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十年的一个大问题

大学里的黑帮

——“知识的量度问题”系列文章之一

这是一组准备了两年之久的文章。两年以前，我把构思讲给一位朋友听，他便催我，“赶快写啊！”两年间，只要见面，他便问，“文章写完了吗？”另一位朋友，以为我安静不了，在长沙找了多处地方让我挑，用意也是要我快点写出来。是的，大学的问题令很多人感到急迫。这里必须申明，本系列不是揭露而是分析。文中引用大量实例，都属广为人知的陈年往事，引来为分析所用。换言之，本系列不在意具体个人的责任，而在意制度的问题。同时本文对制度败象引例很多，但在意的不是批判（纯粹的批判只增加一个社会的痛苦和裂痕），而是要引出有建设性的方案来。

中国现在的版图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含领海），然而地下有价值的东西，文物多过矿藏。是的，这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那么，我们靠什么赖以为生呢？我们有十三亿人，十三亿人的力气合在一起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量，比如以前全国学大寨，手推肩挑，也可以把高山移为平地。不过，一个只有力气的民族终究是食不裹腹的。如果这十三亿人是一个知识化的群体，哪怕地下找不到半点矿藏，我们也可凭籍民间的知识积累量，得以持久发展。二百多年以前，斯密探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开始就通过一个制针工厂的例子，指出分工有如此这般的作用。斯密终究没有说透的是，分工是通过减少活动的种类，提高人们从事某一种活动的频率。提高人们从事某一种活动的频率有什么好处呢？有利于知识积累！人们从事某项活动，除了活动明确追求的目标外，还产生事先难以预料的副产品，其中之一，就是经验知识（所谓干中学）。从事某项活动的频率越高，有关这项活动的知识积累量越大。把斯密的分工学说推广一下，二百多年以前，经济学的祖师爷已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是知识积累。当然，除了干中学，知识积累还有教育（向他人学），研究和开发等途径。大学作为从事研究和教育的知识组织，是知识积累量的一个主要来源。大学的无效率，相当于注入一个湖泊的一条主流干涸。从这个角度而言，大学的问题不能再视而不见了，因为生死攸关。

这一组文章，我准备写多篇。开头的这一篇讨论大学里的诸种制度败象。因为这些败象同其他领域黑帮的所作所为差不多，故取名为“大学里的黑帮”。这里，且让我先举两个其他领域有关黑帮的例子，然后再谈大学里一些人的做法，你就可以判断这些行为的性质。

笫一个例子是有关网络游戏外挂的事情。我是一个网络游戏玩家。尽管有玩物丧志一说，但是我认为：任何重要的发现其实是一个持续的积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支撑你走下去的是兴趣，认识发现最大的激励是好奇心的满足。如果是外力的推动，诱惑或逼迫，可以应付一阵，坚持不了很久。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从不因为诱惑或逼迫而去做什么研究，因为怕坏了自己的兴致。充满兴趣的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其间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这时不要勉为其难，因为这样做一样会坏了自已的兴致。此时正确的做法是换一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作为调剂。我的调剂方法是去玩游戏，打扑克牌或下象棋。打扑克牌要凑齐四个人，下棋讲究棋逢对手，玩游戏的困难是往往没人陪你玩。网络游戏的出现，突破了时空局限，极大地扩大了游戏伙伴的范围。在线游戏，一天二十四小时，无论打扑克牌或下象棋，不愁找不到玩伴。

然而，在线游戏却因为一些玩家的黑道行为而变得索然无味。好多次，打扑克牌或下象棋都一样，眼看要赢，突然弹出一行提示，与游戏室（网络服务器）的联系中断。重新登录，上不去。我个人的经验是，这个时候要把电脑重启一次才上得去。可是，经这么一番折腾回到游戏时，棋局或牌局已成无法收拾的残局。此时修养再好的人，兴致也变成了愤怒。

请教一个资深的玩家，他告诉我，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在游戏中有人使用外挂。查阅了一大堆资料，我才知道，原来游戏中使用的外挂种类五花八门，我基本弄明白的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所谓自动化管理模块，用一个智能程序来控制收发数据达到自动化。网上一则广告对这类外挂作了通俗的解释，照录如下：“自由棋王QQ象棋助手1.5,棋力很强,自动帮您思考,自动帮你走棋,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开始走棋,自由棋王便可帮你走完整盘棋。”另一种外挂是内嵌于游戏，介于游戏服务器与各玩家终端之间，对游戏所接收和发送的封包（数据包）进行截取，修改，重构的作弊程序。例如我碰到的那种情况，就是因为游戏指令与指令之间的间隔时间被外挂所篡改，从而被服务器断开连接。

笫二个例子是球迷所熟知的发生在意大利的电话门事件。2006年5月2的《米兰体育报》披露：在2004年8月1日以后的48天内，都灵检察官瓜里涅罗经司法部门授权，窃听了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莫吉的电话。窃听到的电话记录中有这样一个片断被《米兰体育报》登了出来。电话的一头是莫吉先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当时意大利足协指派每场比赛裁判员的官员，帕伊雷托先生。通话的内容如下：莫吉先生说，“和梅西纳的比赛给我安排孔索罗和巴塔利亚。” 帕伊雷托先生回答，“是的，我已经安排了。” 莫吉先生又说，“和利沃诺的比赛呢？是罗基吗？” 帕伊雷托先生回答，“罗基去利沃诺，没有问题。”

由《米兰体育报》刊登都灵检察院检察官窃听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与当时意大利足协指派每场比赛裁判员的官员之间的电话内容开始，意大利足球史上又一大丑闻得以揭露：存在一个所谓“莫吉系统” — 以莫吉（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当时的总经理）、吉拉乌多（尤文图斯足球俱乐部当时的首席执行官）、马兹尼（意大利足协当时的副主席）为核心，以贝尔加莫、帕伊雷托、德桑蒂斯等当时意大利足协指派每场比赛裁判员的官员为帮凶，通过操纵主裁判和边线裁判的选派，来控制包括10支甲乙级球队在内的比赛结果。用中国球迷的话来说，这是假球黑哨的典型案例。

之所以用这两个案例作为黑帮的例子，而没有用流氓团伙的例子，是因为这些人衣冠楚楚，所使用的手段较流氓团伙持械斗殴，杀人越货似乎文明一些，因而使我们作判断时有一个更为接近的参照物。其实，所有黑帮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黑帮之黑有二个典型特征：其一，使用游戏规则明令禁止的手段来影响游戏结果；其二，黑道行为是一种系统行为，比如意大利电话门事件，存在一个所谓“莫吉系统”。系统的形成是有组织的，或自组织演化的。

下面就让我们来举几个关于大学的例子。这些例子曾经轰动一时，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再有人揭发类似的例子，很难引人关注，已经见怪不怪。因为此故，难免杞人忧天，可怜的大学，还有药可救吗？

笫一例子是2005年被揭露的聂继红案件。此君何许人也，中国矿业大学的一名待岗人员。他成为知名人物，是因为做了几笔特别的买卖。比如说，你要评职称，但没有论文发表，怎么办呢？你可以向他购买。聂继红并不是替人撰文的枪手，他的办法离奇地简单：张三已在某个刊物发表了某篇文章，他把这本刊物拿来，拆开，从中拿出两页，一页是目录，另一页是张三署名的那一贡。他把这两页中有张三的名字的地方换成李四，其他原封不动，重新印刷，再把重新印刷的这两页放入被拆开的那本刊物中，重新装帧。如此一番张冠李戴之后，他把这篇文章卖给李四。据报道，2003年到2005年，聂先生以这种伎俩向安徽亳州师范专科学校12名教师出售文章，供他们评副教授之用，价格每篇1500元至2000元不等。聂先生应该不是这种伎俩的发明者，在看到这个报道之前，同样的例子早有耳闻。说明这是一种悄然流行的方法。

笫二个例子是一本不完全不存在的假书。一个有心人发了一个帖子，根据揭露报道，列举了最近一些年名校教师抄袭的十大案件。其中一个案件，其伎俩之离谱让上例中聂继红之辈叹为观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某校某教授，为了破格晋升，伪称写了一本书，竟然还弄到一家有名出版社的出版证明，然后还煞有介事在几个大报发了6篇书评。就凭这样一本根本不存在的书，最终成功晋升。类似的例子我目睹过一个。一部交付印刷的书稿只有一页，内容是这样的：笫一章，引用某书的哪几页；笫二章，引用某书的哪几页；以下类推。这个例子是我十年之前之见，没想到进步如此之快，抄袭已是多余，只要好象有一本书就行了，这应该是假到极至了吧。

笫三例子是汉芯一号这个案件。这已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手段之无耻，故事中被利用的那些人之愚蠢，构成荒谬版的天方夜谈。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个故事吧。2002年8月，陈进从美国进口10片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找来几个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后找浦东一家公司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以这个假的DSP芯片为道具，辅以之国内设计（上海交大）、国内生产（上海中芯国际）、国内封装（上海威宇科技）、国内测试（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等一套假材料，一幕中国学界最荒谬无耻的骗局开始上演。首先是集成电路行业知名专家参加的所谓鉴定会，一致鉴定：汉芯一号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端大规模集成电路。然后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新闻发布会，有多个衙门的官吏赫然在列，宣布汉芯一号成为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高端DSP芯片。接下去干了三件事，笫一件事是国家拨款研发项目的申报，3年间申报项目40多个，获拨款累计1亿人民币。据报道，这其间陈进先生是这么操作的，由他领导一个团队，编写材料、上报、答辩、公关。项目立项合同签订以后，等拨款到帐后，就带团队外出旅游，旅游结束后，继续其他项目的申报，周而复始。签约项目中没有一个验收，因为汉芯一号和后续的汉芯系列DSP项目纯属虚构。笫二事是申报奖项，笫三事是申请了12项专利。此前陈进先生只是摩托罗拉的一个测试工程师，凭汉芯一号这个荒谬版的天方夜谈，事发前已是上海交大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CEO，上海市计算机和集成电路设计主题专家。不能说陈先生不学无术，毕竟骗术也是术。行骗达到陈先生那个境界，总有他的过人之处。

这三个关于大学的例子同前面两个黑道例子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使用游戏规则明令禁止的手段来影响游戏结果，换言之，他们事实上篡改了游戏规则。如果只是几个少数特例，还可以通过查处来维护；但如果是一种泛滥的行为，原来的游戏就玩不下去。外挂的泛滥已使此前很多红火的游戏网站关门；电话门事件这种例子要是泛滥，意太利足球联赛就玩不下去，比如中国的足球联赛就因为一度假球黑哨泛滥而奄奄一息。同样的道理，上面三个关于大学的例子如果不是孤例，中国的大学可能会在一夕之间产生生存危机。真实的情况又如何？上面三个例子属于极端的情况，当然不是那么多，但是没那么恶劣，性质相同的例子，却俯恰皆是，比如抄袭，剽窃，论文代写一类的行为。对此一个证据是，已公然存在一个论文黑市。这说明已变成一种自组织现象，同时说明这类行为已有泛滥成灾之势。

接下来，就到论文黑市里去逛一逛吧。论文黑市从最初客户通过熟人作为中介找人代写这种形式，迅速演变成一种电子商务。现在有成千上万的论文代理网（中介商），任意登录其中一家，通过网站指定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或QQ，可以具体洽谈定制你要的产品（论文），价格及支付方式。客户多数为需要论文申请学位或评职称而自己不会写的人。向网站定制的同时，客户要向网站指定的账户先期支付论文总价30%左右的定金。拿到客户定制的订单及定金后，网站会把业务外包给它的签约枪手。枪手大多是在读研究生和教师。论文写完后，网站会把论文内容的三分之一用电子文档发给客户，待结清余款后，网站再把剩下的内容发给客户。如果你不仅要找人代写，还要发表，网站也提供这种代理服务，靠版面费生存的期刊与网站有稳定的业务关系，当然这项服务也是要收费的，而且价格不菲。论文代写代发的电子商务使交易费用下降，论文黑市因而生意兴隆。知识交易是有利的，但是请注意，在论文黑市交易的不是知识而是欺骗。

与大学有关的种种黑道行为，不是学术道德丧失这么简单，而是大学制度出了大问题。不必忌讳，中国的大学存在深重的危机。什么危机呢？下文再讨论。

在线象棋比赛使用外挂，会产生什么恶果呢？原先用于棋艺的时间和资源转用于外挂的开发、交易和使用，外挂发达，棋艺荒废，自娱娱人的比赛变成令人极其厌恶的较量。

抄袭、剽窃、代写等一类手段成为在大学晋升的一种手段，又会产生什么恶果呢？同样的道理，因为通过此种歪门邪道来晋升比凭真材实料要容易太多，只要用这类伎俩被惩罚的机率不高，就会成为一种泛滥的行为。富有讥刺性的是，如果你坚持走学术的正道，去与走歪门邪道的人竞争，前者胜过后者的人没几个，因为成本相差太悬殊。试设想，你坚持论文要有原创的思想，也不贿赂编辑，发表过程干净，如此你一生能有几篇文章呢，哪怕你是天才。而你知道走那条道的人最夸张的例子是一年之中论文有几百篇。陈进从美国进口10片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找来几个民工将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样全部用砂纸磨掉，然后找一家公司打上“汉芯一号”字样，并加上汉芯的LOGO，就成为中国首个自主知识产权高端DSP芯片。如此简单！而你要去真研发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耗毕生的精力还不一定，哪怕你是天才。如此一来，在晋升的时候，要比所谓成果，你比得嬴他们吗？大学里的人目瞪口呆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以至于习以为常。面对此情此景，你只有三种选择，笫一，是愤而退出这种游戏；笫二，认输，做个边缘人；笫三，被同化，也许是被逼无奈，但事实上转用歪门邪道之术。更多的人是笫三种选择，大家一起比歪门邪道，见怪不怪，歪不算歪，邪不算邪了。只要有人使用歪门邪道获利，并且被惩罚的机率不高，邪术就一定会流行，最终是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从比学问改为比骗术），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

大学的本意是有关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套制度安排。大学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中介，是新知识的一个源头。但这里所指的知识是有生产性的基础知识和专门知识。游戏性质改变以后，大量投入其中的资源不是用来生产和传播这种生产性知识，而是各种各样骗术知识的日积月累和广泛传播。数量惊人的论文相当一部份不表明生产性知识的积累，只说明歪门邪道是如何猖獗。不明就里的人不理解这数量惊人的论文和科研项目为什么不能变成生产力，竟然推动所谓科技成果的转化，真是愚蠢之极，殊不知那些成果只是拿来评职称或其他晋级用的，绝对不能用于生产。在这种游戏中胜出的人，一定不是平庸之辈，当然在某类知识的积累量方面有过人之处，否则何以胜出呢？不过他拥有的是所在领域的专业知识还是学术的骗术知识，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在游戏规则被篡改之后，流氓成王，要找出一个传统意义上有真知灼见的学者，有还是有，但好难啊！

这些年，大学普遍推行所谓素质教育，那意思是说灌输知识如何如何不是，因此要转为培养学生的素质。可素质是什么东西呢？又有谁说清楚了呢？离开知识积累去论所谓素质是没有素质的典型表现。问题的实质是，晋级能使用盘外招，积累的是这方面的知识，但面对学生的时候，不能讲这方面的经验吧，然而能就所在专业领域谈出什么所以然来呢？只好胡话连篇，一通乱讲，更有甚者，极尽搞怪之能事，出尽洋相。这些象梦呓一样的声音是可以用于生产的有用知识吗？这只是噪音！传授知识的大学课堂已某种程度的噪音化了（请注意我没有说彻底噪音化，毕竟还有吸引学生的教师存在），大量学生逃课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噪音。因此大学教育的症结并非所谓灌输知识如何如何不是，而是课堂已蜕变为一个噪音源。对此推行所谓素质教育有什么用呢，增加一种噪音而已，那种离开知识去谈素质的言论不过是胡言乱语。

让我们总结一下，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因为正道与邪术成本相差悬殊，正道难敌邪术，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仿效的人越来越多，邪术迅速扩能增强，就象侵入人体的癌细胞四处蔓延，以至于最终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学术流氓成王所导致的恶果是，生产性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都出现某种程度的噪音化，所谓科研成果是不能用于生产的噪音，课堂也成了一个噪音源。在这种游戏中除了产出噪音，有没有真正的知识产生和积累呢？有的，有各种各样有关学术骗术知识的日积月累和广泛传播。但这种知识是反生产性的。我在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中说，中国的大学存在深重的危机，就是指的这样一种事实。

进一步往下面分析，我们会发现，要害之处在于，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被惩罚的机率太低。被惩罚的机率低，有两种可能，笫一种是执行的问题，笫二种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这本身的问题是，游戏规则所明令禁止的那些影响游戏结果的手段，因为信息费用太高，以至于有人使用这种手段影响游戏结果，很难被查处，从而规定变成一纸空文。这就造成了所谓潜规则现象，明文规定的是一套，实际上用的是另一套，被篡改的那一套。如果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靠强化执行是没用的，来一次扫荡偷盗、抢劫等黑恶势力一样的集中整治也无济于事，因为你打不到他。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要修改规则才能根除。当然，要找到一套可执行的规则并非易事，这种规则的生成是多次试错之经验教训的积累。所以实际运用的有效规则是宝贵的知识资产。我分析的结论，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并且被惩罚的机率太低，是游戏规则本身的问题。现行的这一套学术评价规则不仅难以执行，而且还衍生出其他问题。具体分析，留待下文。

之所以有这样一番感慨，是因为一种制度性悲剧。还幸存下来的真正从事学术的学者（即不用学术以外的其他手段来达到学术上的目的），真的已为数不多，可现在却漠视他们的死活。下面有两个引例，一死一活，因为现行学术评价制度以偏概全，生死都是悲剧。

这里笫一个引例是几年前死于肺癌的晏才宏先生。晏先生之死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事件。正是通过报道，我们得以知道他的事迹，并进而检讨现行学术评价制度的问题。

晏先生生前是上海交大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讲授电路课的教师。在学生网上评教活动中，他以满分居全校之首。很多学生称他为，“我碰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一段关于晏先生上课的报道是如此传神，以至于非全文引用不可。“上课已达到了这种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讲课条理清晰、自成体系。加上一手俊秀的板书，洪亮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晏先生去世后，在交大校园网的BBS上，学生发了几千篇悼念文章，这里抄录一些悼文的段落，作为对晏先生的追忆。“书本上那些枯燥的字句，到了他嘴里就像活了一样，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公式、定理，经过他的讲解，就变得非常简单明白。”“不知道天堂里是不是也会有人学习电路呢？如果有，他们真的很幸运。”

晏先生之死所以成为当时的一大新闻事件，是因为如此卓越的一位学者，任教十七年，终年五十七岁，死的时候还只是一个讲师，原因是没有论文发表。据报道，校方一位负责人对此作了这样解释：“在中学，这样一个老师可被评为特级教师。但是大学要求教学、科研并重，教师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创新知识，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就不够全面。” 这种解释的荒谬，下文分析现行学术评价制度时再讨论，这里只想说一句，此人对什么叫创新知识，完全无知。谁说只讲不写没有创新知识呢？古往今来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作为一个领域很长一段时间内新思想一个源头的一代大师是述而不作的。文字是一种思想传世的方法，口述也是。离开内容，仅依据表达方式，无从判断有无创新知识。

据报道，晏先生生前对仅仅是一个讲师很洒脱，但我认为是他的一个死因。据报道，晏先生在癌细胞扩散，颅内大量积水，说话已出现困难时，还对妻子说：“帮我到学校定一间大点的教室，把学生召来。你带上一杯水，我说不出话时给我喝一口，我还想再讲一课。” 这个细节说明了什么呢？讲台带给晏先生的快乐已形成一种正反馈循环，那种快乐使他全身心投入进去，而且也只能从其中感受到快乐，变成一种封闭的正反馈循环。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不间断地深度用脑，造成身体无法弥补的损耗。而晏先生进入这样一种封闭的正反馈循环，评职称的受挫感是一个很重要的刺激因素。

第二个引例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朱淼华先生的遭遇。朱先生开设了一门公共选修课《西方艺术史》，一篇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每次上课，能容纳200多人的教室总是挤满了人，有同学自带凳子去教室，还有的人站在过道听。因他语速较快，学生记不下来，就带录音机听课。每次上完课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鼓掌，期末最后一堂课一定有人献花。不容易做到的是，这门课开设以来的十年都是这样的场景。2003年，在以学生打分为主的全校老师综合考评中，朱先生排名第七，《西方艺术史》被评为全校精品课。富有讥刺性的是，就在这一年，朱先生被认为没有资格上课，遭解聘。据报道，浙江大学岗位聘任规定有这样的内容，岗位分为本科教学主讲岗位、研究生教学岗位、科研岗位等不同种类，有九个级别。各岗位的聘用标准虽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要求有论文发表。朱先生没有论文发表，因此所有岗位的任职资格他都不符合，因而遭解聘。更加离奇的是后续的处置，按校方规定，遭解聘后，要么调离学校，或者交到一个叫人才开发中心的机构被挂起来。可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朱先生被安排继续上课。那么，朱先生以什么身份授课呢？校方无言以对，幸亏聪明的学生给出一个说法，“朱老师凭人气上课。” 不过这无法解除朱先生自己的困惑，如果说被解聘了，他却还在上课；如果算聘了，却没有聘约，待遇同被交到人才开发中心挂起来的人一样，无薪，每月1000多元的生活费，以至于学生看不下去，在网上发起募捐。这是极荒诞的例子，除非另有不能公开的隐情，否则以没有论文发表为由，置一个如此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于如此不明不白的境地，天理不容。

必须承认，几年以来日积月累，搜集的几百个例子中，我在本系列文章中的引例是选取其中最夸张或者说极端的例子。这么做的好处是，把正反两面极端的例子放在一起对比，不用分析，道理自己跑出来，昭然若揭。本文的两个引例有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两个例子被广泛报道之后，人们确切地看到了现行学术评价制度荒谬无知的一面。

大学有两类活动，一类是教学，另一类是科研。这两类活动对于大学里制订考评规则的无知政客而言，有一种很大的不同。教学是很难量度的，尤其是教学质量。难就难在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采集信息，然后用什么方法去处理这些信息，得出可以在个体之间进行比较的结果。不是完全没有尝试过，比如说让学生给老师打分。但因为老师决定学生的科目成绩，结果相互放水，以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老师给每个学生都是高分，而学生给每个老师接近满分。科研相对而言存在傻子量度法，比农贸市场买卖萝卜白菜还容易量度。论文数篇数，科研项目数个数；至于质量考核就看发表刊物或课题来源的行政级别，发表在省级刊物比地市级刊物质量好，发表在国家级刊物最好；科研项目的质量也是这么衡量。后来发现按行政级别考核科研质量蠢到不行，引进一个新的维度，重新划分刊物的等级，即权威刊物，核心刊物和一般刊物。不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权威与国家，核心与省，一般与地市，差不多等同。无论如何，科研存在信息容易采集，计算方法极其简单的一种量度方法。既然教学难以量度，干脆不量度算了；既然科研竟然还存在这样一种傻子量度法，就用此法。给教师评级并定价的一套学术评价制度就这样被炮制出来，完全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就加以实施。坦率地讲，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搞着玩的，不会当真，顶多是尝试性的，没想十几年来还真这么玩。

教学因为度量的困难被删除，其性质是，教学无论怎样好不如一篇差到不能再差的劣质论文，后者对于评级或多或少有点用，而前者在评价的时候取值恒定为零。因此对于没有论文发表的人来说，哪怕优秀如晏才安，也从此永无晋升的机会；更甚至如朱淼华只求教书也被剥夺任教资格，成为人类历史上笫一个凭人气上课的教师。史上那些不立文字靠口述让思想传世的大师，在这个评价制度下，也是同样的下场。对此，已出现很多呼吁，把教学纳入评价的范围。而且有人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教学质量的度量方法。比如南京大学的龚放先生提出毕业生回溯评价，让那些已毕业多年的学生回头来评价，哪些老师在大学中对他们产生了哪些不同的影响。不过这些建议的建设性很有限，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评价制度有比以偏概全更致命的问题。这个更致命的问题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谈过，在这个评价制度下，用学术以外的其他手段来达到学术上的目的之人，在竞争中成为赢家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你对制度有系统的了解，这一套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归入替代性考核这一类。什么叫替代性考核呢？让我举个例，苹果味道最直接准确的考核办法是品尝，但这种考核办法信息费用很高。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替代办法是，因为苹果的味道与颜色有相关性，而颜色是可以用肉眼观察的，即获取信息的费用低，于是就用颜色来考核味道，这就是替代性考核。好处是获取信息的费用低，但准确性下降。尤其是，替代变量如果是可以低成本改变的，考核会完全失真。比如说，用颜色来考核味道，果农施用一种化肥可以使苹果变得鲜艳夺目，颜色与味道就不怎么相关了。现行这一套学术评价制度既不是直接考核一个人的知识量（无论是存量知识的掌握还是增量知识的生产，即他创新的知识），也不是考核一个人的知识产品本身，比如论文本身到底如何，而是考核间接又间接的变量，比如文章所发刊物的级别，获得什么级别的奖励。换言之，是用级别这样一些替代变量来考核一个人的知识量以及学术贡献的大小。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获取这样一些替代变量的信息费用低，要不怎么叫傻子量度法呢。问题是当事人可以用学术以外的其他手段，以很低的成本，改变你测试他的这些替代变量的数值，比如通过论文黑市代写代发。而且灌水容易，查处难，比如某人在某核心刊物发表的某文到底是自己的创作，还是通过论文黑市代写代发，查处的难度犹如美国寻找拉登的隐身之所。如此一来，考核完全失真，考核他的那些指标，成果累累，但与一个人的知识量以及学术贡献没有多少关联。更致命的是，用学术以外的其他手段，比恪守学术之道，改变你测试他的这些替代变量数值的成本低得多，正道不敌邪术。晏才宏先生与陈进先生是同一时期同一个学校，即使把教学纳入评价的范围，比“成果”，晏先生比得过陈先生吗？那么多学术腐败现象，全是由这个小小的漏洞衍生出来的。

这个评价制度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猫腻。在用傻子量度法评价的这些指标中，除了论文，课题，还有一些其他指标，比如什么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什么人才计划梯队的人选。这些项目的取得是要靠行政权力的。因此不言自明，什么人容易在这些指标计算中得高分。而且，把论文、课题、其他指标加总的时候，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权重，怎么赋权呢？拟制规则的这些人根据他们自身的条件计算了以后再赋权的。因此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在大大小小的晋级中，你要分到一个名额，总得有一官半职。以如此手段来达到学术上的目的，这应该不算恪守学术本份吧。

最后，让我归纳一下，现行学术评价制度最致命的是，用刊物级别这样一些看起来好象很客观的指标，来考核一个人的知识量以及学术贡献，尽管这样使考核变得很容易，一个蠢人也知道如何考核他人，但是不仅以偏概全，没有办法阻止被考核的人用灌水的办法去改变指标值，灌水极易，查处极难，以至于使替代指标与一个人的知识量以及学术贡献本来就不强的相关性完全丧失。苍蝇只叮有缝的蛋，全部败象都寄生于这个漏洞。本文并不在意谁输谁赢，所关心的是这个蠢法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生产性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有噪音化的趋势。大学不能再这么玩了！怎么改呢？下文分析。

白居易《 放言》有这样八句：赠君一法决狐疑, 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此诗后面四句用了两个典故。典故之一，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另外三个叔叔（管、蔡、霍）散布流言，说周公欲谋篡位。周公因此避居于东，不问政事。后成王悔悟，迎周公归。典故之二，王莽篡汉前曾伪装谦恭，礼贤下士，以至“爵位益尊，节操愈谦。”（《前汉书;王莽传》）。但接下来却是专擅朝政，杀害平帝，篡位自立。因此这四句诗的意思是，假如他们未为之前先死了，没有暴露全过程，那么周公之真，王莽之伪，又有谁能识破呢？白居易因而感慨，试玉要烧三日满，辩材需待七年期。

古往今来，对人的认识和评价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又是最频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人的认识和评价。从最初的察举制，经九品中正制，到科举考试，经历几百年的摸索才建立了这么一套考试制度。现代商业社会，人力资本的量度和定价是所有量度和定价中最难的一件事，尤其是企业家知识这种东西是无衡之物，最终是用剩余权安排这样一套制度来解决它的量度和定价。

大学的本质是一套有关知识交易的制度安排。其实传授知识或生产知识不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因为个体户也可以做这些事。但知识交易碰到这样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你无知才向我学，但既然你无知，你又怎么判断我有多少知识呢？以及这种知识有什么价值呢？尤其是属于新发现的这类知识，对于无知者而言，要量度和评价，简直无从下手。大学为什么存在？就是要利用同行来进行知识的量度和评价。这里有双重含意，笫一，同行评价同以权衡物的原理相同，相同知识领域的人可以互为参照；笫二，同行之间存在长期的比较多的接触和交流，这就是说有多个维度的现成信息作为评价的依据。因为此故，同行评价成为大学这套制度安排的一个核心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学就是为解决直接知识交易的量度和评价问题而建立的一套制度安排（同行评价）。

自大学产生以来，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同行评价已建立一套操作细则。尽管各个大学的做法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当然这里所指的这一套细则取材于西方的大学。关键是两点：笫一，同行评价是一种直接评价，直接对你作品的影响作出评价，不管作品是否发表；甚至不管作品，根据过程信息直接量度和评价你的知识生产能力。笫二，同行评价是一种权威评价，而且内外兼顾。这就是说这不是群众评议，而是由同行中的权威人物来作出评价，通常是由校内权威组成一个很少人的委员会来出结论，这个委员会是不允许跨学科的。校内权威同时要参考校外同行权威所提供的评价意见。

同行评价的信息是多个维度的，而且信息来源很直接，这约束了盘外招的使用。另外，因为在同行评价中过程信息起作用，这相对有利于需要长时间酝酿的大的创新发现的产生。太强调作品发表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因为知识生产周期被破坏，大的创新出不来，剩下一堆雕虫小技。当然，同行评价也有它明显的问题。因为同行之间存在知识上的竞争，因而有利益冲突，这个因素对评价有明显的干扰。具体而言，新知识的产生有时对原来的知识构成替代，使旧知识大幅度贬值。这种情况下旧权威会压制新人，贬低他的作用。有时新知识的产生对原来的知识构成补充，并使这种知识升值，在这种情况下，权威会夸大知识的影响。

正是因为的这个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以来在西方的大学也产生了一种摆脱权威的倾向，试图寻找一种简单、明了、客观的定量评价方法。找来找去，找到的是一种凭颜色猜味道的间接评价办法。这种所谓客观的定量评价方法首先是需要作品发表的，否则你怎么客观呢？请注意，这种方法的天性是强调作品产出的，因此它一开始就对大的创新的生产周期有干扰性。作品哪些特征是量度和评价一个人的知识量及其影响的客观测度呢？首先想到作品数量。那好，我把一篇长文分拆成三篇发表，知识量及其影响是不是三倍呢？刚考虑作品数量不行，还要考虑作品的质量。那作品质量又用什么指标可以客观加以表达呢？用作品发表刊物的档次。人家的学术刊物不象我们以前的学术刊物有行政级别，怎么办呢？那就人造一个指标来划分档次。这个指标叫“影响因子”，即把某种期刊在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被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这两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而得的数据。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高，表明它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平均次数多，也就表明该期刊的影响力大，档次也就高。但随之发现一种“80／20现象”，即80％的引用次数来自于20％的论文。因此，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高的期刊上的论文可能很少被人引用，而一篇发表在影响因子低的期刊上的论文有可能反过来。如此对刊物分档也不行。怎么办呢？不对刊物分档了，直接以引用次数来评价一个人作品的质量。那好，我就不断自引。于是又决定自引不算。那好，我就要学生多引用，同时与人约定，明明不需要也互引。此外综述文章的被引次数会比原创论文高得多，我就多写综述文章。如此这般。的确是找到一些完全不受同行权威左右可精确计算的物化测度，而且可以去人化，让一台计算机来代替量度和评价工作，彻底客观。只是，这些测度经太多环节，同一个人的知识及影响已没有多大联系了，而且这些间接又间接的测度，当事人耍一点小技巧，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这种努力的性质是，试图用一种技术来代替一套制度的社会工程主义。幸亏只是一些尝试，并没有在哪个学校取代同行评价制度，才没有闯大祸。偏偏我们把这一套学来，稍加改造，竟然全盘实行了十几年之久。

要想根除千奇百怪的学界败象，用同行评价制度取代傻子量度法是必要之举。但制度是配套的，同行评价制度，同大学独立于行政，教授治校是一个组件结构。如果把这个组件拆散，单独使用同行评价制度，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最后，我有一个梦想，哪一天，天上掉下来一大捆现钞，我因此可以衣食无忧，完全不管他人的评价，做我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放心，我不会偷懒，兴趣是一种持久的内在动力。在我所在的这个学科，史上有几个人就是这样，衣食无忧，完全不管他人的评价，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钞。偏偏就是这些人有传世的成就。

唐朝大教育家韩愈《师说》一文传世千年，定义教师为传道、授业、解惑。现在规定一个教师有两项任务，传授知识和创新知识，或者说教书育人。不否认这是教师的本份。当然，要增加一项，或减去一项，也可以讨论。本文要强调的是，做这些事不必有大学，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或者有人说大学的存在是为了学者的交流。无可否认，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有相互激发的奇妙效果。但也不必有大学，只要一个聚会的场所，比如茶馆，就可以了。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实例，有茶馆因学者聚会而闻名。小范围频密的交流和讨论可以在茶馆，江阁，山亭，长距离的交流和讨论则是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大学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利用同行学者作为一个群体的紧密存在，内含有知识权衡的功能。同行学者可以互为参照，作为一个群体的紧密存在，在日常接触中会积累多个维度的信息，这些信息具体，直接，大量是过程信息。因为此故，同行评价是一种比较精确，成本又比较低的知识之衡。另外还必须特别强调一点，同行评价的行为是有成本约束的，因为同行权威是以己衡人，如果滥评的话，自己会贬值。不过这种成本约束限于内部权威。因此大学最基本的一种性质，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量度和评价制度，即同行评价。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都是这个基本条款的延伸。比如大学独立于行政，教授治校，是为了屏蔽外部因素对学术尺度的干扰。

向外寻找客观量度的种种努力是不明白大学为何物的表现。如果真有那样一种客观尺度的话，大学不会存在。同行评价（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量度和评价制度，是哈耶克反复强调的那种经过长时间演化出来的自发秩序。这其中凝聚了多代人的智慧，是人类宝贵的知识资产。这就是说，这种有很多人智慧集结的制度是任何一个单个的头脑想出来的办法所无法比拟的。后者有很多隐性的问题，是单个的头脑根本想不到的。但是有社会工程主义倾向的人总想摆脱这种习惯规则，从零全盘构建，被哈耶克称为理性致命的自负。制度演化事实上给哪怕最有智慧的头脑也只留下很小的空间，就是你只可以尝试在边际上作某些改变。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大学开始出现向外寻找客观量度的倾向，尽管没有取代同行评价制度，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实质的影响。比如说在评价的时候更偏重于发表作品的信息，过程信息的重要性下降。这种细微而悄然的变化有重大的影响，大的创新的生产周期被破坏，产生了技巧化的倾向。从基础研究到变成产品有一个时滞，在克林顿时期出现的新经济，是七十年代以前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美国人靠生产新知识谋生，这个国家是世界新知识的一个主要源头，而大学又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大学研究技巧化以后，大的创新出现知识断流。在新经济之后看不到新新经济。这就使得美国人在新经济时期形成的收入预期是错的，没有料到后面有如此大的创新波动。收入预期一错，选择全错，房子买错，车子买错。这些汇总到一起，就是一堆烂债。所以金融危机的性质是因创新波动引起的一种收入预期错误，而创新波动同大学的评价制度出现某种改变有关。因为我的资料不够充分，这种推测一直不敢写出来。这里大胆一博，让方家证伪。

还是回头来分析中国自己的问题。规则约束和引导人的行为。因为并没有同行评价这个基本规则，直接使用了替代指标的量度方法，因此产生的问题就不是技巧化这么简单，而是衍生出上几篇文章讨论过的一系列学术腐败行为，并使知识生产和传授都出现某种程度的噪音化。但是大学存在的这些问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最近十几年是大学出现问题最多的时候，可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这又如何解释呢？

除资源型经济以外，任何经济发展都是知识积累和普及的结果。中国最近三十年经济奇迹般发展，是民众知识体系更新的结果。但是这一次民众知识体系的更新有这样的特点，笫一，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外源知识，具体的办法是引入外资企业。外资企业是外源知识（包括加工知识和契约知识）最完整的载体，含有大量被文本过滤掉的细节知识。而且我们引入了多个来源地的外源知识，知识的种类非常丰富。笫二，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活动这条途径。这种传播方式有一个特点，对于接受知识的人来说成本低。比如农民工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没有积蓄使他可以参加职业培训得到知识，而且还要养家糊口，接单工厂成为一个入口，首先凭力气挣血汗工资养家糊口，然后边于边学，几年下来学到一门技术，如此一来，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免了培训费用。正是因为找到这样一条低成本的传播途径，使知识得以大面积普及，几亿农民工通过这一途径完成知识更新。也正因为这样，这三十年来大学的作用不大，既不是知识的源头，也不是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你出问题，经济照样发展。

但是学习型经济的一个局限是，从外源引入的知识，流量是越来越小的，以至于出现明显的发展动力衰竭，表现出来是增长减速，甚至停滞。我们现在已开始碰到这种情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的知识源头在哪里？当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也有新知识产生，但是新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大学。因此大学评价制度的取舍就不仅是影响教师晋升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大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知识源头的大问题。据此推测，大学改制会成为中国笫三轮改革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