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诺贝尔”：焦虑还是狂欢？

一年一度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在即。纵不能说是中国作家心头的痛，但凡是写作者，总会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读者对这一文学奖的“迷信”与崇拜，巨额奖金的诱惑、“诺贝尔”三字背后的巨大意味……于是，每年临近十月，人们的目光都有意无意地投向瑞典斯德...
　　近日，甘肃的《未来导报》推出“2010：中国诗人、作家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系列专题。虽然策划者高调宣布，“我们并不在意结果是否精准。重要的是我们以此呈现了中国当代诗人和作家之所珍爱。这已经足够了。”但无论如何，这“推荐”搭的还是“诺贝尔”这趟顺风车。而在这份名单上，由中国作家推荐的中国作家的名字可说最引人注目。这些被广大文学爱好者熟知的名字再一次提醒着我们怀着的文学梦想：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当然，也有人把这种期盼归结为四个字：“诺奖焦虑”。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的推荐者主要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已在文学界站稳一定脚跟的“青壮年”诗人、作家。这近四十名诗人、作家，分布在各个省份，虽然他们的推荐没有瑞典皇家学院院士们的神圣效力，但是从这份推荐名单上也可以看出，在“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我们身边的作家和诗人，有着复杂而各异的阅读趋向、审美意图。从他们的推荐语中，我们也可以依稀看出这些作家创作中的精神脉络和前进方向。而无论是“诺奖焦虑”，还是“皇家学院的中国式狂欢”，如果撇开“诺贝尔”这团迷雾，普通读者还是可以从这份日渐庞大的推荐名单上，看到中国作家们列出的一份万花筒式的世界文学阅读书单。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作家中的作家”、“写作者中的写作者”。　　一次类似游戏般诺贝尔文学奖推荐活动也显示出当下的文坛百态。有人欣然推荐，有人婉转拒绝，有人正襟危坐，有人嬉笑怒骂，有人是看热闹，有人是当炒作。有心人尽可以对推荐名单进行各个角度不同的解读。比如，邱华栋推荐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21世纪这个大众媒介时代，很难相信还会有像卡洛斯·富恩特斯这样有宏大的抱负，企图囊括历史和整个时代的全部面貌，将时间与历史打通，在时间中自由穿梭的作家出现。在眼下电子媒介逐渐占上风、到处都是信息垃圾和碎片的后现代与全球化的社会里，卡洛斯·富恩特斯属于那种正在消逝的文化背影和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也许不会再回来了。”这兼具赞美和叹惋的词语中，难道不是富含对当下写作状态的一些言外之意么？甚至作家的文学理想，其写作的“野心”和“企图”，都可以作一二猜测。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推荐名单上的中国作家。浙江诗人潘维推荐的是中国旅欧诗人北岛，“每个议员都应站在自己选民的立场说话，我无需为其他自由发言人的语种代言，我从汉语的位置出发支持北岛。”他这样表示。从他的荐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作家试图在世界文学版图确立位置的一种姿态和意图：“诺贝尔奖本身是西方游戏规则与话语权的产物，因此汉语作家要获此奖的概率颇低。事实上，仅凭文本实力角逐是许多人的真空臆想”，“英语获奖是常态，而汉语获奖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也会让世界的文学视野扩展丰富。”　　这当然只是一种声音。名单中还有如福建作家林那北，凸现出作家个人的趣味的推荐。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北北推荐的是自己的同行——江苏作家苏童。荐语中除了有诸如“他的许多小说总是指向历史和记忆，让时光保留了某些故事和细节，同时也删除了另一些前因后果”、“他的小说一向并不激烈，罕见炽烈的、激情燃烧的想象或者冲动，但叙述的疏密、开阖以及机智潇洒都纹丝合缝，并且在水一般灵活之中又隐含了内在的控制，收放自如”等关于小说技巧方面的叙述之外，她更是直白地称苏童为“一直是个被我仰视的作家”，“能借这个机会向他致敬是件愉快的事”。于是，就有网友说，“追了这么多年的诺贝尔，直追得气喘吁吁，轻松点看待这个奖项，其实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而主办方也表示，本次推荐的目的并非是与瑞典文学院掰腕子或者叫板，更不是“猜谜”游戏，而只是一个呼应。推荐的目的并不在于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会不会出现在这份推荐名单上。事实上，这样的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每年瑞典皇家学院的出人意料是举世皆知的。“全球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诗人、作家患有‘诺奖焦虑症’，他们的写作已经有些变味，成为被批评乃至取笑的对象。我们认为这首先是诗人、作家自己所致，同时希望同样的情况不要发生在当代中国诗人、作家身上。瑞典文学院只是在做他们认为自己该做的事，中国当代诗人、作家则需要考虑另外一些问题。”2010-09-30 09:57:57 来源：文学报 记者 金莹 王蒙称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不遗憾2010年10月01日 15:47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昨日下午，著名作家王蒙结束了两天的李白故里行回到成都。面对记者的采访，精神矍铄的他谈笑风生。自嘲是“口力工作者”“这两天去了绵阳，四川给人的感觉很大气，当地的小吃也相当好吃。”王蒙几句话一下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在中国政协、中国作协都有职务的王蒙幽默地自嘲道:“现在社会活动很多，我担心自己都成了‘口力工作者’了！这也好，多讲话至少可以练练气。对身体有益。”他曾计划70岁以后就封笔，但现在平日里有空，照样爬格子。“因为写作对我从来都是放在第一位。”他感叹，“在相对稳定的环境，能够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能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在人的一生中，机会不多。”“巴金让我‘多写点’”昨日谈及巴老的去世，王蒙神色黯淡下来，他回忆说，“巴老每次见我，最爱说三个字:‘多写点’。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全国的同行，希望他们多出作品，并且多一些发挥最好的得意之作。”王蒙从19岁开始进行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有52个年头。他说，爱好文学是件幸福的事，因为这样意味着你比别人多了一个精神家园和精神世界。“诺贝尔奖有时也稀奇古怪”王蒙曾4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每次都失之交臂，对此他表现得很淡然。“有人说让我去争取，我跟谁去争取？”王蒙轻松地说，“诺贝尔奖是个相当严肃的奖，对作家也相当有吸引力。不说别的，单是那10万欧元的奖金，就有诱惑力。但我觉得它也挺‘稀奇古怪’的——在我看来，诺贝尔奖就像斗牛士手中逗引牛进攻的一块红布。”随后，王蒙话锋一转，展现了自己的幽默:“如果哪位中国同行真的得了这个奖，我一定表示祝贺，如果刚好认识，我还要敲他一竹杠，让他请吃饭。” 高行健获诺贝尔奖，中国作协当时是怎么评价的？庄生晓梦[学者] 他是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华人作家，但是他的得奖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议。有些人认为中国有很多作家更加优秀，他的得奖是因为他的反共政治立场所致，有的人反对前者的说法，认为这在中国文学有着积极的意义。有人称他为大陆异议作家。

高行健（1940年1月4日－），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导演，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祖籍中国江苏泰州，八十年代末前往欧洲，现为法籍华人。 高行健出生于江西赣州，父亲是一名银行职员，母亲是基督教青年会成员，做过抗日剧团的演员。在母亲的影响下，高行健对戏剧、写作产生了兴趣，从小就有涂鸦的爱好。
1950年，高行健全家搬到了南京。
1952年，高行健就读于南京市第十中学，以前这所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能够接触到许多的西方翻译来的著作。另外高行健师从画家郓宗嬴先生学画素描、水彩、油画以及泥塑。对这段时光，高行健回忆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学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梦里”。
1957年，高行健高中毕业，听从母亲的建议，没有报考中央美术学院，而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1962年，高行健从法语系毕业后，在中国国际书店从事翻译工作。
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期间曾到安徽宁国县港口中学任教。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
1977年，在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9年5月，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回国后高行健发表了《巴金在巴黎》。
1980年，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
1983年，与刘会远共同创作的剧作《车站》，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但很快被禁演。
1985年，在北京与雕塑家尹光中举办泥塑绘画展，开始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这也是到目前为止，高行健在大陆举办的唯一一次画展。同年，应邀赴欧洲五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丹麦）访问八个月，在柏林文化之家举办了个人画展，获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卖画获“巨款”四万马克，从此高行健开始了以画养文生涯，获得了更多写作上的自由。
1986年，由于当时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高行健的剧作《彼岸》被禁演。
定居欧洲
1987年，尽管当局多有阻挠，高行健还是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
1988年开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以后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的年展。
XX事件后，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1990年，剧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发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剧院首演，由此更加触怒了中国政府，高行健被开除工职、党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则宣布，不愿再回不自由的中国大陆。
1992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1997年，高行健加入法国国籍。
1999年，高行健的画作在巴黎参加罗浮宫第十九届国际古董与艺术双年展。
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瑞典科学院对高行健作如下评价：“具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2年2月25日，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高行健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作品
戏剧
《绝对信号》
1982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1992年，在台湾上演。
《车站》(与刘会远合作)，实验剧作
1983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1984年，在南斯拉夫上演；
1986年，在香港由第四线剧社演出；
1988年，在英国上演；
1992年，在奥地利上演；
1999年，在日本上演。
《野人》，大型剧作
198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
1988年，在德国汉堡上演；
1990年，在香港上演。
《高行健戏剧集》，戏剧集
1985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绝对信号》、《车站》、《独白》(独角戏)、《野人》，以及现代折子戏四篇：《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口》。
《彼岸》，实验剧作
1986年，在北京文学刊物《十月》发表；
1990年，在台湾上演；
1994年，瑞典皇家剧院出版瑞典文版剧作选《彼岸》，译者马悦然。
1995年，香港演艺学院，高行健执导。
《躲雨》
1987年，在瑞典上演。
《冥城》，舞剧
1988年，在香港上演。
《声声慢变奏》，舞剧
1989年，在美国上演。
《逃亡》，剧作
1990年，在《今天》第一期发表；
1990年，在瑞典皇剧院首演；
1992年，在德国、波兰上演；
1994年，在法国上演。
1997年，在日本、非洲贝宁和象牙海岸上演。
《生死界》，剧作
1991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
1992年，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在巴黎圆环剧院首演，后参加"阿维农戏剧节"；
1994年，分别在澳大利亚悉尼、意大利"当代世界戏剧节"上演，高行健执导；
1996年，在波兰上演；
1996年，在美国上演，高行健执导。
《山海经传》
1992年，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对话与反诘》，剧作
1992年，在《今天》第二期发表，法文版也同时发表；
1992年，在维也纳首演，高行健执导；
1995年，在巴黎莫里哀剧院上演，高行健执导；
1999年，在巴黎再度上演，高行健执导。
《周未四重奏》，剧作
1996年，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夜游神》
1999年，在法国阿维农戏剧节首演。
《八月雪》，现代禅剧
200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2002年12月19日，在台北首演。

小说及论著
《灵山》，长篇小说
1990年，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
1992年，瑞典文版出版，译者为马悦然。
1995年，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杜特莱。
2000年，英文版出版，译者陈顺妍(Mabell Lee)。
《一个人的圣经》，长篇小说
1999年，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2000年，法文版出版，译者为杜特莱。
《给我老爷买鱼竿》，小说集
1989年，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中短篇小说集
1984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寒夜的星辰》。
《没有主义》，文艺论文集
1996年，由香港天地图地公司出版。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文艺论著
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戏剧论文集
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高行健戏剧六种》
1995年，由台湾帝教出版社出版。
《高行健·2000年文库－当代中国文库精读》
1999年，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新聞公報中指出，高行健的長篇巨著《靈山》是一部「無以倫比的罕見文學傑作，也是一部朝聖小說」。劉再復說「它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獨」。
高行健获奖演说.txt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308810.html?from=zhi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