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 政治壁垒待除

2010-10-13 00:52:46　来源:中国经营报(北京)跟贴 0 条手机看股票
摘要：人口红利能维持多久，须有一个冷静的分析，不能套用国际公式。比如，姚洋(博客)认为两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人口是人口红利的“底线”。
由于持续的“民工荒”、涨薪潮，“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核心问题。国外的维基百科对“刘易斯拐点”基本是一句话带过，而在中国的百度等网上百科中，“刘易斯拐点”则是一个重要的长条目，论述相当详明。即使在网上对英文的文献进行学术搜索，得到的结果也大致类似。“刘易斯拐点”大多是被用来讨论中国经济。可以说，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上，应该由中国经济学家首先做出进一步的理论突破。
“拐点”遥遥无期
“刘易斯拐点”来源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W. ArthurLewis)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后来又被不断完善。用最粗疏的语言概括，这一学说认为发展中经济存在着“二元结构”：一是农业传统经济，一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工业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是日益萎缩的农业传统经济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由于现代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出农业，可以支付的薪金也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只要工业部门对这些从农村来的民工能够提供足以维持其生存的最低工薪，他们就会滚滚而至，为工业部门供应无限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当工业的扩张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传统农业部门的效益不断提高时，两者的边际产品就达到了相等的水平，在工价上可以互相竞争，过去的二元经济就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劳动市场，工薪也不可避免地按新古典主义的市场原则被竞高。劳动力短缺、加薪压力等等也就随之而来。在图表中，这一变化显示为反映劳动力工资的水平曲线陡然上涨，形成学者们所称的“刘易斯拐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都要经历“刘易斯拐点”。比如，战后日本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前后，韩国则出现在1975年前后，大致都是战后经济恢复的15年甚至15年不到的时间。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经济起飞已经持续了30年以上。“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
最近，《经济学人》杂志邀请几位经济学家讨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在讨论中，几位西方经济学家基本都没有直接使用“刘易斯拐点”这一术语。但是，参与讨论的唯一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则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刘易斯拐点’并没有到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答非所问。因为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并不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但是，如果像中国经济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廉价劳动力时代的过去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完全等同，则姚洋教授的回答就正中了目标。
我个人的忧虑，也由此而来。第一，廉价劳动力时代的过去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是否能完全等同?完全用“刘易斯拐点”来解释目前的民工荒的加薪潮，是否把中国经济的问题简化了?第二，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如今聚讼纷纭。对此问题的回答，应该如何引申为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如何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那么就可以引申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对头、而且在短期内不应该改变的结论，理由是充足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长期的“比较优势”。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同样的结论引申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刘易斯拐点”是由落后走向先进经济的重要里程碑之一。日本达到这一里程碑只用了15年左右;韩国达到这个里程碑，则用了不到15年。中国经过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怎么到了32年的关口，“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出现?这岂不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失败?这两种不同的判断，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中国成就论”自然主张坚持现有的发展模式，尽可能延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维持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失败论”则会认为“刘易斯拐点”未到是落后的标志，进而要探索如何促使“刘易斯拐点”早日到来的途径。
非经济原因仍在强化二元结构
姚洋在《经济学人》的讨论中，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提供了相当坚实的论据。首先，农村仍然拥有中国45%的劳动力，而农业仅占中国GDP的11%，这显示了工农业之间巨大的产品边际差别，以及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研究表明，在2007年中国农村还有8000万潜在的流动民工。随着农业机械化，农业剩余劳动力日益增多。中国离“刘易斯拐点”越来越远。第二，中国如今是2.6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非劳动人口。这是世界最佳的比例。如果以两个劳动人口养活一个非劳动人口为人口红利的底线的话，中国至少还可以享受15年以上的人口红利。
可惜，这番雄辩很难引申到对当今的民工荒的解释上来。姚洋认为，民工荒的原因有三：一是出口急剧增加的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用工紧张;一是政府对农村的优惠和补助，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另一原因则是不均衡的通货膨胀，农民的实际收入因为粮价独高而相对增长。
这三个理由，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第一，现在大家都承认，出口急剧增加的基础，是中国劳动力充足低廉的“比较优势”。这一现象，决不能用短期的经济周期来解释。相反，当今的民工荒出现在世界经济半个多世纪未见的“大衰退”之中。如果按照经济周期的理论来解释，等世界经济恢复后，出口需求急剧膨胀，民工荒的问题只能变得更为深重。
第二，中国政府当今对农村的优惠政策，是对过去几十年歧视甚至压制性政策的恶劣后果的补偿。很难想象这仅仅是个暂时的政策。
第三，本次经济“大衰退”前，世界已经出现了普遍的粮食恐慌，只是因为“大衰退”才得以缓解。粮价上涨，恐怕也是个长期的趋势。粮价在经济恢复后更大的可能是大幅度反弹。
实际上，姚洋给出的三个理由，都更能显示民工荒将是一个长期的、愈演愈烈的趋势。他对“‘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有力支持和对民工荒的贫弱解释，对比是如此强烈，乃至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在“刘易斯拐点”还远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难以应付民工荒和加薪潮的压力了。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刘易斯拐点”是否能有效地解释当今中国经济和劳动市场的转型。
我们应该认识到，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论是二元结构还是所谓的“拐点”，描述的基本都是纯经济因素。但是，现实生活不可能被纯经济因素所涵盖。比如，二元结构说很适合中国。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政治结构强化了二元经济的形态。比如，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离，不仅人为地拉大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也抑制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农民工如同被一座大坝所阻挡的洪水，蓄势待发。这样，改革开放的口子一开，虽然农村人进城还不合法，但农村劳动力就如同瀑布一样倾泻到城市中。
因此，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的形成可以分为两个过程。第一，城乡之间政治壁垒的瓦解。第二，经济过程使城乡劳动市场整合为一。后者可以用经济学解释，前者虽然也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但显然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在中国，这两者可能都还没有发生。户籍制度的改革刚刚开始，进城的民工及其子女也被当做另类看待。在经济领域，如同姚洋所雄辩论证的，45%的农村人口仅生产了11%的GDP，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之差距是惊人的。不过，二元结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构成，也是文化的构成。在政治和经济结构整合之前，文化的整合也可能导致民工荒和加薪潮。
政治壁垒待除
参加《经济学人》讨论的西方经济学家，虽然没有用“刘易斯拐点”，大多数也都否认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的说法。不过，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劳动力仍然非常便宜。这里的“便宜”，是参照西方的标准进行比较的结果。这些比较数字，可以为我们的讨论从另一侧面提供一个起点。
比如，摩根-斯坦利亚洲部的主席StephenRoach提出了一组数据，称2006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薪水平为每小时81美分，是美国工人的2.7%，是日本工人的3.4%，是欧洲工人的2.2%。在此之后，中国工人工薪大幅度上涨，具体数字不清。如果以每年上涨25%这一大到完全不可能的幅度来推算，2010年也才达到1.98美元，是美国工人的4%。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致。但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一个比较便捷的办法是人均GDP。2009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678美元，已经接近了美国(46381美元)的8%，是日本(39732美元)的9%以上。如果工资能大致比照人均GDP的水平，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薪则大致应该是现在水平的三倍左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民刚刚从即使饿死在村里也不准许逃荒的时代走出来。他们进城本身是非法的，子女为此也被剥夺了正常的教育机会，有口饭吃就已经觉得很幸运了，自然不会向雇主提出任何其他要求。这大概也是欠薪问题的一大根源：你一个非法分子，还敢向合法的老板要钱吗?当然，习惯于户籍制度的城市居民，在那个时代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只觉得他们和不法分子差不多。媒体、娱乐界对于“超生游击队”都百般挖苦讽刺。农民工得不到任何社会的支持和同情，成为不折不扣的贱民。
第一代农民工安于自己的命运。他们觉得能非法进城偷偷地工作，已经算占了便宜，比过去在村子里坐以待毙好多了。但是，他们的子女则没有对饥荒时代的记忆，许多是跟着“超生游击队”在城里长大。另外，他们多少也享受到了三十年经济起飞的果实，教育程度远远高于父母。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2009年中国的高中毕业生达到840万，比2001年多了500万。虽然农民工子弟的教育远远滞后于城市子弟，但他们至少识字，能够利用现代媒体吸收信息。也正是在这个时刻，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向全社会渗透。
当然，我们还不能忽略，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整个社会对民工的看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开始意识到他们对经济的贡献和为中国的起飞所付出的牺牲。媒体纷纷为农民工鸣不平。户籍制度也随之软化。这些因素相加，导致了城乡之间文化壁垒的倾覆。
第二代农民工不觉得自己应该满足于有口饭吃就行的生活。社会也不认为他们应该如此。信息时代的丰富资讯，也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市场动向、社会评价、甚至雇主用他们的血汗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父辈的低薪，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在决定是否接受城里的工作时，未必循照着“刘易斯拐点”式的经济逻辑，而是受文化逻辑的趋势。这一点，任志强(博客)在几年前就碰到了。他把从过去自己呆过的穷山沟招来的青年安排在公司当保安，月薪300元，管吃管住，觉得这样已经远比农村的生活好了。但是，没几天人都跑没了。他觉得这是穷人素质低。其实，这更可能是穷人的素质提高了。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低薪，未必仅仅是刘易斯所谓的二元经济所造成的。我们还应该考虑二元政治、二元文化结构。城乡文化结构最先开始整合。农民工心理的要求，是城里人的生活和工薪水平。这种心理期求的增高，提高了工价。富士康把自己的工人集中于集体宿舍居住，使之和城市居民隔离。这多少也是希望抑制工人和城里人攀比，进而抑制他们的心理期待和要求。但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毕竟还是有限的。下一步，也许是改革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政治壁垒，使农民工成为合法的城市居民。这可能将激发另一波的加薪潮。最后，才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低薪现实难以维持
以上假说，还需要大量经验研究来证明。我仅希望就此提出估价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视角。
第一，中国劳动力价格之低廉，恐怕远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中无限劳动力供应所造成的最低劳动力价格(即市场价格)之下。如果“刘易斯拐点”到来，也许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要在现有水平上增长两到三倍。
第二，在如此超低的工薪水平上，中国的企业都难以抵挡加薪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说明企业似乎只能依靠市场价格之下的劳动力成本才能生存。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企业没有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的理由，应该尽早淘汰。对这样的企业越保护，中国的经济越落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最近中国和外资的关系有所紧张。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希望以市场换技术，但外资只希望要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愿意技术转让。这里所遵守的，当然主要是市场竞争的规则：商家都希望垄断技术，或以最高的价格进行技术转让。大家必须运用所有的筹码进行讨价还价。但是，中国的低薪经济，在这方面削弱了中国的筹码。
《经济学人》几年前就报道分析了中国的“低薪陷阱”和“低技术陷阱”：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到了惊人的程度，许多外资进入中国时，宁愿放弃已经开始过时的第二代机器设备，改用人工。背后的逻辑不是对已经过时的技术进行保密，而是这些机器省下来的人工远比机器本身便宜。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外商引进技术，人家能引进什么?总不能赔钱引进吧?
第三，淘汰落后产业，就需要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需要一代受过更好教育的劳动力。可惜，如姚洋所指出，当前的民工中，60%以上仅受过10年的教育。技术工人短缺成为主要问题。过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时间，中国长期维持低教育投入，教育经费不足GDP的4%。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经济主动力的民工阶层，其子女的正当教育权利被剥夺。如今提高教育投入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钱应该怎么花。如果不针对性地对民工阶层进行教育补偿，未来的经济危机将变得更为深重。
第四，对人口红利能维持多久，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复杂、冷静的分析，不能套用国际公式。比如，姚洋认为两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人口是人口红利的“底线”。照这个标准，中国的人口红利至少可以维持15年以上。这从数据上看大体是不差的。
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人均GDP所代表的发展水平，对人口红利的边际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人均GDP在4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每个劳动力所创造的在维持自身生存以上的产值非常高，可以多分出来些照顾非劳动人口。两个劳动人口支持一个非劳动人口相当容易，可以说还享受着人口红利。而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劳动人口除了养活自己外已经所剩无几，两个劳动人口支持一个非劳动人口当然就非常困难。
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重二元结构，不仅使城乡的发展水平人为地被拉大，而且使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均的变化。老龄化从城市开始，农村因为生育率高而有比较多的年轻人。也就是说，日后的老龄人口，集中在生活费用和水平都比较高的城市;供养他们的劳动力，则多是拿着超低薪的农民工。你能指望两个富士康的职工轻松地抚养一位享受惯了远远高出他们生活水平的城市老人吗?
应该说，“刘易斯拐点”对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深化和发展这一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遗憾的是，中国经济学家经常以运用这一概念为时髦，却很少用中国丰富的经验对之进行深化、修正。
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在现今的民工荒中，“刘易斯拐点”未到比“刘易斯拐点”到来所制造的危机更大。中国经济必须为长时段的劳动力价格攀升做好准备。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