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弘：正本清源说“五四”——读王福湘的《鲁迅与陈独秀》

　　年年纪念“五四”，年年都有话说，“五四”确实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这是因为“五四精神”还远未过时，今天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完成“五四”先驱者未竟的事业。对此，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所以就议论纷纷，年复一年地说个不停。

　　去年是“五四”九十周年，王福湘先生寄来了他新出版的专著《鲁迅与陈独秀》（三秦出版社2009年出版）。这本书由九十高龄的李锐先生题写书名，封底有朱正先生的评语，说“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敢于立异，而他所有的新见解，都是从直接研究大量原始文献中得来，都极有说服力”。

　　通读了全书之后，在赞同朱正评语的同时，我记起了诗人曾卓说过的一句话：“读好作品往往能激起自己的写作欲望。”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探讨、阐发“五四精神”的专著，书名只提到鲁迅和陈独秀，论述中还涉及另外几位历史人物——胡适和周作人，严复和梁启超。陈、鲁、胡、周四人，是当时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严、梁二人则是从“戊戌”走向“五四”，不可忽视的启蒙先行者。由此可见，此书所阐发的“五四精神”属于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而非来自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以后1919年的学生运动。看来，此书的“立异”和“新见解”即由此而来。实际上，这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既非“异”也不“新”，因为这些原始文献的大部分，早在上世纪前期已经广为人知，只是后来的史书和教材另有所宗，才使得“五四”的面目模糊起来，并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论争。

　　这涉及两个“五四”的问题。作为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当然只有一个“五四”即五四运动。问题是，这一历史事实包含有先后相连的两件具体事件——1915至1921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爱国学生运动。正是这两个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具体事件，使得人们各有取舍并作出不同的判断和推论，这就有了两个“五四”：以前者为主的是文化的“五四”，以后者为主的是政治的“五四”。王福湘这本书里所说的，当然是与文化的“五四”相关的陈独秀和鲁迅。这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尽可能地还鲁迅和陈独秀以本来面目，由此也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本来面目。

　　首先，他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确认陈独秀和鲁迅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影响最大且最深远的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义性质。接着明确指出：“陈、鲁二人都以救亡图存为思想的出发点，从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认识，……提倡革新，反对守旧。”（《鲁迅与陈独秀》，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同此。）这是对上面所说的“启蒙思想家”所作的注解，涉及到以下几个重要问题：究竟什么是“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陈独秀和鲁迅的主要精神遗产。

　　这本书里所使用的“启蒙”一语，当然是西方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所使用的那个专门名词，而不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或宣传的意思。在近年来的相关论著中，常常忽略了这一点，把“启蒙”混同于一般宣传教育，所以应重温一下康德的那篇名文《什么是启蒙》，特别是第一段所说的“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未成熟状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说，启蒙就是自我的觉醒，个性解放，也就是追求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这本书里所说的“民主与科学”和启蒙主义思想即指此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不是通常所说的“人民”——那个抽象的集合名词，而是指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启蒙与政治的关系。当年陈独秀和胡适都曾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要在文化教育方面为新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鲁迅更是详论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命题，说自己从来不和政治家打交道。这些说法与“民主与科学”中的“民主”似有冲突。近年来就有人指责“五四”先驱者，说他们并不真懂西方的民主政治，本书作者也说鲁迅忽略了政权问题，好像这的确是先驱者们的不足或局限。是的，看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却是“歪打正着”——“五四”先驱们本不是在谈政治，谈的是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他们所说的“民主”首先是人民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一开始，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里提出的是“科学与人权”，并把“人权”解释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可见，指的不是政体、政制问题。胡适就把民主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后来张闻天在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时，更把“民主的”扩展到思想、习惯、生活作风各方面，这全都是着眼于人、人自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民主是人道主义的政治表现”，即指此而言。当年严复曾有过一个提法：“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所以，这些提法与汤因比的提法是相通的，都把人、人道、人性放在第一位。到了1937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张申府在倡导“新启蒙”的时候，又明确提出：“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可谓一语破的，道出了“五四”启蒙精神的真谛。

　　这本书就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启蒙”一词并论证陈、鲁二人的启蒙主义思想的。把他们的启蒙思想的出发点与救亡图存、文化冲突相联系，具体分析他们的思想与严复、梁启超的思想的传承关系，从而肯定“五四”启蒙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和思想渊源，这是本书的又一重要的“立异”之处。以往的流行观点，是把“五四”放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序列之中，当作革命史的一环看待，同时还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说成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因，以印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一教条公式。现在看来，显然是本书的“立异”之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陈独秀、鲁迅等“五四”先驱者正是从他们的前辈那里接过启蒙的火炬，把早已开始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的。

　　从这本书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和鲁迅是从梁启超和严复已经达到的地方开始他们的“精神界战士”的战斗行程的。这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转折。与此同时，本书在对比研究陈、鲁二人的思想主张和人生道路时，更突显出了他们不同于前人的地方。这首先就是他们对于“思想启蒙”的清醒认识与自觉坚守——从传统士大夫的民本思想跨向了西方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梁启超和严复的“新民”、“民品”，尚未摆脱“民为邦本”的传统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中心、目的，依然是朝廷、邦国而不是人，现实的、具体的人。陈独秀和鲁迅就大不相同了：陈独秀提出的“民主”即“人权”，鲁迅呼唤的“救救孩子”，以及胡适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都已经属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周作人语），指的都是现实的、有血肉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更是这一发展中的又一高潮和伟大转折，其关键就在于人，人是目的，以人为本。

　　把鲁迅和陈独秀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这不仅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从中可以悟出许多以往被忽视被扭曲的道理，他们二人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乃至最终结局都很不相同。如本书所叙，陈独秀曾一度从政，政治上曲折反复；鲁迅则终生为文，思想上极其复杂矛盾。陈独秀最后贫病交加，抑郁而终，死后还连遭诬陷，骂声不绝；鲁迅逝世时却万人送葬，声望极高，身后更被封为“旗手”、“圣人”，被几代人顶礼膜拜。但细细推究就会发现，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生追求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从探究中国人的人性缺失开始走上启蒙主义之路的。当时，他们都为中国人的“不诚实”、“缺乏诚和爱”而痛感不安，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诚和爱可以说是人类精神上的空气和阳光，狡诈和仇恨实在是人类精神上的癌细胞。当年陈、鲁二人的这一发现，至今仍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以致他们所痛恶的那些古老悲剧还在上演。他们在有生之年始终坚守“民主与科学”，绝不做奴隶，无论形势怎样复杂，处境如何艰难，他们都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史、启蒙运动史上的路标和丰碑，那些诬蔑和攻击、曲解和神化全都无损于他们的伟大。

　　这本书的精彩部分，是对陈独秀政治上的曲折反复、鲁迅思想上的复杂矛盾的深入探讨，提出许多“立异”的新见解。先说“陈独秀的民主三部曲”。作者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既超越了党派恩怨又无关路线是非，说的全是思想文化理论问题，依据原始的文献资料和确凿的历史事实，考察研究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意义。这里的“三部曲”，说的就是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就是他革命生涯的三个时期，即《新青年》时期，从建立中共到北伐时期，北伐以后到逝世。在思想上，也就是从倡导“民主与科学”到接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回到坚持“民主与科学”，这样一个大回还，这实际上是从“五四”出发又回到了“五四”。本书作者不喜欢“回归五四”这个提法，认为陈独秀思想上的这一反复是“否定的否定”，最后阶段是更高层次的思想升华。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回归”也并非时空上的简单还原，而是指重新坚持“五四”启蒙精神，重走民主与科学的道路，这里确实存在着两种思想的区别和对立。当年鲁迅谈论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他从来不和政治家打交道。陈独秀却是书生从政，而且卷入了复杂而又残酷的党争，结果是四面碰壁。后期的他重返思想文化战线，更高地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继续“精神界战士”的战斗历程，直至生命终结。

　　诚如本书作者所说，陈独秀后期的民主思想是更高层次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专制独裁的深刻批判，对民主科学的高度评价。就在当时，他已经明确指出：斯大林问题的产生，是“十月革命以后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而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所以，“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由此，他再次充分肯定“民主与科学”，视之为普世价值，说“民主与科学是人类长期的要求，决非权宜之计，临渴凿井的对策”。他认为，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民主与科学这两大支柱”。

　　从提出这些看法到今天，七八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为陈独秀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及“两头真”等议论，这不都是陈独秀早就想到、说过的吗？看来，陈独秀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人，他的“三部曲”则说明他是“两头真”的第一人。本书作者有一段类似诔辞的文字，我完全赞同，兹照录如下：

　　他的民主三部曲历四十年而曲终奏雅，堪称世纪之绝唱、生命的最强音。他把毕生心血凝成的思想作为“根本意见”留给了后人，至今仍不失其根本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哲人已逝，哲思永存，真知灼见，启我愚蒙。

　　如果说，还陈独秀以本来面目带有“辩诬”的性质，那么，还鲁迅以本来面目就不能不“去饰”——洗去涂在他身上的厚厚的油彩。对于以往那些遵旨注经式的“鲁研”著作可以不再理睬，但对于和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权威人士的说法，就不能不慎重对待了。本书作者大胆而又细心，他的“立异”之见，是在两位权威之间进行寻根究底式的考察辨析：鲁迅究竟是不是自由主义者？瞿秋白说鲁迅反自由主义，胡适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瞿说早已成为常识，他那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早已是“鲁研”的圭臬且已进入高中课本，胡适的说法却是近年才知道的新闻。本书就从这里开始，针对瞿说提出自己的看法：

　　纵观鲁迅的一生，成为其“革命传统”之一而后人应该传承的非但不是“反自由主义精神”，恰恰是自由主义所涵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但关注的重点不是制度的变革和政权的更替，而是国民性的改造和个性的解放，“立人”乃是根本，个人的独立自由具有终极价值，也是改革国民性的终极目的。

　　我认为这段话概括得很好，鲁迅思想确实是和自由主义相通、相一致的。这相通、一致之处，就是反对专制和奴性，这又恰恰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根本所在——哲学上的人性（自由）、政治上的人权（民主）。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那个代表各种“不听话、不积极”等各种“不良思想作风”的帽子。——早在1900年，梁启超在致严复的信里就明确指出：“自由者，权利之表征也”，并把自由说成是人的“精神界之生命”，还说“文明国民每不惜掷多少形质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为其重也”。可见，自由主义是个维护人性、人权的“好东西”，梁启超、严复而后，经“五四”一代的努力，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的主流之一，特别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科学文化领域颇有建树。如今自由主义已经回来了，知之者并不多，所以在还鲁迅以本来面目的同时，也需要还自由主义以本来面目。

　　本书作者抓住一个历史细节——严复把穆勒的《论自由》译成中文的《群己权界论》这件事，进行多方面的分析，论证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说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鲁迅接受这一思想的途径。第二，比较穆勒《论自由》原著和严复《群己权界论》的章目内容，指出译文中反映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第三，概括出鲁迅自由思想的几个特点。这样，既还原了关乎人性和人权的自由主义的深刻内涵，也揭示出了鲁迅思想的主要特点。另外，这里还提到鲁迅思想的其他资源，如洛克的经验论，特别是他从德文直接阅读中吸取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包括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和克尔凯郭尔等。除去这些西方思想外，还特别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决不可忽视，在“五四”先驱者中，鲁迅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风骨风采最为浓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刘半农赠给鲁迅并得到鲁迅首肯的那副对联：“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很清楚，这说的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就承认自己的思想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起伏消长。下联所说的，不就是鲁迅非常赞赏的“魏晋风度”吗？——“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师心使气”、“清俊通脱”的文章。可见，鲁迅既主张“西化”，又重视古代士人在纲常名教的束缚中挣扎反抗追求自由的那种骨气和风度。他早期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乃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新宗”就是五四启蒙主义新文学，其核心就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这中间，既有西方的自由主义，也有中国古代士人的“特操”、“异撰”、“特立独行”。——鲁迅本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自由？满清朝廷、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党国，还有后来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有谁征服了他，改造了他？他的“骂人”，实是一种批评，他敢于批评他想批评的一切，他从不阻挠别人的批评，更不强人从己。一句话，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从不妨碍别人的自由。这样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原则，怎么会不是自由主义者呢？原因很清楚：自由主义被批臭了，鲁迅被神化了，加上他与胡适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大概正是为此，在具体论证鲁迅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特意转述了胡适的看法——《五四运动史》一书作者周策纵回忆1956年胡适亲口对他说过：“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非外力所能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就在胡适说这话的一年后的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回答罗稷南问话时说：“（鲁迅如果还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真的是“所见略同”，两相对照，可以帮助人们认清鲁迅的本来面目，理解自由主义的本义。

　　此外，书中还有许多“立异新见解”，如在对待学生运动的问题上，鲁迅和胡适的态度和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没有参加1919年5月4日的游行抗议，也都不赞成那种活动。一年以后的“五四纪念日”，胡适发表谈话，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却认为那种罢课游行的做法是“下下策”。鲁迅在致友人的信中忧虑地指出：“仆以为，一无根蒂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他们都主张学生留在校内专心学业，不要参与政治。从两位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这种态度和看法，可以看出两个“五四”的区别。

　　说到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家的鲁迅，这里也有不同于流俗的新见解，这就是注意到了那本《苦闷的象征》与鲁迅的文学观的关系，鲁迅对苏俄“同路人”文学的看法。这本应是研究鲁迅文学思想的重点，以往却一直不被重视，盖因这二者都不是积极正面的，因为与唯心主义、资产阶级有牵连。本书提出了这两个问题，也有新见解，只可惜未能深入，且被以往的教条——那一团乱麻似的“现实主义理论”缠住了。特别是冯雪峰、胡风那些确有独到见解又确实自相矛盾的理论，阻碍他直接进入鲁迅著作文本，以自己的心灵与那里面跃动着的鲁迅的心灵相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