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历史考察（1978-2008）

一、引言：学术探访之旅的眼光、心态与脚步
回顾历史，总能带给人许多丰富深刻的启示。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特别日子，认真检视和梳理在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学术论争，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纪念意义。这仿佛就是一场故地重访的学术探访之旅，但我们的任务并不轻松。因为我们所追寻的学术论争景观，有的是前辈们留下的深深足迹；有的是诸多悬疑，仍然掩映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有的似乎从历史深处走来，时隐时现；有的如两军激烈交锋过后的战场，似乎还可望见并未散去的硝烟；有的似乎刚刚发生，与我们擦肩而过却没有太多的印象……
当然，我们的行囊是充实的，我们的心情是愉快的。在这里，惟愿我们能站在中国发展的方位上，带着环顾全球的视野，以一种历史审视的冷峻眼光和一种开放包容的平和心态，寻求学术论争中彰显出的规律；希望我们的这次学术探访之旅，脚步会坚实从容一些。我们带着问题而来，就必然会按照问题的线索来观察、思考、分析。
二、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探求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发展规律
我们考察的问题是：在1978年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以来，在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走过的这30年历程中，这么多的学者专家到底在围绕着什么问题进行论争？论争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典型性的论争？它们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起到了哪些影响和作用？对于相关业务和事业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再进一步探究：在总体上，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内在逻辑、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何在？
对于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中发生的各种论争，目前已有不少文献进行过研究和分析，有的是在论述新闻学或传播学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提及，有的是专门就某一问题的学术论争进行综合分析。例如，姚福申等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赵凯等主编，2005）的第三编《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重大论争》中分析了6个学术论争，有5个都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戴元光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戴元光等主编，2005）中，在梳理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过程中，在第七、八、九章分别提及和论述了发生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内的学术论争，尽管有的论争严格意义上是属于新闻学论争；徐培汀（2006：57-66）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在 “改革可放与新闻学术争鸣”一节，专门梳理了7个议题，着墨不多，却很精炼；在“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建构与实践”的课题研究的一份内部讨论稿中，张威梳理了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7次学术争鸣的历史，同时还列出了8组新闻学争鸣论题清单。
当然，《中国新闻年鉴》作为本领域内最具权威的专业年鉴，也成为我们搜寻学术论争的重要文献。纵览20余卷年鉴，几乎所有的重要论争尽在其中；“专题讨论综述”栏目列出的各项谈论议题中，有不少都是引起学术论争的议题；从1988年到1992年，基本是专家的综述（表一），此后，变为有关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的综述；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中国大陆在本研究领域的学术探讨的整体面貌；此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论争都会留下重要的文献，在《年鉴》中可以查阅到。
表一：《中国新闻年鉴》的“专题讨论综述”的内容、数量年度统计表

应该说，以上这些文献已经以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了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全部或部分历史概貌和轮廓，相关研究者下了非常大的功夫；然而，这些研究和综述对于学术论争本身的探究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这些学术论争的社会背景信息与论争本身关系的考察还着墨不多，因而显得缺乏历史深度；对于一些论争介绍不详，用“有人说”、“有一种观点”遮掩了重要的历史细节，究竟持论者为谁？发表在什么地方？这些悬疑如同迷雾缭绕，让关注者不甚了了；对于一些论争有的还并未进入论争原文的历史语境，深入分析其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对于这一系列学术论争的本身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规律，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专文深入探讨过。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著和文集涉及或探讨了新闻与传播研究中的学术论争，例如，甘惜分的《新闻论争三十年》中保留有1957－1987年的一些学术论争的文献，赵凯主编的《王中文集》可以为我们研究历史上的论争提供线索和资料。一些阶段性综述论文也成为我们研究的参考，例如，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年度综述，就涉及到本年度内发生的重要学术论争，再如，李良荣《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1995:3-8），在对新闻改革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提及了学术界对于一些与新闻改革进程相关的议题观点的论争。但是，这些文献还都需要放在一起，在统揽全局、综合研究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三、概念界定：学术论争的内涵与若干基本类型
为了后面讨论的方便，不引起歧义，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先对“学术论争”本身的概念进行清晰界定。学术论争，在任何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学术论争，是在公开场合或学术文献上发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是以求教、讨论、商榷、辩驳或论战等形式进行的，至少要有两个人就至少一个共同认可的议题交换过一个观点性的意见。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学术论争进行分类。
首先，根据论争的性质和交流气氛不同，可以分为五类：求教式，讨论式，商榷式，辩驳式，论战式。其次，根据论争参与的人数和论争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第三，根据论争交流程度深浅和反馈是否形成，可以分为三类：单向，双向，反复交锋。此外，根据被商榷观点的是否清晰注明，可以分为两类：隐性论争，显性论争。最后，如果从论争是否有计划、有组织展开，还可以分为两类：组织性论争和自发性论争。我们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学术论争有相当多的是有组织展开的讨论，以座谈会、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举行；在学术期刊上自发进行的公开学术论争，是另一种形式。
以上我们所分析的学术论争内涵及其基本类型，显示出学术论争这一概念的丰富性、层次性、多样性、复杂性；这也在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发展的历史全貌，突显出本课题的意义。我们先剖析10个具体论争案例，在一定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再进行学理上的分析。
四、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十个典型案例
1.关于“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争(1980-1981)
《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辑在《新闻学研究》专题下开辟了“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专栏进行讨论。放在第一篇位置的重头文章是徐培汀、谭启泰的《试论报纸的性质》一文。这篇论文激情雄辩，文采飞扬，从中可见论者确实是胸有块垒，并且郁积太久了，才会一发而成磅礴之气，展现出的完全是一种进攻型的论战姿态。紧接着是康荫的《新闻工作性质初探》一文，其论争思维大致呈现的是捍卫式或防守型的，在论争的言辞话语中体现出一种守势，其根本逻辑在于：在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体系”时，强调不要片面理解“专政的工具是指暴力而言”。第三篇是甘惜分的《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从不同的点位和角度论及报纸的性质和作用。其思路是全面论证、不偏不倚，在言辞上显得较为谨慎和细心，在论争策略上既攻又守，攻防兼备。
接着《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4辑又刊登了两篇相关论文。一篇是何微的《关于报纸的性质问题》，另一篇是葛迟胤的《怎样正确看待“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两篇文章在学术论争中的意义上，不在于学理上的谨密和严整，更在于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拓宽论争影响的范围。就此，《新闻研究资料》刊载的这5篇文章以及后来的戴帮的总结文章《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的探讨》，就基本组合成了这次讨论的逻辑架构。
今天，我们重新读这些论争文字的时候，还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能领略到这场论争在“拨乱反正”时期的历史使命。从此以后，关于新闻事业性质问题的讨论还可继续进行，但已经不必要再回到“阶级”、“斗争”和“专政”之类的话语体系之中，“社会”、“信息”、“服务”等字眼开始在中国大陆有市场了。
2.关于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论争及其戏剧性的开场(1980-1986)
“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应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董秦（2005：260）透露“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在该系内刊《新闻学研究》上早就新闻与宣传两者关系争论得不亦乐乎”。所以，复旦大学徐培汀发表在《新闻理论与实践》上的《新闻规律初探》一文引发争论，就不奇怪了。与他争鸣的人似乎故意幽默了一把，以“争鸣”的谐音“郑名”为化名发表文章，指出他把新闻规律和宣传规律混在一起不科学。这个戏剧性的开场，引来各路新闻学者纷纷登台亮相，从不同侧面来探讨“新闻与宣传”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辨析的问题，也容易形成共识，所以，论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就较为充分和及时，问题也较容易展开和深入。6年之后，杨思迅（1986：55-58）发表在《新闻学刊》上的《关于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综述》一文认为，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的讨论，“多数同志的认识趋于一致”；并总结出“包容说”、“交叉说”、“无差别说”、“并列说”这4个代表性说法，还以数学中的集合示意图将之统一于一个模型之内。
从学术论争的角度看这场讨论，其探讨的成份较重，而“辩”的色彩较淡，几乎没有“战”的姿态，是一段较有绅士风度的论争和带有戏剧性的历史。
3.关于新闻商品性的集中论争及其来龙去脉（1993-1995）
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论争，其历史由来已久，在上世纪50年代，王中提出“报纸是商品”的见解，就有过报纸商品性的论争，但是，并未及时充分展开，“很快以政治性批判告终”（姚福申，1994：9）。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关于报纸商品性的问题，才开始又进入研究视野。我们通过“篇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含“新闻”或“报纸”、且含“商品”的论文，剔除所有无关文章后，共有67篇文章是讨论这一议题的，其年度分布如下表所示。可见，该论争在1993年热度突起，达至高峰，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正式确立后，新闻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新闻是不是商品”的问题进行探讨。
表二：篇名含“新闻”或“报纸”、且含“商品”的新闻传播学论文数量年度统计表

在围绕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论文的主要观点和意见常常是同义重复和相互交叉，从整体上看，讨论的成分多，论争的意味少。只是在与“有偿新闻”等现象相互联系时，才形成看似激烈的不同观点的交锋；大的实质性的观点碰撞，已经在1995年基本完成了；所以，在后来的10余年，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数量就大为减少。
4.关于传播学本土化论争的精彩环节：“旗袍”与“空谷”的隐喻（1995-1997）
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论争有一些精彩的综述对其来龙去脉进行过梳理，例如，邵培仁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99）一文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前者；而后者基本上不是“学理的争论”。
在这里，只引用两个典型的引起较大反响和关注的说法，都发表在《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一个是李彬在《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一文中对于传播学本土化已有学术成果的贬损性的评价，他用了一个关于旗袍的比喻：“从本土化的实绩看，传统文化似乎不像被‘弘扬’，而倒象被拉到‘国际’博览会上被拍卖，一切都得按‘接轨’的标准办理，结果就跟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子穿一袭旗袍，让人总感到有种说不出的不伦不类。”
另一个“空谷”的比喻是王怡红（1995）在《对话：走出传播研究本土化的空谷》这篇学术随笔中开篇就提出来的：
我们是在80年代初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传播学本土化意愿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口号犹如坠入空谷的回音，时继时续。每次听到，都有倏然间获得学术抱负的兴奋，此后，又产生一种与之同受煎熬的叹惋。不知在新一轮的寂静中，传播学本土化何以可能。
孙旭培先生（1997）在主持《华夏传播论》课题的研究时，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两篇文章的偏颇之处。对李彬的“旗袍”之说，进行了直接反驳：“即使出现金发碧眼的女子穿旗袍，也会如黑发黄皮肤的男子穿西装一样，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无所谓“不伦不类”。因为一切美的东西，都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对于王怡红文章中的观点则轻轻带过，经过他一解释，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两年后，孙旭培主编出版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专著《华夏传播论》，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为这场争论划上句号。
5.关于《我们将化为“泡沫”》引发的论争(1994年以来)
1994年，朱光烈发表了《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一文，这篇文章最引起注意、最有创意、最具想象色彩和文化象征意味，同时也最引起争议的，是这样的一段文字：
在安徒生的童话里，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可爱的海的女儿就化为泡沫，不复存在；在未来时代里，当信息高速公路这颗21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现在这类可爱的大众传播工作者，也将化为泡沫，不复存在。海的女儿化为泡沫归入大海，大众传播工作者化为泡沫归入社会。社会是人的大海。
1995年初，段京肃在《“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观念更新》（1995：47）一文中提及朱光烈的文章，对是否会真的“化为泡沫”的问题，只是以“我们不敢大胆地断言”一笔带过。邵培仁在《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1996：7-8）一文中指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似乎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从而间接批驳了“媒介乌有”说。李启的《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1996）文章指出，“新媒介在可以预见到的时期内，不可能完全取代更不用说完全排斥印刷媒介了”，顺带批驳了朱光烈的文章，认为“读后感觉它是一篇情调浪漫的散文，而不是一篇论据充分和分析严谨的学术论文”。张咏华的《归于消失，还是再获新生？──试论传媒的发展前景兼与朱光烈先生商榷》（1996：19-24）实际上是正式全面回应“化为泡沫”之说的论文，她以一种比较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分析了在互联网冲击下的传媒发展前景；文章在指出“现存传媒化为乌有”等说法“都显得缺乏足够的根据”之后，转而以更大的篇幅去探讨传统传媒“再获新生”的出路。接着，《国际新闻界》在1997年第1期，又发表了朱光烈的《一种可能──关于“泡沫”说的回应》，从而形成了一个对话、解释和交流的渠道和过程。
多年之后，峰回路转，朱光烈（2006）重提旧话再论“泡沫”，表明自己“依然认为新媒体将取代旧媒体，我坚持‘泡沫’论”，并且“希望本文能够引起真正的争鸣”。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论文与之争鸣。
严格地说，《我们将化为“泡沫”》并不是一篇学理性研究，而只是一个文化分析性的预测。预测根本就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逻辑推理的严疏之别。因此，是否有严谨的学理性和逻辑性，才是该论争的核心。
6.关于《学统与学院派》的论争(1995-1996)
1995年，《现代传播》在《学院派论坛》栏目上刊发了李彬《学统与学院派》一文，反应出作者和《现代传播》编辑一致的思路，即正试图超越传统的新闻传播业务研究的层面，进入精致的学理研究层面，应该说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大胆的创新精神。
1996年在《现代传播》第2期上出现了一篇商榷文章《新闻学建设的思考》（王瑞棠，1996：34-37），就此“向学院派进一言，也就教于李先生”，正式发起论争。从“为谁而战”、“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学院派与‘草台班’的关系”三节进行商榷。
今天，在我们研究的视野下，对于前两节，我们认为该商榷文章似乎是没有读懂或者误读了商榷对象的意思，而第三节内容却有见地，即“新闻学疆域”不应为学院派独占或垄断，而要留给自谦为“草台班”的研究人员以一席之地。王瑞棠富有激情地写道：
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科研阵地上，都不全是纯而又纯的学院派，都有“地方部队和民兵”，都有民众参加，都有一批甘当人梯的人。其他学科能“容忍”，为什么新闻学就“不能容忍”了呢？排斥友军，拒绝民众的支持，看不起草台班，那才是真正的“自绝生路”。
这篇文章发表后，没有见到李彬的答辩。但是，能刊载商榷文章本身，就说明《学院派论坛》没有排斥友军的参与，没有拒绝民众的智慧。
7.关于新闻策划的论争和学术生产性(1993年以来)
关于“新闻策划”问题的大众笔谈笔战现象，大致发端1993年，逐渐发展成为一场规模空前、旷日持久的论争。“新闻策划”论争，在本质上与新闻真实性问题的论争有理论上的相关性和延续性，是新闻改革到一定阶段中国新闻媒体市场化、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综合性的新闻实践问题。“新闻策划”论争表面上主要围绕“新闻”定义（新闻事实说与新闻报道说）展开，实质涉及面广，非常复杂，既有国际学术背景，又有中国特殊情境，下一步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因为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不仅还在不断地生产之中，甚至还在不断地“泛化”过程之中。
8.关于《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的论争（1998-2000）
1998年《新闻大学》发表了喻权域的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由此引发一场学术论争。对此，时任该刊编委会主任的陈桂兰(2000)在总结过去一年值得记忆的几件事中说：
难得一场关于新闻基本问题的争论，在本刊展开。虽然是北“仗”南“打”，出人意料，但毕竟是多时以来，新闻传播学术界少有兴致。无论是新闻之本义、自由之范畴，还是学术之规范、经验之开掘，均有一定深度，为“真理”而不惜面红耳赤的精神弥足珍贵。
这段话可以被视为一个精彩概括。在我们研究的视角下，这场争论在外观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舌战群儒”的“一对多”型的学术论争，在人数上是极不平衡的，但在正式发表在《新闻大学》的文字字数上基本平衡，总共有60余页，计10万余字。这场论争异常激烈，似乎“论”之深浅尚在其次，“争”之急切则给旁观者以深刻印象，而“战”之双方，到半年后，还意犹未尽，若无“鸣金”，不愿“收兵”。
9.关于《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的论争(2001)
2001年8月30日的《e传播周刊》第3期增刊上，刊发了美国研究生易速利的来信，同时附上了明安香的一篇获奖论文《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以及夹杂在论文文字之间的易速利的点评文字，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明安香的论文是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约1万字；易速利的点评文字以括号括起来，加起来共有22处，经过我们整理统计约有3600多汉字和150多个的英文词。除了明安得和易速利之间的往来交锋，陆晔、刘晓红、网友小蛮等也参与了学术讨论。最后，这次学术批评变成了一场龃龉，这是包括《e传播周刊》主编、读者和一些业内专家不愿意看到的。在我们看来，这次论争其实并没有对任何观点性的意见进行过思想交锋，却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发生口角，以一种不让人愉悦的扫兴方式，不了了之。
10.关于中国传媒实力的论争与复杂数学模型的引入(2004-2007)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等人（2004）运用了经济学和数理模型对“中国传媒迅速崛起”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由于在数量指标上得出了“2000年中国传媒实力居世界第二位”的过于乐观的评估结果，引起了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者的质疑。黄旦、屠正锋（2006）正式撰文，分三个层面进行辩驳。在文章最后，作者又说了“一件旧事”：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为此，多少人激动得心旌摇动，热血沸腾。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蹈这种自欺欺人的覆辙了，哪怕方法由信口开河换成实证，看上去科学了许多。
这篇驳论文章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来提醒读者，读者看到后，或许会有所深思；这也体现出这篇文章论争的幽默之处。胡鞍钢、张晓群在2007年又回应了以上商榷意见，进一步论证了“传媒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的观点，修正了权重，重新计算了传媒实力，得出的数字甚至强化了原来的结论。
这次争论对于我们认识国力、思考传播发展的国家战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深入探讨值得推广。在我们看来，胡鞍钢、张晓群的实证方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毕竟还是科学方法，在学理上依然需要得到充分尊重，实证方法对于我们认识未知世界非常有效，从整体上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大有裨益，值得鼓励，至少可以有效克服和避免直观感受型、随感型的研究弊端。其实，他们的另一篇文章《中国传媒普及率追赶的实证分析》主要结论的表述方式“中国已摆脱了传媒弱国的地位，并逐步向传媒强国迈进”，就比之于“世界第二”的说法要留有余地一些，更让人信服。
通过这一对比，我们认为，论争的智慧最关键在于对分寸感的把握和拿捏。毕竟，在这次发生在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争论中，见到了“指标体系”、“矩阵”、“特征根”、“一致性检验”等数学术语，这也是一种让人欣喜的进步。
五、全面盘点：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十大系列
以下我们将对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进行一个宏观的全面盘点，即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清理；根据论争的涉及话题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10大系列：
1、新闻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系列论争
这一系列论争主要有“新闻是否有学”、“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科地位”、“新闻教育”等相关问题，例如，王瑞棠（1996）的《新闻学建设的思考──与李彬先生商榷》的论争，可以归结为这一系列。另外，我们把有关传播学学科研究的论争，也列入这一系列之中，例如，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论争、“传播学即宣传学”的论争。
2、新闻理论探讨的系列论争
这是一系列的问题论争，从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商品性、真实性、人民性、党性、客观性与倾向性关系、新闻与宣传关系、“驾驭事实”等等问题，一直到新闻理论创新等问题的论争，是论争密度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3、新闻业务探讨的系列论争
这一系列基本是产生于新闻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有新闻定义、新闻五要素、新闻散文式、“新闻文学”、深度报道、新闻策划等问题，与新闻理论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论争的参与者除了学院派外，还有大量的新闻工作者。
4、新闻史和传播史相关研究的系列论争
这一系列主要涉及与新闻史和传播史研究相关的论争，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尹韵公（1987）对于范长江报道红军的有关事实和观点，发表了多篇商榷性的论文；还有对有关《大公报》历史的再认识问题等。
5、传媒与司法关系领域的系列论争
这一系列主要涉及新闻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及有关新闻工作的法律问题。这是一个论争相对集中的领域。在这一系列中，有关于暗访和偷拍手段使用的论争、关于媒介审判问题的论争等。
6、广播电视研究的系列论争
关于广播电视研究，不仅有一些是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上有共通性的问题论争，例如，关于“情景再现”手法使用的论争，就与真实性问题密切相关；还有一些是只有在广播电视研究中专门出现的问题，例如，关于声画关系的论争。
7、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介经济研究的系列论争
与媒介经营相关的论争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学术界出现较多的一个领域，典型的论争问题有：关于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报业市场化、新闻商品性与有偿新闻、报业集团问题、新闻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发行方式变革、有效发行问题、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媒介经济学科性质、跨地区媒介经营、媒介融合问题。
8、互联网新媒体研究的系列论争
这也是一个较新的学术论争领域，1994年开始不断引发一系列的学术论争（朱光烈，1994；张咏华，1996），还有关于互联网技术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引发的论争，这一系列论争的焦点话题非常密集，往往与最新的信息技术术语相联系，有时具有全社会性的重大影响，其原因在于互联网这一技术对全球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同时，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9、跨学科相关研究问题的系列论争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出现的问题，也非常具有讨论价值和论争意义。最近的例子如姜飞(2006)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的商榷。当然，在这里最典型的是关于文化研究与传播联系起来时出现的问题，例如在《现代传播》上发起的“文化就是力量”的讨论，尽管其中真正形成观点直接碰撞和论争的文章不多，但确实引人注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吸引了新闻与传播学科之外学者专家的加入。
10、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的系列论争
我们发现，除了对新闻与传播学问题本身进行论争的同时，相当多的论争实际上进行的是研究方法之争、学术规范之争，这成为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一大景观。关于这一话题的论争，非常之多，完全自成系列，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关于信息论、控制论等引入后引起有关研究方法的论争，之后就有关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论争，还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关于学术规范的各种争论，例如孙旭培（1999）先生关于学术规范的长篇论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到近期，就是关于实证研究方法的争论等。
除了这10大系列的学术论争之外，还有一些论争存在，有的较为零星，并未形成系列，还有许多组织性的讨论中，尽管存有激烈争论，但并没有形成严谨的论文发表，只是在停留在会议和口头之上，就不单独列出。
六、分期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四个历史时期
如果需要做历史分期研究的话，那么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史的分期问题恐怕同样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发学术争论的；但如果不作稍微细致的划分，就无法描述其全貌和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以推动学术论争的时代主题为参考依据，粗略地进行了历史分期。当然，某些问题论争蛰伏和延续的时间非常之长，跨越的历史时期甚至超越了我们研究的30年范围；要彻底辨析清楚这些学术论争的因何而起、为何而争、影响何在，并非易事，有的还要追述到更早时期。
在我们看来，这30年学术论争至少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这4个阶段的学术论争呈现的时代特点、讨论话题的差异性、采用的研究方法、运用的语言语汇以及参与的人群特点都有其阶段性特征。
1．改革初期（1978-1984）
在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刚刚从十年文革中走过，这一时期的学术论争的焦点是对于之前“奉之为圭臬”的理论教条和各种“说法”进行一次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比较典型的就是“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工具”的问题讨论，这实际上是涉及到新闻事业性质的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时代背景就在于中国社会已经吹响了社会转型的号角，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要回到经济建设上来，全社会各阶层已经开始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发展的大潮中，所以“肃清”文革之后遗留下的各种“理论”的“流毒”，成为这一时期学术论争呈现出的主要面貌。
这一时期论争的话题除了“报纸性质和作用”之外，还有诸如新闻商品性、党性、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真实性、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政治等宏观层面的新闻理论问题，以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五要素等微观问题，有的问题相互关联着，新闻定义与对新闻事业性质的认定、新闻价值、新闻与宣传关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些问题纠结缠绕在一起，形成较为复杂的论争线索和网络；有的问题实质上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有过论争；有的问题，其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党报理论”的一些观点、文章。因而，有些争论的议题实质上是旧话重提，对于过去新闻理论研究的一种历史复归。所以，在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上，还是延续了部分过去的传统，例如，关于新闻定义、新闻事业性质、报纸商品性的某些论点和思想是发端于复旦大学王中（赵凯，2004）。
这些问题讨论，多数都取得了激发思考、“肃清流毒”的效果，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些论争结果，以论文和教科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教学传承的知识；但是，有的论题没有充分展开，例如，新闻自由问题；有的在学术论争中，无法达成共识，各持一论，比如，新闻定义问题。这一时期开启的学术论争，一直持续到今天，有的问题在最近仍然还见到有学术论文讨论，比如，新闻定义问题（乌琼芳，2007：123-125）；有的仍然持续成为热点问题，比如，新闻真实问题。
表三：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4个历史时期一览表

2．探索期（1985-1989）
随着改革事业向前推进，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时代主旋律已经不再是“拨乱反正”，人们探讨问题的深度，不再局限于新闻学，而是涉及到信息观念、控制论方法、传播学理论引入后的对思想观念和新闻实际工作的冲击，涉及到改革前程中触及的深层问题。例如，只要分析一下《中国新闻年鉴》的“专题讨论综述”的议题内容（表一），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论题，如“新闻舆论监督”、“协商对话”等充分体现了当年政治生活的面貌特征，由于受到当时苏联“公开性”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的方向也朝向政治民主、透明、公开的思路探索前行；对于新闻自由问题和《新闻法》的制定论证的讨论曾经达到过一定范围和层次，召开过专门的会议进行座谈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新闻事业走上快速发展之路，实践中涌现出了许多问题，从而引起了理论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兴趣，他们对于新闻业务中的一些具体业务问题进行过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讨论，在表一中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的论题单，从穆青提出的新闻散文式的问题，到如何看待“广告新闻”、如何增强新闻信息量等商讨性问题，到“新闻文学”等争议性极强的问题，关于新闻业务的争论性意见在当时的各种新闻学专业期刊上，很容易读到。
这些理论和业务问题的论争展示出这个时代的特色，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这一历史时期形成了30年学术史上论争的第一个高潮。人们在学术研究探索中，没有受到后来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一代学人所具有的那种精神上的虔诚和直率，至今依然显得难能可贵。这一点让许多人念念不忘，怀有八十年代情结。1989年出现的重大政治事件，使得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发展在这一年面临一个历史拐点。
3．繁荣期（1990-1999）
九十年代初期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再思考，对于一些现象和问题，相关人士进行了反思，这些问题并未在学术界展开过认真讨论。再对比研究一下《中国新闻年鉴》的“专题讨论综述”的议题内容（表一）在1989年前后的内容，就能发现明显的思路扭转、主题转换、话语转变，讨论的不是具有论争性的内容，而是反思性的内容，从理论上的“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按新闻规律办事”、“如何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到业务上的“新闻选择性与倾向性”的问题讨论，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在1989年后的两三年时间内，新闻与传播学学术论争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文献中能够见到的只有少数几篇论争文章。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整个中国社会走出了“治理整顿”时期，进入改革事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一些问题的学术论争开始出现，并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勃兴，形成一轮新的高潮。这一时期学术讨论形成热点论争的话题非常之多，规模较大，具有更强的时代性，触及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及未来世界潮流的深层问题，参与话题讨论的人数一般较多，学术探讨的开放度较大，有的还吸引了其他学科的学者专家的关注。
有的论争发端于较为宽松自由的学术交往和学术讨论会上，例如，关于“传播学本土化”问题（邵培仁，1999）；有的论争涉及到新技术的革命性影响，例如关于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冲击带来的“化为泡沫”的论争（朱光烈，1994）；有关于文化研究的论争，例如，《现代传播》杂志发起的关于“文化就是力量”的争鸣和讨论，尽管严格意义上，这并不属于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而是涉及到更广大的社会人文视野下的问题；还有大量的论争产生于新闻传播业务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关于主持人问题的论争（白谦诚，1996）。以上这些实例充分反应出这一时期学术论争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在九十年代还有一次具有较大影响的论争是1998年在《新闻大学》引发的一场论争（参见案例八），这次论争的话题涉及面较广，但是牵涉的却基本是老问题老方法，参与的人员均为重量级的学术权威和研究专家，这大致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诸多悬疑问题蛰伏多年后在20周年回顾的关键时候的重演或爆发。这就使得这次论争似乎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在一个侧面提示所有关注者需要平静深刻地反思刚刚走过的这段历程，需要左右环顾、前后打量，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考察。
4．盛世期（2000-2008）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呈现出的特点是集中论争的热点性问题的数量渐趋减少，显示出学者专家讨论的问题相对比较务实和趋于理性，但论题的学术视野有所拓展，思路更为开阔，学术研究更注重在方法上创新。这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研究氛围的相对宽松，该谈该争的问题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同行交流中，就基本消化掉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论争场面。
当然，在一些实践层面的问题上，还是不断形成小规模的新的论争焦点，例如，关于隐性采访、偷拍手段的实施和采用的法律问题及伦理问题，个别案例引发的有关职业伦理道德的讨论和争议，乃至使得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当然，这一时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大体上还是在延续了原有的论争系列，有的是在问题的层面上进一步深化，有的究其实质，还是旧话重提，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
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些其他学科学者的参与，加入到了某些议题的争论当中。例如，关于中国传媒实力强弱的论争，就是因为经济学和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等人的一篇论文而起，引起新闻和传播学研究者的质疑，这次论争显示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新动向，就是媒介问题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一些复杂数学模型和数学术语开始出现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论坛中。
在论争工具上，新世纪出现了新的传播方式：网络传播。一些学术研究站点，成为富有思想原创力的阵地。由于互联网工具的便利性，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交往的频率加快，一些海外学人积极加入到中国大陆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当中，例如，赵心树（2007）就学科建设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等问题的商榷。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代的主旋律早已今非昔比。这是一个中国和平崛起、和谐对话的时代，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自然，入世问题也成为论争的议题（潘玉鹏，2002)；中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越来越具有民族自信。在学术上要求对接国际规范，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对话，成为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如何推进学术交流，特别是富有成效的学术论争，成为新一代的学人共同努力的目标。这样，我们的学术论争不仅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还可以在世界学术论坛上展开。
纵观30年发展历史，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可以说是与时俱进，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协调一致地向前发展，学术论争在学理的层次上总体是逐步深化、递进的，参与论争的中国学者的国际视野在逐步开阔，在论争的规模上出现了两个显著的高峰时期，相当多的理论问题由于充分争鸣得以澄清和突破，但还有少量的理论问题仍未充分展开，绝大多数的业务问题都得到充分论争，并在实践中产生深远影响。
七、理论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几个特性
下面我们来总结归纳和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规律何在？在30年学术论争中有哪些特征？我们经过思考，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显著特性：
1．话语时代性
新闻与传播研究学术论争的话语，一般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实践活动密切联系，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潮流紧密相联，具有时代特色，与时俱进。例如，在1980年大家论争的典型话语是“拨乱反正”、“阶级斗争工具”（徐培汀等，1980）等；到了1980-1986年关于“新闻与宣传”关系论争（杨思迅，1986）时，话语就逐步转变成“宣传规律”、“新闻规律”、“信息”等；而到了1993-1994年，就出现了“市场经济”、“商品性”的话语；再到1994-1996年，在学术论争中就出现了“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的词汇，完全直接译自英语；一直到了2004-2007年，论争的话语中出现“传媒实力”、“中国崛起”。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语词、语汇的时代变化，折射出我们这30年来的时代变迁，每一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话语。
2．议题相关性
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议题之间，实际上具有非常紧密的逻辑关系。例如，在《中国新闻年鉴》的“专题讨论综述”中，关于新闻定义的讨论是放在第一的位置，自有其道理，这是一个基础性的论争。不同的新闻观念和理论角度，对于新闻就会给出不同的定义，反之亦然；因而其他的一些论争往往与之牵连、密切相关。举凡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与宣传等议题都涉及新闻定义论争。
再如，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论争，既是一个理论上的，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因而，在论争过程中，也是在多个层面及多种意义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极具复杂性。在理论上，有对“本质真实”、 “宏观真实”的提法的争议；在实践中有许多实际问题惹起激烈争论，归根结底，实际是在争论新闻真实性问题，例如对“广告新闻”、“策划新闻”提法的争议，例如，高延华（1996）和何光珽（1997）对华惠毅（1996）、周胜林（1997）“驾驭事实”的说法的质疑，如对新闻摄影中的“摆拍”、电视传播中的“情景再现”手法的质疑等等。这些议题由于其内在的逻辑相关性，在现实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论争格局。
3．学术生产性
只要有论争发生，持论者至少要2位，至少要发表出2篇甚至是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实务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从而带动参与者和相关专家学者积极研究问题。论争性的问题往往会激发起论者的强烈兴致和内外压力，去查阅经典著作、寻找论据资料，从而推动学术的生产，在这30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新闻策划”问题的论争。
这一论争与其他学术论争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强大的知识生产性，即以此为论题，促进了新闻传播学相关业务和理论的研究和知识生产，在论争和探讨中，发表出成百上千篇文章和研究论文。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地毯式的文献搜寻策略，通过“篇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新闻策划”的论文，从1994到2007年总共检索到943篇（表七）。
表四：篇名含“新闻策划”的论文数量年度统计表

或许是因为这一议题大致是中观的，既与理论相关，又来源于现实，恰好位于一个知识交汇的枢纽上，这就使得关于这一论题，大家都有话要说，有理可说，而且大概还会继续研讨下去。
4．参与个人性
学术论争的参与者往往具有其独特的个人特点以及学术旨趣，会影响到论争的内容、方式和结果。在考察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重复出现的名字，这些人或许具有更大兴趣参与到论争当中，或者具有某种学术上的资质、特点，经常出现在商榷的圈子之内，并且以北京、上海学者为主。
借用经济学思维，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商榷指数”和“被商榷指数”的概念来描述刻画，用发起商榷的次数作为“商榷指数”，用引起别人商榷的次数作为“被商榷指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某些有意思的规律。有的学者“商榷指数”较高，例如，徐培汀先生，主要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领域；有的“被商榷指数”较高，例如，朱光烈先生，基本是在文化研究和广播电视领域内；有的两者都较高，例如，喻权域先生，在新闻理论和政治领域；有的在未成名的时候，“商榷指数”较高，在成名后，就出现了“被商榷指数”，这主要是与个人学术成长有关；有的是同样的持论者，在同一个论题的前期研究中是“被商榷指数”增加，后来反而“商榷指数”增加，这主要与同一论题随着时代变化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除了以上分析的4个特性外，还可以总结出更多的特性，例如，影响长远性，实践互动性，内容丰富性等，限于篇幅就不展开了 。
八、伦理讨论：关于学术论争的伦理规则和道义价值
下面有必要来探讨这些年学术论争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事实上，在一些商榷文章和论争中都涉及到这一根本性的“道德底线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既有一些值得欣喜的成绩，又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遗憾之处，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1．雅量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更高明的论争智慧
在检视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年来，中国大陆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和发展，在整体上，学术论争的基本伦理规范的自觉形成和维护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形成过2个学术论争的高潮时期（各有5年），一个是八十年代中后期（1985-1989），另一个是九十年代中后期（1994-1999），这一现象的出现就很有说服力。在许多学术商榷和论争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学者秉持了应有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表现出大度雅量，展示出宽容胸襟，让人佩服甚至感动。例如，在关于中国传媒实力的论争中，胡鞍钢、张晓群（2007）在回应黄旦、屠正锋（2006）那篇带有反讽意味和杂文笔法的文章时，态度谦虚和诚恳，在结论部分强调的是自己“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设想”。文章最后说：
“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在首次被提出时可能是粗糙的、站不住脚的，甚至是危险的。除了需要有基于其最终价值而存活下来的机会以外，它们还需要有通过自由的批评来获得发展的机会。”（新闻自由委员会，2004，P8）我们非常感谢黄旦先生和屠正峰先生提出富有价值的批评意见。此文是我们对传媒实力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希望黄旦先生、屠正峰先生以及各位学界同仁给予更多的批评指正。
我们看来，不论观点对错与否，这种学术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价值，这种从容论道的分寸感就是一种更高明的论争智慧。
2．伦理缺失往往会导致学术论争的失衡断裂
当然，在学术论争中出现的伦理问题也有，主要表现在对于学术论争本义理解上的偏颇或不足，以及在实际的论争过程中，当自身陷于各种预料之外、让人尴尬或不愉快的情形时，缺乏必要的克制和精神上的超越，出现情绪化的反应，造成论争过程的失衡、断裂或情绪失态等等。另外，我们在一些论争的文字中，常常能发现一些“不宜”的字词，这些字词往往会恶化论争的内外氛围，导致结果走向与初衷相反的那一面。
在我们的研究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论争败局——关于《e传播周刊》上的一场没有展开的学术论争，由易速利就明安香的一篇获奖论文《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进行点评而引发。尽管它发生在2001年，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却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启发价值，如果当时易速利先生能不用那些“不宜”的字词点评；如果主编要求易速利先生发表严谨的有观点性的论文而不是点评；如果主编要求双方参与者至少将容易伤人的字词句排除掉，否则不予发表；或许就不至于发展到最终那样一个局面。
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案例还不在“学术论争”的概念框定范围内。但这一论争败局，事实上启发了我们，任何有效的学术论争，如同在一个双向的通道上需要同时开启学术交流、伦理规范两道大门，才能通过。我们遗憾看到的一幕是：学术交流之门甫一开启，伦理规范之门却已闭索了。
3．学术论争的道义收获同样非常重要
1998年《新闻大学》关于《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一文的论争（喻权域，1998）具有许多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在学术论争的伦理探讨中，具有深刻的启发价值。
这场号称为北“仗”南“打”的论争，在思想交锋反复几个回合后，双方在论争中似乎都感到了巨大压力，都不约而同提出了学术论争的道义价值和伦理要求，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宝贵的，甚至是最有成果价值的精神收获。例如，喻权域提出的“诚实”、“理性”；刘建明提出的“求实”、“求真”，并且引用了“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宪法赋予你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1999：9）的说法；姚福申提出的“在论辩中难免对别人的见解产生误解和曲解，完全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加以澄清”（1999：16）；当时的一位学生孙学宝（1999：92）在写给“姚老师”的信中说：“在与别人商榷时，一定要以理服人，切忌以势压人”，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道义要求，也是学术论争的一个应当遵守的规则。
在《新闻大学》2000年春季号上，时任该刊编委会主任的陈桂兰在《抓住“现在”辛勤耕耘》的卷首语中提到了该刊编委会的一致性意见：
大家认为创新是学术探讨的生命，有争辩才可能有发现，死水一潭为新年华、新世纪忌；当然，学术论争亦要有学者风范，心平气和，据理力争，切不可因观念不同而伤害对方。这样，既团结同志，别人也看着“有劲”，就会积极参与了。
这一大家的看法，总结了这场学术论争的道义价值和伦理收获，对于其他的学术刊物办刊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在我们看来，学术论争的本质是思想交锋，是就共同认可的论题进行意见交换，是就学术问题本身涉及的概念、事实、数据、观点等要素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学术论争不是政治的较量，不是学术话语的权力争夺，也不是智力的竞赛，不在于争名争气，不在于说服对方，也不在于统一思想，其基本的逻辑根植于对学术本身的敬畏，对论者人格的尊重，对论者说话权利的捍卫。即便在论争中出现了误解曲解和情绪化语言乃至口角争执或其他让人不愉快的情形，论者都需要保持克制，遵守伦理规范，这实际上比学术规范更为根本。
九、结论和结语
我们已经大致考察了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的历史过程，其实，这些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之中交织着新闻改革事业和各项传播业态的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矛盾现象，这些现象中可以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变化和我们所处时代全球发展的脉搏。我们通过“学术论争”这一视角看到的只是其中之一小部分而已，在研究梳理写作过程中，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人类历史反复证明：每当人性受到禁锢，自由发生危机，创新就处于停滞状态。一旦人性获得解放，自由重返社会，人类的创造发明就层出不穷。在即将结束我们的探访之旅的时候，回首过去，我们首先应该感谢这个时代，30年在人类历史上犹如弹指一挥间，但这30年中国大陆所爆发出的学术能量，可谓是惊天动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学术自由得以保障，学术禁忌得以打破。
在这次探访之旅中，如果对中国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30年学术论争进行仔细盘点，我们可以得到一张英雄榜，例如，最值得尊敬的论争者，最值得一读的论文，最有影响力的论争话语等等；然而，其实每个关注于此的人可能都会罗列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榜单；所以，就把这个结论交给读者去做吧。
A Historical Review of Academic Debating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Mainland China (1978-2008)
Shao Peiren, Liao Weimin
（Communic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landscape of academic controversy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can be vividly described as a Chinese Saying: “Competitive Shining Stars in the Sky”, since the mainland China launched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from 1978 and numerous scholars were appeared. The process generally experienced 4 periods: (1) the “Reform” beginning period (1978-1984); (2) the exploring period (1985-1989); (3) the prosperous period (1990-1999); (4) the raising period (2000-2008). Based o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it is categorized 10 series of academic controversy. The underlying logic shows that the booming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rely on the Freedom of Academic, and Academic Debating can generated knowledge and demonstrate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of scholar. Any successful academic controversy should be followed by basic ethical rules, and sometimes the academic tolerance is a competitive wisdom of debating.
Key Words: Academic Controversy,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eedom of Academic, Academic Ethics, Historical Review
——原载《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1期
[注释]
[基金项目] 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廖卫民，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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