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基本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探讨2

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基本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王继红
笔者曾于1999年本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拙作《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就山戎动物纹的地域分布及年代分期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本文在前文对含有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分期断代的基础上，拟就山戎文化动物纹的种类与基本特征及相关的几个问题，再作深入分析与讨论。
一、山戎文化动物纹的
基本特征迄今，根据已发表的山戎考古与文物资料，收集到属于山戎文化的装饰在各类器物上的各种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共1213例，包括5类22个种属动物。它们是：(一)野生哺乳肉食类——野猪、虎、豹、熊、狼；草食类——鹿、象；两栖类——蛇、蛙、龟；水生类——鱼、蛤蜊；(二)野禽类——鸟、鹤、野鸭；(三)家畜家禽类——马、牛、羊、狗、鸡；(四)不明种属名称类——本文暂泛称“兽”，或有类似“四不象”者称“瑞兽”；(五)虚幻动物类——本文指螭龙或龙属类动物。这一初步统计结果表明，山戎动物纹相当发达，内容极为丰富，表现形式多姿多彩。
第一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此期山戎文化遗存发现较少，在有限的几处发现中，有的发掘材料尚未完全发表，如玉皇庙墓地；还有的没有出现装饰动物纹的器物，如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山戎铜器群窖藏。因此，这一时期的动物纹，是五期中发现数量最少的；有关装饰题材的动物种属，也是五期中最少的。此期共发现装饰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24例，仅占五期总数的2%；涉及取材的动物种属共10种，即野生动物肉食类3种：虎(7例)、豹(2例)、熊(1例)；草食类1种：鹿(1例)；两栖类1种：蛇(1例)；野禽类2种：鸟(3例)、野鸭(1例)；不明种属名称的兽类或“瑞兽”(5例)；家畜家禽类仅有2种：马(2例)、羊(1例)。装饰器物的种类有4类，即兵器(青铜短剑)、工具(铜刀、铜锥管)、马具(铜镳)和装饰器(带钩、带扣、饰牌、饰件)。其中最讲究的要属对青铜短剑的装饰。装饰部位，青铜短剑和削刀普遍装饰于柄、首，剑身、刀身罕有装饰；铜镳一般装饰于镳首和镳尾，镳身一般不予装饰。这3类器物，属局部装饰。带钩、带扣、饰牌和饰件，都是以写实手法铸制单体动物全形，属整体装饰。艺术表现手法，此期显然以写实为主，兼采纳几何纹表示象征性动物图形。构图形式以单体侧面全身造型为主，虽有组合与局部写实者，但数量不多。制作方式，以铸造、半浮雕为主，缺少圆雕和浮雕制品。在表面附加工艺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镶嵌工艺在此期已开始出现并很快流行起来。如在金、铜饰牌和带钩上，在动物的眼窝、尾端和两足，或在青铜短剑的剑柄或剑首上，往往铸有嵌孔或嵌窝。里面多嵌以绿松石一类的珠饰。这一镶嵌工艺手段和工艺，在后期山戎文化中得到了保留和进一步发展。如平泉东南沟墓地出土的野鸭铜饰(黄M4：1)是一件写实的半浮雕单体侧面全形饰件，而青铜短剑剑柄上的一组马纹，则采用几何图形表示；延庆县玉皇庙墓地YYM18出土的金制虎形饰牌，也是一件写实的半浮雕单体侧面全形制品，而YYM22的剑首，则是以几何纹表示羊的两只眼睛，等等。从装饰动物纹器物的出土数量来说，写实的动物纹多于几何形动物纹，这是此期动物纹的特点之一。
玉皇庙YYM18出土的金虎饰牌，是这一时期最优秀作品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件饰牌，以纯金铸制而成，整个饰牌轮廓，即为一写实侧面全形的虎，半浮雕式，表面外凸成半弧形，背面内凹，附带二穿鼻。表现的是一只生气勃勃、肥健有力的虎，正在弓颈探头向前奔跑。造型简练，比例适当，尤其在表现虎的肌肉感和勇猛无畏的姿态方面，达到了传神的境界，让人感受到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在涌动。充分传达了它的主人——佩带它的一代山戎部落酋长的精神世界。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此期动物纹在装饰部位取向上，在以单体侧面全形为主的构图形式上合以铸造、半浮雕为主的制作方式上，以及表面附加工艺镶嵌技术上，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在后期的山戎文化装饰动物纹器物中，一直是作为一种固有的工艺传统被传承下来，相延了大约500余年，成为构成山戎文化的艺术要素和主要特色。
此外，透过玉皇庙YYM18出土的金虎饰牌的造型和制作工艺，使我们不难判知，此期虽是目前第一期遗存，而且迄今发现的相关资料数量较少，但从第一期动物纹所呈现的面貌和反映的工艺水平看，它不应是这支文化动物纹的初创时期。它的这些富有规律特点的造型艺术、装饰部位、构图形式、制作方式等，显然是经历了一段向自己的先辈学习、继承的过程，才能达到现有的水准。因此，先于本文第一期动物纹的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踪迹何在，即文化渊源问题，在目前看来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二期——春秋早中期至春秋中期
伴随着这一时期被发现的山戎遗存地点的增多，此期动物纹在种类和数量方面，都较第一期有明显的增加，数量仅少于第三期。发现装饰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共249例，占五期总数的20.5%，涉及取材的动物种属共12种，有野生动物肉食类3种：虎(9例)、豹(1例)、熊(2例)；草食类2种：鹿(1例)、象(1例)；两栖类2种：蛇(7例)、龟(46例)；野禽类1种：鸟(5例)；不明种属、名称的兽类或“瑞兽”(5例)；虚幻类1种：螭龙(3例)；家畜类仅有2种：马(75例)、羊(12例)。此项同第一期一样，未见牛、狗，也未见家禽类纹饰出现。从发现数量上看，野生哺乳动物肉食类中，以虎为最多；两栖类中，新增加了龟，而且数量较多，蛇也比第一期有所增加；此外，又新出现了虚幻类动物螭龙；家畜中以马的数量最多，羊次之，装饰器物的种类，同第一期的4类，但在装饰品类器物中，又扩大了3个品种，即铜泡、铜扣和铜环形饰。如甘子堡M8：15蜷曲兽纹铜泡，M8：32虎踏单环铜饰，西梁?别墅区M36：5蜷曲鹿纹铜扣等。表明动物纹在装饰范围上较前期更为广泛，已经触及到一些形体很小的装饰品上。
在装饰部位、构图形式、制作方式、表面附加工艺等方面，基本完全继承了第一期的传统特点，惟在制作方式上，突破了前期少有的圆雕和大量的半浮雕、而不见透雕动物纹制品的格局，开始在其最重视的装饰品类——青铜短剑上运用透雕手法，采取几何形分层铸造工艺，将带两只犄角、具备双眼的羊头正面造型，装饰于短剑的剑首部位。如玉皇庙墓地YYM257、滦平县营房大腰子墓标本32、丰宁县四岔口大坎子墓标本33，这3件剑首部位铸饰羊头形象的青铜短剑标本，即是此期透雕工艺的代表性作品。此起透雕技法的实施与运用，为以后山戎文化和相邻的其他畜牧或游牧文化动物纹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此期的透雕制品，成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透雕动物纹作品中的先驱之作。此外，在表现手法上，此期在重点继承前期写实手法的基础上，较明显地加大了用几何纹象征性地表现动物形象特点的幅度和力度。几何纹的运用，较第一期为多，构图形式也较前期丰富多样。如除了用几何纹在短剑剑首上装饰羊眼圈图形、在长方形铜锥管两侧面或一个侧面用几何纹表现群马奔跑的情形以外，还出现了用几何纹在刀柄、刀首、铜镳、带钩、铜泡等器物上，采取不同的构图形式，来表现各种动物形象。如甘子堡M18：4铜刀上的几何形群鸟，M7：3几何形象征性羊首刀，M18：11几何形豹纹铜镳，M18：5几何形蛇纹铜镳，M1：16几何形鸟纹铜镳，M1：13几何形螭龙纹铜镳，M8：34几何纹兽形铜带钩，M8：15几何纹蜷曲兽形铜泡等。就连M19：7圆雕鸟首铜刀，那只昂首欲飞的写实小鸟的翅膀，也糅入了几何纹的表现技法，表现了山戎匠人娴熟的装饰技法。由此可见几何纹在此期开始广泛运用之一斑。
总之，第二期动物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传统、作风与特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初步繁荣面貌，在山戎文化动物纹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壮大的发展阶段。
第三期——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
此期动物纹饰，无论在选择动物题材的种类和数量方面，还是在装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方面，抑或艺术表现手法和构图形式的设计，以及制作工艺等方面，都较前两期有显著的增加和长足的发展。此期动物纹的总发现量居五期之首，甚至远远超过其他四期发现量总和。是整个山戎文化动物纹艺术发展过程中最丰富、最繁荣的时期。此期共发现装饰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764例，占五期总数的63%。选取动物题材涉及的种属共16种，包括野生动物肉食类2种：虎(40例)、豹(1例)；草食类2种：鹿(120例)、象(1例)；两栖类3种：蛇(12例)、蛙(9例)、龟(12例)；水生类1种：蛤蜊(1例)；野禽类1种：鸟(370例)；不明种属名称的兽类或“瑞兽”(12例)；虚幻类1种(螭龙6例)；家畜类4种：马(165例)、牛(2例)、羊(3例)、狗(5例)；亦未见家禽类纹饰出现。统计结果表明，此期的鸟纹、马纹、鹿纹、虎纹、蛇纹、蛙纹，还有螭龙纹，都是五期中最多的，这几项数量，都比其他四期的总和还多。
此期以动物纹装饰器物种类上，在继承前两期四类器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铜车饰类。与此同时，在同一类器物上所装饰的动物种类，艺术表现手法、装饰部位、构图形式，以及表面附加的镶嵌工艺等方面，在第二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开拓和发展。以装饰在青铜短剑上的动物题材来说，此期的内容就较前两期丰富得多。如玉皇庙墓地YYM209出土的短剑剑首上，一面浮雕蜷曲的单体侧面全身牛纹，另一面浮雕四蛇盘绕纹；甘子堡墓地M11出土的短剑，剑首透雕双豹纹，剑柄浮雕两条螭龙纹；小白阳墓地M37出土的短剑，剑首与甘子堡M11相似，也是透雕一对侧身蜷曲双豹纹，但剑柄部位却是一面浮雕一对双鹿纹，另一面浮雕两条螭龙纹；苘子沟标本31剑首，装饰的是双面浮雕的几何形龟纹；梨树沟门93·M8：3的剑首装饰的是透雕的牛头纹；L：1797号剑剑首的构图是双蛇头共一蛇身；玉皇庙墓地YYM164和YYM129的两把短剑剑首，则是双蛇身共一蛇头的构图，而且YYM129剑柄部位，还另铸饰有一条奔犬纹；滦平窑上营房西山墓出土的短剑剑首，为一工艺复杂的几何形正面触角纹。此外，在征集的短剑标本中，也不乏内容与构图形式新奇别致的制品。如出自承德的标本40号短剑，其剑首为双面浮雕的三蛇纹；出自旧绥远地区的C12号短剑，剑首为单环曲身兽形，剑柄浮雕3只奔犬；C13号短剑，剑首为双兽蜷身相对纹，剑柄为3只奔犬纹等等。此项例证，足见此期动物纹在同类器物通过调度不同部位，采取不同构图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所开拓的动物种类的丰富多样和所追求的艺术形式的多姿多彩。
山戎动物纹青铜车饰的出现，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表明山戎部族上层人物，开始翻身下马，迈步登车，逐渐向农业文明靠近。从铜车饰上装饰的动物纹设计之精巧、工艺之考究上可以体察到山戎统治者是如何向往燕与中原文明，这就在客观上加速了山戎文化与燕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自从第三期甘子堡山戎墓地第一次出土了青铜车具和动物纹车饰以后，人们便在晚于这处遗存的第四期和第五期山戎墓地的贵族墓葬中(如北辛堡、炮台山及五道河子)不断连续地发现了同类成组的青铜车具和动物纹车饰。看来，拥有青铜车具和考究的动物纹车饰，在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和战国早期，已成为山戎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
值得指出的是，双兽或多兽装饰一器的构图形式，以及两种不同的兽类在一器同一部位的正、反面同时雕出的制品，发现数量相当之多，显示了这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在这一时期的崛起之势和繁盛面貌，构成了此期动物纹的一大特色，一改前两期以单体动物为大宗的单调、沉闷的局面。
写实、透雕、整体蛙纹铜牌饰，分别在宣化小白阳(M13：3)、滦平梨树沟门(L：1838)、苘子沟、怀来大古城(标本35)、赤城县龙关(C1819)等山戎遗存中多次例出土，颇为引人注目。蛙纹饰牌构图奇巧，造型生动传神，工艺精湛，是此期透雕制品中的佳作代表。以上例证表明，透雕工艺在此期又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镶嵌工艺技术，在前两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如在虎形和马形金牌饰的表面，过去未见在肱骨头和股骨头部位加铸嵌窝或嵌孔的现象，而在此期的虎、马饰牌上，普遍都在这两个部位附加了此项装饰工艺，这就使虎、马饰牌的外观，更显得华贵和美观了。这一镶嵌工艺特点，在后期的山戎动物形饰牌上得到了继承和保留。因此，第三期所开创的在虎形和马形饰牌表面的肱骨头和股骨头部位加铸嵌窝或嵌孔的镶嵌工艺，可作为区分山戎文化早期动物形饰牌与中晚期动物形饰牌特征的标志。
此外，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虎叼食(即虎叼小动物，标本G45，G58)、虎食鹿(标本G31铜带饰)和四虎嬉戏(一虎三仔哺乳嬉戏)等充满动物生活情趣的题材，以及在长方形铜带饰这不足方寸的面积上铸饰出写实鹿纹图案(甘子堡M3：26)等，这些内容与表现形式，都开启了后期山戎文化同类题材的先河，并对相邻地区的其他畜牧和游牧文化(如先匈奴文化)产生较深刻的影响。像年代略晚的匈奴文化中的带边框的长方形金、铜动物纹饰牌，从内容到形式大约都不能排除有从山戎动物纹第三期遗存中受到某些影响的可能。
总之，第三期动物纹，在承袭前期传统技艺与作风的同时，在装饰题材、设计思想、构图形式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又有大幅度拓展与创新，在题材种类和作品数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从而把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发展推向了繁盛的巅峰。因此，第三期动物纹是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史上最重要、最具历史意义的发展阶段。 第四期——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
此期动物纹的数量，伴随这一时期整个山戎遗存发现量的减少而显著减少。此期共发现装饰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143例，占五器总数的11.8%，比第三期锐减，不及其1/5；较第二期也略少一些，仅及其85%。在五期中，排在第三位。这一情况表明，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到这一时期，已开始由盛而衰，逐渐呈现衰落势态。此期涉及取材的动物种属共10种，包括野生动物肉食类3种：野猪(102例)、虎(6例)、狼(2例)；草食类空白；野禽类2种：鸟(19例)、鹤(2例)；不明种属名称的兽类或“瑞兽”1种(4例)；虚幻类1种：螭龙(1例)；家畜类2种：马(3例)、羊(2例)；未见牛、狗，也未见家禽类纹饰。肉食动物种的狼、野禽类中的鹤是本期出现的新种属。
此期动物纹在装饰器物的种类上，完全承袭了第三期，无增无减。惟在工具类中，以动物纹装饰铜刀的现象十分罕见，仅在征集品中发现1例，且非写实动物纹，而是用几何形变体马纹装饰铜刀柄部(怀来县大古城出土，C3176，A15)。
青铜车具和动物纹车饰，此期比第三期制作的更为考究和精巧(北新堡M1，M2，炮台山M6)，透视出山戎文化与燕和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广泛，山戎上层统治者在吸收先进的燕和中原文化因素方面，主观愿望日益强烈和迫切，两种不同文化之间发生融合的幅度和力度的进一步加大。
从装饰部位和构图形式考察，北辛堡M1：76号短剑和张家口山土的短剑(标本45)，以几何形双鸟喙相对纹的题材与构图形式来装饰剑首，可视为此期青铜短剑主要的、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与前期短剑相区别。这一特征，不仅在后期的山戎青铜短剑剑首上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对西部的匈奴文化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青铜短剑剑格部位装饰双狼头相背纹(如征集品赤城龙关标本42，张家口标本43，丰宁标本44)，是区别于前三期动物纹的另一鲜明特征之一。这一装饰格局与题材，在晚于此期的第五期遗存中，不但继续得到保留，而且又在动物题材方面有所拓展(如又增加了双鹿相背纹)，形成了一股青铜短剑剑格装饰热，构成了晚期山戎青铜短剑的独特风格与显著特征。
总之，第四期动物纹，是山戎文化动物纹由盛而衰的转折期。其衰减之势来得骤然而急剧，其中原因，值得关注。第四期动物纹尽管在动物种类和数量上较第三期锐减，幅度之大令人惊异，但此期在动物纹的发展上秉承山戎文化前期传统作风不变，同时又在青铜短剑剑首与剑格等动物纹题材的拓展和构图形式上有所创新，突破了前期的定式格局(如以几何形双鸟喙相对纹装饰剑首，以双狼相背纹装饰剑格)，为后期山戎文化和相邻地区同时期及晚期畜牧或游牧文化动物纹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基础，架设了桥梁，从而为深厚而绚丽的山戎文化艺术，竖起了一块时代界碑。
第五期——战国中期至战国中晚期
此期动物纹在数量上，较第二、三、四期都显著减少，仅比第一期稍多。经正式发掘的遗存，只有五道河子墓地一处，其余均为征集品。此期发现装饰动物纹题材的图像资料共35例，占五期总数的2.9%，居第四位，涉及的动物种属共14种，包括野生动物肉食类3种：野猪(1例)、虎(5例)、狼(1例)；草食类1种：鹿(1例)；两栖类2种：蛇(2例)、蛙(1例)；水生类1种：鱼(3例)；野禽类1种：鸟(7例)；不明种属名称的兽类或瑞兽1种(4例)；虚幻类1种：螭龙(1例)；家畜家禽类3种：马(4例)、羊(3例)、鸡(6例)；依然未见牛、狗，但却出现了家鸡(五道河子M8：7)。
此期以动物纹装饰的器物种类，同于第四期，即只有兵器(青铜短剑)、车马具和装饰品，而未见工具类器物(铜刀、铜锥管)。从装饰部位和构图形式考察，此期比前四期趋向复杂，图案显得繁缛。以青铜短剑上的动物纹为例，此期出现在剑首、剑柄和剑格三个部位同步装饰不同种类的动物纹的现象，这是以前罕见的。如征集品旧绥远所出标本D15，剑首为几何形双鸟勾喙相对纹，剑柄铸饰写实蛇纹，剑格则以横向构图形式，双面浮雕出写实全羊侧面形象。征集品旧绥远所出标本C14，剑首为双兽相对纹，剑格则铸饰双鹿头相背纹，此种装饰特点与风格，在第四期已有类似制品出现，发展到此期，这一装饰工艺更显发达与广泛。
从艺术表现手法看，此期仍旧继承了前期以写实手法为主，表现多种动物形象的方式。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运用几何纹塑造动物外形或在动物形体上作附加装饰的情况有明显增加，这也是此期动物纹的特点之一。如五道河子M1：15双蛇相背纹铜轭，征集品旧绥远G62饰同心圆纹的马形铜饰牌，G63足踏三环的虎形铜饰，以及G47五虎对围长方形铜饰上的虎等，都是采用几何形艺术手法，进行动物造型设计或局部装饰的。从制作方式看，此期如前几期的情况一样，圆雕制品很少，透雕制品也较少，而多数浮雕和半浮雕制品。尤其是各种动物形饰牌，仍旧承袭老传统，一律为写实半浮雕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期五道河子M1出土的6件家鸡铜饰牌，看似普通，但意义非同寻常。这鸡的形象，无疑是只母鸡，作趴窝产蛋或孵卵状。家禽形象在此之前从未发现过，这是迄今山戎遗存中的首次发现。这一实例清楚地表明，在此之前的历史时期，在山戎部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确实并未驯养家禽，及至战国中晚期阶段，他们才掌握了饲养家鸡的技术，养鸡始成为他们生产方式之一，作为日常经济生活的一种补充。既能养鸡，必有一定的粮食剩余；既有多余的粮食，则必须有一定的农业生产；既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则可能已选择了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方式。由此我们不难推知，山戎部族在进入第五期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与燕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融合，已发展到空前深广的程度。
总之，从宏观角度考察，此期动物纹已属山戎文化动物纹的衰落期。虽然发现有关的动物纹遗存较少，但通过五道河子墓地出土的这批难得的实物资料，仍能看到已然衰落的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基本种类、面貌与特征，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依然以写实为主；在构图形式上，依然以单体、侧面、全形动物形象为主；依旧保持着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固有传统与作风。它并未因为文化融合大潮的汹涌澎湃而自消自灭。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五期动物纹留下的弦外之音，是耐人思索和寻味的。
(参见附表)
二、相关问题讨论
1.关于山戎文化五期动物纹遗存问题：
本文所收集的1213例冀北山地山戎文化动物纹资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还有不少已发掘的山戎考古资料至今尚未公开发表而不能采用；有些已发表的资料或报道过于简单，或不完整，肯定还有许多山戎遗存深埋地下不为人知。我们期待着新材料的公布以便补充和修正目前这几点初步认识。
冀北山地山戎五期动物纹遗存，含野生动物、野禽、家畜家禽、不明种属名称兽类和虚幻动物5类，共22个种属。表明山戎文化动物纹相当发达，内容也相当丰富。在22个动物种属中，五期遗存都存在的有5种：鸟(共482例)、马(共249例)、虎(共67例)、不知种属兽类(共29例)、羊(共22例)。
第一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是目前可确认的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中的早期阶段遗存，数量和种属是五期中最少的。虽然如此，装饰器物种类上已含盖了4类器物——兵器、工具、马具和装饰品，惟缺车具，基本上已确定山戎文化动物纹装饰器物种类之格局，其后四期亦不过增加车饰器类而已。此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此期所实施的以写实为主、几何纹为辅的艺术表现手段，在构图形式上所奠定的以单体、侧面、全形动物形象为主的表现形式，在制作工艺上所创造的以半浮雕为主、并附加局部镶嵌工艺、同时兼容圆雕作品的制作方式，在装饰部位的取向上所采取的根据不同器类和用途，而分别局部装饰与全局装饰的特点等，都起到了早期奠基的历史作用，从而构成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史上的传统风格与特征，传之后世，相延发展达500年之久而不变。由此而论，第一期动物纹的奠基意义和开创性的历史价值，堪居五期之首。
第二期——春秋早期至春秋中期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是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史上的上升发展阶段和初步繁荣时期。此阶段的动物纹，在整个山戎动物纹发展史上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在装饰部位、构图形式、制作方式、表面附加工艺等方面，很好地继承前期既定的传统风格的同时，创造了透雕工艺表现手法，实施在青铜短剑剑首部位的装饰上，为以后山戎文化和相邻地区文化动物纹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经验。与此同时，此期在几何纹的运用上，明显地加大了表现幅度和力度，从而为山戎文化动物纹走向繁荣，拓展了道路。所以第二期动物纹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及其历史地位，是其他时期所替代不了的。
第三期——春秋中晚期至春秋晚期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是五期中发现动物种类和数量最多的一期，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四期数量的总和，是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史上的繁荣期和鼎盛期。由此期开始增添了写实动物纹铜车饰，从而开启了后期山戎文化的车具装饰的先河。同时，在同一类器物上装饰动物题材的种类、表现手法、装饰部位、构图形式，还有附加镶嵌工艺上，都较前期有新的开拓性的发展，特别是双兽或多首题材装饰于一器的构图形式，以及两种不同的兽类共在一器同一部位的正、反面同时雕出的技艺，突破了前两期以单体动物为主的单调格局，而开创了动物纹向前发展的新局面。此外，透雕工艺在蛙形铜饰牌上的新表现，镶嵌工艺技术在金、铜饰牌和带钩上的新发展，表现动物生活情趣题材的新开拓，以及在长方形铜带饰上铸饰出写实动物形图案，将动物纹装饰艺术推向更广阔、更细小器物领域的设计思想与工艺技术等，都为后期的山戎文化和相邻地区的畜牧和游牧文化动物纹的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典型范例。因此，在继承传统、开拓发展、勇于创新方面，第三期动物纹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空前绝后的，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
第四期——春秋、战国之际至战国早期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在动物纹的种类与数量方面较第三期显著减少，是山戎文化动物纹发展史上由盛到衰的转折期。此期在青铜短剑剑首动物纹装饰题材与构图形式上，较前期有大胆突破和变革，呈现出生动、活泼的新面貌，给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像在青铜短剑剑首装饰上，采用几何形双鸟喙相对纹的题材与设计构图，在剑格部位以双狼头相背纹作装饰的构图形式，不仅使第四期短剑装饰上格调一新，而且为后期的山戎文化和相邻地区匈奴文化青铜短剑装饰艺术的发展，都提供了借鉴样品，产生过深刻影响，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五期——战国中期至战国中晚期山戎文化动物纹遗存，数量较第二、三、四期都少，是山戎文化动物纹的衰落期。此期动物纹在装饰部位、构图形式上，较前几期都趋向复杂。图案呈现繁缛面貌。青铜短剑在剑首、剑柄、剑格三格部位都同时装饰出不同种类的动物纹，这种花样翻新的表现手法和作风，在先前的山戎文化动物纹装饰上是未曾见过的，可以认为这是第五期的一大特征。此外，运用几何纹的特点，塑造动物外形和在动物形体上施加同心圆之类的装饰，以使制品更花哨，也可作为此期动物纹的一大特色。此期动物纹虽然已经趋于衰落势态，但依然固守着这个文化自来的传统，体现了山戎文化动物纹始终一贯的基本特征与风格，这一传统的内核，体现了一种民族精神与追求，同时也表现出一个文化的生命力。这大约是时至战国中晚期，在青龙河畔还有一只山戎部族的人马在顽强地生存，并继续创造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和艺术。
2.透过山戎文化动物纹可探查的相关问题：
山戎文化动物纹所赋予人们的研究信息，是多方面的。我们透过山戎文化动物纹的表象，至少可探察有关山戎文化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可从动物纹的种类，考察山戎文化的经济类型和文化属性。山戎文化动物纹中，家畜种类共有4种：马、牛、羊、狗，而绝不见猪。这一统计结果，与山戎文化墓地常见的殉牲动物种属完全一致。表明山戎部族确实是一支畜牧和游牧部族，他们只养狗，放牧马、牛、羊，而不养猪。其生产方式是放牧马、牛、羊，或带着猎狗出去打猎。这一点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吻合。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这样记述山戎：“居于北蛮，虽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相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开性也。”家禽种类中，在前四期均未发现有家鸡的身影出现，只是到第五期才发现有家鸡(凌源五道河子M8出土鸡形铜饰6件)，表明山戎部族直到战国中晚期才学会饲养家鸡，或有可能过上半定居或定居的生活。所以，通过对山戎文化动物纹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山戎部族生产方式和经济类型以及生活方式的考察与认识。
其二，可以从动物纹结成的“生物链”中探察山戎文化当时所处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以及古气候特点与植被状况。山戎文化各种动物纹题材，是与山戎部族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动物纹中的各种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都是他们日常畜牧和狩猎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动物形象。这样一个动物群与山戎人在同一个天地里共生，动物群生存的自然条件，就是山戎部族赖以生存的古地理、古气候条件及其生态环境。关于这个问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山戎考古课题组已请有关地质地理学专家作过专题研究，已有系统的科学研究报告，在此不赘。
其三，可从装饰动物纹的各种器类的制作工艺上，以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手段，考察出它们的金属成分、铸造技术及其工艺特点，从而可深入考察和评估出山戎文化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及整体生产力的水平。
其四，可以从动物纹的种类与造型特征及其用途上，考察山戎部族的意识形态、原始宗教观念和民族传统习俗特点。优秀艺术标志着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最高的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其创造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心灵的渴求与精神的需要，它所表达的，就是一种民族的思想，感情和美好愿望。装饰动物纹的各种山戎文化器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艺术语言，体现着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断地向人们表达和倾诉着它的真实含义。如数量众多的、出于死者颈下的虎形和马形金、铜饰牌，还有狗形、鹿形、蛙形等铜饰牌，从其造型特征、正背面结构，以及出土部位和用途考察，它们可能是当时山戎部族各个氏族不同的崇拜物——“图腾”。这其中深含着山戎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与传统，传达着他们的美好愿望与渴求，是山戎部族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其五，可从出土的金、铜饰牌种类、质料、工艺的差别上，考察山戎的等级观念和阶级差别，进而从一个侧面认识其社会性质与发展阶段。凡是少数大型墓、拥有大规模殉牲和随葬品特别丰富的墓主人，经性别鉴定属男性的死者，往往都佩带金质虎形饰牌，而一般中型或小型墓葬的死者，多佩带铜虎、铜　　　　马、铜鹿、铜狗、铜蛙等饰牌，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山戎部族内存在着等级观念和阶级差别，社会性质显然已进入奴隶社会，大约处于父系军事家长制发展阶段。
其六，由山戎动物纹分期统计与分析结果所得出的消长结论，为考察和研究整个山戎文化的兴衰发展历程——这个令学术界颇感棘手和困惑的问题，打开了一道门径。
其七，山戎文化动物纹分布地域，年代分期和基本特征的认定，不仅对山戎文化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动物纹作为构成山戎文化要素之一，对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含动物纹的古代骑马民族诸文化遗存的深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山戎文化动物纹特征明确，又有清楚的地域范围和年代分期标准，这就对相邻文化之间的分辨和研究工作，以及欧亚草原含动物纹因素的诸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其八，从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期，引出探讨山戎文化的渊源问题。本文在论述第一期遗存的种类与基本特征时，已经指出，从第一期所呈现的面貌和反映的工艺水平看，此期不应是这支文化动物纹的初创时期。它的这些装饰动物纹的艺术品，不像“原始艺术品”，其造形、装饰部位、构图形式和制作方式等方面，都富有一定规律特点，必然经历过一个向先辈学习、继承的历史过程，才能达到这个水准。
确实如此，一种历史文化，一个有系统的艺术领域，总是要经历从原始到文明，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遵循这样一种人类认识真理一般规律的思想，检阅早于第一期山戎文化动物纹的考古资料，初步认为，山戎文化动物纹的渊源线索，应在中国北方商、周之际青铜文化含动物纹的文化遗存中去探寻，而无须在此之外的更广远的地域空间觅索。
自60年代以来，在冀北和辽西山地，以及辽河丘陵一带，已发现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具有草原青铜文化面貌的窖藏青铜器多起，文化性质既非当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更非中原系统的商文化和燕文化。此类遗存地点有：河北省青龙县抄道沟(1)，张北，张家口(2)，怀安县狮子口(3)，兴隆县小河南(4)；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5)，巴林左旗林东镇塔子沟(6)，辽宁省喀左县小波汰沟(7)，建平县二十家子(8)，朝阳县波罗赤(9)，兴城县杨河(10)，绥中县前卫(11)，新民县大红旗(12)，法库县弯柳(13)等。其中有不少遗存内含草原文化风格的动物纹，如鹿首青铜短剑，鹿首和羊首弯柄铜刀等。此外，在这一地区还发现年代较上述遗存略晚的、也同样具有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因素的遗存两处：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的木椁墓，辽宁省建平县烧锅营子大荒地M1。在白浮村木椁墓中，出土了鹰首和马首青铜短剑，还有鹰首铜刀等。
这些商、周之际到西周早、中期阶段的动物纹遗存，在分布地域上，有的直接与春秋时期的山戎文化分布地域相重合，有的则分布在其北侧边缘地带；题材主要以野生动物鹿、家畜中的马和羊及野禽鹰等为内容；造型艺术与表现手法，皆以写实的动物纹和野禽的头部为造型对象；制作方式，皆采取铸造和圆雕技法；构图形式皆取动物和野禽头、颈侧面；装饰部位，皆在剑首和刀首。这些规律和特点，与春秋时期的山戎文化动物纹基本上是一致的。惟皆圆雕的制作技法与面貌，同春秋时期山戎的以半浮雕为主的技法及面貌差别较明显，这当是时代早晚的差异。如果再联系这类北方青铜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形制特征，以及含有大量青铜削刀的话，那就更有理由将山戎文化与商周之际的中国北方青铜文化遗存相联系，考虑其是否一脉相承的问题。尽管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中还存在缺环问题，还不具备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但是从二者动物纹所具有的基本要素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主要的，传统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说，山戎文化动物纹的渊源，应来自商周之际冀北山地和辽西山地已露端倪的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估计不致有过大偏差。
(有关山戎文化动物纹插图，已刊于本刊1999年第1期《山戎文化动物纹的分布地域与年代分期》一文，本文从略。
注释：
①《河北青龙抄道沟发现一批青铜器》，《考古》1962年12期。
②《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图版87，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刘建忠：《河北怀安狮子口发现商代鹿首刀》，《考古》1988年10期。
④《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考古》1978年6期。
⑤郭大顺：《辽河流域“北方式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图二。
⑥郭大顺：《试论魏营子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第90页。
⑦《辽宁建平县青铜时代墓葬及相关遗物》，《考古》，1983年8期。
⑧靳枫毅：《大凌河流域出土的青铜时代遗物》，《文物》1988年11期。
⑨《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12期。
⑩同(5)。
《辽宁抚顺市发现殷代青铜环首刀》，《考古》，1981年2期。
同(5)。
王未想：《内蒙古林东塔子沟出土的羊首铜刀》，《北方文物》1994年4期。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同(7)。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