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良先生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初稿）
——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郭锡良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上读到梅祖麟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这是
他2001年12月8日在香港语言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报告。讲话是以音韵学权威的
面孔，要让大家在他封赐的“主流的上古音研究”的大旗之下来听从他的指挥。
讲话主要是批王力先生，如果他批得对，哪怕是有某些出入，我们自然应当欣然
接受；然而他完全歪曲事实，傲气十足、霸气十足地给王力先生喷了不少污泥脏
水，作为王先生的一个学生，不能不为王力先生洗刷一下。梅氏给音韵学指定的
一条路，决非什么主流正道，作为也搞一点音韵学的人，自然不应该怕惹是非而
任其贻误读者。这就是我不能不讲一点意见的原因。
一、        王力果真不懂“同声必同部”吗？
讲话首先是集中攻击王力先生连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的重要性都不知道，
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懂得利用谐声字的资料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王力先生同李方桂
先生、董同龢先生所以分出高下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举出两个证据：一是王力
先生用《诗经》押韵的材料给脂微分部，由于合韵较多，“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
”，结果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参考谐声字给解决了，“老师不能证明的
学说给学生证明了”。然后轻佻地挖苦讽刺说：“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
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
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筹，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
：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
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十年代
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二是“还有旁证”，这就是
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量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讲段玉裁的古音学那
一章征引了六段段玉裁的话，“惟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玉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
’的那段。”经他这样一涂抹，王力先生似乎真的不懂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
理论，似乎也真的研究古音不知道用谐声字材料。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了两篇音韵学论文：《古韵分
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姊妹篇，也是奠定王力
先生古音学基础的两篇重要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就是把谐声偏旁分成三十
二类，并将《诗经》入韵的字列在偏旁之下；然后把从顾炎武起到章炳麟、黄侃
共十一家（包括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朱骏
声）的古韵分部列出，再考察他们各部包括哪些类谐声偏旁和《诗经》入韵字；
最后列成《诸家分部异同表》。王力先生通过考察谐声偏旁及同谐声的《诗经》
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也就是为写《
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作准备。这不是用谐声资料来研究古音吗？我不知道批评者
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难道王先生有这样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再说，
批评者在讲话中提到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有一小节
专谈谐声问题，王力先生在此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
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
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在谈“开合问题”时，王先生说：“稍微
研究汉语音韵的人，都知道汉语上古音开合两呼的界限颇严。谐声偏旁属于开口
呼者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开口呼；谐声偏旁属于合口呼，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
于合口呼。”又说：高本汉“断定《切韵》时代有两种'合口’的[w]”，“我大
致赞成高氏的断案，但我比他更进一步，不仅拿《广韵》系统为根据，而且还拿
谐声偏旁为根据。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后世有变入轻唇音者，在上古即
属合口呼；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完全与后世轻唇绝缘者，在上古即属开
口呼。”还说：如果《广韵》和谐声发生矛盾时，“这是可以牺牲《广韵》系统
而迁就谐声系统的。”后面为上古韵母系统而作的图表，收字排列就是根据《诗
经》押韵、谐声字类别和《广韵》系统三个因素来定的。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
真的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读过，而且读懂了，就不应该作出王力不懂得用谐
声字来研究古音的结论。难道只是听别人说过，只是耳食？没有读懂？或者更有
别的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批评者又用所谓“脂微分部的历史”来论证王力先生不懂得用谐声的资料来解决
问题时，节录了王力先生的一段话，却把王先生要表达自己观点最重要的话删去
了，这里把它补上（删去的话，我们用{ }号框起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
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我所坚
持的一点，乃在乎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假使说完全相同的话，那么，'
饥’之与'饑’……其音将完全相等。我们对于后世的脂微分韵就没法子解释。}
删去后，批评者代王先生下结论说：“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
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王力先生
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脂微不分的学说，正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
度，没有霸气；明明王先生说自己坚持“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批评
者却偏偏要引出王力“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我不知道批评者为什么要这样作
？批评者嘲讽王先生“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其实，当时用谐声
字划分脂微两部也存在一些纠葛，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脂微分部是值得而且
必须采纳的”，直到1962年王先生在《古韵脂微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把“隶”
声、“惠”声归入质部，把“既”声归入物部，才解决得更好。三十年代王先生
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他的上古韵母系统，在这篇大文章中他为这一个问题写
下了“脂微分部的理由”、“脂微分部的标准”、“脂微分部的证据”、“脂微
分部的解释”。方方面面都谈了，王先生无疑是坚信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合
韵多一些，他也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他说：“最合理的解答乃是：脂微两
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们的音值
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韵比其他各部合韵的情形更为常见。”他表示自己不
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学说，不仅是应有的学术民主作风；何况他写这
篇文章时，章炳麟、黄侃都还刚过世，是不是批评者要王先生也像他一样，嘲讽
一通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经发现了脂微分部的线索，却不懂得审音，因而不能
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先生反而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受到《文始》的启示，这
同批评者的态度确实是天壤之别，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会赞同王先生的。顺便
说一下，批评者设想，“如果我是王力”，就会怎么怎么；恕我不客气地说，从
讲话可以看出批评者确实自己没有全面弄过谐声资料，对谐声字系统了解得非常
肤浅，即使知道用谐声资料可以证明脂微分部，恐怕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
批评者嘲讽王先生不懂谐声资料重要性的旁证是王先生著的《汉语音韵学》没有
征引段玉裁论述 “同声必同部” 那段话；其实，如果真正认真读了《上古韵母
系统研究》的话，应该在王先生讨论“谐声问题”的论述中已经找到了答案。我
们前面引过的那几句话，就说明了王先生对谐声问题的两个观点：一是谐声偏旁
对古韵归部的重要性是从顾炎武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段玉裁只是说得最明白。
我们知道，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考证古音时就常常从谐声出发。二是“同谐声
必同部”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已经是一般常识。因此，在王先生看来就没有必要
大讲特讲。难道王先生写书也要照批评者的思路吗？大家都知道，顾炎武的《诗
本音》创建了诗韵系联的方法，推动了古音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到二十世纪
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无疑也是一般常识，难道《汉语音韵学》中还要征引《诗
本音》的实例吗？依我看，批评者作为大发现征引的段玉裁的那段话，王先生恐
怕倒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他可能认为段氏的这段话不严密。因为在讨论“谐声问
题”时，王先生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
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
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
，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因此，王先
生认为，使用谐声资料，不能拘泥于段氏的这个说法。其实段玉裁本人也没有拘
泥于自己的这一说法，比如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把“求”“逑” “球”等都
归入第三（幽）部，却把“裘”归入第一（之）部。在这一点上批评者的观点是
同王先生不同的。他断言：“'同声必同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段玉裁是说，
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经》时代。”这里我们不讨论批评者的论断是
否合乎段玉裁的本意，也不讨论他同王先生的分歧谁是谁非，只想说明，他认为
抓到了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的旁证不过是自己吹起来的肥皂泡。
二、不赞成古有复辅音就要逐出“主流音韵学”吗？
批评者集中攻击王力先生的第二方面的是：王力不懂谐声字对研究上古声母的重
要，在四十年代，“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甚至妄
言：“对王力来说，谐声字所显示的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结论使王力畏谐
声字如蛇蝎。”指摘王力先生从《汉语史稿》到《汉语语音史》“更变本加厉”
地反对古有复辅音的态度和言论，指摘王力先生不用汉藏比较的资料，因而要把
王先生逐出他钦定的“主流音韵学”行列。
梅祖麟首先赞扬高本汉提出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是个伟大的发现”，“是有
中国特色的一种学说”。杜撰出两条路线：王力的总退却路线，李方桂、董同龢
的继续前进路线。梅氏大概不知道1927年王先生还写过一篇《谐声说》，或许也
不想知道。在这篇短文中，王力先生叙述了他同老师王国维讨论谐声的问题，他
说：前人讲谐声“皆以韵说之”，“静安先生独疑字之衍声，当以纽，不当以韵
。”他得到启发，因而悟出：
“制字之初，意在便民；即偏旁可知其音，其例易晓。”其后语音演变，“由今
纽韵读之，音皆不近，是古与声母同音而今异矣。六书之作，谐声后起，然必权
舆于三代以前，降及周末，字音或已微异于古。”
对比高本汉的“伟大的发现”：“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
部位必然相同。” 难道这两个说法真是南辕北辙吗？梅氏可以据此裁定：一个是
伟大的发现，推动了古音学研究的发展；一个是 “畏谐声字如蛇蝎”，成为实行
古音研究退却总路线的思想基础吗？如果梅氏如实地把这些情况说出来，我看相
信他的裁定的，恐怕不会太多。
在这样一个虚假前提下（王力不懂谐声字和声母有关系），又虚构出在有无复辅
音的问题上王力跟董同龢、李方桂是绝对对立的假象，以显示出是总退却和继续
前进两条研究路线的分歧。果真如此吗？先说董同龢，董同龢在《上古音表稿》
中揭示了高本汉古有复辅音说将要遇到的许多复杂情况，指出：“有一部分l- 母
字是同时并谐两个或两个以上声母系统的”。并举例如下：
巒（无“山”）luan: 變piwan,蠻mwan ━ 孿swan ━ 彎wan
翏lieu: 謬mi u━ 瘳t(  t)ieu━ 膠kau
龍liwong: 龐bang━ 寵t-(  t-)iwong━ 龏kiwong
然后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以'巒（无“山”）翏龍’的声母是bl-呢， dl-
呢，还是 gl-呢？”他还明确表示：“现在所有的论证还不过是若干的可能而已
。事实上古代带复声母的型式如何，他们出现的范围又是怎样的，又必待日后有
了新材料才能决定。”（38—39页）至于其他复声母，他认为问题更多，并且说
：“如果古代的确是有那样的复声母，决定他们的型式与出现的范围在目前又是
一件极困难的事情。”（43页）因此，在他的《上古音表稿》的《声母总结》中
说：“复声母还要算作未知数”因而被他“除去”了，并没有列在他的声母表中
。再说李方桂先生，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也没有构拟复辅音，只构拟了一
套清鼻音和一个清边音；后来在《几个上古声母问题》中，李先生虽然构拟了一
套带词头s-的复辅音，但是他一开始就说：“我认为上古声母尤其是复声母是个
很复杂的问题，有许多谐声字还没有解释的办法。”最后又说：“以上的假设与
推论，似乎可以解释更多的谐声现象，可以使上古音有个更完整的系统。”在《
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中也说：“中国的谐声字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些现象
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并表示自己对上古声母的构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
假设”。
现在再看看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是怎样批评高本汉的，王先生说：
他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拟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那也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例如“
各”声有“路”，他就猜想上古有复辅音kl- 和gl-。由此类推，他拟定了 xm-、
xl-、fl-、sl-、sn-等。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
复辅音就太多了。（68页）
梅氏是把这段话作为批判靶子引出来的，我们不知道王先生这些话到底错在哪里
？也不明白这怎么是跟董同龢、李方桂先生绝对对立的，因而梅祖麟就可以根据
它作出非常重大的判决：“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李
方桂、董同龢两位的路线是继续前进。”请问：高本汉的复辅音构拟董同龢先生
也批评了，王先生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李方桂先生把自己的上古声母的构拟都说
成是“假设和推论”，为什么王先生不能批评高本汉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
王先生批评 ：“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
太多了。”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按照高本汉的办法，在谐声字中一律贯彻下去
，就会得出严学宭先生在《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中那样的结论：二合复辅
音145个，三合复辅音64个，四合复辅音4个，出现了nkt-、xmk-、xknd-、 xsdl-
等这样一些奇特的复辅音（《音韵学研究》第一辑95—96页，中华书局，1984年
）。两百多个还不算太多吗？我不知道梅氏面对严学宭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高兴呢
还是愤恨？严先生的研究与他同调，理应是高兴的；不过这却给王力先生的论断
提供了根据，或许严先生的文章也可能招来梅氏的愤恨呢？我猜不透。但是有一
点我可以肯定，严先生作学问比梅祖麟老实，他是确实弄过谐声字才发言的。
正因为王力先生对从林语堂、高本汉起到后来的“古有复辅音说”正反两方面的
主要意见都是很关注、很清楚的；也因为他亲自全面研究过谐声系统，对谐声系
统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才会越到后来越“变本加厉”地对古有复辅音的学说
采取保留态度。梅祖麟指摘王力先生的“变本加厉”，也不过是王先生说了：“
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
” 董同龢提出的上古有一个清鼻音，也是从谐声偏旁推测出来的，“谐声偏旁不
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所以我们不采用董说或高说。”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上
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
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
域的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
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王力先生采取慎重的态度，有什么不对呢
？我们认为，上古有无复辅音，本来是古音研究中一个正常的不同意见，只许一
说存在，这是董同龢、李方桂先生可能采取的态度吗？他们在什么地方像梅氏这
样没有商量余地就下结论：“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
母。”任何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恐怕都不会这样武断。
更叫人难以苟同的是，梅祖麟在批评王先生的《同源字典》时，抓住王先生讲“
黑、墨”同源时说了：“'黑’的古音可能是mxek,故与'墨’mek同源。”于是像
逮住了什么把柄似的骂街式地数落着：
王先生这句话可真是语出惊人。第一，从《汉语史稿》（1958）到《汉语语音史
》（1985），王先生一直不承认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在怎么拟构出来个王先生
系统里没有的mx­来？第二，王先生想来是把­x­看做中缀。于是一连串问题都来
了：（ⅰ）上古汉语有不有中缀？（ⅱ）有没有中缀？（ⅲ）如果有的话，上古
汉语的­x­跟藏缅语中哪个成分对应？第三，王先生写到这里，不知是否想过：“
如果早知道《同源字典》要处理'墨、黑’这对同源词，我二十年以前就该好好读
《上古音表稿》(1944)，'Consonant combin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
(1960)，《上古音研究》(1971)。董同龢、雅洪托夫、李方桂都讨论过'墨、黑’
这对同源词。说不定他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不必我现在抓瞎。
恐怕“语出惊人”的是梅祖麟自己，你怎么知道王先生这里的mx­就一定是复辅音
？尤其怎么就一定要按你的思路来想问题？要把它看作中缀，要考虑它同藏缅语
的关系。他嘲讽王先生抓瞎，似乎他对他自己曾承认过的老师、王先生的学生董
同龢先生的《上古音表稿》很有研究似的，可惜他没有想到，王先生的这个mx­竟
然同《上古音表稿》是有联系的。《上古音表稿》在讨论明母和晓母相谐的关系
时说：
高本汉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虽然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却在许多地方把这里
面一些x­母字的上古音写作xm-。如“悔”xmw g“昬” xmw n是。他这种做法自
然算不得问题的正式解答。只可以说他在表示有那么一层关系而已。所以李方桂
先生就以为写作mx­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许“悔”“昬”等字的声母更会是个清
的唇鼻音M。
在我看来，这些例子根本就不适于用复声母的关系来解释的。（12——13页）
李方桂先生这里说的mx- 也是把 -x- 看成中缀吗？梅祖麟是不是现在还该好好读
一读《上古音表稿》呢？王先生既不相信古有复辅音，更不会相信梅祖麟的上古
汉语是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这个大胆假设怎么看，下文再讨论）。 本来王先
生对上古声母的系统，一直就认为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他写《
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说过：“关于声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性质，我愿意保留
到将来再研究。”（129页）出于慎重，王先生对上古声母始终没有进一步作出结
论，也没有肯定别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他说：“'黑’的古音可能是 mxek
”，是想到了董同龢的清鼻音，也只是想说可能是一个与一般的双唇鼻音有别的
m-。这里可以看出，梅祖麟确实没有读懂王先生的书，没有读懂，就敢骂街式地
嘲讽数落，这是多么轻薄。更有甚者，梅祖麟居然据此要把王力先生逐出他划分
的“主流的上古音研究”队伍，这又是多么霸道啊！不过，梅祖麟的批评落空了
，他的愿望恐怕也只可能是落空。
三、谐声现象真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吗？
梅祖麟为什么要攻击王先生不懂谐声字的重要、不赞同古有复辅音就是古音研究
中的总退却路线呢？原来梅祖麟早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有过交代，他说：“
藏文有种种复声母，如果上古汉语如王先生所说只有单声母，我们简直不知如何
作比较。藏文也有音节末尾部分的复辅音，如果上古汉语如王先生所说没有后缀
，没有末尾部分的复辅音，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作比较。”（《汉藏语的“岁、越
”、“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引自《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388页。）
这倒是真话。
我们知道：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汉语和藏缅语在词
汇方面比较接近，学术界确认了许多汉藏同源的基本词根；在语音和语法方面汉
语反而是和壮侗语、苗瑶语比较接近，却同藏缅语差别很大。拿藏语来说：在语
音方面，古藏语不但有许多二合复辅音和一些三合、四合复辅音，还有七对复辅
音韵尾和一些辅音交替现象，却没有声调。在语法方面，古藏语的动词是一个形
态丰富的词类，利用前缀、后缀或内部屈折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古藏语的名词
也有一套格助词来表示它在句中的语法关系。也就是说，藏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语
言，是粘着型语言，而汉语是分析型语言；不在上古汉语中弄出许多复辅音前缀
、后缀来，就无法进行比较，无法论定上古汉语也是粘着型语言。梅祖麟与他的
同道企望在谐声字中要找出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来。他钦定的“主流”音韵学家
潘悟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中作的努力最大，也说得最明确。他在书中第八章
《谐声原则》中专列一节《谐声现象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一开头就说：“
潘悟云（1987a）指出，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现象，而不是语音现象。”摆出
了不容置疑的架势。又说：“我们可以通过谐声分析，得出上古汉语语音形态相
关的主要规则。”并且列举了他得出的十一条主要语音形态相关规则，可是却没
有说明到底是什么形态现象。就拿他列举的第一条规则来看：
1、        韵尾相同而主元音相近的韵母形态相关，具体点说，就是aE～eE,eE
～iE,wE～uE,uE～oE,oE～aE,wE～aE(～表示交替，Ｅ代表韵尾)。这种交替相当
于清儒的旁转。例如E为-ng时，aE～eE表示阳部（-ang）与耕部（-eng）交替，
下面是这种形态相关的例子：
aE～eE  亡*mãng～氓*mreng  单*tan～磾*ten……
……
aE～eE  居*kw居之切～居*kã九鱼切    黚*grwm～甘*kam
这种语音形态相关相当于英语的sing～sang～sung ，但是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音
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127页）
首先，作者既然说这种语音交替相当于英语的形态变化，那么它到底反映了汉语
的什么形态呢？可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是作者竟然打起了 “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
音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的障眼幌子，实现了金蝉脱壳，却要人们相信他的断言
：这种旁转的例子反映了上古汉语的形态。不只是这一条所谓“相关规则”是这
样胡弄含混，全部十一条都大致相似，没有明确结论。只在第二条“对转”例中
作者提出了郑张尚芳的所谓代词有强调式，他自己提出了上古指代词有弱化式，
想把它说成是形态，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猜测，而且不知作者怎么会误把“居
”字也列到了指代词中，让它与“其”相配，这只怕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常识
性错误。
真正能与形态粘点边的是第三条提出的所谓“读清声母为使动词，读浊声母为自
动词”以及第六条提出的所谓前缀表示使动用法。作者说：“例如同一个字如有
清浊两读，读清声母为使动词，读浊声母为自动词，周祖谟、周法高、王力对此
都作过讨论”。其实周祖谟先生的《四声别义释例》并没有讨论清浊不同有使动
、自动之别，而是在讨论四声别义时列举了 “区分自动词变为他动词或他动词变
为自动词” 一类。他举了“饮、语、离、毁、去、禁”等例。“饮”，於锦切，
上声，是自动词；於禁切，去声，使饮，他动词，也就是使动。“语”，仰举切
，上声，是自动词；牛据切，去声，以言告之，他动词，但不是使动。“去”，
羌举切，上声，除之曰去，亦即使离去，他动词，也就是使动；丘倨切，去声，
自离曰去，自动词。周法高先生在《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中讨论音变构词时
，举了一例浊声母为使动的用例（“见”，古甸切，见母，清声母，视也，自动
词；胡甸切，匣母，浊声母，使见曰见，使动。），两例清声母为使动的用例（
“坏”和“败”）。王力先生的《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是目前讨论这
个问题最详尽、举例最多的文章，潘悟云所举的十个用例中的前五例就是变相摘
引自这篇文章的。王先生除举了大量声调不同、清浊不同区分自动、使动的用例
外，还举了多种区分形式。有同是次浊声母的，如：“入:入（内）”，人执切，
日母，自动词；奴答切，又奴对切，纳也，使入，使动词。有同是清声母的，如
：“至:致”，至，脂利切，章母，到也，自动词；致，陟利切，端母，使至也，
使动词。又如：“出:黜”，出，赤律切，昌母，自动词；黜，丑律切，透母，贬
黜也，即使出，使动词。还有韵部对转的，如“回:运”，回，户恢切，匣母，微
部，转也，本义是旋转，自动词；运，王问切，匣母，文部，使旋转，使动。很
显然，上古汉语中自动词和使动词配对的形式是多样的，并没有形成潘悟云所说
的“浊声母表示自动，清声母表示使动”这样一条规律。周祖谟、周法高、王力
等三位先生认定它是构词现象，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大格局下的一种特殊现象，
不是什么形态变化。这种看法是符合上古汉语实际的。强把它同藏语的自动词、
使动词的形态拉在一起，企图证明上古汉语也是一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这是完
全不顾客观语言事实的。
其次，作者自己也承认，他这里第一条所举的现象不过就是清儒所谓的古韵旁转
，第二条就是清儒所谓的古韵对转；经他一“科学化”，加上洋字母公式化，就
深奥难懂了。这是浅入深出，粘上了近些年来流行的“洋化”的文风。大家都知
道，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作者讨论语音形态，举例却一律不注意义，这是割
裂音义的做法；而且注音也随意，爱列反切就列反切，不愿意列就不列。这样做
有什么好处呢？也是浅入深出的方法之一，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又难于检核。
例如，“亡”“氓”本来都是阳部，他说是表示阳部与耕部交替。“磾”在《广
韵》中只见于齐韵，作都奚切，作者要把它归入他的元2部，不作任何解释。不过
，这样一来，在潘悟云的古韵系统中，就完全打破了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的
原则了。不知梅祖麟怎么又把他捧上“主流古音学”的宝座，要大家向他学习，
这不是毫无原则吗？
再说，《汉语历史音韵学》这本书知识性错误实在太多，仅就《谐声原则》这章
来说，除前面提到的把“居”列作代词外，再举两例：①一字两读失落一读的唯
一用例“雇”：
举“雇”字为例，它在《广韵》中读侯古切，折合成上古音为*、ɡla，意义为“
农桑候鸟”，当为本字。另一读古暮切，折合成上古音*klas ，《广韵》：“鸟
也”。这说明作为鸟名的“雇”原来是有两个读音的，反映古代两个不同的形态
。后一读另义“相承借为雇赁字”，当为假借义，后来又增加了“亻”旁，成了
新的形声字“僱”。（126—127 页）
查《广韵》姥韵“侯古切”小纽首列“户”字，其中有“雇”字，注云：“《说
文》曰：九雇，农桑候鸟。（下略）”又《广韵》暮韵“古暮切”小纽首列“顾
”字，其中也有“雇”字，注云：“本音户，九雇，鸟也。相承借为雇赁字。”
这里明明说得清清楚楚，“鸟也”是说明“本音户”，即姥韵“侯古切”那个音
（今音hù）的，它用在“九雇”这个词语中，“九雇”是鸟。暮韵“古暮切”是
假借“为雇赁字”的“雇”（今音ɡù）的音读。我百思不得其解，作者在这里怎
么会搞错？是故意还是没有读懂呢？我宁肯相信是误释。作者还批评《汉语大字
典》“'雇’的'农桑候鸟’义只留下侯古切一读，古暮切一读被丢弃了”；其实
是作者自己弄错了，《汉语大字典》并没有错。作者又列了一个表，对比《广韵
》和《汉语大字典》处理“雇”、“僱”的变动情况，给“僱”字也拟上了上古
音。殊不知“僱”字在《康熙字典》中还没有，《中华大字典》才收入：“僱，
俗雇字。”给现代才产生的俗字加注上古音，恐怕不妥吧？②在第二条讨论对转
问题时，说“盖”字除入声韵一读外，还有阳声韵一读：
实际上，“盖”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折合成上古音就
是*kom，后人不知它就是“盖”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就造了一个方言字赣（+匚
）去代表它。（129页）
《广韵》覃韵上声是感韵，感韵“古禫切”小纽首列“感”字，收有这个字。注
云：“《方言》云：箱类。又云：覆头也。又音贡。”我对方言所知甚少，不知
南方哪些方言说“盖”这个词（还是这个字，不知作者到底指什么。是一个词还
是两个词，都值得讨论）有这个音。作者也没有交代，我只能推测了。可以肯定
，《广韵》的注释中的“方言”是指扬雄的名著《方言》，而不是指现代的方言
。今本《方言》卷五作“”。它决不是后人造的方言字，《说文》就收了这个字
，注云：“小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方言》后说：“按，椷盖即许
之'赣（+匚）’，音同字异。”
总之，梅祖麟逼着我读了潘悟云的《汉语历史语音学》，深感失望，我认为这本
书从观点到材料都存在不少可议之处，决不是什么主流正道的经典之作；梅祖麟
把它捧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的“主流传统的著作”，既是捧杀作者，
又是贻误读者。
四、同源词与汉藏比较
—在古音研究中怎样对待汉藏比较
梅祖麟的讲话还从同源词研究的角度，不但重点攻击了王力先生，还扫荡了从乾
嘉学派、章黄学派到海峡两岸现在的不少学者。什么“徒子徒孙”，什么章黄学
派“根本不是语言学”，什么“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
能耐”,语言之粗野、狂妄以及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哪像出自一个学人之口。他把
王念孙的“因声求义”，包括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
的原则都歪曲成笼统的“一声之转”,都是不科学的。那么,梅祖麟又是怎样考证
同源词的呢？《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是梅祖
麟的得意之作，也是他考察汉藏同源词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证了汉语的“岁”
和藏语的skyod-pa是同源词。在这篇文章1992年发表的时候，我就曾对当时的研
究生说过：“这篇文章立论不可靠，对王先生的批评是片面之词。”因为文章中
说了什么“王先生是我的太老师，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说什么“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我虽然对他早有所了解，并不相信他的这些话，却因为他态度
谦恭，也就只是看在眼里算了。现在为了辩明真伪，我们就看他是怎样论证同源
词的。他说：
所以纯粹从汉语内部的资料来看，“岁”、“越”可能是同源字。正好东汉刘熙
《释名》说过“岁，越也”，我们认为这不但是声训而且是正确的义训。
现在来说明藏文的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是“岁”、“越”的同
源字。Skyod-pa 有三种意思，“行走”和“岁”、“越”的意符“步”、“走”
相配，“逾越”和“越”字相配，“时间之逝去”和“岁”字相配。至于声韵，
请比较一下：
（6）汉：岁*skwjats＞sjwai    藏:skyod-pa
共同汉藏语的*a 元音，在藏文里受到*kw、 *khw  等圆唇成分的影响而变为o 元
音，在上古汉语中保持不变，这是一般通律。共同汉藏语的*-s 在藏文里大致保
留不变，但在-n –r -l 后变成-d再失落，-ds直接变成-d，所以藏文的-d也跟上
古汉语的-ts对应。藏文的skyod和上古汉语的*skwjats“岁”每个音都能对上号
，这两个字显然是同源词。（379页）
拿藏语一个词的一个意思和两个汉字的一个部件相配，这是梅祖麟的发明创造；
除此，这段文章讨论汉藏音义的搭配，用他构拟的汉语上古音来对应，被他解释
得“都能对上号”，貌似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汉语“岁”这个字词在甲骨文
中就出现了，表示岁星、岁时的意义。《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说明了早在殷商时代我们就已经采用了阴阳合历，很早
就有了岁星纪年法。那么藏历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它创始
于松赞干布时期，最初运用物候观察，以麦熟为岁首，后受古汉历和古印度历的
影响，七世纪中叶才使用十二年循环纪年，九世纪才使用六十年循环纪年。汉历
和藏历相差一两千年，汉语中由天文、历法的发展而产生的专用字词“岁”，怎
么会同藏文的skyod 是同源词呢？“岁”的一系列意义是：岁星（木星）、年成
、年岁（由岁星运行一次到泛指一年）、年龄单位；从来也没有表示“时间之逝
去”这样的意义，更没有“行走”、“逾越”的意义。强把它拉到一起，这不是
汉藏比较，而是比附，梅祖麟的这篇文章是典型的比附之作。从比附出发，要求
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适应自己的需要，这只能是伪科学。梅祖麟嘲笑王先生“引了
一大堆字典里有的资料，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荒（*smang）’和'秽’
（*skwjats）同源。”我看，应该受到嘲笑的是梅祖麟自己，而不是王先生。为
什么要引“一大堆字典里的资料”呢？王先生早在《同源字典序》中作了交代，
他说：“为了保险，《同源字典》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
臆断。”似乎王先生的话也打中了梅祖麟的要害，当然它不是针对梅祖麟的，而
是有感于高本汉的《汉语词族》的释义多有不当而采取的正确措施。这也确实是
在研究同源词时，王先生与梅祖麟的根本分歧之一；对同源词的意义确定，是主
观臆断还是要有客观根据。至于是否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荒”“秽”同源，在
王先生那里是很明确的。在音的方面，王先生注明：
xuang  荒 : iuat薉（秽）（晓影邻纽，阳月通转）
晓母、影母都是喉音，是邻纽，这说明了两字的声母是相近的；“荒”字是阳部
合口一等，“秽”字是月部合口三等，阳部和月部的主要元音相同，又同是合口
，只有韵尾有异，一是阳声韵，一是入声韵，所以叫“通转”（梅稿误作对转）
，因此韵母也是相近的。王先生在这里已经说明了“荒”“秽”两字声音相近，
意义也相近，所以是同源字。这里用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声韵分析方法，决不是什
么笼统的“一声之转”。我们不知道梅祖麟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作文章，是真的
没有理解王先生《同源字典》的体例（我们不想说他没有读懂），还是一定要按
他的主张来认定同源词？按他的主张，“荒”“秽”两字不同谐声系列，依他的
拟音也不相近，似乎是不能认作同源词的，由于网上梅祖麟的稿子似有遗脱，不
敢武断。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再一次暴露了梅氏的霸道。
梅祖麟是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的积极主张者，因为古藏语是有词头、词尾的，也
是有复辅音和复韵尾的，正好没有声调。要让汉语的声调也被证明是后起的才适
应汉藏语的比较，这是梅祖麟及其同调者的迫切希望。于是有了上古汉语去声来
自韵尾-s ，上声来自韵尾-﹖的说法。梅祖麟的《中古汉语的声调、声律与上声
的来源》对上声来源于韵尾-﹖说提出了三种证据：一是浙江温州、福建建阳、海
南文昌等方言的上声字有喉塞音韵尾；二是佛经材料可以证明中古汉语上声字是
短促的，这是早期有喉塞音韵尾的特征；三是古汉越语显示了汉代的上声字是从-
﹖尾来的。这种说法早被丁邦新先生驳倒，丁先生在《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
讨》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包括梅祖麟的三条理由。我
们不在这里多引，只把丁先生在《结论》中举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和结论抄在
这里，丁先生说：
在《诗经》时代汉语和中古一样是有四个声调的，声调是音高，不是韵尾辅音。
……如果去声字真有-s ，何以-as（或-ats）能够和-at自由押韵，实在令人无法
相信。如果再把在上古汉语中不可能存在的上声的和去声的 -s（＞ -h ）向下拉
到《切韵》时代，更是没有确切证据的说法。（《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103页）
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正如丁先生指出的，现代方言中有的上声字有喉塞尾
的现象是后起的；而梅祖麟却要拿它来作为上声来自喉塞尾的证据。这又是一种
以今律古的比附方法，可是在梅祖麟、潘悟云那里却是很常用的。我们知道，这
种没有历史发展观点的作法，是语言史研究中的大忌，也是王力先生所不取的。
梅祖麟在香港的报告中没有提出上古汉语声调来自韵尾的说法，是否他已经放弃
了呢？看来并没有放弃。因为他在1999年为自己编选《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时
，还选了《中古汉语的声调、声律与上声的来源》一文的英文稿，只是在后面的
按语中作了一点说明，把韵尾-﹖从上古推到了远古，承认了“还是个尚未证实的
假设”。
总之，在古音研究中如何对待汉藏比较、如何对待传统，王先生和我们同梅祖麟
确实存在原则的分歧。王先生一贯重视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要学生有这方面的
知识，五十年代王先生在北大招收了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他为我们从当时的中
央民族学院请来金鹏先生，给我们开了一年的汉藏语概要。王先生对汉藏比较的
论著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探索，难免出错，不宜要求过严。郑张
尚芳曾同王先生有过较长时间的联系，王先生始终采取鼓励和支持，甚至在古音
构拟的个别问题上，也听从他的意见。这并非表明王先生赞同郑张的观点和研究
方法，它只是表示一种宽容。王先生研究古音强调要有历史观点，要有系统观点
，也强调要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很不赞成随意采用汉藏语言比较的资料来促成
新说。其实，这同李方桂先生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
首先高度肯定了清儒在古音研究中的成绩，认为他们在《诗经》用韵研究、谐声
系统研究、《切韵》系统和古韵比较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成绩。他一再说：“以
上三项我觉得是他们对于上古音韵系统最大的贡献……我们仍然不能脱离以上三
项的范围，依然得用他们所供给的宝贵材料。”“就现在的阶段而言，能成系统
的考订上古音系的方法仍然要依据前面所提到清代学者的研究。”又说：“汉语
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也
有不少人尝试……可是这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
论。我们现在可以应用的也不过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拿来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
，还没有作到成系统的拟测藏汉语系的原始语音系统。”这同梅祖麟的看法和态
度是多么对立啊！梅祖麟对传统否定一切，李先生却说清儒的研究成果是对古音
研究“最大的贡献”，现在还要“依据”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梅祖麟对现有汉
藏比较推崇备至，李先生却认为“只是初步的”，只有“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
可“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因此，在李先生的古音研究论著中，同王力先生
一样，也是很少引用汉藏比较材料的。我们是相信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都造诣
深厚的国际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呢，还是相信这两方面都不太地道的梅祖麟呢
？人们是会作出正确选择的。
我们再看另一位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都造诣深厚的国际学者张琨先生是怎样看
待这些问题的吧。张先生说：“要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进行汉藏语的比较研究，
首先得把汉语、苗瑶语、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拟出来；我们不能拿《诗经》（公元
前1100年到600年）上古汉语音韵系统来跟时代较晚的古藏语、古缅甸语、泰语等
的音系作比较。”（《汉语音韵史论文集》59页）又说：“究竟有没有藏缅语族
？这在我心里头还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最好是大家不要争辩系属划分问题，
都好好地、札札实实地做点研究，像李先生那样把所有的泰语做出一个系统来。
……把各个语族都搞清楚了，然后再说这些语言的系属划分问题。现在汉藏系语
言的系属划分，完全是凭印象。”（230页）又说：“从前研究汉藏语总是想找同
源语，……一直到现在，如拿汉语和藏语比，找出来的同源字没有多少，偶尔有
一两个字，比方说'飞’和藏语的phur-ba 很相近，可是要深究的话，《切韵》里
微韵的字跟藏语的-ur 有多少对应关系呢？很难说。……我从前写过'针’'铁’
等字的文章，这可以找出几个相对应的字，可以找出一套。可是呢，这两个字可
能是早期的文化借字。”(230—231页)还说：“理论假设可以，就如假设汉语原
来没有声调一样。可是自从《诗经》以后，声调清清楚楚在那里，不能像蒲立本
、梅祖麟说一直到汉朝，到了后来还可看到-s和喉塞音的影响，这是无中生有。
”（231— 232页）梅祖麟所鼓吹的似乎都与张先生的主张很不相容，我们当然完
全同意张琨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汉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把本族语研究
好，然后才谈得上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我们对目前的汉藏比较研究是关注
的，也是宽容的，但是希望它能尽快走上建立在语音对应规律基础之上的比较研
究。
（五月中才见到梅文，又忙于研究生的答辩，匆匆写成这篇草稿，容会后修改补
充。请批评指正。）
郭锡良 2002年6月24日
郭先生的文章在纪念中国语文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后来我把梅祖麟
《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和郭先生《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
照了一下。郭先生的文章真是入木三分。其实“汉语历史音韵学”是一门科学，
如果说是一门科学的话，她应该是属于世界的，那所谓的有“有中国特色的”的
提法是否值得商榷，这是其一。其二，梅氏自称是董同和龢的学生，而董氏也没
有自立门派，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梅氏应该尊王力先生为祖师爷，他怎么有点
欺师灭祖的味道。
读了郭锡良先生的文章，有几点我非常赞同，即：
一，梅先生太霸道。
二，梅先生指王力先生不是音韵学研究的主流，这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三，梅先生说王先生不懂得用谐声偏旁研究上古韵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前两点我在一些帖子里已经说得很多，这里不再重复。后一点郭先生也谈得
很详细了。
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我不能同意郭先生的看法。
正如郭先生所引，王先生早年曾撰文谈谐声材料可用于上古声母的研究。但
在研究的实践中，他却的确是倾向于不用谐声偏旁来研究上古声母，这一点我在
其他帖子里说过了。谐声偏旁情况复杂，王先生持谨慎态度是对的，但我认为他
过于谨慎，连知组归端这一类不涉及复辅音的问题也尽量避免使用谐声材料，而
宁可用系统性不那么强的异文材料。（我猜忖这是不是因为如果用谐声材料证明
单声母，而又否定用谐声材料证明复辅音，就难免有“二重标准”之讥？不过这
未必猜得对，因为异文材料同样有可以证明复辅音的例证。）有一些中古声母，
从谐声上看，在上古是分两类的。例如章组上古多读舌音，但也有一部分与见组
字谐声（支与歧、声与磬之类），董同龢先生分两组，明显合理，且对同源词等
的研究有利，但王先生却不采用，这是非常可惜的。谐声材料诚然有很大的时、
地差异，但从逻辑上说，既然可以用于上古韵部的研究，为什么就不适宜于用于
上古声母的研究呢？这个问题至少是应该加以证明的。
在复辅音的问题上，郭先生说王力先生批评高本汉的复辅音说，李方桂、董
同龢先生也批评高本汉的复辅音说，他们之间没有绝对的对立。“对立”这个词
火药味太浓，让我们用“分歧”这个词。李、董批评高本汉，基本的立场是支持
古有复辅音，他们接受高的主要构拟方案，如以l为后一成分的复辅音，批评他们
认为高的构拟中不合理的部分，另外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构拟。虽然他们也很
委婉地说这是假设，说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等等，但基本的态度一直是认为古有复
辅音。王先生则倾向于怀疑复辅音的存在，拒绝高的各种构拟，自己更没提出任
何这类构拟。王与李、董的分歧是非常明显的，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对此都不会
有疑问。固然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种分歧，更不应拿来作为“主流”与否的标准
，但把这种分歧说得似乎很不重要，好像王与李、董在复辅音问题上的观点大同
小异，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让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郭先生批评潘悟云的那一段。郭先生对潘的著作批得
非常狠，看得出其目的是要让人觉得潘的水平非常低，潘的书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对此我很惊异。潘先生十几年来一直连选连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理事，前年
中国语言学会还把他列为常务理事候选人（但他现在不是，这其中有令人捧腹的
内情，此处不能说了），最近第二批《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也有潘的一卷
，现在突然说潘水平低，能服人吗？
要是梅先生不说王力先生不是“主流”，要是梅不说潘是“主流”，郭先生
会这样打压潘吗？当然不会。即使要对潘的学术观点进行批评，也绝不会像现在
这样往死里打。我曾在以前的帖子中说：不要为了反驳梅而拿潘开刀；梅的态度
不可取，望北大的朋友以可取的态度对待之。我那些话本是对北大的年轻人说的
（估计在网上放帖子的大多是年轻人），可没想到在郭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这类
文字，怎能不叫人失望！
学生看到有人侮辱了自己敬爱的老师，愤而拍案而起，这是谁都能理解的。但
作为一个学者，提笔作文时，总不能意气用事。报复式的学术批评会毒化学术空
气，这是常识，何况批评的对象只是论敌称赞的人。打仗可以“围魏救赵”，要
是学术批评也用这一手，我只能说：这不好！
我曾说，梅先生是名家，在学术批评方面应给后学立一个好的榜样。现在我
也要说，郭先生也是名家，在学术批评方面也应给后学立一个好的榜样。
为了让讨论能正常地进行，我为自己立一个规定：在讨论中不斥责、贬低（
包括用暗示的手法来贬低）、挖苦、讽刺对手，如认为对手错了，就坦率地指出
，但态度是与人为善的。请网友们监督！
下面谈具体的。
郭先生说潘书中有许多常识性错误，他举了三个例子：居、雇、从“匚”从
“赣”的字（下面写作“匚+赣”）。现在一个个来看。
潘先生谈代词时，与“者、之、其、是”等字一起，列了个“居”字（128页
），郭先生认为是常识性错误。我查了一下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上册三五三
页，“'居’犹'其’下”有“一为指事之词”。如果郭先生认为裴先生错了，自
然可以讨论（我本人对裴说也有些疑惑），但不宜遽指为常识性错误。恕我直言
，郭先生对此字是失于检索了。（当然，失于检索不算什么大错。我自己也常常
失于检索。顺便说，下面要提到的“雇”字，我在网上初次谈此字时说错了，原
因也是失于检索。）如果说潘先生有疏失，就是他对这样僻的用法应加个注释说
明。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他根据的是不是裴先生的书。
“雇”字于《广韵》有两音，一是匣母上声，农桑候鸟，一是见母去声，借
为雇赁字。潘先生说此字古有两音，其中一音借为雇赁字（125-126页）。仅从《
广韵》看，并非如此。可能潘是错了，除非他举出其他证据。（有一位网友指出
，这个例子对于潘的观点是可有可无的。不过只要是错了，可有可无也是错。）
至于“僱”字，虽然出现得很晚，但它所代表的词自古有之，为之拟个古音并无
不妥。郭先生对“僱”字发的议论未见合适。
潘先生说上古“盖”kop有另一个读音是kom，流传至今方言中写作“匚+赣”
（129页）。郭先生引《广韵》对此字的解释：“《方言》云：箱类。又云：覆头
也。又音贡。”郭先生似乎是说潘误把《广韵》引的扬雄《方言》当成现代方言
了。郭先生是误会了，潘根据的确是现代方言。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
言大词典》第五卷7517页“匚+赣”字下有“盖”义，吴语、闽语是名词用法，赣
语是动词用法。粤语和客家话也有此词，作动词用，不过习惯上写作从“冖”从
“山”。反而《方言》的“箱类”大约与此无关（除非能考出这是带盖的箱），
“覆头”有点拉得上，需要再考。《说文》的“小杯”大概也不是一回事。总之
，说“盖”有kom这样的同族词是没问题的，古代的kom仍存于现代方言，有的地
方写作“匚+赣”，也是确实的。其实照我看，潘书这一段的问题在于能否证明上
古“盖”字真的可读为kom（不过即使难以证明，也不影响他的论点）。这一点郭
先生反倒没提。潘在这里没加个注释说明现代方言的情况，也是个缺陷。
郭先生说潘书中常识性错误很多，不知除了这三个还有多少？是否这三个错
得最离谱，因而被郭先生用作例子？如果这真的就是最离谱的错误，那么我对潘
书反而就比较有信心了。
上古汉语是否有形态变化？这是个一时难以说得定的问题，有不同的说法，
各有道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也许需要数十年的研究才会有定论。潘先生是主张
有的。他的论证是否完善？当然不完善，应该说是很不完善。但他的观点也决不
是可以简单地否定的。例如自动、使动的转换，确有一批浊声母表自动、清声母
表他动的例子（潘书129-131页），说其间没有规律性，不像。但也有个别反例。
潘先生有另一种观点，即上古汉语可能有方向性范畴，清声母可能表示反方向
（132页）。这说明潘自己也不大拿得定主意。这也是学术研究中常会有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方向性范畴”是个值得注意的想法。例如去声别义，既有名
词、形容词的动词化（如“冠”、“好”），也有动词、形容词的名词化（如“
藏”、“难”），梅祖麟有一篇文章认为是时代层次不同。但是否有可能是一种
方向性范畴？至于“受—授”、“买—卖”等的方向性就比较明显了。
反对形态说的学者，是认为这些是构词方式。这有许多语言事实支持。我提
供一种想法：形态和构词也许不是对立的。现代广州话的语素变调既有形态的特
点，也有构词的特点，很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范畴和构词方式积聚在同一
个时间平面造成的结果。上古汉语实际上不是一个共时概念，考虑到广义的“上
古”还包括了“远古”，就更不能用不变的眼光看待有关问题了。这一类问题现
在都无法断定谁对谁不对，只能提出来讨论，不论最后结果如何，讨论过程本身
就必然会推动学术的发展。但有一点：讨论必须是开诚布公、心平气和的。
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上古汉语有形态范畴的。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所谓
不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有的人研究得不够，二是对此怀疑的人批评得不
够。我呼吁：怀疑派今后多作批评，但最好不要用“胡弄含混”、“浅入深出”
这类贬斥的字眼，而主张派要把批评视为良药，万不可给怀疑派戴大帽子。
顺带说一个看法：有些比较老派的学者教导说，没探究清楚的东西不要拿出
来。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总有道理。很多时候，把自己尚不成熟的研究成
果公之于众，大家都来研究，会比自己一个人研究更有利于学术发展。潘悟云的
书中有些内容就属于不成熟但有价值的想法，我们不能苛求他。他也会犯错，但
那是我在另一个帖子中说到的“计算错误”或“探索者的错误”。
郭先生谈到汉藏语比较研究时，提到两位先生：李方桂和张琨，对他们的观点
加以肯定。其实他们俩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李先生最早提出汉藏语系的分类，
那还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坚持这一分类。他主张用汉藏语比较方法
来研究上古音，但也指出研究成果还不成熟，总的态度跟王力先生是一致的（不
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那以后的30年里，汉藏语比较已有很
大发展，如果李先生还健在，会对研究状况有稍高一点的评价的）。张先生则多
次对汉藏语系是否存在提出疑问。可以说，李先生是汉藏同源的“主张派”，张
先生是汉藏同源的“怀疑派”（但不算是“反对派”）。郭先生到底同意谁呢？
郭先生说他是完全同意张先生的。不过我以为郭先生应该同意李先生，也就是同
意王力先生。郭先生的意思大概只是同意张先生的某几句话罢了。
张先生有些话很道理，有些话则大有商榷的余地，这些不能在这里讨论了。
我只想说一点：对本族语的研究跟语言间的比较研究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对本族
语的研究还非常差的时候，当然无法搞什么比较研究，但对本族语研究到相当程
度时，比较研究滞后就会拉本族语研究的后腿。很希望就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1）现在对上古汉语的研究达没达到可以进行汉藏语比较的水平？
（2）现在对现代藏缅语和古藏缅语、对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研究达没达到可
以进行汉藏语比较的水平？
（3）开展汉藏语比较研究对各本族语的研究有没有好处？如果有，有多大？
（4）现在汉藏语比较研究已经达到什么水平？
也许最后这个问题是最有意思的。
补白：翻看前面的帖子，见有“除非考为带盖的箱子”一语，便问自己：有
不带盖的箱子吗？这就把自己问住了。人有时就是会一时转不过脑筋来，真可发
一笑。“盖”与“盍”（一种带盖的器皿）、“盒”是同族词（同源词），那么
跟训“箱类”的“匚+赣”也是同族词是有可能的。如果此说能考实，可为潘先生
增加一证据。不知《说文》所训的“小杯”带不带盖？
蓑笠翁 大家误解了梅祖麟先生
我虽然不认识梅祖麟先生，但起码读过三篇关于梅先生的学问道德和治学之
旅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国内重要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书籍中的。一篇是在《文
学遗产》上，一篇是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上，还有一篇是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出版的《汉语研究在海外》上。文章的作者都是优秀的年轻学者。就我所知，关
于梅先生的学术之旅的介绍文章已有这三篇，可能是所有海外华裔语言学家中最
多的。通过读这些文章，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坚信梅先生是一个学问渊
博、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说梅先生是我崇拜的学术偶像。最近读了不少批驳梅先
生人品和学问的文章，使得我所崇拜的偶像的形象大大受到了伤害，因此我不得
不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不管是梅先生文章中点名的圈内人，还是没有提到的圈外的人，都对梅祖麟
先生文章中的一些措辞义愤填膺。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误解了梅祖麟先生。在讲
我的证据之前，请看梅先生自己回忆自己还没有成名之前的一段往事。
下段摘自：石峰、孙朝奋，1995，'访梅祖麟教授’，《汉语研究在海外》，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534页，商务印书馆，
2000年。
“杰瑞为人又是极厚道极慷慨的。我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一部分论
证汉语上声来自-??，更早汉语根本没有高低升降形成的声调。这一部分的论点是
杰瑞提出来的，主要证据也是他收集的。文章发表以后，人家问我对“我”的上
声来自-？?说的看法，我自己有时信心动摇，但杰瑞一直坚信不移，因为此说本
来就是他的。文中有一本份是用古汉越语中汉语和越南语声调对应关系论证。我
最近又在搞古汉越语。清音和浊音声母的字，声调对应关系奥德里古早就清楚了
，次浊声母没说。我想弄清楚才能判断哪个字是唐代以后借去的汉越语，那个字
是唐代以前借去的古汉越语。自己懒得做，就去查前人写的文章，结果在自己的
文章里找到了！怎么自己不知道自己文章里说什么？因为那段是杰瑞写的，我照
抄发表了二十年还不知道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
我一直非常欣赏这段话，物理学界有牛顿煮手表、爱因斯坦把大额英镑当书
签的佳话，但是还没有听说哪个大学者能够达到忘记自己写过的文章的程度，特
别是达到自己文章的观点和材料跟别人的文章“你我不分”的境界。这段话清楚
地告诉我们，梅先生写文章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别人的观点和材料可
能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自己的文章。由此推断，梅先生最近这篇文章中刺激
人的地方，梅先生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伤人，甚至这些部分完全可能
是别人的观点，而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进入文章的。如果有人要跟梅先生当面
对质，梅先生如果这样回答：“我不知道我的话何以伤人”或者“这些话是别人
说的”，请你不要感觉有丝毫的奇怪。
梅先生这是回忆自己学术道路的文章，旨在教育下一代如何成长。但是我还
得要提醒年轻的朋友，此种做法只宜欣赏，不宜仿效，除非你也具有“你我不分
”的特质，更重要的是你也具备谁也奈何不得的能耐。否则，轻则会伤和气，重
则可能被人上升为道德问题。假如你已经做了，也只能到成名以后再说出来，因
为只有那时人们才会抱着欣赏的眼光来看你。罗杰瑞先生的做法也不宜效仿，自
己的观点和材料被别人发表了，自己又去夸它，说它好，这如果被外人知道了，
轻则别人会说你在演双簧，重则别人会说你是“我爱真理，我只爱我自己的真理
”。
总之我们应该全面地理解梅祖麟先生，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jimsx 不知蓑笠翁先生是徐杰先生还是石毓智先生呢？据说石先生刚被梅祖麟骂
个狗血喷头，因此而心怀不满，所以估计不会是石先生吧？蓑笠翁先生的帖子要
说明什么问题呢？因为梅祖麟已经成名了，所以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跟道德人品无关吗？因此你就劝年轻的朋友现
在先学会夹着尾巴做人，等到名气象梅祖麟一样大了，就可以放开手脚，随便可
以指着别人的鼻子撒野吗？你又凭什么“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坚信梅先生是
一个学问渊博、道德高尚的人”？仅仅凭三篇介绍文章吗？什么是“谁也奈何不
得的能耐”？是一个人的地位高了？还是一个人的学问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蓑
笠翁先生到底想说什么？自己想好了吗？
SLW 亲爱的朋友，请你们不要瞎猜了，我就是蓑笠翁。你说的那个姓石的，我了
解，写过一些文章，都是些歪门邪道、不如流的东西，自己就找不着北了，还在
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跟梅先生不同的观点。梅先生当时就把他驳回去了，他还不
服气，跟梅先生犯牛。梅先生在97年的那次学术会议上已经对他的学术进行了完
全否定，据说98给其文章审稿时，对其学德也进行了完全否定，后来他毕业找工
作时，梅先生也特意交得可能录用他的学校“此人不可录用”，这也就在生路上
对他进行了否定。据说他现在混得忒惨，前不久有人说在南方某城市看到了他，
还有人说他也来了咱北京。活该！不过，我们总是倾向于同情弱者。您说“梅先
生刚把姓石的骂得狗血喷头”。这年头被梅先生骂就跟中大彩一样，而且是世界
杯那种彩。被梅先生这一骂，比姓石的写多少文章都他妈的管用，一夜之间闹不
定就“家喻户晓”了，说不定还能给他找一个饭碗。怎么这样的好事总轮不到我
呢。请您行行好，把梅先生的新骂贴上来。闹不定哪个好心的人会告诉他呢。哎
，我总是心太软。
2006年12月29日(星期五)晚七点，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
生导师石毓智教授在南昌大学研究生院 117报告厅做了一场题为《语言学假设中
的证据问题》的讲座。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英语系主任蒋平博士主持了报告。
http://dshlxx.cersp.net/userlog16/29407/archives/2006/171432.shtml#6968
38
石毓智教授围绕某些句子的产生机制，从语法结构的产生和语言发展的历史等
方面分别指出生成语法学派所提假设和糅合假设中的问题，然后分析了这类用法
产生的动因，并就语言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指出语言学的理论和概念、学术权威、
简单的例子罗列等不可以作为假设中的证据，而劝戒我们应该从历史语言材料、
心理实验的结果等角度去寻找语言学的证据。石教授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做了一场
精彩的讲座，之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勇跃提问，他精简而睿智的回答征服了所有
在座的老师和同学。
石毓智教授用其广博的知识面，睿智的思维，为我们带来富有启发性，又有趣
生动的讲座。讲座气氛热烈，使参与讲座的老师同学们受益匪浅。博士生导师石
毓智教授 男,1963年10月出生,河南洛阳人。1989年获华中理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9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
位,先后工作于华中理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哥校区、美国斯坦福大学
、... 博士生导师石毓智教授 男,1963年10月出生,河南洛阳人。1989年获华中理
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美
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工作于华中理工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哥校
区、美国斯坦福大学、...
梅祖麟的学思历程
花了一点时间把梅祖麟的学思历程看完了，文章很长，谈了许多他求学的经历和
心得，说得很有道理，让我颇费了一些时候去考虑将来的事情。上一项：从“三
星堆和历史语言学”说开去
对于不了解梅祖麟的同学，我稍微提一下他的背景：梅祖麟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
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较领域成就卓著。
http://www.zwwhgx.com/articles/others/0528xuesilicheng.htm
文中提到的张光直是我喜欢的考古学家之一，他的考古笔记写得很精彩，灯前枕
上都是良师益友。再扯开去一点，看历史书我喜欢轻松一点的。汤因比的《历史
研究》就比较生动。黄仁宇同学的是比较好的历史科普书。钱穆近几年炒得很热
，可是我只是翻了几页，实在对不住宾四先生。
文末还提到了诺贝尔奖的问题。那位高本汉的大弟子就是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
的十八位评委之一。我在上海听的最后一场研讨会式的讲座就是他的。老先生的
汉语说得很是不错。可惜我喜欢的沈从文走得太早，不然大陆的中国作家里头他
应该最有希望。不过拿奖这种事情，跟谈恋爱一样，都是需要看缘分的。
现代语言学形态视野中的甲骨刻辞语法学研究
于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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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台湾访学归来，杨兄逢彬就登门馈赠他的大作《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
究》（花城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深知他的喜悦和快
慰因何而来，也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我和逢彬兄相交日久，几乎见证了他这本著作写作的全过程。这本书从他
1993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酝酿，到1998年写成博士论文
《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到2003年底全书杀青出版，一本三十
二万字的著作，前后历近十年。郭锡良先生《序》中称赞曰“十年磨一剑”，是
实录。
在当下这个“众竞进以驰鹜”的年代，在这个浮躁和一切以实用主义为尚的
工具理性的社会中，连学术都要讲求效率和效益，“多快好省”成了高校对教师
学者们学术创造的驱策指南，也成了许多学者进行学术生产和批发的座右铭。学
术发于理性，成乎思辨，千锤百炼，乃得其真。“快”何能“好”，“多”未必
“精”！学者们未必不懂这个道理。但诗书偏为稻粱谋，于学者是最无奈的事情
。学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像一股巨大的浊流，挟裹着一切向莫名的方向奔涌，
身处其中的学者，或哀叹不可不尔，为之奈何，羞羞答答地逐流而去；或者自甘
下流，居然以弄潮儿自雄。真如班固所称，“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
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而自耻于兹的人，就只能画地为牢，自守寂寞
了。这本书创作的十年，正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界巨变和动荡的十年，也是
学术中的浮躁和腐败逐渐走向“繁荣”的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石乞石乞穷年
，切磋琢磨，不求闻达，要忍受怎样的寂寞，要克制多少热闹的欲望？！
我和逢彬兄都从事传统国学研究，我研究音韵训诂和传统语言学文献，他研
究古文字和历史语法。这种事倍功半之学，在我们的教育和学术再次掀起与国际
接轨沐浴欧风美雨的浪潮下，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我们从事这种事倍功半之学
，又深受乾嘉以来先贤“毒害”，不敢轻言著述，所以干脆连人都不合时宜起来
了。不仅一些主事者，甚而周围的一些从事与时俱进学问的学者，都以我们不能
“成绩斐然”，或者因我们不能生产“对社会生活有用”的学问，而以“抱残守
缺”相讥谤。这些年来，我参与编写《故训汇纂》，逢彬兄从事他的殷墟甲骨刻
辞词类的研究，各自闭门造车，埋首于故纸堆或者死去的文字之中，个中滋味，
自不足为外人道！孔子称赞颜回，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逢彬兄自非圣贤。有时他借着散步的机会，过我家门而入，
往往清茶一杯，促膝相谈，以为小憩。我有一段时间，闲读杨遇夫先生《积微居
回忆录》，有本事隐讳者，辄以相询，逢彬兄就所知见，娓娓而谈，又述及乃祖
遇夫先生之学行及友朋轶事，往往就引发物是人非之叹。这几年，晏谈之中，也
常不免物喜己悲，发些温柔敦厚的牢骚和不着边际的感慨，时时浩叹学统之衰没
和师法之不存，也不满于当下的学术气氛，其疲惫、不平、烦躁和落寞，形于颜
色。但是一谈到他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则转振奋，每谈及片段心得，辄以手指于
虚空中戳划作摹写状，声调也不自觉地提高起来。我听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创获
，是很自信的。我经常调侃他：“你倒是很敝帚自珍呐！”想起当年一起住在逼
仄零乱的单身宿舍的时候，一二知友，常沽劣酒，备花生米，围坐剧谈，逢彬兄
便慨然有云：学问有其荦荦大者，我辈自应奉为天职，以著述为职事，以藏诸名
山传诸后世为志。他的自信当源于自我的定位和对一己职守之认识，也源于对自
己的期许。他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他生活和事业都最困顿的时候：夫妻长期两
地分居，得不到解决，学校因此不给他分配住房，只能带着幼小的儿子住在筒子
楼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武汉的暑夏濡热难耐，冬天则冰寒阴翳，他曾经就在这样
的条件下，把几巨册《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里的约六万条刻辞一条条地抉剔
爬疏，一套美仑美奂的大书，硬是翻检得断烂残破，真是“韦编三绝”了。记得
他在宿舍衣柜的门上很醒目地写下两个字——“慎独”，这两个字一直陪伴和支
持着他在斗室孤灯之下，寂寞寒酸之中，心无旁骛，竭虑殚精，精雕细琢自己的
学问。我想，他是该当自信的。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印证了一位学者对于学术的
热爱，也印证了学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
逢彬兄素秉家学，硕士期间从夏教授专攻甲骨文字，博士期间从汉语史研
究大家郭锡良先生学。他的从学背景，使得他既熟稔传世文献，对传统的文献考
据方法驾轻就熟，又受现代语言学方法严格训练，在语言研究中极具系统、结构
和层次的观念。这本《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充分地体现出这种治学特点。作
者以《甲骨文字典》中所收已释字形为目，穷尽地爬梳了《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
集》中所有的六万余条刻辞，加以分析和归类，故其资料基础详尽而可靠，确乎
是“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总结以往的同类研究，认为：
一方面，研究方法较为陈旧。例如，研究者往往依据词义定词性，对词的语
法功能的考察往往不够；未作穷尽性的定量定性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较为零星片
面。未充分考虑殷墟甲骨刻辞与先秦文献属于两个不同的共时平面，其结果是，
某词在殷墟甲骨刻辞中的词性词义，往往只是它在先秦文献中词性词义的复制。
另一方面，由于殷墟甲骨刻辞是一种考据中的语言材料，那么，依据一些不可靠
的考据所作的词性词义考察自然也就不可靠，有待重新考据而后考察。
因此，他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提出研究的方法和目的：穷尽性的分析；“
依据语法功能优先，同时考虑意义的原则”全面考察甲骨刻辞的词类；“尽量考
虑词类词义的历史演变，注重语言的系统性”；对于以往考据有疏失的地方重加
考证。所以，他自称自己的著作是“以语法描写分析为主，文字考据为辅的一本
书”。
可以看出，在学术根基上，逢彬兄受其祖父杨树达先生的学术理念的影响很
大。遇夫先生一直认为读书二事，“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从书中所附《
甲骨刻辞琐记》的考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家学传承的脉络。但是从这些考释
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研究对于遇夫先生学术理念的超越。作为一个受过现
代语言学训练的学者，他在继承前贤旧学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在写作这本
书的几年里，往来闲谈之中，自己的一步步成型的方法和理念往往是他的主要话
题之一，而他也在书中《绪论》次第论之，如甲骨刻辞和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语言
的历时层面问题、甲骨刻辞中词的辨析和词类的判定标准问题等等。正是这些方
法论意义的探索和思考，使得这本书成为真正具有现代语言学形态、同时又兼擅
考据的甲骨刻辞语法学研究著作。
傅斯年先生曾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道：“凡能直接研究
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和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
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
的便退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
则退步。”逢彬兄这本专著，可以说是得其旨意了。
杨逢彬，文学院教授、博导。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教授、南开大
学中国文字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参与国家社科项目《戴震与18世纪中国哲学的
语言学转向》、《古代汉语精品课程建设》等。近年发表论文20余篇。北京大学
王力语言学奖被公认为我国语言学界的最高奖项，两年一届，而一等奖常常空缺
。杨逢彬教授以《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一书于2005年10月荣膺第十一届王力
语言学奖。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2年01期
杨逢彬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但它们不是连词,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
明,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杨逢彬，男，1956年7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河西至善村5号。1963年9月入新湖南
报子弟小学。文革发生后，在家以文史书籍自娱，自是养成阅读古书习惯。1971
年春入衡阳市第9中学，其时正值“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因而得以从容读书
，并坚持读各类文史书籍，且迭获作文、俄语竞赛全校第一。1975年春下放衡南
县农村。1977年参加高考，欲考文科以扬长避短，以“文革”初度，寒风犹劲，
家中长辈心有余悸，是以改考理科。虽过重点线30分，终因录取时数学分数誊抄
失误，未被录入重点大学而进入湖南中医学院。从1979年起，坚持到湖南师大听
周秉钧等先生为汉语史研究生开设的课程。1982年底获医学士学位，1983年初到
长沙北区医院工作。其间协助钟叔河先生编《走向世界丛书》（主要有张德彝《
随使英俄记》等）。1984年8月到中共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从事学报《
学习与实践》的文史编辑工作及近代史研究，发表了《湖南近现代政治、军事人
才群崛起探原》（人大资料全文转载）等5篇论文。1986年整理出版了《积微居友
朋书札》。1988年评为助理研究员（讲师）；同年考入武汉大学，师从著名古文
字学家夏渌先生，攻读古文字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
校任教；次年任讲师。1993年初，到北大进修，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郭锡良教授学
习汉语史；同年考取郭先生的博士（在职）。1995年通过开题报告，开始撰写博
士论文《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1998年通过论文答辩，获文学博士学位。同
年晋升为副教授;并于6月（法国足球世界杯期间）赴巴黎参加国际古汉语研讨会
，在大会上宣读论文《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存在连词“则”》。近年来，主攻方
向为汉语语法史及古文字学，代表性著作为2003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殷墟甲骨
刻辞词类研究》，此书2004年被评为广东省优秀图书二等奖。目前参与的课题较
多，主要有国家社科项目《戴震与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古代汉语
精品课程建设》等。学术兼职有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专职、南开大学
中国文字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近年来主要语言文字学科研论文(不含其他类型文
章)如下表：
1哺咀探源，（原载《医古文知识》1993年1期）
2“巧垂”为“职官＋人名”结构证——兼释一组同源字，（原载《武汉大学学报
》1997年3期
3大中华文库《论语》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4《孟子》疑难句读辨析一例，（原载《人文论丛》1999年卷）
5《汉书》句读辨析一例——兼证汉代[动·于·处补]式与[动·处补]式存在变换
关系， （原载《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6杨树达的《春秋大义述》及相关未刊稿，（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年3期
）
7《庄子·内篇》陈注指瑕，（原载《中国哲学史》2002年2期）
8《老子》群诂献疑，（原载《中国哲学史》2003年2期）
9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5期）
10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原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0年1期）
11甲骨刻辞琐记，（原载《人文论丛》2000年卷）
12关于殷墟甲骨刻辞的形容词，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1期，《中国人文
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2年卷有较高评价）
13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存在连词“则”（作）——兼谈“我其祀宾作帝降若”等
句的读法， （原载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校东亚语言学研究中心出版的《东亚
语言学报集刊·古汉语语法论文集》，2001年8月出版）
14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1期，
署名杨逢彬、杨蓉蓉）
15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1期）
16论殷墟甲骨刻辞中“暨”的连词用法，（原载《中国语文》2003年3期）
17论殷墟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连词， （原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3期，《
人大复印资料》2004年1期全文转载）
18从牡牝等字看甲骨语言词义的抽象进程， （原载《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黄侃“制名皆必有故”证，（原载《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出版）
20《马氏文通》的“次”与“格”“位”之比较——兼评何容、林玉山的“次”
理论，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3期）
21关于长沙方言新产生的两个鼻化韵， （原载《长江学术》第2辑）
梅祖麟教授访谈录
赵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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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梅祖麟教授在北大讲学
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
中国文学和哲学教授。在汉语语法史和汉藏语言比
较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赵：梅先生，从您的简历来看，您在大学学的是数学，硕士读的
也是数学，而博士读的是哲学，那么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语言学道路
的呢？
梅：我在耶鲁读哲学的时候受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的影响很大，认为哲学家争论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假问题，因此想找
机会放弃哲学再改行。我对语言哲学有兴趣，所以觉得应该学点语言
学。1956年考完预考，我听了Bernard　Bloch的语言学导论和语言结
构两门课。Bloch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大师，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传人。听了他的课以后我才知道语言学中别有一番天
地。1962－1963年在耶鲁哲学系当讲师的时候，我又听了一遍Bloch的
课，那时他的课扩充为“双份课”，占语言系研究生第一年课程的一
半时间。这样，我总共上了Bloch六门课，比哲学系每个老师都要多。
我对语言学发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教中文。那时为了要赚钱谋
生，夏天就在耶鲁教中文。我只教发音，但也去旁听语法课，觉得汉
语语法很有意思。教了几个夏天的中文，我对现代汉语语法粗具知识。
当时有几个英国哲学家讨论主语和谓语的差别，以及尝试动词和成就
动词的差别，他们举例用的是英文，认为英文里的差别是一般性的，
是逻辑关系在语言中的体现。我读后大不以为然，就写了Subject
and Predicate ： A Grammatical　Preliminary和Chinese
Grammar and the Linguistic Movement in Philosophy两篇文章，指
出汉语语法在这方面与英文的不同。这两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了我的博
士论文。
赵：您在转向语言学研究之后主要做了汉语声调史、闽语史、汉
藏语言比较、汉语语法史等几个方面的研究，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选
择这样几个课题？这几个课题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梅：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声调史做得最少，刚开始做语言学的
时候不知道搞些什么，碰巧读到周祖谟先生的《问学集》，里面提到
日本僧人记录的一些声调方面的资料，从那里受到一些启发，于是做
了一些声调史的研究。汉藏比较是六、七十年代显学之一，名家辈出，
加拿大有蒲立本（Pulleyblank），美国有李方桂，前苏联有雅洪托夫
（Yakhontov），他们的建树非常多。因此推动了这个题目的研究，研
究的人很多，大家研究的也很积极。我也是受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做
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语法史方面主要是受吕叔湘先生、日本学者入
矢义高和志村良治的影响。我在语法史研究上用了结构主义的想法，
实际上，吕叔湘先生已经用了，我只不过是用的更多一点。方言语法
史是非常有意思一个课题，差不多也是全新的一种探索。我第一次到
北大是1983年，再以前是1982年回到中国开汉藏语言学会，在此之前
我已经开始研究吴语语法史，也就是对吴语“吃仔饭”（吃了饭）的
“仔”所做的研究。那次我到北大来，朱德熙先生非常鼓励这种研究，
我那篇文章（《汉语方言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是陆俭明
先生翻译的，那也是我第一篇同国内见面的文章。做闽语研究是因为
罗杰瑞（Jerry Norman）和我的同事包拟古（Nicholas Bodman），从
他们那里我听到了许多闽语方面的东西。我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闽语
是到台湾教书认识了杨秀芳以后，杨秀芳是台湾大学的教授，博士论
文是做的闽语音韵史，我和他合作研究了闽语语法史。我一直觉得方
言语法史和近代语法史是相辅相成的，语法史研究不应该只做文献上
记载的或者可以跟官话方言联系起来的那部分，对于那些跟官话方言
联系不起来或者文献记载很少的部分也应该想办法来研究。汉藏比较
很多都是跟着人家走，我自己的新的贡献实在不怎么多，语法史是我
用力最多的，方言语法史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开拓的工作做的比较
多一点。
做研究很多时候都是机遇，比如“鱼”“虞”有别居然会跟“吃
仔饭”联系起来，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当我发现苏州话中包含
“鱼”“虞”有别的层次时，大家都很吃惊，因为大家一直以为江苏
南部吴语中，这种现象已经被北方话侵蚀掉了。语言学的研究和其他
的研究是一样的，很多是机遇，碰巧就看到了。比如“吃仔饭”的
“仔”的演变，我真是想了十几年，不知道怎么办，而当我发现苏州
话中包含“鱼”“虞”有别的层次时，问题一下子就明白了。
赵：您长期在国外，对国外的语言研究比较了解，能不能简单地
谈谈国外的语言学，特别是汉语研究方面同国内的研究在材料上、方
法上有什么不同？
梅：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谈谈汉语史研究，因为比如讲到语
法会牵涉到很多五花八门的理论，恐怕一下子很难讲清楚。
国外汉藏比较做得非常好，同时也牵动了上古音的研究。国外六、
七十年代比较容易获得各种藏语、缅语的资料，也比较容易看到像美
国、法国、加拿大、前苏联、包括日本一些学者所写的东西，而那时
候国内的消息比较隔阂。比如在当时雅洪托夫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
我1983年到北大，这里并不太知道他，而他是在这里跟王力先生念过
书的，不少人像陆俭明先生、叶蜚声先生都认识他。那时候桥本万太
郎也在这里，我们就对叶蜚声先生说雅洪托夫很重要，告诉他雅洪托
夫的文章在哪里可以找到，结果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出了雅洪托夫
的《汉语史论集》。这是1983年的情形，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是我
觉得国内在这方面仍然需要改进。
我自己研究的语法史，在国外不怎么抢手，基本上就是我、法国
的贝罗贝，张洪年以前搞过敦煌变文的语法研究，后来好像也不怎么
搞了。国内比国外研究得好得多，因为有吕叔湘先生的传统，刘坚、
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加上这里（北大）的蒋绍愚，还有他们的
学生，在国内是非常强的队伍。做语法史需要看很多文献，经常是需
要看全部的《全唐诗》或者全部的《太平广记》等等，在这方面国内
的学者比较有优势，他们基础扎实，读起来比国外的学者容易得多。
另外，国外做比较研究做得多而好。李方桂先生研究台语完全是
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台语最好的不是泰国人，而是美籍华人。台湾龚
煌城的汉藏比较做的非常好，丁邦新做的是南岛语的比较，汉语本身
罗杰瑞做了三十多年的比较研究，我做的是吴语的比较研究。国内学
者描写的方言很多，有好几位非常卓越的个别方言的研究者，但是却
很少做比较研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问我，我也经常问自己，
应该用点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老牌的可靠的方法，而大家又用的比
较少呢？我想是有的，那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再就是比较的方法，
用比较的方法是绝对会有收获的。所以我觉得国内在这方面是很需要
改进的。
我做的方言语法史，国内起步也是比较晚的。我的感觉是国内有
很多框框：我是研究音韵史的，我是研究语法的，我是研究词汇的，
我是看文献的，我是研究方言的，不觉得这些东西要放在一起研究。
赵：国外学者一般都比较注重理论，读您的文章，觉得您很少谈
理论，这似乎跟一般国外学者的路子有一些差别。
梅：多少有点差别。前面你问我受哲学什么影响，那就是我在哲
学上是实证派，批评种种空谈。以前的一些哲学家，一方面是空谈，
一方面是自己造了一套语言，谈一些没法谈的问题，以至自己堕入陷
阱。我也用理论，不过我觉得整天谈理论没什么用，比如结构主义，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照着去做就是了。你用结构主义得到比较好的
结果，那么人家说：“啊，结构主义原来是这样的。”假如你谈结构
主义却没做出什么结果，那么人家会说：“你谈结构主义也做不出什
么结果，那我为什么要用你所说的呢？”比较研究也是如此，我也只
是多少提一下。再有就是跟我们现在的研究阶段有关，对于汉语语法
史我们知道得很少，文献那么多，我们还没有好好地理一下，连最基
本的资料整理工作还没有做，这类工作反正是需要做的。所以我觉得
谈理论没什么用，有很好的理论，还得要用资料，不如做点早晚需要
做的事情。当然我并不反对大家用新的理论，也不反对谈理论，但是
有一点需要注意：用理论还是要看实效的。
赵：做任何学问恐怕都会遇到一个“有没有用”的问题，比方如
果有人问您语言学到底有什么用，您会怎么回答他呢？
梅：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以语言史为例，语言
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从语言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用其他
的方法得不到的东西，比方说闽语的形成跟汉人的几次移民是息息相
关的，闽语中有非汉语的底层，可以告诉我们在汉人进入闽地以前，
居住在那里的是哪个民族，答案是南亚民族，至少我们在闽语里可以
找到南亚语言的遗迹。寻根、了解自己的过去，这好像是近乎本能的
一种追求。我们要了解自己母语的过去，包括各个方言的过去，中国
境内各个少数民族语言过去，我们的语言跟哪些语言有亲属关系，这
就好像是想要了解华夏历史是怎么形成的，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某方面来讲，它是处在软科学和硬科学
之间的。当“语音演变无例外”发现的时候，一定是让大家吃了一惊，
大家都以为语言不像是物理或者化学，不应该有那么严密的规律，然
而语言居然是有这么严密的规律的，而且运用这样一种规律可以推到
文字记载以前的语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发现。语言学的意义不能够
用比较近的眼光来看的，就好像现在的种种的诸如电子产品一类的东
西，都是从当初一些非常抽象的理论发展出来的。最初大概很少有人
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实用，但是现在很多实用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基于包
括语言学在内的那些基本科学的。当我们对语言的了解越来越多，就
越有办法把语言同其他的学科配合起来，帮助我们做象处理信息这样
一些工作。语言学在当今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计算机的出现，使得
语言学结合其他学科成为现代科技、现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21世纪
将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处理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缺少的，在这
方面语言学一定会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梅祖麟教授主要论著目录
1．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HJAS30．86－110，1970
2．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guistics 5．237－260，1977
3．《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史语所集刊》49．15－
36，1978
4．《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427－433，1980
5．《现代汉语完成貌句式和词尾的来源》，《语言研究》1．
65－77，1981
6．The causative and dinominative functions of the s－
prefix in Old Chinese，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
Longuistics and Paleograph），33－52，1989
7．《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3．139－216，1990
8．《词尾“底”、“的”的来源》，《史语所集刊》59．1．
141－172，1991
9．《从汉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
《语言学论丛》16辑，1991
发信人: symplectic (愁容◆夏天去得好快), 信区: Chinese
标  题: 学术界的又一场大地震——梅祖麟事件的证据和反思 (转载)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2年09月22日20:17:03 星期天) ,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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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又一场大地震
——梅祖麟事件的证据和反思
闫刚
前不久发生的北京大学王铭铭事件引起了全国震动。最近又揭露出了一件更
为复杂严重的违犯学术道德的事件，它所反映的问题更值得整个社会去深思。
从今年7月中旬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论坛”连续刊载了一个笔名叫
“蓑笠翁”的作者的文章，以大量客观的资料，揭露梅祖麟长期剽窃他人劳动成
果的行为。梅祖麟是美国著名的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东亚语言学
系的“胡适”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三任国际汉语言学会会长、
《中国语文》编委，经常在中国大陆、台湾等地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并多次应邀来北京大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机构讲学，是汉语学界极为有影响的国际
学者。梅氏头上的光环之大、之多，可以说是汉语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个。所以当
梅氏的事情被揭露出来时，许许多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惊。为了引起大家的广泛
重视，本人根据“蓑笠翁”所提供的客观资料，整理成现在这篇短文。
从文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出来，“蓑笠翁”是一位对汉语相当有研究的一位
学者。他介绍发现梅祖麟问题的起因是，他阅读了梅祖麟发表在中国权威的汉语
刊物——《中国语文》2001年第1期上的一篇文章，并根据梅氏文章后所列的参考
文
献，又找到了两篇尚未正式发表的学术会议论文。结果发现梅氏文章的主要观点
、
方法乃至一些图表用例，都是来自这两篇未发表的论文（因为考虑到对有关当事
人的保护，蓑氏没有提供这一件事的详情）。这件事情引起了“蓑氏”学者的重
视，他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就对梅祖麟过去20年来发表的部分文章与他人的论
著进行对比，发现梅氏剽窃问题十分严重，有多篇文章的论点、方法和材料都是
抄袭其他学者的。梅祖麟的剽窃行为所持续的时间之长、性质之严重，汉语学界
乃至整个学术界都是罕见的。下面就把其他几件事的情况整理出来，供大家了解
。
一、自己供出来的事
梅祖麟自己在他的一篇回忆录里，谈到他尚未成名之前的一件事。现叙述下
：
“杰瑞为人是极厚道极慷慨的。我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1970a），其
中一部分论证汉语上声来自-？（按：喉塞音），更早汉语根本没高低升降的声
调。这一部分的论点是杰瑞提出的，主要证据也是他收集的。文章发表以后，人
家问我对“我”的上声来自-？说的看法，我自己有时信心动摇，但杰瑞一直坚
信不移，因为此说本来就是他的。文中有一部分是用古汉越语中汉语和越南语声
调对应关系论证。我最近又在搞古汉越语。清音和浊音声母的字，声调对应关系
奥德里古早就清楚了，次浊声母没说。我想弄清楚才能判断哪个字是唐代以后借
去的汉越语，那个字是唐代以前借去的古汉越语。自己懒得做，就去查前人写的
文章，结果在自己的文章里找到了！怎么自己不知道自己文章里说什么？因为那
段是杰瑞写的，我照抄发表了二十年还不知道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摘自石
峰、孙朝奋，1995，'访梅祖麟教授’，《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文化大
学出版社。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5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做这件事时，梅祖麟才刚刚博士毕业不久；说这段话时是梅氏自己文章发
标20多年以后，此时的梅氏已经成名成家了，应该说是大家的一种“自嘲”吧。
但是也暴露了一个重要问题。该文的目的在教育年轻的学者如何治学的，但是年
轻学人只能对这件事引以为戒，而不能盲目仿效，因为这牵涉到一个严肃的学术
道德问题。很明显，梅文中使用罗杰瑞的观点和材料，并没有注明出处，致使读
者误认为是梅氏自己的分析。如果当时罗杰瑞知道梅氏的做法，起码可以算是学
术上的不诚实；如果不知道的话，那就是典型的剽窃了。更重要的是，一个年长
的负责人的、严肃的学者，怎么能够告诉年轻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章写
了些什么”呢？这决不是什么学术潇洒，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道德问题，岂能拿
来随便让年轻人仿效？
当然，这件事是梅氏自己说出来的，而且又是发生在梅氏和他的好友罗杰瑞
之间，人们也不会多去深究。那么下面所发生的一件件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二、“英雄所见略同”
太田辰夫先生是一位值得所有汉语学者尊敬的一位大师，他把毕生的精力献
给了汉语史的研究，独自阅读了几百种的文献，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语历史文
法》（日文版）。此书至今仍为汉语语法史的经典之作。梅祖麟多篇文章的观点
、
方法和材料都是抄袭太田这本书的，致使目前汉语学界的很多人把太田辰夫的贡
献都误归于梅氏了。现在把已经确认的几个事实提供给大家。
客观的说，梅祖麟是汉语语法史领域非常有影响的一位学者，用梅氏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汉语语法史是唯一我觉得还可能做出成绩来的领域”（《梅祖麟语
言学论文集》535页）。梅氏1991年发表了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题目是“从汉
代的'动、杀’、'动、死’来看动补结构地发展”（《语言学论丛》16辑，北
京大学中文系编）。此文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对结果成分“杀”、“死”的由
对立走向中和的分析，对动补结构的发展过程从形式的角度给以了精确的描写，
对理解动补结构的产生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具有方法
论的意义。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具体，下面摘录梅氏文章开头的一段话（《梅祖
麟语言学论文集》，222页，2000年，商务印书馆）：
“两汉时期产生了“压杀”、“格杀”、“烧杀”等复合动词，同时也产生
了“压死”、“格死”、“烧死”等复合动词。“V杀”是两个他动词组成的并
列结构，“V死”是他动词带着自动词。我们发现从先秦两汉一直到五世纪初年，
“V杀”经常出现于表示受事者的止词前面，“V死”只能出现于表示受事者的起
词后面：
炭崩，尽压杀卧者。（《史记·外戚世家》）
百余人炭崩尽压死。（《论衡·吉验》）
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史记》、《汉书》、《论衡》，另外我们也参考了一
些其他先秦两汉的文献，如《左传》、《庄子》、《韩非子》、《说苑》等。
动补结构的发展曾经引起不少争论。以王力（1958）、祝敏彻（1981）为代
表的早出派认为这种形式前汉已经出现，以太田辰夫（1958）、志村良治（1974
）
为代表的晚出派认为这种形式大多数产生于唐代。”
以上两段道出了梅氏的一个重要发现，他的文章就是根据这个发现展开的，
结论是“晚出派”的观点接近正确。很多汉语学者都读过梅氏这篇文章。
但是梅文的“重要发现”、分析路线和部分材料都已见于太田辰夫1958年出
版的一本《中国语历史文法》（1987年，蒋绍愚、徐昌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太田先生也提出了完全相同的现象与极为近似的分析和结论，不仅如此，
梅文的部分例子也是来自太田的。现摘录其中的一段供大家鉴别（北大翻译版，
196-197页）：
“而且，除此以外，还可以选择不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都不是自他
两用的动词，来检验一个词的复合方式。例如，检验关于“杀”和“死”那样的
词，它们意义上有类似之点，而自动和他动的区别是明确的。“杀”从古到今都
是他动词，“死”从古到今都是自动词（也有人根据“死了心”这样的例子认为
“死”也可以是他动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死”的意义也有了变化，仍不能
认为它是他动词）。现在看看隋以前的例子：
炭崩，尽压杀卧者。（史·外戚世家）
项梁已击杀之。（史·李斯列传）
（说明，此处省去一些例子）
上述例句中必须用“杀”，而不用“死”。仅有几少数例句用“死”，但这
些例子缺乏可靠性。（略去例句）
但是到了唐代，上述例句中用“杀”的地方用“死”的例子就非常多了。”
这是否算是人们所说的“英雄所见略同”呢？认真观察两文的细节，人们便
会明白问题的答案。除了两个人的具体发现、具体例子和分析完全相同或者接近
外，连他们用的术语都一样，但是都跟当今所流行的不一样，也跟梅氏在这之前
写的文章的术语不一样。请看我们的观察：
太田把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称作“复合动词”（按：这是日本汉语史研
究者对汉语动补结构的流行称呼），梅文也是。太田把“及物动词”和“不及物
动词”分别称作“他动词”和“自动词”，梅文也是如此。等等。这种不仅发现
的现象一致，而且所用的术语也一致的事情，我们敢说，古今中外所有“英雄所
见略同”的案例中很少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更令人惊奇的事，梅氏在比上文早的
一些文章中（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
期，1988年12月；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都是用“动
补结构”或者“动补式”而不是“复合动词”来称呼同类现象。同样的，梅氏在
较早的文章中（如“唐宋处置式的来源”，《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是用
“及物动词”来称呼“他动词”的。语言上的“默契”，可以明确告诉人们两文
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认为，梅文还暴露了一个问题：他对太田辰夫的一些概念术语并没有理
解就搬过来了。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汉语史学界通行把汉语的“动补结构”称
作“复合动词”，这只是叫法不同，所指的是同类现象，梅氏误认为两个概念所
指是不同的。下面是一个证据：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82页：
“动词+结果补语”所构成的动补结构，王力先生称之为“使成式”，日本
一些汉学家称之为“使成复合动词”。顾名思义，“使成复合动词”应该是词而
不是词组，但他们所讨论的近代汉语的“使成复合动词”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动补结构，至少在唐宋时期，它们还是词组而不是复合词。”
显然，梅氏应该说明他文章的核心内容和材料的来源，但是他明确地声明这
都是他自己的，是根据他自己的大量调查总结出的。梅氏在文章开头已经明确指
出，“我们发现。。。”，“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史记》、《汉书》、《论
衡》”。梅文中也提到了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但是只是在检讨太田
的一个具体结论时这样做的，这说明梅氏是读过太田的书的。
三、春秋笔法
我们也可以从语言学史的一些评论中看出问题的实质。根据我国第一部史学
评论著作《史通》的作者刘知几的观点，史学家须兼具“史才”、“史学”、
“史识”这三种素质，其中“史识”为第一重要。他主张写史应该直言不讳，
“不掩恶，不属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中国素有重视史书撰写的
文化传统，史书的种类琳琅满目。写好史书要具备很多独特的素质。
现在让我们看看语言学史的专家是怎么评说梅祖麟和太田辰夫的“功过是非
”
的。在近代汉语研究史方面，蒋绍愚先生《近代汉语研究概况》（1994，北京大
学出版社）是迄今最好的。治汉语史不可不读蒋先生的这部书。蒋先生的书全面
介绍了近代汉语的研究状况，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法部分选了七个问题，
“动补结构”（182-202页）是着墨最多的一部分。蒋先生在这一部分首先简单
介绍了各家的说法，然后笔锋一转，详尽地介绍了太田辰（1958）对这一问题研
究的贡献。
蒋先生首先肯定太田打破传统研究中单凭语感来判断历史上动补短语的做法
，
他认为太田的观点很好：“对于语言史上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凭现代汉语的语感
来判断，而应当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185）。蒋先生还进而肯定了太田的
解决办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太田（1958）找到一个检验的方法：“杀”和“死”
两个词意有类似之点，但“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
在隋以前，动词后面（按：应为带受事宾语的动词后面）都用“杀”而不用
“死”。。。”（185页）
蒋先生还在方法论上对太田的方法加以了肯定：
“太田所采用的方法很值得注意：为了确定在什么时代产生动结式，他努力
寻找一个可以检验的形式标志，这样，就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了较为客观的
依据。否则，光凭主观的感觉，对于“拉杀”、“射伤”等究竟是并列的动词还
是动结式，往往会一个人一个看法，很难讨论清楚的”。（186页）
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对于动补结构发展的讨论只有两页半的篇幅，
蒋先生对他的评论也整整花了两页半。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太田的发现和方法的
重视。
再来看蒋先生是如何评论梅氏文章的。蒋先生在讨论了太田的贡献之后，紧
接着讨论志村良治，第三个是梅氏。评价梅氏部分的第一句话为“梅祖麟（1991
）
对动结式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188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
这一部分。蒋先生的“进一步”这个词用得最为恰当，十分可惜的是，这个词最
早出现的位置不应该是蒋先生的评论中。梅氏（1991）这篇文章共26页，蒋先生
的评论为2页稍多。
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思想”和“材料”的趣闻，说明在学术研究中
，
提供“观点”和“方法”的重要性，也是警示大家对别人所提出的观点、分析方
法要尊重，因为这是一个学者的最重要的“知识产权”。记得在80年代的报纸上
报到这样一件事，国内某城市购买了一台国外的大型发电设备。不久，机器出了
故障，请一位外国专家来修，外国专家一下子找到了问题，把出故障的地方用粉
笔标出，工人们很快就把它修好了。在给报酬时，这位专家要一万美元，中方要
他列出花费细目。这位专家写道：用粉笔画这一道，5元；知道在哪里画，9995
元。我们语言学的文章一般不会这么贵。如果一篇两人合作的文章的稿费为100
元，那么出思想和方法的那个应该拿95元，剩下的5元就是找材料证明的。这也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文章，只是根据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方法和材料，自己
再作进一步的调查，那么只能算是一种“补正”或者“进一步的分析”，基本上
属于一种“学术体力劳动”，而不是“创造性的劳动”。整个学科只有在尊重别
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一步步的前进，相反，如果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
，
修修补补就成为“大家”，此风如盛行开来，那将是对整个学术的发展带来灾难
性的后果。
四、应该尊重别人的学术发现
梅氏还有一些文章的“核心论点”是别人，但是对第一个发现此现象的人避
而不提。但是这些发现需要大量的调查工作，梅氏自己也没有去做。现以梅祖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两篇文章为例加以说明。
梅氏的论文集中一共收了12篇语法论文（共21篇）论文，目前已经确定，有
四
篇中的观点、材料或者分析都是来自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但是声明都
是自己的发现。其中的两篇分别是：“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读吕著《近代汉
语指代词》”（《中国语文》1986年6期）和“唐、五代'这、那’不单用作主
语”（《中国语文》1987年3期）。
梅氏的第一篇文章提到了，唐五代时期指示代词不单用作主语的现象。有关
行文部分并没有注明是任何其他作者提出来的。只在文章末尾的“参考文献”里
列出了太田辰夫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其实太田辰夫（1958）已经明确提出这
个观察，并给出了详尽的描写和大量的用例，还探讨了它的发展过程（详见北大
1987本，116-121页）。
现在，让我们认真对比一下梅氏的文章（即：《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上
的“唐、五代'这、那’不单用作主语”一文，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107-111页）和太田辰夫有关部分的密切关系（《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徐
昌华翻译，1987，北京大学出版社）。
梅氏在文章开头提出：“我们在《关于近代汉语指代词》（《中国语文》
1986年第6期）一文中曾经指出，唐朝、五代这、那不能单用作主语”。即明确
声明，这是梅氏自己的发现。
然后梅氏引用吕叔湘先生《近代汉语指代词》一句话：“指物的这、那用作
主语，也是作'是’字的主语的最常见，早期多带'个’，现代不带'个’字的
较多。”（223）。根据这句话，吕先生并没有看出这、那在唐、五代不能用作
主语的现象。因此，如果是梅氏第一个发现了这种现象，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梅
氏也明确指出，要把吕先生的话“说得清楚一点”。
接着，梅氏根据志村良志（1984：112-115）的130余个例子，总结出这、那
最早用作主语的例子是宋代的文献。然后梅氏根据索引查出《祖堂集》只有“这
个是”，没有“这是”等。
本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没有指出，吕先生
也语焉不详。但是这一发现的荣誉也应该是太田辰夫的。
太田（1958）首先指出：
一、指示代名词“这”、“那”是唐代开始使用的（117页）。
二、在唐代，用“这”的例子很多，但全是和名词配合使用的，似乎还不能
说是独立词（117页）。
三、到宋代，“这”也可以作为主语使用（117）。
四、“那”从唐代开始使用，但和“这”同样还不是独立词（119页）。
太田的分析明确告诉人们，这、那产生于唐代，到了宋代才开始独立用作主
语。这个发现不正是梅氏的“这、那在唐、五代不能用作主语”吗？
客观的说，这个发现是非常了不起的，除了要求有敏锐的观察力外，还要进
行大规模的调查。治汉语史有句经典的话“说有易，说无难”。太田是个“实力
派”，他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根据自己大量的调查得出的。
再让我们看看梅氏做了什么。梅氏似乎非常胸有成竹，立刻对志村良志的书
中所提供的130余个例子进行了“检验”，然后再用《祖堂集》的索引加以“进
一步印证”。似乎梅氏已经知道了结论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解的做法，
因为志村根本不是在讨论这、那作主语的问题，而且他提供的例子只是文献中实
际用例的很小一部分，怎么就能贸然得出结论呢？更令人困惑的是，在没有知道
结论之前，一个人是不会想到去拿索引来验证的。
我们认为，发现上述现象一定是一个大家，既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又需要大
量艰苦的调查。但是，找更多的材料去印证这个规律，硕士的一篇习作而已。
梅氏绝对是读过太田关于指代词发展部分的描写，因为他在86年《中国语文
》
的文章就是给吕先生的《近代汉语的指代词》一书写书评，其中引用了太田的书
。
但是不知道梅氏在这篇文章为什么只字不提“最应该提的人”。梅氏在2001年的
《中国语文》的文章也是如此，行文部分只字不提“他最应该提的人”。
我们一再强调，别人的学术发现是一种重要的“财富”，“据为己有”是最
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
五、一二再、再二三
梅祖麟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一种长期持续的“习
惯性行为”。现在让我们再看他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另一篇文章的情况。
梅氏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唐宋处置式
的来源》（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88-221页，2000年，商务印书馆）。
让我们再来看看该文与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年）之密切关系（以
下比较中的页码为1987年北大版）。
关于处置式的来源王力先生已经做过详细的探讨，他的一个基本观察是：
“在上古时期和中古的上半时期即七世纪以前，汉语里还没有处置式的存在。”
（《汉语史稿》，408页，1980，中华书局）。梅文的最大特点是对这个问题作
了重新探讨，打破了语法标记上的限制，把处置式的来源一直追溯到先秦时期，
梅文最大的发现应该是确认了上古汉语的介词“以”构成的格式也具有处置式的
功能。
但是，上述观点起码已经为两个作者发现，一是祝敏彻的《论初期处置式》
（1957，《语言学论丛》第一辑）；二是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
（244-248页）。可是梅氏是以第一个发现上述现象的笔调来写的。但是我们只
要作一简单对比，上述梅氏的“探讨”很多地方都需要打上引号。
梅祖麟（1990）（《梅文集》194页）：
“先秦已有用“以”字的处置（给）式：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齐侯以许让共。（《左·隐士一年》）
因以文秀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战国策·秦策上》）”
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历史文法》（244页）：
“这种处置式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是用“以”来替代“把”的。
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齐侯以许让共。（左·隐公11）
因以文秀千匹，好女百人，遗义渠君。（战国策·秦上）”
梅文与太田书中的相关部分，除了例句出处的文献表示方法有细微差别外，
其他的都一样。观点一样，例句多少一样。更值得深思的是，例句的排列顺序也
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左传》比《孟子》成书早大约200年，正常的排列，应该
是把《左传》例子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孟子》的。太田在这一点上疏忽了，梅
氏也在这一点上“疏忽”了。
梅氏把上述太田的观点和材料据为己有之后，在其文章的“结论”部分对王
力和祝敏彻两位先生进行颇为得意地批评，并充分展示了自己得意的“发现”：
“本文和祝、王两位的看法有三点不同。第一、在方法上，祝、王两位把注
意力集中在“把”、“将”两字用法的演变。我们却着重“以”字句、“把”字
句、“将”字句结构的异同，因此认为“把”字句的前身不限于用“把”、“将
”
两字的句式。语法史的任务是观察旧有结构的承继，解释新型结构的产生；我们
曾经在两篇文章里说明结构主义在语法史中的应用，这里不赘。第二，在实质上
，
我们认为处置（给）、处置（作）在先秦已经出现，处置（到）又在汉代产生。
祝氏所谓的初期处置式其实是中期处置式。（略去第三点）
（二）按照祝、王两位的说法，处置式的特点是把宾语提前，而且“处置式
的产生大约在第七世纪到第八世纪之间”（王力1958：413）。放在一起，结论
是唐代出现了一种把宾语提前的新句式。这个结论，我们认为不能成立，但七十
年代它却在国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213页）
看，梅氏这里对自己的“发现”多么引以为豪，不仅纠正了王力、祝敏彻两
位先生的“错误”，还对汉语史地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把别人的东
西据为己有之后，还得意洋洋评说他人不是的做法，更活画出一个人的人格到底
是怎么样。
六、欲盖弥彰
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但是学术规范至今还相当不完善。因为这方
面的意识差，有一些人常常有意无意中作出“掠人之美”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
讲，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梅祖麟做为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成长的人，应该明白严
格的学术规范。有充分证据证明，他对自己的剽窃行为，不仅是清楚的，而且有
意去遮盖。这更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现举一例加以说明。
还以前文的例子为例。梅氏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
题目为《唐宋处置式的来源》（又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88-221页，
2000年，商务印书馆），该文中有三组例子都与太田辰夫的完全相同，而且说明
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但是顺序正好与太田所排列的相反。 前文已经讲过，梅文
的核心观点和一组例子均“取自”太田，不再赘述。梅文把处置式分为三类，其
中前两类都与太田的一致，只是表述有差别。梅氏均无说明出处。详细如下。
梅文的第一类：处置（给）：Vb + Od + V(与) + Oi ，例子为：“天子不
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 (梅文，194页)
太田的第一分类：（1）有两个宾语（直接、间接）的。例子为：“天子不
能以天下与人。（《孟·万章上》）”（太田，244页）
梅文的第二分类：Vb + O1 + V + O2。“从先秦到南北朝一直有[以AVB]的
句式，意思是“把A看作B”、“把A当作B””。例子为：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
（《孟·滕文公上》）。（梅文，196页）
太田的第二分类：表示认定、充当的。（太田，244页）。例子：吾必以仲
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太田，245页）。
大家注意，梅氏这里只是把太田的分类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并没有任
何实质性的区别。这是观点和分析上的抄袭，变换表达方式并不能掩盖问题的实
质。
更重要的是，梅文这些部分的例子跟太田的有三组的第一、第二两个例子完
全一致，但顺序恰好相反：
（一） 太田（1958，244页）：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孟·滕文公上）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
梅文（1990，196页）：
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滕文公上》）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孟·滕文公上》）
（二） 太田（1958，244页）
便把江山为己有。（秦韬玉诗）
他把身为究竟身，便把体为究竟体。（维摩变文，光94）
梅文（1990，197页）：
他把身为究竟身，便把体为究竟体。（《维摩诘》，《变》，630）
便把江山为己有。（秦韬玉诗）
（三） 太田（1958，245页）
若把君书比仲将。（顾况诗）
若把长江比湘浦。（黄韬诗）
梅文（1990，197页）
若把长江比湘浦。（黄韬诗）
若把君书比仲将。（顾况诗）
更令人深思的是，梅文中的这几组例子，如果前两句跟太田的完全相同是，
则颠倒其顺序，随后的则顺序一致。比如梅文第三组的两个例子之后紧跟的两个
例子为：
莫把边地比京都。（王缙诗）
以小计大，将瑜喻金。（《维摩诘》，《变》，603）
（按：“瑜”应为“金”字旁）。
此两例来自太田（1958），247页，上数18、19两行所举的例子。当然梅文
是把太田的例子作了“重新分组”。
注意，梅氏的上述三组例子所说明的道理也是与太田的一致的。我们理解不
了梅氏为何“颠倒”其顺序的原因。第一组的两例，都是出自《孟子》的同一篇
文章，没有时间先后之分。第二组的两个例子也都是八世纪左右的文献，也没有
先后时间之分。第三组的两个例子，顾况是八世纪的诗人，黄韬根据现有文献无
法确知其生卒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梅氏要颠倒顺序。这大概算是一种“组装艺
术”吧，可以使人们认为梅氏的“车”跟太田的“车”是不同的。梅氏文章还有
其他“取自”太田的例子，但“组装”得太复杂，且无规律，因此不一一罗列。
这里只把三处有规律的“组装”提供给大家。
六、几点思考
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梅祖麟的学术进行完全否定，而是要对他
的学术品德进行严肃的检讨。梅祖麟还写过不少别的文章，我们不能因人废言，
但是在对他的学术进行公正的评价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哪些是别人的，哪
些才是他自己的。梅祖麟长期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值得任何一个有学术良
知的人认真思考。下面是我们的几点感想。
（一）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是学术界的基本道德规范。太田辰夫先生是值
得所有中国人尊敬的一位学者，他靠个人之力，调查了好几百种文献，发现了许
许多多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现象。但是他的很多贡献，现在都姓了“梅”，致使
很多后学认为很多问题都是梅氏第一个提出的。因此，为了还历史以公正，我们
不避繁难、不避风险，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此亦可以做世人的鉴戒：一个
人虽然可以在名利上得成一时，但是历史总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二）建立严格的学术审查制度，严防剽窃行为的发生。梅祖麟靠剽窃别人
劳动成果而写成的文章，多次发表在最重要的国家级刊物上，不能不令人困惑。
在学术上，更应该人人平等。不管他（她）是来自国内的、还国外的，不管他
（她）的职位高低、年龄大小，他们的文章都必须经过有关方面专家的严格审查
，
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类似事件的发生几率。同时，也有利于年轻人的成
长，因为它们不会因为自己的资历浅而影响文章的发表。
（三）剽窃是最大的学术腐败，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意
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认为“窃书不算窃”，抄袭别人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
不起的，比一个小偷偷别人的钱要好。其实，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觉。一个人靠剽
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成名成家了，他不仅从此拥有高尚的地位，占有大量的资产
，
还败坏了学风，阻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因此剽窃者不仅应该受到公众舆论的谴
责，还要受到法律上的严厉惩罚。
（四）不能盲目崇洋媚外，不能只讲名气。“崇洋媚外”是我们人人不赞成
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有意无意有这个毛病。梅祖麟的文章，假如是出
自国内某所普通院校的学者（恕我这样比喻），可能早就发现问题，不至于造成
这么大的影响。梅氏是国外著名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这是否会是麻痹审阅者认
真审查的因素之一？“名气大”对一个学者来说是一种荣誉，但是利用不好就会
带来负面的影响。编辑人员常常会对“名气大”的作者的文章过于宽容，这也许
是梅氏这种文章多次出现的又一个原因吧。
（五）大家都应该重视学风问题。我们申明的是，梅祖麟的事并不是某个人
或者机构的过错造成的。他在世界上多种机构担任过要职，文章发表在各种刊物
上，只能说明他的欺骗手段很高，很容易迷惑人。这件事提醒我们，大家应该一
起努力，谨防这种事情再发生。
（六）年轻人的学德教育，十分迫切。现在有不少年轻人愿意从事学术研究
，
绝大部分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个别人是想走“捷径”，搞投机。梅祖
麟这件事上也可以教育年轻人，做学问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希望有系统的学德
教育资料，使得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树立一个良好学风。这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健康
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
梅祖麟的事虽然是发生在汉语学界，它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值得整个中国
学术界鉴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