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叙事结构的语言学模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7:25:37
叙事结构的语言学模式 黄昌林
提 要：本文从托多罗夫的叙事句法入手，讨论了“普遍语法”即“叙事作品语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格雷马斯注重于语言学理论中关于二元对立的基本概念，借助于逻辑学的方法建立的叙事结构的语义学模式。
关键词：叙事结构 ；普遍语法 ； 语义学模式
叙事有一个潜在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在普罗普的著作中得到最精辟阐述。普罗普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至今仍是形式主义学派的重大贡献之一。普罗普所关注的是叙事结构得以发挥作用的“标准”，它所要处理的那些“内容”的单位。普罗普对这些加以分类的做法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结构价值，因为，就如神话一样，童话是任何叙述的重要原型。在普罗普的分析中，童话被看成是体现了横向组合、“水平的”结构，叙事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横向组合的。他认为，在童话中，最重要和起统一作用的因素不是在准“语音”层次上即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身上找到的而是在“音位”的层次上即人物的功能、他们在情节中所起的作用中找到的。
普罗普的功能模式对于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能够作有效的说明。然而，在任何一种以抽象的术语代替故事的具体活动的方法中，所缺少的都是一种解释：诸活动是如何相互连接以创造出一个情节，以及形式模式如何联系于故事的内容。普罗普和其他的理论家对此已有阐明：故事中的事件次序可以被联系于一个更深刻的神话理论。故事中的诸活动之间的某些联系具有准逻辑的秩序，出发意味着返回；许诺或约定意味着完成它们的意向；实现某种目标的欲望导致如此行事的尝试。在表层层次上，很多叙事都沿着巴尔特所描述的动作序列或和卡勒、罗杰·尚克所谓的“脚本”的线索行进。我们都知道，包含在成千上万中活动中的事件序列——去餐馆、旅行、迎友、登山、游泳、看电影等等，这些序列是因果必然行为和社会习惯行为的混合，它们形成规定行动。叙事的表层结构产生于深层结构，这些深层结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在化为一个时间序列。就某种意义而言，深层结构是无时间性的；它们生产出人类行为的规律和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律和规则推动我们从开端走向结尾。“叙事始于世界发生混乱之时，……它结束于初始需要或欲望获得相应满足之际。”①
普罗普的研究方法具有主要依据归纳性和经验性的特征。这个范畴属于表层结构层次，
他的31种功能以及由概要所形成的序列，用到现代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就很难说得通。因为现代小说不是靠程式、序列和表层结构来表意的。从语句命题开始就表达后设命题，因此现代小说的行动的功能不同。普罗普的功能模式只适合与传统叙事。
针对这一点，普罗普的后继者通过求助于符号学和应用学科而加以改进。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托多罗夫和格雷马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与普罗普的方法截然不同。这个方法是假定。列维-斯特劳斯假定存在着一个抽象结构，一个等式，其中变项是普遍的文化对立（例如，生/死，天堂/尘世）和中介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依据文化及其环境的类型，这些变项在文化神话的表层结构中将具有不同的价值。罗兰·巴尔特亦构思了一种假想模型，然后从模型出发去处理种种具体的叙述。在普罗普的后继者中，托多罗夫的“叙事作品语法”和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是诸多假想模型中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
托多罗夫是第一个对叙事学命名的人。他的叙事句法比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前进了一步，也更抽象、更普遍。托多罗夫在对薄加丘的《十日谈》中的4个故事进行分析时发现，语言种类与叙事种类之间存在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种“普遍语法”即“叙事作品语法”的理论。他的普遍语法，不是特定语言的一些规则，也不仅仅存在于语言范畴之内，它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心理结构，因而它也是叙事作品所遵循的叙事模式。
托多罗夫首先将叙事结构分成两个基本单位：陈述和序列。陈述是一个不可以再简化的基本的叙述句；序列是构成完整故事的各种陈述的排列。构成陈述和序列的单位相当于语法中的各种词类，陈述和序列则相当于语法中的句子和段落。叙事作品语法的最小单位是叙述句。如：“x是一位年轻姑娘”，“y是x的父亲”，“z是一条龙”，“z抢走了x”等等。每个叙述句包含两个成分，一个叫“主词”（或译行动元），另一个叫“谓词”（或译谓语）。主词是叙事作品中的角色，可以用字母来代替，如x、y、z等等，谓词则表示某种状况极其改变和发展，上面几个例子中“是一位年轻姑娘”、“是x的父亲”、“是一条龙”、“抢走”就是谓词。可充当主词的是专有名词和带有指示代词的词组；可充当谓词的有叙述形容词和叙述动词两种。叙述形容词是描写平衡或不平衡状态的谓词，叙述动词是描写一类状态向另一类状态转变的谓词。
在叙事作品语法中，最重要的是充当谓词的叙述动词，因为每一个叙述动词都意味着一次行动。叙事的叙述动词也可以象语法中的动词一样进行分类，例如，各种类型的小说都有自己常见的叙述动词，象爱情小说常见的叙述动词是“追求、拒绝、接受”，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常见的叙述动词是“谋杀、侦探、囚禁”等等。
托多罗夫以《十日谈》中的“第七天故事/第二”为例说明了他所划分的词类。这个故事的大意是：佩罗尼拉经常趁当泥水匠的丈夫不在家时跟人偷情。有一天，丈夫提前回家，佩罗尼拉急忙将情人藏进酒桶，告诉丈夫有人愿意出高价买自家的酒桶，现在正在验货。情人在酒桶里听到外面的谈话，便爬出来，要求将酒桶刷干净才买。丈夫信以为真，忙爬进酒桶刮垢。这时，佩罗尼拉用自己的头和胳臂挡住桶口，情人见机便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佩罗尼拉、情人、和丈夫是这个故事的主词（行动元），可以用x、y、z来表示；“情人”、“丈夫”这些词表明了它们与佩罗尼拉关系的合法性如何；在叙述中表明了平衡状态和不平衡状态。这是一个最初状态。之后，便出现了违反准则的行动，佩罗尼拉在家里与情人相会。这是一个叙述动词，可以用“破坏”或“违反”来表示，它造成一种平衡失调的状态。按照托多罗夫的定义，故事就是从一种平衡开始通过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这时，有两种恢复平衡的可能性：一种是惩罚不贞的妻子；二种是妻子想办法逃避惩罚。在薄加丘的小说中“惩罚”没有实现，存在于潜伏状态，而采用了第二种办法，佩罗尼拉把不平衡（违反准则）的状态伪装成平衡的正常状态（外人来买桶并不违规）。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叙述动词——“伪装”。通过伪装，佩罗尼拉满过了丈夫，按自己的意愿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新的平衡。托多罗夫用一个公式表示这个叙事句的结构关系：
在划分了叙事作品的词类之后，托多罗夫有划分了叙事作品的语式。在他的叙事语法中，有4种语式。根据它们是否与意愿相关而分成两大类：一是意愿类。意愿类语式可以再分为必定式和祈愿式两个小类；二是假设类。假设类语式可以再分为条件式和推测式两个小类。必定式是一种必须产生的语句语式，它是构成社会法则的非个人的代码意愿。祈愿式表示人物渴望采取的行动。条件式表示人物行动的一些条件。推测式是在表现一种“可能会发生的事物的逻辑”。在这四种语式中，祈愿式和条件式的共同点是陈述者和陈述句主语一致，与说话者自己有关；必定式和推测式表达的行动与说话者自己无关。
托多罗夫认为，在这些单元之间，不仅存在一种时间因果上的“连续”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转化”关系，这种“转化”分为简单转化和复杂转化。简单转化归纳为下述6种：
1、语态（mode）的转化。这种转化在语言上由“应该”、“可能”代表，它涉及可能性、不可能性或必然性。在叙述中，禁止便属于一种消极的必然性。这种转化的例子如“x必定犯罪”。2、意向（intention）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实现某种行动的意图，由“企图、试图、预谋”等代表，例如“x计划犯罪”。3、结果（result）的转化。前一种转化是表明某种情形尚在策划之中，而这种转化则表示行动业已完成，其代表性的词汇如“终于、得于”等。例如“x成功地实施犯罪”。4、方式（manner）转化。方式指动作方式，语言上由“敢于、急于、努力”等代表。例如“x急于犯罪”。5、语式（aspect）的转化。代表性的词汇有“开始、刚刚、正、结束”等，例如“x开始罪”。6、状况或名分（statue）的转化。如将积极的状况转化为与之相对立的消极的状况，代表性的词汇有“并未、不曾”等，例如“x并未犯罪”。
复杂转化也有6种形式：1、外形（appearance）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一个动词被另一个所替代，后者被认为是前者但实际上并不是，词汇有“假装、自称、佯托”等。例如“x（或y）自称他犯了罪”。2、认识性（of knowledge）转化。这种转化表示已经意识到另一个动词代表的行动。词汇有“得知、猜测、了解、忽略、发现”等。例如“x（或y）得知x犯了罪”。3、描述性（of description）转化。代表性的词汇有“解释、描绘、说明、报道”，如“x（或y）报告说x犯了罪”。4、假定性（of supposition）转化。从属的动词是尚未发生的行动，经常用的词汇有“预测、猜想、期望”等。例如
“x（或y）预言x将要犯罪”。5、主观性（of subjectivization）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的态度，常用的词汇有“相信、认为、想”等，例如“x（或y）认为x犯了罪”。6、态度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被故事行为唤起的反映，代表性的词汇有“高兴、感到恶心”等，例如“x（或y）对x可能犯罪感到不安”。②
托多罗夫是以一篇犯罪小说为例来分析序列的各个环节在故事中的作用的。他还讨论了超越叙事句层次的语句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共有3种：时间关系、逻辑关系、空间关系。由叙事句之间的这三种关系组成的高一级的意义单位称为段落。在叙事语法的建构中，托多罗夫对普罗普的31种功能做了一个简化的描述：一篇理想的叙事文总是以一种稳定的状态为开端，然后这个状态受到某种破坏，出现了平衡失调的状态，最后另一个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重新恢复了平衡。他还宣称：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永远只由5个叙述句组成。除了上述3种状态外，还包括两种插叙，一种描写稳定的或失衡的状态，另一种描写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要设计一台描写仪器，能够辨认各种各样的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并且能够科学地描述它。
尽管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外在结构不同形式的变化对于故事的影响，但外在结构仅仅是小说叙事作品最外面的框架。小说叙事尽管句法相同，即程式相同，但所反映的后设命题是不同的，所以不会趣味雷同。然而，这种形式的分析，即形式模式如何联系于内容？叙事的表层结构如何联系于一个组织情节的时间过程的意义模式？
一些理论家认为，叙事的深层结构是一束基本功能单位和行为者，例如，“发送者——传达、订约或传递——接收（受）者”，“主体——争夺或对抗——对手/对象”。为了表明这些模式如何被具体化，理论家们必须提出一套可以解释无时间性的深层结构与顺时性的表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转换规则。格雷马斯在这个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把叙事文本看成是句法结构的延伸，认为叙事结构和各种自然语言一样，都与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相联系。作为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更加注重于语言学理论中关于二元对立的基本概念，他借助于逻辑学的方法建立叙事结构的语义学模式，并将叙事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哲学、宗教等领域。根据二元对立的观念，人对于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基本的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来的。“伟大”一词的意义由其语义的对立面“渺小”来界定，男人一词的意义由其语义的对立面“女人”来界定。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还体现在“上”与“下”、“男”与“女”、“高”与“低”、“垂直”与“水平”、“人类”与“动物”等许多概念中。“探讨意义问题的惟一方法是肯定在感知层面上存在着断续性，肯定存在着产生意义的差别”，“我们感知差异，借助这种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和为我们‘形成’”。 ③ “感知差别”，意味着至少感知两个同时显示的目的项，感知两个目的项之间的关系，并以这种和那种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
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些 基本“语义素”的差异之上。这些差异包括四种要素：A、B和非A、非B。A和B是对立关系，B是A的对立面；同理，非A和非B也是对立关系，非B是非A的对立面。A和非A是否定关系，非A是对A的否定，非B也是对B的否定。这两组对立关系相等，A VS B VS 非A VS 非B。格雷马斯说：“S（A） VS 非S（非s）、 S’（S）VS 非S’（非s），其意思是：如果义位S和S’共有一个义素内容S（即至少一个义素），而且这个被视为正项的义素同时以非S这一负项形式出现在义位非S和非S’之中，那么，义位非S和非S’可以说对应于义位非S和非S’。”④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根深蒂固，有很强的建构能力，单独的故事的表层结构都是从这种模式的结构中派生出来的。用语义方阵来表示就是：
如在普罗普31种功能中，“指令”和“受令”是一对包含逻辑上的相反关系的“语义素”，“禁令”和“违禁”也是相互对立的“语义素”，把这四个动作放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语义方阵：
同理，普罗普功能中的“欺骗”和“受骗”、“交战”与“受辱”也可以组成相互关联的语义方阵。语义方阵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模式，它既可以说明叙事结构，也可以说明社会和历史结构。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任何表面上孤立的概念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对立概念，这是由事物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有将该概念置于方阵关系中，它才能获得意义，才具备被理解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格雷马斯讨论了施动者模型。格雷马斯提出了两个呈对立形式的施动者范畴：
主体（sujet） vs 客体（objet）
发出者（destinateur） vs 接收者（desitnataire）
为了使这个借自句法的施动者模型符合微观域的新规模，格雷马斯在两个方面做了必要的实际调整，一是把句法施动项简化为它们所具有的语义身份（玛丽无论是收到信还是别人寄给她信，她总是“接收者”）；二是把所有出现在一个语料集中的、且无论怎么分散都被归属于一个语义施动者的功能汇集起来，以便每个显现施动者都拥有其自己的语义投入（investissement），被确认的施动者，不管是什么关系，总合起来便代表了整个语义显现。语义世界过于庞大，无法予以整体感知，故应将其组织成一些可达及的微观域，这个施动者模型可视为这类可能的组织原则之一。
格雷马斯假设的这个施动者模型，以普罗普通过功能描写建立的叙事的角色和苏里奥提出的戏剧功能为证据。普罗普的功能角色我们在“故事”一章中已经提及，即“反角、施主（捐赠者）、帮手、公主（被寻求者）和她的父亲、派遣者、英雄（主人公）、假英雄（假主人公）。苏里奥的戏剧功能“人物”为：
狮子座…………定向主题力量
太阳…………所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地球…………（狮子座所追求的）利益的潜在获益者
火星…………反对者
天枰座…………利益的仲裁者和分配者
月亮…………援救和加强上述任一种力量
格雷马斯和苏里奥的定义证实：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域结构。如果诸角色的接合构成一个具体的故事，那么，一个施动者结构则组成一个类型。因此，与角色相比，施动者具有元语言的身份。普罗普和苏里奥定义的不足之处是过于形式化，又不够形式化。仅用施动者的数目来定义一个类型，而对任何内容都弃之不顾，这是把定义置于一个过于形式化的层次；用一份简单的清单介绍所有的施动者，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是过早地放弃了分析，把定义的第二部分（七个人物）及其专属特征留在了一个不够形式化的层次。因此，格雷马斯对普罗普和苏里奥的定义加以范畴化。这样，格雷马斯在普罗普、苏里奥的定义和他在考察句法的运做方式时得到的施动者范畴中，提出了如下施动者范畴： “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
“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一个相同的语义，这就是“愿望”，民间故事类型和戏剧情景类型是按“愿望”接合的第一个施动者范畴来定义的，能够产生一些具体的叙事，而在这些叙事中，“愿望”将以“寻找”的形式显现，该“寻找”既是实用型的，又是神话型的。下面是这个范畴的对等成分表：
句 法
主 体/ 客 体
普罗普
主人公 / 被寻找者
苏里奥
定向主体力量 / 被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发出者”/“接收者”这两个施动者可以合在一起，以一个角色的形式出现。例如，一则叙事，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没有父母的干预，最后以结婚收场。在此叙事中，主体同时是接收者，而客体同时是爱情的发出者：
其中，4个施动者反向对称，但混成2个角色。客体和发出者的分离容易产生一个由3个施动者组成的模型，4个施动者也可以被接合为两个范畴。这样，两个施动者范畴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完全以客体为轴心的模型。
“辅助者”/“反对者”有两个功能束，一是在于提供帮助，或促成愿望的实现，或有利于交际；二是与第一个功能束相反，它们制造障碍，或阻碍愿望的实现，或阻碍对象的交际。
格雷马斯所构建的这个模型比较简单，整个模型以主体所追求的愿望对象（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
为探求这个模型的应用价值，即各种可能的具体化，针对施动者“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显现为一个由补充投入的义素组成的变量类。格雷马斯投入了“主题”“经济领域”，将这个模型印入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从施动者与角色、施动者动能学、施动者模型与精神分析批评等方面作了具体化阐述。
格雷马斯相信，深层叙事结构其实是意义模式而非行动模式，试图通过对解释过程和深层与表层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严格的形式限制而避免主观性。为了探索到一套这种转换模型，格雷马斯对普罗普的31种功能进行了清减。他说；“功能分析可用于描写施动者的内容，而后导致构建一个施动者模型；但至少在理论上具备下述两个特点：a）由于任何话语显现都有冗余信息，所以诸功能在数量上应尽量缩减，以便被感知为简单结构；b）诸功能由于连续出现在叙事中，故应同时提供一些评价成分，以阐明意义结构的转换模型之存在。”⑤格雷马斯对普罗普的31个功能进行压缩符合两个要求：把叙事压缩成一些“情节”单位，这些情节应具有二元特征，仅由两个功能组成。经过这样的压缩，普罗普的功能清单削减为20个，最后得到了5个功能集合及其固定的序列。这5个功能集合是：
1、契约。这是由“禁止/违反、指示/主人公的决定”4个功能组成的语义素体系。4个功能的总体结构是：
如果
如果“禁止”是“指示”的否定形式，而“违反”是对“接受”的否定，那么这4个功能只是一个义素系统的显现，记录如下：
——或在上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范畴：
——或在下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系统，而每一组成项又显现一个范畴的分节：
这4种功能生成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在深层上承担着契约性的任务。
2、考验。这是功能序列中的横组合图式。任何考验包括由5个功能组成的图式：
A = 命令 vs 接受
F = 迎对 vs 成功
非C = 结果
契约在必要时可以跟有表示结果的功能，并因此而能进入功能顺序。举例来说，如果主人公出发后马上经受考验，考验被解析为“给予”和“迎对”两个功能，而“给予考验”之后只能是“接受考验”，继“接受”之后应是“迎对”，后以“成功”告终；最后，“考验”以一个结果功能即得到“辅助者”结束。
3、主人公的缺席这是主人公空间位移图式。在普罗普的分析中，与主人公出发对应的是“返回”功能，但这一功能并不表示主人公返回，而是他在战胜叛徒的那个地方逗留后重新出发。所以，把“出发”（用 P表示）理解为主人公开始缺席之时，与负义素对立的正义素，就不是普罗普的返回，而是“隐匿身份到达”（P）；与开始缺席的时间对应的是主人公到达战斗发生地之时（非P）；而与主人公到达战斗地点的时间对应的则是“返回”（非P）。这样，就有了主人公的位移图式：
4、异化与再整合。这是一个释放信息和索取信息的关系图式。在普罗普的功能中，“调查”/“情报”属于一般的交际范围，可以更为简单的表达为“问”/“答”。是一对负交际。还有“失望”/“顺从”、“背叛”/“匮缺”,也构成负交际功能。格雷马斯用一个大写的C来表示这几对功能。编码后，C1、C2、C3通过C的重复来指示它们之交际身份的不变性，数字1、2、3则代表交际的可变客体。他把初始功能系列看作结束系列的负转换，并用C1、C2、C3表示这些初始功能。由于大写字母C始终表示一个能节分为义素c/非c的范畴，所以得出两个平行和相反系列的符号表达式：
接下来，便按惯例把初始系列称作异化，把最后系列称作再整合。
5、考验及其结果。考验的意思是对正常秩序的破坏或异化，结果就是消去异化所带来的影响。考验共分3次，每次都含两对功能A和F，以及一个被视为每次考验之特定结果的单一功能。他们按叙事顺序表达如下：
得到辅助者
消除匮缺
辨认
“消除匮缺”是个正功能（非C3），它与自身的负转换即“匮缺”（非C3）对立。“辨认”表现为“信息的接受”（非C1），与其正义素即“标记”（C1）以及“情报”（非C1）对立。与“得到辅助者”对应的是缺乏英雄气魄，即“顺从”（非C2/非C2）。
经过缩减，格雷马斯得到了最终的功能清单：
秩序破坏 再整合
与 与
异化 秩序恢复
主要考验
资格鉴定
非P1（F1+C1非C3）
寻找
非P1d F1P1（A3+F3+非C1）C2C3A（非C3）
要求
A = 契约（指示/接受）；
F = 斗争（迎对/胜利）；
C = 交际（发出/接收）；
P = 在场；
d = 快速位移。
格雷马斯进一步分析了叙事的非时间性和历时性成分。非时间性成分是通过叙事结构的纵轴来表示的，依普罗普的之见，叙事必须遵循一个连续顺序，而格雷马斯的缩减则要求对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纵替换的和非时间性的解释。有效的功能配对必须满足“蕴涵关系”这个条件，既“非S S”，因配对功能的义素内容中存在分离关系而能转化为“S VS 非S”，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功能感知为基本意义结构。这一纵替换关系解释是从整体上把握叙事意义的条件，因而使将叙事解释为一个非时间性简单结构成为可能。“考验”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可缩减的核心，它能阐明叙事为何被定义为历时性进程。叙事包含了3次考验：资格考试、主要考验和嘉许考验。考验定义了叙事的历时性，并构成叙事的纽结，但它远未穷尽叙事。因为除了“斗争”（F），考验的其他构成成分可以说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它们的语义上的投入，它们的意义，只能来自于语境，也就是来自于考验之前或之后的叙事序列。
因此，从纵轴上理解叙事，便能在社会领域和个人或个人领域之间，在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之间建立起关联。照这样理解，叙事不过是显示了存在于集体价值观念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不过是这些关系的可能的表现形式之一。
最后，格雷马斯讨论了转换模型。对叙事的分析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属历时性质，叙事被缩减为“考验 ”序列，“考验”在话语中显现为一个施动者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使意义人格化，呈现为一连串人类（或拟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同时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和一种连续自由，即包含了人们习惯上据之定义历史的两个属性：不可逆性和选择性。这是一种构成模型。第二种解释阐明了一种转换模型的存在。提供一个观念学解决办法，一种对投入内容进行转换的可能性。我们把“考验”视为形象模型，它承担了一个给定的内容结构：
转换就是就是去掉需转换结构的负号，换言之，转换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最终显示肯定的元语言步骤。
这样，格雷马斯把叙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接受现有秩序的叙事，另一类是拒绝现有秩序的叙事。在第一种情况下，出发点在于确认该秩序之存在理由和对其作出解释；在第二种情况下，现存秩序被视为不完美，人被看作是异化的，处境被认为难以忍受。转换模型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民间故事和心理剧描写，能通过各种变量的接合来阐明意义结构的历时的亦即历史的变化，通过叙事结构的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转换，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结构。
作者简介：黄昌林(1952-)，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
②罗纲：《叙述学导论》，117——1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④⑤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白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niversal grammar which is too called works of narrative grammar theory beginning with Todorov's narrative syntax. On this base, this article study the Greimas dualism linguistics theory by which he buil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emantics model.
Key words: Narrative structure Universal grammar Model semantics
（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2期）
提 要：本文从托多罗夫的叙事句法入手，讨论了“普遍语法”即“叙事作品语法”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格雷马斯注重于语言学理论中关于二元对立的基本概念，借助于逻辑学的方法建立的叙事结构的语义学模式。
关键词：叙事结构 ；普遍语法 ； 语义学模式
叙事有一个潜在的结构，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在普罗普的著作中得到最精辟阐述。普罗普于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至今仍是形式主义学派的重大贡献之一。普罗普所关注的是叙事结构得以发挥作用的“标准”，它所要处理的那些“内容”的单位。普罗普对这些加以分类的做法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结构价值，因为，就如神话一样，童话是任何叙述的重要原型。在普罗普的分析中，童话被看成是体现了横向组合、“水平的”结构，叙事模式从根本上说是横向组合的。他认为，在童话中，最重要和起统一作用的因素不是在准“语音”层次上即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身上找到的而是在“音位”的层次上即人物的功能、他们在情节中所起的作用中找到的。
普罗普的功能模式对于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能够作有效的说明。然而，在任何一种以抽象的术语代替故事的具体活动的方法中，所缺少的都是一种解释：诸活动是如何相互连接以创造出一个情节，以及形式模式如何联系于故事的内容。普罗普和其他的理论家对此已有阐明：故事中的事件次序可以被联系于一个更深刻的神话理论。故事中的诸活动之间的某些联系具有准逻辑的秩序，出发意味着返回；许诺或约定意味着完成它们的意向；实现某种目标的欲望导致如此行事的尝试。在表层层次上，很多叙事都沿着巴尔特所描述的动作序列或和卡勒、罗杰·尚克所谓的“脚本”的线索行进。我们都知道，包含在成千上万中活动中的事件序列——去餐馆、旅行、迎友、登山、游泳、看电影等等，这些序列是因果必然行为和社会习惯行为的混合，它们形成规定行动。叙事的表层结构产生于深层结构，这些深层结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在化为一个时间序列。就某种意义而言，深层结构是无时间性的；它们生产出人类行为的规律和规则，而正是这些规律和规则推动我们从开端走向结尾。“叙事始于世界发生混乱之时，……它结束于初始需要或欲望获得相应满足之际。”①
普罗普的研究方法具有主要依据归纳性和经验性的特征。这个范畴属于表层结构层次，
他的31种功能以及由概要所形成的序列，用到现代小说的叙事分析中就很难说得通。因为现代小说不是靠程式、序列和表层结构来表意的。从语句命题开始就表达后设命题，因此现代小说的行动的功能不同。普罗普的功能模式只适合与传统叙事。
针对这一点，普罗普的后继者通过求助于符号学和应用学科而加以改进。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托多罗夫和格雷马斯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与普罗普的方法截然不同。这个方法是假定。列维-斯特劳斯假定存在着一个抽象结构，一个等式，其中变项是普遍的文化对立（例如，生/死，天堂/尘世）和中介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依据文化及其环境的类型，这些变项在文化神话的表层结构中将具有不同的价值。罗兰·巴尔特亦构思了一种假想模型，然后从模型出发去处理种种具体的叙述。在普罗普的后继者中，托多罗夫的“叙事作品语法”和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是诸多假想模型中的最有代表性的理论。
托多罗夫是第一个对叙事学命名的人。他的叙事句法比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前进了一步，也更抽象、更普遍。托多罗夫在对薄加丘的《十日谈》中的4个故事进行分析时发现，语言种类与叙事种类之间存在着极为相似的地方。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种“普遍语法”即“叙事作品语法”的理论。他的普遍语法，不是特定语言的一些规则，也不仅仅存在于语言范畴之内，它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心理结构，因而它也是叙事作品所遵循的叙事模式。
托多罗夫首先将叙事结构分成两个基本单位：陈述和序列。陈述是一个不可以再简化的基本的叙述句；序列是构成完整故事的各种陈述的排列。构成陈述和序列的单位相当于语法中的各种词类，陈述和序列则相当于语法中的句子和段落。叙事作品语法的最小单位是叙述句。如：“x是一位年轻姑娘”，“y是x的父亲”，“z是一条龙”，“z抢走了x”等等。每个叙述句包含两个成分，一个叫“主词”（或译行动元），另一个叫“谓词”（或译谓语）。主词是叙事作品中的角色，可以用字母来代替，如x、y、z等等，谓词则表示某种状况极其改变和发展，上面几个例子中“是一位年轻姑娘”、“是x的父亲”、“是一条龙”、“抢走”就是谓词。可充当主词的是专有名词和带有指示代词的词组；可充当谓词的有叙述形容词和叙述动词两种。叙述形容词是描写平衡或不平衡状态的谓词，叙述动词是描写一类状态向另一类状态转变的谓词。
在叙事作品语法中，最重要的是充当谓词的叙述动词，因为每一个叙述动词都意味着一次行动。叙事的叙述动词也可以象语法中的动词一样进行分类，例如，各种类型的小说都有自己常见的叙述动词，象爱情小说常见的叙述动词是“追求、拒绝、接受”，侦探小说和犯罪小说常见的叙述动词是“谋杀、侦探、囚禁”等等。
托多罗夫以《十日谈》中的“第七天故事/第二”为例说明了他所划分的词类。这个故事的大意是：佩罗尼拉经常趁当泥水匠的丈夫不在家时跟人偷情。有一天，丈夫提前回家，佩罗尼拉急忙将情人藏进酒桶，告诉丈夫有人愿意出高价买自家的酒桶，现在正在验货。情人在酒桶里听到外面的谈话，便爬出来，要求将酒桶刷干净才买。丈夫信以为真，忙爬进酒桶刮垢。这时，佩罗尼拉用自己的头和胳臂挡住桶口，情人见机便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佩罗尼拉、情人、和丈夫是这个故事的主词（行动元），可以用x、y、z来表示；“情人”、“丈夫”这些词表明了它们与佩罗尼拉关系的合法性如何；在叙述中表明了平衡状态和不平衡状态。这是一个最初状态。之后，便出现了违反准则的行动，佩罗尼拉在家里与情人相会。这是一个叙述动词，可以用“破坏”或“违反”来表示，它造成一种平衡失调的状态。按照托多罗夫的定义，故事就是从一种平衡开始通过不平衡达到新的平衡。这时，有两种恢复平衡的可能性：一种是惩罚不贞的妻子；二种是妻子想办法逃避惩罚。在薄加丘的小说中“惩罚”没有实现，存在于潜伏状态，而采用了第二种办法，佩罗尼拉把不平衡（违反准则）的状态伪装成平衡的正常状态（外人来买桶并不违规）。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叙述动词——“伪装”。通过伪装，佩罗尼拉满过了丈夫，按自己的意愿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新的平衡。托多罗夫用一个公式表示这个叙事句的结构关系：
在划分了叙事作品的词类之后，托多罗夫有划分了叙事作品的语式。在他的叙事语法中，有4种语式。根据它们是否与意愿相关而分成两大类：一是意愿类。意愿类语式可以再分为必定式和祈愿式两个小类；二是假设类。假设类语式可以再分为条件式和推测式两个小类。必定式是一种必须产生的语句语式，它是构成社会法则的非个人的代码意愿。祈愿式表示人物渴望采取的行动。条件式表示人物行动的一些条件。推测式是在表现一种“可能会发生的事物的逻辑”。在这四种语式中，祈愿式和条件式的共同点是陈述者和陈述句主语一致，与说话者自己有关；必定式和推测式表达的行动与说话者自己无关。
托多罗夫认为，在这些单元之间，不仅存在一种时间因果上的“连续”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转化”关系，这种“转化”分为简单转化和复杂转化。简单转化归纳为下述6种：
1、语态（mode）的转化。这种转化在语言上由“应该”、“可能”代表，它涉及可能性、不可能性或必然性。在叙述中，禁止便属于一种消极的必然性。这种转化的例子如“x必定犯罪”。2、意向（intention）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实现某种行动的意图，由“企图、试图、预谋”等代表，例如“x计划犯罪”。3、结果（result）的转化。前一种转化是表明某种情形尚在策划之中，而这种转化则表示行动业已完成，其代表性的词汇如“终于、得于”等。例如“x成功地实施犯罪”。4、方式（manner）转化。方式指动作方式，语言上由“敢于、急于、努力”等代表。例如“x急于犯罪”。5、语式（aspect）的转化。代表性的词汇有“开始、刚刚、正、结束”等，例如“x开始罪”。6、状况或名分（statue）的转化。如将积极的状况转化为与之相对立的消极的状况，代表性的词汇有“并未、不曾”等，例如“x并未犯罪”。
复杂转化也有6种形式：1、外形（appearance）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一个动词被另一个所替代，后者被认为是前者但实际上并不是，词汇有“假装、自称、佯托”等。例如“x（或y）自称他犯了罪”。2、认识性（of knowledge）转化。这种转化表示已经意识到另一个动词代表的行动。词汇有“得知、猜测、了解、忽略、发现”等。例如“x（或y）得知x犯了罪”。3、描述性（of description）转化。代表性的词汇有“解释、描绘、说明、报道”，如“x（或y）报告说x犯了罪”。4、假定性（of supposition）转化。从属的动词是尚未发生的行动，经常用的词汇有“预测、猜想、期望”等。例如
“x（或y）预言x将要犯罪”。5、主观性（of subjectivization）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的态度，常用的词汇有“相信、认为、想”等，例如“x（或y）认为x犯了罪”。6、态度的转化。这种转化涉及命题主语被故事行为唤起的反映，代表性的词汇有“高兴、感到恶心”等，例如“x（或y）对x可能犯罪感到不安”。②
托多罗夫是以一篇犯罪小说为例来分析序列的各个环节在故事中的作用的。他还讨论了超越叙事句层次的语句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共有3种：时间关系、逻辑关系、空间关系。由叙事句之间的这三种关系组成的高一级的意义单位称为段落。在叙事语法的建构中，托多罗夫对普罗普的31种功能做了一个简化的描述：一篇理想的叙事文总是以一种稳定的状态为开端，然后这个状态受到某种破坏，出现了平衡失调的状态，最后另一个来自相反方向的力量重新恢复了平衡。他还宣称：一个完整的叙事段落永远只由5个叙述句组成。除了上述3种状态外，还包括两种插叙，一种描写稳定的或失衡的状态，另一种描写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要设计一台描写仪器，能够辨认各种各样的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并且能够科学地描述它。
尽管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外在结构不同形式的变化对于故事的影响，但外在结构仅仅是小说叙事作品最外面的框架。小说叙事尽管句法相同，即程式相同，但所反映的后设命题是不同的，所以不会趣味雷同。然而，这种形式的分析，即形式模式如何联系于内容？叙事的表层结构如何联系于一个组织情节的时间过程的意义模式？
一些理论家认为，叙事的深层结构是一束基本功能单位和行为者，例如，“发送者——传达、订约或传递——接收（受）者”，“主体——争夺或对抗——对手/对象”。为了表明这些模式如何被具体化，理论家们必须提出一套可以解释无时间性的深层结构与顺时性的表层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转换规则。格雷马斯在这个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把叙事文本看成是句法结构的延伸，认为叙事结构和各种自然语言一样，都与人类文化和社会心理相联系。作为符号学家，格雷马斯更加注重于语言学理论中关于二元对立的基本概念，他借助于逻辑学的方法建立叙事结构的语义学模式，并将叙事理论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哲学、宗教等领域。根据二元对立的观念，人对于意义的理解是通过基本的语义素之间的对立呈现出来的。“伟大”一词的意义由其语义的对立面“渺小”来界定，男人一词的意义由其语义的对立面“女人”来界定。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还体现在“上”与“下”、“男”与“女”、“高”与“低”、“垂直”与“水平”、“人类”与“动物”等许多概念中。“探讨意义问题的惟一方法是肯定在感知层面上存在着断续性，肯定存在着产生意义的差别”，“我们感知差异，借助这种感知，世界在我们面前和为我们‘形成’”。 ③ “感知差别”，意味着至少感知两个同时显示的目的项，感知两个目的项之间的关系，并以这种和那种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
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些 基本“语义素”的差异之上。这些差异包括四种要素：A、B和非A、非B。A和B是对立关系，B是A的对立面；同理，非A和非B也是对立关系，非B是非A的对立面。A和非A是否定关系，非A是对A的否定，非B也是对B的否定。这两组对立关系相等，A VS B VS 非A VS 非B。格雷马斯说：“S（A） VS 非S（非s）、 S’（S）VS 非S’（非s），其意思是：如果义位S和S’共有一个义素内容S（即至少一个义素），而且这个被视为正项的义素同时以非S这一负项形式出现在义位非S和非S’之中，那么，义位非S和非S’可以说对应于义位非S和非S’。”④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根深蒂固，有很强的建构能力，单独的故事的表层结构都是从这种模式的结构中派生出来的。用语义方阵来表示就是：
如在普罗普31种功能中，“指令”和“受令”是一对包含逻辑上的相反关系的“语义素”，“禁令”和“违禁”也是相互对立的“语义素”，把这四个动作放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语义方阵：
同理，普罗普功能中的“欺骗”和“受骗”、“交战”与“受辱”也可以组成相互关联的语义方阵。语义方阵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模式，它既可以说明叙事结构，也可以说明社会和历史结构。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任何表面上孤立的概念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对立概念，这是由事物的结构所决定的，只有将该概念置于方阵关系中，它才能获得意义，才具备被理解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格雷马斯讨论了施动者模型。格雷马斯提出了两个呈对立形式的施动者范畴：
主体（sujet） vs 客体（objet）
发出者（destinateur） vs 接收者（desitnataire）
为了使这个借自句法的施动者模型符合微观域的新规模，格雷马斯在两个方面做了必要的实际调整，一是把句法施动项简化为它们所具有的语义身份（玛丽无论是收到信还是别人寄给她信，她总是“接收者”）；二是把所有出现在一个语料集中的、且无论怎么分散都被归属于一个语义施动者的功能汇集起来，以便每个显现施动者都拥有其自己的语义投入（investissement），被确认的施动者，不管是什么关系，总合起来便代表了整个语义显现。语义世界过于庞大，无法予以整体感知，故应将其组织成一些可达及的微观域，这个施动者模型可视为这类可能的组织原则之一。
格雷马斯假设的这个施动者模型，以普罗普通过功能描写建立的叙事的角色和苏里奥提出的戏剧功能为证据。普罗普的功能角色我们在“故事”一章中已经提及，即“反角、施主（捐赠者）、帮手、公主（被寻求者）和她的父亲、派遣者、英雄（主人公）、假英雄（假主人公）。苏里奥的戏剧功能“人物”为：
狮子座…………定向主题力量
太阳…………所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地球…………（狮子座所追求的）利益的潜在获益者
火星…………反对者
天枰座…………利益的仲裁者和分配者
月亮…………援救和加强上述任一种力量
格雷马斯和苏里奥的定义证实：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域结构。如果诸角色的接合构成一个具体的故事，那么，一个施动者结构则组成一个类型。因此，与角色相比，施动者具有元语言的身份。普罗普和苏里奥定义的不足之处是过于形式化，又不够形式化。仅用施动者的数目来定义一个类型，而对任何内容都弃之不顾，这是把定义置于一个过于形式化的层次；用一份简单的清单介绍所有的施动者，而不考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这是过早地放弃了分析，把定义的第二部分（七个人物）及其专属特征留在了一个不够形式化的层次。因此，格雷马斯对普罗普和苏里奥的定义加以范畴化。这样，格雷马斯在普罗普、苏里奥的定义和他在考察句法的运做方式时得到的施动者范畴中，提出了如下施动者范畴： “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
“主体”/“客体”这一对范畴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被赋予一个相同的语义，这就是“愿望”，民间故事类型和戏剧情景类型是按“愿望”接合的第一个施动者范畴来定义的，能够产生一些具体的叙事，而在这些叙事中，“愿望”将以“寻找”的形式显现，该“寻找”既是实用型的，又是神话型的。下面是这个范畴的对等成分表：
句 法
主 体/ 客 体
普罗普
主人公 / 被寻找者
苏里奥
定向主体力量 / 被追求的利益和定向价值的代表
“发出者”/“接收者”这两个施动者可以合在一起，以一个角色的形式出现。例如，一则叙事，讲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没有父母的干预，最后以结婚收场。在此叙事中，主体同时是接收者，而客体同时是爱情的发出者：
其中，4个施动者反向对称，但混成2个角色。客体和发出者的分离容易产生一个由3个施动者组成的模型，4个施动者也可以被接合为两个范畴。这样，两个施动者范畴构成了一个简单的、完全以客体为轴心的模型。
“辅助者”/“反对者”有两个功能束，一是在于提供帮助，或促成愿望的实现，或有利于交际；二是与第一个功能束相反，它们制造障碍，或阻碍愿望的实现，或阻碍对象的交际。
格雷马斯所构建的这个模型比较简单，整个模型以主体所追求的愿望对象（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则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
为探求这个模型的应用价值，即各种可能的具体化，针对施动者“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显现为一个由补充投入的义素组成的变量类。格雷马斯投入了“主题”“经济领域”，将这个模型印入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并从施动者与角色、施动者动能学、施动者模型与精神分析批评等方面作了具体化阐述。
格雷马斯相信，深层叙事结构其实是意义模式而非行动模式，试图通过对解释过程和深层与表层结构之间的关系做出严格的形式限制而避免主观性。为了探索到一套这种转换模型，格雷马斯对普罗普的31种功能进行了清减。他说；“功能分析可用于描写施动者的内容，而后导致构建一个施动者模型；但至少在理论上具备下述两个特点：a）由于任何话语显现都有冗余信息，所以诸功能在数量上应尽量缩减，以便被感知为简单结构；b）诸功能由于连续出现在叙事中，故应同时提供一些评价成分，以阐明意义结构的转换模型之存在。”⑤格雷马斯对普罗普的31个功能进行压缩符合两个要求：把叙事压缩成一些“情节”单位，这些情节应具有二元特征，仅由两个功能组成。经过这样的压缩，普罗普的功能清单削减为20个，最后得到了5个功能集合及其固定的序列。这5个功能集合是：
1、契约。这是由“禁止/违反、指示/主人公的决定”4个功能组成的语义素体系。4个功能的总体结构是：
如果
如果“禁止”是“指示”的否定形式，而“违反”是对“接受”的否定，那么这4个功能只是一个义素系统的显现，记录如下：
——或在上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范畴：
——或在下义层面上，它们显现为一个系统，而每一组成项又显现一个范畴的分节：
这4种功能生成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在深层上承担着契约性的任务。
2、考验。这是功能序列中的横组合图式。任何考验包括由5个功能组成的图式：
A = 命令 vs 接受
F = 迎对 vs 成功
非C = 结果
契约在必要时可以跟有表示结果的功能，并因此而能进入功能顺序。举例来说，如果主人公出发后马上经受考验，考验被解析为“给予”和“迎对”两个功能，而“给予考验”之后只能是“接受考验”，继“接受”之后应是“迎对”，后以“成功”告终；最后，“考验”以一个结果功能即得到“辅助者”结束。
3、主人公的缺席这是主人公空间位移图式。在普罗普的分析中，与主人公出发对应的是“返回”功能，但这一功能并不表示主人公返回，而是他在战胜叛徒的那个地方逗留后重新出发。所以，把“出发”（用 P表示）理解为主人公开始缺席之时，与负义素对立的正义素，就不是普罗普的返回，而是“隐匿身份到达”（P）；与开始缺席的时间对应的是主人公到达战斗发生地之时（非P）；而与主人公到达战斗地点的时间对应的则是“返回”（非P）。这样，就有了主人公的位移图式：
4、异化与再整合。这是一个释放信息和索取信息的关系图式。在普罗普的功能中，“调查”/“情报”属于一般的交际范围，可以更为简单的表达为“问”/“答”。是一对负交际。还有“失望”/“顺从”、“背叛”/“匮缺”,也构成负交际功能。格雷马斯用一个大写的C来表示这几对功能。编码后，C1、C2、C3通过C的重复来指示它们之交际身份的不变性，数字1、2、3则代表交际的可变客体。他把初始功能系列看作结束系列的负转换，并用C1、C2、C3表示这些初始功能。由于大写字母C始终表示一个能节分为义素c/非c的范畴，所以得出两个平行和相反系列的符号表达式：
接下来，便按惯例把初始系列称作异化，把最后系列称作再整合。
5、考验及其结果。考验的意思是对正常秩序的破坏或异化，结果就是消去异化所带来的影响。考验共分3次，每次都含两对功能A和F，以及一个被视为每次考验之特定结果的单一功能。他们按叙事顺序表达如下：
得到辅助者
消除匮缺
辨认
“消除匮缺”是个正功能（非C3），它与自身的负转换即“匮缺”（非C3）对立。“辨认”表现为“信息的接受”（非C1），与其正义素即“标记”（C1）以及“情报”（非C1）对立。与“得到辅助者”对应的是缺乏英雄气魄，即“顺从”（非C2/非C2）。
经过缩减，格雷马斯得到了最终的功能清单：
秩序破坏 再整合
与 与
异化 秩序恢复
主要考验
资格鉴定
非P1（F1+C1非C3）
寻找
非P1d F1P1（A3+F3+非C1）C2C3A（非C3）
要求
A = 契约（指示/接受）；
F = 斗争（迎对/胜利）；
C = 交际（发出/接收）；
P = 在场；
d = 快速位移。
格雷马斯进一步分析了叙事的非时间性和历时性成分。非时间性成分是通过叙事结构的纵轴来表示的，依普罗普的之见，叙事必须遵循一个连续顺序，而格雷马斯的缩减则要求对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纵替换的和非时间性的解释。有效的功能配对必须满足“蕴涵关系”这个条件，既“非S S”，因配对功能的义素内容中存在分离关系而能转化为“S VS 非S”，从而使我们能够把功能感知为基本意义结构。这一纵替换关系解释是从整体上把握叙事意义的条件，因而使将叙事解释为一个非时间性简单结构成为可能。“考验”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可缩减的核心，它能阐明叙事为何被定义为历时性进程。叙事包含了3次考验：资格考试、主要考验和嘉许考验。考验定义了叙事的历时性，并构成叙事的纽结，但它远未穷尽叙事。因为除了“斗争”（F），考验的其他构成成分可以说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它们的语义上的投入，它们的意义，只能来自于语境，也就是来自于考验之前或之后的叙事序列。
因此，从纵轴上理解叙事，便能在社会领域和个人或个人领域之间，在个人命运和社会命运之间建立起关联。照这样理解，叙事不过是显示了存在于集体价值观念层面上的各种关系，不过是这些关系的可能的表现形式之一。
最后，格雷马斯讨论了转换模型。对叙事的分析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属历时性质，叙事被缩减为“考验 ”序列，“考验”在话语中显现为一个施动者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使意义人格化，呈现为一连串人类（或拟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同时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联系和一种连续自由，即包含了人们习惯上据之定义历史的两个属性：不可逆性和选择性。这是一种构成模型。第二种解释阐明了一种转换模型的存在。提供一个观念学解决办法，一种对投入内容进行转换的可能性。我们把“考验”视为形象模型，它承担了一个给定的内容结构：
转换就是就是去掉需转换结构的负号，换言之，转换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最终显示肯定的元语言步骤。
这样，格雷马斯把叙事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接受现有秩序的叙事，另一类是拒绝现有秩序的叙事。在第一种情况下，出发点在于确认该秩序之存在理由和对其作出解释；在第二种情况下，现存秩序被视为不完美，人被看作是异化的，处境被认为难以忍受。转换模型的意义在于它超越了民间故事和心理剧描写，能通过各种变量的接合来阐明意义结构的历时的亦即历史的变化，通过叙事结构的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转换，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结构。
作者简介：黄昌林(1952-)，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
②罗纲：《叙述学导论》，117——11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③④⑤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白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universal grammar which is too called works of narrative grammar theory beginning with Todorov's narrative syntax. On this base, this article study the Greimas dualism linguistics theory by which he buil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emantics model.
Key words: Narrative structure Universal grammar Model semantics
（纸媒文本见《成都大学学报》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