心鉴、王占阳、胡星斗、许耀桐、蔡定剑、周叶中教授等等政治学、社会主义学和法学界前辈肯百忙之中和我交心深谈、给予我勉励和支持，所为者何也？还有一些资质、学养远远在我之上的青年学人（博士、副教授）主动联络我，愿志同道合合作研究宪政社会主义诸问题，所为者何也？答案很简单，这些前辈和同仁们并非是来支持我个人，也并非完全认同我的拙作中的所有观点和逻辑论证，而是不约而同地借助这本书来支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事业，来宣传宪政改革新理念。如果要说我们之间的基本共同点的话，那么就是--我们都理性务实地提醒自己务必立足于体制内改革立场，创造积极因素、积累有利条件，不断促进新改革条件的成熟和新改革力量的成长，深化宪政改革理论研究，争取机会开展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逐步形成和扩大改革共识，奋勇推进中国的宪政改革进程。记得8月17日，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专门在办公室约见了我，促膝交谈了整整一个小时，在他着重谈的四点意见中，特别提出了一个观点，即体制内改革者所承受的压力最重、牺牲最多、作用最大。他很动情地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就讲到蔡定剑教授。他说，蔡定剑先生曾经是全国人大提拔的最年轻有为的司局级领导，如果他肯放弃宪政理想和改革信念，唯权力马首是瞻，那么以他的才智和能力，早就是部长级官员了。但是，蔡先生选择离开官场，到中国政法大学组建宪政研究所，为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无怨无悔（在病榻上的蔡先生坚持和我深谈一个半小时的过程里，我对俞可平教授的评价有了更深切的体认）。这些体制内的改革派学者，用体制内话语阐发宪政改革大义，而这些话语又是体制内的各级领导人可能会听得懂、听得进的改革话语。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派学者的孜孜以求和百折不挠，那么体制内的话语权必然会落入那些不思进取、求稳怕乱、敷衍改革、得过且过甚至明进暗退、假借改革之名权谋私利的官僚垄断主义者手中（在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一书第74页到96页，对“官僚垄断主义制度”及其“官僚垄断主义者”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俞可平教授最后希望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体制内改革者的合法阵地，既不要放弃理想去同流合污出卖良知，也不能放弃责任而灰心绝望走向偏激，而要坚定信念、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众所周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政治生态与生存环境完全不同，话语体系自然不同，立场观点也会有同有异。在我看来，要加强相互间的交流与理解，相互尊重不同信仰，争取做到求同存异、扩大共识。一些朋友苛求体制内的学者必须用体制外的话语体系来正确表达，先不说其所认定的“正确话语”是否真的客观正确（这是有争论的，可以搁置，让历史实践去检验并回答），仅仅就这种偏激要求本身来看对于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思维。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最需要警惕地就是那些偏激化、极端化、情绪化、主观化的非理性倾向，既要防极左，也要防极右。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极左势力主要有两股，一股是民粹化的“毛派极左势力”，要搞“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搞社会主义多党制，另组“毛派工人阶级政党”与权贵化的“共产党”竞争），另一股是“法国大革命化”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主张通过颠覆现政权来推行“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要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都值得同情却不可取。而极右势力则是指那些顽固保守既得利益、变着法子抗拒改革的权贵势力，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信仰，或者说他们只信仰“权力”和“财富”，表现出“形左实右”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在他们那里仅仅只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从而更加致命地败坏着“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声誉。杜光先生、周瑞金先生等等很多著名学者都撰文痛批“既得利益者集团”，认为他们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和障碍。而两股极左势力，往往又为极右势力所利用，成为极右势力的棋子，用来作为维稳的借口以打压和限制改革派力量，使改革派力量难以放开手脚、拼闯出一条生路。温家宝总理痛批“停滞和倒退”以及“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并宣示自己坚持全面改革道路“风雨无阻，至死方休”，足见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有多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派特别需要凝聚和扩大改革共识，需要民间的新改革力量的支持，并在这种改革共识的凝聚下形成足够强大的“中道新改革主义力量”。这一力量既包括温和理性坚持的中道自由主义者，也包括主张政党民主转型和国家宪政改革的中道社会主义者（即新社会主义者或宪政社会主义者）。只有当这样的中间理性力量日益强健之时，中国才能形成与极右的既得势利集团相抗衡的政经利益新格局，并最终导向促成不可抗拒的宪政改革大势，完成在宪治秩序之下的政治现代化转型。可见，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共识”比任何东西都宝贵。有共识，才有合力，有合力，才能有实力，才能抓住机遇，纵横捭阖，开创历史新篇章。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只想着只能一口吃个胖子，是看不惯渐进改革的。还有一些朋友虽然接受渐进改革，但是这种渐进改革必须宣示以埋葬“社会主义制度”为终极目标（可见他们对于基马尔改革一无所知）。所以，在他们看来，只要不反共、不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假改革、假宪政，同时也懒得去分析和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内涵和时代意义，从而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完全与宪政改革对立起来，排斥在改革力量之外，似乎仅仅依靠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力量”就能实现“颜色革命”。我想，这种“只准革命”、“不许改良”的偏激意见和极右势力决不许实质性推动政治改革的意见其后果可能是一致的，那就是扼杀中国的新改革力量，使新改革共识与合力都难以形成，使可能的“宪政改革”被无限期推迟。

　　有朋友认为，宪政社会主义者大都是委曲求全的妥协分子或投机分子，想在两面讨好。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宪政社会主义者是有信仰、有信念、有责任、有担当的历史进程中的思想者和行动者。有书为证，恕不赘言。总之，在我们看来，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步步为营地稳步推进和巩固宪政民主进程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够坚定，不够奋勇，不够清醒，不够担当，那一定是会惨败的！

　　前景不容乐观，但是，我会保持乐观的心，做永不放弃的努力。为了我的信仰和信念，为了我的宪政中国梦！

　　二

　　joysun网友：

　　感谢您的关注和批评。您说：“改革与革命在赛跑，人们的耐心有限。”诚如斯言。但是体制内的改革者与体制外的革命者究竟会是一种什么关系？是竞争关系？合作关系？敌对关系？似乎很复杂，必须具体问题具体时段具体分析。但我想，至少在呼吁奋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分析，至少也应当在推进人大制度改革、推进竞争性选举改革、推进在宪治秩序之下的言论自由保障和结社自由保障、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等具体改革问题上能形成大量的交集和很多共识，应当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宪政改革与民主进步的同路人（至少在宪政改革启蒙期和前半期），而不必是彼此斗争的“假想敌”。也就是说，如果抛开意识形态分歧，不谈意识形态，只谈具体问题，那么我们也许会达成更多的共识。

　　有了上述思考，我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为了促成关于新改革的广泛共识，我们能不能尽量少争论主义、多研究问题？关于“主义”，我们可以各自表述，各有立场，相互尊重，增进理解。到底哪一种主义是符合人民要求、时代要求和中国实际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真主义，这是需要未来的政治改革实践来回答的，我们在现阶段争多了也没用。当下最关键的是解决当下问题--批判和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历史遗留，推进新改革启蒙，扩大新改革共识，争取使中国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宪政改革早日启航。只要一步步具体实现了至高无上的宪治秩序构建、人大制度改革、竞争性选举改革、公民言论自由保障和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社会建设等等，那么，关于“主义”之争的是非问题到时候也就高下自见，不辩自明了。

　　关于“主义”的问题，我已经在著作中谈过了，以后不会再去多谈。我会多投入些时间精力去研究更多更具体的问题，也包括多去研究学习北欧、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宪政建设经验。我希望，不要让“主义”话语遮蔽我们关于“问题”的基本共识。我更希望，所有支持至高无上的宪治秩序构建、人大制度改革、竞争性选举改革、公民言论自由保障和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社会建设的人们，都能够给予宪政社会主义者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少一些敌意和冷漠。毋庸置疑，宪政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自由的敌人，我们坚信“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高放先生语），认为“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依宪治国即以宪政民主为国本”。在现实中，宪政社会主义支持者仍然是新兴的弱势力量，在磐石一样坚固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面前就如同新鲜的鸡蛋，而在根深叶茂的自由主义力量面前则如同一只小蜜蜂。中国的宪政民主道路，任重道远，真可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有放眼三十年来看，我们才能坚定必胜的信心。我希望自己在今后的三十年里能谨守学术与政治之边界，坚持学术立场之独立和独立之学术研究，不受来自左与右的任何干扰，不断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性，追随前辈和无数志士仁人的足迹，勇于把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宪政民主理论研究事业，“只向真理低头”，“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根据跟帖留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