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一 -杨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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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毁可誉的另类人群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一
中国这个超稳定的社会，实际上主要是由两个体系支撑的，一是权力体系，一是伦理体系。这两个体系，被董仲舒统一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既是权力体系，同时也是伦理体系，但它主要彰显的是权力的强迫性和绝对性，君对臣拥有绝对权力（这其中也隐含了臣或官对民拥有绝对权力），父对子拥有绝对权力，夫对妻拥有绝对权力；五常，是依附于权力体系的伦理体系，它以道德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进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恪守伦理的自觉性。
通过这个权力、伦理双重体系，中国人基本就被一网打尽了。然而，百密一疏，商人却时常会成为实事上的例外。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商人始终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根据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做的考证：“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管仲）。”另据《国语·齐语》记载，管仲还曾说过：“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语言杂乱），其事易。”显然，当时的为政者不仅把商贾定位在了四民之末，而且试图对他们严加限制。事实上，这种定位本身即隐含着深刻的矛盾。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因而争相招挽，以使“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就连把商人安排在四民之末的管仲，也是通过大兴盐海之利把齐国的经济繁荣起来，才让齐桓公有资格争霸天下的。或许，也正是由于管仲对商贾的了解，才清楚了他们的“利害”。
在中国，“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司马迁曾经写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也就是说，子贡坐着四马并辔的车子，带着束帛作礼品，到各国走访，享受诸侯的宴请。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即“分庭抗礼”。）司马迁又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说句不好听的话，孔子的名声所以遍布天下，都是子贡人前人后吹嘘的，这就是得财势之助，而使孔子的名声“益彰”。
在中国政治文化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古代社会，商人就成了一个让统治者十分头痛的群体。任何君主都不喜欢“分庭抗礼”，更不希望商贾凭借自己的财富形成声势。他们尤其担心，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于是，商贾必须成为“贱商”，必须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是将其政治权力边缘化；锱铢必较，无奸不商，是将其在道德伦理方面边缘化。
扭曲的历史环境，培养了畸形的、缺少精神支撑的中国商贾，使他们成为可毁可誉、面目模糊的另类人群。
商人，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贩卖商品从中获取利润的人。这是一种不含褒贬，中性客观的身份描述。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商人”这个词自它诞生那天起，其实就已经隐含了政治歧视的内容。
文史界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商人作为一种职业称谓，始于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公为了巩固政权，禁止殷商族人参政，只许经商，“商人”之名，即由此出。对当时的情况，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商人拥有优厚之田园而不得作政治活动，愚拙者固务其农耕，才俊之士不安于保守，则起而服贾，仗其财力，比于封君，亦得与政权相抗衡。此商人之所以多为贾人，贾人号为‘商人’也欤？”（《商人释名》）也就是说，商人，是“以一代人之名为一类人之通名”。
周人开创了歧视“商人”的先例，从这以后，历朝历代的为政者纷纷效仿，对商人进行各种限制。
《史记·平准书》：“（汉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史。”从司马迁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汉代不仅沿袭了禁止商人从政的旧例，而且连“衣丝乘车”都不行了，从此也就彻底杜绝了“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的可能，这是“辱”。而更严厉的是“重租税”的抑商政策，这是“困”。
到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５９６年）也曾下诏规定，工商不得仕进。唐制工商杂类不得预于仕伍，“依选举令，官人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旧经职任，因此解黜，后能修改，必有事业者，三年以后听仕。其三年外仍不修改者，追毁告身，即依庶人例。”(《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卷四三《职官志》)按照这个“选举令”，不但工商不能入仕，连已经入仕的官人同居大功以上人员的亲属，也不许经营工商业了。在宋朝，“工商异类”与孝服未除、僧道反俗者一样，都不能混入举子试。“工商异类”，这个称号本身即满含歧视与偏见。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像商人这样遭受过如此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种打压在本质上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与现实生活充满矛盾的。早在汉初，著名政治家晁错就曾经说过：“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论贵粟疏》，见《汉书·食货志》)这种现实生活与权力、伦理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具有破坏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老百姓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早就看穿了权力、伦理体系的虚伪性与欺骗性。所以，尽管在正统话语体系里经商做买卖是让人轻视的，可实际上几乎人人都喜欢经商，也会经商，就连那些农夫村妇也要时不时地挑着担子、挽着篮子去赶集交易，赚点正常收入之外的“活钱儿”。全民经商，是不被官方史家承认的另一种民族传统。
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工商繁荣与捐纳制度的出现，虽然对商人入仕有了许多松动与变通的办法，但是，官方主导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层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由于这种历史性的边缘化，使中国商人始终未能培养出自身特有的职业精神与道德操守，而一代又一代相继发迹起来的商人们，则轮番处于一种“暴发户”的状态。尽管明清时代的各大商帮试图主动依附传统的伦理体系，自命“儒商”，并以“信义”相标榜。然而，从本质上说，他们所依附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力体系。无论是以仕进为目标的“捐班”，还是官商勾结以寻求保护，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在同一时期的英国，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
无论如何，正如管仲在数千年前所发现的，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中国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历史，不仅造成了政治经济的全面停滞，彻底阻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且逐渐引发了社会伦理体系的崩溃。因为，专制政体始终无法解决“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现实矛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下，中国的商人们或许有过暴发的狂喜，却很难感受到这种职业带来的光荣与快乐。谁是经商从政的鼻祖？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二
经商从政的鼻祖当仁不让的是吕不韦。
吕不韦，阳翟（一说濮阳）的大商人，贩贱卖贵是他的谋生手段，也是他的特长。在他眼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谋利的商品，其中也包括“人”。一次，他去赵国的都城邯郸贩货，偶然见到了秦国的人质异人（即子楚，秦始皇的父亲）。这次偶然的相遇，让他发现了一个重大商机，回家之后，便和父亲有了这样一段大胆得令人吃惊的对话：
（吕不韦）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何？”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先秦，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尚未确立以前，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想像力的时期。无论是王公贵胄、文武之士，还是布衣商贾、山野村夫各展才智，都不乏奇思妙想。“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吕不韦把一个商人的想像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他第一次见到子楚这个活生生的人，就说了一句赤裸裸的商业术语：“此奇货可居。”
其实，在秦国太子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里面，子楚应该算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他母亲夏姬不受宠爱，他本人被外放到赵国当人质，当时秦国又不断对赵国兴兵攻伐，更让他身处窘境。这种窘境不仅是政治外交上，还有经济上的。司马迁说他当时的境况是：“车乘进用，不饶，居困处，不得意。”
正是由于子楚“不得意”，吕不韦才有了做成这笔“大买卖”的机会。机不可失，他主动去游说子楚了。吕不韦不仅有想像力，还有几分幽默感，他和子楚的这场交易，在看似玩笑之间开始了。
身为布衣的吕不韦对子楚说：我能让你光大门庭。
子楚一听就笑了，讥讽道：你还是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
吕不韦说：你有所不知，我的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之后才能光大。
就这样，吕不布与“奇货”子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开始了“立国家之主”的商业投资。这项投资计划的启动经费是“千金”，吕不韦交给子楚五百金，让他改善生活环境，结交天下宾客；他自己拿着五百金，买了些奇珍异玩，直接奔秦国去讨好华阳夫人了。
华阳夫人是安国君的正夫人，深受宠幸，却没有儿子。吕不韦利用她没有儿子这个心病，乘虚而入，通过她说动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嗣。从此，子楚从安国君的二十多个儿子当中脱颖而出，成了秦国的合法继承人，而吕不韦“立国家之主”的庞大商业计划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有两个女人在这场交易当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华阳夫人，另一个就是吕不韦的宠妾，后来成为太后的赵姬。
子楚这人平庸而好色，一见到赵姬就被迷住了，涎着脸求吕不韦割爱相让。最初，吕不韦非常愤怒，可转念一想，为了这个“奇货”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投进去了，绝不能功亏一篑。结果他出于商人的本性，连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作为本钱押上了。赵姬隐匿已经怀孕的事实，成了子楚的女人。赵姬生下儿子，取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子楚因此立她为夫人。
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死，太子安国君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一年后，安国君也死了，子楚继位，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经过长线投资，这笔“立国家之主”的买卖果然获得了暴利。
子楚（庄襄王）在位三年，年幼的太子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即有万人之多。
“立国家之主”虽能赢利无数，却也是个十分危险的买卖。随着秦王政渐渐长大成人，这种危险性也在不断加强。始皇九年，太后（赵姬）与嫪毒私通事发，吕不韦受到牵连，险被秦始皇诛杀。从此，吕不韦的运势开始急转直下，先是被免去相国职位，后来又要逼他全家离开食邑河南迁往蜀地。吕不韦见大势已去，最终在惶惶不安中饮鸩自杀。
作为一个商人，吕不韦或许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政治家，吕不韦是失败的，甚至不得善终。无论作为商人还是政治家，他都是一个极端缺乏道德感的人，所以司马迁说他是孔子所定义的那类“闻”者，是色仁行违，大奸似忠的佞人。
吕不韦和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样，并不真正关心道德操守，也不可能完成个人道德提升。但是作为一名商人出身的“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政治上，主张君道虚，臣道实。他说：“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在君权专制的社会，“虚君”是士农工商的共同愿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最优秀分子追求的共同目标。俗话说官不扰民，民自富。君权与官权，一直是中国人的压迫者。
在经济上，主张尚农的同时鼓励工商，以致在当时秦国的工商业者“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荣誉。
在文化上，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了《吕氏春秋》。这部著作的产生过程虽然有点像目前政府花钱搞的文化工程，却不失为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反映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史料，都已经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遗产。
在吕不韦以商业操作“立国家之主”几十年之后，改朝换代的手段被楚霸王的“取而代之”和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全面取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暴力、血腥、屠戮的野蛮轮回！谁是弃政从商的先贤？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三
弃政从商的先贤，当算辅左越王勾践称霸诸侯的范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都对他有过生动的描述。他先是作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军事家出现的，后来他又摇身一变成了杰出的商人。这种人生角色的完美转换——用现在时尚的说法是所谓的“华丽转身”，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凤毛麟角，就是世界历史人物中也不多见。因此司马迁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
提起卧薪尝胆的故事，一般人想到的往往是越王勾践，进而夸大其所谓隐忍的意志力。其实，主导整个故事发展方向，并且最终使它有个圆满结局的，却是足智多谋的范蠡。如果没有范蠡、文种两人左辅右弼，漫说是“尝胆”，就是勾践一辈子把苦胆当饭吃，也不可能战胜吴王夫差，更别说称霸诸侯了。司马迁是目光锐利的历史观察家，也是叙事大师，在《越王勾践世家》里，范蠡一出现，就突出了他的睿智。
勾践继位的第三年，他听说吴王夫差日夜练兵，要来报两年前的杀父之仇，便想先发制人，主动兴兵伐吴。范蠡极力劝阻，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可勾践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自取其辱，兵败夫椒，被困会稽山。事到如今，勾践才没了主张，不得不回过头来向范蠡问策了：“因为不听你的话，落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范蠡告诉他：“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先用谦卑的言辞、厚重的礼物，如果不行，你就以身相许，主动去给人家做随从。对范蠡的话，身陷危局的勾践再也不敢怠慢，立刻打发大夫文种去吴国送礼求情了。而范蠡那简单的两句话，成了后人所说的“定倾危之计”。
范蠡、文种作为勾践身边的两位重臣，“苦身勠力”二十余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尽雪当年会稽山之耻。对越王勾践和大夫文种来说，算是功成名就了，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他们生命中最光辉的顶点。而对范蠡来说，这不过是他人生转型的开始。
在多如繁星的著名历史人物当中，并不缺乏越王勾践这样的“明君”，也不缺少大夫文种这样的能臣。然而，如范蠡这般对君主的残暴本质有着穿透性认识，因此能够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核心，同时，又对人生有着积极的追求，因此退隐而不避世，转战商场，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复合型人才却是十分罕见的。
范蠡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奇人。他出走后，时而自称“鸱夷子皮”，时而自号“陶朱公”隐姓埋名，都为他的后半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传奇色彩。
范蠡那次急流勇退的出走，实际是躲避杀身之祸的逃亡。就此，司马迁通过范蠡写下的两封信，让我们看清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在勾践称霸诸侯之后，范蠡也成了上将军。然而，“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于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他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越王勾践的，核心内容是“臣请从会稽之诛”，说白了就是主动负担当年勾践受辱会稽山的责任，要求勾践按照“主辱臣死”的逻辑杀了自己。他当然并不想死，不过试探勾践罢了。而勾践的回复表面上看似对他敬重有加，其实已经含了杀机：“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有史以来，普天之下，哪个君王肯与自己的臣子分享国家，共有政权？若此，还称什么“孤”，道什么“寡”？显然，“分国而有之”是假，“将加诛于子”是真。范蠡一听这话，急忙收拾细软，带上家人亲信“乘舟浮海”，落荒而逃了。
范蠡安全到达齐国之后，变名易姓自称“鸱夷子皮”，然后他又发出了第二封信，这封信是写给昔日同僚大夫文种的。他对文种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子何不去？”文种见信后，没有像范蠡那样在第一时间出逃，而是“称病不朝”，结果被越王赐死。文种以自己的死，证明了范蠡的断判，也造就了“兔死狗烹”这句著名的成语。
在刚刚说过了“狡兔死，走狗烹”之后，紧接着，范蠡又为后人留下了一句成语：计然之策。从“兔死狗烹”到“计然之策”，揭示了范蠡人生转型的内在逻辑。
计然，相传是范蠡的老师，曾提出过“六岁穰，六岁旱”的农业循环学说和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当初越王勾践受困会稽山，任用范蠡、计然管理经济，修之十年而国富。
在看清了“兔死狗烹”政治前景之后，范蠡满怀感慨地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计然之策，可以富国，也能兴家。过去范蠡已经将其行之于国，现在，那个国家再也和他没有关系了，他要将其行之于家了。从此，计然之策在汉语里成了生财之道的代称。
在《越王勾践世家里》，司马迁先后两次把“苦身戮力”这个词用在范蠡身上。前一次是这么说的：“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而后一次则是这样写的：“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同是“苦身戮力”，前一次是为越国为勾践，后一次是为家为自己。
以范蠡的智慧，再加上一番“苦身戮力”的经营，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十万”。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刚刚过上安定富足的日子，麻烦又来了。“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接到这个消息，自然很有几分得意，而更主要还是对官场的恐惧，所以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赶紧退还相印，散尽家财，随身只带了些珍宝，又一次走上了逃亡之路。
这回范蠡把自己的隐居地选在了陶（山东定陶）。与那次从越国匆忙之间“浮海出齐”只顾逃命不同，他此番选择隐居地又多了一层生意上的考虑。在当时的地理概念里，定陶是天下的中心，也是万商云集的贸易枢纽。范蠡认为在这里落脚谋生，可以迅速致富。于是他自谓陶朱公，再次艰苦创业，父子一道耕垄亩，牧养牲畜，同时贵出贱取，“候时转物”，以逐什一之利。没多久，他又成了家资巨万的富翁。过去的范蠡、鸱夷子皮，如今又以陶朱公的名字广为人知了。
范蠡住在定陶期间，曾经有过一段安稳舒心的日子，还在这里生下了自己的小儿子。可这小儿子刚刚长大成人，他的二儿子却因为杀人被囚禁在了楚国。范蠡说：“杀人偿命，理当如此。但我也听过‘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的说法。”便打算让他的小儿子带上千镒黄金，前去探视，以便伺机相救。正当他小儿子将要出发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来了，闹着非要代替小弟弟去楚国。范蠡不肯，大儿子便以自杀相威胁。他自以为是家中长子，这么大的事，父亲派小弟弟出面是看不起他，驳他的面子。见儿子要自杀，当母亲的急了，说道：“让小儿子去，也不见得就能救活二儿子，倒先把老大逼死了，这可如何是好？”无奈之下，范蠡只好同意长子去楚国。他给住在楚国的好友庄生写了一封密信，又反复叮嘱自己的长子：“你只需把这千镒黄金交给庄生，任其处置，无论如何不要与他争辩！” 范蠡长子匆匆上了路，临行前，还自作主张多带了数百镒金。事后证明，这个好自作主张的长子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自从离开越国之后，范蠡一直小心翼翼地躲避权力的威胁与诱惑，只求以普通商人身份获得平安富足的生活。然而，权力的阴影始终是无处不在的，是任何人都无处逃遁的。他儿子被楚国囚禁之后，迫使他不得不再次向权力靠拢。不同的是，他过去贵为卿相，是权力的操控者，现在则成了布衣商贾，只能以财力抵御权力了。
庄生住在城墙下的一间陋室里，周围杂草丛生，看上去十分寒酸。他收下朱公长子带来的信件和千镒黄金之后说：“你快走吧，切不可在楚国逗留！即使将来你弟弟被释放了，也别问为什么。” 喜欢自作主张的朱公长子并没有按照庄生的吩咐行事，他不仅留在了楚国，还用私下带来的那数百镒金贿赂当地权贵。
庄生虽居陋室，却以清廉正直闻名，在楚国备受尊崇。他本意也没想收受朱公的钱财，打算事成之后再退给朱公，表明信誉，所以才对妻子说，这笔钱不能动，早晚要还回去的。
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和平年代，文人们左右君王的手段实在有限，所以才制造了耸人听闻的“天道”。庄生营救朱公的儿子，借助的还是“天道”。他到宫里对楚王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星宿异常，怕是对楚国有害。楚王问他破解之法，他说只有广施恩德才能免除灾害。楚王马上说，你放心吧，我将行德政。楚王要行的德政，就是大赦天下。很快，朱公长子就从楚国的权贵中间听到了这个消息，心里暗想，如今楚王要实行大赦，弟弟自然会被释放，那一大笔钱就算是白送给庄生了。越想越心疼，忍不住又跑去找庄生了。庄生见到朱公长子很是吃惊，问道：“你还没走呀？”朱公长子说：“没走。当初我是为救弟弟来的，现在弟弟要被自行赦免了，特来向先生辞行。”庄生一听就知道他是讨钱来了，告诉他钱在内室放着呢，原封未动，让他自己去拿。朱公长子也没客气，进去就把钱拿走了，还暗自得意。
庄生觉得被个后生小子耍了，恼羞成怒，再次入宫见楚王。他指责权贵们收受朱公的贿赂，而楚王大赦天下的德政其实也只是为了对朱公的儿子法外施恩。楚王一听，怒不可遏，命令先杀了朱公的儿子，然后再行大赦。
结果，朱公长子是带着弟弟死去的噩耗离开楚国的，此外，还有他从庄生家里追讨回来的“千镒黄金”。
这是一次失败的营救。从本质上说，也可以归结为财力对抗权力的失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权力永远是不容挑战的。但是，在正常状态下，财富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也并非是毫无作为的。我们来看看朱公就本次事件所作的剖析：
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首先，他早就预见到了长子会害死弟弟，因为长子太小气，太吝啬，关键时不肯舍财；其次，他也并不因此埋怨长子，这孩子从小就跟着他为了谋生四处漂泊，吃苦创业，自然会把钱财看得很重，而最小的儿子则完全不同，生下来就是富家公子，习惯了奢华的生活，不懂赚钱的艰难，当然就会仗义疏财；所以，他认为今天这个结果是必然的，自从长子踏上去楚国的旅程那天开始，他就等着丧子的噩耗了。朱公的这番话大约可以使我们引伸出这样的结论：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以财力对抗权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要不舍血本。
在条清缕析地说明了二儿子被处决的原因之后，朱公还有一句话特别值得体味：“事之理也，无足悲者。”真正的智者能够克服悲伤，自然也会对快乐采取超然的态度。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即产生了一批原创性的思想家，星斗璀璨，也出现了许多勇于从事社会实验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及善于“治生产”的富商大贾。
司马迁是最早对商人给予公正评价并且为他们著书立传的史家。他说,无论是高居庙堂的“贤人”，还是守节隐居的文武之士，以及游走于市井的商贾，追求财富是“人之性情”，他们本质上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官商勾结，暴发户的变态人格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四
随着秦统一中国，特别是在汉代开始推行严格抑商政策之后，“商人”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骤然消失了。我们再也没看不到范蠡、白圭、吕不韦这样的经典人物。然而，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特殊群体，他们始终存在着。他们的整体形象，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被重新定位、塑造、解读。到了宋明时期，商人开始“艺术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或是卑贱的贩夫走卒，或是无耻的暴发户。
城市发展与商业繁荣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顾颉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西汉都会户口》，其结论是凡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必然商业发达，反之亦然，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北宋时，中原的核心城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商业的繁荣也达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汉时京兆尹长安，官方统计，户八万零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北宋时开封府，官方统计，户二十六万，口四十四万，而据民间估计，东京新旧城内男女老幼应该有六十七万之众，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会。因此，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才组织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画家创作《清明上河图》，要形象地反映当时京城的繁华盛景。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除了有许多学术专著受人推崇的之外，还创作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其中反映的就是《清明上河的图》创作过程。
从题目上说，这幅长篇画卷所以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意“清明在躬”，只表现城中的意象，并不局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这个皇家钦定的创作班子经过更换主持人，最后选定了翰林学士张择端，并且明确了主要反映的三大内容：京城近郊乡野风光、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其中，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所表现的都是商业的繁荣。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贸要道。从画面上看，河道里船只往来，首尾相衔，纤夫、船夫各尽其能，协力并进；码头上货船抵岸，挑夫、脚夫一片繁忙；河道两侧，虹桥拱立，人烟稠密，茶馆、摊档、饭铺生意兴隆……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之交通便利，北宋时的京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此，开封的街市被当成了整个画卷的主题篇幅。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层层铺展，只见屋宇鳞次栉比，茶楼酒肆、缎庄布坊、牙行脚店、屠户肉铺、庙宇公廨等等一望无尽，飘扬的招旗下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拥挤的马路上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好一番太平盛世的市井风情。
然而，这一片让人目不暇接的热闹表象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呢？这些沉沦于市井的贩夫走卒，以及茶楼老板、酒店掌柜所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商人主体形象吗？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图画是沉默的，它只向人们呈现当时的生活景观与人物形状，拒绝回答任何画面以外的问题。他们也许活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许正满腹忧思，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对客人们强作欢颜。
事实上，商人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之后，他们便集体失语了。同时，他们的形象却因为《清明上河图》、《金瓶梅》这样的艺术作品变得“生动”起来。他们脱 离了史学家的视野，却成风情艺术家的重点观察对象和表现对象。《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了宋时普通商人奔波劳碌、街头议价、开门揖客的外在生存特征，《金瓶梅》则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提供了可能。小说当然不是信史，况且它成书的时候已经是明万历年间了。但它毕竟是以那个时代为摹本创作的写实主义巨著，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再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夸张的，甚或是扭曲的，但它往往能够让我们深入窥探到他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由皇家垄断历史的民族，若想了解过去的真相，往往是看信史不如看野史，看野史不如看民间话本。而对于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更是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金瓶梅》这样的话本也是官方的禁书。从它成书那天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只闻其名，无缘其书。至于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人们主要是通过另一部小说（话本）《水浒传》对他们加以认识，进行角色定位的。
《金瓶梅》作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奇书”，它为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性学的，甚至有人通过书中提到的食品和食谱研究中国人的饮食，通过书中人物的穿装打扮研究宋明时期服饰……它是一座以小说的形式留给后人的文化墓葬，让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发掘着它所蕴含的丰富价值。(未完待续)
透过《金瓶梅》，看商人的“发迹史”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五
笼统性地说，西门庆是个花花太岁，有钱，有势，爱玩也会玩女人。批判性地说，西门庆是个恶霸商人，依仗财势通吃黑白两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结论性地说，他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暴发户。
在君权、官权主导一切，法律完全丧失公信力而道德又彻底沦陷的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暴发户？恶棍，西门庆这样的恶棍。
关于西门庆的身世，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介绍的并不多。他刚一出场——也就是他和潘金莲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万历本的《金瓶梅词话》是这样写的：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生药铺。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在这聊聊数语间，大概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当他仅仅拥有一间生药铺的时候，人们只把他看作“破落户财主”，一个“浮浪”的小商人；由于他的生药铺就开在“县门前”，使他有机会时常接触县里的官吏，从而也就有了“在县里管些公事”的机会，而他经管的所谓“公事”，说白了就是充当贿赂官吏的中间人——“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在上面那短短的几句话里，两次说到他“近来发迹有钱”，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原因——勾结官府，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结果——人们再也不敢叫他“西门大郎”了，改叫“西门大官人”了。总之，他仅仅是个小商人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浮浪子弟”是蔑视的，在他与官府勾结起来之后，顿时“发迹”了，“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是生药铺小老板西门庆发迹的第一阶段。
即使“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时的西门大官人也只是个官府的帮闲商人，财与势都还有限。但经过长期“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他已经看清了权与钱、官与商的关系。于是，他的发迹史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西门庆两次“谋财娶妻”，先娶孟玉楼，后纳李瓶儿。孟玉楼原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去贩布死在外地”后，她成了有钱的寡妇。“手里有一分好钱。……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她）也有上千两。”经薛嫂从中说和，她做了西门庆的第三房妾，其财产自然也跟着归了西门庆。
说到李瓶儿，得先介绍一下他的前夫花子虚。花子虚是东京花太监的侄子，常和西门庆一起吃喝嫖赌，两人气味相投，还拜了把兄弟。花子虚整天在外面鬼混，使李瓶儿受到冷落。所以，西庆门在花家与李瓶儿相见后，迅速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的兄弟与他争夺花太监留下的遗产，闹上官府，被捕入监。而“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恰恰是西门庆的强项，他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李瓶儿比孟玉楼更加富有，在打官司期间，她给西门庆“寻人情上下使用”的礼钱就有“六十定（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为了安全，她还把四口描金箱柜让西门代为保管，里面全是蟒衣玉带、值钱珍宝、玩好之物……
经过一场官司，花子虚饮恨而死，李瓶儿成了另一个有钱的寡妇。就像当初看上孟玉楼一样，作为商人的西门庆除了中意李瓶儿的风情，也想占有落到她手里的财产。于是，再来一回“西门庆谋财娶妻”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笔婚姻交易不仅使西门庆人才兼得，还占有了花家昔日的宅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宏大华丽的花园。
另一个给西门庆带来意外之财的是他的女婿陈经济。在中国，无论官场还是商场，最基本的关系网都是由“裙带”或“裙带”衍生出的“血缘”编织起来的。西门庆的儿女亲家是京城官僚陈洪，陈洪的儿女亲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用西门庆向人炫耀的说法，他和杨提督是“四门亲家”。西门庆最早的靠山就是这个杨提督，从发配武松，到摆平花子虚的官司，都是通过杨提督央求蔡京蔡太师办成的。可当官和经商一样，都是高风险的职业，危机四伏。杨提督本来是在皇帝面前都能说上话的“当道时臣”，却突然被政敌一本参倒。陈洪因此受到牵连，发边卫充军。陈洪的儿子陈经济只好带着西门大姐逃出东京，投奔西门庆来了，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许多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箱笼家活”。
西门庆得了这几笔横财，顿时“家道营盛”，成了清河县屈指可数的巨富。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个徒有虚名的“大官人”了，他的发迹史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听到蔡京蔡太师张罗做寿的消息，西门庆很是费了一番苦心，专门备下“生辰担”，差人送上许多奇珍异玩。关于这份寿礼，《金瓶梅词话》里是这样描述的：“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咸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送礼得官，蔡京听说西门庆还是“一介乡民”，随手就赏了他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直到这时，西门庆这个“大官人”才真的做上官了，身价倍增。
“乡民”西门庆尝到了送礼的甜头，更是抓住蔡京不放，并由金钱攻势向人情攻势转化，通过不断向蔡京，以及蔡京的官家翟谦等人送礼献美，竟做了蔡京的“假子”，升为正职掌刑。原先那个“浮浪”的小商人，通过官商勾结，以权滋商，财势两得，名声煊赫。对此，常在街面上跑媒拉牵的文嫂是这样形容的：“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然而，由于没有精神支撑，漠视道德约束，缺乏职业自尊，几乎所的暴发户都是迅速发达，迅速沦落。正如那些依靠暴力取得的政权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西门庆发迹之后没几年，便因沉溺酒色，纵欲过度，终于油尽灯枯，“脱阳而亡”。那时，他刚刚三十二岁。
西门庆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暴发户的人格特征：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贪利纵欲、诡计多端、媚上欺下、恃强凌弱……他们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最大快乐，以所谓荣华富贵为人生终极追求。
西门庆刚死，另一个“西门庆”便随即出现了。这人叫做张二官，也是个发迹的财主，他“打点了千两金银，上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要讨刑所西门庆这个缺。”不仅如此，他还想把潘金莲也娶过去，因为“如今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商人当中，真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这样的“西门庆”。
明清商帮，官商勾结的盐贩子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六
除此之外，由于商帮的兴起，还有人一厢情愿地把明清两朝美化成商业繁荣，海晏河清，人民富足的盛世强国。关于明王朝，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揭示它的本质：“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至于野蛮的清王朝，它给中国带来是一次文明大倒退，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产生任何创新性的发展，充其量也就是学习前朝旧例，萧规曹随而己。不想“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是怕人民普遍富裕后依仗财势，傲视官府，危及政权；使“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是怕官逼民反，从另一个角度危及政权。这是一切专制统治者共同采用的阴谋，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有意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在刚刚温饱的标准线上。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明清商帮与宋朝时那些官商勾结的人物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也更具群体性而已。
还原历史的真实，明清商帮的兴起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体地说，它最初的根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实施的“开中制”。
朱元璋击败蒙元建立明王朝后，仍然视北方游牧民族为最大威胁，遂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御区，称为九边或九镇。这个东起辽东镇海滨，西至甘肃镇嘉峪关，管辖边墙全长5274公里的巨型防御体系，除发生紧急军情从内地调动援军外，平时驻军即达80多万。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九边之首大同一带。大同镇边墙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漫长的边防体系，如此庞大的驻军规模，给明政府带来了巨大的供给困难。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秋青草176万束，此外还需要大量棉花、布匹等消费品。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明政府不仅要抽调大批官军，还要征调许多民夫，总之，每年花在驻守长城上的银子就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为解决边镇军事消费与供给的矛盾，明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其中对晋商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开中制。开中制是在历代食盐实行国家专卖的基础上，明政府为解决边饷问题而找到的一举多得之策：省钱、省时、省力。然而，它的初衷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富商。
简单地说，开中制就是让商人们向各边镇的边仓纳粮，以此换取贩卖官盐的执照（盐引、引目），这就是所谓“纳粮中盐”。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官方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谋取暴利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一个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暴利主要来自官方的垄断。
开中制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镇。《明太祖实录》卷五三记载，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官员向朝廷建言：“大同粮储，自陵县（今山东德州）运至太和岭（山西朔州马邑），路远费烦，清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交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明太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次年制定全国中盐例，实行了开中制。
“纳粮中盐”主要集中在九边，大同镇又是首先实行这一制度和纳粮数额最多的边镇，使山西商人近水楼台，捷足先登。随着开中制向多元化延伸，除纳粮外，还出现了纳棉、纳布、纳马、纳铁中盐等方式，山西商帮不仅靠多种经营垄断了北方的军需贸易，其势力范围亦向两淮、河东等全国所有的盐产地扩张，达到了所谓“贸迁四方”的全国性影响。
到了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所谓“折色制”，即盐商不必再运送粮食等物资到指定的边境地区以领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取盐引。
“开中制”成就了山西商帮，“折色制”则促进了徽州商帮的兴起。说到底，引起当代中国人无限遐想，无限向往的明清两大商帮，其实都是靠官商勾结起家的盐贩子。
实行开中制时，要送粮食等物资到边境才能换取盐引，而徽州偏居一隅，地处大山深处，对外交通不便，又因地狭人稠，自古粮食不能自给，与晋商相比，他们显然不占“地利”。实行折色制后，徽商在内地就可以花钱买到盐引。从弘治到万历年间，徽州盐商成群结队地赶赴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仪征、扬州和淮安等地，徽州盐商的经营，一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未完待续）“坦途快马”：快赚钱，多赚钱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七
自先秦到明清，大一统的专制政体越来越成熟，无论是商帮，还是商人，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都与官府有直接的关系。当代学者吴思曾经用明成祖朱棣的一道圣旨说明中国式的官民关系，这里转录如下：“那军家每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
官府的淫威是不加掩饰的。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了明清时期官商勾结，分工合作，一起对普通百姓、对整个国家进行“巧取豪夺”的行为模式：商贾依附于官府“巧取”，官府对包括商贾在内的一切平民“豪夺”。
随着时下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晋商的代表乔致庸，徽商的代表胡雪岩都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结合目前这种拜金主义潮流，许多人对他们发家致富的故事更是津津乐道，艳羡不已。
乔致庸在经营中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对官场甚至清室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逃到山西。乔家大德通票号掌柜高钰立即把大德通装饰一新，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大家谁都不敢答应，乔家票号却很爽快，借给朝廷银10万两。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乔家的生意也因此进入了辉煌期。而这个时候，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清王朝也日薄西山了。
红顶商人胡雪岩与官府那纠缠不清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他的一生成也官府，败也官府，最后含恨而终。细想起来，商人戴上了红顶子，这是值得夸耀的商业成功吗？它只表明了官商勾结的事实，并突显了商人向官人的彻底臣服。
明清商人这种对垄断权利的绝对依赖，使他的经营模式染上鲜明的官家特征。他们有钱，却仅仅局限于在流通领域运作，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也就没有建立起成规模的生产实体，更别说现代基础工业了。说白了，他们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卖人。
像所有传统帮会组织一样，商帮也以信义相标榜。晋商的“义利并举”，徽商的“贾而好儒”、“程朱阙里”、“理学故乡”，都试图在传统伦理体系的坐标中，为自己的身份找到被主流认可的道德名位。而这也恰恰也反映了明清商人在精神上的先天不足。他们不能开创性地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意识不到商人在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炼不出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竞争手段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雄才大略。同时，他们身边王朝末世的腐朽氛围又使他们沾染上了投机、逢迎、诌媚、奢靡等种种恶习。由于缺少超越性的文化思维，无法实现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他们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样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敢于自由竞争的开创精神，率领自己的商人群体担负起通过竞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的历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从并与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统文化依附与回归中走向堕落和毁灭。
依靠官府起家、发展起来的山西、徽州等十大商帮，从始至终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专制王朝的命运绑在了一起，随着满清王朝的倒台，随着腐朽专制政体的逐渐灭亡，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风光了数百年的商人群体也随之衰落了。
几百年来，这个曾经敛聚了几乎所有民间财富的商人群体得到过快乐吗？这显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去年我曾去山东省聊城市游览，在东昌府区看到至今保留着一座清代遗留下的山陕会馆，是当时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兴建的。它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历时66年，耗银9．2万两乃成。现在，它成了明清商帮繁盛时期的历史遗迹，供游人参观。会馆内的戏楼上刻着这样两幅对联：
宫商翕奏 赏心是金榜题名 洞房花烛
扮演成文 快意在坦途快马 高帆顺风
这两幅对联似乎告诉我们，清代商人的成就观、快乐观，甚至人生追求并没有离开“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老套。当然，作为游走四方的买卖人，他们更加现实的愿望是“坦途快马”，“高帆顺风”，那样才能快赚钱，多赚钱，平安地赚钱。
实业救国，短晢的黄金时代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八
清末民初，特别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从以仕进为目标的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商人第一次以新型资本家的卓越姿态出现了。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振兴民族经济为号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思想，胸怀强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在这个比官场政治更自由的空间里展现了让人惊叹的才能，迅速成为各地的民众领袖。在他们的努力下，人们纠正了“士农工商”这种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分层，努力追求以“工农商学兵”为代表的全民平等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迎来了中国商人第一个黄金时代，可惜的是，这个黄金时代来之不易，却又转瞬即逝。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实在是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在中国农民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力下，集权专制的满清王朝终于露出了破败之相。太平天国、捻军和两次鸦片战争使这个统治集团切实感受到了“内忧外患”，为了应对国内的“心腹之害”和国外的“肢体之患”，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系列以自救为目的的“新政”，也就是所谓“办洋务”，史称洋务运动。
和一切只是为了死死保住政权，却不想从根本上进行文明更新、政治改革的“新政”一样，这场由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在三十多年后即宣告失败了。然而，它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尽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方法在本质上还是抱残守缺，但它毕竟隐讳地、部分地承认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从结果上说，这场运动也确实催生了中国工业的萌芽：曾国藩在我的家乡安庆办的内军械所，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左宗棠的甘肃织呢总局、福建船政局，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一大批工业实体相继产生，为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积累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为适应“办洋务”的需要，已经沿袭了数千年的人才培养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862年8月，同治帝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 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西式教育的引进使中国人开始摆脱蒙昧状态，他们总算能够睁开眼睛窥望遥远而新奇的世界了。
经过晚清的变局，开启民智，富国强民成为这个民族重新奋起的必然选择。中国最优秀一批的知识精英以国家兴亡为已任，纷纷主动投身到政治、经济，以及思想观念的全面维新当中。中国的新型商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在他们身上，具备了过去历代商人都不曾企及的高贵品格：不计个人富贵，力求民族经济的振兴。大约五十年后，毛泽东在回顾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我国实业界有四个人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动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张謇和卢作孚，一个曾是前清状元，一个曾是投身国民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不同的方向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也都有过骄人的业绩。结果张謇在七十三岁那年（1926）忧病而终，卢作孚在五十九岁那年（1952）在毛泽东搞的“五反”运动中自杀。张謇的命运揭示了实业救国的艰苦卓绝，卢作孚之死则宣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
张謇，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853年（清咸丰十三年），他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开始外出谋生，后来到浦口成了庆字营统领吴长庆的幕僚，那时他就已经是誉满江南的才子了。1881年，在家里无所事事的袁世凯率领一伙小兄弟投奔吴长庆，张謇曾经作为老师教他习文，发现此子胸怀大志，终非辕下之驹，便帮他在庆字营营务处谋了帮办的职务。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张謇目睹国事日非，满朝官僚不足为谋。于是，这个新科状元毅然决定放弃仕进，另走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新路。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除割让台湾、辽东外还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在外资输入前抢占先机，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隐含了有救亡图存的寓意。
大生纱厂投产后，很快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货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纱厂净获利五百四十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两百万两和纱锭六万七千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后他以纱厂为龙头发展多种产业，走上了集团化、规模化的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兴办实业既不是为个人谋利，也不是为几个财阀股东谋利，而是要为国家民族谋利。他的理想是以实业兴教育，再以教育改进实业，从而实现全民族的振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办教育，办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办医院、公园，甚至办盲哑学校、伶工剧社、剧场等等。
状元张謇、实业家张謇、现代知识分子张謇，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别样风采。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商人”；在中国的一千多年的科举史里，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元！
辛亥革命后，张謇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转而拥护共和，并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1912年1月南京政府成立，邀请他出任实业部总长。1913年9月，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组成“名流内阁”，张謇出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载。他非常想借此机会改良政治，发展民族实业，在就职时还满怀热情地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可在当时纷纷攘攘的权力斗争中，他面临的却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的窘境，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张謇辞职南归，悻悻而去。他又一次对政治失望了。
张謇回到南通后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召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约为三千四百万元。
可惜好景不长。自1920年开始各盐垦公司连续三年遭灾，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导致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业，张謇多次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这呼吁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心声，但是，在我们这个国家，任何事情都不是以人民的意愿为转移的。到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经负责一千余万元。过了不久，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联合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旗下各厂。大约一年后，1926年8月24日，张謇被病魔缠身，抑郁而终。（未完待续）
一个试图改造中国的实践者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九
实业家张謇的时代过去了，实业家卢作孚的时代来临了。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那数十年间，中国的读书人前仆后继，自觉地走上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艰难里程。关于卢作孚，著名学者张鸣曾经作过这样的介绍：
跟张謇相比，卢作孚只能算是中国企业家的第二代，不过，他却是第二代中的翘楚。他以一条百吨的小货轮起家，十几年就发展成为拥有几百艘轮船的航运业巨头••••••民生一出，当时横行于中国江河湖海的外国公司太古、怡和、大阪，和中国的轮船招商局，都为之黯然失色。
卢作孚是重庆合川人，青年时代投身国民革命。1910年，他刚刚17岁便参加同盟会，参加四川保路运动。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成都去上海。翌年，结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黄赞赏其学识和抱负，称他为“一个自学成功的人”，主动出面介绍他去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但他执意要回成都，决心做一个改造中国的鼓动者、实践者。
1915年起，他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记者、编辑和主笔，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讴歌“五四”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4年后，他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念头。交通运输为“各业之母”，从此，“推广教育以开民智，振兴实业以苏民困”成为卢作孚身体力行的社会改革之道。1925年秋，他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和张謇的“大生”纱厂一样，“民生”实业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包含了振兴民族经济的理想。
卢作孚以8000元资本、一艘浅水铁壳小船（民生轮）起家，于1926年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他们除了总揽岸上事务外，竭尽全力改善经营管理，卢作孚本人亲自上船接待旅客，并提出“一切为了顾客”的口号。上自经理下至水手都兼服务工作，接待热情，伙食亦好，很快就得到了社会好评，班班客满，接应不暇，第一年就获利20000余元。到1929年，民生公司又新增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
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卢作孚举办各种培训班，要培训一批“有理想、有技能”的人才。先后招收具有中学程度的青年500余人，组建了学生一、二队，受训期长的两年，短的6个月。这些人后来成了民生公司的骨干。
1930年起，在川江航线上以民生公司为中心，开展了“化零为整”统一川江航运的活动。不到一年，民生公司合并和收买华商轮船28只，积聚了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的实力。
1935年，美国捷江公司在竞争中垮台，11只大轮船为民生公司收购。日资公司由盈转亏，太古、怡和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航运。这时，民生公司已经拥有轮船42艘、吨位16884吨、职工增到2836人、股本120万元、资产730万元，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刚刚发展壮大起来的民生公司，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考验。一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他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我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物资拥塞于此。学者徐友渔在他的《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中这样写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民生公司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为国出力，他们收取的运费只是正常价格的十分之一，问题在于，这不是政府军政部的船队，而是一家民营企业，一切燃料、维修费用和工资都得自己筹措。所以，在任务结束之时，民生公司几近破产，其船队已经千疮百孔。
这次撤退后来被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则更加突显了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决不屈服的伟大精神。
在我以前的多篇博客中，总有读者说我对中国的商人“没有好印象”，其实并非如此，从张謇到卢作孚，民国时代的新型“商人”们以思想与行动改写了中国商人的历史，开创性地树立了救国济民、勇于担当的崇高形象！他们是试图改造中国的实践者。我始终在客观的评说。
令人无限悗惜的是，由传统读书人觉醒为现代知识分子而引发的这个中国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外敌入侵、政权更迭过早地结束了。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向现代文明国家转型的机会，中华民族又一次陷了集权专制的周期性轮回。
先秦之后，中国消灭了贵族；民国之后，中国消灭了以民族资本家为代表的现代绅士。此后，从政者遗失了高贵，经商者错失了品格。借用龚自珍的话说，就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有的只是政治和经济暴发户。暴发户或许能暂时得到他们所追求的浅薄的快乐，却始终无法建立起让人尊敬的人格。
历史的荒唐：新中国消灭资产阶级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十
关于卢作孚的死，章立凡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首次提到卢作孚时，卢还在香港。二十一天后（1950年6月10日），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离港。又过了五天，卢作孚作为特邀代表，出现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受到新政府和老朋友们的欢迎。在他的推动下，民生公司成为全国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其在香港和海上的十八艘商船全部返回大陆。
当这位船王将毕生心血托付给新国家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迅速结束了他生命的航程。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于重庆家中。
卢自杀的消息被立即封锁。一周后（2月15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才在日记中记录：“得上海周孝怀信悉卢作孚病故，其殇日还不知，但知其猝然的。”
从1950年6月回到北京，至1952年2月自杀，卢作孚作为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在生命中这最后一年多的经历，典型化地反映了一代中国实业精英的希望与幻灭。
1949年秋，共产党建政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都以为这个民族从此将进入一个宽容、和平、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可不到一年，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一场意外的战争，打乱了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也使民族资本家刚刚为中国商人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被再次改写、扭曲。
随着战事延续，军费开支剧增，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日益感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1951年下半年，正当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兴起之际，以李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腐大案也浮出水面。一批打天下，坐江山的共产党高级领导，蜕化成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国家蛀虫。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前面的“三反”，主要针对的是贪腐的国家干部；后面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则直接把“斗争”目标指向了私营资本家。这两项群众运动的内在联系就在于，刚刚获得政权的共产党把自己内部出现的腐败与堕落，归咎于私营资本家的“拉拢腐蚀”，甚至理解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的“猖狂进攻”。
战争引发了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又被转化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这个政权刚刚建立就陷入了自我构置起来的“斗争”怪圈。
章立凡根据其父章乃器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做过这样的回顾：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即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
正当梁漱溟老先生为“猖狂进攻”的提法感到不安，极力要向人们指出“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配合这场运动，资产阶级被宣传机器重新塑造成“奸商”，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年，以品格高尚著称的卢作孚的主要罪名就是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梁漱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交给国家之后，虽然仍然担任公司总经理，却不拿公司的股份，一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宿舍里的家具是都向民生公司借的。这样一个“贤哲”，还是成了“五反”运动的斗争对象。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卢作孚评传《紫雾》这样描写他自杀那天的情景：
1952年2月8日，在全国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高潮中，重庆市总工会联合民生公司工会在民生公司联合召开了“五反”运动动员大会。会场上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待！”
在大会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里的通讯员小关，突然上台揭发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受贿”的事实。其实所谓“受贿”，不过是卢作孚在北京主持召开公司董事会时，曾请公股代表吃过便餐，看过京剧。会间休息理发时，卢作孚为大家付了理发费。当时，由于北京天气太冷，卢作孚做主为公股代表每人买了一件呢大衣御寒。“这就造成了公股代表的索贿罪，并由此给资产阶级的行贿进攻大开了方便之门”。显然，矛头是对着卢作孚先生的。
同时，民生公司一艘轮船在2月5日触礁沉没，在会上会下被说成是“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民生公司向加拿大政府贷款造船，也被说成是重大决策失误，是造成民生公司当时困境的根本原因……
结果，动员大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卢作孚回家之后只说了七个字：“我累了，我要休息。”就在卧室中自杀了。
卢作孚之子卢国纶于2005年4月21日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披露，卢作孚在自杀之前，曾给妻子留下一纸十分简短的遗书。内容是：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就这样走了，干干净净，清清白白。他的逝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新型“商人”，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带走了中国商人短暂的黄金时代。
“三反”、“五反”之后，1953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随着私营经济烟消云散，商人这个群体也在中国大陆土崩瓦解了。而此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则仍然延续着“五反”的极端化倾向，使他们因为“历史问题”不断被当作敌人遭到斗争、迫害。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要承受种种人格上的屈辱，忍受政策上的压制和周围人的欺侮……甚至连升学务工、娶妻嫁女都会受到歧视性的限制。
歧视商人，迫害商人，在极权专制的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然而，任何朝代都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这样极端和彻底，也没有如此暴力和野蛮。中国商人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短暂辉煌之后，迅速坠入黑暗的深渊。由张謇、卢作孚两代精英为榜样的现代商人文明被彻底摧毁，而野蛮与邪恶的专制传统却以革命的名义全面复活了。
从“灭资”到崇拜富豪
---《“四民之末”：徘徊于社会体系边缘的商贾阶层》之十一
下面这篇文章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恐怕都不能理解，可它就发表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３日的《天津日报》上，标题为《迎头痛击投机倒把分子》摘录如下：
最近，经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检举，一个投机倒把惯犯，流氓分子×××已被捉拿归案。这个投机倒把惯犯、流氓分子，长期以来勾结上海、沈阳等十几个城市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资本家以及投机倒把惯犯，大搞投机倒把活动，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曾被公安、工商管理部门多次查获拘留。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中，这个坏家伙预感到末日即将到来，怀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活动更加嚣张。他唆使其子女，并煽动一些外地居民群众来天津抢购、套购一些日用品，到外地倒卖，从中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供应……
在上面这段文字里，透过谩骂与侮辱，我们只看到了一个事实，“猖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投机倒把活动”，其实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最正常、最必不可少的异地贸易，沟通有无而已。
在那个年代，除了军人之外，整个国家只存在四种人，一种是国家干部，一种是国家工人，一种是国家农民，剩下的是四类分子，国家的公敌。
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将“革命”作为常态。当没完没了的革命运动把这个东方大国折腾得几近崩溃的时候，一股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的新潮流再次以“革命”的热情迅速席卷全国。经过建国后近三十年的长期压抑，人们追求财富、追求享乐的本能欲望如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从１９７８年至今，又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如今的中国商人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强势的社会群体。
历史经历了一次荒唐的轮回。可是，孕育一代精英，显然要比消灭一代精英艰难许多。在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民国时期的两代知识分子型商人被彻底消灭之后，现在的商人们还有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人格高度吗？
先用三十年消灭资产阶级，一直到濒临崩溃、“亡党亡国”的边缘，再用三十年催生所谓“新生代企业家”。这场政治游戏所产生的结果便是，消灭了最好，培养了“经常令人头痛”的。用三十年全面批判市场经济，再用三十年心急火燎地发展市场经济。其实，通向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早就摆在那里了，就看你愿不愿意走，是不是脚踏实地地走？
无论是消灭还是催生，都是一种凭借权力蔑视社会发展规律的极端过程。它们都不讲道德，不守规则（或者干脆就没有规则）。乱世英雄起四方，被催生的“新生代企业家”和历史上那些造反者一样，野蛮生长。
这种野蛮生长的最好例证就是曾经风云一时，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
１９９９年，正直新旧两个世纪交替之际。１月７日，在公安部直接指挥下，武汉、北京警方配合，对牟其中本人及涉案人员实施抓捕行动。“中国首富”在监狱里跨入了２１世纪。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２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涉嫌信用证诈骗一案做出终审裁定：驳回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法人牟其中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等为长期非法占有国家资金，伙同他人共谋，采取虚构进口货物的行为，骗开信用证，非法获取资金达６．２亿多元，并造成了２．９亿多元的经济损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严重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南德经济集团被判处罚金５００万元，被告人牟其中犯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无论是当初受人追捧的“中国首富”，还是后来被人斥责的“中国首骗”，似乎都不能全面客观地概括牟其中这个人。但他肯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他是一个特别渴望成功的、特别希望改变生存现状的、来自社会低层的中国人。他不安分的性格，及其三次被捕入狱的经历既折射了从革命时代到致富时代的社会变迁，也表现了他对个人成功的疯狂追求。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曾经发表东方明、肖蓉的文章《万县人评说牟其中》，对牟其中的早期“奋斗史”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１９７４年春天。此时的牟其中在万县青年中可谓名声显赫，他思想活跃，对政治的热情程度，绝不亚于他后来的经商。……几位与他一样抱有极大政治热情的青年便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并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可大大出乎牟其中等人意料的是，“马列主义研究会”日后会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牟其中被内定判处死刑（幸未执行）。
１９７９年底，在狱中呆了４年零４个月的牟其中获得平反释放。
１９８２年４月，牟其中与人合资开办“万县市中德商店”， 由牟其中担任商店经理。尽管当年的门面小得可怜，但第一年他们便破天荒获得了近８万元利润。１９８３年初，牟其中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购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给上海的许多商店，仅此一项，便获取了令人咋舌的大笔暴利……
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７日，中德商店因“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遭到查封， 牟其中被收审。牟其中在狱中呆了１１个月后，再次被释放出来。
这是牟其中二进宫，那个“投机倒把、买空卖空”的罪名显然是过于不合时宜了。由于北京媒体的强势介入，成了他扬名天下的机会。这场官司被描述为“一起个体户受打击事件”，轰动全国，而他本人也被塑造成了一个“从收容所出来的开拓者”。１９８５年初，牟其中把自己炒作成了“改革明星”。
１９８４年８月３１日，牟其中获释出狱后，立即着手筹备大干一番。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８日，牟其中匆匆召开了中德复业恳谈会。１０月５日， 又破天荒将入狱前的中德商店升格为中德贸易公司，之后不久，又很快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办理了工商税务注册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 此外，他还搞过“小三峡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中德服装工业公司、中德竹编工艺厂、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等，但都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后来牟其中离开了万县。
我们不知道牟其中离开万县的全部背景，也不想推测他离开万县的内心动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离开万县的时候并没有取得“实业”或商业上的成功。可几年之后，北京、深圳、武汉、满洲里……牟其中的世界突然变得异常开阔了，“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的旧招牌也被刷新为“南德经济集团”，特别是在“用５００车皮的积压物资，从俄罗斯换回了４架飞机”之后，他突然成了“中国首富”。由此，新一轮造“星”运动，甚至造神运动再次兴起。
１９９７年，也就是牟其中被评为“中国十大实业家”那一年，全国城乡书摊上赫然出现一本标题为《大陆首骗牟其中》的《市场法制导刊》９７增刊。“……作者吴戈，是一名曾在南德集团打工的北大法学硕士，以犀利笔触深刻揭露了“大陆首富”骗银行、坑国企、整员工的滔天罪行。”
至此开始，牟其中的神话开始破灭。
牟其中编织了一个神话，也毁灭了一个神话。从此，人们针对富豪的态度由热情的仰慕与赞许改为冷静的审视与分析。２００３年，随着周正毅、杨斌、仰融、赖昌星等一批富豪纷纷落马，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开始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引人热议的话题。时任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长期研究中国富豪问题的专家赵晓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分析了这些“问题富豪”的主要特点：“除制度原因外，他们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纷纷抱着捞一把的心态。他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乐于在敏感领域和灰色领域里淘金；第二是法律意识淡薄。这跟很多富豪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有很大的关系。文化不高造成了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很差，犯罪机会成本低，从而导致其更易于犯罪。”而面对记者的提问：“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中国富豪致富过程中的原罪？”赵晓则给了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这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很多民营企业家的诞生本身可以看作是一根木炭，如果你试图去把它洗白，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把整根木炭都洗掉，木炭还是洗不白。所以我主张要有历史的眼光，要从‘局’中跳出来，一切向前看，用一种理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富豪，规范我们的制度，最终造就一批中国自己的‘阳光富豪’。”
“一切向前看”让人将希望寄托于虚幻的未来，它并不能解决一切向“钱”的现实问题。
到了２００６年底，经过三年左右的“一切向前看”、“理性和建设性”，以及“规范我们的制度”之后，似乎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阳光富豪”，而落马的“问题富豪”却呈现出前仆后继之势。
接着，一场关于民企“原罪”的热议不期而至，与２００４年的那场大讨论相比，这一次的讨论主题更明确、层次也更高。为何此时出现民企“原罪”讨论热，各方说法不一，但很多人认为这与２００６年有多位民营企业家先后落马不无关系……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被捕；广东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因涉嫌偷税被有关部门刑拘；
１１月，创维集团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因涉嫌偷窃诈骗等罪名在香港区域法院受审；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正式辞职，“以个人身份”配合中纪委对有关房地产事宜的调查；
１２月，被誉为“民营油企第一人”的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刑拘；新华人寿董事长关国亮因遭调查而辞职；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９名高管刑事诉讼案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顾雏军不惜以绝食来要求“公开审理”和证明自己的“无罪”……
无论民营企业家有没有“原罪”，当代中国的富豪问题都显得过于复杂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那也不仅仅是这个群体的问题，而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必然产生的综合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次讨论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希望：“规范我们的制度”。客观地说，对商人的过度指责肯定是不公平的，在我们这个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率先丧失社会责任感，率先摧残道德规范，率先突破人类共同价值底线的往往并不是商人或曰民营企业家，而是那些掌握权力的腐败官员。批评商人而不批评真正的掌权者，只是显示了主流舆论的欺软怕硬，避重就轻，混淆视听。
不脱离时代背景简单地否认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并不等于因此而放弃置疑其中的某些个人。比如牟其中、周正毅、赖昌星……无论是出于道德还是法律，他们都是应该受到指责或制裁的。
自秦王朝一统天下之后，中国的商人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官商勾结的暴发户，他们多是不受道德约束的财富攫掠者，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干脆就是西门庆式的极端享乐主义者；一是以张謇、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型现代企业家，不仅人格高尚，而且以匡世济民为己任，他们既是追求精神崇高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实验者、实践者。
做一个怎样的商人，追求怎样的快乐，选择权始终掌握在每一个商人的自己手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