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评论随笔]没有大清朝，就没有大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5:12:38
『煮酒论史』 [评论随笔]没有大清朝，就没有大中国！
点击：2964 回复：79 作者：赵无眠1 发表日期：2010-9-8 16:18:00 前两日所发《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一帖，本人将清朝排在第一，受到广大网友质疑，兹再发一帖，以做补充。本人认为清朝排名在第一位，殊无疑义。可以说没有大清朝，就没有今日的大中国。理由阐述如下：
1， 大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清朝对西藏等确立了真正的主权，将蒙古等少数民族真正纳入中华民族中。这都是功在千秋的伟业，是清朝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清朝覆亡以后，汉民族未能很好地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不过，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2， 19世纪后半叶，遭受了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清朝，已经奄奄一息。没有任何朝代能在如此重创中，将国家的大致稳定再拖延半个多世纪。而清朝做到了，且是在这种大变局中。末代王朝是最受诟辱的，但慈禧却保持了连民国、当朝都没保护住的巨大领土完整。
3．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当然慈禧以及清朝错过了百日维新这一良机，命苦不能怨民国政府。
但是问题又来了，革命真的能推翻独裁吗？时间已过去百年，答案不言而寓。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朝错失了机会，也使中国错失了机会。几千年的皇权传承，注定中国最合适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当末代王朝都没有抓住，以后我们还能指望哪一姓能有如此威望。
4， 清朝后期虽然丧权辱国，但是它丢失的土地，与它挣来的土地相比，收仍远远超过支出。（后文有详细数据对比）。
综上所述，清朝对于中国的贡献在历代王朝中排名第一，远超汉唐。没有大清朝，就没有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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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王朝倾塌了。20世纪一开局，它就呈现一派行将崩溃的败相：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赔款求和，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革命党接二连三发动起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岁小皇帝宣统这一对“孤儿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运动、捻回之乱、中法安南（今越南——编者注）之战及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几乎已被消耗殆尽，只等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降临了。事实上，它能够硬撑着拖一副迟滞的脚步，走到这个使人类社会发展最快、改观也最大的20世纪来，而且竟还摇摇晃晃地继续走了十多年，本身便是一个奇迹。
全部罪责由末代王朝来承担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王朝的结局中，清王朝的结局是最为幸运的。虽说是一场革命，却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流血征战；虽说搞了点宫廷政变，却也没有大动刀兵，闹到大家的脸上都不好看；虽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最后却也“咸与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国的完整，没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辙。退位的皇帝还享受极为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这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尊号不废，仍居宫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贴400万元，王宫世爵“概仍其旧”。直到辫帅张勋进京唱了一出复辟的戏，才被日后的冯玉祥作为借口，派兵把逊帝从故宫大院里赶了出来。谁教你先输了理，听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几天的回头草呢。不过也没拿他怎么样，赶是赶出来了，房地产带不走，细软可是尽他扛。这是1924年11月5日的事，距“大清帝国”的匾额从历史舞台上摘下来，已经13年了。
然而中国人对于清朝，多半没有什么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的账，似乎都要记到它头上。就像任何一个朝代的全部罪恶，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来承担一样。它不但为后人提供了旧制度最直观的、令人记忆犹新的反面教材，甚至还要为民国以后的许多臭事负责——窃国大盗袁世凯专权，军阀混战，列强继续欺侮压迫中国，贫穷，落后，愚昧……所有的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个据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坏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赔款、镇压变法一次次阻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崇高国际威望的中国，沦为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
这样的政权没什么可说的，早就应该推翻了。为革命奔走呼号的孙中山，被尊为“国父”，受到国共两党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宪来取代旧制度，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几乎是没有疑义也无可置喙的了。
直到“文革”结束，文化界才有极少数人提出，假设当年不用革命这样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渐进地改良，情况也许会比已经发生的这几十年的历史要好得多。毕竟刚刚经历过“不断革命”的磨难，一切关于革命的反思都容易为人所理解；毕竟“前清”早已成遥远的过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对它的品头论足更不妨肆无忌惮。
假设不经革命，而代之以温和的改良，君主立宪，议会选举，逐步引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虽然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们还是喜欢作各种各样的假设。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连许多历史学家，许多识见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对各种各样的历史作各种各样的假设和推断。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积累的意义，还有镜鉴的作用。所谓“不能假设”，其实是我们对已然发生且无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发出的无奈叹息。
是的，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清政权丧失了改良的最好时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个王朝已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执掌政权，更不要说做好立宪、建立议会制度这样大幅度变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党跃跃欲试，到处谋杀、起义、暴乱，各地新军连朝廷都难以节制和调令，天下根基已动，大厦将倾，改良从何谈起？当时的情势，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改良的可能的问题。当然，这里还可以再“假设”，如果革命党人不那么闹的话，如果让朝廷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从从容容地、因循渐进地完成它的本应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变法——或称改良、改革，也许中国可以赢得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机，提前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革命不能保证推翻独裁
辛亥革命并不是没有流血，只是相较于以往的改朝换代，尤其是这样一个庞大王朝的崩溃，没有发生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乱和流血。戊戌变法“六君子”死得固然惨烈，毕竟只是朝廷内部极少数人作出的牺牲，远不能跟后来发生的革命相比。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体，并不能保证推翻独裁。最经典的法国大革命就不用说了，20世纪发生的俄国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拉克革命、利比亚革命，结果都是如此。中国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凯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连空话也不要了，干脆恢复帝制。
袁世凯当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换了孙中山，可能会要好得多。不过细究起来，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孙中山不恋权位，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权，就必须是他绝对的个人权威。他的悲剧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运也在于此。他还没有来得及当上掌权者就死了。也许，他会是一位“好的”掌权者，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不会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人只要当上独裁者，好坏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独裁者，大多有优秀的素质与过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这些素质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随者们的信赖、拥戴和服从，并通过他们以他的意志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连孙中山也只是假设。历史选择了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
一点也不过分地说，这是许多坏选择中最坏的一种选择。20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大灾难，都是从这第一个选择开始的。
楼主你要是满人说这些我不说什么。要是汉人你真WC
中华文明在春秋达到顶峰。
秦朝标志着封建制度的结束，中央集权的开始。
其实，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76年，中国大势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其中，
元朝是中国朝代亡国的时代，
1949－1976是中国的文化亡国的时代。
而且，这个年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接近（宗教）奴隶制度的唯一一次。
中国自秦始，建立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学家们称得上好一点的皇朝，却少得可怜。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汉、唐、清这三个朝代。所谓“好”，是从国力的强盛、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荣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宋、明两代的经济和文化还算不错，但只能列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国力甚弱，无力对抗外国入侵，这样也就难保社会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明代国力虽远胜于宋，却是历史上最专制独裁的时代，加之朝政不稳，刑律苛严，宦官弄权，特务横行，致使内忧外患永无休止。至于其他历代，就更谈不上了。如元代，国力强盛，但它始终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中国实行武力统治与搜刮政策，实行种族等级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坏的朝代之一。
汉、唐、清这三个好朝代，当然也是相对的。汉代初起有吕后专权，中有王莽篡政，后又有宦官外戚之祸更迭不已，终于导致汉末的经济崩溃，天下大乱，流寇四起，豪强割据，征战不休。唐代则有武后篡权、安史之乱、藩镇之乱、黄巢之乱，而且后来也重蹈宦官之祸的覆辙。然而，汉唐毕竟是汉唐。前汉有“文景之治”39年；又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54年；其后昭、宣二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历37年。后汉有光武帝“中兴”的20年；有“明章之治”31年。唐代则有太宗23年的“贞观之治”；有维系国运不衰的武则天时代40年；有“开元之治”30年。这几十年几十年的加起来，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虽然严格地说，这些盛世也不尽是歌舞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汉武帝的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好大喜功，又如武则天的重用酷吏、实行严法，再如唐玄宗的耽于逸乐、喜谀恶直而终酿成安禄山之乱，但还是值得至今的人仍把它们称道。正是因为它们，才使我们在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的时候，才不至于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于只留下一派沮丧。
有清一代，共出了12位皇帝，他们是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入主中原后依年号相称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总的说来，都还不太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创始人，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征服和统一关外各部落、汗国，建立一个足以与大明帝国抗衡并终于征服整个中国、统治其近300年的王朝，他们的雄才大略和功业是显而易见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达61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的孙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60年皇帝之后让位于儿子嘉庆，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4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启下的雍正13年，“康雍乾盛世”前后达130余年，一举超过汉、唐。
清朝自嘉庆始盛极而衰，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至道光时愈演愈烈，尤其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国运一蹶不振。咸丰更是忙于割地赔款，英法联军甚至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又有太平天国打下几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方才平定。嘉庆、道光和咸丰真是三个倒霉的皇帝，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难卸其咎。当然，其中缘由太多也太复杂，还包括盛极一时的乾隆朝埋下的祸端。就他们个人而言，仍是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好皇帝的，唯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撑而已。嘉庆为人忠厚仁恕，性情宽和，生活比较严肃，而做事软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简朴，但心胸狭窄，众说纷纭的时候往往就没了主意。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南下禁烟，就是决心革除积弊、振兴民族的明证。
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年幼即位，而从未真正亲自掌握过国家大权。同治五岁当皇帝，光绪四岁当皇帝，宣统三岁当皇帝。在长达47年的时间里，权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个皇帝比一个皇帝小，似乎预示着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穷途末路。不过小皇帝并不必然是坏皇帝，亦并不一定要面临着穷途末路。康熙即位时年方八岁，也是个小皇帝。他的父亲福临，当皇帝时也才六岁，整个中国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来的。拿同治来说，居然还有过一段“中兴”，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和甘肃、新疆的回乱，使得中国的版图不至于在这个王朝彻底崩溃前瓦解成碎片。光绪内外交困，还试图有所作为，拖着病弱的身体要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变法维新，挽救王朝的命运，只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进行镇压才未能成功。
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另外一个王朝，能够做到像清王朝一样，前前后后不出一个荒淫无道、暴戾昏庸、滥杀功臣、奢靡浪费的皇帝，不出一个坏得令人切齿痛恨的暴君、昏君。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汉、唐之上。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败笔，史学家们都认为，近300年的国运全断送在她的手里。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治中兴”便是她大胆打破满汉界限，起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一大帮汉臣的结果。这些汉人名臣，包括后来的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刘铭传等人，皆有较为开明进步的头脑，官至封疆大吏。很难想象，一个能够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独裁者，果真会坏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此前中国，说是“超稳定结构”也好，说是“循环反复”也好，一直处于封闭、独立的自我发展状态。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达，居于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开始落后于世界潮流，并迅速而非逐渐地与先进的西方国家拉大距离。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走向任列强欺侮宰割的境地。这一史实，中学生都是应该知道的。
我们从简单的历史读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单举领土的丧失——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香港对岸之九龙；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乌苏里江以东领土，约90.3万平方英里；
1874年《中日和约》，承认属土琉球王国为日本领土；
1885年《中法和约》，承认安南脱离宗主国中国，成为法兰西的保护国；
1886年《中英缅甸条约》，承认属土缅甸划归英国；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放弃朝鲜的宗主权，割让辽东半岛（后经俄、法、德三国干涉，归还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
这还不包括那些铁路、通讯、矿产的经营权，不包括租界和庞大得如同天文数字的巨额赔款。经营权及租界以后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银子将来可以再挣，领土的丧失却几乎是永久的。二战结束，收回台湾、澎湖列岛；1997年7月，收回香港、九龙。其余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们的了。
不过冷静地想想，清朝丢失的这些领土、属土，绝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清朝入关使得中国的版图，远远超过历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个朝代。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外来政权”，与其说中国在元代的领土面积最大，倒不如说中国的领土在那一段时间里全都沦丧了、消失了。大蒙古帝国的元朝本部设在中国，但其他四大汗国实际并不受“中国政府”辖制。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辽阔的“大元版图”，其实不过是蒙古人的势力图，不能和清代稳固的版图相提并论。
我们坐下来，将有清一代领土、属土的“收支”情况作一番结算，就会发现，它给咱们中国挣来的土地，比给咱们中国丢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们推翻清王朝只是为了“驱除鞑虏”，只是为了“光复中华”，为了“复明”，那中国的面积就只有不到现在的2/5，绝不可能在俄罗斯、加拿大之后位居世界第三。评价一个朝代的功过，当然不应只将其扩充版图的大小作为依据，因此也就更不应只将其丢失的那部分领土作为依据。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结局是一个基本完整的中国。不像汉末那样，分裂成魏、蜀、吴三国；也不像残唐那样，由藩镇之乱而演成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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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由领土和人口组成的，在现代科学兴起以前的古代，人口的增长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繁荣与衰落。我们可以检查一下中国历代人口变化的情况（根据《中国人口报》）——
从西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到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人口从5959万人，下降到5649万人。
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到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40年），人口从4601万人，上升到5291万人。
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7681万人。
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5883万人。
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6054万人。
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6069万人。
清代以前的1600年间，中国的人口数字一直在3000多万到7000多万人的水平线上徘徊。强盛时代的汉朝，150余年里甚至出现负增长。隋至盛唐的130余年，人口也只增长了15%。清朝入关40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达1.0171亿人。又过了110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达2.97亿人，增长率超过192%。清朝结束时的1912年，中国人口达4.0581亿人。这个数字即使保留到20世纪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国无愧于世界超级人口大国的称号。
当然，历史发展的天平已经倾斜，巨大的人口数字不再只是一种荣耀而日益成为沉重的负担，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中华民族跃升为世界上最大、任何国际势力都不容小觑的族群，清朝的功绩是直接和不可磨灭的，远非汉、唐能与之比肩。
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
历史毕竟不是简单的查账、结算可以说清的。从清兵入关到宣统退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中国人深藏的心结一直未能解开，即它也是一个“外来政权”！
于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意义退居其次，民族主义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的誓辞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很明显，呼号“驱除鞑虏”，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为有理、有力，更容易为民众接受。也就是说，调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比启发他们的民主意识，作用要强烈得多。而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打击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义，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即摆脱清廷，最后，朝中汉人总理大臣与南方临时政府达成协议，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复”。
人们清算前朝的罪过，就像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做的那样。鸦片战争以后那几十年的耻辱，的确也留给中国人以太深、太难磨灭的“冤孽般的”记忆。不止于此，追溯当年，清朝凭什么入关？凭什么占领和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凭什么把一个外来政权强加在中国人头上？
很多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们对于清朝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和中肯。一位学者，在他近年被广泛流传的作品中这样写道：“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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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温和的革命，是不成立的，建议楼主读一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对于清朝的评价，和对所谓改良失败的必然。
清王朝是有一个部族政权集团在统治的，为什么要愚民？为什么要禁海，为什么要禁言，说到底都是防止汉人的觉醒，而所谓的改良是在做什么，开民智？民主？
一个开了民智，可以自由谈国事，有自我思想的汉族，对于部族政权是多么大的威胁？
而可怜的小皇帝到死都没明白，他要面对不是慈禧一个人，而是背后整个的满清部落政权，或者说小皇帝的权力都是建立在这个集团之上的，一旦脱离了这个集团，你是皇帝，你是天王老子都不管用的。
所谓温和的革命，是不成立的，建议楼主读一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中对于清朝的评价，和对所谓改良失败的必然。
清王朝是有一个部族政权集团在统治的，为什么要愚民？为什么要禁海，为什么要禁言，说到底都是防止汉人的觉醒，而所谓的改良是在做什么，开民智？民主？
一个开了民智，可以自由谈国事，有自我思想的汉族，对于部族政权是多么大的威胁？
而可怜的小皇帝到死都没明白，他要面对不是慈禧一个人，而是背后整个的满清部落政权，或者说小皇帝的权力都是建立在这个集团之上的，一旦脱离了这个集团，你是皇帝，你是天王老子都不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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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所以强盗就成你恩人了？
现在我们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细致的比较。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明朝）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明朝）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成中国（明朝）的战略包围和压迫。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40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Ｒ”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中文只好读成“Tata”（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清在此定都200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明朝）同被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学者辜鸿铭，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干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更早至明末时，有夺取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3000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难以定位的民族英雄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的，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明朝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复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然而清政府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了10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么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的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20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300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后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后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洲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预计，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洲，也就是被占领后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统治中国。
日本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像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没必要扯上谁没了谁就成不了什么的。。
没有大清朝，自然会有大庆朝，，大青朝。。。。。到时再那种特定的历史坏境下，，民族融合、土地扩张。一样会实现。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
掌握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 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 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成为帝王专 制，帝王专 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 制。现在光绪皇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 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 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 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
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
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专 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社会与经济该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该废弃了。可见思想理论，讲这一部分的，都会牵涉到别一部分。未经多方面考虑，未经长时期证验，是无法就下定论的。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么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90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么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后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后明蒙（北元）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后，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范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后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于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后，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干干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像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后的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后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甚至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后，汉民族未能很好地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不过，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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