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口红利我们还拥有什么？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人口红利。离开了规模庞大且质优价廉的劳动力，中国岂能成为世界工厂？

    当前，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另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举国上下正在谋划依靠什么优势来赶超中国，进而形成了一个全球大讨论。其中，得到世界主流舆论相当认同的一种说法就是：未来的印度比中国拥有人口红利！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负担会极大地加重，会削弱中国的增长动力和增长优势，而印度的人口红利的价值正在显现。印度超大型IT公司创始人之一南丹·尼乐卡（Nandan Nilekani）就出版了一本500多页的书《Imagining India: The Idea of a Renewed Nation》（《想象印度：一个升起的国家》），阐述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

    该论认为，现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30多年，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社会老龄化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而印度呢，目前其全国的平均年龄已经比中国年轻十多岁，同时自然出生率开始减少，人口红利现象逐步显现，也就是说像中国十年前出现的人口红利高峰，将在今后的10到20年内在印度达到顶峰，而那个时候则是中国老龄化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红利失去以后，世界工厂的地位必将动摇，世界加工产业就将向印度转移，中国地位就必将被新兴的印度所取代。而中国则在还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就提前进入老龄社会，从而导致经济逐步走向衰落。

    果真可能如此吗？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是其他国家可以复制的吗？除了人口优势，中国就没有其他的优势可以继续为自己的前进提供动力和保障了吗？若有，都是哪一些？这些也是其他国家可以继续复制的吗？

     一、中国人口红利的特征

     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有自己的特色，并非别的国家可以完全模仿的。中国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比，在妇女就业和男女平等方面是走在前列的，印度妇女生活状态低下，与中国是无法比拟的。中国让妇女参加劳动而不是当家庭妇女，从而给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即使中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所能提供的劳动力比例也是会高于印度与西方社会的。老人带孩子做家务，解放出年轻妇女结婚后可以工作，这使得中国能够提供出来的劳动力大大增加。美国老人一般是绝对不会给孩子们无偿地做家务的。因此中国的单位人口的劳动力供给率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的，同时使得中国对于老龄化的承受能力也要远远地高于西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转化为现代经济力量的体现。

    此消彼长，干活的人少了，纯消费的就多了。西方妇女以不工作的家庭妇女为主，从生产性人口变成了消费性人口，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人口比例与中国差距很大，经济的积累率就难以提高。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也是无法模仿中国的特色让妇女大部分全职工作并实现高积累的。因此，即使抛开劳动力的素质不谈，那么印度的人口红利兑现后，其可以提供的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是远远低于中国的。

    中国30年的人口红利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能够有今日的发展，人口控制是重要因素，计划生育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痛苦也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始动力之一。既然计划生育为中国带来了先发优势(相对于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对于将来的老龄化问题的担忧又没有西方那样悲观，再加上中国对于印度的人口红利的竞争是有应对方案的（后面详谈），那么是不是中国就应当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还是要适当放松。这更多的不是为了便于中国人口增长取得新的人口红利，以应对印度的低层次人口竞争，而是考虑到如果这一局面不改变，极可能会造成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人才供应不足，以及大量的财富外流。

    计划生育政策当初的一刀切，原因就是如果有变通的余地，就会让社会各种有权势者钻空子，引发社会不公而造成政策的失败。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有了老龄化的压力，已经取得了崛起所需的原始积累，这就是需要进行变通的时候了。时移世易，我们需要按照发展了的形势重新审视我们的政策。没有一成不变的好政策，就如没有不发生变化的世界一样，政策的与时俱进才是生存发展的不二法门。

    那么除了人口红利，我们对于印度的优势到底又在哪里呢？大道至简，那就是我们比印度先发展了二三十年，我们对于印度有先发的优势。我们比你先发展了，等到你的人口红利时代到来时我们已经相对发达富裕了，发达带给了我们新的优势，可以抵消人口红利的丧失，更多的人口应当从事更有附加值的工作而把低收入的工作转移出去。我们不妨看看先于我们发展起来的日本，要知道过去的日本也是需要出口加工工业和廉价劳动力的，但是其步入老龄化社会或者说最初的人口红利消失后，日本依然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与其成功完成了产业高端化升级有关。因此，人口红利对于崛起的大国来说并不是惟一的优势。那么中国其他的具体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二、中国的先发资源优势 

    大国崛起所必需的，除了人力资源，还有物质资源。

    与印度相比，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率先开始工业化进程，占得先发优势，走上正循环或良性循环的轨道（当然还不等同于目标实现）。这一先发优势或良性循环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在资源获取上已占据了先机。

    当前，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控制和消费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留给世界其他国家分享的资源是有限的。迄今耗时500年，世界上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人口差不多也就十亿多一些（欧盟、北美、日韩澳、部分俄罗斯），世界上20%的人占有了80%的资源，这被称为二八规则。一个世纪来，这一规则一直没有被根本突破。上世纪初期美国崛起时（1900年），近8000万人口要加入到全球工业化人口中来。当时全球老牌工业化人群也就差不多8000万到一亿，这一下子让全球发达人群的数量将近翻了一番。

    中国崛起将是与美国崛起类似的历史事件，只是其人口基数更为庞大。现在中国要崛起，毫无疑问，付出的代价比当年美国要高得多，因为中国与西方还有信仰和种族的差异与冲突。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品多资源少的国家，中国要“收买”资源国家，无疑要收紧裤腰带干些苦力活了。而资源价格也节节上涨。这是我们因落后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当然，困难虽大，也还不是没有办法的。虽然获取资源的价格比较高，但毕竟在可见的将来，中国还是出得起这个价格的，能够利用不同方式进口需要的资源以支撑完成工业化。如果这一进程彻底完成，那么将使工业化发达社会的人口接近翻番，使得世界的30%~40%的人口进入现代化和工业化。如果二八定律无法打破，那结果只能是发达世界有国家没落或者中国不能让所有人口进入现代化。

    中国尚且如此，另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印度要与中国同时挤进崛起行列或紧跟在中国之后崛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中印之间只有一个国家可以最后成功，这是比较合理和更加可能的假设，这也是两国激烈生存竞争的根源。在这样的生死竞争下你若能够率先起跑，同时再将领先优势扩大化，就会最终胜出。中国的崛起已经造成世界资源的紧缺和大宗商品的暴涨，如果印度再度崛起，资源紧缺就会更加加剧，资源价格就更加高涨。因此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就是可以先发展先购买和控制资源，先购买的资源价格会比以后购买低很多。

    跟中国相比，印度就要不利得多。等到印度超过十亿的人口想要全面工业化的时候，地球资源已经被中国用得差不多了，各种资源价格都要涨上天。我们很难相信印度能出得起这个价钱。所以也许中国是最后一个可以完成全面工业化的人口大国或者区域。因为地球形成统一联合政府之前，发达的只能是少部分人口，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

    中国对于印度的先发优势首先在于资源优势，这一点我们可以铁矿石为例加以说明。目前印度还在出口铁矿石，是印度铁矿石资源丰富所致吗？其实不然。大家都知道中国进口的铁矿石量是世界第一，却很少注意到其实中国的铁矿石产量也是世界第一。2002年，中国铁矿石的原矿产量是2.31亿吨；2008年，高达8.24亿吨，年平均增速超过20%。到2008年世界铁矿石生产的前五名分别为中国、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俄罗斯，产量分别为约8.24亿吨、4.09亿吨、3.41亿吨、2亿吨和1.1亿吨。即使如此，中国铁矿石依旧紧缺，因为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排名其后的十个以上最大产钢国家的产量的总和。而印度目前的钢铁产量只有不到6000万吨，是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当印度钢铁产量超过一亿吨的时候就要进口铁矿石了。事实上，由于印度经济当前已经开始进入加速发展期，去年底就发生了进口铁矿石的事。如果印度要发展到中国的程度，届时需要进口的铁矿石会比中国还多，支付的价格也肯定会更高。而且印度还缺乏炼焦煤等资源，因此可以预计，印度为了工业化和大发展所必需的大炼钢铁的困难只会更多。对于钢铁的需求在国家基本建设阶段是应当以人均计算的，印度经济腾飞之后必定会有需要大量钢材的一天的。要知道中国在20年前与印度类似的阶段，对于钢材的需求和产量也只是年几千万吨而已，而现在已经足足增长了十倍。

    另外，印度还严重缺乏能源，且不说煤炭远远比中国紧缺，印度更是一个贫油国。如此贫油，印度经济发展以后遭遇的能源瓶颈一定会比中国更加严重。

    因此中国有比印度先发10年或20年以上的优势，这是特别宝贵的。回想一下当年日本大规模现代化采购资源的时代，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何等的便宜，中国是怎样廉价地向日本出售煤炭和石油等资源，也就可以理解今天中印间差别的重要性了。

    另外，除了资源优势，中国还有高积累率的优势。

    三、中国的高积累优势

    中国从全球购买的资源如果全部消费掉，那么对于后来的经济发达的意义就不大，除非尽多地积累起来。所幸的是，中国的积累率是远远高于世界的，现在购买的资源被大量地通过进行社会基本建设等方式积累了下来，成为以后经济发展、社会发达的财富基础。人口红利、资源获取、高积累率(专注于扩大再生产和基础建设)，三者合在一起将成就未来中国的财富。

    西方社会的发达是建立在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基础上的。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罗斯福新政)，不仅是为了走出当时的危机，更是造就日后发达的前提。当年整治密西西比河等诸流域的巨额投入，效用过了多少年以后才慢慢显现。同理，中国当前的基本建设投资非常大，其效益更多的会在以后发挥出来。因此对于中国的“铁公鸡”（基础建设、公用设施、重工业等）建设的“超前”，我们要理解。在中国有人口红利的时候不进行，等到中国发展到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时候，还可能进行这样的大规模的“铁公鸡”建设吗？中国现在可能用不了这些建设，但是等到发达了还用不着吗？“铁公鸡”才是社会发达的基础。以钢积累量为例，中国到2008年底达45亿吨，日本为47亿吨，而美国1988年就已经达60亿吨，这还不包括美国大量的进口产品所带来的钢材消费量。中国社会的发达，需要看的是积累量，中国与先进国家的累积总量还有差距，至于人均的差距就更大了。中国的钢铁人均累积量要达到美国或日本的当前的水平，在美日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也还要增加近十倍，也就是以当前的增长速度也需要数十年以上的时间。如果考虑美日的生产增量，中国人均积累水平要赶超美日，还需要近百年。因此对于中国的大炼钢铁，在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之外，我们更要以积累的眼光看。

    中国的基础建设设施远远好于印度。当世界正在对中国的港口、高速公路、机场、发电厂、大坝表示羡慕时，中国高速铁路大规模上马又令他们瞠目结舌。未来的中国，就建立在这些雄厚的基础建设之上。再看看印度，许多行驶着的列车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要将其升级为“动车组”，他们还得需要多长时间？

    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是超前的，是浪费，这样的想法其实常常是短视的。比如，上世纪60年代，河北邯郸的领导曾设想把邯郸市的主干道中华大街建得宽一些，以便于将来发展需要，免得经济发达了再扩路的代价太大而且影响发展。结果大家都认为他是在铺张浪费搞个人政绩，被上级树为“败家子”的典型。最后中华大街中途缩水整整一半。结果可想而知，上世纪末未到街道就已经太窄了。李瑞环当年在天津修路，也被各界视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广受诟病。但是即使如此“超前”，现在看来天津还是存在基础建设不足的问题。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青岛，当年德国人修建的市政工程现在还在使用。德国人最初到青岛时，青岛只是个小渔村，后来也就是万人规模的城镇。但是百年以后的现在青岛已几百万人了，德国人所修的主干排水等工程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长远眼光的赐福。

    除国内积累外，大国还需要大视野，积累要开拓到海外。在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一旦有所闪失就会前功尽弃。中国在与印度竞争的时候依然具备优势，并不是代表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容逆转的胜利。尽可能地多圈占资源，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与之相比，中国在体制方面的各种改革虽然也是关乎中国命运和长期发展的重大事件，但是与当前全球资源竞争相比，这并不是最紧急的事务。毕竟中国对于自身的改革是是有内部自主权的，而全球的资源竞争则由不得中国内部自行决定。凡事需要有轻重缓急，在世界资源有限、争夺激烈和中国当前体制还能够维持快速发展的大局下，实现资源战略显然是更紧迫的事情，这就是在强敌环伺面前维持国内统一的必要性所在。只有对于外敌有必胜的把握时，才可以先着手处理内部矛盾平息内部纷争。

    走出去时，中国应用足用好因先发优势而获得的巨大的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日本人口密度超过中国，国内资源极度缺乏。为摆脱这一困境，日本通过海外投资和资源储备，取得了巨额的海外资产和资源。商务部研究院唐淳风的文章《学日本“闷气发财”》①指出，2004年日本的海外总资产是41968亿美元，国内的GDP总额是48707亿美元，再加上国外收益换成GDP总额，高达125676亿美元，比当年美国117350亿美元的GDP还要多出8326亿美元。以保守的日本海外GDP估算，依然是日本国内GDP的1.58倍，相当于日本在海外建造了一个比较国内还要强的“资产日本”。

    日本能够有这些就是因为日本有先发优势。我们现在比印度先也有先发优势，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将这样的优势在国际博弈中转化为实际的财富优势和资源优势，把财富装到兜里，并且利用财富的力量再一次带来财富，善用已有资本，转变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来挣钱的发展模式，以此更上一层楼，完成产业的升级转型，彻底发挥我们的领先优势。

    四、我们是吃苦受累勤俭持家的一代，别无选择 

    凡事皆有利弊。如同人口红利让中华民族付出计划生育的代价一样，高积累率也对我们的社会和谐造成了影响(从“国富民穷”的舆论中可窥一斑)。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有别的办法吗？为了实现现代化，付出代价的又何止是我们？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历来如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以及苏联革命后成为超级大国，在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方面概无例外，都是勤俭持家。除此之外，英国还沾了殖民掠夺的光，而美国则有两次世界大战发战争财的好运。只要还没实现现代化，还没有实现崛起，那么中国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管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需要勒紧裤腰带。当年西方哪里有个人信贷消费？马克思时代的西方也是与中国当前很多地方一样遍布血汗工厂，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且没有休息日才能够勉强糊口，哪里有什么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那个时候西方的社会也是动荡不安和有很多不稳定因素的，西方中产阶级的兴起那是西方经济进入发达社会以后发生的事情。所以看西方的富裕和政策也不能忘记它们的历史，要多参考对比西方经济发展时期而不是发达时期，不要拿他们发达以后的做法来要求发展中的中国。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国民进行反馈。就如当年的亨利·福特发放高工资让他的工人买得起他的车子，这样的前提是国家积累已到了一定的程度，已经崛起。中国也会有这样的一天，但是必须要先吃苦，后享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面栽树，一面乘凉，古之未有，今亦所无。历史注定我们这一代是吃苦受累勤俭持家的一代，我们别无选择。

    当前，中国能够做到的就是通过勤劳积累来完成崛起，就是以牺牲一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来完成民族的复兴。积累率下降本身，就是延缓中国崛起的时间，只要时间延缓世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大，我们的外部环境就有可能恶化。因此中国需要的就是在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快地完成国家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

    当然，要求勒紧裤腰带，并非是说不要照顾社会忍受力了。对于一个社会，积累与消费，或者说发展与公平，是两个不同的参数。发展中的大国，这两个参数是难以同时优化的，只能是按照轻重缓急选择合理的侧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社会公平就难以保证，而保证社会公平就会限制发展的速度。在当前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和激烈竞争面前，发展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平却是可以在发展以后进行政策调整的。但是，不公平的耐受力一旦破裂又将导致社会的剧变和动荡，所有的发展成果就会化为乌有，这将是国家崛起的巨大灾难。于是问题在于，平衡两者的度在哪里？或者说，社会的耐受力的极限在哪里？这是一个大难题，是需要全民族共同探索的，不是作者在文中能够指明的。惟一应该明确成为全社会共识或底线的就是：决不能让中国陷入动荡！强者弱者，富者穷者，劳方资方，体制内体制外，都要为达成这个共识而妥协，都要为此做出克制与牺牲。当然，谁也不能借口为了实现大目标，而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满足自己，牺牲别人。

    五、向印度学习妥协的艺术

    西方的某些人大肆鼓动中国民众提前进行社会大变革的欲望。不清醒者和不慎重者实际上是完全不计当前世界资源竞争的紧迫，完全不计大变革可能带来的损失。机会一旦丧失，中国一旦在竞争中失败，那就是万劫不复，再无崛起的可能。中国崛起中同时伴随着体制变革和财富再分配的难题，这是可以预见的激烈矛盾，需要妥协的东西也就特别多。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不是流血，而是妥协。我们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分配是有欠缺的，要看到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历史欠账。欠的总是要还的。问题关键是还债的时机要把握好，把欠债的利息代价控制到最小。遗憾的是，至少近代以来，我们是最不懂得妥协的，都是极端至上。学会妥协，是历史对我们的要求。而印度这方面的欠债比我们要少，也比我们更擅长妥协。印度对于我们的优势这时就凸显出来了。

    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印度的国际环境或者说地缘政治地位比中国好多了。东北亚列国竞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抗的遗留问题，这些会消耗中国大量的精力和成本，会拖中国发展的后腿。而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接壤的国家都很弱，与西方世界没有深层利害冲突，国家发展不会受到限制，地缘政治优势明显。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印度国内发生剧烈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要比我们小，印度社会避免发生动荡的艺术运用也比我们高超，因为印度比我们更懂得妥协。表面看来，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各种问题：贫富分化，地区差异，民族问题，等等。但是，至少就目前和较近的将来看来，这些问题都没有严重到引起剧烈动荡的程度。这得益于印度社会富含的妥协精神。正是和平、不流血的独立历史，奠定了印度善于妥协的社会基础，使其国内矛盾可以在不流血的前提下，在基本利益层面上妥协地解决。

    中国如果能够学到印度善于妥协的艺术，那么先发优势就将转化为崛起的现实。反之，中国将极有可能陷入动荡，先发优势将化为狼藉，且将沦为印度的前车之鉴和崛起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