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三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李志宁
★　国家应当鼓励发表“不同意见”　★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连续写了几篇关于“医疗改革”的文章，大概由于措词有些激动，没能在报刊上发表。我于是把它们放在了我的个人网页www.lizhining.net）上，但不承想在网上还是惹得不少“业内人士”大为恼怒，他们说我这样的“业外”的书呆子实在“可恨”，写的都是“垃圾”，文字也不通，应当重新到学校去“回炉”。
要我回学校复习语文的那位“业内人士”居然说：《正是医疗改革狠狠阻击了中国经济》，“阻击”是错别字，应当是“狙击”！这位人士，大概是一位狙击手。
可见，这些“人士”是多么气了。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哪一根神经被触动了。
但是，在全中国，有上述看法的“业内人士”毕竟还是少数。我不能因为听到少数几个人的吆喝，就把我的“垃圾”文字收回来、并向人们道歉。我不揣浅陋，写出自己的意见，是因为我的文章在为穷苦的人民呼吁，这也是一种使命，尽管我的文字水平和“研究”水平都很低。我也知道，“水平低”这一点，在我自己的那个“业内”，在我工作的研究所里，也是公认的。
不过，我还认为，我的批评文字，所以还有点价值，所以还能得到不少读者认可，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声音”。
我经常说，当人们都在发声、在讨论问题时，对于有决策权的人们来说，什么样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显然，只有“不同意见”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批评意见”才是有价值的。而有一些先生，专门在会上、或用文章表态说“完全同意”或说一些“赞美领导”的词句，实际上乃一钱不值。其价值等于零。但是，遗憾得很，当前各级、各地、各行、各业的许许多多掌权决策的人们，就是比较喜欢听这些“完全同意”；而他们最不喜欢、也不愿意听到就是“不同声音”。究其原因，我想，既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往往“修养”有限，同时也是当前“制度”的产物。在古代中国，近两千年里存在着“谏议制度”，唐太宗的“纳谏”和个人修养甚至令人惊叹。而后来的明朝乃非常黑暗，到清朝时，就撤掉了谏议大夫一职，并大兴文字狱。时光，再到了我们的当代中国，谏议制度和谏议精神都已经不复存在。
例如在文革中，不少干部被指为“三反分子”，好像他们“反”得有多么激烈似的。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不过是有些“不同看法”而已，甚至还根本谈不上向伟大领袖“进谏”。但这，已经是领袖所不能容忍的了。这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大都受到了严厉的各种惩罚，起码要被“批斗”或“群众专政”，而我们的国家主席、彭老总、贺龙元帅等，则为此丢了性命，受尽了人间苦难。改革以后，提出了“开放”二字，令人感觉比过去似乎要开明些了，可实际上，依然很不能听进“不同意见”。谁要想自由发表意见，就可能被指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高层甚至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争论，先改了再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不明白，争论一下，百家争鸣，决策者就可以有更多借鉴、有更多选择，到底有什么不好？最多不过领导的“面子”可能会有点损坏。“面子”，也就是领导人的“形象”和“威信”，和人民比较起来，究竟孰轻孰重？可能不少人认为，还是前者更重些，因为那是些“权威”么，这或许就是专制主义者的思维。所以，人民的利益只好做出让步。结果，当代的中国，很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若干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并不是资产阶级，却因“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指责，连中共主席胡耀邦为之稍有辩解都反受牵连；而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却是真正地“自由化”了，他们中不少人正在大量生产假冒伪劣、甚至为非作歹、欺行霸市、官商勾结，与西方国家严格的法制之下的经济发展环境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在是太自由了！
但在中国的逻辑中，资产阶级“超越法制”的自由，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有一些没有资产的知识分子要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其实，争论，百家争鸣，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民、于上、于下，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要我们真的是“为人民谋利”的，还怕听到“不同意见”吗？只有“为自己”，才会害怕。难道道理不是这样吗？
最近，令我意外的是：国家的卫生部已经表示，“市场化”并非医疗改革的方向。这种说法，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的确是180度的大转弯，似乎有些人想靠医疗单位的产权改革而“发财”的梦想，有挫折了。但对于众多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情。以后，就要看国家进一步的动作了。毫无无疑，医疗改革的逐渐“非市场化”，是“利为民所谋”的一个重要表现。
困难的事实是，前一段时间我国“医疗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经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现在有种说法叫“返贫”，意思是有些老百姓“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贫困。这个说法当然不准确，因为从总体上讲，中国农民的“脱贫问题”并未解决，绝不只是只有2000万农民处于贫困状态。但关于“返贫”的报道，却说出了一个可怕事实。据网上报道，据调查中国“贫困农民”中有40%以上是由于生病、又遭遇高昂的医疗费而“返贫”的。谁能够保持自己不生病？大概只有神仙了。但是中国农民不是神仙，中国所有的劳动者都不能成仙，他们总有些人要生病。现在，如卫生部门所宣布的，情况已够惊心动魄的了。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医疗问题，是目前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三大民生问题”之一。我们希望，在国家确定了“医疗改革”的非市场化取向之后，能逐渐使中国人民摆脱“看不起病”的恶梦。这个梦魇，压 迫着中国的穷苦百姓，已经有十多年了。
★　“教育产业化”只能使中国蒙羞　★
另外，重要性与“医疗改革”不相上下的民生问题，就是“教育产业化”。
是很奇怪，教育问题怎么会成了“民生问题”？而且是“三大民生问题”之一！
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早已不是“民生问题了”。因为，孩子的教育，事关民族的未来，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掉以轻心。任何有一定发展程度、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都没有将“国民教育”交给市场去处理的。所以，“教育产业化”是中华民族的特产，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前些年，当一些权威经济学家大侃“教育产业化”、什么“教育产业化的十大问题”之类的话题时，我们大家都还糊涂着呢，还以为全世界都是这么胡来呢。
后来，看了国外的材料，才发现中国“知名学者”们又在糊弄民众了。
有时候，人们实在不能明白这些知名学者们的心思。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把中国怎么样？是不是中国的穷人都活不下去了，中国的穷孩子都不能上学了，那些贪官污吏和暴发阔商的孩子都上了贵族学校、并也都成了贵族了，学者们才能快意？
“教育产业化”的邪口号，在中国公然吆喝了许多年，没有受到抵 制。因为教育界的那些“人士”不抵制，反而陶醉在其中，并大肆捞取，这正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国家也不说话，纵容歹毒的“少数人”在教育界通过“教育产业化”的邪 路先富起来；穷苦百姓则无法抵制，他们说话没有声音，若是请 愿不会批准，而他们如果不交学费、孩子就会被赶出学校。许多农村的学校里，即使孩子能够上学，但为了“教育产业化”，为了给学校挣钱，许多稚嫩的小学生还要经常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一点，是特别令人气愤的。
我想不出，世界上什么地方的小学，会像中国一些小学那样黑暗和凶恶。
目前世界上，中小学“义务教育期间”，除了战乱和非常落后的国家，哪个国家会向小学生收学费？哪个国家的中小学学费，会像中国收的这么多？恐怕是没有了。而中国，所以敢向小学生大收学费，敢于对“义务教育”几个字视若不见？就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们发明了“教育产业化”这个 邪 恶的口号和理论！
目前，教育，在中国已经成为暴利行业。前些日子，报纸上经常有关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报道，不同的报道列举的“行业”有些参差，但“教育行业”总是跑不掉的，而且总是排列为仅次于房地产、名列第二的暴利行业。中国的教育家和教育界真是可耻！这令人想起一则描绘特别能收钱部门的“顺口溜”说：“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 社 会。”若是这样，“人民教师”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
尽管对学生收费很高，但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极少，在全世界属于少得可怜的一种。当国内有人胡说中国是“举国兴教育，全民掏腰包”时，《参考消息》上有人指出，中国是用占世界1%的教育经费，来对付占世界25%的学生。显然，教育就这样搞下去，中国是没有希望的。但想一想，遥远的中国“未来”，到底有谁会来真正关心吗？没有。中国几乎上上下下的干部们都只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家属和亲友。至于民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没有人会真正“放不下心、睡不着觉”。这也是目前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一个结果。
看来，“义务教育”是越大讲越糟，现在一面讲“义务教育”，同时又好像就是为要取笑“义务”这两个字，所以学费特别高。文革前没有讲“义务教育”，却只是小学学费2.5元，中学学费5元，大学没有学费。中国的任何中学生，只要能考上大学，也就有了公费医疗、城市户口、国家负责分配工作。而且那时高考是凭分数，像我这样由于“档案里有东西”而未能读北京大学的人还是极少数。农村的孩子，只要成绩好，考上大学，可以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现在，据教育部说，平均一个大学生的花费高达14914元/年。这大约是5个农民全部的年平均
有人曾气愤地对我讲，应当告诉国家：如果你国家没本事办大学，没有能力给大学生们以“普惠的助学金”，如果你没有能力让大学生们得到工作，就不要再自吹了，也不要自称教育部了！也不用再办什么教育了！应当向社会谢罪说：我们没有能力办教育！而那些所谓“学校”也都解散算了！与其让教育单位都变成疯狂收钱、少数人贪污发财的黑窝，还不如废掉它算了，人民还少受一点罪。
当然，这是激愤之言。但是，人能愤怒到这个地步，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当然，这是激愤之言。但是，人能愤怒到这个地步，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文革前的国家那么穷，家长们也那么穷，大学却根本没有什么“贫困生问题”。助学金是“普惠的”，最低的助学金也有15.5元。因为当时周恩来说，我们的大学生要吃好一些，所以大概是1963年后，大学伙食标准就由12.5元涨到15.5元，每天都有肉蛋。现在的国家被称为“盛世”，说起来经济水平已经比60年代不知高到哪儿去了，但是居然就在大学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特困生问题”。这是国家的耻辱，不是国光，简直羞死了。
据说，目前在农村，对农民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孩子告诉他：“我考上大学了”。农村最穷的人家，就是有孩子考上了大学的人家。这简直是古今中外的奇闻！好像是去年的报道，有一个贫穷的农民，面对考上大学的女儿，默默无语，借不到钱，完全失了神，竟然痛苦地自杀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惨的家长了吗！读了这个报道的教育界人士和官员们，还能够坦然地赴宴喝酒、能够坦然入睡吗？
看来，“义务教育”是越大讲越糟，现在一面讲“义务教育”，同时又好像就是为要取笑“义务”这两个字，所以学费特别高。文革前没有讲“义务教育”，却只是小学学费2.5元，中学学费5元，大学没有学费。中国的任何中学生，只要能考上大学，也就有了公费医疗、城市户口、国家负责分配工作。而且那时高考是凭分数，像我这样由于“档案里有东西”而未能读北京大学的人还是极少数。农村的孩子，只要成绩好，考上大学，可以不用家里负担一分钱。现在，据教育部说，平均一个大学生的花费高达14914元/年。这大约是5个农民全部的年平均收入！
贫困的大学生好不容易熬到毕业，找工作还是困难重重，目前据报道我国的“年度就业岗位缺口”是12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动辄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仍然是一个“毕业即失业”的社会。再说，即使找到工作了，又能挣几个钱呢？又要还债，又要还贷，他们的一辈子的痛苦没完没了。
我实在不明白，我们的教育事业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大步倒退？
关于贫困生的“助学贷款”，是国家拿出的一个招数。舆论都说是好主意，好像这下子穷学生有救了。但其实，这不是帮助，这是套索，原因就因为目前的工资太低了。中国至今仍在实行没有道理的“低工资制度”，劳动力价格远远低于其价值。所以我认为，中国不应当采用发达国家的“助学贷款”办法，那样会扼杀人才。中国总是说自己有“特殊国情”，为什么这时又不说了？不难明白，大学生毕业后还贷，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只有一千块左右，还不起，怎么办？据说江苏大学已找到一个好办法：就是在网上公布这些欠贷学生的名单，让全社会都来嗤笑他们，知道他们是“没有诚信”的人，让他们一辈子别想过好。
我不知道，这还是人出的主意吗？这还是教育家的嘴脸吗？
而我有个看法，恐怕是谁都不会采纳的。我认为，若是有魄力的国家领导人，可以采取断然措施，免除特困生的助学贷款的债务。古代孟尝君的冯驩都能做到“焚券蠲免”，到了现代，前几天英国等不是也“蠲免”了不少“贫穷国家”的债务吗？为什么我们国内就不能免去“穷学生”的一些债务呢？而且，这操作难度，要远远小得多了。现在贫困生平均欠贷只有1万元，所以，国家不过拿出区区10数亿元，可换来的，将是人民的爱戴。
当然，如果今后在“助学金问题”上，做出根本改变，这还是需要再花一笔钱的。但该花的钱就必须花，过去那种以穷学生为敌的办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教育办不好，国家的未来是没有希望的，那么在“未来世界”生活的后代，就会诅咒我们这一代人，诅咒我们都下地狱。
困难的是，贪官污吏们好像不怕挨骂，也不怕被人民戳着脊梁骨。
好像是去年，教育部官员已经否认了“教育产业化”的提法。但当年鼓吹“教育产业化”分外卖力的著名学者们，那些仍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中疯狂“创利”“得利”的一群所谓教育家们，还有大量混迹于“扩招”“办学”的骗子们，现在在这个“理论问题”上却噤若寒蝉。当然，他们许多人仍然在发“学难”财，仍在疯狂收取“高额学费”，这没有错，但是不吆喝“教育产业化”这几个字了。
国家是不是应当坚决做出点什么，来表明我们并不是将“教育产业化”作为国策的愚蠢国家？
★　居者有其屋，是社会安定的起码条件　★
目前，除了医疗和教育，住房问题也是中国的“三大民生问题”之一。
房地产业，也是目前发生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之一。由于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动用国家机器帮助房地产商强行拆迁，发生了很多不应当发生的故事。竟然有人下班后回家，才发现自己的家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这引起很多激烈的纠纷。前两年就连新华社也发表了题为“拆迁不能拆掉群众利益”的署名文章，抨击野 蛮拆 迁，呼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而台湾的报刊甚至形容我们为“北京黑帮式逼迁”。为此，前一段时间，发生了多起自 焚和跳 水寻死事件，命都不要了。在房地产商方面，前几天却制造了更为 血腥的逼迁事件，竟然弄一帮“不三不四”的恶人，极其凶暴地打死了好几个村民，打伤许多，实在太疯狂了！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另外，我不明白的还有，“政府”怎么会有“自己”的利益呢？有名的《共产 党宣言》中说共 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不同的利益”。为什么我们的“地方政府”却有着自己的利益呢？而且这个利益，一到了房地产业领域，就变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说穿了，就是作为中国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业”中油水十足，有着暴发户和贪官污吏可以弄到手的、巨大的钱财。而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看来已经“阶级化”，他们已经成了不在册的、资产阶级的一员。这样，才有了贪官污吏、房地产商、流氓恶棍的联合行动，使弱势的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地方政府，能否真正为人民谋利。如果它们不能，那又有什么办法使得它们转变为“能”呢？官们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决定官们命运的不是人民、而是更高的官。因此，人民对官员们是无可奈何，只能逆来顺受。
在房地产开发商方面，也往往是黑幕重重，例如他们在现今房子卖不动时价格不降反升，到底原因是什么？他们既不怕房子卖不出去，又不怕“破产”（无论怎样“破产”，地方官和富商们总是毫发无伤），他们什么都不怕。到底为什么呢？
最终，害怕的是穷人。他们被捏在富人的手心里。
房地产这个行业，可贪的钱实在太多了，攫取者为此疯狂、不惜冒绞首的危险。
人们大都认为：国内的房地产公司多有官方背景，他们疯狂地炒作地皮，从最初“批地”到最终建筑公司承包开工，中间不知要被倒手多少次，据悉9/10的房地产公司实际只是些“地虫子”，专事地皮倒手，因此中国出现了大量非法土地交易。土地价格在房地产的开发投资中，常常能占将近一半，而在北京竟能占到70%左右。现全国有3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北京房地产公司的数量占全国的1/10，而“天子脚下”的土地70%是在炒作过程中完成的。所以，北京和全中国的房产价格畸高，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从90年代中后期，有人就注意到中国的房屋“空置率”的问题，由于中国人民总体上的贫困，房屋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不能平衡。我以前曾多次写到过这个问题：全国空置的“商品房”，1997年底已经达到7038万平方米，1998年达到7911万平方米。后据1999年9月份材料，实际上1998年底全国积压商品房竟达到8783万平方米，由此而造成沉淀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左右。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已经高达1.2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已达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
但在中国，没有人在乎这个。
现今的房屋滞销情况，并未有丝毫好转。据去年电视台报道，全国积压面积实际高达4亿平方米。据北京2005年6月份公布材料，截至5月底，全市空置1年以上的商品房为432.2万平方米（其中住宅的面积为3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5%。而全市1-5月的商品房售出的总面积，也不过就是691.5万平方米。
但奇异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尽管有着这样高的房屋“空置”情况，但如前所述，近年来房价却持续猛涨，涨速越来越快，一年比一年高。前几年还只有百分之几，今年的房价据说已经比头年上涨约1成。这情况合于所谓“市场规律”吗？当然不合。几年来，国家建设部多次谈到“房价虚高”问题，但是房价却逆流而上、越来越高。原因到底在哪里？2005年1-5月商品房平均价格为6795元/平方米，比头年同期大大上涨了679元。另据报道，2003-2004年的上海，房地产价格也在暴涨，短短一年间，一套54万元的房子就猛升至86万元。房地产商的疯狂捞钱的面目，固然凶恶，但不少人士指出，这是受到地方政府的明里暗里的支持的结果。所以，当有房产商面对电视采访高傲地说“我们就是不降价”的时候，人们便明白了，资产者和政府的结合，会产生什么结果。
房地产商发横财的诀窍是什么呢？据2003年7月11日《参考消息》的报道：“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贷款。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约60%的资金来自银行……”这一下事情明白了。因为这样一来，房地产的风险就落在了银行，而银行都是“国家的”，所以风险也就落在“全国人民”的脊背上。而财富呢，当然就落在极少数富翁们怀里。
在国外，情况是不是也这样呢？当然不是。
例如俄国，苏联解体后人民的住房怎么办？我们原以为，苏联解体后，原社会主义阵营也垮台了，俄国人民将会落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俄国许多社会福利，并未因苏联解体而被废除。俄国人民仍然享受着免费教育、基本免费医疗、不收水费、免费供热水、而交通费和电费都极其低廉。特别是，俄国政府在房屋私有化的时候，每人有18平方米是免费供应的。18平方米以上的部分，价钱也很便宜，决不像中国的购房老百姓、几乎要终其一生的努力才能买到一套带有“土地使用年限”的住房。
在美国东部的90年代，我的感觉，普通房子的价格，其相对价、有时甚至是绝对价，大都没有北京的中等商品房贵。
而我们中国，虽然骄傲地走着和俄国不同的政治道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名号还在，没有解体，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几乎全部“解体”了。公费医疗几乎没有了，教育单位已成了“高价收费”的机器，水电费不断上涨，免费热水供应从来没有过，交通费也在不断上涨……。在实际生活中，中国的“主义”早就一点都不“社会”了。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俄共领袖也还在赞美这个“旗帜”，这使得地球球面上不少“社会主义者”的目光模糊起来。
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中国买的房都有“土地使用年限”，那究竟算什么“私房”呢？那么在本质上岂不还是一种“向国家租房”，不过是一口气租它几十年罢了。对国家的好处是，人民付出了“买房”的价钱，得到的却是“租房”的实质，但是巨量的钱，通过这个途径，已经从老百姓手中转到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手中。这里说的“国家”，当然，是国家的人格化，好像资本的人格化一样。现在，在世界上绝大数地方，事情是倒过来的，国家是人民所“雇用”的，所以国家应当倒过来向人民租点什么，而不是人民向国家“租用”点什么或者“购买”点什么。世界真大呀，国家和国家太不一样了，国而不国，人家都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那些贪官污吏在“各级地方政府”中那么得意，是有原因的。
我们再来看看一些具体情况。
在中国，商品房的空置率虽然高，却有一种住宅是非常稀缺的，这就是所谓“经济适用房”。对于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几个字是很有吸引力的。90年代末期，北京曾将其定义为：销售对象是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庭（当时，能达到6万元年收入的家庭也并不多）。而且，当时国家曾提出一个空头号召：要求各地的住宅建设，70-80%要建“经济适用房”。好啊，但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事实说明，中国并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地方，而只是一个为“少数人富起来”的地方。到2004年，全国“经济适用房”在商品住宅的投资中竟然只占5-7%，和国家的空头号召居然差了这么遥远！这说明国家没有权威，说了等于没有说，而金钱的力量要大得多。在北京2004年“经济适用房”占住宅总投资的10%左右，2005年的1-5月也只占7%了。但就是这么一点点所谓面向穷人的“经济适用房”，据记者们调查，还是大量地被开着宝马和奔驰汽车的那些“有钱人”买走，被“有钱人”拿来用作房屋投机。中国有钱人的舒服和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简直像污水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而中国目前的商品房消费中，其实，潜伏着很大的危机。
首先，由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肆鼓吹“敢于花明天的钱”，许多中国百姓被搞昏了头，开始大量借债。据2005年5月材料，北京上海两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无疑，这主要是由于房贷造成的。不过，也可能是由于人们实际困难，没有房子住啊！房子又这么贵，比美国的还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普通而老实的老百姓，多数这么穷，就是电子游戏中的“抢钱司令”，在穷人身上能抢得到多少钱吗？
没关系，抢不到你今天的钱，就把你今后几十年的钱先抢下来！
第二，房地产的红火，常常会埋着炸药。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得不防的事，当然，中国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对这种事，通常也不会在意。
历史的教训是：日本90年代发生经济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由于技术力量强悍的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的超级繁荣，东京地价狂涨，不承想因此就埋下了“经济结构”问题的隐患。1991年日本地价涨到顶峰，然后开始走跌，直到2002年初，地皮价格已经连续11年下跌。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与1991年水平相比，住宅地价已下跌52.1％，商业地价则下跌76.1％。一直回落到80年代“泡沫经济”前的地价水平，等于绕了一个圈又回去了。到2002年仍然在困扰日本的银行“不良债权”中，起码有4成直接与地价有关，与房产有关的还会有一个大数目。所以，我估计，前几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作，也是源于“房地产泡沫”。当然，中国的经济学者们都没有这么说。
美国人所以不再欢迎中国的“贪官污吏”带钱到美国去消费，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也就是中国“贪官”把大量黑钱弄到美国后，主要是大肆购买房地产，把西部的房地产价格剧烈抬高，而这会把美国经济推向“泡沫经济”。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危险。至于“惩治贪官”是不是为了正义，那是次要的原因。
在中国，为了给富人修建豪宅，或者为国争光，同时也给自己捞到大把金票，全国计有3万多家房地产商，全不顾日本“泡沫经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正在大量修建各种华贵建筑。我国近年每年建房面积高达16-20亿平方米，已经超过了全部“发达国家”年建成建筑面积的总和。尽管房产供给已经过剩，银行坏账严重困扰，但全国上下，房地产投资仍如火如荼。例如北京市，据公布，至2004年初全社会投资中，房地产投资比例高达55%。在全国，2004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竟高达47.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则增长41.1%，看来房地产业的确已经处于“失控状态”。又据说，投资狂增的主要部分是“地方政府”所为，据报道“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在2004年1、2月比头年同期增长了65%。……
当然，我写到这些时，也想到，这些事似乎不关穷人的事。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有一个家，是起码的要求。一年多前，我曾在一个未能出版的书稿中写道：
“有时候，我真是替那些受苦的老百姓感到很伤心。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家’被平了，新的‘家’又不知在何方，到哪里去躲风避雨！人们常说：家是心灵的港湾。一个人，出门在外，萍踪不定是非常辛苦的。人们到处漂泊、打工、挣钱，而不管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最后回到了家，即便是个小巢，也是人生的温暖所在。连‘家庭’观念很淡薄的西方人也说：East, west, home is the best。家，就是有这种功能。以前有一次我说大跃进时人民公社最糟糕的是‘公共食堂’，一个研究生不解地问：‘食堂有什么问题？’我说，城里职工是不会觉得‘食堂’有什么可怕，他们也还一直可以回家做饭。可是亿万农民一下子都不让在‘家’里做饭了，家里连一点吃的都没有，那还有个‘家’吗？亿万农民一下子没有了家！他可到哪去歇脚？到哪里能放松、能有个令人放怀的依托？虽然农民没有文学家那般细腻的感触，但他们也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需要有一个呆在里边能够无忧无虑的‘家’、一个属于自己或一家人的空间！这也是天赋人权。难怪古代皇帝动辄就要灭门和流放，难怪文化大革命要大肆抄家，就是要让人们失去最后的心灵依托。在人文意义上，这太残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