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相关问题的探讨－谈股论经－理论频道－中工网

    “十二五”期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推进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将在由吸引外资“请进来”、扩大出口创汇的“单向”开放基础上，更加强调“走出去”进行境外投资、扩大进口我国急需的高新技术产品和战略性能源资源产品，形成互利双赢的“双向”对外开放新格局。

    长期以来，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低投资、高消费”的经济运行模式，我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形成的“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经济运行发展模式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原有的全球经济“互补性平衡”运行模式难以为继，两种模式都存在各自调整、形成新的平衡的内在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将更多依靠内需增长，内需增长由依靠投资转向更多依靠消费。虽然这种转型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消费需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要求使改革开放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因此，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十分必要而迫切。

改革攻坚，为实现“十二五”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一）整合财政资源，服务民生，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所集中的社会财富不断累积，增强了中央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与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筹码。但财政资源本身也存在不少亟待改革的问题，财政资源的严重体制分割和不公平分配加剧，结构性、长期性的财政风险不断积累，财政危机潜伏，社会矛盾酝酿。在“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必须整合财政资源，构筑公共财政预算和资本预算体系，将国有资产管理、金融机构国有股权管理、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统一纳入到国有资本预算的范畴，整合财政资源，化解财政风险，偿还财政债务，并建立国有资本预算补充公共财政预算的有效联接机制，扩充公共财政实力，优化支出结构，完善城乡一体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使公共服务真正做到服务民生、惠及百姓，为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要重塑基本财政制度框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资源，在增强财政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强地方财政自我融资发展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在产业选择和城市建设等方面强化土地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和创新发展的激励机制。中央财政应更多地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提升不同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政府采购和结构性税收优惠政策等财政手段，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的良性互动。

    （二）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和矿产资源改革，促进要素流动和节约利用

    “十二五”期间，在构建并完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应配套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在城乡之间、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中心村、新农村之间的“双向互动”、合理有序流动，形成人口分布与资源承载力相匹配的大中小城市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共荣、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格局。继续深化土地制度和矿产资源管理改革，促进土地节约使用和流转，促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园区化，提升服务业现代水平，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高效利用。

    （三）推动金融创新发展，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国际化进程

    近些年来股权分置改革、创业板资本市场和股指期货的推出，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创新发展和自主创新支撑体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在海内外上市等方面取得突破性成就，政策性银行转制改革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城市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与信贷机构的改革发展也不断在为我国经济健康协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保险行业也稳步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在进一步推动金融领域改革和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改进宏观领域的货币政策，加强考虑房地产、多层次资本市场及其衍生产品等资产价格波动因素的货币政策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与此同时，应探讨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的途径，提出改进汇率政策操作，加强金融风险防范的政策举措。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元区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演化，为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经济合作尤其是货币金融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人民币走向渐进式国际化道路创造了条件。如设想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面向日韩的“离岸”金融合作区，在特定区域内实验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途径，并稳妥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板建设，探索创建相应的国际金融货币协调和监管机构或机制。在维护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和安全、维护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逐步使人民币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经济大国形象矗立于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