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个体叙事时代：把信息发布的权力交还给大众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0日10:06 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随着公众表达平台向普通公众降低了姿态，社会的集体叙事已经分解成越来越多的个体叙事，并渗透进我们的时代，影响到了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
非专业歌手可以灌录个人唱片，非明星可以拍摄个人MTV，非名人可以拍摄个人传记，
非画家可以出版画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些都已经不再是梦想，而是随时可以实现的事情。
 
农妇用电视剧表达自己的伤感
“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害怕了，竟然做了不能想象的事。”田金珍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36岁的田金珍，住在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村，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水平，靠种地和收破烂为生，有一天她突发奇想要拍摄一部电视剧。
三年前，田金珍去赶集，看到一对十二、三岁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因为父母外出到矿山打工，久无音讯，姐妹俩失去生活来源，只得徒步前往矿山寻找父母，吃尽苦头却没有找到。这件事让田金珍很难过。
当她看到村里有人把苗歌拍成电视专辑，突然萌生了把姐妹俩的故事拍成电视剧的想法。得知曾拍摄苗歌的摄像师在车程两小时外的凤凰城，她就一路边收破烂边问路找过去。去了好几次才在一次集市上找到了正在拍摄苗歌的吴庆先夫妇，对方的开价是一天400块钱，她立刻回家背着丈夫卖掉了两头猪。卖猪的两千块钱是家里最后的家当，本是作为两个孩子学费的，丈夫为此和她大吵了一架。
田金珍压力很大，亲戚们一边骂她一边还是帮她凑齐了孩子的学费，而同时她对拍电视剧感到一片茫然，“我只知道我要拍电视，但我不知道电视怎么拍。”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的田金珍，很少看电视，更不知道剧本为何物。为此她跑到县城里，请教做文化工作的二哥，二哥骂她不自量力。田金珍没有放弃，白天干农活，夜里趁家人都睡着了，坐在被窝里写剧本，一写就写了四、五个月。
腊乙村里有个习俗，不满8岁的孩子不能照镜子、拍照片，上电视就更不用说了，怕得是把孩子的魂勾走。这为田金珍招募演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为了剧中的两个孩子的扮演者，田金珍问了很多家都被告知不愿意。她还去过学校，但最终没有进去，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身份，老师们不会相信。
后来，看到妈妈愁眉苦脸的样子，女儿自告奋勇出演剧中的女儿，还做邻居的工作，让其五岁的儿子出演剧中的儿子。
田金珍的剧本，只有她一人能看懂，很多情节都是在现场即兴发挥的。演员也都是普通村民，从没演过戏，田金珍就一次又一次地示范给他们看。所谓示范，也只是把自己心中所想到的样子表现出来而已。有时，田金珍不自觉地走到了摄像机前面，连声音也录了进去。摄像师气得大声冲她嚷嚷，“你不能这么做，你是个导演知不知道！”
由于小演员表演真切，拍摄现场经常哭声一片，不仅是演员和围观的矿工，连摄影师也是边拍边掉眼泪。最后吴庆先夫妇把所有拍摄报酬退了回来，因为田金珍的所作所为打动了他们。
拍摄很顺利，五天就完成了，电视剧取名叫《千里寻母记》。第一次放映在村支书家，小屋子里坐满了人，看完后很多人流下了眼泪。田金珍做了三百张电视剧的光盘送给那些外出打工最多的地区的村民，却没想到几个月后在一次集市上看到了有人在倒卖自己的光盘。
据说湘西很多地方都有人倒卖她的光盘，田金珍却对这些人深表感谢，因为他们让更多人有了看到光盘的机会。后来因为生活所迫，田金珍也不得不卖光盘，5块钱一张，销路很好，有个贵州老板一次就买走了5000张。
她的光盘感染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家长，他们打电话向她保证一定多回家来看孩子。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田金珍都会激动得边哭边笑。
播客用网络开办自己的电台
播客(podcast)是最新出现的一种互联网表达方式，它与博客(blog)类型相似，只不过表达方式从文字变为了音频，网友可将网上的广播节目下载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它便携式数码声讯播放器中随身收听。
作为播客网站，“反波”在北京文化圈子里口碑甚佳，它开播于今年5月，可以称得上是国内第一个个人创办的播客网站。两位主播，是生于60后的平客和80后的飞猪，这对搭档，有着对话语权的独特追求。
平客成长于电视尚未普及而广播盛行的70年代中期，他不仅听中央台和地方台，还通过短波听国外的广播。平客从来不敢想象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广播后面的那个人，却在工作几年后意外当上了中央和天津电台的主播。虽说是兼职，却是台里的一把好手，拥有数量众多的铁杆听众。
十几年的电台经历让平客感觉公共电台领域里一些东西已经难以突破。墨守成规，套话连连，千篇一律，都让他无法忍受。他辞了职，开始在一家周报做编辑。
他与飞猪因博客而结识，经常在MSN上探讨问题。一次，两人在飞猪就读的学校南开大学新开湖边，平客用天津话朗诵毛尖的影评，被飞猪用手机录下传到网上。网友的反响出乎意料地强烈，让两人萌发了做一个独立播客网站的想法，“反波”就这样诞生了。之所以叫“反波”，除了易于为华语圈所接受，更是因为二人“用真实为盾牌抵御虚伪，以自由为利器刺向陈规”的宣言。
今年5月1日长假第一天，“反波”上传了第一期“开播大会”，当天夜里访问率就达到了四千多，第二天早上已经超过一万五千。“反波”每周五期，内容为10分钟的脱口秀和3分钟的段子，涉及媒体评论、书评、乐评等。两人总在夜里录节目，通常10分钟的脱口秀要用五六个小时准备；飞猪一般做文案、翻译、编辑的工作，而平客更多负责前台和幕后制作的部分。
平客和飞猪也喜欢文字的表达方式，两人的博客至今仍保持每日千次以上的点击率，去年平客的博客还获得了“德国博客之声”的银奖。平客认为“反波”的表达方式比文字更畅快，飞猪也越来越喜欢声音的形式，因为这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平客说，表达的需要是支持他作脱口秀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大，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是一种社会参与，并非在秀自己。平客从来不觉得自由表达是要颠覆什么破坏什么，相反，自由的表达可以让自己变得更清醒。
女生用话剧表达自己的性别需要
“阴道独白”在中国，还是个很陌生的词。它是美国女作家伊娃.恩斯勒(EveEnsler)自编自演的一个单人剧，剧中内容来自世界各地妇女的口述实录，以“提高觉悟，反抗针对妇女的性暴力”为目的。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美国高校情人节的传统项目，在150个高校演出过。2004年情人节，中国的“阴道独白”也要开始初露啼声，而在演出前夕，京沪两地的商业演出均遭禁，时隔不久，一个叫EVA的复旦大学英语系学生，却把“阴道独白”以民间的方式搬上了舞台，而她和她的同伴们，全部是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学生。
EVA选择了控诉当下社会对女性身体不尊重为主题的《愤怒的阴道》这一节。因为她对此有着非常直接的亲身经历，每每在做妇科检查的过程中，她总感觉一些医生尤其是女医生的冷漠态度，同时又对一些女性用品对女性需要的忽略和贬低感到非常愤怒。
“演出结束时很多观众过来感谢我，让我多演一点。我知道他们不是客套而是真心的，无论男女都需要这个剧。” EVA说。
EVA和她的同伴们也尝试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如人流，例假，通过自己的表达，希望慢慢影响到校园里的学生，或许能影响那些真正受过暴力的女性站出来说话。而她认为，话剧这种表达方式既可以吸引眼球，又不用刺对方的痛处，还可以促使其思考一些问题。
从演员到导演再到组织者，忙乱中EVA为此掉了很多头发，“我所做的只是想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表达自己。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和更美好的东西出现。”
2005年演出活动又开始了，毕业后在北京工作的EVA依然对此非常兴奋，不过这次她要退居幕后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她希望更多的新人能参与到这个剧目中来表达自己身体的需要。
表达平台向公众降低了姿态
有人认为，诸如电影话剧等艺术的形而上的神秘色彩正在悄悄消褪，现在人们重视影视作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人表达蕴涵其中，每个人的声音都是珍贵的。
门槛最低的表达平台当属互联网。自从互联网诞生以后，个人表达的空间似乎突然打开了另一扇窗，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虚拟空间中来。
播客去年9月诞生于美国，今年4月国内第一家播客托管网站——土豆网正式推出，现在为土豆网定期提供节目的播客达到3000人，每天提供150个到200个节目。土豆网工作人员VEGA告诉本刊，这些播客以年轻人为主，生于80年后的人占很大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喜欢表达。
人们不仅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声音，还能参与到以前只有少数精英才能做的编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来，这就是维基百科(Wikipedia),一个由非营利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维持并负责的自由百科全书项目。维基百科相当于一个存在于网络上的、完全开放的在线百科全书，任何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对“百科全书”中的关键字条目做注解。从2002年10月至今，已有超过3万人参与维基百科的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认为，由于传媒的普及、文化政策的调整、大众文化的兴起等原因，现在文化生产呈现出了一种去精英化或非精英化的趋势。
文化的精英化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被垄断性占有，其中尤以媒介资源最为重要。而今天的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这种垄断被极大地打破，网络现在成为普通大众可以利用的媒介，比如在网络文化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网络写手，他们不是职业作家，但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这表明，写作并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职业，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
另外，随着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多元化，精神文化偶像和权威已经出现一种大众化和分散化的趋势，“超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些今天炙手可热的明星昨天还是普通大众中的成员。
而人们也不再一致地追随某一个共同的偶像和权威，比如在那个引起巨大反响的“谁是今天的文化偶像”的评选中，鲁迅、雷锋、金庸、王菲、张国荣等差异甚大的人物居然并列于“文化英雄”行列。
大众本就有着强烈的表达意愿，现在，表达平台的降低，把信息发布的权力交还到了他们手里。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孙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