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新时代的“潜规则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34:46
自吴思先生《潜规则》、《血酬律》两本书出版后，“潜规则”一词成了大陆民间的标准政治术语，用它来指代“新”社会中权贵们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然而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新”、“旧”社会的“潜规则”有着本质差异，而这正是“新”社会无法长治久安的又一个内在设计缺陷。
窃以为，吴思没有把“潜规则” 真正说明白（当然他在国内也不可能说明白），大众遂用今日官场行事方式去类推传统社会，以为那同样是不可告人的暗中交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吴思所谓“潜规则”，在传统社会是公开的，当时称为“陋规”，其实也就是不成文法，同样是“王法”，与其他“王法”的区别，只是没有形诸文字而已，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偷偷摸摸的勾当。
我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解释过，传统社会的组织相当原始简单，国家不给官员发行政经费和工资，而是实行“政治承包制”，亦即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包给他们，要他们利用权力去向百姓刮钱，刮来的钱在交足赋税之后，剩余的归自己，作为行政费用以及本人的薪金。朝廷对他们的要求只有“完粮纳税”与“维持治安”两条。只要尽到这两个责任，则他们利用权力为自己捞了多少钱，朝廷一般并不过问。此乃整个政治制度的组织运转方式，为大众熟知，不是什么潜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称为“潜规则”似有误导作用。事实上，朝廷还特地把富庶地方当成“肥缺”，奖赏给那些邀了天眷的官员。它之所以是弊端，乃是因为朝廷只规定上缴给朝廷的税额，却不规定官员创收定额，明确划定行政经费与官员个人收入的比例。
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实行的是“模糊治国”，贪腐与清廉根本就无从界定。向百姓刮钱，既是官员的职责，也是他们的权力，无论是公用还是私用，都靠官员自己去刮。官员个人收入该是多少，朝廷并无明文规定，由官员自己凭良心决定。实行这种模糊治国，使得惩治贪腐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什么明确标准，因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根本也就是说不清的，自然也就没有现代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之说。因为并无可以比较的参考系，而国人又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与想象力，所以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制度设计实在太原始粗陋，更无人觉得它不合法。
现在中国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却与此完全不同。它与传统社会相似之处，只在于同样有一个all-powerful的官僚集团骑在百姓头上，拥有无从制约的合法伤害权。但财务税收制度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无论是行政费用，还是干部薪金，都由国家编入预算，统一发给，根本不需要官员自己利用权力去找米下锅。因此，官员是否贪腐，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凡是多于薪金的收入必是贪污所得。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必须按“陋规” 维持正常办公并养活自己。因此，是否实行所谓“潜规则”并不是判别贪腐的依据，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凡是实行“潜规则”的官员统统是贪官。至少在理论上为党纪国法不容。
这就是网友观察到的政府官员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原因，那其实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这种心理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新”社会继承甚至倍增了“旧”官府的“合法伤害权”，却不幸放弃了传统社会的模糊治国，引入了西式财经制度，使得所有动用这合法伤害权的官员都成了为党纪国法不容的罪犯。
“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的官定意识形态与实际的社会制度针锋相对，使得所谓“潜规则”实际上成了“逆规则”，官方的“言”与“行”尖锐对立到了互相否定的荒谬地步，蔚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如所周知，传统社会的官定意识形态是儒教，它也就是社会的组织原则，因此社会制度与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全社会都信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国教完全忽略了百姓的基本权利，强调的是臣民对朝廷和官府，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仁爱。社会的粘合与运行软件与其硬件完全匹配，甚至可以说硬件是根据软件的规定制造出来的。因此，官府使用合法伤害权压榨剥削人民，只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毫无权利观念的百姓被捉将官里去三推六问，毒刑拷打，也只会自认倒霉，绝不会怀疑青天大老爷有无权利这么干。
“新”社会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官定意识形态每句话都是对施政实践的有力驳斥与无情否定。如我以前文章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只有“党的领导”这条作数，其他无一条不被无情践踏。最可笑的，还是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主义、思想、理论融为一炉，写入宪法总纲，当成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言行处处对立、自我否定的荒谬立国方式，这是传统社会根本不足以比拟于万一的。如今实际上的治国之道，不但是法律和道德没有明确规定的“潜规则”，而且完全就是与官定法律和道德相反的“逆规则”。执政党的实践，不但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不容，而且为他们自己制定的党纪国法不容。这还不是说个别官员贪污的问题（这儿说的不是汉语的“个别”，而是英文的individual，没有前者“极少数”的涵义），而是说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官定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简言之，那个奇特的社会根本没有“王法”，全靠朝野的某种默契在运行，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拳大即为爷”。这与国内不守交通规则胡乱开车都还不同——国内开车虽是乱来，可至少没有开到对面的逆行道上去吧？这种连个起码规矩都没有的低等土匪山寨，要长治久安，隆隆地维持下去，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贫乏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当然，有人已经说了，咱们的优秀传统就是模糊治国，而且是敝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传统在新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国内网人最近在《凯迪网》推出文章，含泪请求那些加入外籍的电影明星停止自称中国人，说“你们可以嘲笑我们的贫困，但不能侮辱我们的智商”。最搞笑的还是影片《建国大业》竟然由众多的外籍明星出演。还有什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等等。所以，如此稀里糊涂地混下去，似乎也无不可。
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并不是一切模糊，该清楚的绝不含糊。大儒曾国藩把这点讲得很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因此，传统社会并不是如现在这样毫无明规则的烂污社会，每个人都给编织在伦理宗法网络中，属于某个等级，就享有什么样的身份，能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若擅越雷池一步，谁就会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规则明确到这种地步：长辈不说话，小辈就不能开口；长辈没吃完饭，小辈就不能离席。圣贤的教导以及据之制定的一系列“礼教”明规则，为全社会共同真诚信奉，绝非我党的宪法，是制定出来专门让统治者践踏的。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有无明确的游戏规则，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哪怕是个高档点的土匪山寨如梁山泊，或是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也有明确无误的行事规矩，所有成员必须一体凛遵。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包括黑社会持续运转的前提。没有这规则就无稳定性可言。
固若金汤的苏联帝国为何会在旦夕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垮掉，一直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苏联帝国之所以发生那种无从预想的剧变，似乎是它的社会设计内在缺陷决定的，就是这些缺陷使得社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对一个设计合理的国家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却能让那个庞然大物忽喇喇如大厦倾。
这根本的设计缺陷当然很多。逆天行事，否定私欲，剥夺人民的创业自由，使得社会缺乏生机，毫无可持续增长势头，最终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就是谁都看得见的一条。老邓的改革也就只去除了这条缺陷。但同样重要的两个缺陷他却没看到，也常为大众忽略。
第一条就是 “权威逐代递减律”。已经在前面提到了，苏联“民主化”并不是因为毛子人民突然悉数害上了民主相思病，那是西方媒体捏造出来的神话。毛子那种下烂民族至今也不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俄罗斯至今是个专制国家，公民根本享受不到西方的自由。苏东之所以发生巨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社会缺乏活力，效法西方改革，却又没有相应权威去实行那种根本性改造，因而先被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后被叶利钦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党魁夺权罢官。事态之所以急转直下，使得“联邦”在旦夕间瓦解，乃是因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没有足够权威镇住全局。
第二条我看则是上面说的逆规则，苏联宪法同样是制定出来被执政党无情践踏的，整个国家都建在一个无耻谎言之上。领袖们据说是无产者，却是骄奢淫逸的奴隶主，而据说是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则沦为奴隶，连在沙皇时代能享受的基本人权都被无情剥夺了。所有的人说的都和做的完全相反，社会完全靠欺骗与暴力维持，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铁血强人才能压住阵脚。当领袖权威极度弱化，高层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冲突时，社会就会轻易解体。
反观其他稳定社会，都不存在这两条设计缺陷。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文明社会，都是高度稳定的。
传统社会信奉天命论，不存在帝王权威逐代弱化的问题，而且，它的软件与硬件高度匹配。虽然压制人欲违反了正常人性，但毕竟“冠履”的分野清清楚楚。帽子理直气壮地做帽子，鞋子安分守己地做鞋子，双方都认定那是天然合理的，从来没人硬要把鞋子说成帽子，帽子说成鞋子，更没有帽子冒充鞋子的咄咄怪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因此，现代人可以指责儒教违反正常人性，但无法指责它是欺骗麻醉人民的谎言，也不能指责统治集团欺骗愚弄了人民，盖“平等”从来不是儒教的主张。儒教与民主理论的区别，只在于建立理论的原初公设（assumption）不同而已，并不是如共党那样，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一面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普世价值观，不但冒充人民政权，而且不得不以普世价值观作为制定宪法的潜在依据，装模作样地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一方面却又组织“秀才”写批判文章，硬把普世价值观说成是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阴谋诡计。
西方文明社会也同样没有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都是民选出来的，其权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上任那天就有了与前任一模一样的权威，绝无逐代递减的怪事。人家信奉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人家制定宪法的依据，而那宪法可不是编出来嘲弄百姓的，纸上写的每条公民权利都在现实中十足兑现。西方的整个立国原则，就是处处反对网友热心提倡的“和稀泥”，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全部程序化，制度化，使得一切都有章可循，井井有条，从而具备了高度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一个系统要能隆隆持续运转，前提是有一套明确、自洽的运行规则。这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所谓蝴蝶效应只发生在混沌系统中，不会发生在严格遵守牛顿力学的太阳系星体运动中。此所以人类能发射宇宙飞船飞到火星上去，什么都是明确的，没有“测不准”一说。而西方文明社会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与中国现行烂污社会的区别，也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传统社会若不是人口严重超载，再遇到重大天灾或/和外患，则千万双蝴蝶翅膀也不会煽起让朝廷倾覆的大风暴来。现代中国社会可就难说了很多重大事件全是很小的事引发的。这在规范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当然，这些局部的自发骚乱并不足以颠覆政权，引起全国大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诱因与事件的规模绝对不成比例，它提示了社会结构的混沌程度对偶然诱因的放大作用，由此产生了系统的不稳定性。不难想象，当国家遇到重大事故（例如严重的天灾，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央出现严重权力斗争等等），那表面上有烈火烹油之盛的“太平盛世”完全可能像苏联那样在旦夕间垮掉。
更何况偷偷摸摸地背叛自己打出来的旗帜，使得一切都名不正言不顺，无论干什么都心虚情怯，理不直气不壮，使得所有的人都如网友观察到的那样，产生深重的不安全感：“公仆”们违反党纪国法偷盗国家财产，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往国外逃：中小业主因为私有制仍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容，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政府翻脸清算；普罗大众就更是毫无规划前途的可能，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追求的就是“活着”……。和平时期尚且如此，而况大局出现动荡之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全面破产，而这绝不是“爱国教”可以替代的。那玩意只能煽起国人的仇外情绪，并不能消除全面实行“逆规则”制造出来的无数内政尴尬。
窃以为，吴思没有把“潜规则” 真正说明白（当然他在国内也不可能说明白），大众遂用今日官场行事方式去类推传统社会，以为那同样是不可告人的暗中交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吴思所谓“潜规则”，在传统社会是公开的，当时称为“陋规”，其实也就是不成文法，同样是“王法”，与其他“王法”的区别，只是没有形诸文字而已，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偷偷摸摸的勾当。
我在《漫话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中解释过，传统社会的组织相当原始简单，国家不给官员发行政经费和工资，而是实行“政治承包制”，亦即将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包给他们，要他们利用权力去向百姓刮钱，刮来的钱在交足赋税之后，剩余的归自己，作为行政费用以及本人的薪金。朝廷对他们的要求只有“完粮纳税”与“维持治安”两条。只要尽到这两个责任，则他们利用权力为自己捞了多少钱，朝廷一般并不过问。此乃整个政治制度的组织运转方式，为大众熟知，不是什么潜藏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称为“潜规则”似有误导作用。事实上，朝廷还特地把富庶地方当成“肥缺”，奖赏给那些邀了天眷的官员。它之所以是弊端，乃是因为朝廷只规定上缴给朝廷的税额，却不规定官员创收定额，明确划定行政经费与官员个人收入的比例。
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实行的是“模糊治国”，贪腐与清廉根本就无从界定。向百姓刮钱，既是官员的职责，也是他们的权力，无论是公用还是私用，都靠官员自己去刮。官员个人收入该是多少，朝廷并无明文规定，由官员自己凭良心决定。实行这种模糊治国，使得惩治贪腐有了很大的随意性，没有什么明确标准，因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根本也就是说不清的，自然也就没有现代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之说。因为并无可以比较的参考系，而国人又缺乏政治设计能力与想象力，所以并没有人觉得这种制度设计实在太原始粗陋，更无人觉得它不合法。
现在中国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却与此完全不同。它与传统社会相似之处，只在于同样有一个all-powerful的官僚集团骑在百姓头上，拥有无从制约的合法伤害权。但财务税收制度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无论是行政费用，还是干部薪金，都由国家编入预算，统一发给，根本不需要官员自己利用权力去找米下锅。因此，官员是否贪腐，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凡是多于薪金的收入必是贪污所得。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一个重大区别：传统社会中无论是清官还是贪官，都必须按“陋规” 维持正常办公并养活自己。因此，是否实行所谓“潜规则”并不是判别贪腐的依据，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凡是实行“潜规则”的官员统统是贪官。至少在理论上为党纪国法不容。
这就是网友观察到的政府官员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原因，那其实是做贼心虚的表现。这种心理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新”社会继承甚至倍增了“旧”官府的“合法伤害权”，却不幸放弃了传统社会的模糊治国，引入了西式财经制度，使得所有动用这合法伤害权的官员都成了为党纪国法不容的罪犯。
“新”社会与传统社会的第二个重大区别，是前者的官定意识形态与实际的社会制度针锋相对，使得所谓“潜规则”实际上成了“逆规则”，官方的“言”与“行”尖锐对立到了互相否定的荒谬地步，蔚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如所周知，传统社会的官定意识形态是儒教，它也就是社会的组织原则，因此社会制度与主流价值观完全一致。全社会都信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国教完全忽略了百姓的基本权利，强调的是臣民对朝廷和官府，儿子对父亲，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以及前者对后者的仁爱。社会的粘合与运行软件与其硬件完全匹配，甚至可以说硬件是根据软件的规定制造出来的。因此，官府使用合法伤害权压榨剥削人民，只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毫无权利观念的百姓被捉将官里去三推六问，毒刑拷打，也只会自认倒霉，绝不会怀疑青天大老爷有无权利这么干。
“新”社会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官定意识形态每句话都是对施政实践的有力驳斥与无情否定。如我以前文章中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只有“党的领导”这条作数，其他无一条不被无情践踏。最可笑的，还是把根本水火不相容的主义、思想、理论融为一炉，写入宪法总纲，当成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在人类历史上还真没见过这种言行处处对立、自我否定的荒谬立国方式，这是传统社会根本不足以比拟于万一的。如今实际上的治国之道，不但是法律和道德没有明确规定的“潜规则”，而且完全就是与官定法律和道德相反的“逆规则”。执政党的实践，不但为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不容，而且为他们自己制定的党纪国法不容。这还不是说个别官员贪污的问题（这儿说的不是汉语的“个别”，而是英文的individual，没有前者“极少数”的涵义），而是说整个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官定意识形态截然相反。
简言之，那个奇特的社会根本没有“王法”，全靠朝野的某种默契在运行，那就是“强权即公理，拳大即为爷”。这与国内不守交通规则胡乱开车都还不同——国内开车虽是乱来，可至少没有开到对面的逆行道上去吧？这种连个起码规矩都没有的低等土匪山寨，要长治久安，隆隆地维持下去，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贫乏的理解力与想象力。
当然，有人已经说了，咱们的优秀传统就是模糊治国，而且是敝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传统在新时代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国内网人最近在《凯迪网》推出文章，含泪请求那些加入外籍的电影明星停止自称中国人，说“你们可以嘲笑我们的贫困，但不能侮辱我们的智商”。最搞笑的还是影片《建国大业》竟然由众多的外籍明星出演。还有什么“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等等。所以，如此稀里糊涂地混下去，似乎也无不可。
但问题在于，传统社会并不是一切模糊，该清楚的绝不含糊。大儒曾国藩把这点讲得很清楚：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因此，传统社会并不是如现在这样毫无明规则的烂污社会，每个人都给编织在伦理宗法网络中，属于某个等级，就享有什么样的身份，能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谁若擅越雷池一步，谁就会被“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规则明确到这种地步：长辈不说话，小辈就不能开口；长辈没吃完饭，小辈就不能离席。圣贤的教导以及据之制定的一系列“礼教”明规则，为全社会共同真诚信奉，绝非我党的宪法，是制定出来专门让统治者践踏的。
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有无明确的游戏规则，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哪怕是个高档点的土匪山寨如梁山泊，或是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也有明确无误的行事规矩，所有成员必须一体凛遵。这是任何一种社会包括黑社会持续运转的前提。没有这规则就无稳定性可言。
固若金汤的苏联帝国为何会在旦夕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垮掉，一直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看来，苏联帝国之所以发生那种无从预想的剧变，似乎是它的社会设计内在缺陷决定的，就是这些缺陷使得社会缺乏稳定性。因此对一个设计合理的国家不会有什么重大影响的偶然因素，却能让那个庞然大物忽喇喇如大厦倾。
这根本的设计缺陷当然很多。逆天行事，否定私欲，剥夺人民的创业自由，使得社会缺乏生机，毫无可持续增长势头，最终陷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就是谁都看得见的一条。老邓的改革也就只去除了这条缺陷。但同样重要的两个缺陷他却没看到，也常为大众忽略。
第一条就是 “权威逐代递减律”。已经在前面提到了，苏联“民主化”并不是因为毛子人民突然悉数害上了民主相思病，那是西方媒体捏造出来的神话。毛子那种下烂民族至今也不知道民主是怎么回事。俄罗斯至今是个专制国家，公民根本享受不到西方的自由。苏东之所以发生巨变，是因为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社会缺乏活力，效法西方改革，却又没有相应权威去实行那种根本性改造，因而先被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后被叶利钦联合各加盟共和国党魁夺权罢官。事态之所以急转直下，使得“联邦”在旦夕间瓦解，乃是因为无论戈尔巴乔夫也好，保守派也好，都没有足够权威镇住全局。
第二条我看则是上面说的逆规则，苏联宪法同样是制定出来被执政党无情践踏的，整个国家都建在一个无耻谎言之上。领袖们据说是无产者，却是骄奢淫逸的奴隶主，而据说是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则沦为奴隶，连在沙皇时代能享受的基本人权都被无情剥夺了。所有的人说的都和做的完全相反，社会完全靠欺骗与暴力维持，因而充满了不确定性，只有铁血强人才能压住阵脚。当领袖权威极度弱化，高层发生严重的权力斗争冲突时，社会就会轻易解体。
反观其他稳定社会，都不存在这两条设计缺陷。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西方文明社会，都是高度稳定的。
传统社会信奉天命论，不存在帝王权威逐代弱化的问题，而且，它的软件与硬件高度匹配。虽然压制人欲违反了正常人性，但毕竟“冠履”的分野清清楚楚。帽子理直气壮地做帽子，鞋子安分守己地做鞋子，双方都认定那是天然合理的，从来没人硬要把鞋子说成帽子，帽子说成鞋子，更没有帽子冒充鞋子的咄咄怪事，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做的必要。
因此，现代人可以指责儒教违反正常人性，但无法指责它是欺骗麻醉人民的谎言，也不能指责统治集团欺骗愚弄了人民，盖“平等”从来不是儒教的主张。儒教与民主理论的区别，只在于建立理论的原初公设（assumption）不同而已，并不是如共党那样，自相矛盾到了这种地步：一面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普世价值观，不但冒充人民政权，而且不得不以普世价值观作为制定宪法的潜在依据，装模作样地规定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一方面却又组织“秀才”写批判文章，硬把普世价值观说成是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阴谋诡计。
西方文明社会也同样没有这两个问题，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都是民选出来的，其权力由法律明确规定，上任那天就有了与前任一模一样的权威，绝无逐代递减的怪事。人家信奉的政治理论也就是人家制定宪法的依据，而那宪法可不是编出来嘲弄百姓的，纸上写的每条公民权利都在现实中十足兑现。西方的整个立国原则，就是处处反对网友热心提倡的“和稀泥”，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全部程序化，制度化，使得一切都有章可循，井井有条，从而具备了高度的稳定性。
由此可见，一个系统要能隆隆持续运转，前提是有一套明确、自洽的运行规则。这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所谓蝴蝶效应只发生在混沌系统中，不会发生在严格遵守牛顿力学的太阳系星体运动中。此所以人类能发射宇宙飞船飞到火星上去，什么都是明确的，没有“测不准”一说。而西方文明社会乃至中国传统社会与中国现行烂污社会的区别，也就是规范系统与混沌系统的区别。传统社会若不是人口严重超载，再遇到重大天灾或/和外患，则千万双蝴蝶翅膀也不会煽起让朝廷倾覆的大风暴来。现代中国社会可就难说了很多重大事件全是很小的事引发的。这在规范国家根本就不能想象。
当然，这些局部的自发骚乱并不足以颠覆政权，引起全国大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诱因与事件的规模绝对不成比例，它提示了社会结构的混沌程度对偶然诱因的放大作用，由此产生了系统的不稳定性。不难想象，当国家遇到重大事故（例如严重的天灾，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央出现严重权力斗争等等），那表面上有烈火烹油之盛的“太平盛世”完全可能像苏联那样在旦夕间垮掉。
更何况偷偷摸摸地背叛自己打出来的旗帜，使得一切都名不正言不顺，无论干什么都心虚情怯，理不直气不壮，使得所有的人都如网友观察到的那样，产生深重的不安全感：“公仆”们违反党纪国法偷盗国家财产，一有风吹草动就想往国外逃：中小业主因为私有制仍为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容，不知道哪天就会被政府翻脸清算；普罗大众就更是毫无规划前途的可能，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追求的就是“活着”……。和平时期尚且如此，而况大局出现动荡之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全面破产，而这绝不是“爱国教”可以替代的。那玩意只能煽起国人的仇外情绪，并不能消除全面实行“逆规则”制造出来的无数内政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