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本源论——对三个命题的考察

新闻本源论
＿＿对三个命题的考察
陈坚
“新闻本源”系陆定一同志借用哲学上“本原”一词提出的一个新闻学上的概念。他在１９４３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提出了对我国新闻理论建设有重大影响的命题——“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所谓“本源”（即“本原”），系指构成世界万物最初的根源或基础。古代哲学家在使用这一词时，是指的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事物或某种精神实体。如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赫拉克利特的“火”、柏拉图的“理念"和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等等。恩格斯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它已不是指构成万物的始初的元素，而是指的精神和自然界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说明了这个词在使用过程中词义是有变化的。陆定一同志把"本源"与"新闻"组合成一个新闻学上的专用概念——"新闻本源"，一方面秉承了恩格斯使用"本原"一词时的原意，他所说的"新闻"与"事实"何者是第一性、谁决定谁的问题，是针对新闻学研究中类似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实际上说的是新闻与事实之间的类似现在我们所说的人工信息与自然信息之间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所说的"新闻本源"已不是哲学上具有普遍性的范畴，而是一个特指新闻学上有关新闻的"最初的根源或基础"的概念，是时间上在新闻之前、新闻由此产生的东西。这样就和“新闻来源”、“新闻起源”等的词义相近或相同。
根据以上对"新闻本源"的理解，在回答"新闻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时，在我们的面前实际上存在三种答案：一、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二、知识（包括新闻）来源于实践；三、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一般地说这三个命题都是唯物主义的，但却存在着重大差别。
关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首先说一说"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个命题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围剿（配合军事围剿还有文化围剿），延安地区已进行过整风运动之后的背景下提出来的。陆定一同志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其中心论点是新闻要真实、新闻工作者要尊重客观的事实；而“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命题的提出，正是为了论证“新闻要真实”这一中心论点的。从《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文所阐述的无产阶级新闻观是与国民党的法西斯新闻观相对立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文章的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阐述的哲学最高问题，从“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推导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从“精神的本原是自然界”推导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我认为，文章的深刻之处并不在于中心论点“新闻要真实”、“新闻工作者要尊重客观事实”，也不在于提出了“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及“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而在于文章的第二部分“新闻如何能真实”中提到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陆定一新闻文选》第８页，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因为前者是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早就说过的，而后者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这一点陆定一同志在文中也说到，可惜的是未能把这一重要的思想观点概括到新闻定义和新闻本源中去。尽管在第一部分“新闻的本源”中也说到了新闻的本源“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同上书第２页），但只是突出了“事实”，而没有突出“实践”，也没有说到“社会需要或群众需要。（可对照范长江同志提出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
陆定一同志的新闻观点在后来的新闻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新闻理论界的同志鉴于“大跃进”和“十年内乱”期间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过了头，以致主观唯心主义泛滥成灾的教训，在讨论编写新闻学教科书的时候，基本上肯定了陆定一同志提出的新闻定义，同时也肯定了命题“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在当时，确是新闻理论界的一项拨乱反正之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新闻队伍健康成长，也说了陆定一同志的新闻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在后来的一些事件中，一部分新闻单位出现了舆论导向偏差的错误，虽然主要原因是政治思想方面的，但和我们新闻理论上的某些弱点也不是没有关系的。某些错误的报道正是在以“真实性”来排斥“党性”的错误的指导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对照我们的新闻学教科书和一些新闻学论著，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的党性、指导性都没有少谈，就是它们之间缺少内在的联系，缺乏严密的逻辑和强有力的理论说服力。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主体的认识要符合客体对象的实际，而新闻的党性和指导性则要求所报道的客体事实要符合主体的党性和指导性的要求　。这两者是对立的，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两者是不可能统一的，要么是用真实性排斥党性、指导性，要么用党性、指导性来排斥真实性；而根据唯物辩证法，这两者不仅能够统一，而且必须统一，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能把这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的概念。这个概念能找到吗？能！那就是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精神的概念——实践。理论新闻学要实现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实现真理观、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就必定要把“实践”概念引进到新闻学研究中来，并把它放在统摄全局的位置上来。
关于“知识来源于实践”
“知识来源于实践”是一个哲学命题，能否把它引进到新闻学研究中来，转换成“新闻来源于实践”？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知识是表示人类认识结果的概念，新闻也是。详细一点地说，知识是指人们对世界的各种现象、过程及其属性、关系和规律反映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新闻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新闻属于非系统化的经验知识，还不是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从逻辑学上讲，知识是新闻的属概念，新闻是知识的种概念，新闻是知识的一个方面。“知识来源于实践”之所以可以引进到新闻学研究中来，还因为“新闻的本源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介乎哲学与新闻学之间的跨学科的问题，只有从哲学层面上去把握，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
“新闻来源于实践”的涵义，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新闻是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新闻面对的是一个“属人世界”（经人类改造过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自在世界”。人类的实践在先，自觉的人类社会的新闻现象在后。二、新闻是对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新闻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新闻。三、新闻是由实践的需要产生的，新闻报道是为了更好地实践，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新闻报道的目的，又是新闻报道的动力。四、新闻既来源于实践，因而也就意味着实践是检验新闻真理性（包括真实性）的标准。五、新闻活动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和评价活动。新闻活动系统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服务于、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这个大系统。
“新闻来源于实践”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折射和回声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３０－３１页）这里我们要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生活决定意识”，而不是“事实决定意识”。对事实，我们也可以解释为生活的事实、实践的事实、斗争的事实，但如何对待事实，却是辩证唯物主义与直观唯物主义的分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协，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书第１６页）
（另段）“新闻来源于实践”与“新闻的本源是事实”的差别：一、“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只是说了产生新闻的一个条件——客观事实，而没有说到另一个条件——人的思维器官大脑。人脑与事实一样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物质的。只有人脑与事实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认识，产生意识，产生新闻。事实是产生新闻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二、“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不能说明在新闻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对象的事实之间的主宰与从属、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而”新闻来源于实践“则是强调了人的主宰与创造的作用，把人放在了主导和主动的地位。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只是单向地受动地接受来自客观事实方面的信息，而人却是无所作为的。而“新闻来源于实践”则是克服了这样的缺点，体现出新闻既把作为客体的客观事实看作是前提和制约因素，又能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反作用于客观事实，使认识为实践服务，成为实现实践目的的一种手段。新闻活动中的认识运动是双向的，既是是受动地又是能动地接受来自客观事实方面的信息。四、“新闻的本源是事实”只是单纯地从新闻真实性的角度来规定新闻的本质，而”新闻来源于实践“则是从新闻价值和新闻真理性（包括真实性）的对立统一的把握中规定新闻的本质。
把哲学命题“知识来源于实践”引进到新闻学研究中来，意味着我们在研究新闻学的时候，要用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实践是人的合目的性的活动，其中包括新闻活动，即新闻报道。新闻实践活动是介乎确立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确立和发展人的主体地位、提高和加强人的自身本质力量之间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同样具有主观性与客观性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社会性与历史性统一的特点。新闻实践活动和一般实践活动一样，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基本要素为：新闻实践主体、新闻实践客体、新闻实践目的、新闻实践手段、新闻实践结果。现分述如下：（！）新闻实践主体和新闻实践客体，是构成新闻实践活动中矛盾运动的两极。新闻实践主体系指新闻实践中的发动者（如党和政府、社会团体等主办单位）、组织者（如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承担者（如采编人员、通讯员等）。新闻实践客体是指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实践主体采访报道的指向对象，即客观事实。新闻实践主体和新闻实践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２）新闻实践目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报道思想、编辑意图等，是在新闻报道之前，事先存在于新闻实践主体头脑中的预想的报道结果，是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和对报道对象事先掌握的线索预先设计出来的理想模型，是新闻报道主体同新闻报道对象之间内在联系的主观映象。它是新闻实践主体从事报道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决定着报道活动的性质和方向，规定着报道活动的方式方法，贯穿于报道活动的始终，体现了新闻报道的自觉性、能动性。（３）新闻实践手段，是新闻实践主体为实现新闻实践目的对新闻实践客体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以及所使用的工具。它根据目的的要求而选定，必须服从新闻实践目的，是新闻实践目的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自我的中介。（４）新闻实践结果，是新闻实践目的的对象化、物化，如每天出版的报纸，电台、电视台播送的新闻节目等。它把新闻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因素由运动状态最后融合起来，凝成一种静止的客观存在的形式，标志着新闻目的的实现。用实践的观点看问题，简括一点说，就是在新闻学研究中要把新闻活动看作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只有这样，我们的思路才能开阔，一些理论研究中所遇到的难题（如新闻规律问题）才有希望获得解决。
关于“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
“知识来源于实践”毕竟是一个哲学命题，要真正解决新闻学上的新闻本源问题，还要深入地研究新闻史和有关历史，根据史实予以认定。在这方面，王中同志最早作出的“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的判断，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同志介绍，１９５６年，复旦大学王中教授依据十五世纪、十六世纪欧洲商业和工业发展的一系列史实（包括阶级斗争的史实），提出了“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的论点。随着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被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的甚嚣尘上，有人提出了“近代报刊起源于阶级斗争”对王中教授的论点进行了批判。结果学术讨论变成政治裁决，“阶级斗争论”不容怀疑，“社会需要论”受到压制。１９７９年以后，论战又重新开始，一直延续到１９８３年。主张“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的同志还根据恩格斯所分析的１４５３年欧洲状况，提出了近代报刊起源的五个条件：一、商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二、连成一片的欧洲广大文明地区的形成；三、欧洲六大文明语言（英、法、德、意、西、葡）的形成；四、印刷术的发明；五、教育的相对普及。有的学术论文还进一步指出，近代报刊产生时期，王权反对封建诸侯的斗争是社会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封建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还不是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反对王权的阶级斗争。有关近代资产阶级报刊产生的时间，一些论文指出，直到十八世纪初，方才出现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报刊。（以上资料引自陈力丹编著的《新闻小辞典》第９８页，中国新闻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至此，“社会需要论”取得决对优势，得到新闻理论界的公认。
我认为，“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和“近代报刊起源于阶级斗争”，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同出自“知识来源于实践”，但由于后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当时的某种指示或某种政治需要出发，又不认真研究历史，以致对历史作出了错误的解释，作出了错误的论断。这说明了命题“知识（包括新闻）来源于实践”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理论基础，以史实为依据的，并不是随意可以主观臆断的。
“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是对“知识（包括新闻）来源于实践”的具体运用。其实稍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知识的人都知道，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人们的其它一切活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的“全面生产”，而生产力状况则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对于近代报刊起源于什么的动因，理应根据近代报刊出现前夕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需要等方面的状况进行综合的考察，然后才能作出结论。这里需要辨析的是，“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究竟是唯物主义命题，还是唯心主义命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谁一说“新闻（或其它东西）起源于社会需要”，就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他们认为，需要是一种心理状态，起源于某一种心理状态，那不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吗？何况资产阶级新闻学学者不是也说过“新闻起源于人们的好奇心”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误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的直接反映，是客观的实在的。它是人的最基本最一般的、天然的、必然的、内在的规定性；一旦人的需要停止了，人的生命就停止。人的社会需要取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自然素质和文化素质等等，它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社会需要的内容、满足需要的方式以及新的社会需要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需要的产生，总是当产生它的客观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时候才有可能。人的社会需要分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大类。人类因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而形成的对某种客观对象的天然需要，如劳动、饮食、自卫、繁殖后代等，属于物质的、生理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交、科学、文化、艺术、教育、政治生活以及新闻传播等等的需要，属于精神需要，它是高层次的需要。人的需要是人的一切行为、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据，是人的积极性的源泉。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需求，是驱使人们劳动创造的动因，直接导致人的各项实践活动，产生人的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说“每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是由需要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４９９页）只有用人的需要去解释人的行为，才能彻底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用人的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去解释新闻起源的动因，我认为对于研究新闻理论非常重要。过去由于总是把“由需要而产生”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论邪说，以致长期以来把与真理论同样重要的价值论的观点排斥在新闻理论的殿堂之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价值”虽然已被写进新闻学教科书，并在新闻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在“新闻本源”、“新闻本质”等新闻学的基本问题中仍然未能包容它，我认为现在该是给价值论在新闻学研究中以应有的地位的时候了。
“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是一个科学命题。最近在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文件的过程中，联想到这个命题，对它的正确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的真理性经受了实践的检验，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大价值，而且随着命题而提出的“新闻和新闻事业是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发展”的观点，对于当前的新闻改革也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对这三个命题总的看法
上文对有关新闻本源的三个命题分别作了考察，下面再说说对这三个命题的总的看法。三个命题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对新闻本源所作的描述。它们是有区别的，但又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虽说借用了哲学上具有普遍性的抽象的词——本原，但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是适用于单个的“具体新闻”，即每一篇新闻作品都应该是真实的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的。这里提出的要求，仅仅是直观的——认识必须符合对象。它虽说是初步的、“低级的”，但又是后两个命题的基础。不管是“实践”也好，“社会需要”也好，都必须是客观的、实在的，对它的认识必须是真实的。如果对象是虚幻的，认识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新闻”也就不成其为新闻。但是，仅靠这个命题又是不够的，因为新闻现象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仅说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报道，还是没有说服力的。这就需要有更高级、既能管到“微观”又能管到“宏观”，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法的命题。“知识（包括新闻）来源于实践”和“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是符合上述的要求、而对“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起补充作用的。这两个命题各有特点，前者抽象，后者具体；前者一般，后者特指欧洲近代报刊（须知全世界的新闻事业发轫于此）。前者唯其抽象、一般，也就更深刻。因此我认为应该把命题“知识（包括新闻）来源于实践”放在统摄理论新闻学全局的位置。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新闻本源，那么还是“新闻来源于实践”最为确切。而为了更好地实践，还必须了解和研究“社会需要”。命题“近代报刊起源于社会需要”则起了一种新闻实践的定向作用。
新闻本源问题实质上说的是新闻学以及新闻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通过以上的考察论证，我们可以对新闻作一形象化的描述，那就是：新闻是以“事实”为躯干、以“实践”为生命、以“社会需要”为神经的活生生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有机物。“以‘事实’为躯体”，说明了新闻工作者一定要尊重事实，忠实地反映事实，用事实来讲话，由此派生出新闻的真实性、真理性、具体性等特性，使它与文学艺术以及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区分开来。“以‘实践’为生命”，说明了新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主体是起主宰与主动作用的。它立足于社会性变革（改变世界），对自然信息是一定要经过选择、加工、并通过评价，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由此派生出新闻的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以及新闻的党性、阶级性、指导性、社会性、思想性等特性，使它与原始资料区分开来。“以‘社会需要’为神经”，派生出新闻的现实性、时新性、时效性、时宜性、公开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可读性以及商品性等特性。新闻本源问题是新闻学的根本，抓住了这个根本，其他问题也就能解决。其中人的实践问题尤为重要。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９页）事实－实践－社会需要，反映了新闻形成过程中认识运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规律。从“事实”到“实践”，扬弃了直观性，注入了主观能动性，从“主体实践”到“社会客观需要”又扬弃了主体的主观性，使之接受社会客观需要的检验，其中包括对真实性的检验，似乎从事实又回到了事实，但后一种事实已不是一种“自在”状态的事实，而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既充满了活力又适应社会需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