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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良[浙江牌头中学311825]

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田园诗人，历来以“隐士”著称。自渊明之后出现不少所谓的“隐士”，有的故作清高，沽名钓誉；有的以“隐”求“仕”,待价而沽……终因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为世人所遗弃、所鄙视；渊明却不同，他清高超逸、孤标傲世，为世人所倾慕和景仰。

终观陶渊明的一生，大半是在农村隐居度过的。虽然他在29岁出任江州祭酒至41岁辞去彭泽令期间，曾陆续做过几次小官，但为时都很短，过的也是半仕半隐的生活。41岁辞令以后直至他“托体同山阿”（见《挽歌》），一直隐居村野，再也没有出仕。即使晚年生活举步维艰，有人劝他再谋官职（如宋文帝元嘉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登门请他出仕、义熙末年官府征其为著作佐郎等），但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危机的陶渊明，始终不为所动，以躬耕的生活走完他的一生。在隐居田园期间，他饮酒赋诗，弹琴读书，闲话桑麻，棹舟“寻壑”，驾车“经丘”，登高“舒啸”，植杖耘耔……应该说，陶渊明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隐士。无怪乎，钟嵘在《诗品》中称誉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此前在首页部分显示#

辞官归隐是陶渊明自觉自愿的选择，然而他的隐逸生活并非总是悠闲自得、乐而无忧的，正如鲁迅所说的“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他虽隐居不仕，但并未做到心如止水，仍需“乐琴书以消忧”；并非泯灭是非，仍遇事而激动感发；“猛志固常在”，仍关心外面的世界……。严格地说，陶渊明是一位内心充满矛盾的隐士。这些矛盾包括以下几点。

一、“大济于苍生”（理想）和“性本爱丘山”（志趣）的矛盾

陶渊明出生于官宦之家，祖辈多在朝中做官（如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武昌太守、父亲陶敏曾任安城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等），使他产生了效法祖辈、建功立业的愿望。同时，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的影响，产生了“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壮志。他多次出仕，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等，以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

然而素有宏志的他却又向往田园的隐逸生活，在诗作《归园田居·其一》中说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的本性是热爱丘山、追求闲静的。正是他的这种“质性自然”，使得他孤独傲世、卓然独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何等的悠然自乐；“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是何等的快然自得；“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与淳朴的农民共话桑麻是何等快乐；“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与邻里相与宴饮是何等欢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与友人谈心赏文是何等闲适高雅等。也正因为他性爱自然，崇尚自由，使得他在身处官场受到拘束时，觉得有“池鱼”“羁鸟”之感，常生“思故渊”“恋旧林”之念，几欲冲出“樊笼”。

出仕为官，可图展宏志；归隐田园，可任性随情。官场龌龊，使他艳羡归隐；“猛志”难图，又使他重新出仕。多年来，陶渊明一直是“一心处两端”（见《杂诗四首（其一）》，仕隐无常。

应该说，陶渊明既是“性爱丘山”，又欲“大济苍生”的。他“大济于苍生”的思想，使他多次自觉自愿地走出田园，甘落 “尘网”；他“性本爱丘山”的思想，又使他多次自觉自愿地回归田园，甘入“樊笼”。他的这种“忽仕忽隐”的矛盾生活，直到41岁辞去彭泽令时才彻底结束。

二、“审容膝之易安”（羡隐）与“猛志故常在”的矛盾（慕仕）

41岁的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因不愿束带去见郡中派来的督邮，留下一句“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决然归隐田园，从此不再出仕。隐居是退居山野，不问世事，不求官，不求名，不求利，陶渊明确乎做到了。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诗人在这个宁静、安闲的环境中，“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不逍遥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是否真的是“审容膝之易安”呢？

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攻破洛阳、长安，陶渊明听到这个消息后，显得十分高兴。他曾在《赠羊长史》一诗里表示自己在“九域甫已一”之时，颇动“逝将理舟舆”的念头，他的这种跃跃欲试的心情，说明他虽身在归隐的乡村，对政治仍然相当关心。又如，在用隐语写成的《述酒》诗中，他一改诗中不谈政治的惯例，来寄托晋宋易代的悲痛。再如，在《咏荆轲》一诗中，对能“践志”的荆轲充满敬意和钦佩，认为他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蕴含诗人的羡慕和失落。

可见，归隐的后陶渊明虽已彻离污浊的官场、躬身陇亩，但并未全然脱离现实，仍然是“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 仍有一股济世的热情流贯在他的身上。，他那“审容膝之易安”闲适心情之后，依旧是心潮起伏，摆脱不了他年轻时“猛志逸四海”的远大抱负。

陶渊明决裂官场，并非真正厌弃世情；他的归隐闲居，并非不问世事。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关心百姓疾苦，极想实现抱负的人，在隐居中仍然强烈渴望人生能有所作为。归隐田园，是由于官场险恶，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同时，他本喜安宁静谧生活，所以又情愿归隐远离污浊的官场。尽管“爱丘山”的夙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可是，在“易安”的背后仍掩盖不了他的“猛志”。

三、“少无适俗韵”（禀性）与“心为形所役”（官场）的矛盾

东晋陶渊明的时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社会混乱，战乱频仍，政治黑暗，风气败坏。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涉身官场，要保持自己纯朴的本性，而不被混浊的风气所影响，不同流合污，真的是难上加难；要表现清高又不受排挤，并且图展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更是一种侈谈。

29岁时，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由于森严的门阀制度，出身庶族的他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36岁时，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由于桓玄窥伺篡夺东晋政权，渊明不肯与之同流，趁母丧辞职回家；40岁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有功、无罪之人，却凭私情任用奸邪小人，渊明感到失望，就辞职隐居；41岁，出任彭泽县令，由于不肯“为五十斗米折腰乡里小儿”，到任八十一天，就挂职归田。

陶渊明断续仕宦的十三年，是诗人保持自己高洁的操守不向现实低头的十三年。陶渊明坚持理想的性格，率真自在的性情，高洁脱俗的胸怀，真的是与当时社会风气格格不入。若继续留在官场，虽有俸禄得以糊口，但必须和一些他看不惯的人相来往，甚至鞠躬哈腰的，以他的性情来说，这是比没钱吃饭挨饿受冻更痛苦的事。“少无适俗韵”的陶渊明，以如此的个性涉身官场，难免是“心为形所役”，以至“奚惆怅而独悲”（见《归去来兮辞》）。

正因时局的动荡、官场政治的腐败、门伐制度的森严，秉性真淳的陶渊明身在官场，觉得仕途险恶，在多次仕隐之后，与官场彻底决裂，毅然辞官归隐。

四、“忧道不忧贫”（乐耕）与“夏日长抱饥”的矛盾（忧贫）

陶渊明归隐后，过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宁谧、详和的田园生活。他饮酒赋诗、弹琴读书……好不悠然自得。如他在《归田园居》中描绘了恬美静穆的田园风光，抒发了脱离樊笼的自由心境等。儒家是鄙视劳动的，“士大夫多见耻涉家务”（颜之推《颜氏家训》），孔子也被视为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论语·微子篇》）。陶渊明并不全都遵循儒家教诲，冲破了儒家的这种鄙视劳动的意识束缚，走上躬耕自资的道路。

他“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其三》），完全是一个清晨荷锄而出，带着月色荷锄归来的劳动农民形象。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表现他反对不劳而获、主张自给自足的思想，以及不辞辛苦坚持躬耕、乐此不疲的人生态度。

田园生活乐趣虽很多，但也并如此美妙。陶渊明本认为劳动可以自养，相信“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但实际上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见《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尤其是44岁后，陶渊明家中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他经常受饥寒威胁，有时因家徒四壁不得不出去乞食，他在《乞食》诗里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虽然“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见《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但“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同上），陶渊明不能不忧贫。

生活上的饥饿、思想上的痛苦，使得他在精神和肉体备受折磨，也许正是对田园生活的“失望”，他才提出“没有剥削压迫”“人人怡然自得”的桃花源这一社会理想。田园生活期间，他也是矛盾的，既有乐趣又有痛楚，既满足陶醉，又要借酒忘忧。

 五、“骞翮思远翥”（崇儒）与“人生似幻化”（尊道）的矛盾

陶渊明29岁前一直在家学习、生活，自幼受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他在《饮酒·十六》中说道：“少年罕人事，激好在六经”。儒家“大济于苍生”的思想，促使他少年时产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雄心壮志。在对现实绝望之后，“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归去来兮辞》），使他走上了洁身守志的归田道路；在《饮酒·其八》中写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表现自己高远的志趣，不随众的个性：这是遵循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教义。在《杂诗·其二》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出诗人在光阴虚掷中不能实现自己理想的矛盾和痛苦。晚年仍是“刑天舞于戚，猛志故常在”（同上），儒家“有为”的思想仍然影响着他。

东晋时代，是一个老庄思想、隐逸风气盛行的时代。这对陶渊明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使他在早年就有爱慕自然、企慕隐逸的道家思想。陶渊明归隐山野之后，他试图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在《归去来兮辞》说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表现了他“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乐天知命，不思进取的消极人生观。又在《归园田居·其四》中说道“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流露出虚无幻灭和及时行乐的思想。甚至在《己酉岁九月九日》中，“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流露出一种颓废的情绪。

陶渊明的一生是充满矛盾与痛苦的，他仕而想隐，隐又欲仕，决然归隐而不忘世事。儒家思想使他多次出仕，以求实现“骞翮”之志，即使归隐仍“猛志故常在”；道家思想使他多次辞官归隐，不能容忍黑暗现实，产生虚无厌世思想。

陶渊明正是早年受家庭影响、儒道思想熏陶以及诗人的个性，使他不能容于官场，也不能长久置身朝廷，并最终与朝廷决裂的，这些造就了他这样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隐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