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与鲁迅——蜗牛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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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与鲁迅——蜗牛的历程
蜗牛的历程
朱安:“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①
这只蜗牛,身材矮小,面无血色,似有病容,痴痴的站在高大的墙角下仰望……
一、 墙角下的漫步与仰望(1878-1919.12.16)
朱安生于19世纪80年代,按照清末江浙一带的民俗,鲁瑞早早的替她和鲁迅定下了婚事。鲁迅从未见到过朱安,更谈不上爱情,又听说她是小脚不识字,因此拒绝。但由于母亲的坚持,无奈之下接受了母亲送与的“礼物”。鲁瑞坚决反对退婚的理由是“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②素来认为鲁迅答应结婚的理由有二:一是不愿拂逆母亲;二是担心自己活不久。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鲁迅有恋母情结的新观点。无论原因是怎样的,最终结果是:1906年7月26日(农历6月6日)朱安风风光光的过门作了周家的大儿媳。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鲁迅拯救了传统观念统治下的朱安。使其免于遭乡邻唾弃,“免于”孤独终老,免于悲惨的死去。
然而婚后两人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无爱的婚姻。鲁迅毕竟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他排斥旧式的婚姻制度,因而对朱安,他也是排斥的。据说新婚当晚,鲁迅哭湿了枕巾,我不知这是不是杜撰。而新婚的第二晚,他住进了书房,没几天就返回日本,这确是事实。婚姻对他来说是心底长久的痛。“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夫人者也。”③一时间鲁迅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与其弟周作人合作的译著不断问世,《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也在此时开始着手。他强迫自己当一个不需要感情的人,用工作的成就感来填补空虚的心。但是无人知道,当他独自躺在冷硬的床板上夜不能寐之时,是如何度过狂野的黑夜的。毫不懈怠的工作,当真能填补黑夜的失落与内心的孤独吗?寂静的夜里,心,能平静吗?
朱安也曾抗争过,愤怒过。作为一个女人她试图改变与丈夫之间这种尴尬的关系,不惜把自己与丈夫的尊严抛之脑后。“据孙伏园说,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朱安备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当着亲友指责鲁迅种种不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因此平安无事。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④无奈她遇到的对手是鲁迅,一个极其聪明,极其冷静的对手,她并没有得逞,
所以在更多的时候,她只能等待,待在一个无声的角落里,望着其实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麻木和苦笑中自慰一颗苍凉的心。
这只可怜的蜗牛不停的在墙上蠕动,艰难缓慢却满怀期待,期待着自己的温顺和虔诚可以感动上苍,期待着有一天能爬上坚硬冰冷的墙头,期待着自己能够坐在墙头观赏花园里的胜景。
朱安好不容易得到了与鲁迅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机会。虽然不同住一个房间,但她终于得到了对自己丈夫“好”的机会,这于朱安已是很满足的了。但这愿望最终未能实现,鲁迅带着心爱的人离开了朱安。
二、艰难的爬行(1919.12.29-1926.8.24)
从1919年12月29日开始,鲁迅终于与朱安同在一个屋檐下了,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他们分室而居,既不吵嘴,也不打架。鲁迅白天在外忙于工作,即使在家也只是写作或陪伴母亲,从不与朱安说些什么。朱安也识趣的只忙于一日三餐、打扫、针线而已,实在无事就坐在自己房里抽水烟休息。可以说,他们都不停在各自的世界中盘旋。这种荒芜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时为止,她扮演了6年的“保姆”。
在这6年间,鲁迅与朱安是很少交流的。据俞芳回忆:他们之间说话大多采用“是非法”式的,没有下文。俞芳与鲁迅、朱安二人共同生活了九个多月,竟连他们之间如何称呼都不知道。并且,他们以用箱子的底和盖,分别盛放衣服的办法来减少两人的交流。他们间正式的谈话可考的只有一次:“大先生要搬离八道湾前,曾向她说: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并问大师母的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大师母接着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⑤足见鲁迅虽从不愿与她交谈但却给了她足够的尊重,赋予了她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但另一方面,鲁迅又已经习惯了有她的照顾。他确实需要有人为他洗衣、做饭、打扫,使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工作。朱安抓住了她的“要害”,使他无法反驳,不得不答应把她带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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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与鲁迅——蜗牛的历程
在照顾鲁迅生活这方面,朱安是位非常称职的妻子。朱安做得一手地道的绍兴家乡菜,又有一手仔细的针线活。再者她又是一个非常细心、善解人意的女人。在平时她注意观察盘子里的菜,尽量拣鲁迅爱吃的菜做。在鲁迅生病时,她总是细心的把米碾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以熟肉给他开胃,自己却从不沾口。每当鲁迅在屋里写作时,她也从不打搅,只是安静的忙家务。且多次制止俞家姐妹的吵闹。朱安在无形中已成为鲁迅“真正的妻子”:不仅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更支持着他的工作。而作为形式上的丈夫,鲁迅也是十分称职的。他供应朱安的开支,给她提供了一个“家”。每次他买些点心回来时,也会拿给她挑选,虽然每次朱安只拣小的差的两三块,但这于朱安已是十分满足的了。因为无论他在鲁迅心中的地位如何,鲁迅对她的态度如何,她终于是在鲁迅的心中有所立锥之地的。在朱安生病时,他也曾为她而奔走,为她而露出过一丝愁容。
尽管如此,鲁迅在某些行动上仍是不愿接受她的,他躲避与她的交流,更躲避她的“好意”,有些行为甚至是躲避得可笑。他从不穿朱安为他缝制的衣服;与朱安说话总是站起身来,力求与朱安对话时的平等。既然逃避,为何又接受朱安作为主妇对他的照顾呢?这是正常夫妻应有的礼貌吗?这些形式上的躲避,能说明什么吗?无非是这位“毫无奴颜媚骨的战士”的软弱的一面罢了。
鲁迅作为思想的启蒙者,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面对家中封建婚姻包办下的妻子,他显得那样无助,无所适从,只有把泪锁在自己的眼眶,在暗处舔舐伤口。而朱安却连疗伤之所都没有,更不知该如何舔舐伤口。或许她也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伤口”,她已经麻木了,习惯了这种生活了,而习惯又变成了合理。我们应该感谢她的麻木,麻木使她没有被仇恨吞噬,没有出手毁了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伟大作家。然而她的麻木又似另一种复仇,它使鲁迅琢磨不定,徘徊不前,不知在爱情的荒原里该走向何方。她束缚了他的爱情,使他更加不忍弃之而去,这也就助长了鲁迅思想中的黑暗与孤独。
鲁迅之所以能够站在妇女解放运动的前列,大体也是因为看到了自己与朱安的境遇吧。或许他以冷落朱安的方式向世人证明:封建婚姻的悲哀。无爱,不可能幸福——源于他的不信。旧道德,旧形式下的婚姻也能产生爱情?他不信!
他并不怨恨朱安,他知道这是千百年来传统观念的遗毒,只有打破它,他们这对受难的共同体才能被释放。他也一直因了“传统”而保护着家中这个可怜的女人。因为鲁迅深知,朱安当年若被退婚或中途被休回家,那么她的将来必定是悲惨的。就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她只有两条路:回来、堕落。想必这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与“孔方兄”在作怪吧。所以,鲁迅在1918年7月写的《我之节烈观》中严苛的批驳了中国传统中要求妇女贞节的思想。他认为应当指责的不是那些不贞的女子,而是使女子不贞的男子,并批判了“女祸论”。这不单是对女子人身的解放,也是对性的解放。
然而又是因了妻子与母亲的关系,鲁迅不得不为生活计,对一切有所打算,但这段婚姻毕竟是无爱的。当有些许微弱的爱的火星迸溅过来,就一下子点燃了他寂寥已久的爱的火种。年迈的母亲有她“自娶来的”,忠实的贤惠的儿媳照料,而朱安自己向他所取的无非是生活之地,糊口之食,夫妻之名罢了。这使他愈加走得义无反顾,走得无所顾忌,走得潇洒。终于在1926年的夏日鲁迅带着自己真正的爱情离开了北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鲁迅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学生与友人众多,他的南下大概会有很多人到车站相送吧。众多的人中,却无人记载朱安的反应,她留着泪吗,悲哀着吗。但恐怕她也不会有太多的感慨,因为她只是一个“保姆”罢了。鲁迅走了,那么她唯一要做的就只有侍奉婆婆了。只要她尽了为人儿媳的本分,谁又会去关心她并不美丽的平静外表下有多少伤痕,多少眼泪,又有多少澎湃汹涌不可抑制的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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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与鲁迅——蜗牛的历程
对于朱安来说,她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希望能与鲁迅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希望与鲁迅每一个眼神的交汇,希望与鲁迅只言片语的对话……
希望是什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尤物。然而希望的幻灭却是残酷而可怕的,人就是在一次次的希望中走向失望,又从失望中寻找新的希望。
“哀莫大于心死”,我说,其实“哀莫大于心不死”。心死了,还可以放弃一切,无恨无爱,自然也就无心了。心不死,则痛彻心肺,把一颗火热鲜活的跳动着的心,示众,暴晒,任人拿来煎炒烹炸,一次一次的被凌迟。
希望就像太阳一样,每天早上升起,却在日落的一刹那,碎成了满天星斗。灿烂、凄美。每当你望着星空 ,不要忘记那是有个人的希望破灭了,也许那个人远在天涯,也许那个人近在咫尺,也许那就是你或我。当你面对太阳就要落下的时刻,当你面对满天的星斗,不要哭泣,不要落泪,明天太阳依然会升起,阴霾不会萦绕在人们心头太久的。没有任何人会为你记录这一切,无一丝痕迹,如一颗流星划走了。无论它在你的心中曾引起过多大的波澜,在别人心中,也不如一颗最微小的星的光华。
谁说华佗已去,其实他还活着,时间是他的化身——多么善良的老人啊!
“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⑥
蜗牛从高墙上掉下,重重地摔落到地上,唯一的防护物——蜗壳破碎了。蜗壳的破裂似心碎的声音一般,细若游丝却又惊天动地,使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清晰可闻。在斗转星移中,蜗牛蹉跎着荒芜的、空心的岁月。
三、守望空心的岁月(1926.8.26-1936.10.19)
丈夫走了,作为妻子的朱安独自在北京替他完成为人子的职责。在传统妇德的教育下,在二十年冷漠的婚姻生活中,铸就了朱安少言寡语的性格。为了尽孝她只是日夜陪伴在婆婆身边,端茶倒水,做饭洗衣,打扫拂尘……唯一的乐趣也就是与婆婆及俞家姐妹说说话罢了。
1926年11月22日身在广州的许广平致信任教于厦门大学的鲁迅,建议他妥善处理旧社会留给他的“遗产”,为自己将来的生活作打算。许广平所谓的“遗产”,指的就是朱安。11月28日,鲁迅回信告诉许广平,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见此时朱安在鲁迅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他只是象一位“主人”应对“仆人”般的支付“工资”,让她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那些对鲁迅顶礼膜拜的人是否觉得他的冷酷。一位思想的启蒙者,革命者就可以在一个被社会所陷害的女人身上增加伤痕?成全了自己的革命意志,就应该毁了一个无辜的女人的一生吗?一再地为女子的地位奔走呼号的人,却如何践踏了一个可怜女人的心啊?
最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女人竟然是心甘情愿的。当鲁迅把自己与许广平同居的事实通告母亲后,朱安对别人说她早就想到了,因为她看到鲁迅是与许广平结伴离开北京的。朱安看了从上海寄来的鲁迅与许广平的合影,也并未显露不快,只是感触颇多。她向俞芳吐露心事,说出了那段令人反复琢磨,不知该悲还是该喜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⑦为她能正确的预见自己的未来而喜,为她今后的生活及她对自己人生的醒悟而悲。
1936年10月19日早晨5时25分,朱安的丈夫鲁迅因病在上海去世。在他
生命即将终结的那一刻,他在想着什么,除了嘱咐自己的后事以外,“朱安”这个名字有没有片刻曾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呢?即使稍纵即逝,我想对于朱安来说已是满足的了。
高墙轰然倒塌。伤痕累累的蜗牛无助地躺在废墟旁,和着眼泪舔舐自己的伤口,在无情岁月的风霜中它渐渐干枯,最终走向死亡。
四、走向生命的衰竭(1936.10.19-194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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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去世后,鲁瑞以及朱安的生活所用主要是由许广平支撑的。在这十一年间来往于北京与上海的信件近百封。内容大多是相互问候和向上海索要生活花费,有少数是关于鲁迅的著作版权问题及遗物处理。在南北两地四口人的花销,使许广平的生活陷入极度的贫困中,曾发出“长此以往,卖身也无补,真不知如何是好耳”⑧的沉重感叹。幸而鲁迅曾经与许广平结合,否则鲁迅逝后,以周作人的“不孝”,周建人的贫困,谁又能来照顾鲁瑞及她的大儿媳朱安呢?这一切就好像冥冥之中都自有安排,时机到时,人们自然而然的可以各得其所。命运是仁慈的,它不会让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走投无路的。没有人是天生的幸运儿,也没有人是天生的“倒霉蛋”,她以一生的孤独换来了“老有所养”。幸哉?不幸哉?不必去计较太多。没得到的时候,别想着能得到什么,得到的时候,也不要去想还能得到什么。
“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⑨如果有来世,就让朱安还作一只可敬、可爱、可怜的蜗牛陪伴在“大先生”身边吧。
五、悠悠身后岁月(1947.6以后)
朱安的葬礼办得比较俭朴,总的花费约三、四百万元,但主持葬礼的宋琳和阮家表亲等亲友还是遵照遗嘱,为死者请来和尚念经。但朱安的灵柩埋入北平西直门外保福寺周作人所属的墓地,她并没有与婆婆埋在一起,更不可能与埋在上海的鲁迅合葬。1948年因朱安的墓地原属周作人家的私地,在这一年曾被当作汉奸财产没收。1966年在文革破“四旧”运动中,朱安的坟地被毁坏
1950年“在恢复(鲁迅)故居时,将朱安后来住的北房东间,复原为鲁瑞的居室,  而朱安的原住房,则按朱安生前的布置,仍作为鲁迅的藏书室,未作变动。”⑩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于1906年夏嫁入周家,与鲁迅度过了30年有名无实的婚姻生活,在鲁迅逝世后,她又作了鲁迅北京故居的“看护人”。她死于1947年,1924年随鲁迅搬入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她在这里居住了23年之久,是西三条二十一号真正的主人。在整理鲁迅故居时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直到1986年时才恢复她的居室。
六、结语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一位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有关他生平史料及作品的研究专著,已多如牛毛。而他的家人如:祖父周福清、妻子许广平、弟弟周建人、弟弟周作人与他的关系的研究也都著书立说。唯有他的原配夫人朱安,不仅没有有关专著,连回忆录里也少有涉及。
听说我在写关于鲁迅与朱安关系的论文,朋友们第一关心的是:朱安与鲁迅是否发生过性关系。对性的禁忌与关注是可怕而深远的,笼罩在每个中国人的头顶直至今日。在探究鲁迅与朱安的婚姻生活中,性生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这才是正常的婚姻生活的实质。但无论是在鲁迅的日记书信或友人的回忆中都未涉及,我想这部分非常隐私的东西,也只有两位先人自知吧。然而他们间有没有性生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有,也不能妨碍鲁迅的伟大与朱安的卑微,即使没有,也不能湮灭他们曾经结婚的事实。
注释
①⑥⑦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收入《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同),第142页。
②周冠五:《我的回忆》,《乡友忆鲁迅》,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1986年编印,第58页。
③《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④《朱安与鲁迅的一次冲突》,《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11月,总第151期,第33页。
⑤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收入《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139-140页。
⑧《许广平往来书信选》,《鲁迅研究资料》第16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⑨唐弢:《<帝城十日>解》,《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⑩叶淑穗、杨燕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