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五四的检讨：鲁迅就是中华文化新方向

五四运动资料图片

文章摘自《百年思潮：回首五四》 作者：董德福 史云波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核心提示：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还以充满激情的语言从新青年阵营中选取鲁迅作为唯一的赞美对象，认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对五四的检讨与超越

五四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按照美国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理解，五四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等。它一方面表达了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一方面表现为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40]可见，偏重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和谋求民族独立的救亡运动，构成五四时代的两大主题。

八十年来，人们对复杂的五四文本作了多元化的历史诠释，这既与解释者的主观认知、价值观念、情感反应以及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又源自各式各样的解释者对五四内涵的分歧性界定和按需选取。总括起来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五四研究中，大致存在着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派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大五四话语系统。毛泽东的五四解读模式，无疑属于第三种。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亲自参与五四的最高政治领袖。受新思潮的影响，五四前期的毛泽东，推崇科学、反对迷信，讴歌“个人主义”、“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鞭鞑封建伦理道德，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与五四启蒙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五四是毛泽东思想之旅和革命生涯的一座界标。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数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多次对五四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41]很显然，毛泽东是将五四运动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来考察和评价其意义和影响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三十年代党内批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从五四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吸取灵感。他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对。”在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性功绩作了肯定后，他笔锋一转，对五四运动的缺点从方法论上作了检讨。他认为五四时期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是不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42]这里所谓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而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则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即“洋八股、洋教条”。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五四新人物的批评，是以肯定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伟大功绩为前提的，这种肯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看作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细究起来，毛泽东对五四及五四后期思想流变的检讨也存在很多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例如，五四新人物固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他们对待中国和外国事物是不是一律用形式主义方法？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究竟在哪一种意义上是相通的或相同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又如西化思潮和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为“八股”、“教条”？ “洋八股、洋教条”与“老八股”、“老教条”在性质上是否一致？作为文化发展的路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所谓“洋八股、洋教条”是同质的吗？二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等等。

诚然，无论是激进主义者抑或是保守主义者，在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情绪化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口号的宣传往往多于理性的思考。这种形式主义和30年代出现的“党八股”确实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和所发生的历史作用，是很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反的。前者(尤其是推崇西方文化者)是服务于和总体上服从于打倒封建专制主义的老教条、老八股的，其目的和作用是破除对中国古代圣贤和经典的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老教条、老八股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为了禁锢思想，压制个性。考虑到传统守旧势力的顽固，他们的情绪化偏执不无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后者的作用正相反，是提倡迷信、反对科学，鼓励盲从、扼杀自由，强调党性、抹杀个性，只要集中、不要民主，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的改头换面，完全背离了五四精神，对文化建设和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40年代初年，毛泽东从思想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驾轻就熟地从五四精神遗产中寻找示范和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3]毛泽东在众多五四新人物中，单独挑选鲁迅作为赞美的对象，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主将”，一口气用了九个“最”来表现“主将”的贡献，其地位远在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之上。这在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五四历史遗产中有利现实思想斗争的是鲁迅而不是陈独秀。

毛泽东擅长于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斗争，他将五四思想启蒙与当下的思想解放相联系，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44]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40年代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是继五四之后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为了领导好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自“新青年”阵营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祭起五四思想启蒙大旗，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正应验了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的一句话：

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回忆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加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