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带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带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的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观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

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联，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的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的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蒋介石的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旧，混乱而焦灼不安的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这个南中国的殖民小岛拥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对新秩序心感不安的商人、官员、知识分子、黑社会和普通难民。在那里的他又意外的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他在1950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这对夫妇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3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大陆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福州那座四合院在1954年时不是私有财产了，从居委会主任开始，好几个新住户搬了进来。不过还有几间留给了刘香成和他的母亲。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战胜了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她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它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她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的进入人的内心。人们检讨自己，揭发别人，热情高涨的投入集体生活，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

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开始做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的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不过，出身并非全是坏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运动之后，饥荒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刘香成没目睹过大规模的死亡，却记得城市里的饥饿对人的摧残。他看到没有粮食、没有油水吃的邻居，浑身都水肿了，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条发霉咸鱼去做一碗很大的汤，出来的就是骨头，已经没有鱼了。他还记得，当街道杀一头猪时，所有人都会去排队去买猪肉，他排了好长时间买了二两的猪肉，全都是肥肉，大人告诉他肥肉是照顾你，人们都不想要瘦肉，没有油水。但在香港的父亲寄给家里外汇券，可以到特别供应店里去买黄油、食品，所以，他没有太深的饥饿记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国内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香港与内地的流通也日益困难，小小的罗湖口岸越来越具有政治意义。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二

当刘香成向我讲述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八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它400平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却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美联社这样的世界最富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冠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一项集体性荣誉，它在1992年被授予……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那时他是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时，为《时代》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 他先是成为了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在1999年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19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了，革命、社会主义、第三世界这些昔日的政治符号正在褪色，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两百年前英国人马噶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的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而事实上，自从福州的古北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三

19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听不懂”，他说，他对于六十年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六十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密切注视着国内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大陆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着国内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中央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他让我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他来改”刘香成说。报社印刷机的声响，和油墨的清香，刻入了他少年的记忆中。

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1971年秋天，20岁的刘香成成为了纽约Hunter College的一名新生。比起生活了10年的香港，纽约是个更大、更自由的世界。他似乎也从未培养起对香港的情感，即使多年后提起，他也总是用“狭隘”、“工具化”、“经济动物”的词语来形容它，似乎丝毫没兴趣。60年代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难民社会”——人们被物质压迫和对国内灾难所带来的惊慌失措所困，没兴趣关心更多。

不过，他对于中国的兴趣从未减弱，因为身处美国，他的中国人意识增强了，而且获得了另一种观察角度。他读定期出版的“中国新闻”，它们是由一群耶稣会的神父们收集整理的，这些葡萄牙人在香港、澳门收听中国的广播，而且能够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他们把毛泽东、林彪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他读不懂中国古文，就依靠美国汉学家来深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与社会心理。他有一个学期论文就以中国的法家为题。在中国，做人遵循儒家的思想，但执政选择的却是法家——是这个年轻人对那时中国政治的看法。

但改变刘香成命运轨迹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他一门选修课。他在摄影课上的主要内容是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路人，这勾起了他在香港时夭折的艺术探索——他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了几年的油画，却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才能。由这些摄影习作制作成的简易的摄影集，意外的吸引了Gjon Mili的注意。这个阿尔巴尼亚人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之一，他与毕加索合作的“光笔”系列，改变了人们对于观看的态度。鼻梁上架着粗黑框眼镜的Gjon Mili建议这个中国小伙子来他工作的《生活》做他的实习生。

刘香成第一份工作的最初9个月是这样度过的。白天，他为72岁的Gjon Mili整理资料，傍晚五、六点时，他们坐在一起，老人家拿来一瓶威士忌，切一块香蕉和苹果，咬苹果喝威士忌。这时候，Gjon Mili开始指着墙上贴的从报纸剪下的各种图片，告诉这个年轻人，这张为什么好，那张为什么不好，解读事件要比抓住事件更重要。有时，他还把老朋友的亨利·布列松的照片拿出来品评。

“整整9个月里，他从来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刘香成说，“但结束时，他对我说，你应该去中国了。”劝他回中国的不止一位，包括一位时代公司的高级主管。他让刘香成在公司图书馆里阅读收藏的所有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最令人难忘一部分来自布列松。

刘香成想回中国像当年的布列松一样记录这个古老国家的变化，但在此之前，还想去欧洲游荡，他才25岁，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前往西班牙，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一周年，在他镜头里戴红帽子的是佛朗哥的支持者，他们与改革派在街头追来打去。他还认识了社会党领袖阿道弗·苏亚雷斯·冈萨雷斯，后者是个34岁的年轻人，他带着刘香成等一班海外记者一起喝咖啡，给他们谈社会主义，几个月后，他当选为首相，开启了西班牙的民主年代。

刘香成接着前往葡萄牙，跟随着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旅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接着，他又去了法国，他申请临时记者证去拍摄新总理。当他从总理府走出时，看到巴黎街头报亭里全部报纸的头版都是毛泽东的大幅相片，他意识到毛泽东死了，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他要回到中国。

他上一次回中国还是1969年，那时他高中毕业，去广州看姐姐。他住在全广州最好的华侨饭店，房间正对着珠江，在文革中武斗最严重的时刻，一些被捆起来的尸体沿珠江而下，漂到香港的海边，震惊了当时的香港人。他对1969年的中国的记忆是荒诞且压抑。他在一家理发店时，那位给他理发的老头突然对他说“站起来”。他回问，“站起来干什么？理发不是要坐着理的吗？”老人家语气肯定，站起来，跟着我读。然后他转身，让我跟着他读毛语录。他也记得去餐馆时，总有很多人排队，服务员来到桌面上，就把一大把的筷子扔给你，让人倍感压抑。

四

我手中这本《毛之后的中国》是1997年印刷出版的，是1983年首版已来的第四版，它十六开大小、只有105页，收录了刘香成1976年—1981年间在中国所拍摄的96张照片。

这本薄薄的书，不仅是刘香成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也有着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97年的评论或并不为过。“当刘香成中国摄影集在13年前第一次出版时”，这位《时代》当时的驻京记者写道，“它立刻被那些理解处于令人惊叹的转型的中国的人们认出，这是1949年以来共产党当权以来，这个国家最真实与时刻的照片呈现。”

当刘香成在1960结束了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时，中国已决意将自己像铁桶一样封闭起来。在整个六十年代，全世界对于毛泽东进行的实验着迷不已，他们不知道一代中国人其中遭遇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却对于它光辉、充满理想气息的宣传语言难以自持。但中国问题的观察者们至多只能在香港，好奇的打量这个竹帘后的神秘中央之国，以至于费正清诙谐的评论说，自从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来自外部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察与记录是如此之少，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1972年获准来旅行拍摄时，像是被恩赐了罕有的特权。

一直到1979年中国正式接纳西方新闻社派驻的记者之前，关于中国的描述都是零星的。而且，这些涌到中国的观察者们经常被眼前的情景弄得失去头绪，这个被一致样式、颜色服装的包裹的国家，人们表情漠然，公共场合到处都是空洞的政治标语，在外来者的镜框里或是笔下，它们可能被轻易贴上标签、被归类。而掩藏在表面下的更真实、情感涌动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但刘香成却真切的感受到了。事实上，他在潜意识一直在为这时刻做准备。“从福州戴着红领巾离开时就开始准备了”，他说。当他1976年来到广州时，计划更明确了，“我非常兴奋，我要拍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毛泽东去世时，他只能在珠江边徘徊，1978年底他作为《时代》首任驻京摄影师，可以到全中国拍摄了。他儿时的情感体验，他通过汉学家的著作进行的知识积累，他与Gjon Mili在午后进行那些似懂非懂的交流，在美国与欧洲游荡经历，如今似乎找到了一个汇聚点，更重要的是，他还拥有年轻艺术家的敏感，他能洞察到细微的变化之下，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戏剧性变化。

他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高举拳头的批斗“四人帮”的舞蹈，在已折皱的毛泽东墙画下端着大碗吃饭的老人，身穿军大衣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坐在故的广场上的双手抱在胸前的溥杰，戴着墨镜的小镇青年，左手抚摸着爱人大腿的公园情侣，帖满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举着“要艺术自由”的头发零乱的艺术家，站在主席台鞠躬的邓小平、赵紫阳与胡耀邦……毛泽东的形象，经常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他的镜头中，有时是一副画像，有时是几枚纪念章，有时是一个巨大的雕像，更多时刻，他没有亲自现身，却让人时时感到他的存在。

这个国家正从阴影中走出，开始学习或者重温很多事物，他们大口的呼吸，跳不是忠字步的舞蹈，把头发烫成弯曲的形状，练习在公开场合接吻，滑旱冰取乐，创办私人的企业，对着奇怪的广告牌出神……

那是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或许色彩仍旧是灰暗的，物质仍是匮乏的，但是空气里却飘荡着希望，像是一个漫长冬日后的初春。

刘香成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把握这些变化。他有局内的人体验，却又有着局外人的敏感。他的外表与性格也帮助了他，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要你是这样的面孔和皮肤，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操什么样的语言、属于哪个国籍，你永远都是中国人，他们可以更容易信任你。刘香成就这样在各个地区旅行，好奇的打量一切。Tiziano Terzani是当时《明镜》周刊的记者，在他记忆中，刘香成经常开着那辆有挎斗的军绿色摩托车，不知道他是怎样搞到这军人和警察专用车子的，因此他不用像其他外国记者一样必须坐外交部指派的车辆。“……他不为人察觉的骑着车，站岗的士兵有时还向他敬礼”，Tiziano Terzani回忆说。

他那一贯的幸运也从未离开他，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在中国是个特权阶层，他们可以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还可能和本地最杰出的人士成为朋友。他30岁的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曲，当白桦因为那句“我爱我的祖国，但我的祖国爱我吗”而成为舆论的中心时，他就直接去家里拍他。“觉得很幸运，他们把我当成个小弟弟”，他回忆说，“我也觉得这个职业非常美好的，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自由，有这些老先生，你的成果又得到人家的欣赏。”他记得北京冬天的气息，房前堆放的大白菜，有时吃完午饭出门，还能看见有骆驼进城。

五

《China after Mao》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看方式，就像布列松镜头中的1940年代末的中国一样，它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的定格。即使直到2008年2月，我才第一次翻阅到这本书，但其中的一些形象早已是我记忆中的一部分。那几个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借助路灯阅读的高中生，还有三个穿军装、戴墨镜的少年，似乎变成了八十年代气质的某种标志。我相信，很多中国年轻一代摄影师的成长过程，都曾受惠于不到30岁的刘香成的视角。这些照片中，有冲突，有隐喻，有疏离感，也有技巧，但其中始终有一种动人的情绪，对于这一点，Tiziano Terzani的评论再准确不过了“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有关一种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还在继续长大，他还是那个精干的小个子，头发比别的年轻人白得更早，他从《时代》跳到了美联社。中国继续开放，社会的步伐走走停停、开开合合，他继续捕捉中国的面孔与情绪。

但是，他的身份意识从未减弱，不断的自我证明是他减缓焦虑的方式。他要离开中国，因为“别人会把我在中国的成就打折扣，因为我是中国人”。美联社的分社遍布全球，他有足够的选择。

他先是前往洛杉矶，这是个引人羡慕的职位。他在海滩旁有自己住房，开一辆敞篷车，随身携带刚刚出现的第一代的移动电话，每天有大把时间带着新婚的法国妻子晒太阳。

这种生活悠闲，却也令人厌倦。“我身上有湖南人的较劲的东西”，他后来说，尽管他从不会讲湖南话。他要去印度。

1985年初的新德里刺激却混乱，甘地夫人刚刚遇刺，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艰难。在印度发现，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人们对宗教的虔诚的态度也与物质匮乏密切相关。

在新德里的刘香成还同时要负责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有时，他还要前往阿富汗，一个即将崩溃的苏联正在进行其最后一场战争。为了获得签证，他陪着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克格勃喝了六个月的威士忌。在阿富汗的战场，他被人用人枪指着你的脑袋，看着四处充斥的苏制的坦克、大炮。苏联撤军后，他还目睹了瞠目结舌的内战，那些吸食完毒品的阿富汗战士跟着坦克从山坡上冲下来，兴奋无比的神情。他和另一位摄影师就在距离不过100米的一个有篱笆的小房子，不停的拍，沉浸在同样的兴奋里。回来冲照片时，他才觉得后背发凉，“他们手持的那个火箭筒，如果稍微晚两步，我就会被轰掉。”

四年后，他再次准备离开，因为“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他前往了韩国，那正是汉城奥运会期间，也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学生与警察的冲突愈演愈烈，催泪弹的味道四处弥漫。“我每天的差事就是吃完午饭戴上一个防毒面具，出门转”，他说。后来，他对防毒面具是特别的敏感，而且他的防毒面具的那个玻璃同时是个眼镜，这样近视眼的他可以拍照。

汉城之后，又是莫斯科，这个曾代表人类希望的社会制度正在轰然倒塌。在这里，40岁的刘香成迎来了他职业生命里的另一个高峰体验。他意外的、作为唯一的在场记者，拍摄到了戈尔巴乔夫告别演说时的照片。他记得走出克里姆林宫时的壮观场景，等在外面的大批记者们看到他突然跑出后，几百个人开始叫喊“fuck you”，他们知道这个人获得了独家新闻。第二天，照片登上了全世界主要报纸的头版。“我知道了，fuck you就意味着独家新闻”，即使今日，刘香成对那晚的奇特场景记忆犹新。也是在这一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他的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

六

刘香成给我最初的印象，除了他的银白头发，还有他的漫不经心，甚至有点倨傲。2000年时，他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管理者的身份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还是北京社交界的一位名人，在时尚杂志的社交栏的照片中，我有时看见他穿着红色的唐装里，右手端着香槟酒杯，笑意盈盈。在一些记者招待会上，我看到他陪在鲁伯特·默多克或是他的儿子杰智·默多克左右。

那时，我24岁，刚刚大学毕业，满脑子美国式新闻业的光荣与梦想。刘香成是我眼中最接近这一传统的中国人，与其说我对他的新闻理念或是个人哲学感兴趣，不如说我对他和那么多金光闪闪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普利策”、“时代”……我试图留给他深刻印象，结果变成了笨拙的自我表现，不过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张1981年的天安门广场的路灯下阅读照片。

大概是2006年，我第一次前往他家。那天下午，我穿过了故宫的红墙，看到了护城河的水光，崇祯皇帝吊死的那座小山包也仍挺立在那里，这个夹杂在毫无特色的厂房间的四合院，像是一个不断消失的文明散落在各处的残存物。

那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当中喝茶，那两棵石榴树正在旺盛生长，准备孕育果实。刘香成缓缓的端起茶壶，缓缓的说话，他谈到了俄罗斯的特别光线，它使曝光后的胶片有中特别的效果。我喜欢他流露出的诗意，但似乎仍未找到和他交谈的方式。

他的外表和言谈尽管显得随意，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看着院子的灰色砖墙，我记起他曾说，四合院讲究的是磨砖对缝，所以这每一块砖都是人工打磨出的，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磨出八块。我对于细节过分敏感的人，总是心感不安，似乎怕打破他们惊心设计的游戏规则。

而且，他似乎习惯于在自己的逻辑内起承转合，他只讲，我的疑问就像打在顾自旋转的转盘上，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被无声息的弹回。

也是在那个下午，他提到自己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计划，他编辑一本1949—2008年中国的摄影集。“你觉得他们镜头里是中国吗”，他突然问我，没等我的回答，他继续说，“我觉得那怎么不是我看到的中国呢。”他指的是英文世界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们都看过的《The Chinese Century》。

我对此不置可否。我们生活在一个影像过分泛滥的年代，人们用对形式感的推崇，来掩盖思想与内心的苍白。在北京，一个自认有文化的年轻人经常会脱口说出“一张好照片胜过千言”。

我刻意很少去少去翻阅照片，去通过图像来理解世界。不过，他的情绪我再理解不过了。鲁迅1920年代香港的演讲中，感慨我们是个“无声的中国”——我们不习惯整理与分析自己。8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一个接一个的震荡，几代人中国人在应接不暇的变化中，激发出热情、丢失掉纯真、体验到爱、无奈、孤独、忧伤、理想与仇恨……但关于这一切，我们的记录、探讨显得稀少与苍白。即使做出的陈述，又带有过多的扭曲。

通过编辑一组图片，刘香成试图寻找自己理解的中国六十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再一次的自我证明——他为理解中国提供了某种影像上的标准；同时，这或许也是他继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个国家紧紧相联，这个国家正大踏步却脚步慌乱进入现代世界，在上千年的领先和150年的落后所制造的混合经验里，它急于证明自己的再度强大，就像北京奥运会的口号“we are ready”。这也是刘香成将2008年作为一个历史节点的原因：“中国人盼望了很长时间，盼望的含义之下，就说我在这个世界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坐在主桌上了。”但你仍可以感受到，即使坐到主桌上，我们的内心仍有多么强烈的要证明的倾向——希望别人看到、承认我们坐在了这里。

七

之后，我们偶尔见面，我一直对他的计划深感兴趣。既然他自认要编辑一本中国摄影师视角中的中国，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记得他四合院的家里，到处充斥着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还有一张鸦片床——自1980年代初购买以来，它就跟随他在全世界搬来搬去。它们都是中国某种符号，既然他讨厌西方视角通过符号理解中国的浅薄与单调，那么他将提供的是什么？我记得1996年时，他雄心勃勃要创办的全球中文杂志名字就叫《中》，而英文则是The Chinese，但它却不幸夭折了。而且，我知道他的挑剔，他不会忽略餐馆里的一道菜、他身上的风衣的缺陷，他该怎样面对那些中国那么多摄影师拍摄出那么多的照片呢？我记得他曾扔给我一本国内著名摄影师的影集，“你能从里面挑出一张好照片吗”，他再一次没等我回答，“我看一张也没有。”不过，我相信他的耐心，他不是可以等待一个工人以每天磨八块砖的速度去盖一座四合院吗？

我的浓厚兴趣中夹杂的怀疑，在2007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慢慢消退了。那天，我们先是在满福楼的吃了涮羊肉，然后在他的房间里一边喝着苏格兰的Single Molt一边聊天。他的谈兴浓厚，在路过景山公园西门时，他指着那排平房说，过几个它们就要拆了，可以露出公园的红墙，多美啊。在饭桌上他则激动得说起他的新闻理想：“在美国，当人们想严肃的讨论一个问题时，可以在《纽约时报》上争论，在英国可以是《金融时报》或《经济学人》，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份让人信赖的报纸或杂志……当外人想了解这个国家的主流舆论时，却找不到。”

他也说起去编辑这本书，是一个“孤独的历程”，“我看到那么多西方记者、专家谈中国谈得莫名其妙时，我很急，但是你看到自己国家的人也按这种方式这样说话时，就更急了。”

他还说起比利时的汉学家Simon Ley用宋朝的一张画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形容：那张画里的森林是着火了，但是上面有几只鸟飞过，每只鸟拿了一滴水飞到火上面来救火——看起来是那么的徒劳无力。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帮助父亲翻译外电的少年，想起了刘季伯那一代人内心的焦灼与感慨。眼前的刘香成剥离了所有外在的符号身份，变成了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

这或许也是他生活中最放松与自在的时刻，他回忆去见中国领导人的场景，谈论西方人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也是在这个晚上，我趴在他的电脑前，去看他初步选出的1949—2008年的中国的照片。这是一次快速的翻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照片似乎正在连接成一致的叙述节奏，我喜欢其中散发出的既亲切又疏离的情绪。

对我而言，观看这些照片，像是一次再度发现中国的历程。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全球化……这些历史经验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它们经常像是抽象的名词存在我的生活里。

对于刘香成本人，这更是再度发现的过程，不仅是中国，也是他自己。他面对浩如烟海、价值观迥异的照片做出选择。过去五十年中，中国摄影世界被两种世界观影响着。前三十年是一个意识形态左右的时代，人们观看方式来自于特定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人民日报》在1974年进行的对安东尼奥尼的批评再生动不过的表明了这种视角，这位意大利导演被指责为“专门去寻找那些破墙旧壁和早已不用的黑板报”，“不愿拍工厂小学上课的场面，却要拍学生下课‘一拥而出'的场面”，“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那个年代投身摄影师的也印证了这种观念，刘香成发现，很多人是退伍军人出身，只要人高高大大的，就可以扛摄影机……

但转瞬之间，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摄影又变成了庞大的消费工业的一部分，人们不停的拍照，是因为它能提供娱乐、刺激购买力……过多的图像不再像是加深记忆，而经常使记忆消失，它们变得像是某种麻醉剂，使人们感受钝化……

刘香成要在这样的迅速变化中，建构出自己的逻辑，寻找自己的情绪。他能依赖的除去专业训练，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感知，其中蕴涵了深厚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使得我们昔日和今日的荒诞举止，显得不仅仅是荒诞。

八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不断翻看刘香成编辑的这些照片。从身穿棉军装的解放军进城，到巨大的路易·威登广告下的行人，六十年来，这个国家一路上走来，经历过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变化，却似乎仍旧生机勃勃的前行，这令人赞叹，也有同样多的无奈。

我喜欢刘香成的那个比喻，他说中国像是水面上的鸳鸯，表面非常安静，在水下面它的脚是在拼命划动的。仔细想来，大多数中国人平静的外表下，都隐藏着多少戏剧性的故事。

刘香成兴奋的等待着《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出版，他乐于谈到他的出版商Taschen的传奇经历，并等待今年七月举办的盛大的首发式Party，他喜欢得到人们的关注，生活在聚光灯下，被人们谈论，这既是他孩子气式的好胜心，也是缓解他一直隐隐的身份焦虑的方式。

这本书的封底照片是一个滑旱冰的青年正单脚滑过毛泽东像，这是他在1981年的大连拍摄的。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仍有时代意义，过去六十年的中国，不正是因为毛泽东而划分的，前三十年，人们在他的意志下生活，而后三十年，人们则试图清除这种影响，却发现他仍在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