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迎难而上打“硬仗”

广东　迎难而上打“硬仗”
2010年05月20日10:1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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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霭渐消，飞机缓缓下降，雨后的南粤大地安宁而葱茏。
当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在珠三角上空散去时，人们也发现，位于“风暴眼中心”的广东并没有出现外界担心的狼狈与窘迫，相反，却多了一份洗礼后的自信和淡定。
2009年，广东GDP增长9.5%，经济总量连续第二十年位列各省“冠军”。更让人欣喜的，是这样一些“第一”：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跃居全国第一；
金融服务业整体规模全国第一，首次超过香港；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首次双双位居全国第一……
既保增长又转方式，广东实现了“绿色突围”。
这个高速飞翔了整整30年的中国经济“排头兵”，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
危机就是契机，倒逼机制就是倒逼机遇——
广东不转不行，慢转也不行
有这样两个数字，一时令广东人内心纠结。
一是外贸依存度最高时达16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7倍；一是贴牌生产的加工型企业达3.9万家，占全国40%。
依靠毗邻港澳、先行一步的优势和成本低廉的优势，广东创造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珠三角模式，这些数字曾经代表着发达和荣光。然而，当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它们却代表着没打上“补丁”的漏洞：高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更多；而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那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长处成了短板，广东的经济增长率一度坠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5.8%。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对这句话，恐怕没有人比广东人的感受更为真切。金融风暴，浮华吹尽，袒露的，正是广东外贸依存度高、产业层次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广东并非因危机而大梦初醒。早在200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敏锐地指出：“如果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这句被广为传播的名言，与其说是准确的预测，倒不如说是广东在危机前就开始注重发展方式转变的生动写照。
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经济年均增长13.6%，相当于世界同期平均增长率的四倍，可谓“世界走一步，广东跨四步”。与此同时，也形成了珠三角模式等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即使不遭遇“天灾”,也会碰到“天花板”。
省长黄华华分析了广东传统发展方式的“三个难以为继”：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难以为继；产业和技术经济大而不强、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生产方式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难以为继；长期形成的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能源土地等资源制约突出和部分地市环境承载力接近极限的情况下难以为继。
“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英雄。”广州一家公司的标语道出了广东人的心声：危机就是契机，倒逼机制就是倒逼机遇。
“金融危机帮了大忙，我们决不能‘浪费’危机”，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说，改革开放以来，东莞经济年均增长18%。他们居安思危，在2006年就提出经济转型。“我打了个比方，就像一趟高速行驶的列车，已经奔跑30年了，你不放缓速度好好检修一下，给它加油，以后怎么来继续加快发展？”可是，由于当时东莞经济一片繁荣，这样的理念多少受到了非议。危机一来，外贸依存度高达253%的东莞有1000多家低端企业倒闭，东莞人顿悟了。去年，虽然东莞经济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效益却上去了：人均GDP增速首次超过GDP增速，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这次金融危机，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后一个时间窗口”，“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广东闻“机”起舞，正以更矫健的身姿亮相登台。
要“腾笼换鸟”，还要“扩笼壮鸟”——
双转移双提升推动双破解
在广东，有这样两个“清远故事”耐人寻味。
广州、深圳的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但与广州仅隔30公里的清远山区，人均GDP还徘徊在2000美元上下。清远贴牌生产世界某著名品牌运动鞋，这种鞋在美国大约卖100美元一双，而清远的生产企业只能拿到2美元。
“清远故事”，折射的是长期困扰广东的问题。“广东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是产业综合竞争力不高。”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鲁云一针见血。
面积占全省10%的珠三角，经济总量是粤北山区的5倍，东西两翼的4倍，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的“内伤”。而在国际产业分工的“U”型曲线中，广东长期停留在曲线的底部，踯躅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却没有强大的核心技术，有众多的产品，却没有众多的自主品牌。“U”型曲线被称为“微笑曲线”，广东却笑不起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广东究竟该怎样落子布局？
“双转移”战略横空出世：引导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北及东西两翼等欠发达地区转移，腾出资源和空间吸引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等进驻；引导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及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
有人将这一战略称为广东转方式的“天才设想”，但这个“设想”出台之初却并不顺利。
“‘腾笼换鸟’，赶走麻雀，能引来金凤凰？”“转移到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会不会水土不服？”“金融危机下，企业生存都困难，哪有能力‘双转移’？”对此，广东的决策者态度十分坚决。在压力最大的时候，省领导也这样坚持：“‘双转移’不是万能的，但至少不是毒药。”
“双转移”坚定前行。佛山的陶瓷产业园转到了清远；中山火炬高新区在200公里外的阳西县又点燃另外一支“火炬”……在距珠三角腹地100至300公里的环形辐射带上,分布着33个省级产业转移园，去年实现工业总产值907.18亿元，吸纳劳动力39.2万人。
“粤北‘寒极’变‘热土’”、“未来十年看粤西”。在产业转移园的带动下，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热气腾腾，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普遍高于珠三角。去年,广东全省区域发展差异系数降至0.743，为近五年最低。
与此同时，珠三角的产业再也不是“珠江水，广东粮，东莞鞋袜走四方”的模样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明显下降，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纷至沓来。
“广州开发区是‘双转移’战略的最直接受益者”，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薛晓峰说起了这样一个故事：九龙工业园转移走20多个每平方米投资密度不足100元的项目，引进了七八个投资密度达700美元的新项目，“米产”一下子提高了50倍。“广东要‘腾笼换鸟’，我们自我加压，提出要‘腾笼引凤’。”去年，广州开发区“在最差的年景取得最好的收成”，六项指标全国第一，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的开发区。
如果说“双转移”战略是“腾笼换鸟”，那么广东随后提出的“双提升”战略就是“扩笼壮鸟”：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产业竞争力，除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存量这一手，还要有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用增量稀释存量这一手。“用增量稀释存量，可以说是我们改革发展的一条经验”，汪洋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手更重要，决定了广东产业的发展方向、后劲和竞争力。”
现代服务业风起云涌。“随着佛山金融高新区、美旗物流、三水名牌折扣店等一批重大服务业项目的推进，去年佛山的服务业投资已占到总投资的60%！”曾任广发证券董事长的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兴奋地说。
新兴战略性产业异军突起。广东的新兴显示器件、新能源、新光源、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等已成为夺目的“产业之星”。
另一个提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广东的“流行语”：
“要在国际赛场上与别人抗衡，就要练肌肉、练力量。练肌肉、练力量的过程，就是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过程”——省里这样说；
“自主创新，广东要当‘尖刀’，深圳要争当‘刀尖’”——市里这样说；
“核心技术就是脊梁，企业不能永远没有脊梁”——企业这样说。
科技部公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显示，广东区域创新能力已排名全国第二、研发人员总数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授权量全国第一、创新经济绩效和企业创新能力全国第一、高技术产值和产品出口全国第一。
“双转移”和“双提升”，带来的是区域发展的协调，是产业转型升级和综合竞争力的提高。由此，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两大难题也开始得到了“双破解”。
向“久推难转”的背后开刀——
走出“不愿转”认识误区，营造“持续转”体制机制
广东的决策者常常自问：
为什么许多人意识到加快转变的重要性、紧迫性，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习惯于沿袭老一套，求速度、拼规模、铺摊子？
为什么经过多年努力，广东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转而不快”？
“久推难转”，是因为思想上“不愿转”。前些年，“不想转”、“害怕转”的论调在广东一度甚嚣尘上。
回首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饭都吃不饱，却能穷则思变，珠三角的镇长、村支书们争先恐后地去香港招商拉投资。现在，广东经济总量已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小龙”，占全国的1/8，一些干部却沉浸在“总量第一”的光环下不思进取。小富即安，传统路径依赖，加上维护既有利益格局，这是“不愿转”的根源。
广东对症下药，举起了“解放思想”的大旗。奔赴华东考察取经；邀请专家作讲座；组织宣讲团深入基层宣讲辅导……省委、省政府还邀请网民“灌水”、“拍砖”，3万多条意见建议和500多篇网文如雪片般飞来。讨论结果，全省的共识不断凝聚。
“久推难转”，还因为体制机制保障缺乏不能“持续转”。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说，如果政绩考核还是“唯GDP论英雄”，那么地方政府表面上会把转方式捧得很高，实际上仍可能紧盯速度，看重规模。广东开始改变政绩考核的“指挥棒”。
“增城模式”让人耳目一新。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增城将全市划分为三大主体功能区。南部定位为重点开发的新型工业区；中部为优化开发的文化生活区；北部山区为限制开发的生态产业区，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坚决不发展工业。
与见效快、收益高的工业项目相比，生态效益可是个逐步显现的过程，如何调动当地干部的积极性？“我们建立了分类考核机制，南部重点考核工业产值和自主创新能力，北部则重点考核旅游和农业产值，不考核工业”，增城市委书记朱泽君说，“去年，南部的新塘镇虽然工业产值接近900亿元，但由于居民收入增幅这个指标不够高，没有获得考核优秀奖；而北部虽然只有1亿元的工业产值，却由于达到考核要求而拿到了优秀奖。”
转方式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何解决广东人才和科技资源不足的问题？如何提升政务、社会等转方式的“软环境”？如何做到“好了伤疤不忘疼”、防止传统发展模式复归？广东还在探索。
30年前，广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杀出了一条血路”；今天，在经济发展方式变与不变的抉择、舍与得的考量、进与退的权衡之间，广东正试图“闯出一条新路”。广东人深知，当好排头兵，绝不仅仅是发展指标领先，更要在发展方式上走在前面。
珠江风帆点点。
广东再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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