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的电视剧《潜伏》里，谢若琳说：“（那些人），满嘴主义，满肚子里都是生意”。余则成回道：“我这人啊，嘴上是主义，肚子里还是主义。”其实，在谢若琳之流看来，所谓“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生意”。诚如该剧另一句台词：“出来革命，不就是图个一官半职吗？”“等捞够了，找个地方退下来。”而余则成呢，嘴上肚里确实都是“主义”，然而，嘴上的“主义”，和肚里的“主义”，却完全不是一种“主义”。余整天嘴上高喊“三民主义”，肚里闹腾的却是“共产主义”。（有些人正好相反）。或许，这也是当今中国的真实写照，不是或许，是肯定。

一，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民主”，和“民粹”，两者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民主主义具体是指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行政决策权掌握在民众的手里，行政决策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意志，人民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代表的。人民主权同时是不可分割和至高无上的。民主主义并非单只意味多数统治的政治，换句话说，多数人的意志并不往往代表多数人的利益。然而关键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之下，少数人的利益绝不得凌驾于多数人的利益之上。民粹主义(Populism，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的俄国兴起的一股社会思潮。其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其手段包括：通过强调平民的统一，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亦即：以平民精英的形象而代言广大平民的利益诉求，进而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追求。

辞繁义幽，不妨就字面意思来对比一下。

民主的“民”即人民大众，而“主”是指当家做主。所以民主，是指人民当家做主，而绝非当人民的家做人民的主。民粹的“民”也是人民大众，而“粹”不妨解做精英。所以民粹，是指人民当中的精英出来代表人民做主。那么，精英如何代表人民出来做主呢？首先，我们看看何谓精英以及精英是如何产生的。有的同志给“精英”定义如下：精英就是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或群体，换言之，就是在社会政治权力体系中、在经济资源占有上、在文化资源掌握上具有优势的个人或群体。

1）在当今中国，如何掌握超出平均水平的政治资源？答案是：上级委任。不论是行政团队，还是两会代表委员，莫不是由上级指派。如何获得指派？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离公平公正公开有多远？

2）在当今中国，如何掌握超出平均水平的经济资源？答案是：国家垄断；行贿枉法；市场竞争。国家对重点行业的控制是国家安全层面的必要措施，无可厚非。然而，现在靠弥漫的官商勾结来获取经济资源的情况已成为常态，对各级行政官员的“公关”变成市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于是，“权力租赁”及“权钱交易”变得理所当然。

3）在当今中国，如何掌握超出平均水平的文化资源？答案是：国家垄断；沦为买办。国家对舆论导向的控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然而，这些权力和手段，在“权力租赁”的潜规则下，变成了维护某些集团利益的工具。而这些集团，有国内的新兴资产阶级，也有国外的老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买办。在中国，这些掌握超过平均水平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精英，成为了新兴富裕阶层。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的真正利益得不到尊重，甚至被用来加工成为某些集团完成利益追求的借口。于是，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出现了对立；于是，“精英”代表的到底是其集团利益，还是大众利益？这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焦点之一。 现而今，各行各业满是谢若琳及余则成式的“精英”。表面上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实际上拼命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打着民主主义的旗号，干着民粹主主义的勾当；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加入资本主义的阵营。民主，成为精英们冠冕堂皇的工具，或者说是面具。类似的面具还有“民生”、“民本”、“民权”……精英们个个练就的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根据需要随时变换面具。而民主和民粹，难道就像《西游记》中的真假悟空，若没有观世音，果然就辨不出哪个是真猴王，哪个是妖怪？

事情的本质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说话的人，就是真猴王；站在个人或小集团的立场上，只顾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的，那就是妖怪。什么是人民大众？在当今中国，首先就是80739万农村人口，2.26亿农民工，近两亿的城乡失业人口，7000万回流失业农民工，近千万下岗待业人员（或称“登记失业人口”）……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富裕阶层的出现，中国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正从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基尼系数0.20的高度平均，迅速扩大到目前基尼系数0.447，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0.40警戒线的现状，并且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当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增速成为世界第一时，还有2610万贫困人口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这就是中国严峻的现实。

2003年，在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裕人士的数目，为23.6万人。而这些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了9690亿美元，请注意，2003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些仅占中国总人口0.02%的人，占有了2003年中国国民生产总财富的70%，而中国总人口99.98%的人，却仅仅占有中国国民生产财富总量的30%。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荣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据我国商务部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有4000多名贪官携带500多亿美元逃往国外（这是几年前的数字，现在肯定翻新了）。河南省漯河市前市委书记程三昌，携巨款外逃到新西兰，新西兰的报纸说他连厕所都用黄金装修，每天喝人奶，每顿饭的开支达几千美元，是当地最富有的大款。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把40亿元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并顺利出逃，在国外享受着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包养的情妇，雇佣的打手、保镖和厨师共计有几百人。去珠宝店为情妇购物，半天之内就消费了500万美元，把当地人惊得目瞪口呆，甚至惊动了警察来维持秩序。2005年春节刚过，又一个震惊国内外的特大新闻从黑龙江省传来：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行长高山，又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逃到了加拿大！当地的媒体说他'富比王侯，情妇多达几百人，花钱疯狂的程度无人能比，奢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500多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4150亿元，假想如果用这笔钱扶贫，我国2610万极端贫困人口每人可均摊1.59万元,相当于他们24年的纯收入。如此一来，中国的扶贫问题就不会惊动世界了。在贵州、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贫困地区，十几岁的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寒冷的冬天全家人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无钱治病而凄惨死在家中的老人；被迫卖淫的女孩子感染性病后全身流脓的辛酸；乞丐被城里的狗咬伤后回家等死的无奈和悲凉……。再在媒体上探讨中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的话题已经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活生生的现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多关注穷人，看一看真实的社会，才是那些官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精英”应有的责任。然而，2003年，有两组数字曾经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一是说，中国银行里的10万亿元的存款中，80%的财富为20%的人所拥有；一是说，富人们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0%。我们知道，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可是，占有全国的80%财富的富人，他们对祖国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10%”。而只占全国财富的20%的穷人，他们对祖国的责任却是“90%”。多捞实惠，少负责任，或许就是各领域“精英”的共同心声吧。精英团体往往拥有各领域的决定权，所以掌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超出社会平均水平。遽尔，精英们还拥有话语权。试举一例，看看精英是如何运用话语权为其既得利益辩护的。央企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高管层薪酬福利达千万元的报道再掀波澜后，4月14日，媒体报道：“中海油称董事长千万年薪只是给外国人看的”。据中海油总公司新闻负责人回应：“实际上，所有高管层成员从2001年上市第一天开始就把董事会批准的收入捐给了母公司中海油总公司，因而成为‘名义收入’”。言下之意是，被舆论炒得沸沸扬扬的高管高薪，纯属子虚乌有，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外乎是给外人做做高管高薪的假象，忽悠造假竟是为了糊弄外国人。此言一出，不仅国人要笑话，外国人也得笑。高管该拿多少薪金，在国门之内完全是自己的事，凭什么要揣摩外人的心态，看外国人的脸色？退一万步说，不论你是糊弄什么人，在薪酬上造假账，都不是什么光彩事，是见不得阳光的。很明显，该董事长和发言人的发言，实在是掩耳盗铃的虚妄之词。由此得出结论，精英们不会、也永远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也必须知道，精英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的死敌。

二，投降主义和民族主义

谓“主义”，也不过是一种“生意”。诚如该前些日子，一本《中国不高兴》惹得各路人马刀枪并举、兵戎相见。有人高声叫好，有人大加鞭挞。争论的结果有两个：一是更加炒热了这本书；二是顺利地把这本书戴定了“民族主义”的帽子。

什么是民族主义？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专有一个论题“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指出：关于民族主义，旧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主要是反对满清统治。新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求得中华民族自身的解放，对内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那么，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何罪之有？则成回道：“我这人啊，嘴上是主义，肚子里民族的独立、自立、自强，是200年来，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努力追求和向往的目标。没有民族主义，西方列强早已瓜分中国，哪来的五族共和？没有民族主义，日本早已征服中国，哪来的无数抗日英烈浴血奋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没有民族主义，英美的战舰如今仍然可以肆虐长江，俄国军舰仍然可以自由使用旅顺大连！、、、

老一辈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鏖战一百年，争取了民族的独立，何等艰辛。时光荏苒六十载，如今的中国人可以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男子不必担心外族的虐杀，妇女不必害怕日寇的奸淫，孩童可以安心求学上进、、、于是，民族主义精神仿佛可以丢到历史故纸堆里了？于是，民族主义成为某些精英敏感神经的警报器了！民族主义被诬蔑为偏执好斗的代名词。一提到民族主义，那些精英就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狗，马上跳起来狂吠不止。

为什么那些精英如此反感民族主义？

性学博士、精英李银河在其《对中国不高兴的两点评论》一文中“些人），满嘴主义，满肚子里都是生意”。余对这种煽动民族主义的书”的评论：“民族主义是一面大旗，民主主义是另一面大旗，两面旗我们都要高举。如果只鼓动民族主义，不鼓动民主主义，那就只能达到义和团的水平。鼓吹者与权力的关系也只能是义和团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尤其在目前没有外敌侵略我国的情况下，是避重就轻，甚至是向权力献媚。民族主义是一个族群的价值；民主主义是普适价值。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目前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的主要责任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不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我实在不知道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有过什么“过结”？民族主义就不可以有民主主义？既然都是“大旗”，为什么李博士要厚此薄彼？再仔细看看李博士的话：民族主义是一个族群的价值；民主主义是普适价值。搞了半天，原来如此，《中国不高兴》不小心妨碍到了李博士们的“普适价值”了。在精英们眼里，族群的价值，是渺小的，是要屈从于他们的所谓“普适价值”的。而他们的所谓“普适价值”，说穿了，就是西式民主政治体制，三权分立，议会政治。说白了，就是美国价值观。民主，多么美丽的词汇，当然是所有人向往的“圣灯”。可是，民主，就一定要是美式快餐吗？谁说欧美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体制一定能在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行得通？如果真有什么“普适价值”的话，那也只能是民主核心本身，而绝对不是西式的包装。正如人们一定要吃饭，可是并不一定要吃西餐，还可以吃中餐、印度菜、日本菜、韩国菜......历史将会证明，民主，作为“普适价值”，不会只有西方三权分立一种表现形式。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机会，同时也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那一种形式。

西方的三权分立及议会制政体，有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欧洲历史中，有其世俗权力（国王）、宗教权力（教会）和知识阶层的渊源，作为现代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基础；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成熟，使代表各金融寡头集团利益的政党轮流执政和平稳过渡政权成为可能。而对于其它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对于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要知道，两党政治在欧洲和北美以外地区尚且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给不少国家带去的却是混乱和灾难。

请问李博士们，不充分尊重族群价值的所谓“民主主义”难道会是真正的民主？

李博士们强烈反对“在目前没有外敌侵略我国的情况下”提倡民族主义，难道非要等到列强的炮舰再次杀到国门口，再来一次火烧圆明园，再来一次南京大屠杀，我们才可以提倡民族主义？

美国的导弹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李博士们的民主主义？

美国侦察机在南海撞毁王伟的战机，是李博士们的民主主义？

美军在伊拉克使用白磷弹大量杀伤平民，是李博士们的民主主义？

美国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几乎使其灭绝，是李博士们的民主主义？

美国白人贩卖和虐待黑奴，是李博士们的民主主义？

不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是伪民主；不尊重其它民族利益的“民主”，是虚伪的借口。借口民主主义，攻击民族主义，是汉奸行为；出卖民族权益，寄希望于西方强盗的宽惠开恩，是投降主义。那些精英们，用在国内以各种途径搞来的大量金钱，买来到西方国家移民的机会；那些留在国内的精英们，盼望着西方主子早日重新杀回中国，以便他们可以扬眉吐气、颐指气使。于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响应和讨好西方主子。在大陆，他们攻击《中国不高兴》；在香港，他们杯葛成龙；在台湾，他们打压郭冠英。好不嚣张、、、可是，他们忘了秦桧汪精卫胡兰成之流的下场。一个人，是要有点志气的；一个民族，是要有些精神的。好在我们中华民族向来不缺这样的志士，不缺这样的精神。 朱自清曾在日记里记载过自己挨饿的情景:“本来诸事顺遂的，然而，因为饥饿影响了效率。过去从来没有感到饿过，并常夸耀不知饥饿为何物。但是现在一到十二点腿也软了，手也颤了，眼睛发花，吃一点东西就行。这恐怕是吃两顿饭的原因。也是过多地使用储存的精力的缘故。”饥饿是如此难受，有机会吃一顿饱饭时，贪食也就成了符合人性的一种选择。1948年6月18日，为了抗议美国扶持日本，朱自清冒着每月损失600万法币、让全家再次挨饿的风险，毅然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字。8月10日，朱自清已进入弥留状态，还断断续续地对妻子陈竹隐说:“我……已拒绝美援，不要……去买配售的……美国面粉。”此话成为他最后的遗言。 朱自清饿死了，可是，他的民族气节仍在。

三，怀疑主义和理想主义

有人说《潜伏》不只是一个历史题材电视剧，更是一个现实题材版本。

里面的吴站长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人物，老于世故，参透官场，娴熟人情。早年慷慨投身革命，后来淡漠纷争，一心贪污求财。“以后就和平了，就没有什么主义了，只讲钱。”眼下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出来革命图个什么？不就是为了一官半职”？这是一个理想缺失的时代。人们没有了理想，怀疑一切“主义”，抛弃一切信仰。“所信者听也，而听犹不可信。”“信任是一种滑稽的好感，我求之却不得之。”这两句《潜伏》的台词不正是当今国人心态的写照？官员们读着手中的讲稿（当然是出自秘书的手笔），别说听众不信，他自己读着也不相信。精英们鼓噪着房市股价债券美元，标榜是专家权威分析，实则为利益集团服务。“华南虎”、“俯卧撑”、“躲猫猫”、、、忽悠和谎言纷至沓来、光怪陆离。“瘦肉精”、“黑心棉”、“毒奶粉”、、、作假和欺诈随处可见、无法逃避。相信金钱？可是，钱也不是万能的，何况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少假钞。而唯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糜烂堕落的社会。于是，不禁要问，生于当今中国，我们究竟应该信什么？！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是绝对的理想主义，后三十年成了完全的怀疑主义。

有些人曾经信仰共产主义，可是随着“文革”的结束、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进行，这个信仰淡漠了；人们看到欧美的先进，转而狂热地追求西方的个人价值和完全市场经济，可是不久老美“虐囚”了、美国金融市场崩溃了、市场经济神话破灭了……这种狂热又被灌了个透凉。一切皆不可信，干脆来个“信人不如信己”！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可是，单单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利益集团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是无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于是，我们必须学会相互依靠，这样我们才有力量；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可以帮助我们相互依靠的体制。和：左边是“禾”，右边是“口”；谐：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就是说，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才是真正的“和谐”。两个“人”在一起是服从的“从”字，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人民大众的“众”字。不是贪官，不是精英，不是买办，是我们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人民的声音被真正尊重，我们人民的意志真正高于一切！这，应该是当今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