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随笔]九品——中国官场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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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随笔]九品——中国官场揭秘
作者：宗承灏 提交日期：2010-1-27 14:10:00 访问：87165 回复：611
一、官场文化
1、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中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官场的场效应，产生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官场文化。
中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中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这是对中国封建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中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中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中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11:09
在中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中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构筑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镇压为主要手段。从而给中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伤害了当时的人民。也残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中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中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日”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中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腐败。但是与中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腐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文化性腐败，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12:33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日本人是“暧昧的日本人”。其实中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中国人”？在中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中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中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13:42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谈中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活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中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中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14:44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中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
“伴君如伴虎”的生存环境，使臣下有一种临渊履薄的心态。这种时刻被恐惧控制着的心态，与帝王随时怕臣下夺取王位的心态相映成趣。也是容易形成病态人格的原因。
作为谦词自称的“臣”“妾”二字，真实地反映出自称者的谦卑、臣服的心态。这是臣妾人格的心理基础。以臣妾角色定位的人群，一类是以臣之心态为妾的后宫嫔妃。一类是以妾之心态为臣的大小官吏。这一类人群，官本位意识非常强烈。对官场等级制度有一种达到痴迷程度的迷醉心理。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21:54
臣妾人格和宦竖人格，都是一种阴柔型人格。在政治环境中很容易由柔顺、谦卑走向屈从、谄媚、卑微与庸陋。而这种状态，一旦因权力地位改变而走向反面，又容易体现为释放出来的是凶残暴虐。所以说，阴柔的另一面是阴狠。谦恭卑微，委曲忍辱的另一面是专横跋扈，刚愎自用，颐指气使。奴性与专制共存，是臣妾人格的一大特点。在官场伦理中，忠君是第一位的要求。对君主绝对正确与臣妾绝对服从的永久性确认，是封建等级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专制极权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
还有一种文化，也对权力文化，官场文化产生过不断的、深远的影响。而它却被研究者长期忽略，这就是流氓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条件和背景，因此，后面将另章单独阐述。
中国官场中，大多数时候，最得意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伪君子。这种人城府很深，心机很深，深知“诈仁犹自王”的道理，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另一种人是真小人。不掩饰自己的小人身份，并无耻地以小人为荣。完全不要脸面，没有道德底线，不守游戏规则，什么丑恶的事都敢公开做出来。这种“伪君子”和“真小人”的行时与否，又与当时最高当权者的喜好及官场成员主要来源的群体效应有关。在有些时期，甚至会发展成集“伪君子”与“真小人”于一身。总之，为官者面具是可以改变的，唯一难以改变的是他们变态的人格。
西方的基督教教义，明确地将撒谎定为一种罪恶。佛教中也有“出家人不打妄语”的表述。而中国的官场文化中，“兵不厌诈”“说不了假话，干不了大事”之类的表述，却占据了统治地位。虚伪不但不是一种罪恶，甚至成为官场中人不可或缺的品质。美其名曰“喜怒不形于色”，曰“有城府”。
贞观年间，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从端门列队而出时，非常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使天下英才为其效力的手段而已。
这句话就是说：“天下的有为青年，都已进入了我的圈套了！” 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是成功的。它首先使“以文乱法”的儒生套上了笼头。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读取圣贤书，货予帝王家”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从而也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作为权力的附庸，难以产生俱有独立人格，独立精神和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精英荟萃的官场中，精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大量运用于“做官”上。从而使许多传统的优秀文化，被嫁接运用于统治争权术。例如古代兵家总结出来大量的计谋范例，基本上围绕“兵不厌诈”的主旨而产生。这在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中，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后来的官场人物，将其大量运用于政治斗争，运用于人生争斗。又例如太极拳的精神：“外表貌似柔顺，善于闪避解脱，善于借力。躲开了攻击，马上转为凶狠的进攻”。有些炉火纯青的官场人物，简直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一切都烂熟于心，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权谋已经成为一种基因进入了中国的权力文化中。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僚群体，是一个团体意识强烈的利益群体。他们内部虽然充置着你死我活的矛盾和争斗。但是，他们相对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却明确地以“官官相护”的潜规则表达出来。这种不分黑白对错，不讲是非曲直，没有道德评判，没有法理规则的“相护”。是一种重要的官场逻辑。
当前社会发生的体制性、制度性腐败，是以权力的滥用为标志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是权力空前恶性膨胀的基础。这个恶性膨胀的过程，官场文化的沉渣泛起，起着相当大的主导作用。中国只要保留了极权，不管是什么政治势力据有着极权，积淀深厚的腐败文化必然沉渣泛起。官场文化积淀下来的大量观念意识，大量明规则，暗规则，大量陋习陋规。这种主流社会在价值取向、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上的严重异化。不但影响着官场人群，也严重地腐蚀到了民间社会。对全社会起着无可估量的恶劣示范作用。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30:04
2、九大定律
中国历史的发展，如同陀螺的运动，不停地旋转，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有某种恒定的东西，始终保持不变。
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后人复哀后人”，不正好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吗？
这是一种规律，有人称之为历史定律。近来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不同的“历史定律”。这其中有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柏杨写的“瓶颈定律”；秦晖写的“黄宗羲定律”；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杨光写的“传统权力合法性定律”以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定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定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定律；“兔死狗烹”定律；“成王败寇”定律；“家族盛衰循环定律”等等。
各种各样的说法，是否都能称之为“定律”，也有疑问。但它们确实是在不断地被重复，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学者们何以对历史定律产生兴趣？我以为他们的用心，是要打破我们历史上那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后人复哀后人”，这样的重复，给我们太多的痛苦。
第一定律，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他担心。”(冯梦龙)
果然，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为什麽事态会如萁子所言，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世人的贪欲，不都是这样？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没有止境的。
君王的贪欲，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
无法节制的权力+无限膨胀的贪欲=殷鉴不远。
黄炎培 先生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向毛泽东提起“其亡也忽焉”这样的历史规律，因此，有人将这个定律称为“黄炎培窑洞定律”。
第二定律，兔死狗烹定律
越王句践，为报仇雪恨，卧薪尝胆，精神非凡。但他的个人品质却非常糟糕。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帮他筹划大计的两个功臣，成就大业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跑。 杀文种的时候，句践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它带到先王那里去吧。”
兔死狗烹这样的事，历史上不断地重演。
能够吟诵《大凤歌》的汉高祖，也是小鸡肚肠。依赖韩信的军事天才，夺得天下。原说是与韩信“共天下”的，后来非但不“共”，还要了韩信的命。
天下汹汹，想要南面为王的野心家何其多。就是咱自家，当年“黄袍加身，”不也是个野心家？如此说来，野心家就睡在我们的身边。
老是疑神疑鬼，睡不好觉，搞得神经衰弱，以为真是狼来了，于是起了杀心。
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世人无论是谁，只要坐（抢）到这个位置上，总会不由自已这样去想。原本抢来的东西，难保不被别个抢去。所以，历史上兔死狗烹之事不断重演，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第三定律，包围定律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论及天下兴亡之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奸臣和小人，虽为人所不齿，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皇朝的灭亡，国家的劫难，往往与他们有关。
“指鹿为马”的赵高，“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祸国“六贼”童贯、高俅、蔡京等，陷害忠良的秦桧，两面三刀的严嵩，无法一一列举。若能把他们聚集拢来，可以排列成大军，浩浩荡荡。只不过，这只大军不能用来上阵杀敌，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包围”。
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这就是包围定律。
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包围”。包围是客观存在的，在我们中国，有权力就一定有包围。权力越大，包围就越厚。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31:47
第四定律，敌戒定律
唐代柳宗元有一篇题为“敌戒”的短文，其思维逻辑与常人常理完全相悖，富含哲理，是一篇奇文，转录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从来人们都把敌人看作是祸害，无力者避之，有力者根除之。唯独柳公认为，有敌人是好事。
毛泽东对这篇短文推崇备至。 毛泽东一生，空前绝后，以他的眼光，审视历史，何以对这篇短文情有独钟？
古人治国，由大乱到大治。毛泽东治国则反其道而行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把整个中国搞得如火如荼，水深火热。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否与《敌戒》中宣示的哲理有某种契合？
自秦统一以后的两千年，几乎一直是一国独大的局面，周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实力可以与这个中央帝国“度长絜大，比权量力”。
没有强大的敌人，失去了外部的压力，内部自然就腐化。未闻边塞号角，但见歌舞升平。自秦以后，皇朝的历史，一代不如一代，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退化之中。
正是这种历史环境长期地作用，使中国人鸩於安乐，不思进取，怯懦畏葸，麻木不仁。
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把他造成鞭炮，用于喜庆娱乐之中。西方人却把他造成武器，使人类的战争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
没有了竞争的压力，也就失去了不断创新进步的动力。
第五定律，朋党定律
唐穆宗时期，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以李宗闵、牛僧孺为首的科举出身官员结成一派，两派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倾轧达四十年，史称牛李“朋党之争”。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党（派）争”持续不断。
西汉有外戚、宦官作祟，东汉有清议党锢，魏晋南北朝有士族门阀，唐有刘李党争，宋有“元祐党人碑”，明有东林党、宣党、崑党，清有帝党、后党，国民党内有黄埔系、cc系、政学系等。
各朝各代，都有朋党、帮派，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朋党现象，有其社会根源。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他是一个宗法社会。
中国宗法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盘根错节。
一个人立于社会，并非是孤立的。在他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亲戚关系、乡党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徒）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帮会关系、同志（道）关系等等。
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人的社会资源。聪明的人，运作得好，前途无量。
无论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都能见到中国人在忙着拉帮结派。像一个个勤奋的蜘蛛，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网络。网络越大、越结实，捕获就越多。
现在说打贪官，须先搞清楚，贪官后面的保护伞有多大，前后左右铁杆关系有多硬。否则贪官打不到，反倒捅了个马蜂窝。
对于中国的朋党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褒贬不一。持否定观点的人认为，“结党营私”。宋朝欧阳修却认为，“小人无朋（党），惟君子则有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常常结为宗派，十分自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许多人对此十分忌讳，刻意回避，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
像毛泽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公开承认，“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倒是日本人比我们痛快，他们的政党内部就分为不同的派别，公开活动，堂而皇之。这是日本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4:33:22
第六定律，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 秦晖 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的目的都是好的，改革者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常理来看，是有些奇怪。像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诗文写得极好，富有智慧，怎麽也会犯一些不断被重复的简单的错误？
中国的农民对此有他们自己的解释。在农村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上面的经是真经，都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歪嘴和尚何以要把经念歪？考其原因有二。一是和尚水平太差，不会念经；二是和尚故意要把经念歪。我以为后一种情形居多。
吴思 先生在其《血酬定律》一书中提到明朝官员的薪俸太低，其各项必要的支出加在一起高过俸禄的收入。吴 先生认为，与其他各个朝代相比，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最低的。明朝官员俸禄虽低，尚有俸可领，而在王莽时期，官员们从朝廷中领不到钱，俸禄为零。
读史读到这里，觉得十分有趣。不给官员发薪，难道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自古有喝西北风的老百姓，未见有喝西北风的官员。
结果是王莽时期的官员却因零俸禄政策而大发其财。既然朝廷不给发薪，他们只好自行解决，正好有了借口，可以理直气壮，大肆搜刮。
在我们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形是，“两头热，中间凉。”中间热不起来，自有其道理。
是各级官员和胥吏在其中做了手脚，捣了鬼，把一件好事搅成一塌糊涂。
吴思 先生所说的“潜规则”，正是官员胥吏们的捣鬼之术。官员们捣鬼有术，他们不仅有“潜规则”，有时更是肆无忌惮，毫无规则，随心所欲。如老百姓所说，“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这里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和尚要吃饭，一个是和尚会打伞，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和尚要吃饭是正常的，也是正当的，不给他们吃饭，或吃不到好饭，他们就会去“打伞”。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变法，成功的不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执行难”。好的法律，好的政策，到了中下层官员手里，常常会走了样。批评者常常把矛头指向中下层官员。我以为虽然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根源却在上面。表面上是一个“执行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设计问题。
设计一个好的政策（比如说“青苗法”），同时也应配备一个好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中，必须把“和尚要吃饭问题”与“和尚会打伞问题”列入日程。不考虑并重视“和尚”问题，好的政策就只是空中楼阁。或者我们说，一个好的设计师，要想把他设计的好政策付诸实施，顺利推行，必须首先把“和尚”安顿好，否则，“黄宗羲定律”就会不断重演。
第七定律，五世而斩定律
当年八旗兵入关，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只凶猛的老虎后来为什麽会变成如此熊样？
富贵人家，总是难以持久，是中国历史的规律。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有本事的君子，得了个好位子，挣了一大份家业，想把他千秋万代的传下去。但“五世而斩”，君子的梦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所击碎。
老百姓的说法，更加令人扫兴。他们说，“富不过三代”。
五世也好，三代也好，贫与富，是在不断地转换。也许这是一种自然的调节，自然的公正。为什麽富者不能恒富？富贵人家之所以会出败家子，原因有四：
一曰“骄”；二曰“奢”；三曰“淫”；四曰“逸”。
第八定律，权大欺主定律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难解的结始终困扰着历代的政治家，那就是“权大欺主”。历史上“权大欺主”的事屡见不鲜。楚成王儿子商臣，逼迫成王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王僚；西汉末有王莽篡汉；晋有“八王之乱”；三国时期有曹操、司马昭擅权；隋有杨广弑父杀兄；唐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宋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明有朱棣“靖难”之变等等。
在封建皇朝，存在着两种大搏弈。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皇储（太子）之间，另一种博弈发生在皇帝和权臣之间。皇帝和皇储，亲生骨肉，也会为了权力生死相搏。虎毒尚且不食子，帝王家庭内，却会上演父（母）杀子，子弑父，或兄弟相残的惨剧。皇帝和权臣间更有说不尽的恩怨。“君臣一日百战”，君权和相权较力，外戚或宦官擅权，朝堂和皇宫从来都是权术和阴谋的演练场。皇储和权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人物。说他们危险是因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威胁，他们自身也因此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危险状况有时会演变成危机，甚至发生大的动乱。
如何防止“权大欺主”是中国古代政治学最大的课题之一。
《园艺学》有一个名词叫顶端优势。当一棵大树中心干上的分枝高过中心干时，其生长势会强於中心干，最终取而代之。
取而代之，是因为“生长势”的对比发生了变化，终于成为“强枝弱干”。在帝国的朝堂上，当帝王与臣下“权势”的对比发生变化时，也会有“取而代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一样，对优势地位的竞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项羽见到秦始皇出游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此也。”我想人群之中心生羡慕的应当不止是这两人。人们常说，“打江山，坐江山。”何谓“坐”？“坐”就是享用。把一个大饼送给一个饥肠辘辘的穷汉，穷汉会“享用”赐给他的美食。一个皇帝，他所“享用”的并非一个大饼，皇帝打下了“江山”，他“享用”整个国家。无数美女，多少美丽与温柔，还有各种奇珍异宝，山珍海味。这样的“享用”，怎不令世人羡慕？
现时的人把权力叫做“公共权力”，认为“主权在民”，古代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芸芸众生只不过是一群驯顺的绵羊，皇帝和官吏执长鞭鞭笞天下，他们是牧羊人。一切权力归于统治者，是统治者的私有物。正是这种权力私有的特性，导致了无休止的争夺。象是一个金苹果，被众人抢来抢去。“高才捷足”者从血泊中抢到它，然后“坐天下”，享用整个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也有争夺，他们争夺的是金钱，物欲横流，我们称之为“拜金主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更看重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我将其称为“拜权主义”。
人们常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人之欲望，难道仅仅只有食欲和性欲？**时期，我感受到人世间还有一种欲望，超越食欲和性欲。那样的饥渴，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的不顾一切，那样的不知羞耻，那样的不择手段，那样的心毒手狠，心心所念，只是为了权力，这就是“权欲”。人世间居然会有这种东西，如此强烈，令我惊奇。
还有一种原因导致“权大欺主”，有人将其称为“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
“权大欺主”是封建社会始终没有解开的一道难题。
第九定律，皮毛定律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写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毛”。“毛”是个什麽东西，有一股腥膻之味。堂堂乎文人雅士，怎麽会是“毛”？
秦之前，文人们曾经有过一段美好时光。他们负笈而行，周游列国，天马行空，十分浪漫。那时的人，他们“笈”中装着的那份精彩只属于他们自己，独一无二。他们背负着它，走遍世界。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说服全世界。他们的思想像凌空而过的天马，高远而神奇。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每一流派都是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清泉汇集之处，是大海，激荡澎湃。
秦以后的文人，他们的“笈”中只有先人的经书和教义，他们整日诵咏的是别人思想的片断。文人们没有了思想，失去了自我，甘洌的清泉完全干涸了。天马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依附於皮上的随风抖动的“毛”。
举国一致，只有一个思想，欧洲人没有做到，我们中国人做到了，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但世界上的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必有弊，对于我们的成绩也须一分为二。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毛”，依附於“皮”之上，当然很好。只是要从这些失去思想的“毛”中产生出像洛德、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决无可能。晚清以后的落后与挨打，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09:38
3、官员的选拔
中国的官制及官员名称，夏代以前基本上说不清楚，至于商代，则可以从先秦文献及近些年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大致了解一些。周代仍然属于奴隶制社会，其统治基础是奴隶主贵族，并没有形成严密的官僚体系，但其官制除了沿袭商代“师、保、傅、史、卜、宰、仆”等名号外，又有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宗伯”等设置。春秋时期，王室的官制无大变化，但诸侯国的官僚体制总体上是在不断扩充，出现了一些新的官名。到了战国时期，相互争雄的七个大国不同程度地扩大了地盘，这就要求各诸侯国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官僚机构，于是也就出现了“相国、国尉、将军、郡守、县令”等官号。但总的说来，战国以前，我国的官制是不完善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个要职，掌握国家军政要枢，并在全国确立郡县制，实行极权统治。因此可以说，中国官僚机构的系统化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的。其后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元明清，我国封建专制的官僚体制不断完善，尤其是有清一代，君主中央集权体制达到了历史的极峰。从物极必反的哲理上看，空前完善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官僚体制，最终导致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覆灭和社会形态的转型。其后，中国经过百年变革，一跃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选用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各级官员，是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统治中最重要的政务。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官僚机构的日益系统化，各个朝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设置也日益明细化，官吏的选用也从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察举制，到隋唐以及宋元明清的科举制，一步步走向规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官员选用迁转制度。因数千年来我国官员的选用迁转及官场规制繁杂，难以尽述，下面仅就历代官员常规选用迁转及官场规制做简要说明。
察举、征辟（征召、辟除） 两汉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十分注重各级官吏的选拔和利用，让各种人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替朝廷出谋划策和管理各级官僚机构。汉代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汉初按军功爵位的高低来选任各级官吏的制度，但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军功地主已经没落，按军功爵位的高低来选任各级官吏的制度不再适应和平年代的需要，所以就被后来的察举制和征辟制所代替。第二种是在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中选任，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但这种制度很难选拔到真正的有用人才。第三种是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即察举制度。把察举作为选官的一项制度是从汉孝文帝开始的，汉孝文帝曾先后两次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把察举发展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明确规定了察举以儒术取士的标准，凡儒家以外的各家均不得推举。察举制取消了资产限制，并规定察举按人口比例分配。察举制度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孝廉、秀才（东汉为避刘秀讳一度改称茂才）等名目。第四种是征辟制度。对于那些有才干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皇帝召见，并量才授予官职。朝廷特征士人，称为征召。中央行政长官如三公、地方官如州牧、郡守等官员，也可自行征聘僚属，任以官职。长官自行聘任士人，称为辟除。征召和辟除合称征辟。两汉以后，魏晋南北朝大致上沿袭察举、征辟（征召、辟除）等选官制度。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1:12
上计 上计是一种考核地方官的制度。战国和秦汉时期，地方官员向朝廷将辖区内一年的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等政绩编为簿籍上报的制度称为上计。西汉时期，各郡派往中央上计的官员为郡丞或长史，东汉时期设有专职的上计掾和上计史。凡入京执行上计的官员称为“上计吏”，简称“计吏”。郡国上计一般由皇帝或丞相亲自接受计书，西汉末年到东汉，形式上上计由大司徒总核，而多由尚书主持。郡国向中央推举的孝廉之类人才，也可相随上计而行，这种办法称为“计偕”。朝廷根据计簿对官员进行考核，界定赏罚。
赀选 西汉凭财产资格为官的制度称为赀选。赀选制度规定，有赀（财产）五百万钱者，向朝廷交纳一定的资财，得自备车马服装，到京师听候选用，通常可任郎官或一般官吏，时称赀选为郎者为赀郎。
任子 西汉时期，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任满三年期限者，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称为任子，东汉沿置。
予告、赐告 汉代官吏休假称“告”，汉律规定，二千石以上有功官吏，可享受予告或赐告待遇。准予带职休假称予告。予告不得归家，可居官不视事。病满三月准予回家治病称赐告。此后历代官员凡因老、病准予休致者，皆称予告。
起居注 皇帝的言行录称起居注。相传汉武帝时宫中始修起居注，此后各朝史官均记注皇帝言行，成为官修史书的主要史料。魏晋以后，皇帝的起居注由著作郎、起居令史、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专官负责修撰。隋代在内史省设置起居舍人，唐宋时期又在门下省设置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掌其事。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一职。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
磨勘 唐代文武官员的功过行能，由其所归属的中央机构各司或所归属的各州府长官按规定进行考核，任期满后，根据考绩结果升降。为防止申报不实与升降不当，须经吏部和各道观察使予以复验，称为磨勘。宋代设置审官院主持官员考课升迁。宋真宗时期，规定文武官员任满三年以上，方给予磨勘升黜；在京之京朝官员，磨勘时例须引对，由审官院考其殿最，呈皇帝亲自升擢黜陟。后逐渐形成文臣三年、武臣五年磨勘制度。
明发 清代雍正以后，有关巡幸、上陵、经筵、蠲赈及京官侍郎以上，外官总兵、知府以上升调黜陟等的谕旨，军机大臣交由军机章京书写谕旨，经内阁传钞，再交部科者，称为明发。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2:45
廷寄 清代雍正以后，凡属有关诰诫臣下、指示方略、考核政事、责问刑罚失当等机要文书，为防泄露，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大臣专办，密封后加盖军机处印信，再交兵部加封，用四百里或六百里文书发往地方有关官员，称为廷寄。
开坊 明清制度，翰林院编修、检讨可升为詹事府中允，赞善等官。因中允、赞善隶属詹事府左、右春坊，故称开坊。
圣旨（诏书、上谕）、懿旨（教旨）、令旨 在封建社会，皇帝的命令或言论称为圣旨，皇太后和皇后的命令或言论称为懿旨（教旨），太子的命令或言论称为令旨。发布皇帝命令的文告叫诏书。皇帝的指示和命令也称上谕，诏书和上谕都可叫做圣旨。
朱谕、朱批谕旨 唐制，降诏之外，有所访于群臣，则用朱书御札。后来明清皇帝御札，仍用朱书。清制，凡有异常重大处分，于内外奏章或特降圣旨，由皇帝以朱笔批示，以示郑重，称朱批谕旨。
谥法 中国古代王侯将相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评定一个称号以示褒贬，称为“谥法”。谥法始于东周，东周之前王侯将相只有生称，而无死谥。东汉以后，出现有名望的学者死后，由亲族及门生故旧为之立谥的习俗，称为私谥。
册封 古代，皇帝以爵号授给宗族、后妃、异姓王等，都要在受封者面前，宣读授给所封爵位号的册文，并将册文和印玺一齐授给被封人，称为册封。以清代为例，册封亲王、亲王世子和他们的福晋的册页用金质；册封郡王、郡王福晋的册页用银质饰金，册封妃嫔则有册无宝。
封典 晋代以后，皇帝给予官员本身及其妻室、父母和祖先荣典的制度称为封典。封典制度历代各不相同，清制，以封典给官员本身称为“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和妻室，存者称为“封”，已故者称为“赠”。一品官曾祖父母以下均有封典，三品以上封其祖父母以下，七品以上封其父母及妻子，九品以上仅及本身。
诰封、敕封（诰命、敕命、诰赠） 诰封即诰命封赏。明清两代，对文武官员及其妻室和其先代赠予爵位名号时，皇帝命令有诰命与敕命之分，五品以上用皇帝的诰命封授，称诰封；六品以下用皇帝的敕命封授，称敕封。诰命针对官员本身的称诰授；针对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子时，存者叫诰封，殁者叫诰赠。后诰命特指受封夫人。
诰敕 明清两代，对内外文武官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人诰敕，诰敕文字按品级定式填写，不得增损一字。
京察 明代规定，对京官六年举行一次考核，称为京察。清代改为三年，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八法为：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休致。后去掉贪、酷二法，改八法为六法。
大计 明代对外官的考核称为大计。清沿明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大计，每逢寅、巳、申、亥年，由县、州、府、道、司层层考察所属官员，申报督、抚审核后，造册送吏部复核。才、守均优者称为卓异，经引见后得加一级回任候升。劣者以八法（后改为六法）列出等级给与处分。八法或六法内容和处分方式与京察同。不入举劾者称为平等。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4:21
铨选 唐代以后，高级官员由皇帝任命，一般官员由吏部按规定审查合格后授官，称为铨选。凡经科举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等，均须赴吏部听候铨选。
候选 清制，内自郎中，外自道员以下官员，凡初由考试或捐纳出身，及原官因故开缺依例起复，皆须赴吏部报到，开具覆历，呈送保结后，听候选用，称候选。
候补 清制，没有补授实缺的官员在吏部候选后，吏部再根据职位、资格、班次，每月抽签一次，分发到某一部或某一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
指省、指分 清代捐纳制规定，士民捐资取得官员资格后，也可再出一笔费用免予掣签，由自己指定到某省候补，称为指省或指分。
掣签 明代选授迁除，由候选者自行掣签。清代沿袭，外省官吏分散任用，由吏部掣签决定分发何省。
挂牌 清代地方官自知府以下任免，由各省布政使在衙前悬牌公布，称为挂牌。
明保 清制，各大臣推荐人才或叙录有功官员，由吏部转军机处奏报后，再交吏部审议，称明保。
密保 清制，各大臣推荐人才或叙录有功官员，不交吏部而由军机处奏报后，再交军机处存记，而并不宣布，遇有出缺，即在被保人员中选用，称密保。
引见 清制，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凡初次授官、京察升调、保举、学习期满留用等，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引见皇帝受训谢恩，称引见。
丁忧、夺情 明清时期，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这种制度叫丁忧。如有特殊原因，朝廷也可强招丁忧人员为官，这种制度叫夺情。
开复 清代官员被革职后又恢复原职叫开复。
起复 明代以前，官员降级后又恢复原职叫起复；官员父母丧服未满而被起用叫起复；清代官员父母丧服满期而被起用也叫起复。
过班 清代官员因保举或捐纳而升迁官阶称过班。外官道员为最高班次，称道班；其次，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知县、佐杂各为一班。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5:42
捐纳、（捐班） 古代捐资纳粟以得官爵的制度叫捐纳。秦始皇四年，因蝗灾大疫，许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开捐纳之始，历代多沿袭。清朝官吏凡由科举出身者称正途，由捐纳财物得官者称捐班。
行取 明清制度，地方州县官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依等次授给事中、御史及各部官职。这种外官内擢形式称为行取。
撤任 清制，官员革职或降级，须有皇帝谕旨方可，但各省督抚对属员可用公文撤销其职务，称撤任。
流内、流外（未入流） 三国曹魏时期，官员按地位高低，分为九品，历代相沿不改。隋代以后，称一品至从九品为流内，未入九品者称流外。唐代流外升入流内称入流；元代称流内为已入流品职官，后世沿称不废。流外官在明清称为未入流。
顶戴（顶带、顶子） 清代用以区别官员品级的帽饰称顶戴。顶戴可写作顶带，也称顶子，以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金等为材料。在清代，皇帝可赏给无官人员某品顶戴，也可以赏给某一位官员更高品位的顶戴。
功牌 封建时代颁给有功将士的奖牌叫功牌。清代督抚颁给军功人员的功牌，为带有“赏”字的长方型银牌，后代以纸牌。有了功牌就算有了出身。
养廉 为预防官员贪墨，清代于正俸之外加给官员的一种收入，称养廉银。文武官员养廉银按职务、等级发给。
关防 古代官印为方形，长方形的称为关防。明初，添设之官不给印，只给长方形关防。清沿明制，正规官员使用方形官印，临时派遣官员则用关防。印用朱红印泥，关防用紫红色水，俗称紫花大印。
钤记 清制，凡文职佐杂官员和不兼管兵马钱粮的武职官员，所用的木质官印称钤记。受地方长官委派办事人员，亦用钤记。
待续 待续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6:24
趕上直播，完美插入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18:36
呵呵，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兄弟支持！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5:32:50
4、官场“三性”
官在中国，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中国历史上，对官，对官场，说过这么多，说得这么深，说得这么有用的，当数韩非。韩非用战国新起的铁器深耕法，《吕氏春秋 任地》的介绍是：“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把发育得热火朝天的中国官场，捅了个底朝天，让人直观无碍，他也由此总结出了中国官场三性。
第一性， 官场如战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早熟的中国官场，即已发育为成熟的战场。韩非借口黄帝，杜撰出“上下一日百战”（《韩非子 扬权》，注：以下《韩非子》引文，只标篇名）的论断，以此说明官场的动荡与凶险，也就成为官场暗战的真实写照。韩非在书中，不仅写到了各种官场计谋和策略，《内外储说》篇，更以大量事例说明，身处官场，随时可能分分钟被人搞定，却死都不知是怎么死的（集中见于《内储说下六微 说三》）——韩非本人，最后也身列其中。这一点，倒确实和马基雅维里有所相似。
官场的血腥阴暗，不仅搅拌于横向同僚之间，更表现在纵向上下之间，尤其是所谓君臣之间。“人主者，利害之轺毂也，射者众，故人主共矣。”（《外储说右上》）“利在君之死也”（《备内》）“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备内》），君臣、上下之际的冲突、角力，是韩非思想，官场思想的首要之义，重中之重。在韩非的这一思想领域，君，往往是个弱势群（个）体[“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解老》）]。韩非借引民谚：“厉怜王”，认为：“虽‘厉怜王’，可也”（《奸劫弑臣》）——连麻疯病人（厉）都要可怜君王，情形的确如此。
第二性， 官场即商场。
韩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以直言不讳的语气，表达了君臣之间，本来就是交易，官爵利禄，本来就是商品的思想。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
计：工资，或好处。
一针见血的简明。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外储说右下 说二》）
说得多明白。
“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难一 三》）
没有比这更到底的话了。既然爵禄不过是个“市”的玩意，有卖金的，就有买金的，君王卖得，我卖不得？别忘了，在中国，每一个男人，更别说官场里的男人，其实都是一个个或明或暗，相对而言的君王，——区别只在于，看他这会站在什么地方，对面站着的是谁而已。
第三性， 官性如贼，防官之心，甚于防贼
贼字古今异义，但也并非全不相干，都有祸害之意。官与贼相并，这是韩非的做法。
“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和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主道》）
虎是权臣，贼是奸臣。
既然官贼一体，参照第一，第二条官场定律，有备无患，防人之心不可无，防患于未然，严防死守，防微杜渐，就是官场文化、官场游戏，题中必有之义。
防，就是官场的主旋律。
怎么防？
韩非必杀技：一，握碎所有的信任；二，念紧一个备字。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备内》）
“昭侯……欲发天下大事，未尝不独寝，恐梦言而使人知其谋也。”一曰：“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外储说右上 说二》）
握碎所有的信任，首先，就是要握碎对身边人的信任，尤其是睡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或那堆人。
如果说轻信是是致祸之源，那防备就是自卫之本。
“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也”（《爱臣》）
“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木枝扶疏，将塞公闾。私门将实，公庭将虚，主将壅围。数披其木，无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将逼主处。数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将不胜春风；不胜春风，枝将害心。”（《扬权》）
一咏三叹，用心良苦。
不仅停留于心备，要实实在在地备，一事一备，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备。因为瞬间的疏忽，会招来灭顶之灾，满盘皆输。
“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备内》）
不给你半点喘息的机会。
韩非曾以这些动物，比喻过官场的官们。
虎：“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主道》）
狗：“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止，狗益无已。”（《扬权》）
猛狗：“大臣为猛狗迎面龁之，”（《外储说右上 说三》）
豺狼：“豺狼在牢，其羊不繁。”（《扬权》）
兽鹿：“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内储说上七术 说三》）
鼠：“而与鼷鼠同威”（《八说》）
社鼠：“今人君之左右，……此亦国之社鼠也。”（《外储说右上 说三》）
可见，在韩非的眼中，笔底，中国的官僚集团，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显示出的确是一群天生的虎狼之辈，贪腐之徒。
一言以蔽之，官，天然具有祸害性。
待续 待续
作者：妖女也　回复日期：2010-01-27　16:29:59
顶上去看看
作者：jinng　回复日期：2010-01-27　16:37:34
太长了，没看全，楼主把官场看的很透。。。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7　17:13:03
官场混乱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11:59
5、士人的庙堂情怀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庙堂情怀。范仲淹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以在下观之，忧其君者众而忧其民者寡，忧其君者先而忧其民者后。盖因唯有忧君方可入庙堂，入庙堂方可忧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生最大愿望就是跻身庙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削尖脑袋也要钻进体制内。
李白给大家的印象是狂放不羁，求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力士脱靴，贵妃磨墨”。可就样一个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在42岁那年，得到了道士吴筠的推荐，就高唱起“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叮咛妻子：“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登台拜相了。谁知玄宗召他，是看中了他的文才，让他来宫中陪着玩玩的，并不是叫他来帮助治理国家的。就是这样一个闲差事，朝廷也没让他呆多久，前后跨三年，实际一年多，李白过得十分郁闷。终于有一天，李白在一帮小人诽谤攻击声中，被皇帝厌弃，拿点钱给打发出宫廷。谁说李白的藐视权贵，放情山水，不是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可奈何和愤世嫉俗呢？而他对一个地方官员韩荆州极尽奉承之能事，更使人对他的人品产生怀疑：“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说其有“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又何其肉麻也。
像李白这样狂放天真，直来直去的，倒也可爱，最令人看不起的就是那些所谓终南隐士，一群沽名钓誉之徒。唐代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孟浩然给人的印象是不食人间烟火，皇帝老儿请他做官都不屑一顾，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挺想做官的，二十九岁的时候曾诗谒张九龄，想走这个落魄宰相的后门，但未成功。后来主动到长安活动，抓到了与皇帝见面的机会，可是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唐玄宗，做官的梦破灭了，这回只得终老林泉了。
知识分子隐居山林，有多重表现，一种是为隐居而隐居，为一种精神追求、效法古人而隐居。此类人物当属东汉严子陵、魏晋嵇康、中唐李泌。一种是为了造声势，为了更好地出仕，就是人们常说的“终南捷径”，姜子牙垂钓渭水，诸葛亮躬耕隆重，都属此类，当然他俩也确实干出来一番大事业。再一种则是科举落第，入仕无门，不得已而隐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把此类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这类人物虽然表面上愤世嫉俗，蔑视权贵，其实骨子里对这些东西期盼的要命。《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一生科举未中，自视为奇耻大辱。而金庸以85岁之高龄，名满江湖之声望，屈尊降纡，和一帮后生晚辈一起申请加入作协，也是心同此理。
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要达此目的，必须依附君王。最好是作帝师，如姜子牙、诸葛亮，近代大儒章太炎、拥袁“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其次为帝友，如严子陵、李泌；随着封建君主制的成熟，君主权柄越来越集中，帝师、帝友不可再得，知识分子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为帝臣乃至帝奴了。像魏忠贤的“八孩子”，现代的郭沫若，可为其代表。知识分子沦落到这般地步，已经很难再用“庙堂情怀”这样冠冕堂皇的词语来掩饰自己了。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13:36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
说这话的人，一定没读过韩愈的文章。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
知识分子一旦成为负责“解决”问题的人，他就进入体制做官，去以公权力“解决”问题，也就不是所谓“知识分子”了。我们现在所谈的知识分子，本来就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他的主责就在批评。对一个知识
分子说：你给我说出具体做法来，提不出具体做法你就 没 有 发 言权——这种说法是混淆了知识分子和公权力执行者的分际。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贻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那种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数，负不同的责任，而且要有不同的性格。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23:03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朝代更替之时，就是功臣被诛之时。武则天为了建立武周朝，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风，一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一辈；明代建立之后，朱元璋几乎杀光了自己身边所有的功臣。
从古至今，当官就是一种极大的昌险。官场的门口，写着两个大字，谨入。既然如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为什么那么想当官呢？为什么一直沉迷于官场呢，一直沉迷了五千年呢？
有位历史学家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不是封建主义，二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官僚主义”。他老兄的说法尽管有失偏颇，但官僚主义在中国确然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官本位”是儒家的终极理想，男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最豪华的人生目标，舍此总觉得拿不出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男人喜欢唱“大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安慰平生，慰平生兮我将醉，我将醉兮发狂呤”。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价值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官本位”。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做官，如何做好官，就成为中国的显学。 社会学家 李零先生说：“古代最初只有一门学问，即做官的学问，官师之学。”最近读他的《落水狗》，他在后记里还写到：“孔子留给我们的只有文化遗产当中，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优则仕——重当官，轻产业。”
北大副校长回答钱学森“为什么我们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他其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你在国外，或者西南联大时代，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
做官既然成为显学，那么，它的理论建树自然就很多，可汗牛充栋。关于做官的学问，最主要的以下几个学说。
一是李宗吾的“厚黑学”，脸要厚，心要黑。 李宗吾宣扬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这样才能成为“英雄豪杰”。
二是权术说、谋略说。当官有三十六计，而且每一计的使用，都必须谨慎而为。也就是说，“知谨慎，懂进退”“要不温不火”，要“心系一处，守口如瓶”。“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据说来源于清朝的张廷玉。
三是鲁迅的“奴才学”。其核心是，不怕难为情。
多磕头，少说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上之所好，下必从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爱洗澡，人人爱桑拿。
“不怕难为情”成为奴才说的一个主线，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
四是柏扬的“酱缸说”。 按柏扬先生的说法，我们当了官，就会被丢进了酱缸里。
由于在酱缸里酱的太久，思想，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使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及政治标准为标准。有时，你为了做一个清官，你甚至不得不装出和他们一样的腐败。
五是吴思的潜规则说。
其中最伟大的，当数潜规则说。
大量的官员们都实行两套规则，一是显的，是明的，是上面标示的，这就是元规则。另一种就是暗的，不显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规则。“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潜与明，是两种体系，明是普通话，潜是地方方言。潜规则是一个好东西，官员们既想为国家出力，又要平平安安；既要效忠朝庭，也要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既要服务百姓，又要过富足的生活。没有办法，潜规则就大行其道了，一直行了五千多年，一直行到现在。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32:47
6、显了千年的潜规则
我们看一看，古代的哪些地方的潜规则最明显呢？
一是接待中的潜规则
中国古代的接待制度，就是邮驿制度。邮驿制度起源于秦汉，盛行于唐床，破败于明清。邮驿相当于接待站，办事处，邮电所。
朝庭对接待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规定黑字白终，清清爽爽。它的要求最严格的就是两点，一是不能接待私事私人。二是不能超标接待。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因私人员,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唐代又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
但是，那是显的，潜在的规则是，邮驿招待成了一个大框，什么都往里面装。天天红烧肉，顿顿女儿红不过瘾了。嫖妓的开销也打入了招待费里。更为恶劣的是，邮驿招待，成为官员家人游山玩水的中间站。
邮驿接待，成为国家最严重的负担。一直于到了明朝后期，国家无法再承担此项接待，崇祯皇帝伤透了脑筋，他听从一个宦官的建议，裁减30万现有的驿站职工，
以缓解国库的窘迫。 于是，几十万驿卒下岗，其中就有后来名震天下的李自成。李自成一旦下岗，无法生活下去了， 一气之下，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部队。
驿站的崩溃，导致李自成的失业，李自成失业，导致了一件大事的发生，这件大事直接导致一个皇帝的上吊，一个朝代的灭亡。
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深刻（举例略）。
二是古代官员收入与支出的潜规则
明崇祯年间，崇祯发出新的号召，核心是，要求文官不要爱钱。崇祯说，钱是万恶之源，男人要成大事业，怎么会爱钱呢？
不料遇到一个大胆地给事中韩一良。他很不以为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皇上您这个号召，小臣有意见。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
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上京朝觐（jin)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
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请设身处地替县太爷们想一想。觉得他所说的，一点没有错。
首先，要送礼。
古代官场通行的送礼名目叫“三节两寿”。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本人和夫人的生日。同时，还有季节性地送礼，夏天太热，要送礼，叫“冰敬”（降温费），冬天太冷要送礼，叫“炭敬”（取暖费），上级来视察时叫“程仪”（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上级出书，下级送的银子叫“书帕”等等不下二十来种。
其次，要养家。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那时候也没没有双职工，女人不出去挣钱， 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这位官太爷的那点工资源，
按照人均比来算，古代官太爷的日子并不比如今的下岗工人宽裕多少。有一点很要命的地方，就是没有社会福利。公费医疗不必说了，在成化十五年（1480年）之前，竟连退休金也不给。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33:50
其次，要显摆。当了官，就可以光宗耀祖。如果当了官，不显摆，就相当于“衣丽衣而夜行”。当了官，接触的都是有钱有，有地位的人，按照人类的劣根性，人都有虚荣的一面。所以，就要摆命的置办行头。如果遇到演戏明星，选美女人，还可以罩一罩，获得初夜权。
请看看那个时代最廉洁官员、最遵守元规则的模范官员的下场。
海瑞是一个肯定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老百姓看到他家徒四壁，含泣而去。海瑞虽然是一个好官，老百姓由衷地拥护，可是官员们却非常不喜欢他。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据《万历十五年》的说法，应天十府的官员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不少纷纷请求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己离职，下海打工也不要那一顶乌纱。
人总会留意自己的相对地位的，都有“不比别人差”的好胜心。而县太爷每年的那些收入，并不比自耕农强出多少。手握重权的社会精英们，能心甘情愿地与自耕农比肩么？于是，贪与腐就开始大行其道了，以致于堵也堵不住了。
再也没有办法制止贪污与腐败了。
朱元璋也搞警示教育，他的警示教育很恐怖，“剥皮实草”，把贪污的官员的皮剥了，肚子里填上草，拿到各地去展示。
他也搞诫免谈话。他说，正确对待低工资，要处理好群众与官员的关系。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你身首异处，老婆成了别人的老婆，被人骑，被人睡，你的儿子也成了别人的儿子，被人骂，被人打。
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但仍然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
就很烦了，他烦得睡不好觉，他于是总结出一个清官堕落定律。他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19:35:07
三是合法伤害权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上司手里掌握着合法伤害权。
明朝的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举例说，有一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官，故意在一份前方发来的军事报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官吏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原是一字，不曾改动。于是兵部不再追究。张后来查处了此小官，张反问：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官手里，你不行贿行吗？
人们怕那些官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官员，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是官员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的分肥从此而来。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在如此实力悬殊的官场，你握着利器，有那么大的权利，而又没有人约束你，不伤害别人就难了。
在现代，官员的合法伤害权运用得更加熟练。一些官员可以借用法律的名义加害你。利用法律，是他们最可怕的权力。
制度上的漏洞给了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官员们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发挥“合法伤害权”的威力 。
看看现在的重庆的文强，他把合法伤害权用到了极致。他在受审时说：“但凡有女明星、女歌星到重庆走穴演出，只要能想到办法搞定她们，包括用钱买、利用女星的隐私恐吓她们等，都要和这些明星睡一觉。”
当没有边界的公权力向我们笼罩的时候，不仅女明星只能成为文强的猎物，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公权力的奴仆，每一个人都可能被公权力合法伤害。
但是，不能把古代的官场说得一无是处。如果是一无是处，那就不能解释封建的统治何以维系几千年。在浩渺的古代官场里，也有官员的良心，他们的核心追求就是，做一个清官。
古代官员们和民间老百姓一样，都渴望清官，都希望自己是清官。但是，他们更希望自己是一个君子。 君子，是他们最高的人格理想。 只不过，有时，他们的理想的窗子
，开得过高，有时，开在了天上。
待续 待续
作者：浩悟子　回复日期：2010-01-27　20:17:23
无语的飘过！
作者：叨叨老　回复日期：2010-01-27　20:18:05
占位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7　20:36:11
飘过1
作者：crossettchan　回复日期：2010-01-27　20:57:49
好文章，顶一下！！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7　21:20:31
收藏了
作者：汉男　回复日期：2010-01-27　21:29:57
我还以为是九品官
又或者是九品中正制。
学习了。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21:56:51
二、潜规则
先做官后做文人，有之，但不多；先做文人后做官，大有人在。
一般说来，具有适应力之文人者，做官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一夜之间将文骨狠狠地丢掉，天亮后轻装上阵，游刃于官场；从此，只顾前途、不顾本心，左右缝源、上下顺风，四方得势、八面玲珑。他们将官场作为的游戏场所，就像他们的以一个成功文人的形象为世人所接受。既然是游戏，任何游戏都有相对固定的规则，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只有遵守了，才有可能被其他玩家接纳，否则就会被排挤出局。玩游戏如此，从政更是如此。这些规则可以说经过了千锤百炼，而且不断成熟、完善并被默认和遵守，所有为官者大多是心照不宣，认为只有遵守它才会达到自己所需求的目的。
1、跟着孔子学跑官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夫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路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都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说孔子是个跑官要官的，眼下的尊孔人士可能不爱听，可这是事实，我并没有造谣传谣。孔子下大力气跑官要官，有比较多的文字记载，从他跑官要官的历程和力度看，我以为他在跑官要官史上算个创造新纪录的人物。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按孔子所说，他年轻时也在贫困人口之列。“十五而志于学”，明确了学习目的和方向，说白了，这目的和方向就是从政走仕途。作为仪式和形式专家，他时常当红白事司仪露露脸，这好处之一是能接触到上流社会。孔子20岁当爹，鲁昭公曾送鲤鱼表示祝贺，孔鲤由此得名。从这事可见，尽管孔子身份不过就一“社会闲杂”，但上面还算惦记着他，他也对这种高层关注非常在意，并很内行地把自己的感激之情极优雅地表现出来。
孔子当季氏的家臣管理仓储、畜牧的时候，似乎才脱离了社会闲杂的身份，虽说是给人打工，可也好歹算个高管人员了。“三十而立”，有了“博学”名气后，开始独立地参加社会政治生活，并创办了私学。据《史记》载，齐景公当时来到鲁国，曾特别向孔子请教政事。这是孔子青壮时期的一个亮点。可是，不知怎么整的，孔子到50岁上才感动了中央领导同志，从此走上仕途。几年间，从县长当到建设部部长，又当了鲁国的政法委书记，以“相礼”身份，具有紧密围绕在鲁国领导核心周围开会的资格，到达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但好景不长，55岁时因和鲁公、季桓子政见不合，孔子弃官出走了。
当官大约四年，据说为人称道的政绩有：和齐国搞外交，使齐归还侵占的鲁国的汶阳等地（这事含混不清）；堕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城邑（好象没成功）；诛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此事存疑）。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段时间对孔子很重要。孔子有了从政阅历和官场经验，不是白身了，这就有了跑官要官的资格和底气。于是他就携众弟子叛逃出境，寻求外国主子要大官去也。马克思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孔子虽不是工人但他也没祖国，其实他早在那时候就达到现代先进分子的觉悟境界了。
《列子》一书对孔子一生所遭受的磨难有这样的概括：“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这四件事中，依我老人家看，后三件都算不上什么“磨难”。“围于陈蔡”不过一场误会。“受屈季氏”，只是在孔子了不起以后，众人才有了“大才小用”的感觉，事实是孔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从那时提高了一步。所谓“见辱于阳虎”，不过一点屁大的小事，被敏感、自卑的孔子所忌恨、所夸张了，也被热爱孔子的弟子和为圣人打抱不平的人上纲上线了－－这事做的很文革。我想，如果实事求是地总结孔子一生中的挫折及其带来的痛苦，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当不上实权派大官人。
孔子想官想到痴迷，甚至为达到当官目的，欲和当时一大恶人（公山不狃）合作，在子路规劝下孔子才作罢。幸亏弟子爱惜老师名誉，否则，孔子的形象恐怕就不是后来的样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桂冠，就不知戴在什么JB头子上了。
孔子并非是去旅游，他压根没有“周游列国”的计划。“周游”是跑官要官失算、失败的结果，本是极不情愿的“计划外”活动。要是要官顺利，他就在某一个国扎根干革命了。在一个国要不来官，住不下去，就再跑下一个国。一次次自我推销却无人赏识，于是就有了极不寻常的伟大事迹，“周游列国”了，于是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圣人脚印，还有弟子写的圣人的政治游记。要官和当官顺利的话，中国可能就“万古长如夜”呢；智者仕途不畅，没办法只好做点学问，歪打正着，中国出了圣人。
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均未获重用。颠沛流离十四年，年近七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仍未受鲁哀公的任用。孔子一生不得志，顺当的时候很少。“孔孟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孔旗飘”，那是后来的事。但这个身后的成功也值得注意。我看经验有两个：第一，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有自己的“黄埔军校”；第二，孔子跑官要官对弟子来说也没白跑。孔子虽死，但弟子们继承他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孔子启发下，“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才开创了跑官要官事业和孔子学说推广普及的新局面。
其实孔子跑官，无非是向当权者宣传自己的学说罢了。他希望得到国君的重用，掌握一定的权利，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孔子的“仁”的学说和“克己复礼”的政治愿望，是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之下才能得以实现的。而孔子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让自己出名，也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利。他完全是为了苍生百姓而计，为了让世人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为了让天下能有一个和谐而又合理的社会秩序。如果说这也算跑官要官，那我宁愿这样的跑官要官的人多一些。可是我们只要静下心来观察一下现代社会中那些跑官要官的人 ，就会发现他们跟孔圣人迥然不同。他们既不管社会也不管苍生，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他们视而不见甚至参与其中，建设中的不合理因素他们根本不考虑改革，国家的利益在他们眼中约等于零，百姓的疾苦在他们心里不占位置。他们跑官要官的目的很单纯，一是为了满足自己作威作福的虚荣心，二是为了攫取某些特权和利益。这样的跑官要官的人要是多了，天下苍生黎民百姓可就要受苦了。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李斯以及西汉前期的一些文人，如贾谊、晁错等都是这样。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帝王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的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这些谋略和手段，只作用于一时一事，大多不具备永久的价值。
而到了在杜甫、李白时代，“跑官”主要表现为“干谒”，这些干谒者，充其量，只是一些出色的文人；他们已经没有资格直接给最高掌权者上书了，只能奔走于权贵或准权贵之门；而且，他们已经没有了先秦时代那些游说者的以帝王之师、帝王之友自命的自信和勇气，甚至没有了李斯、贾谊等人帝王之臣的分身，他们是被仕途抛弃的落魄者，因此，他们面对那些权贵或准权贵，“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们奉献给政治或掌权者的，既没有先秦那些巨人们的思想或方略，也没有李斯一代人的谋略和手段，只是一些展示自己文采的诗文；这些人不要说“立致卿相”，连捞个一官半职都很难，杜甫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点。政治上的失意，并不是他们的过失，而是他们的不幸，但他们在文化上的贡献，是任何人都难以抹杀的。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22:17:39
2、文人为官锁定“两种情结”
一是屈原情结。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它象莲藕一样悄悄种植、萌芽、生长，不被察觉，却无声无息地模塑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标准形象。这就是屈原情结。
(１）屈原做官是以忠君为前提的。君、国这两个范畴，在屈原那里，基本没有区别，甚至是君重于国。先遭怀王贬斥，又遭襄王放逐，但屈原仍“九死而未悔”，就象一个不能自拔的单相思情人。反复阅读屈原的主要作品，在我们眼前，除了一个头戴高帽，胸佩香草、腰系长剑的人烦躁不安、咒骂群小、表白心迹、以求重用的形象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因此，扬班颜朱的讽刺是很有意味的。当然，他们都是从忠君不彻底而立论的。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把国家安危、人民死活系于君王一人，本身就是误区。君王换掉、死掉，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民族从地球上消失。因而，把屈原叫作不折不扣的忠君主义者，也许更为妥帖。这里，他比孟子的“民重君轻”思想，还倒退一步。如果不分析考察，把为某氏卖命（例如把忠于汪精卫当成忠于中华民族）当作崇高之举，就会陷入可憎境地。
（２）屈原的忠君和恋家联系在一起。在屈原那里，家、君、国亦三位一体。屈原上可与比干、微子，下可与朱耷相比，他们都是皇室同姓同族。在他们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家长；因此，国仇＝家仇。对于屈原到底是该死还是该明哲保身，一直争论不休。我们且抛开其死合理与否不说，仅从恋家（楚王室）角度指出其局限性与狭隘性。屈原之爱国，集中体现为忠君；为什么忠君，又因为恋同姓之家。屈氏，楚三户之一也。否则，如同扬雄、贾谊等人所指出的，他为什么不能放开手脚，象百里奚、乐毅、吴起、范雎、苏秦、张仪那样，在列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我们不是说家不该恋。恋家乃人之常情，不可非。但正如君、国一样，家、国也是两码事。对于屈原来说，三者可以兼顾，但对于其他人呢？如果把屈原忠于一己之姓的恋家行为看作纯粹的爱国之举，那么，满人在清末效忠爱新觉罗氏是否也是爱国之举？如果是这样，孙中山革命又该如何理解？
（３）屈原的自恋有负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却让文人士大夫特别醉心。作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屈原就象希腊神话中那位爱上自己水中倒影的厄洛斯（Eros）王子。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讲，屈原的自恋是将内在的痛苦投射出去，然后咀嚼并审视它，把实践理性化作美（广义的）的观照，再强化为深层无意识。似乎可以这样说，屈原不是在发泄痛苦，简直是在顾影自怜、欣赏痛苦。痛苦已成为屈原精神生活中的奢侈品，就如同那些经常唉声叹气，把滔滔不绝地向人诉说烦恼当成享受的人一样。心理学家一致指出，这是一种精神传染病；越敏感，越易患。不幸的是，中国文人气质的官员多属敏感者。他们宁愿把直面、改革现实的冲突转化为内心现象，自我排遣，自我陶醉，也不愿（或不屑）参予对丑恶势力的直接交锋。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7　22:18:55
这个稿子写得有些乱，也没有认真整理就唐突地发在这里。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7　22:42:23
发的有点多，看不过来是真的。
作者：鲁伊磕死它　回复日期：2010-01-27　22:49:01
先留名
作者：妖女也　回复日期：2010-01-28　08:21:58
留名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08:33:08
学习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8:55:22
二是相如情结
过去的官员大多从文人堆里选拔出来。既然是文人，就有文人的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是婚姻和做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先说“洞房花烛”。
中国人讲结婚为“完婚”，意谓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至人生之完整境界；儒家学者讲“治国平天下”，必以“修身齐家”为前提，亦重“齐家”之婚姻于人格健全之意义；或如辜鸿铭所谓，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被称作“强盗爱国者”。但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相如与文君之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
我们重点说说“金榜题名”。
传统中国官员皆有较强的功业意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把“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9:06:34
一段文字老是有敏感字，查不出来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9:08:39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更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科举考试虽然有种种优点，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为之努力拼搏，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只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要不然，就像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参加考试。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9:25:50
隋唐以来，中国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更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因此，科举考试虽然有种种优点，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为之努力拼搏，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只不过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如此。要不然，就像李白这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参加考试。
在抗拒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入仕路径被开辟出来，即所谓的“终南捷径”。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终南捷径”则只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对文人学士有着较强吸引力的入仕方式，还有就是像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彩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路径。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9:41:27
从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得知：司马相如“以 赀 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司马相如能够得到这样的官位，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些信息：
其一，要在官场混，没有文化只能混成一个流氓官员。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能够在官场上行走。梁玉绳在《史记质疑》中引用了《蜀志》秦宓的话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于民。本来，司马相如被派出去学习，目的是让他学成之后，回本地教书办学，教化当地的国民。这样一个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其文化功力，自然具有相当的水平。当然，这只能说他能够教书，能够学以致用吗？参政以后，逐步证明：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但是，他只是具有了基本的教师资格，距离经邦治国，还差得很远。
其二，要在官场混，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司马相如家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扶持他从事官场生涯。司马相如家里的资财能够支持他参选国家的官员，但是，并不是说他家属于当地的巨富。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家徒四壁的困窘，已经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考证司马相如家族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推定：司马相如一家，本来并不是很兴旺，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参选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倾力支持司马相如奔走在仕途、力争出人头地，是整个家族的最高期望。司马相如家虽然不是巨富，但是，一家已经将整个家族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中国，一家人为了光宗耀祖，将一家人的力量当做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是很通常的事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普通人家应当是万幸的，司马相如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待续 待续
作者：沧浪庐主　回复日期：2010-01-28　09:42:09
好文章，学习了！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09:42:27
3、跟着相如学谋官
从司马迁的《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得知：司马相如“以 赀 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司马相如能够得到这样的官位，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以上这些历史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些信息：
其一，要在官场混，没有文化只能混成一个流氓官员。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能够在官场上行走。梁玉绳在《史记质疑》中引用了《蜀志》秦宓的话说：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于民。本来，司马相如被派出去学习，目的是让他学成之后，回本地教书办学，教化当地的国民。这样一个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其文化功力，自然具有相当的水平。当然，这只能说他能够教书，能够学以致用吗？参政以后，逐步证明：司马相如具有一定的文化，但是，他只是具有了基本的教师资格，距离经邦治国，还差得很远。
其二，要在官场混，还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司马相如家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扶持他从事官场生涯。司马相如家里的资财能够支持他参选国家的官员，但是，并不是说他家属于当地的巨富。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家徒四壁的困窘，已经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无法考证司马相如家族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推定：司马相如一家，本来并不是很兴旺，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参选国家的官员，已经是做了最大的努力。倾力支持司马相如奔走在仕途、力争出人头地，是整个家族的最高期望。司马相如家虽然不是巨富，但是，一家已经将整个家族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中国，一家人为了光宗耀祖，将一家人的力量当做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是很通常的事情，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普通人家应当是万幸的，司马相如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待续 待续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8　09:51:57
收藏！
作者：跑跑刘　回复日期：2010-01-28　10:05:54
牛啊牛！！！！！！！！！！！！！！！！11
作者：碎瓦倾城　回复日期：2010-01-28　10:10:44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0:18:12
好家伙，认真学习！
作者：跑跑刘　回复日期：2010-01-28　10:25:11
不错，味道
作者：孤独一道人　回复日期：2010-01-28　10:40:25
拜读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8　10:48:49
好好修炼。
作者：王子归　回复日期：2010-01-28　11:01:43
太长了，累啊
作者：何况我辈孤且直　回复日期：2010-01-28　11:14:58
頂頂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1:42:29
jixu
作者：我是Xingze　回复日期：2010-01-28　11:43:21
牛人啊，楼主历史知识太丰富了，从古代思想家的作派直到中国官场黑暗，后人千复哀后人，一气呵成，厉害，由衷佩服！
作者：我不是痞子头　回复日期：2010-01-28　11:54:19
玄乎这个太玄乎。
作者：韩寒叔　回复日期：2010-01-28　11:58:44
有意思！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8　12:01:01
非常过瘾啦
作者：我刘梅　回复日期：2010-01-28　12:05:59
好帖，占个位置。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8　12:25:20
留名
作者：洋人算球　回复日期：2010-01-28　12:34:06
天涯这样的好文少了，全是戏说之文，玩笑之词。
顶帖。
作者：妖女也　回复日期：2010-01-28　13:28:45
记号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3:36:29
司马相如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按照专家考证，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通假。司马相如这个郎中，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时听招呼，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在《史记索隐》中，张揖解释说：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这样一个郎官，虽说是侍奉在皇帝左右，但是，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皇帝狩猎的收获。这样一个整天和马匹牲畜野兽博弈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心里确实难以持续地承受。正是由于这种心理，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到梁孝王那里做了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说没有官职，但是，有邹阳、枚乘等文人在一起，也算找到了比较适中的环境。一群文人在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横指天下，司马相如可谓是如鱼得水。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梁孝王终于在公元前144年死去，原来的梁地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就此失去了依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家里已经没有家财产业可以维持生计，自己当了一回官，做了几年食客也是一无所有。这样的景象，就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三十五岁的男人了。这样一个文人，功不成名不就，司马相如当时的悲惨心境，大家可想而知。但是，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帮了他的大忙，不仅协助他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让他的官场生涯再一次发生了变迁。
待续 待续
作者：清坪过客　回复日期：2010-01-28　13:53:32
“中国的历史，是杀人和奴役人的历史”，此外关于其他优秀之文化传统，则在这两者间艰难存在与前行。
中国人现在的国民性格，还依然带有封建专制时代的痕迹，其制度虽已破坏，但是2000多年的封建意识或者如楼主所说官僚意识形态之惯性依然如旧，其势日盛，其形日大，如何彻底铲除我国民性格之劣根性，尚需150年到200年，且还得要更多仁人志士继续努力改变现状，改进当前之社会格局，提高国民素质之教育。
又，旧的信仰已经丧失，且不得不丧失，新的信仰根本就没有。那么如何建立新的信仰体系或者建立什么样的信仰，专制政府没有给个方向，只能靠平民阶层中之知识分子来锻造与完成，如何锻造，如何完成，如何定位，在当前的中国，似乎举步维艰。
仔细阅读24史+后来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前进之惯性根本没有且无法停下来，只能是且行且改且停且建树新的信仰。关于现行社会制度，依然是在尝试，尝试，再尝试。
只要官僚机构继续网络知识分子为所谓公务员，那么，楼主所提到的士大夫阶层的悲哀和国民的悲哀将继续存在。很简单，我们国家在公务员这方面，为何没有专业学院来培养专业治国之人士，旁辅以其他行业之精英相互监督与共同提高呢？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才能说，她摆脱了2000多年封建意识的影响，以全新的姿态面向世界。然而，目前的态势，似乎依然有些积重难返之危险，看贪污腐败之温床，依然温暖如三春，炙热如三伏，而形势冷峻如三九，是谓，混日子混着还是需要新的革命，是在无法判断。
又，所谓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建国以前满清覆灭以后之自由风气，独立思考之能力，若谈及自古及今之发展，是在勉为其难也矣哉！
楼主继续，空了，我再来胡吹乱侃。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3:54:34
王吉拿出了一笔钱财，倾力资助了司马相如这次婚恋活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次婚恋活动的前前后后，我们不难看出，王吉资助了司马相如很多钱财。这些钱财的用途，一方面为司马相如制造声势，显出司马相如的气派；另一方面，则是用来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人，向卓文君推荐司马相如，制造一些机会，让卓文君欣赏司马相如的雄姿。这些开支，对于王吉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司马相如来说，已经是不小的一笔开销。在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的宴会上，王吉故意让司马相如弹琴，而司马相如再三推辞谦虚，最后演奏了着意向卓文君求爱的乐府诗。这样，十分巧妙地掩盖了司马相如口吃的缺陷。这种缺陷是怎么形成的？这也许和司马相如的心理障碍有直接关系：自卑感一直困扰着他。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岁功不成名不就，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倾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说话办事没有底气。
自我推销也是官场的晋身之道，酒好也怕巷子深.司马相如通过王吉进行了广泛的自我推销活动。通过司马相如和王吉的一系列活动，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在王吉的协助下，不仅如期娶到卓文君，而且还在进行一些列的宣传活动。宣传的目的，就是让当地的名门望族都知道，司马相如是一个文人才子，可以参加国家的管理。有什么证明吗？这个证明，就是司马相如写作的《子虚赋》。以后，蜀人杨得意在汉武帝面前介绍推举司马相如，就是最好的证据。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如果没有当时的主动宣传，司马相如的文采，很难很快被皇帝知晓。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4:07:54
武帝登基之后，搜罗了一批平民出身的文人，使他们跟随在自己左右，作为自己的参谋。当时的汉武帝刚刚十七岁，需要文人为他摇旗呐喊。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汉王朝开立乐府，征各国及民间乐曲入礼部。据汉书记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从这点看，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就是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员，职责就是写作诗歌辞赋。这一职责，基本上成了司马相如以后的中心工作。
司马相如写了很多赋，汉武帝几乎都喜欢。原因在哪里？其实很简单，专门找皇帝爱听的写。民间有句俗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自古以来，“马屁文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盘根错节，繁衍生息，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一样，历史久远，纷繁芜杂，让人目不暇接。与此有关的各种掌故、奇闻不胜枚举。有一则《颂屁》的笑话，颇能说明问题：一秀才病死来到阎王面前，刚好阎王放了一屁。秀才立即吟道：“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彷佛乎麝兰之气，依稀乎丝竹之声；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大喜，盛宴相待，又多许他十年阳寿，放回人间。十年后秀才来到地府，小鬼上殿禀报：“启禀大王，十年前做马屁文章的秀才又来啦”。
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作品之中对皇上进行了劝谏，但是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无关痛痒，没有刺激到皇帝的神经。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他有严重的结巴。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不辩论，也就难以触犯皇帝的敏感部位。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封建专制和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曲意逢迎者走红，犯颜直陈者倒霉，谁给上级唱对台戏谁就没有好果子吃，由此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官场生态。
待续 待续
作者：我不是痞子头　回复日期：2010-01-28　14:12:02
中国官场最能暴露国民的劣根性，楼主继续分析，坐等！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4:14:44
好帖子！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4:15:53
要是能搞点内幕就好了，呵呵！是个学习做好公务员的好帖子。
古今对照
作者：碎瓦倾城　回复日期：2010-01-28　14:33:15
记号！
作者：项多龙87　回复日期：2010-01-28　14:38:03
顶顶
作者：洋人算球　回复日期：2010-01-28　15:12:43
中国官员都是大牛人！
作者：妖女也　回复日期：2010-01-28　15:51:20
记号
作者：叨叨老　回复日期：2010-01-28　15:53:55
酒品如人品
鉴定完毕！！！！！！！！！！1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6:58:40
顶顶！
作者：今天你灌水了吗　回复日期：2010-01-28　16:59:09
玛瑞咖
作者：月望东山　回复日期：2010-01-28　17:22:13
又开新贴，牛呀
作者：王子归　回复日期：2010-01-28　17:35:45
更新这么多，慢慢消化！
作者：王子归　回复日期：2010-01-28　17:42:37
当官真累，没意思！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7:56:51
4、跟着魏征学“妩媚”
贞观六年（632年）的金秋七月，大唐天子李世民在丹霄殿设宴，与近臣饮乐。席间，和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咬起了耳朵。李世民同志拉着皇帝腔，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我说，这伙大臣里啊，有个叫魏征的小老头，如果我不听他的进谏，他就会拿架子不理我，你说这是为啥？
当事人魏老头的耳朵就像长了腿似的，立刻凑了过来：我进谏就是有意见，您意见都不肯听了，我还搭理您，您就真要自行其政了，我这是沉默抗议。
李世民忍不住了：你不会先应付我一句，转过头再来进谏啊？魏老头绷着脸道，我若当面顺从、转身唧唧歪歪，可不符合圣人的教训。
大唐天子觉得魏老头眼下这模样逗极了，便指着这个被他笑话长了“山羊鼻”的老头子说：人道魏征粗鲁傲慢，我怎觉得他妩媚动人呢？
魏征出身寒微，从小读书，不治产业，为求生计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冒牌道士。而这个小道士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十分着意“纵横之说”，也就是《战国策》《鬼谷子》这些著作。这两本书可以对照学习，前者讲事例，后者为理论。其中以忽悠人为要旨的《鬼谷子》可以说是生存的法门之术。
一是翻覆铺陈，就是要对于同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能够成理服人。在这方面苏秦是大师，他先设计了六国合纵，又在后期安排同学张仪去秦国搞连横，而加强六国依赖合纵的危机感。这有才的人很多，为什么有的人能脱颖而出，有的人埋于沙砾。这就不得不说到魏征的广告效应，也就是关键时候你要学会牛皮哄哄，当然这牛皮不是空穴来风，你得有真材实料。有一天，李世民和朝中大臣商议如何治国，以封仆射为代表的关陇军功贵族迷信武力，认为大乱之后，短时间国难治好，主张严刑峻法，威服天下，就是如秦始皇，隋炀帝那样。这时候魏征又站出来了，他说，这国家大乱后最容易治理，就像给饥饿的人容易准备食物一样是不难的，主张偃武修文，并吹牛说像我这样人来治理国家，就像发出声音便立即有回响一样，一年就可见成效，三年可大治，世民见魏征对治国如此有信心，也认同魏征的政见，如何使目的实现，魏征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所在。利用自己为谏议大夫之机，积极进谏，以“居安思危”之语打动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书，不急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语，圣人择焉”。
这也正是时人认为他“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进谏于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为鉴。杨隋之亡，与重役山东，攻伐高丽密切相关。而李世民经略关中，安抚山东，亦无不是为与高丽作战做准备。一旦重与高丽开战，山东所受赋役又必然加重。这是山东集团所反对的，也是魏征最不愿看到的。
作为山东集团的代言人，为扩大山东集团在唐中央的实力，取得部分关陇集团成员的支持，魏征先后向太宗推荐侯君集、杜正伦、褚遂良，并特别强调侯君集、杜正伦有宰相才，使他们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与王珪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这从每当王珪进谏李世民之时魏征必然附和，魏征进谏时王珪也同样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别是杜、褚二人，对李世民的言行是“必书”、“必记”，达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为非法”的目的。
待续 待续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7:58:22
作者：王子归　回复日期：2010-01-28　17:42:37
当官真累，没意思！
————————的确很累，主要是来自于精神上的。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8:00:19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4:15:53
要是能搞点内幕就好了，呵呵！是个学习做好公务员的好帖子。
古今对照
——————————---正在收集中，呵呵，如果有不反动的，也可以提供一二。
作者：宗承灏　回复日期：2010-01-28　18:03:10
二是抵戏飞箝，抵戏（实义为“隙”），即寻找君主的思维盲点和心理弱点而选定言辞；飞箝，抛出一个看似不相干的话题，激起君主的问询需要，然后说服其就范。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用的是“飞箝”的手段；《触龙说赵太后》则是“抵戏”的手段。
我们翻开《贞观政要》看看，通篇记载的李世民与魏征等臣子所论之事，无非是一些居安思危、“水能载舟，也能煮粥”之说。而这些理论恰恰是大唐实现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炀帝“飞蛾扑火”的梦想就是因为光有想法，没有实践的办法，最终葬送了隋王朝。前车之鉴就在眼前，隋亡的警示钟声还音犹在耳。李世民不能忘记，他需要有人不断地提醒自己。更何况魏征的多数谏辞，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还可起到抬高李世民声威的作用。
如每当李世民责怪魏征进谏的直言时，魏征就云:“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之语，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然而在重大实质性问题上，李世民就独断专行，不会接受魏征的谏言，魏征亦多取回避之法。
魏征摸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把准了他的性格脉络。自古成大事者，必先识人。魏征的聪明，就在于他看到了李世民虚心求谏、重用人才的表象后面隐藏着本身固有的疑惧、残忍及独断，也看到了李世民急于在众人面前刻意修饰自己，以掩饰自己杀兄逼父之非。这些从贞观时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后期由于功德圆满和对山东集团的成功打压，所以杀掉侯君集、逐杜正伦。对魏征，也在他死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时二人的关系才从“求谏”、“直谏”的重重迷雾之中露出了原本互为所用的实质关系。看来这君臣二人在玩阴的上面，都不是善茬。
待续 待续
作者：叨叨老　回复日期：2010-01-28　18:11:37
赶上直播，深度插入！！
作者：我爱唐朝女　回复日期：2010-01-28　18:57:31
学习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8　19:11:05
记号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8　19:24:07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封建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19:29:48
up
作者：无欲欢　回复日期：2010-01-28　19:50:43
官有九品，人分九等，官品即人品。
作者：一头枪　回复日期：2010-01-28　20:06:40
记号一个%，楼主继续
作者：悠然可可　回复日期：2010-01-28　20:38:50
飘过，w76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21:30:11
4532345366
作者：onlym　回复日期：2010-01-28　21:34:01
怎么留言呢
作者：云来风　回复日期：2010-01-29　08:20:03
可以一读！留名。
作者：我不是痞子头　回复日期：2010-01-29　08:23:18
楼主今天更新吗？坐等！
作者：满仙人　回复日期：2010-01-29　08:29:35
UP
作者：王子归　回复日期：2010-01-29　08:40:07
顶顶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9　08:41:14
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做官更多是来自精神上的枷锁！
作者：dayaoy　回复日期：2010-01-29　08:42:29
老子 这辈子不当公务员！
作者：跑跑刘　回复日期：2010-01-29　08:59:09
楼上是当不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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