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中国文人做不醒的清秋大梦—功业与美人 作者：缪人凤

中国文人做不醒的清秋大梦——功业与美人
缪人凤
一、中国人的价值观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娇妻忘不了!
曹雪芹的这句话把功名、美人与神仙对立了起来，好象追求了功名美人就不能成仙似的，但事实上世上本无神仙，所谓神仙大低是生平有功业者被后世尊而为神，故功名、美人与神仙并不矛盾，反有相互促成之势。象关公被立为关帝，李靖被尊为托塔天王，岳飞被目为大鹏金翅鸟化身皆属此类。李白一生好色，走到那嫖到那，还洋洋得意，但因他的天纵诗才，也未妨碍他成为太白金星。
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其实取决于价值观。对一个炸双子星座的恐怖分子来说，死亡根本不算什么，将来见到真主，在天堂享受72个处女才是极乐所在；对一个喇嘛教徒来说，在人间用智慧女、莲花女来采阴补阳，修成正果才是王道；对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才有价值。而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中国人是在实际意义没有宗教的民族，虽然一般老百姓也信奉各种各样的神祇，但作为决定社会大格局的士大夫阶层对宗教的态度只是“设神祇以佐治”，只是把宗教当成工具来利用，并没有什么价值理性。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一个极富历史感的民族，世上再没有其它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自己的历史绵绵不断，详实地记录下来。故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不需要上帝、安拉等独一真神来拯救，能救赎中国人灵魂的是历史，是“为生民立命”的圣人之言。
因此，历史评价和圣人之言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宗教评价，使得中国的灵魂不致因没有宗教而发生混乱。中国的圣人之言一般都是儒家体系的，而儒家主要关心的现世，甚少超越性，并不具备宗教意义。国人一般并不反对现世的享乐，且视享乐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部分，对此孔夫子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名言，而孟夫子有“食色，性也”的名言。另一方面，国人也推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就是说，为了达到“仁“的境界，就是贡献现世的一切也是值得的。
这好象与追求现世享乐有一定矛盾，但就“仁”的概念来说，仁者就是爱人的人，“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享受现世，这与为了某种主义，或者上帝、安拉等牺牲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仁人行“仁”就其主体的目的来说是追求历史评价。
故国人的价值观实际是既重视现世，也重视历史。能在现世获得较多享受算成功，能获得好的历史定位算成功，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志士仁人应舍现世而取历史，但两者并不必然发生不可调和之冲突，故国人最理想的境界就是既能享乐，又能造福于世，从而给自己取得好的历史定位。二、“三不朽”
《三国演义》中周瑜酒醉后狂吟“丈夫处世兮立功名”，而历代名篇中含有“功名”的句子比比皆是，比如《史记•管晏列传》：“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等，诗鬼李贺多愁多病身，但他也忘不了“功名”两字，他写的《南园》：“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是他自怨自怜心境的写照。可见，功名一直是国人心头最深切的梦。
何为功名？
所谓功名者，就是做了有益众人之事而取得的声名。功名有大有小，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不朽了，对此古人有三不朽之说。何为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叔孙豹的观点被后世普遍接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转述他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三不朽”中的“立德”是指树立崇高的道德，主要是指做人大节方面无可挑剔，“立功”则是指为国家民族立有巨功，“立言”则是指有能警省后世，发人所未发之系统性言论。这三个方面，无论那一个要做到都极不容易，何况三个方面都做到？但被称为“三不朽”的伟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有那么几个，就我个人观点看，大唐李靖、明朝的刘基（刘伯温）、王守仁（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差不多可算了。
李靖的事功主要体现在军功上，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无败绩的将军，七日七夜擒萧铣，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破吐谷浑，武功之盛，古今无匹；他的“立言”就是一部《李卫公兵法》，虽说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应该说主还是体现了他的军事思想，把作者归之于他并不为过；在“立德”方面他生平从无劣迹，古人谓言教不如身教，李氏之谓也。
刘基的事功主要在于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在朱元璋廓清中夏的过程中，刘基算无遗策，先战陈友谅，再灭张士诚，进而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方略就出于其手；在道德方面则是找不到他有任何瑕疵；在“立言”方面则有《诚意伯文集》20卷问世。
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在于迅速平定“宸濠之乱”。他在军事方面也可算得上所向皆捷，由于对手太弱，功业不能与李靖等比。但他在“立言”方面则是中国思想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人而已，有《传习录》和《大学问》传世。
曾国藩的主要功业在于平定洪杨之乱。以一在籍侍郎，编练团丁，卒平巨寇，几人能够？他的“立言”主要体现在《曾国藩家书》中，在修、齐、治、平方面均能给人以启迪，对后世影响也极大，蒋介石、毛泽东均受其重大影响。
可见，“三不朽”，那怕其中之“一不朽”也非常人所能为，但作为人生理想，心向往之，也无不可。可以说，正是“三不朽”的梦激励着一代代国人为国家、为自身而奋斗，我们今日观照自身，是不是还有“三不朽”的梦？即使连“一不朽”也做不到，那怕做点有益于后世之事，是不是也等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克服生理的限制而得到延长？
三、人生易老天难老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
人为什么要追求不朽？
其实人生对于永恒宇宙的落差还远甚于朝菌、蟪蛄对于人类之落差。任你功业盖世，但有限人生与永恒宇宙之间落差所带来的惆怅和悲凉感还是难以克服的。故成吉思汗问丘处机人死所葬之地能有多大，而蒋介石感慨人死后能拥有者不过是一杯黄土。
追求不朽者，不过是在某种意义上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而已！但当你真的面对苍茫宇宙，这又岂是能轻易克服的？
长庆四年（824）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途经西塞山，回想西塞山三国战事，写下名篇《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
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
故垒萧萧芦荻秋。
西塞山，三面环江，惟有一脉纤立山梁与千里楚山相接，为长江江防咽喉之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冬，孙策发兵攻黄祖，在西塞山激战获胜，再攻夏口亦胜，由此而奠定东吴江东基业。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冬，晋倾举国之兵分道伐吴，晋将军王睿、唐彬浮江东下，激战西塞山后东下石头城，孙皓面缚请降，吴灭。一座西塞山就这样见证了一个偏安政权的兴替。诗人回想至此，怎不慨怀？但其中“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句，所记述的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对东吴政权兴替的慨叹，更有人生对于自然、宇宙的无奈感吧？那一年，刘禹锡52岁了。
人一出世其实就意味着死亡，而人之一生对于自由、宇宙又不过是沧海之一粟，怎样将有限之生命以某种形式尽可能长地伴随自然、宇宙，这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诱惑。下一个诗人该出场了，他就是孟浩然，他也有同样的问题。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岘山，在湖北襄阳境内。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由于其颇有德政，为当地百姓所拥戴，故其死后，在他生前经常游览之地岘山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称此碑为堕泪碑。
老百姓见碑而堕泪，是因为感念他为政仁厚，造福百姓。但对孟浩然辈则相当不同了。
据《晋书•羊祜传》，羊祜镇荆襄时，常到此山置酒言咏。有一次，他对同游者喟然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
孟浩然辈的见碑堕泪多出于对身死名灭的忧惧，非仅怀羊公之德也。羊祜死前荐杜预自代。杜预也为有晋一代名臣，有平吴之功，王濬也一度受他节制。但他也有同样忧惧，为此他还自刻述功的二石碑，一埋岘山，一沉江底。以为如此令名得传久远。但后来欧阳修讥笑他道“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
羊祜、杜预皆建功立业的一代名臣，他们尚且在自然面前自感渺小，孟浩然辈一介布衣，寸功未有，那么在见了羊公碑后，“读罢泪沾襟”也在情理之中，慨叹自身之速朽而已。
“长江长千里，黄河水不停，江山依旧，人事已非，只剩古月照今尘。”，人事对于宇宙永远是那么渺小！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在自然面前，无论是智是愚，是贤是不肖，统将归于尘土。功业盖世者，谁真能保其不朽？
四、望美人兮天一方
如果对功业的追求主要是为了延长生命在形式上的长度，那么对享乐的追求则是为了加厚生命的密度。“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些是晋人对生命的感悟。前面说过，对功名的追求并不必然与享乐发生矛盾，很多时候反而有促成作用，故中国传统文人在可能的情况下决不会放弃对享乐的追求，而其中对美色的追求尤其突出。
李白是走到那嫖到那，他最喜欢的是挟妓遨游。
“我今携谢妓，长啸绝人群，欲报东山客，开关扫白云。”（李白《忆东山二首》）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李白《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
妓女前面冠个“谢”字，李白的自我感觉顿时高贵百倍，因为通过这一字在他的意识中将自己与历史上的大名士谢安联结了起来。《晋书.谢安传》中载：“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如果能象谢安那样，既有功业，又有美人，人生至此，夫复何求？可惜谢安是谢安，李白是李白，挟妓遨游一学就会，而要象谢安那样指挥若定，组织淝水之战大获全胜，为汉文明传薪火，几人能够？李白辈除了能唱唱“为君谈笑净胡沙”的高调外，真干实事，没一样行。
号称诗圣的杜甫也一样狎妓，他的“公于调冰水，佳人雪藕丝”是陪人狎妓，他可能也在其中搭便车；他的“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是往事只能回味？
白居易在在太湖与妓女鬼混五日，留下“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以自夸。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是杜牧的《遣怀》，是对其在扬州十年载酒行乐，倚红偎翠的回忆，看不出有多少自责之意，自得之状倒是跃然纸上。
苏轼有妻妾多人，表面对他老婆也是一往情深，什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的侍妾朝云堪称他的红颜知己，知他一肚子不合时宜，被贬途中一路相随，但他还不是照样“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明末时文豪张岱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清龚自珍一边忧国忧民，说什么“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另一方面则是“罗袜生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
民国郁达夫简直是个色欲狂，看看他的作品就可知道，他在《钓台的春昼》中有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在他的意识中，美人是与名马同一类的物品，只能供他使用与赏玩。
“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李白），既能不死，又有明星、仙姑服侍，人生至此，此乐何极？
五、只应社稷公黎庶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概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写此诗的时间，正是由原汉奸部队转投的吴化文部刚刚攻占南京的时候，毛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什么“天翻地覆概而慷”，什么“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他当时绝对料想不到，27年后中国再经历了一次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他在忧惧中死去，尸骨未寒，妻侄成囚，而庶民则终于能在奴役中渐渐解放，渐苏生机。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诗有人把它列为名言之一，可我实在想不通人世间翻来覆去算什么正道？难道人民生来就是贱，非要象烙饼一样翻来覆去才舒服？在这反复之间，英雄们可以尽情展示他们的他们的军事艺术、政治艺术，而人民付出的又会是什么？国共内战，百万生灵尽为灰，49以后，镇反、土改、大跃进、文革则至少有四千万生灵成冤鬼。人血不是白开水！“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谯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唐曹松），古人还有一点人道情怀，今人难道一点都没有？
对此，并不是没有人发出疑问，正当毛泽东象神一样笼罩整个神州的时候，在上海狱中的一个苏州弱女子就以鲜血写下了以下诗句：
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滔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颜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林昭《血诗题花》）
林昭一针指血地指出了在“英雄们”得意嘴脸背后是无数黎民之血，如果社稷真的“公黎庶”，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英雄”来逐鹿，也不用付出无量的“神州赤子血”了。
功名者，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追求，每个人当然也有追求其理想的自由，但如果在一个以自由人联合所组成的公天下社会，一个追求功名、理想的人不应该把他人绑架到自己理想的祭坛上做牺牲，你自己想怎么做是你的自由，要别人怎么做则请你用文明的方式来说服，谁也无权单方面决定他人如何生活。
在家天下的时代，功业主要体现在为一姓朝廷服务上，所谓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朝天阙”，而不是为了普通庶民，有时有利于庶民者不过兼顾之结果；而当两者难以调和的时候往往是牺牲庶民利益以奉朝廷，象明清时代为保障河运往往使河道两边良田不得耕种，严重影响民生。而在公天下的时代，最重要的应该是尊重庶民的基本自由。中国的传统文人有很深的家国情怀，但他们关注国家的多，关注小民的少；关注抽象的多，关注具体的少，所谓名臣勋业的背后到底有多少是有益民生的，其中不无疑问。
在公天下的时代，文人的功业梦也该醒醒了。
六、往事只能回味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女性基本是以杯具形式存在。孔融曾说过：“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曹操据此认定孔融不孝，将他杀了。但曹杀孔实质原因在于孔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经常对他所要推行的政策冷嘲热讽，至于对女性的态度，曹操虽未必象孔融那样极端，但也好不到那里去。
杜牧有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春锁二乔”，当然不能说曹操出兵江东就是为了抢二乔，但若曹操真的征服江东，那么铜雀台上肯定会有二乔的位置。曹操好色是众所周知的，他广置妻妾，死了还把她们安置在铜雀台上，叫她们分香卖履，时时看望自己的墓总是历史事实。
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类现象更加恶劣，它将女性当作男性健身、长生的修炼工具。这些内容在一些所谓的神仙、方术书中都有记载，主要内容千篇一律，不过男性是通过与多个女性交合，忍精不射，吸取女性阴精以达到自身的健身或长生目的。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在现代看起来是很成问题的，但历代信奉者众多，现在也不乏其人。在这种方法中，女性根本不成其人，而是被视作鼎器。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所谓贤妇总是千人一面，大低不过是苦忍成夫、相夫教子、替夫置妾一类的角色，这完全是根据男人的需求来推行教化。
然而真正做到“贤”的女人实际却很难激起男人深刻的情感，相反，一些所谓的“荡妇”却可令男人们心旌荡漾。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贞，《生查子》）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朱淑真的《元夜诗》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朱淑贞，《清平乐•夏日游湖》）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红藕香残玉蕈秋》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鱼玄机《赠邻女》）
这些被卫道士们斥为“岂良人家妇所宜耶！”（明.杨慎）的诗作之所以能传唱千古，因为它们表达的是最真切的人类自然情感。真正能拔动人心，使人感到温暖的永远是不带功利色彩的两情相悦。
即使在男性作家笔下，描写男女关系最动人也还是如此。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
“春心莫共花争花，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无题》）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屡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
追欢逐色如同酗酒，“举杯消愁愁更愁”，用权力和金钱交换来的一时的性满足过后是难以言喻的空虚。
世界本由阴阳两极构成，两极构精，万物演化。这中间谁都不可或缺，双方地位平等，没有总是一方张扬，一方顺服的道理。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恰恰是主张男尊女卑的，即使的些杰出的女性如班昭、长孙皇后等所作的训练女性的书中也是如此主张，这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
现代社会早已在法律上规定了两性平等，你固然还可以象西门庆那样追欢逐色，但即使是西门庆时代的西门庆，能给他带来点心灵慰籍的也只有李瓶儿。
人世间充满了无穷的竞争，能在你的记忆深处，能时刻给你一点温暖的不就是那些摆脱功利的真情流露的瞬间和片段吗？人生就象一棵树，交叉点很多，但你永远不能回头，或许你愿意在心灵中时时回首的永远是在某个冬夜，你将大衣披到她的肩上，她的发梢磨过你的脸颊………..
往事只能回味。
七、著书唯剩颂红妆
中国的传统士大夫就人格而言，愈晚愈无耻。春秋的士还是很知道些礼义廉耻的，到了战国就有些不择手段了，但直到两汉时期，士还是有一些独立人格的余绪。李广不想面对绳墨吏而自杀，司马迁因为选择了没有小弟弟却要苛活而终身痛苦都是士独立意识的表现。现代人经常把“刑不上大夫”当作官僚特权而加以抨击，但实际就其本意来说，“刑不上大夫”并不是指大夫犯了罪不会受到惩罚，而是指身为大夫的人应该知廉耻，一旦知道自己可能受刑则应当自我了断以维持尊严，所谓的“画地为牢，终不可入”也是士尊严意识的表现，因为即使是画出来的牢房，被圈在里面也是不可忍受的耻辱！那象现代的贪官为了免死可以穷尽一切手段，完全不知尊严为何物？
自科举兴，贵族衰后，士与皇权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所谓的“功名”不再是功业的代名词，而是指科举中选，更是指隐藏在其后面的荣华富贵。文人平日所饱读的不地不过是应考的儒家经典，一旦得所谓的“功名”，富贵在手，便再不思进取，虽然到各地为官，而离了师爷便什么都玩不转，“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这样炼成的。而且文人的投机心理也愈加浓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虽然其平日高谈礼义廉耻，而实际最看重的还是荣华富贵。一旦国有大难，若辈能“平居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已经算不错了，更多的是“临难靦颜事新朝”。为了寻求心理的平安，他们往往又会搬出“天下者，惟有德者居之”的老调，问新朝何以是有德者，则会答曰“武功强”，何以“武功强”即有德，则会答曰“得人心”，如此循环论证一番，便心安理得地易节为官了。
隋末有大儒徐文远者，李密、王世充师也。李、王先后反，徐文远先为李密部掳去，李闻而见徐，“文远倨坐，密望而拜之。”。等到李密被王世充打败，徐又被王所俘，《资治通鉴》载：“徐文远复入东都，见世充，必先拜。或问曰：‘君倨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远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吾何敢不拜！’”中国之大儒所谓气节者如此。
中国之传统士大夫大多既欲成功，又欲享受，艰苦磨炼恕不奉陪，“立地成佛”则正合吾心。故神秀之道难行，惠能之徒招摇，良有以也。
又，中国之士大夫多喜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知世事自有其规律，不尊规律任意运用多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曾国藩所谓“扎硬柴，打呆仗”乃正道也。然欲行正道必经艰苦努力，此又必为士大夫所不耐。就若辈而言，所能做者惟“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之意淫而已。
规律之外化则为规矩。中国之士多不喜规矩，以落拓不羁为高。王猛之“扪虱而谈”被传为千古美谈，不知此奈王猛此无奈之举耳！非一“扪虱而谈”即可成王景略。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毛一边脱裤捉虱，一边闲谈。当此细节因写入《红星照耀中国》而为世人知时，竟能因此而吸引不少文士北上延安。中国人之人文素质的悲哀，莫过于此。
故中国之士，多无气节、无耐心、不守规矩，无实干负责精神，高言阔论无人能及，遇事应变则百无一能。而欲建立一个现代社会，首先得重规矩，办实事，而国人之素质离此也远矣！这也证明所谓“功名”者，不过清秋大梦耳！
甲申国变，士大夫降者如潮，钱谦益本与柳如是相约殉国，无奈临难而钱嫌所谓“水凉”，柳自投之则被抱持而求死不得。柳因劝钱散家财、传消息以隐助抗清事业，钱诺之，亦践行之。呜呼，钱之气节固不若柳妓，而不若钱者更车载斗量，文人之无德无能，可胜言哉！
49之交，为共方传消息、搞策反、搞运动之所谓“国士”不知凡几，蒋公对若辈待之以礼，若辈报之以不逊。49以后，太祖待若辈如狗，若辈则以狗自居，自污污人，甘为卧底，几无所而不至。独有苏州林昭，一美人也，不自污，更不污人，且仗义建言，历冤狱、受酷刑而赉志以殉；血书数十万言，持人道立场，力陈某主义之非。其人之德、之勇、之识，谁人及之？
“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林昭墓志铭）
“著书唯剩颂红妆。”（陈寅恪）
八、逻辑的跛足
造成中国传统文人人格缺陷的原因很多，但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学术上形式逻辑的不发达。老子、孔子、孙子的理论如果用逻辑去细细梳理，自相矛盾的地方层出不穷，当然不能说他们全无价值，其中有许多智慧的闪光，但“闪光”与一个逻辑上自洽的体系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比如孙子的“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句话有着智慧的闪光，但显然光靠“算”是不能决定胜负的，违背了理由充足律。
比如老子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句话中什么论证也谈不上，只有比附而已。两军对垒，绝大多数的时候还是兵强者胜。
至于孔了的《论语》实质只是格言的集合，黑格尔根本不认为它是什么哲学，谈不上思想体系。
儒家经典《大学》中的名言：“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几句话，句句是论点，没有论证过程。
墨家倒是少有例外，该学派对逻辑学做可贵的探索，也总结出了几条形式逻辑的规律。比如《墨经》这部书中对各种思维形式进行了研究，其中的“名”、“辞”、“说”、“辩”，大致相当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这些思维形式。但墨家也只是形式逻辑的启蒙而已，还有不少不完善之处，而且该学派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就受压制，几至窒息。
由于大一统帝国独尊儒术，而儒家经典对正确思辩的压制是很严厉的。《礼记•王制》中就有“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的戒条，在这样的戒条之下，大家只好盲人圣人之言，正确的思维方式又如何建立得起来？也难怪以后的二千多年，中国在形式逻辑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现在留下的历代所谓经典名文，有许多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比如贾谊的名篇《过秦论》中，写了秦曾经如何之强，但不见写其如何行“仁义”，写了秦衰败如何之快，但不见写其如何不施“仁义”，而最后的结论居然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论据与论点完全脱节。
再比如苏洵的《辨奸论》，文不长，录于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语言，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书，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因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祸，而吾将获知言之名，悲夫！
引文结束
我实在看不出一个人不好锦衣美食而好读《诗》、《书》就是“大奸慝”。虽然王安石后来的改革确有祸国殃民之处，但与他的生活小节并无必然关系。而苏洵这样的文章除了博得个“先见之明”外，对于后世并无什么指导作用。
正是由于没有总结出整套的形式逻辑规律，这使得国人的思辨中只会不自觉地运用之，而不能自觉地用这些规律来审视自身主张的论据及过程过程是否成立，这就造成国人思维的模糊性、情绪性，只知道应然而不知所以然。这种模糊性、情绪性的思维又往往为一些有心人士所利用，他们经常以漂亮的言辞来包装自身的私利。这些人的特点就是在他不需要负责的时候唱高调，总是对干实际工作的人进行道德攻击，好象天下就唯他道德完美，就他能干一般。但事实上如果真让他负责起重大责任，他就马上缩回去，有时还会走向反面。
1933年，由于中国长城抗战战败，已经闲居多年的黄郛应国民政府之征召北上与日本谈判交涉，出面收拾华北残局。谁都知道城下之盟是怎么回事，黄郛以一闲居之身，毫无军政责任，他本来完全可以拒绝，但为了给国家争取一点时间，他还是毅然上任了。在军事失败的背景之下，想要争取平等的条约是不可能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减少损失，终于在他殚精竭虑的斡旋下,5月,屈辱“塘沽协定”签订,日本军队暂时撤出长城之外。紧接着通邮通航等协议,也先后签订。这些协议无疑是屈辱的，但它给中国最大的好处是暂时维持了华北的安定，给中国全面抗战准备了备战时间。
他刚上华北时就遇刺客，多名卫士殉职，协定签字后群情汹涌，咸谓其为卖国贼。其实大家只要理性思考一下，做这样的卖国贼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不是李鸿章，李鸿章本负有军政责任；他也无求官之心，他想做官，以他的才能和与蒋介石的结义关系，什么高官做不到？他如果想要什么清誉，他完全可以唱一唱“直捣黄龙”的高调。他实际是怀抱赤子之心，尽量为国家保留一份元气而已。但世人能谅解甚至于同情他的又有多少？
《亦云回忆》（黄郛妻沈亦云著）在“塘沽停战协定”一节,有段评论：“关于塘沽停战,以及后来的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两广始终反对的原因何在哉？不过是“以漂亮言辞包装自身私利”而已。
针对中国传统学术上的问题，严复曾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其实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人风骨的揭露。
提出一个很高调的目标很容易，但要搞一份建设性方案则非常不容易。因为后者必须考虑到现实可行性，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对原高调目标的大打折扣，而这恰恰就成了唱高调者攻讦之对象。这些人从不去考虑实现目标的客观条件、技术手段是否具备，只从道德角度对主事者进行攻击，好象一个人只要道德完美就可无所不成似的，而恰恰真干事者又必须与现实世界有所妥协，找道德上的瑕疵非常容易，这使得高调攻击者非常容易凝聚人气，也给实心干事者以莫大的无谓的阻力。中国的事难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而造成这个原因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人理性思维的的缺失，也就是缺乏形式逻辑训练的缘故。
这个跛足，至今犹存！
九、他朝两忘烟水里
中国传统学术在逻辑上有缺陷，但并不意味着就是一无所长。我觉得，传统学术在直觉方面十分厉害，全世界无出其右。象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开始）；有名，万物之母（根本）”等论断基本被现代物理所证实，虽然他并无论证过程，但凭直觉就把握了宇宙的本质；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被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用来说明社会的自发秩序。
唐诗和现代印象派绘画、印象派诗作若合符契，而年代却要早了近千年。“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春山夜月》于史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孟浩然)、“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终南望余雪》祖咏)、“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山居秋螟》王维)、“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送友人入蜀》李白）等等诗作，如果用现代绘画绘出来是一副副标准的印象派绘画，都是在对象特质的描写（绘）中注入主观的、微妙的情感。
中国的绘画原初大致也是追求形似，但实际是怎么画也画不象，只要拿中西方同时期绘画比较一下，就似的角度看，中方要差得远甚。但中国后来直接跳过了似的阶段，文人画兴起，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主旨则在“写胸中之逸气耳”，这与现代绘画的理念十分契合。如果只是描摹对象，则一匠人耳，谈何艺术？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语言表述的限制性，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而现代的语言学经过仔细分析，也肯定语言真能说明的问题还是非常有限的。
这些事实的确说明了国人在直觉方面非常敏感，很多地方能直指本质。
造成东西方思维差异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语言文字方面。东方是象形文字，故其形象思维发达，西方是符号文字，故其注重语义分析，从而导致逻辑思维发达。
其实任何学术在直觉和逻辑两方面都不可偏废，就象下围棋，关键的选点基本是靠直觉，但这点到底如何实际还要靠缜密的计算（逻辑）来验证。中国传统学者在直觉上非常敏感，但由于逻辑跛腿，并不能完成理论成体系的构建。由于干实事非依靠严密的逻辑不可，故中国之传统文士真能干事者鲜。当然光有逻辑也不见得行，不用说一个逻辑体系的构建在其最基本概念和原理上是靠直觉的，就是这个体系一直演绎下去也会有其本体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真要解决这个问题又得依赖学者的直觉。
故我不能说中国传统思维在本质上就是错的，但这种思维方式流弊很大，其上智者能入超凡入圣之境界，但也给中下之流以偷懒之借口，一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能省去许多功夫。
蒙培元在《心灵超越与境界》中曾指出二点，一：中国哲学也重视“知”，也是“智慧”之学，但它并没有把知和情截然分开，形成主客对立的哲学系统和理论理性的系统哲学；而是把人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情感评价以及情感内容和形式，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人的智慧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二：儒释道都把人的心灵视为“是主宰一切、无所不包、无所不通的绝对主体，因此，赋予心灵以特殊意义和地位。”。
正是这二点使中国传统上无法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理论。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必须假设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客体作为研究对象，否则逻辑演绎无法展开。但我仍不能说中国的这种学术传统从本质上说就是错的，因为世上真有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吗？
功业也罢，美人也罢，空间出罢，时间也罢，可能统统都是幻觉!
中国哲学最高的追求谓之“无执”，是所谓物我两忘!
人生一世，绚烂也好，平淡也好，如能在山水中隐去，归于自然，就是最好的结局。
男：笑莫笑悲莫悲(女：凝悲忍叹)
此刻我乘风远去(无可奈)
往日意，今日痴(从今痴泪)
合：他朝两忘烟水里
——黄沾《《两忘烟水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