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华：“五四的女儿”——爱情、传记与经典

陈建华：“五四的女儿”——爱情、传记与经典
时间:2010-07-22  作者:陈建华
读罢林贤治的新著《漂泊者萧红》，心头如一片“燃烧的叶子”。哀歌中，思绪在延绵。
在现代文学里，萧红说什么都是个异数，跟张爱玲有好些重叠之处。同属不世出之才女，战乱如母狼般哺育了她们的文学天才，各自在某个青春的生命时段中迸绽，如鲜艳的罂粟之花挺立在焦土和废墟上。但萧红的命苦而短，只活到30岁，她的《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等长短篇小说和散文———注定要成为传世之作，都是在她的充满苦难、走向死亡的旅途漂泊中完成的。
在个人情感方面，萧红更不幸。她的漂泊始于背叛旧家庭的“逃婚”，却逃不出情网，先后和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发生恋爱或结婚，结局都不好。这三个男人在现代中国文坛上都名声藉藉，尤其和萧军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也最痛苦。
对于两人的孽海情天以致劳燕分飞，世人论说不已，但对于萧红来说，出于她的自我的觉醒：“我爱萧军，今天还爱……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她一再寻求爱，更寻求理解和尊重，也一再失望，她临终前自我盖棺论定：“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近些年来已有不少萧红的传记，大多受到文学史“经典”论说的制约，对她的评价或多或少有所保留。有的为二萧作合传，更以萧军的标准来衡量萧红，认为她在国仇家难之际“小我”当头，跟不上萧军的“革命”步调。《漂泊者萧红》则不然，对于萧军的谴责可说是丝毫不借以颜色，而这里对于女权的张扬，更从普世的道义出发，为“弱势”呛声，也透过萧红这面镜子映照出现代中国“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蕴含着作者某种文化上的关怀。
书中所揭示的不止于二萧之间的分合无端，还向我们展示了足令萧红的自我感到压迫与窒息的种种复杂的脉络，不仅是在性别、政治或社会的层面，更涉及不可见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的“语码”。萧军在信中“规劝”萧红：“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页182）这里的“应该”、“不要”无疑蕴含着“政治正确”的道德律令，做不到就是“羞耻”！其中也隐含着千古不移的男尊女卑的秩序，与福柯所说的“规训”并无二致，而对于这样的“规劝”，萧红根本不接受。与萧军分手之后，“在文化圈内，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行动表示认同”（页228），“文化圈”包括胡风、梅志、丁玲等，大多属于左翼作家，在伦理和文学的立场上他们是站在萧军一边的。因此“在朋友的包围中，萧红成了世界上最勇敢的女人！”（页230）所谓“最勇敢”，不仅在于她个人情感的抉择，事实上涉及更深的因素：当文学登上政治斗争的战车，同志们高唱战歌之时，她宁愿选择孤独的徒步，像个孩子，对于战争和革命怀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对于集团的意志乃至服从“革命”的写作信条，始终显得格格不入。
林贤治在《后记》里言及写《漂泊者萧红》的原由，是读到“萧红因萧军和端木蕻良———最亲近的两位男士———对她的作品的嘲笑而起反感一节，颇受触动，于是萌生作传的意图”。的确，这个“触动”的细节耐人寻味，对于理解萧红来说，具有核心的意义。在短短几年里，萧红成为受人瞩目的女作家，虽然对她的作品褒贬不一，但对她的才华和原创力已毋庸置疑。尽管历经颠簸曲折，凌辱交加，正是写作赋予其生命以意义。然而恰恰从身边亲近者的嘲笑中，她一切的愿景被轻轻戳破，如残酷的一击，带来锥心刺骨之痛。她突然发觉自己原来一无所有，仅存彻骨的孤独，也必然意识到女性和写作天生负有原罪，必定被认作另类、被套上桎梏的权力机制。
这给我带来思考，遂想起另一些“五四的女儿”，如秦德君、胡兰畦和丁玲，在革命的大浪中，性别上的差异不仅见于男欢女爱，也卷入写作和文学经典的权力结构。如此道往说古不无碎舌剔牙之嫌，无非想说的是：人非足赤，史无完肤。
1988年《秦德君手记———樱蜃》在日本《野草》杂志上刊出，爆出半世纪之前茅盾与她的一段婚外情，引起学界一片骚动。开头一段说：
他，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是那蜃楼里的人物。他，和我，在樱花下海誓山盟，在樱之国同命相依。我，就是他创作生涯开始的时期，把他从“幻灭”的悲哀深渊里扶持起来而走上前进道路的那个人———北欧命运女神。只是到头来，一切都是虚情假意，幻景一场！
“樱蜃”的意象凄艳而富于东瀛的异国情调，那得回到1930年代之初，茅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蜗居于上海而写出了《蚀》三部曲，崭露头角于文坛。其时他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情绪悲观，加之作品受到革命营垒的批评，身心俱感疲惫，于是去日本歇息一段时间。同行的秦德君，是个受“五四”精神滋养的文学青年，早年便投入革命，却曾在情场上失利，经历了比战场更为严酷的人生。在日本她与茅盾坠入爱河，约三年时间里两次怀孕，两次堕胎，可谓爱得轰轰烈烈。秦德君这一爆料足使读者震愕，她自述写作缘起，因为1981年茅公死后，见到其“十足的谎话”的回忆录，于是决心将“历史的原相”公之于众，其涵意远远超出她与茅盾之间今世身后的孽恋恩怨。
回顾五十年前的生死之恋，惊天动地，却如“幻景一场”此固无疑问，但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写《手记》之时的秦德君已是近八旬的老人了，在摄于1985年的一张照片里，仍两目炯炯，犹如其文字生龙活虎，豪气不减当年；细数当年情债，一颦一笑，如数家珍，凡提到茅盾之妻孔德时，仍口口声声骂她为“野猫”，情真意切宛如昨日。
《手记》中时而哀婉凄绝，时而嬉笑怒骂，也充盈着革命女性的浪漫和自豪。之所以自豪，固然“幻景一场”给她带来终生创伤，其一生因之流离颠沛，却多亏她当时的一番“扶持”，茅盾方能成为今天“一位伟大的作家”。这里不能等闲视之的是争辩的焦点是有关《虹》的著作权，基于这一点她与茅盾的儿女私情才有关一部文学经典产生的“见证”的价值，也方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
“北欧命运女神”是一个典故：被茅盾用来比作给他指引前进方向的女神，她出现在《虹》中，在日本时也当众这么称呼过秦德君。《手记》叙述在茅盾对革命颓唐低迷、在文学上遭受围剿之际，她如何“哪管牺牲自我表现一切，决心扶持他到底”。并说：“我在家务事与学习的繁忙中，拼性命和茅盾计议共同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虹》，素材由我提供，稿纸由我抄写，边抄边改，终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上连载，就这样轰动一时了。”又说：“我和茅盾的三年流亡生活。我敢说，没有那一段不幸的遭遇，我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我；而我更敢说，没有那一段，茅盾更不会成其为现在这样的茅盾。”
其实茅盾的“文学生涯”不始于《虹》，但藉《虹》的创作清算了他的颓废而摆正了此后的文学方向。与更早的《蚀》相比，《虹》的转折在于书中所塑造的梅女士，她在《新青年》感召下向往革命，从四川来到大都会上海，在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投入群众运动，最后加入反帝“五卅”运动。尽管成功塑造了一个“五四的女儿”的典范，但《虹》一向被认为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痕迹，文学史里不怎么看好，倒是在1980年代之后，其经典性日益得到张扬。先由夏志清称赞其诗史般“寓言性”，又被人翻译成英文，后来转成内销，在大陆也声誉日隆，被视为茅盾的代表作之一。
秦德君道及小说创作真相所倾诉的一腔幽怨，卷入一种不无吊诡的“承认政治”：《虹》是一部文学杰作，经典式地描述了中国女性走向解放的历程。对于小说的“生母”身份的指认出自她那一段不仅与茅盾、更与革命紧相连的刻骨铭心的热恋。而且她指出，梅女士的原型来自胡兰畦，不仅由她给茅盾提供素材，简直是她俩“共同写成”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她和胡兰畦这样的“时代女性”对于革命的典型参与，更涉及经典本身的生产。因此这一承认政治所涉及的性别权力关系中，关键是女性与文学正典之间的关系。
赵毅衡在《对岸的诱惑》一书中别出机杼地指出“小说与传记的重合处”：“1985年胡兰畦，对自己在1925的经历，叙述更为细致生动。与《虹》中的有些细节之应合，令人惊奇。让人感叹秦德君和茅盾对细节的记忆力竟然如此准确。”他还有趣地发现茅盾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写到他1925年在街头参加“五卅”运动，与《虹》中写梅女士的情景竟如出一辙。甚至提出：“是不是胡兰畦的回忆有意攀附《虹》的情节，以证明自己就是梅女士？”是否“攀附”虽然难以证明，但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因为在那些文学人物身上凝聚着集体的历史无意识，且在代代相传的过程里，人们以幻为真，与小说人物同声连气，因此真实、记忆与虚构常常错乱重叠，难分彼此。
胡兰畦不必有意攀附《虹》，她与秦德君对于革命已浸润得够深，足使她们相濡以沫，心有灵犀。虽然她们并非知名于文坛，但何尝缺少文学的想象与才能？不消说她们无不受到“五四”文学的哺乳，在革命实践中也无不以秋瑾、娜拉为楷模，为革命史诗中创造升华的自我，何尝不是她们的动力？
我们知道，所谓自传或回忆录之类常常是自我主体在一定历史观照中的呈现，也离不开文章的剪裁功夫甚至记忆本身的自动删检。《胡兰畦回忆录》叙述了作者大半生事迹，她进过黄埔军校，在上海组织过妇女战地服务团，旅居欧洲，见过高尔基，坐过德国法西斯的监牢，其经历要比梅女士丰富曲折得多。然而且不论文学技巧，胡兰畦的自我形象在思想感情的表现上不见得比梅女士更为复杂，或者说要来得较为逊色。
胡兰畦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回忆录所呈现的自我画像不愧为一位女中豪杰，书中的议论旨在加强这一画像。如“革命和爱美”一节叙及黄埔军校的生活，有的女生喜欢穿着打扮，引起同学的议论，胡氏持批评态度：“讲究个人的物质享受，个人的美，就会脱离人民大众，就不会把全副精力都用到革命事业上去。”（页150-151）这议论无可厚非，却涉及性别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回忆录很少言及主人公儿女私情的范围。相形之下，《虹》里的梅女士要克服自己的女性和母性，乃出自茅盾的塑造一个“战士”形象的需要，但这一令人垢病之处，却使小说在开掘女性的心理方面为现代文学作出了贡献。令人不无困惑的是，在胡兰畦的自我表现画像里，她是天生的、一贯的战士，男女性别不成为一个问题。
女性的身体表现，无论出自男性或女性作家，在当今的性别理论中仍是聚讼纷纭的议题。否定者认为女性肉身的暴露无非是满足男性窥视欲望的橱窗，而赞成者则鼓励运用女性身体作为穿透和颠覆男性的文化典律的利器。近二三十年来北美和台湾学界盛行明清时代的女性文学及文化研究，竭力厘清性别与权力结构的关系，揭示出女性作家既为儒家主流文化所建构，由此呈现分享、离异、挑战或颠覆男性正典的种种形态。《胡兰畦回忆录》提供了一个为“革命”的“宏伟叙事”所建构，然而又遭到排斥和接纳的悲喜剧。反讽的是，她历尽艰辛，到头来被当作“他者”，尤其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吃足苦头。时至1980年代拜赐于改革开放，她终于能一吐为快，其所自陈的何尝不是对革命的拳拳忠诚？更具反讽的是，尽管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旦为主流所承认而不再被视作“他者”，结局颇如古典戏剧中的浪子回家，那种拥抱“正典”的感恩与喜悦，混合着恩仇俱泯的宽宏，其复杂之处难以言喻。
秦德君与胡兰畦的遭遇相似，但不同的是，秦更具个性与女性。历史历尽吊诡，终于临到她发出不平之鸣之时，那是出自女性的、久遭压抑的声音，如她出示其母体的创伤所表明的，那是一种非女性难以担当和完成的角色。她要讨一个说法，远不止是《虹》的著作权，或是茅盾的创造者。秦德君俯瞰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我确信是有关中国命运的大事，我总是萦思于怀。”“我这一生，经历了几转几折；每次都碰巧碰上了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而每次也都巧逢转折中的某些重要人物或典型人物。这就构成了许多值得忆而录之的典型故事。”她与茅盾的事情当然是“典型故事”之一，作为革命的战斗者、见证者和被压抑者，秦德君所要求承认的具有非同寻常的象征意义。然而其中蕴含着一个悖论：首先要承认《虹》是一部反映中国妇女解放的革命经典，而茅盾是中国“现实主义”之父，并站在20世纪“小说中国”的巅峰。
尽管秦德君一面说“茅盾却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实在来说在她的眼中，“他不过有只‘笔’，舞文弄墨的，留下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是是非非的笔迹，其中也不免有一些误尽天下苍生的脏东西罢？能算是尽善尽美么？不失其为以笔尖杀人的‘刀笔吏’”。这样的盖棺论定流露出轻薄文人之意，却也甘冒天下之不韪。其实“樱蜃”的叙述口吻极其复杂，在醉心描绘“床头盟誓，樱下许愿”的同时，对茅盾的刻画极贬损之能事，骨子里不无那种传统意识的对于“文人无行”的鄙视。
一篇《手记》道不尽数十年的心头郁结和愤懑，最使她感到不平的是，她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因为与茅盾的关系，党籍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茅盾逝世后被追认为党员，她也随之洗刷而“重新入党”。一生受茅盾牵连，难怪耿耿于怀，在1980年向中央提出她的党籍问题，回答说茅盾是“叛徒”，“跟他跑，把组织关系跑掉了”，因此不能“重新入党”。其愤慨更另有所指：“而我呢？为着党的事业赴汤蹈火，上过敌人的断头台；在政治上理应申请同等待遇之后，由统战部副部长方知达约我到统战部大礼堂，叫我‘重新入党’，革命者反不如笔尖杀人的刀笔吏，能不算是今古奇观吗？”所谓“今古奇观”含由对于中央在处理茅盾党籍问题上的讽刺。
尽管如此，正如《手记》的开场白说明：“即使瑕不掩瑜，瑕和瑜终究是一个统一体哪。”因此她无意于摧毁茅盾，也知道这不可能，“我虽然微不足道，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而茅盾却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巨匠。我反复忖度，若是把这一段湮没了，虽然保全了对于欺世盗名者英名的流传，那就对不起后来人，更对不起研究者。”因此在爱恨交织之中的“反复忖度”决定了她的策略：似乎只有以“正典”之名，还她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名分，才能向“历史”讨回公道、愈合她久裂的疮口。
值得一提的是丁玲，其在革命正典的舞台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决非秦、胡所能比拟。在1950年代反“右”斗争中她遭到整肃，被开除出党，于是流放至北大荒，又转辗关押在秦城监狱，达21年之久。1980年代回到公共生活，回到文艺界领导岗位，却时时与改革开放的潮流相左，甚至在中央的文艺政策出现宽松的转向时，她仍然极力坚持革命年代的“毛话语”正典，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以至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运动中以“正统派”自居，又成为打人的“左”的棍子，使人不寒而栗，以致被称为“红衣主教”。在出国访问期间，津津乐道她被打成“右派”时在北大荒“体验生活”的快乐经历，且强调“养鸡也很有趣味”时，她对自己遭受的非人道迫害丝毫没有反思，使异邦人士大失所望，当场有人指她在“说谎”。2004年见世的一本研究丁玲的专著，即以《拥抱谎言》为题。
与其是拥抱谎言，毋宁是拥抱红色正典。秦林芳《丁玲的最后37年》一书对于丁玲在“文革”之后的详实叙述令人深省。复出之后，她所表现的愚忠并非纯粹出自天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卷入与周扬之间的殊死搏斗，也是1950年代文艺界宗派斗争的延续。尽管1980年她的右派帽子已摘掉，党籍也恢复，但关于1933至1936年之间她被秘密绑架至南京而自首变节的结论，由于周扬的阻挠而未能撤销。怀着这一梦魇般的心病，她心有余悸，采取宁左勿右的策略。事实上自1942年延安整风受到批判之后，丁玲便“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从此沉浮于党内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不由自己；在长期的、痛苦万分的磨练中，也谙熟了斗争的游戏规则，在“清污”运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她的政治嗅觉之灵敏。她终于成为“赢家”———1984年中央为她颁发“恢复名誉”的文件，予以“彻底平反”，两年后她寿终正寝，死无遗恨。
晚年丁玲留下了大量文字，绝大多数是“一贯正确”的“官方说法”，为了“回到体制”而消耗了精力和智慧，令人惋惜。当她历尽劫难而奇迹般重返文学舞台时，人们希望看到“莎菲”的复活，作为现代个性解放的象征，应当对民族的劫难与人性的深刻有所反思而给世人带来启示。但她的小说《杜晚香》在1979年7月《人民文学》上刊出，乃是其复出之后的向党“交心”及向公众的“亮相”之作，以革命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一位普通劳动“标兵”，任劳任怨为建设北大荒作出贡献。这篇小说刻意重现了1950年代的文学正典，也是照见晚年丁玲的一面镜子。然而莎菲与她形影不离，她也没有忘却莎菲，如秦林芳指出复出之后丁玲的矛盾、复杂的一面，即她在表明其“政治正确”的同时，也偶尔发表大胆出格的言论，体现了她的“五四”精神的另一面。但我觉得这种矛盾实际上已被统一起来，其中的语码已潜移默化，莎菲被笼罩在杜晚香的观照之中，或者已经变成了杜晚香。
在各种选集中，丁玲都乐于收入《莎菲女士的日记》；不让人忘却它，但要忘却那个个人主义的莎菲。她强调莎菲有着“在那个黑暗社会背负着时代重载的那颗热烈顽强、毫不屈服、向往光明的知识少女的心”。这种自我诠释表面上重申了“五四”的独立和叛逆精神，事实上抽掉了个性，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的指符。她最为忌讳“丁玲就是莎菲”的说法，且一再否认一般认为“性爱”的误解。“莎菲有什么‘性爱’呢？”她说：“如果有的话，她早就有爱人了。”（页212-213）的确从1940年代以来自我改造的结果，她的生命与思维深深浸透在革命的典律之中，莎菲的那种个人主义不会给她任何力量，只会使她恐惧和脆弱，而真正支撑她生活下去、战胜苦难的却是革命的信念，与之须臾分离便会感到难忍的孤独。从这一点来说，她在强调“养鸡也很有趣味”时，并没有“说谎”，只是正典与她血肉相连，使之彻底地异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自我改造的过程中，革命信念与传统价值携手并肩，性别的语码也在变化，更朝“三从四德”的伦理信条靠拢。她所塑造的新人杜晚香，家庭生活并无温暖可言，她对此不但甘之如饴，反而对她丈夫萌生出尊敬和爱慕。这对于以张扬女性意识著称的丁玲来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页241）。
这里反映了自传与小说、女性与正典的关系，与秦德君形成有趣的对照。同样是通过经典小说的解码而重构自我，秦德君在认同梅女士之时，好像成为小说里的人物，敢哭敢笑，重现了“五四”新女性的独立、浪漫的风情。而丁玲则拒绝认同莎菲，不仅要为这一小说人物穿上革命的新装，她更要使人们认识一个真实的、枯燥乏味的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