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批评资本主义的人错了?(转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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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塞巴斯蒂安•马拉贝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2010年10月28日 

资本主义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组织机制:市场与公司。这两种机制背后的理念可谓背道而驰。市场要求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独立交易;公司则提倡团队间的合作。但有些奇怪的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机制现在同时受到了攻击。只要攻击者稍事停顿,注意到这个讽刺,他们或许就会冷静下来。

由于金融危机,对市场的抨击尤其猛烈。既然复杂的证券化似乎已失去信誉,人们就更难对将独立交易作为一种资本配置方式抱有信心。债务抵押债券(CDO)、信用违约互换(CDS)乃至所有可交易的金融合约都受到了质疑。一些批评人士似乎相信,要是衍生品市场受到了监管,世界就不会遭遇本次金融危机。

如果说市场已经过时,但另一种组织机制——公司——同样受到了攻击。翻阅一下管理期刊,你很快就会发现,将资本与人才限制在大型组织内部,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做事方式,它使得原本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受到了官僚主义的钳制。对公司持批评态度的人士指出,现代生活快速的技术转变,一次又一次让大型公司措手不及。管理者未能预见到Facebook与Twitter的出现;在随时可下载家庭影片的时代,他们却支持电影院。尽管拥有优秀的MBA与花哨的电子表格,但公司老板并不总是会把资源配置到回报最高的领域。

每个批评流派提出的解决方案,都会受到其他流派的冷嘲热讽,但双方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对市场持怀疑态度的金融评论人士往往希望公司能够吸收风险,而公司正是管理评论人士所鄙视的实体。批评人士希望,贷款能由金融公司发放并保留在它们的账目上,而不是对信贷进行证券化。他们的理由是:银行或汽车金融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对风险的评估比市场交易员更准确。他们还希望,银行能以账面价值持有贷款,直到明智的管理团队认定应该减记时为止。按市价对贷款计值的做法让他们深感恐惧。

与此同时,对公司持怀疑态度的人士提出了相反的论调。他们对官僚管理者没有什么好印象,希望资本能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进行配置。与其让公司投资委员会笨拙地在庞大的机构内部分配资源,何不解散公司,释放创新性人才,让风险资本家决定支持谁?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在1937年对该问题作出了回答。他指出,公司将创意、资本与人员汇聚在一起,降低了集合这三项要素的交易成本。但公司的批评者反驳称,现代通讯已经将交易成本降低至只有以前水平的一小部分,使得科斯的公司合理化理论成为了过去时。受到大肆宣传的《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甚至指出,大规模协作(mass collaboration)可能会成为公司的替代品。该书作者毫不谦逊地宣称:“这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堪比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与雅典民主的崛起。”问题不在于市场或公司不应该受到批评。两者的缺陷得到了普遍认可,尤其是在本领域工作的有见地人士。对有效市场理论最赤裸裸的藐视,往往来自市场从业者:著名的对冲基金投机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就是投机活动的主要批评者;如果相信市场非常完美,无需进行揣度,那么专业投资者就不必一大早就起床。同样,对官僚公司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公司老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无情地解雇了大批通用电气(GE)职员。郭士纳(Lou Gerstner)像摇铃鼓一样,对IBM进行了改造,然后给洋洋自得的自传取名为《谁说大象不能跳舞?》(Who Says Elephants Can’t Dance?)。

相反,关键在于,市场的批评者与公司的批评者应该给予对方更多的关注。金融评论人士不应只谴责证券化,而不承认管理评论人士眼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官僚风险控制也存在缺陷。管理评论人士不应把公司贬得一文不值,而不承认金融评论人士眼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另一种选择——彼此独立、基于市场的协作,充满了信息不对称、不是很理性的投资者的跟风行为,以及欺诈。

对市场与公司的温和批评完全合理。“二次合成债务抵押债券(CDO squared)”,的确已经让金融创新变得不着边际;公司改革者确实应该对令人窒息的官僚作风发起挑战,推出收集客户意见的网站,为公司资源的配置建立“内部市场”。但当市场与公司同时受到全面攻击,理性的人应当记住:两种攻击中必然有一种是错误的。

本文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著有《富比上帝:对冲基金与新精英的形成》(More Money Than God: Hedge Funds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