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焦虑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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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简史（1）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要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再不采取行动废除核武器，并防止气候进一步恶化，我预言，这场浩劫迟早要降临我们头上。
——史蒂芬·霍金，物理学家，2007年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总是对胃里阵阵不舒服感到极为恐惧，其中夹杂着对生活的不安全感。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家，1902年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愿意再担心这些事情：电话账单、卵巢癌、黑熊、苍蝇、疯牛病、气候变化；夜晚在高尔夫球场散步却被一群飞虫包围，弄得兴味索然。我总感觉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很高的地方奔袭而来，落在我的后背，不知不觉中皮肤就会生出一种恶性黑素瘤——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还有，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超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那足以要了每个人的命。难以预料的肝病肯定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威胁……我徘徊在焦虑边缘，心头时不时掠过一种恐惧感，甚至有时还会莫名地担心我正在开的车随时会爆炸。
这些恐惧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必须保持警觉，极力避免令他们担惊受怕的事情发生。然而令我困惑的是，犯罪、蝙蝠、房屋失火、负面舆论、恐怖主义、乳腺癌、变胖，以及可能会对我的两个孩子造成伤害的事……这一切可能没有必要去事先担心。
“难道是我自相矛盾吗？没错，我是自相矛盾的。”沃尔特·惠特曼（这位美国诗人很怕蜘蛛）写道。显然，我与美国四千万成年人一样（这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对矛盾的事有着奇怪的癖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近五分之一勇敢的成年人跟我一样焦虑不止，有的人甚至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症状：惧怕，暴力攻击倾向、歇斯底里、创伤过后的紧张失调、强迫性神经失调……我们忍受着焦虑带来的伤害，犹如穿着一件布满棘刺的披风。
我想象这四千万神经紧绷的芸芸众生，是否也体验过我在2006年1月所感受到的恐惧。当时，我注意到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期有关流感的公报。卫生部在新建立的专门网站上告诫各州公民：请务必储存足够维持六至八周生活所需的食物和水……这事可真够新鲜的啊。
“这是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我很纳闷，感觉到心脏怦怦直跳。这暗示着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比如大范围的灾难和死亡。我连忙用Google搜寻，才知道1918年的大流感曾导致人们呼吸急促、声音嘶哑，黄热病瘟疫肆虐——那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导致大量的人死亡。
直至2006年冬季，这种病毒还不断在变异，以演化得能比感染鸟类更快感染人类……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吗？这是灾难。我接着访问政府的传染病网站pandemicflu.gov，却只发现一份乏善可陈的报告。看来，还是不能对官方的援助抱太大期望。我们确实需要在地下室储存鲔鱼罐头和矿泉水。因为一旦食物供应系统崩溃，大家就等着饿死吧。
我该怎么办？那四千万焦虑的美国人该如何是好？当你遭到焦虑的折磨时，总要找到一个贴切的原因来解释你的恐惧。让喋喋不休的忠告见鬼去吧，我不需要来自官方的安抚，我只想知道此刻应该做点什么。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帕特里夏？”大约一个月后，我丈夫在门口签收了邮包，转身问我，“你又买了什么东西？”
“怎么了？”我在二楼的工作室朝楼下喊道。
“噢……”他说着上了楼。每踏一步台阶，平日里非常平和的声调就提高一级，“上周有个快递公司运来一只大箱子，里面足足装着十二个冷冻蔬菜的储存器！我早前就想要问你的，后来忘记了……”他往箱子里探头，“噢，这次你好像买了一大罐奶粉。”
他站在我的工作室门口，手里拿着刚刚被拆开的包裹。“看来你需要加二十七杯水，才能冲泡这些奶粉。”我亲爱的丈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看那架势要么会哈哈爆笑，要么就会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事情总是这样的。
我让他稍安勿躁。我们来讨论一下济慈①所称被“清醒状态下的焦虑”折磨的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那种痛苦是肉眼所无法看到的。这种经年不息的焦虑并非表现为胆小怯弱，或蜷缩在角落。我们不会被脚步声吓得瑟瑟发抖，也不会由于呼啸云端的隆隆声而在飞机上呜咽抽泣。在民俗传说和趣闻轶事中，恐惧总是与不成熟联系在一起，一律被率性地称为“神经兮兮的懦夫反应”——这样的理解完全是一种偏见！焦虑的来势之凶猛，是外人永远无从探知的。我们的焦虑情绪是私密、随意、怪异的，并且通常会被伪装和掩饰起来。它总是隐秘而又疯狂地在不知不觉中蔓延。
①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国诗人。
无论泛泛之交还是多年旧识，无论是孩子还是恋人，都会被焦虑症患者的伪装所愚弄。你知道吗？达尔文在晚年一直试图压抑无法自拔的惊恐感；谁能洞悉丁尼生①或叶芝②所感知到的恐惧？艾瑞莎·弗兰克林③在舞台中间歌唱、贝克汉姆在球场上大秀技艺，这两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泰然自若的镇定表现。在他们喜悦和优雅的外表底下，难道真的没有隐藏一丝丝恐惧吗？我认识一位CEO，他不论何时进入地下通道都会全身僵硬。就在他和生意伙伴共同乘坐大轿车、从东河下方的拉瓜迪亚隧道前往曼哈顿时，想必他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异样。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将业余时间都用来制订应变飓风的计划，因为她确信飓风会将她在蒙特利尔的房子夷为平地。我还有位好友是很可爱的人，她男朋友在芝加哥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我这位朋友整天担惊受怕，原因竟是害怕有什么东西会弄断男友的脚趾。
你无法从一英里以外辨认出一个人是否正在焦虑不堪。这种人的表现往往并不明显，焦虑的人甚至无法辨认出另一位同病相怜者。恐惧就像电流充满我们的身体，只有在无人注意时才会放电。
①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
②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
③Aretha Franklin，美国歌手，作曲家和钢琴家。
焦虑简史（3）
2006年3月，新西兰政府启动了全国住户邮件系统，要求人们重视一触即发的死亡和瘟疫。在别人看来，这是国家财政的益民作为，我却从中嗅到了危险的气味。我是FluWiki网站（一个由危机处理专家建立的百科网站）的常客，每天都会登录浏览。这家网站好像是专为神经质匿名者准备的一个非正式、无需寒暄的讨论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发现来自世界各地言辞犀利以及行为怪诞的人。交谈的范围无所不及，从病毒变异的科学对话到传染病的历史沿革，以及“我们该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怎样储备家庭燃料”这样的话题——所有一切都基于这样的推测：自我隔离是预防病毒感染唯一有效的方式。
“这星期我洗手很勤，都洗出血了。”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母亲说，光是一个晚上她就在FluWiki网站发表了七篇文章。她是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已经提前准备好孩子们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盒，这样一来，孩子们即使是在检疫时需要被隔离也能够愉快度过节日。她考虑问题总是相当周全。不过，这正是问题所在。焦虑症患者通常会陷入无休止的假设中，为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杞人忧天。而引起焦虑的根源问题在于，他们难以接受不可预期的事情，偏执于不确定性而无法释然。正如心理学家玛丽亚·米塞利所说，这必然会造成一种要对未来拥有绝对支配能力的心理。上述这位德克萨斯州母亲是该网站的常客，她似乎也总是为他人承担起母亲角色的职责，然而，她也坦言这已令她精疲力竭。我推断，她可能患有轻度的强迫性精神失调症，并不只是因为她不停洗手的行为，还有常会发送暗示社区混乱的帖子。这类帖子时常出现，并瞬间引起一片热烈讨论。
我也曾兴致勃勃地读着《只用罐头食品烧饭》一文，由此产生了一种对拓荒时代的缅怀之情——就像阅读《草原小屋》①时一样。后者描绘了真切而清晰的恐惧，让我边读边为之庆幸：还好爸爸拥有一支猎枪。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参与讨论的人们往往做出这样的假设：没有为传染病流行做好准备的人会陷入绝望，不顾一切四处寻找食物。这种耸人听闻的话题引发了“如何避免家庭遭到侵袭”之类的热烈献策，甚至有人提出了“262项建议”，仿佛玛莎·斯图尔特②在杂志专栏里传授家政技巧和纸杯蛋糕的制作方法那样。不过我对此并不十分热衷。
为了不使浏览过Flu Wiki网站的人指责我们“对威胁给予选择性的关注”，我有必要说明一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焦虑的驱使下这么做的，人们也总能从禽流感专家那儿得到支持的引证。按照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姆的观点，如果在冬季爆发大范围的流行病，“除了说说以外，我不晓得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根本束手无策。”
①《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美国女作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杰作，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他们纯朴的小木屋生活，平凡而动人的善良人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②Martha Stewart，有“家政女王”之称，透过广播电视、杂志及数十本著作，向全球千万户家庭兜售烹饪、持家、装潢、育儿秘诀。
焦虑简史（4）
可是，怎么能够坐以待毙呢？2007年，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伦敦的科学家刚刚将“末日时钟”①调快了一分钟，象征文明末日的临近。对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仪式，我不确定他们期望人们作何反应，总不会是希望看到人们长叹后躺倒在地上，把自己埋在秋天的枯叶里面吧！在十一月阴冷彻骨的早晨，我就在后院里亲眼目睹一只受伤的松鼠用这种方法来应对。
如果是大规模的流行病或灾难，我起码还能为此做点准备：储存足够的食品，设法搬离市中心。但我能为“文明的末日”做些什么？那些操弄“末日时钟”的科学家反复演练着一套自我毁灭的假说，实际上引发的是压抑，而不是焦虑。焦虑与压抑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信心十分微薄，但它总是偏执地带着“能够幸免于难”的希望。举个例子，公事包掉落在地了，压抑的表现会是嘟囔着咒骂“真是见鬼了”；而处在焦虑之中的人则将公文包捡起来，然后避免其再次发生。
①Doomsday Clock，1947年由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设立，根据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标示世界受核武威胁的程度：12时象征核战爆发。
对付恐惧的方法有很多，但我专门研究了心理学家玛利亚·米塞利提出的“假设分析方案”——晚上躺在床上，尽可能想象自己期望出现的情况，然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叙述它：使用法语，或者假想自己是只猫。“一个人对事件的掌控能力与他的预见能力息息相关，”米塞利指出，“如果无法预知，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因此，为了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不得不肩负艰巨的任务，去构想突发事件的可能走向。但事态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结果这种构想非但没有减轻我的焦虑，反而像唱片的纹路一样益发深刻：
要是我不能胜任怎么办？
坐上我的马自达汽车？连同狗和孩子？
我们就待在这儿？在地下室里？
如果狗狗要去外面遛达，回来时脚上怎样才能不沾上病毒？
它可能会踩到鸟粪。
我是不是应该给狗狗买一副足套呢？
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段日子，我们谈了很多与恐惧有关的事：恐惧政治学、恐惧的文化、恐惧“天赋”，对恐惧感的恐惧等等。然而，焦虑与恐惧是两种大相径庭的体验：恐惧来自于直接的威胁，并会激起本能的反应。一头熊追你，你只有狂奔；一辆失控的汽车横冲直撞，你肯定要纵身逃到路外。恐怖分子劫持了你所搭乘的班机，目标直指华盛顿，你只能说“听天由命吧”。
德国心理医生库尔特·戈德斯坦指出，“恐惧能令感觉更加敏锐，焦虑则使人瘫痪。”
这两种反应看起来似乎只有行为上的差别，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困境。焦虑的人并非麻木不仁或缺乏勇气。恰恰相反，最近核磁共振成像方面的研究已表明，当得到危险的讯号时，遭受焦虑失调折磨的人会做出完全正常的反应——这部分大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杏仁体①。换句话说，在其他人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做出敏捷而勇敢的反应时，焦虑症患者也能快速应变。
焦虑简史（5）
焦虑最令人恼火的特征是它的漫无目标。它就像无形的波浪席卷你的全身，将你往下拖，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变成令人惊恐的庞然大物，让人如坠深渊。我就快要淹死了。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所强调的：“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那是对威胁无能为力的体验。”
我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那是在陪伴我的儿子参加一年级学生远足的旅途上。我们坐在校车上，正前往剧院观看以庆贺中国新年为主题的歌舞表演。我的儿子跟他六岁的同学兴致勃勃地玩起了“侦察兵”游戏。凝视着车窗外的景致：一月的多伦多格外单调，道路满是泥泞，交通滞缓。两个孩子沉醉于快乐的游戏中，此情此景是如此曼妙：车厢里散发出湿手套和积雪融化的气味，夹杂着洗发精和水果口香糖的味道。车座的弹性相当好，孩子们穿着雪裤在上面蹦来蹦去也不会凹陷。孩子们兴奋得好像得知即将去到周日自助餐厅那般，兴奋不已。结束了侦探游戏后，他们又扯下前座男孩们的帽子作乐，继而玩起“星际大战”游戏：他们用小手掩住嘴，模拟在广袤的银河系里远程通讯……
①Amygdala，大脑核之一，位于侧脑室下角的前端，因形似杏仁而得名。与情感、行为、内脏活动及自主神经功能有关。
孩子们玩得如此快乐，而我坐在他们身旁，脸上虽然勉强堆出愉快的空洞神情，却始终难掩内心的忧虑。我感到全身僵硬，于是尝试用指尖按住掌心，竭力想把忧虑从大脑、内心和灵魂中赶走；我不停地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把这些情绪当作关节炎、牙痛、头痛或恶心之类的症状——虽然不舒服，但无关紧要。“请让忧虑从我心里退去吧！”在这辆满载孩子欢乐的学校巴士上，我却发出了爱德华·蒙克①的“尖叫”②。
①Edward Munch，1863-1944，挪威表现主义画家，对心理苦闷的处理手法影响了20世纪初的德国表现主义。
②爱德华·蒙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蒙克的一生饱受焦虑的折磨，他通过画笔攫住恐惧，仿佛用大头针钉住一只灰蛾。他是一位追求科学的天才艺术家，他对焦虑的精准揭示不仅赤裸得令人难堪，甚至能让人失去理智。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自己的恐惧归咎于那则关于“末日时钟”的报道；这萧瑟的冬日风景，抑或是我增减不定的银行户头——身为一名作家，我承受着从饕餮盛宴到饥肠辘辘的现实落差，这曾是我本人的真情实感。可是，为什么蒙克画作上的形象会发出尖叫？世人熟知的丁尼生和叶芝，还有威廉·詹姆斯①和达尔文的害怕又来自何处？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恐惧呢？
①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宣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
2006年，黑暗的冬天开始变得愈发暧昧不定。“昨天夜里打雷时，大地在摇晃，”有人在FluWiki网站上写道，“新泽西迎来了气候宜人的温暖春天，我开着车，无法相信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毒。了解内情的人断言这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感觉到威胁，不过我相信某些令人忧心的事正在发生。我觉得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不予理睬。但人的念头可以截然分开吗？是左脑与右脑之争吗？你们是否也有过这种矛盾的念头？”
这篇文章唤起许多人都曾感受过的周期性超现实意识，当然也包括我。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去避开“所有人终将死去”这个念头，但所有人终究会意识到这一点。来自新泽西这个家伙的发言让人联想到1837年丹麦年轻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所说过的话。人们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心理学天才，但我会争辩说，真正的天才是克尔凯戈尔。这位来自哥本哈根、年仅二十七岁的作者依据自己的忧虑经验和细致观察，对这种状态提出了深刻见解，在我看来，前人的任何贡献都难以与之相比。“焦虑与客体保持着一种诡秘的交流，无法回避，实际上也不能回避。如果说恐惧能诱发行为，那么焦虑将驱使人们进入强迫性沉思。”他写道，“对害怕的事物存在一种渴望，一种感应性厌恶。焦虑是个体所拥有的排斥力量，但无法驱走，也没有要驱走的意志。人虽然恐惧，但对恐惧的事物存在渴望。”
焦虑简史（6）
难道我渴望自己死于禽流感？新泽西这位留言者渴望在春天的细雨中与人世诀别？当然不是。我们都在寻求某种原始的元素——它不断地刺探并延展着人的忍受范围，因而人们不仅能够进行极限运动，也能在看《电锯惊魂》这样的电影时始终镇静自若。克尔凯戈尔还写道，“人们所渴望的与其说是自由，毋宁说是自我。压抑或无视焦虑并不能让我们成熟起来或更有创造性，唯一的方式就是经受它的锤炼。”渴望自由，并不意味着享乐主义，亦非出于现实的目的。
换句话说，我们的焦虑也在成长，并通过西方文化进行传播，因为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需要成长。克尔凯戈尔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为“懦夫纪元”。因为人们“竭尽所能逃开自己的内心，在嘈杂的娱乐中驱赶孤独感”。我们发现，所有现在耳濡目染的事情几乎在两百年前就出现过了，但任何交流中已难觅对“存在”的思考。焦虑开始被认为是可以用药丸来抵御的，而不再被当作文化发展受阻的讯号。
根据2002年“世界精神健康调查报告”在十八个国家收集的资料，焦虑已升格为席卷全球最普遍的精神健康问题。然而，每个国家的发生率千差万别。在世界上，美国处于最高焦虑水准，终生患病率为28.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3.4%的墨西哥人从未经历过明显焦虑（或忧郁）。美国人遭受焦虑的痛苦程度要比中国人高九倍，而德国人的焦虑程度要低于法国人。
统计资料显示，焦虑与恐惧在本质上的差异再明显不过了。想体验恐惧吗？去伊拉克好了，或者在朝鲜发表自己的观点；把自己困在珠穆朗玛峰上，或者从飞机上跳下来，抑或想象一个白人置身于津巴布韦农场的处境。
有一天，我那墨西哥裔的心理医生提出了他的看法：在西方世界，人们焦虑的原因在于“一切都在掌控中”的错觉。他认为，拉丁美洲人习惯于社会的不公和困苦，缺乏“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幻想。
2005年夏天，古巴人和墨西哥人连续遭到破坏力极强的飓风袭击。美国人挥动着拳头高声斥责官员们必须为卡特里娜飓风灾情负责，而同样受灾的拉美人则跳着桑巴舞着手灾后的重建工作。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拽着那条色彩鲜艳的领带，冲我调皮地微笑，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非常严肃。正如环保思想家戴夫·波拉德所写的，“这是错觉，是误以为某些事情能做到或必须去做的幻觉：例如追责畜牧业者，让他们对‘疯牛病’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审判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夺回我们的主导权——其实这些举动会把我们逼疯的。”
确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控制权。我们需要的是像松树和棕榈树那样在暴风雨中弯下腰——温顺，能适应，协调一致，又完全扎根于自身的原则。从本质上说，我们需要的是心智的成长。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7）
睡吧，你这头黑眼睛的猪
掉进满是魔鬼的深坑
——19世纪初，冰岛摇篮曲
“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我答道，随手拉上窗帘。不过，我的女儿克拉拉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孩子，只要哄一哄或轻轻的一个吻，就能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她从来没有愉快地入睡过。女儿同小时候的我一样，是个容易担忧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她就极易受到惊吓，很难安定下来。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别说是啜泣和急性腹痛了，就连录音带发出的噪音也会令她坐立难安。她不会，也无力轻易地消除疑虑。她正是哈佛儿童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所称的“高度反应、敏感性格”的典型例子。
“小女孩被绑架离家以后，会死在树林里吗？”克拉拉一再问道，非要将这种可能性打探个水落石出。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曾经有个大约十岁的黑眼睛女孩突然失踪了，据说这女孩是在自家床上被绑架的，事件在学校不胫而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在自行车道边的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家的一个熟人被控为谋杀犯。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曾是报道犯罪新闻的记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想象出类似的可怕场景：夜黑风高，凭借远处的光亮，一个陌生人顺着梯子潜入我家位于多伦多郊区的狭窄后院，并撬开克拉拉卧室坚实的窗户。不过，我知道女儿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她想知道的其实是该如何应对。她清楚至少有人曾经被劫持了，这种事就有可能会再次上演。
克拉拉的大脑正处在发育阶段。在她的脑叶里，杏仁状的脑下垂体是哺乳动物产生恐惧的感觉中枢，能够发出五种警报信号。一旦她不能对威胁进行合理的评估，将此信号传回脑下垂体，就会导致“错误的预警”。
在晚上，她出于与白天同样的原因而感到害怕，一个星期里就为此哭过好几回，感到无能为力。欧洲的研究人员最近证实：父母向来低估了孩子恐惧感的强度。（我对此并不惊讶）对灵长目动物以及人类来说，黑暗会加强恐惧的反射。按照神经病学的观点，在日落后我们的神经波动性更大，也更警觉。与此对比，啮齿动物和兔子在白天则更为机警。
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化里，我们会让尚未能抵御孤独感的孩子独自睡在自己的床上。实际上，我们是在要求非常脆弱的家庭成员独自照料自己。我们让他们在篝火周边巡逻，却不给出任何可沿循的指示；不光如此，我们还不准许他们拉响警报，因为这样会扰醒我们的安梦。
“当成年人极力回想小时候害怕的事情，”段义孚①在他那本文笔优美的著作《恐惧的景观》写道，“他们其实忘了童年的种种快乐，只对茫茫黑夜里自己的瑟瑟发抖记忆犹新。”
我对黑夜的恐惧记忆犹新。1971年，我跟随父母住在新德里，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战争（那场战争决定了孟加拉共和国的诞生）。当时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而新德里北方较远的城市还在遭受巴基斯坦军方的狂轰乱炸。印度首都的所有家庭都接到当局的通知，要将窗子漆成黑色或干脆封上，以免让城市暴露在巴基斯坦空军的炮火下。当时我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只记得父母之间扼要的谈话以及持续而可怖的黑暗。有时候，我会跪在床边冰凉的石棉瓦地上，祈祷我们的住处不要被飞机夷为平地；真希望房间四周的墙永远不变，我永远不要跟所爱的人们分开。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变得面目全非。
整个印巴战争期间，我们家只发生过一次意外，就是被唤作“蜀葵”的小白兔死了。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十多岁的姐姐本来准备上床睡觉，却一不小心将兔子踢进茅坑里。“我想它肯定淹死了。”她解释道，语气中充满愧疚。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8）
①Yi-FuTuan（1930-），当代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将人的主观性情与客观地理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阐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住在印度的三年里，我的体重锐减，成了焦虑型厌食者，不敢吃牛肉。医生开了食疗药方，让我每天喝香草奶昔，妈妈为此还特地跑到美军海外军事基地去购买。那里有专为美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提供服务的杂货店。在那里，“卡夫晚餐”干酪、“杰米玛阿姨”早餐，还有炸薯条……在这片异国土地上，看见这么多美食摆满了一个个橱柜，真是令人安慰。每天下午，我都与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牵着手，从美国国际学校步行回家，书包里装着我的史努比午餐盒。我们这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要避开随时出现在路上的猴子、横冲直撞的自行车、摩托车，满大街散步的牛，到处都是乞丐……这真是让人感到痛苦和担忧的世界。我们一直走到那满是尘土的家门前，才挥手道别。我走进有空调的房子里，盘着腿在地板上喝完香草奶昔，然后写写东西或观看方形电视机里播放的宝莱坞电影。
印度是我个人记忆中“恐惧景观①”的发源地。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描绘一幅独一无二的心理风景画。对于那些童年时代就害怕的事物，始终都会保持特异反应般的警觉。心理学家将这些反应称为“暗示性恐惧”。儿童之所以怕水，是因为曾遇到突发事故，或是其父母过于神经质的缘故。暗示着恐惧的事物还有：狗、沙漠、漆黑的小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摩托车、遍地的牛粪、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害怕走失或担忧被抛弃——我的父母在世界各地漂泊，身为他们最小的孩子，我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
①段义孚所提出的概念，他将人们的感受与环境景观联系起来，提出有胁迫性的环境是恐惧的来源之一。
我对大型肉食动物的感知，是从八岁那年的夏天开始的。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的司机桑尼兴高采烈地开车载着我们，从新德里北部出发，前往旧英国驿站，它位于喜马拉雅山东边山脚的比姆塔尔。那是一个毗邻冰湖的高山溪谷，就在科贝特国家公园附近，是印度著名的食人虎的栖息地。我们在一幢房舍安顿下来，屋主是一个叫斯梅塔塞克的捷克人。斯梅塔塞克先生热爱探险，他拥有大批神秘的收藏品，比如用大头针钉住的、稀奇古怪的蝴蝶标本。
这次旅行让大人们平日里的紧张情绪得到纾解，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则情绪高亢，我也一样。我坐在红色的旅行车后座，顺着后窗向外眺望，环绕德里灰蒙蒙的平原上尽是坑洼不平的泥路，妇女的背上好像驮了很多草，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直到我们的旅行车开上滚烫的柏油路之后，她们那背部高耸的奇怪模样仍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经过几小时的颠簸，大家在孩子们的吵闹声中到达山麓，蜿蜒向上爬坡数千英尺后才抵达比姆塔尔。
在这次全家旅行的途中，不知道是什么事触怒了妈妈。也许是因为桑尼错过了弯道、迷了路，或是爸爸发了脾气，反正当时车上乱哄哄的，就在大家都嚷嚷着“见鬼去吧，全都见鬼去吧”的时候，向来性格沉着的妈妈突然要求下车。她没特别想什么，“只是……那辆车有点让人紧张，我受不了。”她后来回忆。由于一心想要逃离，她使劲抱着我，把我像围巾似的绕在脖子上，就这样下了车。旅行车的尾灯像老虎的眼睛一样在前方闪烁，直到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开始步行，去哪儿？“我想只有几步远，”她对我坦承道，“也许要走一百多米吧。”
在那个可怕的漆黑夜里，月亮藏在厚厚的云里，只能隐约见到数百英里外城市上空的光亮。没有可以照亮道路的手电筒，我们只好试探着艰难跋涉。当时是雨季将至的七月，每年这个时候，农民会在山坡点燃杂草，驱逐鬼怪。远方若隐若现的橘红色火苗，显得眼前的黑暗愈发深不可测。
焦虑简史（9）
那是《韩塞尔与葛雷特》①里面的场景，仿佛电影《魔戒》中的弗罗多和萨姆也曾在这里出现过。在某种神秘感的驱使下，我们一步步向前走。“我们下方和上方的整座小山丘都有火光。”妈妈说。最后，我们终于在旅社找到了其他家人，他们正担心得焦急难耐。斯梅塔塞克先生告诉他们，山上的狮子每到夜晚就在这个地区寻觅猎物。在令人心惊肉跳的寂静中，我们收拾好行李，各自上床睡觉。我对这次度假旅行零零散散的记忆中，还残留着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不得不去应对的危险征兆。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如何扶着一道低矮石墙，想象自己是芭蕾舞者，尽力保持身体平衡却还是摇摇晃晃，竖起耳朵聆听着灌木丛发出的沙沙响声。就像一头鹿，表面平和，保持高度的警惕。
①《Hanseland Gretel》，格林童话所收录的德国童话，中译本名为《糖果屋历险记》。
多年之后，至少到上高中前，我依然能在黑暗中感受到一种难以确切表述的责任感。我必须保持警觉。我必须如此。我们从印度返回加拿大，在渥太华一幢破旧的大木屋安顿下来，为了照顾羊圈，我每天都会半夜起床，在四周巡视一番。对一个孩子来说，渥太华那幢老屋显得有些空旷凌乱，但充满神秘。墙上斑驳，地下室尚未完工，里面阴冷。僻静角落和能滑动的栏杆无处不在，还有一条环绕屋子、有山墙的白色走廊，后面就是挨着僻静街道的大庭院。整幢建筑简直与电影《鬼哭神嚎》（The Amityville Horror）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我的卧室是前屋主的缝纫间，这个狭小空间面对着通向二楼的宽敞楼梯。在门那边，大厅在四面小径婆娑的光线映衬下显得更加幽暗。
每天晚上我注视着楼梯时，都不得不背向窗户，倚着我那张小床。我想，我所担心的是被吓坏的景象：狼人、老虎或“山腰绞杀手”①潜踪而来，顺着阳台蹑足向上爬。寂静而漆黑一片的世界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水面都会荡起莫名紧张的涟漪。只要握紧拳头振作精神，只要大喊一声或点亮灯光，眼前的景象就会全部改变。你知道，导致我神经紧张的元凶——印巴战争已经从我孩提时的记忆中消褪，转而被电视报道的“洛杉矶连环杀人案”这样的新闻取代，这些新近发生的凶案流窜进我的脑海，巧妙地融入了孩提时代的情感痕迹。我的恐惧感还在寻找新的出口。
①电影《山腰绞杀手》（Hillside Strangler）中的角色，因为凶手经常把受害者尸体扔在半山腰而得名。
监视这幢房子最好的方法是面向天花板躺着，来回地转动脑袋扫视每扇门窗，直到我的头发绝望地绞在一起，法兰绒睡衣也乱成一团。这时妈妈就会拿来一个糖果色的手提收音机，我低声哼唱卡朋特乐队或“船长与坦妮尔”（一个夫妻歌手组合）的歌曲，紧绷的神经才慢慢舒缓下来。“我们只是刚开始生活……”我躲在毯子下唱道。如果没有卡伦（卡朋特乐队的成员），我该怎么度过那些夜晚呢？
当时的我，很可能已形成神经病理学家所称的“敏感性焦虑”（Anxiety Sensitivity）。绝大多数情况下，患有惊恐失调（Panic Disorder）和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的成年人会被急性焦虑症（PanicAttack）本身的狂躁左右。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这种经验是突然并且极端的，就像被人突然击中面部，患者会陷入恐慌，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无法预见何时会出现恐慌，经常莫名恐惧，万分苦恼，因此得远离餐馆和地下通道。“恐惧在我身上附体了，”亨利·詹姆斯爵士①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在我感到自己要出事前，这种不祥之感持续不到十秒钟：也就是说，我从一个身体健康、生气勃勃而又快乐的人，骤然变成软弱的、绝望无助的婴儿。”
①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哲学家与神学家。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0）
牧神潘恩①被古希腊人视为古代人恐慌之谜的隐喻。据说这人身羊角、急躁易怒的神，由于厌恶自己身上长的毛而将它们统统剪去，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向喧闹的旅者跳过去并狂怒地咆哮，使旅行者惊恐万状。有趣的是，潘恩实际上从未伤害过人，因为他并没有携带武器。他那令人惊骇的力量何时会爆发，完全是无法预期的。关于恐惧和焦虑的心理学知识，希腊人没有留下长久流传而有分析价值的文字，但他们透过这个意象精准地揭示了恐慌的特征。
儿童时期的焦虑性敏感被认为是焦虑症的前兆。因此，对黑暗的极度恐惧应归咎于增强的（或过于容易被诱发的）惊吓的反射。相较于对具体事物的恐惧，对死亡、分离的恐惧是成年人产生焦虑情绪的更大来源。换言之，一个在白天勇敢无畏、晚上却胆小害怕的孩子，跟一个极度怕蛇、但相对较易入眠的孩子相比，前者在成年后更有可能患上焦虑症。
①Pan，古希腊神话中主管畜牧和农业的神祗，赫尔墨斯之子。
在孩提时代，我每天早晨都容光焕发，因为我又可以参加情趣盎然的活动了，清晨的曦光、早餐的芬芳气味驱走了我的孤独与挣扎。白天的我是无畏的。我会怀着荒诞的愿望，从车库屋顶上跳下来。我甚至还摔断了腿，套着石膏，学校里每个人都为我摇头叹息。在任何活动中，我都很合群，外向，富有冒险精神。在白天里，我感受到的紧张都属于普遍的、正常的焦虑情绪，也就是弗洛伊德所称的“预备性焦虑①”，或克尔凯戈尔所形容的“预存警觉”。
有必要唤起那些驱使我们向前、敦促我们成长的情感。
你还记得自己的幼年时代吗？儿童普遍会感受到一种恐惧感——德国哲学家曾经把它形容为Urangst②。一首美国奴隶摇篮曲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注解：“嘘，孩子，不要哭/爸爸和妈妈注定要死的。”大多数孩子在五岁左右都会无比惊骇地发现：他们的父母终将会死掉！于是他们就会竭力去寻找可以避免这种结局的办法。但是，保姆的歌谣和童话能够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帮助他们。对孩子而言，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叙事并不能透过否定忧惧的念头来安抚他们。
事实上，童谣还会承认那些念头的存在是合理的。我刚当母亲不久，就被自己唱给克拉拉的那些歌谣中的寓意吓了一跳：“当树枝裂开，摇篮就掉下来/小孩儿、摇篮全都掉下来。”这段柔声哼唱的旋律，不正包含了灾难的威胁吗？文化史学家玛丽娜·华纳出色地诠释了隐藏在摇篮曲中的威胁意味：“在一个反复出现的套路里，预言般的反讽产生了伤感的魔法：摇篮曲个性化的叙事，是为人类生活的脆弱不堪做出普遍的写照。”我们让孩子去理解令人忧虑的事物，让他们自行寻求安慰。而这本来是我们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用未必真实的、抒情般的辛辣话语就可以办到的。
①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指出“预备性焦虑（Anxious Readiness）”是有益的，它能引起知觉的紧张。
②德语，“原始恐惧”之意。
童话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正如布鲁·诺贝特海姆①首先指出的那样，佩罗②和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在幽暗的森林里迷路、尸体或打算遗弃孩子的父母，所有这些都折射出儿童在面对心理危险时的内心情感。请留意段义孚在《恐惧的景观》中的阐述，“童话故事坦率地描绘了成年人很少承认的糟糕经验，而儿童能察觉到：这些经验就潜藏在他们的生活中。这表明了痛苦必然伴随着年轻人成长，人们必须经历痛苦的折磨，才能进入更高的精神层面。”
“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我抚摸着女儿垂在前额的蜂蜜色头发，对她说道。但是，她还是会担忧，因为她已经读过格林童话。
①Bruno Betteheim，1903-1990，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
②Charles Perrault，1628-1703，17世纪的法国作家，1697年出版《鹅妈妈故事集》（Tales of Times Past with Morals）。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1）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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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精致而丰富的故事书和歌曲当礼物，能帮助他们对抗时不时出现的、无意识的恐惧感吗？“且听下回分解”，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天才作品借着保姆和妈妈之口，传递着真实世界的讯息。两百年前，一个像克拉拉这样的孩子，想必得与童话中的各式妖怪盘斗。德国的小孩子要与精灵王斗智斗勇；在俄国呢，则是对付吃小孩的巴巴亚噶①，她藏在鸡窝般的房子里，饥肠辘辘地潜伏着。“会怎样，会怎样呢？”孩子担忧父母或保姆在睡着时遇到危险，因而滋生出关于睡魔的念头。睡魔专门在晚上寻找紧张戒备的孩子，然后朝他睁着的眼睛扔一把沙子——“直到他们被杀死。”这是一首育婴歌谣唱的。在埃及乡村，小孩遭威胁、被恶魔斯洛瓦活活吃掉的传说耳熟能详；在肯尼亚，四处游荡的马纳米专门捕杀小孩子。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已抛弃了关于魔鬼的胡说八道。但是，这些魔鬼的原型还残留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孩子们能看到他们。精灵王被恋童癖者取代，可怕的预言则摇身变作报纸头版上的骇人新闻。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他们在为期六个月的调查中发现，13%的美国儿童正遭受焦虑症的折磨。如果这指的是失调性焦虑，这个统计数字要比发育期患上恐惧症的儿童人数高出许多。结果也许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人们觉得战争区域更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而不是在这样一个平静而富足的国度。
事实上，纵观文化认知的发展史，人类并未能为焦虑的儿童提供有效药方，用以疗愈忧虑以及无助的心绪。一位英国老太太警告她所照顾的孩子时，会说“如果你再不听话，妖怪会来抓你的”，然后孩子就会以某种方式争取好的“表现”，这才是药方的真正内涵。而现在，我们出于善意，对孩子否认黑暗中可能潜伏的危险，以便让焦虑的孩子闭上眼睛乖乖睡觉，恰恰是在无意间暗示了成年人的无能为力。
①BabaYaga，各种森林巫婆传说的原型。
当我们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时候，忧心忡忡且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就会把这句话解读成：“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没有必要加倍提高警觉。我们是看不到死人的，孩子，你必须自己面对。”当克拉拉问我“会怎样”时，她实际上是在寻找“药方”、渴求某种对策。
我尝试为女儿提供策略。我说，“好吧。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该怎么做。如果不速之客破门而入，你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列举一下你能采取哪几个步骤来保护自己。第一步，当陌生人闯入房间，很少有孩子不想大声呼救的吧？但是他们往往被迫遵守绑架者的指令而不敢出声。他们被绑架了，父母竟然都还在睡梦中！猜猜会怎么样？悄悄潜进卧室的陌生人其实也非常紧张，他们害怕被抓住。你可以吓唬他们！这是一项必须牢记的人生准则，克拉拉，你不会是唯一被吓坏了的孩子。”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拉拉都沉浸在想象中，精心构思能够智胜坏蛋的巧妙方法。她有一个从生日派对得到的手电筒，可以令歹徒的眼睛瞬间致盲；她用硬币和罐头盒做了个响铃，用来吓退对方；她还打算往他的脸上吹气球。她聪明地在卧室窗沿堆放石头和尖尖的钉子，精心设计出阻碍歹徒擅入的装置。
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阻止歹徒闯入，我不会贸然加入自己的意见，这种心理上的演练对克拉拉是有好处的。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足智多谋，这种新发现似乎赋予她更强大的能力和自信，并开始驱退焦虑。亲眼观察克拉拉的种种变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从这一刻开始，”正如小说家维耶·德·利勒-亚当在《艾西丝》里描绘九岁女主角时所说的，“这个小姑娘的目光流露出混乱的希冀，绽放出更多的光芒。想必有人会说，她在我们的影子下清醒而自信，感受到了自身的意义。”
然而，我不能按照我妈妈的方式，判定克拉拉是不是一个“忧虑者”。我妈妈的头脑在晚上异常活跃，处于无所不能的“超人模式”中；我也不敢想象我的女儿将会体验到痛苦的“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研究显示，由于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焦虑症患者的子女（尤其是双胞胎）更有可能显露出“焦虑倾向”。
有鉴于此，忧虑重重的母亲会强烈要求孩子：“别站在船甲板边上！”倘若这个孩子今后对接近水或从甲板边缘心怀恐惧，那么从理论上讲，是这位母亲将恐惧意识传递给了下一代：其中三分之一属于遗传因素，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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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审视自己的家谱排列时，便能感觉到绷紧而易折的树枝。我追溯父亲的家系，透过祖母及她在加拿大温尼佩格镇的牧场，一直上溯到穆迪家族。我的曾外祖母是温尼佩格医院的护士长，年逾四十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据说她是个固执刻板的女人，绝不会做出年轻人异想天开的事。“言辞刻薄，不留情面。”我的阿姨总结道。然而，导致其他人陷于痛苦的性情，并不足以证明我的曾外祖母性格抑郁或患有焦虑症，不过我仍能从祖母身上看到她的影子。我的祖母——美貌睿智的马伦·穆迪曾经是加拿大第一夫人①，从根本上说，她的性格也是急躁易怒的。她与肯尼迪总统夫妇、约翰逊夫妇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宴上把酒言欢，但也经常在私人日记里写些嘲讽这些宾客的话。提到约翰逊总统的直升机在她的私人花园上空盘旋，气流吹折了她心爱的花时，她恼怒之极；她还评价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夫人“打扮得就像没有收拾好的床”。
在加拿大，祖母因她尖刻的评价而声名鹊起。我那和蔼可亲的祖父在担任总理期间发表巡回演说后，回到家中问妻子是否遗漏了什么重点，她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是的，一个好机会就这么毁了。”我想她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多罗茜·帕克②奉为神明的第一夫人。她在记者面前逐字逐句引用帕克的话：“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女人。”我怀疑她在帕克身上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梦幻破灭之感。如果由我的心理医生对祖母进行心理评估的话，他可能会匆匆地下个“混合型焦虑与抑郁症”的结论。
①本书作者的祖父为加拿大第十四任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
②Dorothy Parker，以刻薄的妙语闻名于纽约文坛的女作家，被称为“美利坚最具智慧的女人”。
随着年事日高，祖母愈发暴躁易怒。她手上叼着薄荷香烟，到处发表尖刻的言论。但她给人留下的不是冥顽不灵的印象，而更像是一位内心深处颇为痛苦的女性。终于，她的内心世界开始变得模糊，说那些刺耳的话成了单纯的需求。她每天要往我们家打十多次电话。
在记下这些往事时，我正在渥太华和父亲——祖母的儿子呆在一起。早春四月，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大地刚刚抹上淡淡的一抹绿色。春天似乎还在愠怒地赌气呢，整天淅淅沥沥下着寒冷的春雨。这番景象不禁令我想到爱尔兰。我曾经跟着父亲去爱尔兰瞻仰他最喜欢的诗人W.B.叶芝的墓冢。我们打着雨伞站在墓旁。父亲盯着墓志铭，“对生命、对死亡，给予冷然一瞥。骑士驰过。”①目光中流露出赞赏的神色。他没意识到叶芝曾遭受焦虑的折磨。也许对于我七十五岁高龄的老父而言，“焦虑症”这个标签只是现代人的无病呻吟，不可置信。但是，他对这位诗人，还有T.S.艾略特，寄予了很深的情感。对他们来说，忧郁仿若令人心酸的旧友，让人陷于深沉的遐思。
此时，我父亲正在厨房踱步。他身穿法兰绒运动衫，衬衫的扣子一直扣到喉结处，不再打领带——这是他退休后的习惯。我则坐在早餐桌旁看报纸——除了惊恐还是惊恐，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到处是骇人听闻的消息……这时，父亲发话了。
①这是叶芝在去世前夕写的一首诗《本布尔本山下》的最后一段。
“你要出去，是吧？”他已经问过十五遍了。
“是的，一点钟出去。”我小声嘟囔道，目光没有离开报上的新闻。
“你要去见谁？”他略微提高了嗓门，好像只是希望能记住似的。
“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
“你说的是一点钟？”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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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步伐变得更快了，从窗户转到电炉旁，呼吸有些浅，前额的白发由于手指抓弄而显得有点凌乱。他的动作依旧优雅，他曾是一位出色的舞者，记得一次在涅瓦河乘游船观光时，我曾和父亲在甲板上共舞——他当时是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在《蝴蝶夫人》的旋律中翩翩起舞。父亲还是位说俏皮话的高手，以奥斯卡·王尔德①的风格对外交晚餐派对极尽挖苦之能事。他是一位机智风趣的男士，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文笔优美的作家、老练的外交家。而现在，他只希望弄清楚一件事情——“你要出去，是吗？”
我点点头，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你去干嘛？
①OscarWilde，1854-1900，19世纪的作家、戏剧家。他是19世纪唯美主义在英国的代言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
我可以写个便条贴在他的桌前，可是他对记在纸上的事不感兴趣。他正在举行一场仪式——对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练习——包括大声询问和得到回答。他需要我的回答直接从我的嘴传到他耳朵里。每次一得到确认，他就稍微点下头。
下午，我正在精心冲泡第三杯咖啡，父亲给自己倒了一小杯葡萄酒，并开始查看一天的行程安排——这是另一种仪式。一天早晨，他驾着本田汽车去和朋友打高尔夫，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意识到，随着年事日高，记忆力正微妙而缓慢地消失。这感受如此强烈，如此令人震惊——他就在经常驾车经过的路上要转弯时，指关节苍白而紧绷，内心展开无声的挣扎，直到他重新冷静下来。
我在赴约前陪父亲出去散了一圈步。路边，生机蓬勃的黄水仙花在雨中盛放。走向街区尽头时，大风刮得他颇为难受，每说一句话都不得不停下来，且呼吸紊乱。这令我警觉起来，是心脏出了问题吗？可是他前不久才做过心电图检查啊。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可能是陷入了恐慌之中。
可是父亲并不接受我的说法，他觉得这就和“受到女巫的诅咒”一样可笑。他挥了挥手，还一边嘟囔着“哪有这回事”，就好像我只是个十几岁的无知孩子，整天聒噪地宣扬那些标新立异的观念。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父亲还是个九岁的孩子时，他就背上行囊挥别双亲，远渡大西洋到寄宿学校上学。当时他的父母正在伦敦伯利兹苦捱那段艰难的时日。父亲由于受到校方杖责双腿的惩罚，要独自一人承受撕心裂肺的疼痛。大学时代的父亲不再陷入沉思，也不是板着面孔的严肃的人，他的绰号是“笑话大王”。相比起这段令他洞察了生活本质的人生经历，个人的焦虑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有这些，他只挥一挥手就略过了。我却能轻易从中寻见父亲的情绪轨迹，因为这与他的人生故事交织在一起：家里的收藏品、照片、耳语般的相互鼓励以及往来书信，甚至还有祖父出版的回忆录。我们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我们对付恐惧有两种灵丹妙药：黑色幽默和紧咬牙关挺过去的坚毅。
而现在，在加拿大四月凉爽、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他的忧郁却一展无遗。他有点衰弱，竖起耳朵，渴望回应因波涛冲击而扭曲的人声。可是，他听不到我的声音。见到这种情景我真想说，“爸爸，我明白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你的恐惧就是我的恐惧。”但我们又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成长环境、经历和性别的差异仿佛一条咆哮的大河，横亘在我们中间。
有时候，我会回想自己是如何在童年不知不觉迷失自我、又是如何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坠入遍布幽灵的深渊——大约有三次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差点“神经错乱”。我好奇的是，倘若这种家族遗传完全是出自偶然，而没有与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结在一起的话，情形会是怎样？我并不想对自己的遭遇表达不满和质疑，就像我不会对父亲的生活经历进行任何评判一样，我希望读者能体会这一点。我勇敢地接受痛苦的试炼，将它当作我的命途。只是，我所忍受的是比战争更暧昧不定、更难以捉摸的东西——爱情。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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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被真理抛弃了。
因为那次意外我走上了这条路。
——阿德里安·米切尔
1987年夏，歌手保罗·西蒙的《仙境》在电台播放。“有人径直走进这个房间，说你的生活有了麻烦。”他唱道，我也跟着哼，从咬紧的牙缝挤出欢愉的声音，事实上我也遇到了麻烦。其他人也许会说，我的生活如火花般炽烈光耀，其实不然。我的生活也没有出现任何令人好奇的进展。
在1987年的西方世界，好像每个人的生活都出了点乱子。显然，如果你被一辆卡车轧过去，或者让骗子弄得倾家荡产，抑或确诊患了重疾，或是你深爱的这个男人将你从你们共同的家踢了出去，而他当时竟然满不在乎，就像你是一堆破烂东西似的，这就意味着你的生活遇到麻烦了。但我是我爸爸的女儿。所以，我要坚持到底，不要抱怨。
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我，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奖学金的同时出现了神经崩溃（Nervous Breakdown）。但我不愿意也不允许中断学业一两个月，只能挥舞手臂狂呼：“哇，哇，哇！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鬼问题？”
我所生活的世界突然以野蛮、粗鲁的方式全面崩溃，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场大爆炸。这就是我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的原因。
我这一代人典型的性格，便是在人生的转折点面前感到迷惑。我曾与一个深爱的男人生活了一年，疯狂程度与赫洛伊丝爱上阿贝拉尔①不相上下。我们住在多伦多市区一幢小维多利亚式房子的二楼，这幢房子的屋主是一家意大利人。我为他做白葡萄酒炖鸡，这道菜是我从《银盘烹饪大全》书上仔细挑选的，他惊喜的反应就像是捡到了钻戒，或买了件裘皮大衣。下班回家后，我们靠着浴室的墙做爱。在卧室里、教堂空地、海滩上、从戏院回家的小巷僻静处，我们无时不忘情地沉浸在爱河里。他说，“我永远爱你。”听到他的甜言蜜语，我感到连皮肤都在燃烧激情；他抚摸我时，我仿佛就要在他的掌心里融化了。
那年以来的所有事情，我都清晰记得。十月深秋的夜晚，路上铺满枯叶，寒冬一月的空气凛冽而清新。北欧春天的天空湛蓝湛蓝的，万里无云。世界充满了甜蜜温馨的气息，有一种音乐般轻快的明净，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然而，在我家的湖畔老木屋里（那房子是一个世纪前我曾祖父嘴里叼着钉子建成的），情形并非如此。在八月的一个晚上，空气中弥漫着臭鼬死尸的难闻气味，我希望下嫁的那个人用兴奋快乐的口吻宣布，他发现自己可能同时爱上了我和一个叫波比的女人。在那张凹陷的老式床上，他正放松自己那漂亮的六英尺高的身体，说这番话时没有流露出任何负疚的神情。他的双唇微微翕动，一副满足的样子，他传达的意思是——即使我惊愕得轰然倒下，他也不会在意。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一样，包括波比。在这之后，还有一长串动听的名字，什么希瑟啊，什么苏珊啊……
①Abelard，中世纪法国哲学家。与学生赫洛伊丝（Heloise）相爱。
我无法形容这次打击。在谈话中，他极力遮掩我心知肚明的事实。爱情是真实的吗？那么信任呢？他是真心的吗？难道生命的最后时光才是真正的人生经验？我怀疑这与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有关。我的小屋就是我的立足之地，一个爱情幽灵出没的地方，一个留下甜蜜回忆的地方，一个藏有许多古老书籍的地方，一个在我祖母喜欢的壁炉上留下标记的地方：“幽灵和魔鬼，还有长着长腿的野兽，但愿他们能够指引我们。”在我倍感亲切温馨的草地上，我的生活伴侣却生生捏碎了幸福的前景：就像一个人在玩扑克牌游戏时突然叹了口气，然后将牌丢下，宣布就此罢手。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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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过了片刻，他用最诚挚的口气说，有一天我会成为某人“幸福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但不是他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化成一个尖叫的形象，伫立在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尖叫》里的桥上，嘴角低垂，目光迷离，身体因为哭泣而颤抖。就像蒂娜·特纳①穿着别致的黑礼服在新MV发表会上呐喊“爱情是怎么回事”一样。父母教育我们说“爱是最宝贵的财富”，在他们的养育下成长的我们被期望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实际却完全没有为价值观的剧烈改变做好准备。看来我有必要告诉你事实：爱情是一种恐怖的经验，也是人们在惊愕中失去的难以衡量的财富。数千年来，每一种文明的文学、诗歌和赞美诗都会吟唱爱情，但我在二十三岁时，却感觉登上了爱情的断头台，什么海誓山盟、忠诚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通通灰飞烟灭。
①Tina Turner，美国摇滚乐教母。
尽管震惊、心碎，但我毕竟在清教徒父母的影响下受过良好的斯多葛教育①。在流行病爆发的高峰期，我动身前往芝加哥南端的芝大研究所；也许有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不是那么舒适，喧嚣、汽笛警报声、大音箱，还有关于福柯的方法论那些令人如坠云雾的课堂讨论。所到之处均是不协调和令人警觉的陌生感，但我不在乎。我只有一个目的：弄清楚生活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如果我能弄清楚的话，就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并非有意识且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目标。在接到周五晚上为新生举办的鸡尾酒会邀请后，我不得不答复说：“谢谢，我真的希望能参加——但有一个附带条件：我在参加晚会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爱情会变得如此面目可憎。”
玛利亚·米塞利说过，“倘若没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感和可依赖感，一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包括自己），就会面临价值体系或人格结构严重失衡的危险。”
①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斯多葛主义认为，对待焦虑应当采取“接受命运”的态度。天主教则认为焦虑是不适当的情感。
是的，就是这样！就像在冰面上踉踉跄跄的一头小猪，身体失去了平衡。五十多年前，心理学家罗洛·梅描绘并界定了卡伦·霍妮、埃里克·埃里克森和库尔特·戈德斯坦所称的“洞察力”。他指出，心理上的焦虑是“个体所持的某种价值观受到威胁的暗示，这种价值观如同人格一样，是作为个体存在必不可少的部件”。
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尔里希晚年定居于芝加哥，他非常认同存在主义关于害怕“非实存”的观念。这并非是对死亡的焦虑，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影响的不适感。打个比喻，它是你在梦里尖叫，但没有发出声音，或者虽然想跑，实际上一步也未动；抑或，犹如在沙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看着它下一瞬就被海浪冲刷殆尽。这就是“非实际的存在”。
在纽约执业的心理医生罗洛·梅和蒂尔里希进行过许多次长谈，他用存在主义观点来看待临床工作后发现，某些患者出现了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极端焦虑。这种焦虑“也许包括心理和精神意义的丧失，而心理和精神意义等同于一个人的自我存在，因此焦虑带来的是存在的虚无感”。
如何界定你的心理和精神意义？它们的轮廓是什么？标志是什么？如何确认其重要性？（具体到我当时的状况，就是一位茫然的年轻女性在追问：我不够标致、性感吗？我哪里做得不好？怎么不能成为那样的人呢？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为什么我没能在你的心灵留下印记？）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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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焦虑症患者联合会的统计显示，如今相当多的大学生患有焦虑症，大约35%的学生在校内的精神健康中心寻求治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心理学家简·特温格对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她在研究报告中指出：90年代大学生的焦虑程度，要比50年代的大学生平均高出85%。某些有自我怀疑倾向的人不得不努力去达到成功标准（标准越来越高），其中相当多的人都未能成功（1980年申请大学入学时，没有人在意我是否有一双跑鞋或我的GRE数学考试排名三十五，但我还是拿到了奖学金。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并不是最难熬的）。毕竟，想要达到不可能达到的水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并非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就读哈佛大学，但每个人都渴望堕入爱河。
对多数学生而言，探究精英们取得的成就并非最重要的事，爱情的意义才值得探究。几项相关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吃惊，“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生最普遍的困扰”。一项针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有62%的人曾与恋人分手，将近40%的人对某事和某人始终感到焦虑。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除了我以外，这一代人对于性是那么漫不经心。
在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有人举办“裸体派对”，并骄傲地宣称那是为了互相解开衣扣、有效地释放浪漫激情。但这不见得就能使焦虑、压抑和自杀比率下降。
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指出，一个人在二十到三十岁的这十年里，正是超越最初的家庭、形成亲密关系的时期，这是基本的心理驱动力。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情欲上的需要对于度过叛逆时期、“可怕的两人世界”乃至心智成长都至关重要。进化论心理学家会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一对男女结合的驱动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需要——我们被驱使——在刚成年时建立亲密关系。20世纪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爱挣脱了性的桎梏，而性则从生儿育女之中获得解放。然而，如何为这项最基本的经验植入新的意义？没有人告诉我们。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步履蹒跚。
譬如，“生存危机”（Quarter-life Crisis）网站上总不乏各色人等在讨论如何与内心的孤独斗争。你会发现，失落的年轻男女对爱情如此缺乏理解，以致于他们会以令人尴尬的不确定方式提出问题：“我对心理崩溃心有余悸，”有人说，“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六个月了，难道我现在还不能度过危机吗？”他们对自己已经不抱希望，宁愿陷在很久以前的那场夏日恋情中，也不肯走出失去爱人的伤痛。自由已在他们心中退化成不值得颂扬的东西，甚至变得可怖。
我在芝加哥定居的这段时间，虽然也照常交朋友、上课、去看电影和参观博物馆……脑海里却从未停止琢磨我爱的这个人。包括我与这个男人的关系，以及我可能做了什么才导致他的离去。我为什么会失去他？是我误解了我们的关系？如此生动和充满希望的爱情怎么会消失呢？爱究竟是什么？……我在强迫症的漩涡中挣扎着，极力想从不愉快的分析中脱身。
这不同于检查水龙头和不停地洗手，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脑海里重新造访我的爱情故地——就像父亲反复问我同样的事情一样。我曾听到人们将它形容为“回溯性焦虑”（Retroactive Anxiety），表现特征为“充斥着擅自闯入大脑的念头”。我终日在这些念头中间打转：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他是谁？/我是谁？/他是谁？/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要是我住在乡下的村庄，倒是可以向一位好心的长者请教这个问题。乡村的长老可以是一位巫师或牧师，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可是，我身处偌大的美国大学研究所，身边都是为学业奋斗的陌生人。家人距离遥远，我对危机的理解又流于肤浅，只有求助自己，竭尽全力走出这个宛如数学难题的困境。
在雷根斯坦图书馆举办的一场课堂讨论的空档，我偷偷取来一叠诗歌书籍，随手翻到艾米丽·狄金森①和叶芝的选集，希望能为我的经历找到一个适当的解释——弄清楚这个问题的需要，就跟望梅止渴一样迫切。
①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19世纪美国女诗人。一生孤独地隐居生活，写下一千七百多首诗。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7）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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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愈来愈宽的圆圈里转啊转啊／猎鹰听不到放鹰人的喊声。”随身听里播放着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歌，我沿芝加哥大学狭窄的小径来回踱步，毗邻密西根湖的两条道路之间是一片枯黄的草地，这里是个分界：一边是芝大北部李奥·史特劳斯①的极端哲学的领地，另一边则是以“嗑药”为人生信条的嬉皮社会。乌七八糟，巧言令色，还有悲痛欲绝、喧嚣和隔绝的内心。更多的是孤独。与我同甘共苦的伙伴就是香烟。几年后，一位坚持写日记的朋友告诉我说，我曾经在一封信中向他吐露心声：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开始在日常生活里显现出来，那是——正如朋友援引我所说的话——“你不能流露出来的恐惧”。
一月份，我走进了学生医疗中心。在一间朴素的小房间里，一位年轻而热心的驻院精神病医师希望测试我的智力是否正在丧失。
在抗忧郁药问世以前，你只能像受到电击的猫似的走进精神健康顾问的办公室，他们让你坐下，开始询问你与母亲的关系。这种谈话毫无帮助，我的兴趣并不在毫无根据的猜测上。我蜷曲在椅子上，窘困得无法有条理地叙述自己是如何每天早晨醒来就会想起那个男人，以及每天睡着前脑海里闪过同样的独白；最简单的决定也会令我的大脑麻痹：我会持续一小时呆呆地盯着电话，竭力强迫自己给图书馆或银行打电话，无论手上正做着什么。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报纸头版新闻上，更不用说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目了。
①Leo Strauss，1899-197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专事古典哲学研究。
奇怪的是，当我对一切都持战战兢兢的态度时，反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甚至感受到一种放肆的喜悦。就像史蒂芬·金一部小说中的角色，在所有朋友的脑子炸开后，他突然歇斯底里地纵声大笑。我开始光顾一家叫“棋盘酒吧”的蓝调俱乐部。芝加哥冬天的夜晚似乎格外漆黑，一天晚上我在酒吧随意地独自起舞，引来了歌手尤尼奥尔·威尔斯的评头品足。他头戴浅顶的棕色天鹅绒呢帽，冲我咧嘴一笑，我也微微浅笑。你能嗅出他的西服经过蒸汽洗涤散发出的气息以及口香糖的味道，还有啤酒的大麦芽味。我骤然感到身心如释重负，在唱片奏出的蓝调音乐伴奏下滑着舞步，感觉自己被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团体接纳了；我们在音乐中相互熨慰彼此的忧伤和孤独。
每天晚上都在“棋盘酒吧”消磨的那段日子，我透过集体仪式与一种实质的人类传统产生联结，以此减轻个人的忧伤。出于某种集体参与或共同享受快乐的目的，你能从中获得深切的安慰：或者合唱，或者齐声高呼，或者共舞一曲——你能确信自己并非形单影只。但是，这样的夜晚毕竟很少，也很短暂。我通常都待在图书馆或宿舍里，或是在电话旁听前男友絮絮叨叨，他认为我当时还爱着他，只是“不那么疯狂了”。只是出于良心不安，或者想医治另一场伤痛，抑或出于天知道的原因，他跑来与我共度圣诞节假期，再一次将我的真情彻底践踏。在对待自己所期望的事情上，我是个大傻瓜。也许我们都是傻瓜。后来，我给高中时代的情人打电话，我刚上大学时与他分了手。“对不起，”我告诉他，“我为自己过去所做的感到抱歉。”
1988年2月，正当哈罗德·布鲁姆①对索尔·贝娄②的作品《赫尔佐克》发表最新诠释之际，我飞往波士顿，到哈佛大学去为我的硕士论文搜寻文献。麻烦的是，我在波士顿租住的房间离哈佛校园有几个街区之遥。去哈佛大学的途中，我在一家咖啡店匆匆吃了早餐，却因为情绪紧张而一整天都没能离开那家店。我的大脑“充斥擅自闯入的念头”的感觉，就像一台损坏的机器。
克尔凯戈尔将这种现象形容为“被束缚住”或者“禁闭状态”。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视线之内罕无人迹。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波士顿奥本佩恩快餐店附近的电话亭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要回家。”我说，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她知道的，那时是圣诞节时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当时我在商店里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简直无法挑选礼物，幸好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自那以后，母亲就整天提心吊胆，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芝加哥大学不允许奖学金顺延一学期，于是我只好离开了芝加哥。
①Harold Bloom，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
②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焦虑简史（18）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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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渥太华的敦达斯区，走进姐姐温暖平静的家，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本来安排了一位精神病医生，但他没有在规定的六星期内细心地医护我。我无法确定，为什么遭受抑郁症折磨的人在筋疲力尽的同时，还要进医院接受检查。在医院里，遭焦虑折磨而身心交瘁的人坐在轮椅上被推来推去，直到他们晕头转向，逐渐觉得自己被完全忽视了为止。“（焦虑）是无限的，完全侵入我们的精神里，穿透我们的心灵。”罗洛·梅指出。我一旦丧失信心，就无法判断什么是真实的，判断力注定会很快失去，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当时正值复活节，在麦克马斯特·切多克医疗中心打电话来之前，我正站在姐姐家的厨房里发呆。“我怎么会跟这些麻烦事扯上关系呢？”X医生——除了宽阔的肩膀、满头白发，还有冷漠孤傲以外，我对我的第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印象实在乏善可陈。他没有对我的生活经历表现出一丁点兴趣。如果不是一个身穿Levi？‘s服装有大脑中枢神经的机器人走进办公室的话，我是谁？他宣称，我那“需要重新排列”的大脑已经启动。他解释道，不同于健康人，我的大脑一旦开始发出化学警报信号，就不能停止。就现有的空间和意图而言，我的大脑就像打开的汽车喇叭一样聒噪无休。X医生告诫道，在面对强力的化学信号时，我需要拥有一个稳定的启动装置。锂元素就具有这种作用。他们理性地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伤心欲绝、在情感上迷失方向的年轻女人，只是大脑出了点问题、出现身心失调，患上了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周围的世界没出什么差错。错的是我。
焦虑就是大脑功能失调——这个注解想必会令我的苏格兰祖先感到迷茫，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祈求上帝，保护他们免于幽灵和食尸鬼的侵扰。
在20世纪政府推动兴起心理疗法之前，一般疾病里是没有所谓焦虑症的。按照雅典精神病医生亚尼斯·帕帕科斯塔斯的说法，希腊神话里的众神是疯狂的象征；月亮女神赫卡忒引起癫痫性精神失常，酒神狄俄尼索斯激起癫狂，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戴安娜传播歇斯底里，牧神潘恩则制造了恐惧。这套“痛苦和忧虑皆肇始于罪恶或邪恶观念”的说法广为世人接受，后来又被传入基督教世界。“万能的主将用疯狂、双目失明和心惊肉跳来惩罚你。”大卫王说。圣经记载：“他的灵魂受到了惊吓，以致恐惧和战栗一起袭来。”
近来，两位精神病专家对大卫王进行的追溯分析，与几年前对美国林肯总统所做的分析如出一辙，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可能都患有临床上所谓的“忧郁症”。只是，大卫王可不会这么解释和推断。他大概会这样认为——“我的灵魂受到了惊吓”——这种方式更有意义，不论对他或对我们都如此。
公元10世纪，基督教出现了一位主保圣人，也就是法国的主保圣人圣日尔，他庇护那些遭受“恐惧和惊吓”折磨的人，为希望摆脱恐惧的人们提供安慰。到了18世纪，精神病医生（或者后来更为人熟知的精神病学家）在远离闹市的精神病院里主持精神疾病的治疗。当时人们正忙于应付瘟疫、战争、婴儿夭折、饥饿，这都是在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倘若内心充满无可名状的畏惧，也许会求助于鸦片——许多人都这么做，临睡前大量服用镇静剂，现在则服用安眠药——他们或许要服用水合氯醛片剂（Chloral Hydrate，早期的安眠药）或溴剂（Bromine），也可以喝点麦芽酒或波尔多葡萄酒，抑或虔诚祷告。
在精神病院里，精神病专家诊治的是神经性梅毒、精神分裂症、精神失常、妄想症和躁狂性忧郁症。他们无法认清这些病症，除了将难对付的精神病人安置在仓库般的精神病院以外，完全不知如何应对。直到19世纪末，德国临床医生埃米尔·克莱普林开始对精神病例进行归档和分类，这套分类法现在仍在应用。自此，精神疾病在诊断上被赋予相当富有诗意的大杂烩式称谓：“手淫精神失常”，“痴月型疯狂”，“新婚之夜型精神错乱”，“老处女型精神失常”，这都是爱德华·肖特在其杰作《精神病史》中引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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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虑症的医学描述及原因追溯，最初出现于1733年出版的一部书名冗长的著作（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资料），作者是一位名叫乔治·切奈的精神病医生。他写道：“……空气潮湿，天气瞬息万变，田地肥沃而杂草丛生，食物丰足，这里的人生活条件优越，但大多从事久坐的职业，缺少运动；城镇人口众多，卫生条件通常较差，生活中也缺乏情趣，这些外部因素都容易引起人的身心失调；同时，这些人的性格上还出现了凶狠好斗的症状。我们的祖先对这些都了解甚少，因为他们还没有面对过如此致命的身心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么多人染患精神病症。据统计，这些神经失调的人几乎占了英格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重新解读这份资料，颇让人释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百年里，人们重新考量焦虑症并将其归类：士兵心脏病、心脏神经机能病、神经衰竭、神经循环衰弱、歇斯底里，还有神经综合症。士兵似乎是接受这种诊断的首选，也许是人们都希望他们强壮和勇敢：一旦他们做不到，必然是患了病的缘故。而女性通常体质虚弱，呼吸时换气过度，并且随意尖叫，然而没有人认为是她们的健康出了问题，那只不过是女性柔弱的典型表现而已。遭遇创伤后的神经紧张失调，几乎可以肯定是最早能观察到的焦虑症状之一，但是士兵——当然指的不是受到性侵害或受打击的女性——他们的精神创伤却无从辨认。
焦虑和抑郁的人都不愿意走进精神病院（然而，他们都有过这种经验）——这唯一治疗心理痛苦的世俗场所——因为这是耻辱。正是精神病专家发明了一个荒谬但影响深远的“退化理论”（Degeneration），无意间制造了这种耻辱。
1857年，法国医生本尼迪克特·奥古斯丁·莫雷尔向世界宣布，疯狂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而且情况会更糟。倘若一个家族的祖父是酒鬼，那么他的儿子可能会是个克汀病①患者，而他的孙子很可能是幻视幻听的克汀病患者。如果一个家族在性格上存在某种缺陷，那么基因线（Genetic Line）将会大大削弱，直到这个家族走向没落。
①发病原因是小儿甲状腺功能不足所致，典型症状是智力低下、身材矮小。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理论传遍欧洲和北美，还很有说服力。结果，有些人开始隐瞒家族成员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以保障子女的婚姻幸福。隐瞒阁楼上关着一位疯姨妈的传统也就此出现。这些家庭将精神失常的亲属锁在谷仓或地窖里；他们甚至与精神病患亲属断绝关系，迫使他们四处流浪。讽刺的是，这个充满荒谬想法的退化理论，将人们对严重精神病患的关心倒退至精神病院之前的混乱时代。
“退化理论”广泛传播的另一个后果是：哪怕是一丝丝压力或焦灼，人们都避犹不及，因为很容易就被旁人判定“你有精神病”，从而阻碍了家族的繁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满怀信心地向公众宣称，自己的情况完全属于生理问题，与精神疾病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这不会导致遗传的退化——顶多像是患上流行性感冒，吃吃药就能很快痊愈的。经过此番“转移”，人们再次公开谈论他们那些遭受忧郁、恐惧等情感折磨的亲戚时，才会是安全的。
实际上，是否患有神经疾病，还得取决于你问诊的那些“专家”的判断。在美国，神经病学专家乔治·贝尔德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并将它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美国式神经质”（American Nervousness）。贝尔德认为，这种时代特征与美国人特有的梦想成功所带来的压力有关，梦想过上成功生活的人最热衷于地位和权力的竞赛。女性尤其易受神经衰弱的影响，因为她们不习惯挑战自己的大脑，精力会被迅速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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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简史（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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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家艾莱娜·舒沃尔特所强调的那样，“治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神经补剂、电疗带、电磁脉冲、健康矿泉浴以及对普通的神经衰弱有益的所有疗法。这些疗法有助于解决病人的性问题，或者帮助他们恢复精力。”同时期的欧洲，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主任心理医生让-马尔丹·夏尔科正专注于研究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有别于完全属于近现代疾病的神经衰弱，它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存在了，倾向于指与子宫有关的生理状况，但是这种联系非常含糊，就像人们认为女性啜饮“歇斯底里者喝的水”能保持身体健康，治疗从月经绞痛到发怒等各种疾病。
夏尔科将歇斯底里重新归类到与神经变化有关的疾病范畴。他提出“歇斯底里定律”，用于指导从头痛到麻痹等各种疾病的诊疗。夏尔科在巴黎开办每周一期的讲座，以指引那些来医院向他求助的女性，其中不乏暴虐行为和强奸的受害者。有些女性甚至因此名声大噪，仿佛她们是杰里·斯普林格电视秀上的倒霉嘉宾似的。显然，歇斯底里定律就如同退化理论一样相当可笑，但是“歇斯底里”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称为“焦虑症”）透过夏尔科的卖弄迅速风靡欧洲大陆，不但避开了退化理论的失败，而且为女性脆弱的个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歇斯底里的症状，诸如眩晕、肚子不舒服和头痛，常会出现在焦虑和忧郁的女性——或只是在某个夜晚不想和无趣的追求者约会的女性身上。
最终，“歇斯底里”一词与柔弱女性融合，导致它的本义渐渐被抛弃了。近来，神经精神病学家透过对大脑活动的分析研究，证实这个令人着迷的现象确实存在。身体上的征兆是非常真实的，心智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19世纪，人们并不清楚心智、身体、精神、文化和性别会对焦虑情绪产生何种影响，往往还带有偏见的猜测。（我无法确定这种情况在20世纪就有所改善，但现在肯定已经存在一些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我自身的经历已证实这一点。）
19世纪中叶，受到生物学观念的影响，药品制造商从人类的坏脾气里发现了商机。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和忧郁症被解释成生理疾病，生理疗法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疗手段，逐渐为大众接受。医学上成功的研究成果，已可用于主要精神疾病的治疗。假如你给一位精神病人服用蒲公英，他的病不会有什么起色；如果他们只是有点精神萎靡，那么你用水龙头浇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会振作起来。其实不管你用水龙头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谁知道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矿泉疗养地水浴疗法在民间非常流行。围绕这些民间伪科学疗法的描述语言惊人地详细。你去进行什么样的矿泉浴，有赖于这个矿泉疗养地的泉水矿物质含量指标——某种水最适合治疗忧郁症，而另一种水则能治歇斯底里。达尔文在马尔文的矿泉疗养地度假时，就曾定期将身体浸在温泉里来缓解忧郁症。托马斯·卡莱利①的妻子珍妮从同一度假胜地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空气清新的乡间令人赞叹，但泉水其实是我所尝试过最有害的药。比起水疗，我觉得是当代人的麻木让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说到正确的治疗，气候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毋庸置疑，治疗神经病患者最好的矿泉浴是意大利里维艾拉的温泉。至于忧郁症，则以瑞士阿尔卑斯山清新的空气疗法为佳（在日内瓦湖畔，伟大的诗人艾略特从忧郁中解脱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膳食也加入了疗法的行列。神经病患者可选择一种特殊的食疗方法，通过牛奶来解除自己与世隔绝的心境。对于神经的生理问题，还有一种新奇疗法是，与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人进行日常对话。
正如19世纪20世纪之交，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指出的，“心理治疗的原理如此为人熟知，以至于人们往往耳熟能详。有人听到‘福音书可以让人精神放松’和‘不要担心运动’，早晨穿衣服时他们就反复告诫自己‘年轻！健康！活力！’，并以此为座右铭。”
①Thomas Chalyle，1795-1881，苏格兰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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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出令人欣喜的努力过程中，精神卫生学又有了新的发现。用矿泉浴和膳食来治疗神经疾病的医生开始注意到，病人若能从医患关系中获得关怀，效果要远远大于治疗本身。自信地做个倾诉者而无须担心受到羞辱，似乎正散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力。也许人们真正希望的是交流和倾听——不是忏悔罪孽深重，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也许他们希望自己的经历得到认可——让别人充当见证，说“是的，确实如此，你的生活糟透了”，就像弗洛伊德所体会的那样。他原本在巴黎与夏尔科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返回维也纳后创办了一家诊所，病患包括相当多聪明的年轻犹太女性。在此之前，没有人愿意倾听她们的心声。不过，不论这些妇女是否清晰流畅地讲述自己的经历，透过生殖崇拜对歇斯底里症进行的个案研究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倘若由德国精神病医生埃米尔·克莱普林负责对主要精神疾病命名和归类的话，弗洛伊德肯定会气得跺脚，大声呼吁对轻微精神疾病进行语义学上的排序。弗洛伊德创立了“焦虑性精神官能症”（Anxiety Neurosis）这个术语，取代了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等名称。他在1968年出版的《精神失调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将焦虑性精神官能症描述为“对焦虑过度关切直至恐慌，经常伴随生理的症状”。我在芝加哥患的就是这种疾病。
如果是在1945年至1975年间，精神病医生会让我陈述与母亲的关系，以及潜意识中的性驱动力这些问题；倘若我在1963年后能向精神病医生坦承病情，他们应该会给我开非巴比妥类（Benzodiazepine）安眠药；假使我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加州，想必他们会任由我像狮子般咆哮，在一旁记录下我的胡言乱语，抑或任凭我幻想利用飞毯让自己获得重生。
疗法和药品一直处于实验和研发之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法的确立，基本上都是偶然的——这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给我的忠告。
当我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朋友推荐我去见一家教学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他的“诊断”是：我的脑细胞已经大量坏死，除了服用药物，其他方法都无济于事。
锂盐①令我的手颤抖，嘴巴也干渴得要命，好像吃了撒盐的饼干。三个星期后，我就吃不下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姐姐家里度过了一段从容的日子，在无须处处警惕、宁静安详的环境里，我的心情也逐渐恢复平静。阳光又开始光顾这个世界，我为此感到惊讶。“就像她记忆中被唤醒的鸟儿，或她对六月天气和夜晚的渴望。”华莱士·史蒂文森②在他的诗《星期天早晨》中写道。
疾病的馈赠，在于它能使人变得谦卑、富有恻隐之心；我仍旧对精神崩溃心有余悸，不过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我甚至在初夏时回了一趟芝加哥，在广为人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布里尼-格林的景点拍照留念，浑身上下充满力量和创造的欲望，好像注入了新的激情。秋天，我急切而兴高采烈地来到纽约繁华的商业区，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这是我在敦达斯申请的。现在看来，我又重新融入这个世界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回想往事让我觉得羞愧：我竟然由于“失恋”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中途放弃芝加哥的学业！但是有个问题，几年来我始终感到迷惑：人们说的“上瘾”到底是什么？康复和清醒之间存在差异吗？毕竟，要评断一个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康复和清醒还是两个不同的考量因素。
关于个人的灵魂以及特定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我并无深刻的见解。在80年代末、正值23岁时，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所得知的是：我已经走出伤心绝境了——这真是太好了！就像朋友们曾劝告我、医生们要求的那样！我打赌自己会睁大眼睛，好奇地展开新的冒险。然而，我一到纽约，先前那种对迷人的连环杀手、有超凡魅力歹徒的好奇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文化背景为什么会如此惊人相似地影响着每个人呢？我很少这么想过，但接下来，我将摇身变为一个警示故事中的主人翁。
①Lithium，一种预防及治疗躁郁症的药物。
②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现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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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要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再不采取行动废除核武器，并防止气候进一步恶化，我预言，这场浩劫迟早要降临我们头上。
——史蒂芬·霍金，物理学家，2007年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总是对胃里阵阵不舒服感到极为恐惧，其中夹杂着对生活的不安全感。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家，1902年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不愿意再担心这些事情：电话账单、卵巢癌、黑熊、苍蝇、疯牛病、气候变化；夜晚在高尔夫球场散步却被一群飞虫包围，弄得兴味索然。我总感觉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从很高的地方奔袭而来，落在我的后背，不知不觉中皮肤就会生出一种恶性黑素瘤——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还有，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超级火山随时都会喷发，那足以要了每个人的命。难以预料的肝病肯定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威胁……我徘徊在焦虑边缘，心头时不时掠过一种恐惧感，甚至有时还会莫名地担心我正在开的车随时会爆炸。
这些恐惧感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必须保持警觉，极力避免令他们担惊受怕的事情发生。然而令我困惑的是，犯罪、蝙蝠、房屋失火、负面舆论、恐怖主义、乳腺癌、变胖，以及可能会对我的两个孩子造成伤害的事……这一切可能没有必要去事先担心。
“难道是我自相矛盾吗？没错，我是自相矛盾的。”沃尔特·惠特曼（这位美国诗人很怕蜘蛛）写道。显然，我与美国四千万成年人一样（这是令人震惊的数字），对矛盾的事有着奇怪的癖好。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近五分之一勇敢的成年人跟我一样焦虑不止，有的人甚至已经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症状：惧怕，暴力攻击倾向、歇斯底里、创伤过后的紧张失调、强迫性神经失调……我们忍受着焦虑带来的伤害，犹如穿着一件布满棘刺的披风。
我想象这四千万神经紧绷的芸芸众生，是否也体验过我在2006年1月所感受到的恐惧。当时，我注意到美国卫生部发布了一期有关流感的公报。卫生部在新建立的专门网站上告诫各州公民：请务必储存足够维持六至八周生活所需的食物和水……这事可真够新鲜的啊。
“这是为什么呢？发生什么事了？”我很纳闷，感觉到心脏怦怦直跳。这暗示着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比如大范围的灾难和死亡。我连忙用Google搜寻，才知道1918年的大流感曾导致人们呼吸急促、声音嘶哑，黄热病瘟疫肆虐——那是一种新的传染病，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导致大量的人死亡。
直至2006年冬季，这种病毒还不断在变异，以演化得能比感染鸟类更快感染人类……情况就是这样。你明白吗？这是灾难。我接着访问政府的传染病网站pandemicflu.gov，却只发现一份乏善可陈的报告。看来，还是不能对官方的援助抱太大期望。我们确实需要在地下室储存鲔鱼罐头和矿泉水。因为一旦食物供应系统崩溃，大家就等着饿死吧。
我该怎么办？那四千万焦虑的美国人该如何是好？当你遭到焦虑的折磨时，总要找到一个贴切的原因来解释你的恐惧。让喋喋不休的忠告见鬼去吧，我不需要来自官方的安抚，我只想知道此刻应该做点什么。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帕特里夏？”大约一个月后，我丈夫在门口签收了邮包，转身问我，“你又买了什么东西？”
“怎么了？”我在二楼的工作室朝楼下喊道。
“噢……”他说着上了楼。每踏一步台阶，平日里非常平和的声调就提高一级，“上周有个快递公司运来一只大箱子，里面足足装着十二个冷冻蔬菜的储存器！我早前就想要问你的，后来忘记了……”他往箱子里探头，“噢，这次你好像买了一大罐奶粉。”
他站在我的工作室门口，手里拿着刚刚被拆开的包裹。“看来你需要加二十七杯水，才能冲泡这些奶粉。”我亲爱的丈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看那架势要么会哈哈爆笑，要么就会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事情总是这样的。
我让他稍安勿躁。我们来讨论一下济慈①所称被“清醒状态下的焦虑”折磨的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那种痛苦是肉眼所无法看到的。这种经年不息的焦虑并非表现为胆小怯弱，或蜷缩在角落。我们不会被脚步声吓得瑟瑟发抖，也不会由于呼啸云端的隆隆声而在飞机上呜咽抽泣。在民俗传说和趣闻轶事中，恐惧总是与不成熟联系在一起，一律被率性地称为“神经兮兮的懦夫反应”——这样的理解完全是一种偏见！焦虑的来势之凶猛，是外人永远无从探知的。我们的焦虑情绪是私密、随意、怪异的，并且通常会被伪装和掩饰起来。它总是隐秘而又疯狂地在不知不觉中蔓延。
①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国诗人。
无论泛泛之交还是多年旧识，无论是孩子还是恋人，都会被焦虑症患者的伪装所愚弄。你知道吗？达尔文在晚年一直试图压抑无法自拔的惊恐感；谁能洞悉丁尼生①或叶芝②所感知到的恐惧？艾瑞莎·弗兰克林③在舞台中间歌唱、贝克汉姆在球场上大秀技艺，这两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泰然自若的镇定表现。在他们喜悦和优雅的外表底下，难道真的没有隐藏一丝丝恐惧吗？我认识一位CEO，他不论何时进入地下通道都会全身僵硬。就在他和生意伙伴共同乘坐大轿车、从东河下方的拉瓜迪亚隧道前往曼哈顿时，想必他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异样。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将业余时间都用来制订应变飓风的计划，因为她确信飓风会将她在蒙特利尔的房子夷为平地。我还有位好友是很可爱的人，她男朋友在芝加哥的事业蒸蒸日上，可我这位朋友整天担惊受怕，原因竟是害怕有什么东西会弄断男友的脚趾。
你无法从一英里以外辨认出一个人是否正在焦虑不堪。这种人的表现往往并不明显，焦虑的人甚至无法辨认出另一位同病相怜者。恐惧就像电流充满我们的身体，只有在无人注意时才会放电。
①Alfre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
②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
③Aretha Franklin，美国歌手，作曲家和钢琴家。
焦虑简史（3）
2006年3月，新西兰政府启动了全国住户邮件系统，要求人们重视一触即发的死亡和瘟疫。在别人看来，这是国家财政的益民作为，我却从中嗅到了危险的气味。我是FluWiki网站（一个由危机处理专家建立的百科网站）的常客，每天都会登录浏览。这家网站好像是专为神经质匿名者准备的一个非正式、无需寒暄的讨论空间。你可以在这里发现来自世界各地言辞犀利以及行为怪诞的人。交谈的范围无所不及，从病毒变异的科学对话到传染病的历史沿革，以及“我们该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怎样储备家庭燃料”这样的话题——所有一切都基于这样的推测：自我隔离是预防病毒感染唯一有效的方式。
“这星期我洗手很勤，都洗出血了。”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母亲说，光是一个晚上她就在FluWiki网站发表了七篇文章。她是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已经提前准备好孩子们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盒，这样一来，孩子们即使是在检疫时需要被隔离也能够愉快度过节日。她考虑问题总是相当周全。不过，这正是问题所在。焦虑症患者通常会陷入无休止的假设中，为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杞人忧天。而引起焦虑的根源问题在于，他们难以接受不可预期的事情，偏执于不确定性而无法释然。正如心理学家玛丽亚·米塞利所说，这必然会造成一种要对未来拥有绝对支配能力的心理。上述这位德克萨斯州母亲是该网站的常客，她似乎也总是为他人承担起母亲角色的职责，然而，她也坦言这已令她精疲力竭。我推断，她可能患有轻度的强迫性精神失调症，并不只是因为她不停洗手的行为，还有常会发送暗示社区混乱的帖子。这类帖子时常出现，并瞬间引起一片热烈讨论。
我也曾兴致勃勃地读着《只用罐头食品烧饭》一文，由此产生了一种对拓荒时代的缅怀之情——就像阅读《草原小屋》①时一样。后者描绘了真切而清晰的恐惧，让我边读边为之庆幸：还好爸爸拥有一支猎枪。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在网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参与讨论的人们往往做出这样的假设：没有为传染病流行做好准备的人会陷入绝望，不顾一切四处寻找食物。这种耸人听闻的话题引发了“如何避免家庭遭到侵袭”之类的热烈献策，甚至有人提出了“262项建议”，仿佛玛莎·斯图尔特②在杂志专栏里传授家政技巧和纸杯蛋糕的制作方法那样。不过我对此并不十分热衷。
为了不使浏览过Flu Wiki网站的人指责我们“对威胁给予选择性的关注”，我有必要说明一下。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在焦虑的驱使下这么做的，人们也总能从禽流感专家那儿得到支持的引证。按照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流行病学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姆的观点，如果在冬季爆发大范围的流行病，“除了说说以外，我不晓得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根本束手无策。”
①《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美国女作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杰作，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调描述了他们纯朴的小木屋生活，平凡而动人的善良人性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②Martha Stewart，有“家政女王”之称，透过广播电视、杂志及数十本著作，向全球千万户家庭兜售烹饪、持家、装潢、育儿秘诀。
焦虑简史（4）
可是，怎么能够坐以待毙呢？2007年，就在我写作本书之际，伦敦的科学家刚刚将“末日时钟”①调快了一分钟，象征文明末日的临近。对这种富有戏剧性的仪式，我不确定他们期望人们作何反应，总不会是希望看到人们长叹后躺倒在地上，把自己埋在秋天的枯叶里面吧！在十一月阴冷彻骨的早晨，我就在后院里亲眼目睹一只受伤的松鼠用这种方法来应对。
如果是大规模的流行病或灾难，我起码还能为此做点准备：储存足够的食品，设法搬离市中心。但我能为“文明的末日”做些什么？那些操弄“末日时钟”的科学家反复演练着一套自我毁灭的假说，实际上引发的是压抑，而不是焦虑。焦虑与压抑的不同之处在于：尽管信心十分微薄，但它总是偏执地带着“能够幸免于难”的希望。举个例子，公事包掉落在地了，压抑的表现会是嘟囔着咒骂“真是见鬼了”；而处在焦虑之中的人则将公文包捡起来，然后避免其再次发生。
①Doomsday Clock，1947年由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设立，根据世界局势将分针拨前或拨后，标示世界受核武威胁的程度：12时象征核战爆发。
对付恐惧的方法有很多，但我专门研究了心理学家玛利亚·米塞利提出的“假设分析方案”——晚上躺在床上，尽可能想象自己期望出现的情况，然后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叙述它：使用法语，或者假想自己是只猫。“一个人对事件的掌控能力与他的预见能力息息相关，”米塞利指出，“如果无法预知，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因此，为了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我不得不肩负艰巨的任务，去构想突发事件的可能走向。但事态的发展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结果这种构想非但没有减轻我的焦虑，反而像唱片的纹路一样益发深刻：
要是我不能胜任怎么办？
坐上我的马自达汽车？连同狗和孩子？
我们就待在这儿？在地下室里？
如果狗狗要去外面遛达，回来时脚上怎样才能不沾上病毒？
它可能会踩到鸟粪。
我是不是应该给狗狗买一副足套呢？
焦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这段日子，我们谈了很多与恐惧有关的事：恐惧政治学、恐惧的文化、恐惧“天赋”，对恐惧感的恐惧等等。然而，焦虑与恐惧是两种大相径庭的体验：恐惧来自于直接的威胁，并会激起本能的反应。一头熊追你，你只有狂奔；一辆失控的汽车横冲直撞，你肯定要纵身逃到路外。恐怖分子劫持了你所搭乘的班机，目标直指华盛顿，你只能说“听天由命吧”。
德国心理医生库尔特·戈德斯坦指出，“恐惧能令感觉更加敏锐，焦虑则使人瘫痪。”
这两种反应看起来似乎只有行为上的差别，但其实它们是不同的困境。焦虑的人并非麻木不仁或缺乏勇气。恰恰相反，最近核磁共振成像方面的研究已表明，当得到危险的讯号时，遭受焦虑失调折磨的人会做出完全正常的反应——这部分大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杏仁体①。换句话说，在其他人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做出敏捷而勇敢的反应时，焦虑症患者也能快速应变。
焦虑简史（5）
焦虑最令人恼火的特征是它的漫无目标。它就像无形的波浪席卷你的全身，将你往下拖，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变成令人惊恐的庞然大物，让人如坠深渊。我就快要淹死了。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所强调的：“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那是对威胁无能为力的体验。”
我就曾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那是在陪伴我的儿子参加一年级学生远足的旅途上。我们坐在校车上，正前往剧院观看以庆贺中国新年为主题的歌舞表演。我的儿子跟他六岁的同学兴致勃勃地玩起了“侦察兵”游戏。凝视着车窗外的景致：一月的多伦多格外单调，道路满是泥泞，交通滞缓。两个孩子沉醉于快乐的游戏中，此情此景是如此曼妙：车厢里散发出湿手套和积雪融化的气味，夹杂着洗发精和水果口香糖的味道。车座的弹性相当好，孩子们穿着雪裤在上面蹦来蹦去也不会凹陷。孩子们兴奋得好像得知即将去到周日自助餐厅那般，兴奋不已。结束了侦探游戏后，他们又扯下前座男孩们的帽子作乐，继而玩起“星际大战”游戏：他们用小手掩住嘴，模拟在广袤的银河系里远程通讯……
①Amygdala，大脑核之一，位于侧脑室下角的前端，因形似杏仁而得名。与情感、行为、内脏活动及自主神经功能有关。
孩子们玩得如此快乐，而我坐在他们身旁，脸上虽然勉强堆出愉快的空洞神情，却始终难掩内心的忧虑。我感到全身僵硬，于是尝试用指尖按住掌心，竭力想把忧虑从大脑、内心和灵魂中赶走；我不停地告诫自己要心平气和，把这些情绪当作关节炎、牙痛、头痛或恶心之类的症状——虽然不舒服，但无关紧要。“请让忧虑从我心里退去吧！”在这辆满载孩子欢乐的学校巴士上，我却发出了爱德华·蒙克①的“尖叫”②。
①Edward Munch，1863-1944，挪威表现主义画家，对心理苦闷的处理手法影响了20世纪初的德国表现主义。
②爱德华·蒙克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蒙克的一生饱受焦虑的折磨，他通过画笔攫住恐惧，仿佛用大头针钉住一只灰蛾。他是一位追求科学的天才艺术家，他对焦虑的精准揭示不仅赤裸得令人难堪，甚至能让人失去理智。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自己的恐惧归咎于那则关于“末日时钟”的报道；这萧瑟的冬日风景，抑或是我增减不定的银行户头——身为一名作家，我承受着从饕餮盛宴到饥肠辘辘的现实落差，这曾是我本人的真情实感。可是，为什么蒙克画作上的形象会发出尖叫？世人熟知的丁尼生和叶芝，还有威廉·詹姆斯①和达尔文的害怕又来自何处？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恐惧呢？
①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宣导者，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
2006年，黑暗的冬天开始变得愈发暧昧不定。“昨天夜里打雷时，大地在摇晃，”有人在FluWiki网站上写道，“新泽西迎来了气候宜人的温暖春天，我开着车，无法相信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毒。了解内情的人断言这是不可能的，我也没有感觉到威胁，不过我相信某些令人忧心的事正在发生。我觉得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不予理睬。但人的念头可以截然分开吗？是左脑与右脑之争吗？你们是否也有过这种矛盾的念头？”
这篇文章唤起许多人都曾感受过的周期性超现实意识，当然也包括我。尽管我们竭尽所能去避开“所有人终将死去”这个念头，但所有人终究会意识到这一点。来自新泽西这个家伙的发言让人联想到1837年丹麦年轻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所说过的话。人们把弗洛伊德看作是心理学天才，但我会争辩说，真正的天才是克尔凯戈尔。这位来自哥本哈根、年仅二十七岁的作者依据自己的忧虑经验和细致观察，对这种状态提出了深刻见解，在我看来，前人的任何贡献都难以与之相比。“焦虑与客体保持着一种诡秘的交流，无法回避，实际上也不能回避。如果说恐惧能诱发行为，那么焦虑将驱使人们进入强迫性沉思。”他写道，“对害怕的事物存在一种渴望，一种感应性厌恶。焦虑是个体所拥有的排斥力量，但无法驱走，也没有要驱走的意志。人虽然恐惧，但对恐惧的事物存在渴望。”
焦虑简史（6）
难道我渴望自己死于禽流感？新泽西这位留言者渴望在春天的细雨中与人世诀别？当然不是。我们都在寻求某种原始的元素——它不断地刺探并延展着人的忍受范围，因而人们不仅能够进行极限运动，也能在看《电锯惊魂》这样的电影时始终镇静自若。克尔凯戈尔还写道，“人们所渴望的与其说是自由，毋宁说是自我。压抑或无视焦虑并不能让我们成熟起来或更有创造性，唯一的方式就是经受它的锤炼。”渴望自由，并不意味着享乐主义，亦非出于现实的目的。
换句话说，我们的焦虑也在成长，并通过西方文化进行传播，因为处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需要成长。克尔凯戈尔称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为“懦夫纪元”。因为人们“竭尽所能逃开自己的内心，在嘈杂的娱乐中驱赶孤独感”。我们发现，所有现在耳濡目染的事情几乎在两百年前就出现过了，但任何交流中已难觅对“存在”的思考。焦虑开始被认为是可以用药丸来抵御的，而不再被当作文化发展受阻的讯号。
根据2002年“世界精神健康调查报告”在十八个国家收集的资料，焦虑已升格为席卷全球最普遍的精神健康问题。然而，每个国家的发生率千差万别。在世界上，美国处于最高焦虑水准，终生患病率为28.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3.4%的墨西哥人从未经历过明显焦虑（或忧郁）。美国人遭受焦虑的痛苦程度要比中国人高九倍，而德国人的焦虑程度要低于法国人。
统计资料显示，焦虑与恐惧在本质上的差异再明显不过了。想体验恐惧吗？去伊拉克好了，或者在朝鲜发表自己的观点；把自己困在珠穆朗玛峰上，或者从飞机上跳下来，抑或想象一个白人置身于津巴布韦农场的处境。
有一天，我那墨西哥裔的心理医生提出了他的看法：在西方世界，人们焦虑的原因在于“一切都在掌控中”的错觉。他认为，拉丁美洲人习惯于社会的不公和困苦，缺乏“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幻想。
2005年夏天，古巴人和墨西哥人连续遭到破坏力极强的飓风袭击。美国人挥动着拳头高声斥责官员们必须为卡特里娜飓风灾情负责，而同样受灾的拉美人则跳着桑巴舞着手灾后的重建工作。他一边说，一边上下拽着那条色彩鲜艳的领带，冲我调皮地微笑，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非常严肃。正如环保思想家戴夫·波拉德所写的，“这是错觉，是误以为某些事情能做到或必须去做的幻觉：例如追责畜牧业者，让他们对‘疯牛病’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审判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夺回我们的主导权——其实这些举动会把我们逼疯的。”
确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控制权。我们需要的是像松树和棕榈树那样在暴风雨中弯下腰——温顺，能适应，协调一致，又完全扎根于自身的原则。从本质上说，我们需要的是心智的成长。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7）
睡吧，你这头黑眼睛的猪
掉进满是魔鬼的深坑
——19世纪初，冰岛摇篮曲
“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我答道，随手拉上窗帘。不过，我的女儿克拉拉不是电影里演的那种孩子，只要哄一哄或轻轻的一个吻，就能很快进入甜美的梦乡；她从来没有愉快地入睡过。女儿同小时候的我一样，是个容易担忧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她就极易受到惊吓，很难安定下来。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别说是啜泣和急性腹痛了，就连录音带发出的噪音也会令她坐立难安。她不会，也无力轻易地消除疑虑。她正是哈佛儿童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所称的“高度反应、敏感性格”的典型例子。
“小女孩被绑架离家以后，会死在树林里吗？”克拉拉一再问道，非要将这种可能性打探个水落石出。在我们居住的城市里，曾经有个大约十岁的黑眼睛女孩突然失踪了，据说这女孩是在自家床上被绑架的，事件在学校不胫而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人在自行车道边的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家的一个熟人被控为谋杀犯。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如何回答。我曾是报道犯罪新闻的记者，轻而易举地就能想象出类似的可怕场景：夜黑风高，凭借远处的光亮，一个陌生人顺着梯子潜入我家位于多伦多郊区的狭窄后院，并撬开克拉拉卧室坚实的窗户。不过，我知道女儿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她想知道的其实是该如何应对。她清楚至少有人曾经被劫持了，这种事就有可能会再次上演。
克拉拉的大脑正处在发育阶段。在她的脑叶里，杏仁状的脑下垂体是哺乳动物产生恐惧的感觉中枢，能够发出五种警报信号。一旦她不能对威胁进行合理的评估，将此信号传回脑下垂体，就会导致“错误的预警”。
在晚上，她出于与白天同样的原因而感到害怕，一个星期里就为此哭过好几回，感到无能为力。欧洲的研究人员最近证实：父母向来低估了孩子恐惧感的强度。（我对此并不惊讶）对灵长目动物以及人类来说，黑暗会加强恐惧的反射。按照神经病学的观点，在日落后我们的神经波动性更大，也更警觉。与此对比，啮齿动物和兔子在白天则更为机警。
有趣的是，在西方文化里，我们会让尚未能抵御孤独感的孩子独自睡在自己的床上。实际上，我们是在要求非常脆弱的家庭成员独自照料自己。我们让他们在篝火周边巡逻，却不给出任何可沿循的指示；不光如此，我们还不准许他们拉响警报，因为这样会扰醒我们的安梦。
“当成年人极力回想小时候害怕的事情，”段义孚①在他那本文笔优美的著作《恐惧的景观》写道，“他们其实忘了童年的种种快乐，只对茫茫黑夜里自己的瑟瑟发抖记忆犹新。”
我对黑夜的恐惧记忆犹新。1971年，我跟随父母住在新德里，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了战争（那场战争决定了孟加拉共和国的诞生）。当时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而新德里北方较远的城市还在遭受巴基斯坦军方的狂轰乱炸。印度首都的所有家庭都接到当局的通知，要将窗子漆成黑色或干脆封上，以免让城市暴露在巴基斯坦空军的炮火下。当时我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只记得父母之间扼要的谈话以及持续而可怖的黑暗。有时候，我会跪在床边冰凉的石棉瓦地上，祈祷我们的住处不要被飞机夷为平地；真希望房间四周的墙永远不变，我永远不要跟所爱的人们分开。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变得面目全非。
整个印巴战争期间，我们家只发生过一次意外，就是被唤作“蜀葵”的小白兔死了。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我十多岁的姐姐本来准备上床睡觉，却一不小心将兔子踢进茅坑里。“我想它肯定淹死了。”她解释道，语气中充满愧疚。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8）
①Yi-FuTuan（1930-），当代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他将人的主观性情与客观地理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阐发，产生了重大影响。
住在印度的三年里，我的体重锐减，成了焦虑型厌食者，不敢吃牛肉。医生开了食疗药方，让我每天喝香草奶昔，妈妈为此还特地跑到美军海外军事基地去购买。那里有专为美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提供服务的杂货店。在那里，“卡夫晚餐”干酪、“杰米玛阿姨”早餐，还有炸薯条……在这片异国土地上，看见这么多美食摆满了一个个橱柜，真是令人安慰。每天下午，我都与一个脸色苍白的孩子牵着手，从美国国际学校步行回家，书包里装着我的史努比午餐盒。我们这两个十来岁的孩子要避开随时出现在路上的猴子、横冲直撞的自行车、摩托车，满大街散步的牛，到处都是乞丐……这真是让人感到痛苦和担忧的世界。我们一直走到那满是尘土的家门前，才挥手道别。我走进有空调的房子里，盘着腿在地板上喝完香草奶昔，然后写写东西或观看方形电视机里播放的宝莱坞电影。
印度是我个人记忆中“恐惧景观①”的发源地。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描绘一幅独一无二的心理风景画。对于那些童年时代就害怕的事物，始终都会保持特异反应般的警觉。心理学家将这些反应称为“暗示性恐惧”。儿童之所以怕水，是因为曾遇到突发事故，或是其父母过于神经质的缘故。暗示着恐惧的事物还有：狗、沙漠、漆黑的小巷。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摩托车、遍地的牛粪、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害怕走失或担忧被抛弃——我的父母在世界各地漂泊，身为他们最小的孩子，我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
①段义孚所提出的概念，他将人们的感受与环境景观联系起来，提出有胁迫性的环境是恐惧的来源之一。
我对大型肉食动物的感知，是从八岁那年的夏天开始的。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的司机桑尼兴高采烈地开车载着我们，从新德里北部出发，前往旧英国驿站，它位于喜马拉雅山东边山脚的比姆塔尔。那是一个毗邻冰湖的高山溪谷，就在科贝特国家公园附近，是印度著名的食人虎的栖息地。我们在一幢房舍安顿下来，屋主是一个叫斯梅塔塞克的捷克人。斯梅塔塞克先生热爱探险，他拥有大批神秘的收藏品，比如用大头针钉住的、稀奇古怪的蝴蝶标本。
这次旅行让大人们平日里的紧张情绪得到纾解，三个十来岁的孩子则情绪高亢，我也一样。我坐在红色的旅行车后座，顺着后窗向外眺望，环绕德里灰蒙蒙的平原上尽是坑洼不平的泥路，妇女的背上好像驮了很多草，走起路来十分艰难。直到我们的旅行车开上滚烫的柏油路之后，她们那背部高耸的奇怪模样仍久久留在我的脑海里。经过几小时的颠簸，大家在孩子们的吵闹声中到达山麓，蜿蜒向上爬坡数千英尺后才抵达比姆塔尔。
在这次全家旅行的途中，不知道是什么事触怒了妈妈。也许是因为桑尼错过了弯道、迷了路，或是爸爸发了脾气，反正当时车上乱哄哄的，就在大家都嚷嚷着“见鬼去吧，全都见鬼去吧”的时候，向来性格沉着的妈妈突然要求下车。她没特别想什么，“只是……那辆车有点让人紧张，我受不了。”她后来回忆。由于一心想要逃离，她使劲抱着我，把我像围巾似的绕在脖子上，就这样下了车。旅行车的尾灯像老虎的眼睛一样在前方闪烁，直到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开始步行，去哪儿？“我想只有几步远，”她对我坦承道，“也许要走一百多米吧。”
在那个可怕的漆黑夜里，月亮藏在厚厚的云里，只能隐约见到数百英里外城市上空的光亮。没有可以照亮道路的手电筒，我们只好试探着艰难跋涉。当时是雨季将至的七月，每年这个时候，农民会在山坡点燃杂草，驱逐鬼怪。远方若隐若现的橘红色火苗，显得眼前的黑暗愈发深不可测。
焦虑简史（9）
那是《韩塞尔与葛雷特》①里面的场景，仿佛电影《魔戒》中的弗罗多和萨姆也曾在这里出现过。在某种神秘感的驱使下，我们一步步向前走。“我们下方和上方的整座小山丘都有火光。”妈妈说。最后，我们终于在旅社找到了其他家人，他们正担心得焦急难耐。斯梅塔塞克先生告诉他们，山上的狮子每到夜晚就在这个地区寻觅猎物。在令人心惊肉跳的寂静中，我们收拾好行李，各自上床睡觉。我对这次度假旅行零零散散的记忆中，还残留着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不得不去应对的危险征兆。
我还记得当年我是如何扶着一道低矮石墙，想象自己是芭蕾舞者，尽力保持身体平衡却还是摇摇晃晃，竖起耳朵聆听着灌木丛发出的沙沙响声。就像一头鹿，表面平和，保持高度的警惕。
①《Hanseland Gretel》，格林童话所收录的德国童话，中译本名为《糖果屋历险记》。
多年之后，至少到上高中前，我依然能在黑暗中感受到一种难以确切表述的责任感。我必须保持警觉。我必须如此。我们从印度返回加拿大，在渥太华一幢破旧的大木屋安顿下来，为了照顾羊圈，我每天都会半夜起床，在四周巡视一番。对一个孩子来说，渥太华那幢老屋显得有些空旷凌乱，但充满神秘。墙上斑驳，地下室尚未完工，里面阴冷。僻静角落和能滑动的栏杆无处不在，还有一条环绕屋子、有山墙的白色走廊，后面就是挨着僻静街道的大庭院。整幢建筑简直与电影《鬼哭神嚎》（The Amityville Horror）中描述的一模一样。我的卧室是前屋主的缝纫间，这个狭小空间面对着通向二楼的宽敞楼梯。在门那边，大厅在四面小径婆娑的光线映衬下显得更加幽暗。
每天晚上我注视着楼梯时，都不得不背向窗户，倚着我那张小床。我想，我所担心的是被吓坏的景象：狼人、老虎或“山腰绞杀手”①潜踪而来，顺着阳台蹑足向上爬。寂静而漆黑一片的世界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水面都会荡起莫名紧张的涟漪。只要握紧拳头振作精神，只要大喊一声或点亮灯光，眼前的景象就会全部改变。你知道，导致我神经紧张的元凶——印巴战争已经从我孩提时的记忆中消褪，转而被电视报道的“洛杉矶连环杀人案”这样的新闻取代，这些新近发生的凶案流窜进我的脑海，巧妙地融入了孩提时代的情感痕迹。我的恐惧感还在寻找新的出口。
①电影《山腰绞杀手》（Hillside Strangler）中的角色，因为凶手经常把受害者尸体扔在半山腰而得名。
监视这幢房子最好的方法是面向天花板躺着，来回地转动脑袋扫视每扇门窗，直到我的头发绝望地绞在一起，法兰绒睡衣也乱成一团。这时妈妈就会拿来一个糖果色的手提收音机，我低声哼唱卡朋特乐队或“船长与坦妮尔”（一个夫妻歌手组合）的歌曲，紧绷的神经才慢慢舒缓下来。“我们只是刚开始生活……”我躲在毯子下唱道。如果没有卡伦（卡朋特乐队的成员），我该怎么度过那些夜晚呢？
当时的我，很可能已形成神经病理学家所称的“敏感性焦虑”（Anxiety Sensitivity）。绝大多数情况下，患有惊恐失调（Panic Disorder）和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的成年人会被急性焦虑症（PanicAttack）本身的狂躁左右。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这种经验是突然并且极端的，就像被人突然击中面部，患者会陷入恐慌，不知如何是好。他们无法预见何时会出现恐慌，经常莫名恐惧，万分苦恼，因此得远离餐馆和地下通道。“恐惧在我身上附体了，”亨利·詹姆斯爵士①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在我感到自己要出事前，这种不祥之感持续不到十秒钟：也就是说，我从一个身体健康、生气勃勃而又快乐的人，骤然变成软弱的、绝望无助的婴儿。”
①Henry James（1811-1882），美国哲学家与神学家。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0）
牧神潘恩①被古希腊人视为古代人恐慌之谜的隐喻。据说这人身羊角、急躁易怒的神，由于厌恶自己身上长的毛而将它们统统剪去，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向喧闹的旅者跳过去并狂怒地咆哮，使旅行者惊恐万状。有趣的是，潘恩实际上从未伤害过人，因为他并没有携带武器。他那令人惊骇的力量何时会爆发，完全是无法预期的。关于恐惧和焦虑的心理学知识，希腊人没有留下长久流传而有分析价值的文字，但他们透过这个意象精准地揭示了恐慌的特征。
儿童时期的焦虑性敏感被认为是焦虑症的前兆。因此，对黑暗的极度恐惧应归咎于增强的（或过于容易被诱发的）惊吓的反射。相较于对具体事物的恐惧，对死亡、分离的恐惧是成年人产生焦虑情绪的更大来源。换言之，一个在白天勇敢无畏、晚上却胆小害怕的孩子，跟一个极度怕蛇、但相对较易入眠的孩子相比，前者在成年后更有可能患上焦虑症。
①Pan，古希腊神话中主管畜牧和农业的神祗，赫尔墨斯之子。
在孩提时代，我每天早晨都容光焕发，因为我又可以参加情趣盎然的活动了，清晨的曦光、早餐的芬芳气味驱走了我的孤独与挣扎。白天的我是无畏的。我会怀着荒诞的愿望，从车库屋顶上跳下来。我甚至还摔断了腿，套着石膏，学校里每个人都为我摇头叹息。在任何活动中，我都很合群，外向，富有冒险精神。在白天里，我感受到的紧张都属于普遍的、正常的焦虑情绪，也就是弗洛伊德所称的“预备性焦虑①”，或克尔凯戈尔所形容的“预存警觉”。
有必要唤起那些驱使我们向前、敦促我们成长的情感。
你还记得自己的幼年时代吗？儿童普遍会感受到一种恐惧感——德国哲学家曾经把它形容为Urangst②。一首美国奴隶摇篮曲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注解：“嘘，孩子，不要哭/爸爸和妈妈注定要死的。”大多数孩子在五岁左右都会无比惊骇地发现：他们的父母终将会死掉！于是他们就会竭力去寻找可以避免这种结局的办法。但是，保姆的歌谣和童话能够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帮助他们。对孩子而言，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叙事并不能透过否定忧惧的念头来安抚他们。
事实上，童谣还会承认那些念头的存在是合理的。我刚当母亲不久，就被自己唱给克拉拉的那些歌谣中的寓意吓了一跳：“当树枝裂开，摇篮就掉下来/小孩儿、摇篮全都掉下来。”这段柔声哼唱的旋律，不正包含了灾难的威胁吗？文化史学家玛丽娜·华纳出色地诠释了隐藏在摇篮曲中的威胁意味：“在一个反复出现的套路里，预言般的反讽产生了伤感的魔法：摇篮曲个性化的叙事，是为人类生活的脆弱不堪做出普遍的写照。”我们让孩子去理解令人忧虑的事物，让他们自行寻求安慰。而这本来是我们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用未必真实的、抒情般的辛辣话语就可以办到的。
①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指出“预备性焦虑（Anxious Readiness）”是有益的，它能引起知觉的紧张。
②德语，“原始恐惧”之意。
童话也起到类似的效果。正如布鲁·诺贝特海姆①首先指出的那样，佩罗②和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在幽暗的森林里迷路、尸体或打算遗弃孩子的父母，所有这些都折射出儿童在面对心理危险时的内心情感。请留意段义孚在《恐惧的景观》中的阐述，“童话故事坦率地描绘了成年人很少承认的糟糕经验，而儿童能察觉到：这些经验就潜藏在他们的生活中。这表明了痛苦必然伴随着年轻人成长，人们必须经历痛苦的折磨，才能进入更高的精神层面。”
“亲爱的，你不会有事的。”我抚摸着女儿垂在前额的蜂蜜色头发，对她说道。但是，她还是会担忧，因为她已经读过格林童话。
①Bruno Betteheim，1903-1990，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
②Charles Perrault，1628-1703，17世纪的法国作家，1697年出版《鹅妈妈故事集》（Tales of Times Past with Morals）。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1）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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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精致而丰富的故事书和歌曲当礼物，能帮助他们对抗时不时出现的、无意识的恐惧感吗？“且听下回分解”，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天才作品借着保姆和妈妈之口，传递着真实世界的讯息。两百年前，一个像克拉拉这样的孩子，想必得与童话中的各式妖怪盘斗。德国的小孩子要与精灵王斗智斗勇；在俄国呢，则是对付吃小孩的巴巴亚噶①，她藏在鸡窝般的房子里，饥肠辘辘地潜伏着。“会怎样，会怎样呢？”孩子担忧父母或保姆在睡着时遇到危险，因而滋生出关于睡魔的念头。睡魔专门在晚上寻找紧张戒备的孩子，然后朝他睁着的眼睛扔一把沙子——“直到他们被杀死。”这是一首育婴歌谣唱的。在埃及乡村，小孩遭威胁、被恶魔斯洛瓦活活吃掉的传说耳熟能详；在肯尼亚，四处游荡的马纳米专门捕杀小孩子。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已抛弃了关于魔鬼的胡说八道。但是，这些魔鬼的原型还残留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孩子们能看到他们。精灵王被恋童癖者取代，可怕的预言则摇身变作报纸头版上的骇人新闻。
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他们在为期六个月的调查中发现，13%的美国儿童正遭受焦虑症的折磨。如果这指的是失调性焦虑，这个统计数字要比发育期患上恐惧症的儿童人数高出许多。结果也许有点出乎意料，因为人们觉得战争区域更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而不是在这样一个平静而富足的国度。
事实上，纵观文化认知的发展史，人类并未能为焦虑的儿童提供有效药方，用以疗愈忧虑以及无助的心绪。一位英国老太太警告她所照顾的孩子时，会说“如果你再不听话，妖怪会来抓你的”，然后孩子就会以某种方式争取好的“表现”，这才是药方的真正内涵。而现在，我们出于善意，对孩子否认黑暗中可能潜伏的危险，以便让焦虑的孩子闭上眼睛乖乖睡觉，恰恰是在无意间暗示了成年人的无能为力。
①BabaYaga，各种森林巫婆传说的原型。
当我们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时候，忧心忡忡且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就会把这句话解读成：“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没有必要加倍提高警觉。我们是看不到死人的，孩子，你必须自己面对。”当克拉拉问我“会怎样”时，她实际上是在寻找“药方”、渴求某种对策。
我尝试为女儿提供策略。我说，“好吧。我们来讨论一下你该怎么做。如果不速之客破门而入，你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列举一下你能采取哪几个步骤来保护自己。第一步，当陌生人闯入房间，很少有孩子不想大声呼救的吧？但是他们往往被迫遵守绑架者的指令而不敢出声。他们被绑架了，父母竟然都还在睡梦中！猜猜会怎么样？悄悄潜进卧室的陌生人其实也非常紧张，他们害怕被抓住。你可以吓唬他们！这是一项必须牢记的人生准则，克拉拉，你不会是唯一被吓坏了的孩子。”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克拉拉都沉浸在想象中，精心构思能够智胜坏蛋的巧妙方法。她有一个从生日派对得到的手电筒，可以令歹徒的眼睛瞬间致盲；她用硬币和罐头盒做了个响铃，用来吓退对方；她还打算往他的脸上吹气球。她聪明地在卧室窗沿堆放石头和尖尖的钉子，精心设计出阻碍歹徒擅入的装置。
对于用什么方法可以阻止歹徒闯入，我不会贸然加入自己的意见，这种心理上的演练对克拉拉是有好处的。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足智多谋，这种新发现似乎赋予她更强大的能力和自信，并开始驱退焦虑。亲眼观察克拉拉的种种变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从这一刻开始，”正如小说家维耶·德·利勒-亚当在《艾西丝》里描绘九岁女主角时所说的，“这个小姑娘的目光流露出混乱的希冀，绽放出更多的光芒。想必有人会说，她在我们的影子下清醒而自信，感受到了自身的意义。”
然而，我不能按照我妈妈的方式，判定克拉拉是不是一个“忧虑者”。我妈妈的头脑在晚上异常活跃，处于无所不能的“超人模式”中；我也不敢想象我的女儿将会体验到痛苦的“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研究显示，由于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焦虑症患者的子女（尤其是双胞胎）更有可能显露出“焦虑倾向”。
有鉴于此，忧虑重重的母亲会强烈要求孩子：“别站在船甲板边上！”倘若这个孩子今后对接近水或从甲板边缘心怀恐惧，那么从理论上讲，是这位母亲将恐惧意识传递给了下一代：其中三分之一属于遗传因素，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后天环境的影响。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2）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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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审视自己的家谱排列时，便能感觉到绷紧而易折的树枝。我追溯父亲的家系，透过祖母及她在加拿大温尼佩格镇的牧场，一直上溯到穆迪家族。我的曾外祖母是温尼佩格医院的护士长，年逾四十才生下第一个孩子。据说她是个固执刻板的女人，绝不会做出年轻人异想天开的事。“言辞刻薄，不留情面。”我的阿姨总结道。然而，导致其他人陷于痛苦的性情，并不足以证明我的曾外祖母性格抑郁或患有焦虑症，不过我仍能从祖母身上看到她的影子。我的祖母——美貌睿智的马伦·穆迪曾经是加拿大第一夫人①，从根本上说，她的性格也是急躁易怒的。她与肯尼迪总统夫妇、约翰逊夫妇和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宴上把酒言欢，但也经常在私人日记里写些嘲讽这些宾客的话。提到约翰逊总统的直升机在她的私人花园上空盘旋，气流吹折了她心爱的花时，她恼怒之极；她还评价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夫人“打扮得就像没有收拾好的床”。
在加拿大，祖母因她尖刻的评价而声名鹊起。我那和蔼可亲的祖父在担任总理期间发表巡回演说后，回到家中问妻子是否遗漏了什么重点，她用别人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是的，一个好机会就这么毁了。”我想她可能是世界上唯一将多罗茜·帕克②奉为神明的第一夫人。她在记者面前逐字逐句引用帕克的话：“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女人。”我怀疑她在帕克身上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梦幻破灭之感。如果由我的心理医生对祖母进行心理评估的话，他可能会匆匆地下个“混合型焦虑与抑郁症”的结论。
①本书作者的祖父为加拿大第十四任总理莱斯特·皮尔逊（Lester Pearson）。
②Dorothy Parker，以刻薄的妙语闻名于纽约文坛的女作家，被称为“美利坚最具智慧的女人”。
随着年事日高，祖母愈发暴躁易怒。她手上叼着薄荷香烟，到处发表尖刻的言论。但她给人留下的不是冥顽不灵的印象，而更像是一位内心深处颇为痛苦的女性。终于，她的内心世界开始变得模糊，说那些刺耳的话成了单纯的需求。她每天要往我们家打十多次电话。
在记下这些往事时，我正在渥太华和父亲——祖母的儿子呆在一起。早春四月，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大地刚刚抹上淡淡的一抹绿色。春天似乎还在愠怒地赌气呢，整天淅淅沥沥下着寒冷的春雨。这番景象不禁令我想到爱尔兰。我曾经跟着父亲去爱尔兰瞻仰他最喜欢的诗人W.B.叶芝的墓冢。我们打着雨伞站在墓旁。父亲盯着墓志铭，“对生命、对死亡，给予冷然一瞥。骑士驰过。”①目光中流露出赞赏的神色。他没意识到叶芝曾遭受焦虑的折磨。也许对于我七十五岁高龄的老父而言，“焦虑症”这个标签只是现代人的无病呻吟，不可置信。但是，他对这位诗人，还有T.S.艾略特，寄予了很深的情感。对他们来说，忧郁仿若令人心酸的旧友，让人陷于深沉的遐思。
此时，我父亲正在厨房踱步。他身穿法兰绒运动衫，衬衫的扣子一直扣到喉结处，不再打领带——这是他退休后的习惯。我则坐在早餐桌旁看报纸——除了惊恐还是惊恐，除了胡扯还是胡扯，到处是骇人听闻的消息……这时，父亲发话了。
①这是叶芝在去世前夕写的一首诗《本布尔本山下》的最后一段。
“你要出去，是吧？”他已经问过十五遍了。
“是的，一点钟出去。”我小声嘟囔道，目光没有离开报上的新闻。
“你要去见谁？”他略微提高了嗓门，好像只是希望能记住似的。
“大学时代的一个朋友。”
“你说的是一点钟？”
“是的。”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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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步伐变得更快了，从窗户转到电炉旁，呼吸有些浅，前额的白发由于手指抓弄而显得有点凌乱。他的动作依旧优雅，他曾是一位出色的舞者，记得一次在涅瓦河乘游船观光时，我曾和父亲在甲板上共舞——他当时是加拿大驻莫斯科大使——在《蝴蝶夫人》的旋律中翩翩起舞。父亲还是位说俏皮话的高手，以奥斯卡·王尔德①的风格对外交晚餐派对极尽挖苦之能事。他是一位机智风趣的男士，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文笔优美的作家、老练的外交家。而现在，他只希望弄清楚一件事情——“你要出去，是吗？”
我点点头，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你去干嘛？
①OscarWilde，1854-1900，19世纪的作家、戏剧家。他是19世纪唯美主义在英国的代言人，“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
我可以写个便条贴在他的桌前，可是他对记在纸上的事不感兴趣。他正在举行一场仪式——对强迫性精神官能症的练习——包括大声询问和得到回答。他需要我的回答直接从我的嘴传到他耳朵里。每次一得到确认，他就稍微点下头。
下午，我正在精心冲泡第三杯咖啡，父亲给自己倒了一小杯葡萄酒，并开始查看一天的行程安排——这是另一种仪式。一天早晨，他驾着本田汽车去和朋友打高尔夫，发现自己竟然迷路了！这次经历让他第一次意识到，随着年事日高，记忆力正微妙而缓慢地消失。这感受如此强烈，如此令人震惊——他就在经常驾车经过的路上要转弯时，指关节苍白而紧绷，内心展开无声的挣扎，直到他重新冷静下来。
我在赴约前陪父亲出去散了一圈步。路边，生机蓬勃的黄水仙花在雨中盛放。走向街区尽头时，大风刮得他颇为难受，每说一句话都不得不停下来，且呼吸紊乱。这令我警觉起来，是心脏出了问题吗？可是他前不久才做过心电图检查啊。突然之间，我意识到他可能是陷入了恐慌之中。
可是父亲并不接受我的说法，他觉得这就和“受到女巫的诅咒”一样可笑。他挥了挥手，还一边嘟囔着“哪有这回事”，就好像我只是个十几岁的无知孩子，整天聒噪地宣扬那些标新立异的观念。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父亲还是个九岁的孩子时，他就背上行囊挥别双亲，远渡大西洋到寄宿学校上学。当时他的父母正在伦敦伯利兹苦捱那段艰难的时日。父亲由于受到校方杖责双腿的惩罚，要独自一人承受撕心裂肺的疼痛。大学时代的父亲不再陷入沉思，也不是板着面孔的严肃的人，他的绰号是“笑话大王”。相比起这段令他洞察了生活本质的人生经历，个人的焦虑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有这些，他只挥一挥手就略过了。我却能轻易从中寻见父亲的情绪轨迹，因为这与他的人生故事交织在一起：家里的收藏品、照片、耳语般的相互鼓励以及往来书信，甚至还有祖父出版的回忆录。我们是盎格鲁-爱尔兰人，我们对付恐惧有两种灵丹妙药：黑色幽默和紧咬牙关挺过去的坚毅。
而现在，在加拿大四月凉爽、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他的忧郁却一展无遗。他有点衰弱，竖起耳朵，渴望回应因波涛冲击而扭曲的人声。可是，他听不到我的声音。见到这种情景我真想说，“爸爸，我明白的，这是与生俱来的。你的恐惧就是我的恐惧。”但我们又是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成长环境、经历和性别的差异仿佛一条咆哮的大河，横亘在我们中间。
有时候，我会回想自己是如何在童年不知不觉迷失自我、又是如何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坠入遍布幽灵的深渊——大约有三次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差点“神经错乱”。我好奇的是，倘若这种家族遗传完全是出自偶然，而没有与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结在一起的话，情形会是怎样？我并不想对自己的遭遇表达不满和质疑，就像我不会对父亲的生活经历进行任何评判一样，我希望读者能体会这一点。我勇敢地接受痛苦的试炼，将它当作我的命途。只是，我所忍受的是比战争更暧昧不定、更难以捉摸的东西——爱情。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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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被真理抛弃了。
因为那次意外我走上了这条路。
——阿德里安·米切尔
1987年夏，歌手保罗·西蒙的《仙境》在电台播放。“有人径直走进这个房间，说你的生活有了麻烦。”他唱道，我也跟着哼，从咬紧的牙缝挤出欢愉的声音，事实上我也遇到了麻烦。其他人也许会说，我的生活如火花般炽烈光耀，其实不然。我的生活也没有出现任何令人好奇的进展。
在1987年的西方世界，好像每个人的生活都出了点乱子。显然，如果你被一辆卡车轧过去，或者让骗子弄得倾家荡产，抑或确诊患了重疾，或是你深爱的这个男人将你从你们共同的家踢了出去，而他当时竟然满不在乎，就像你是一堆破烂东西似的，这就意味着你的生活遇到麻烦了。但我是我爸爸的女儿。所以，我要坚持到底，不要抱怨。
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我，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奖学金的同时出现了神经崩溃（Nervous Breakdown）。但我不愿意也不允许中断学业一两个月，只能挥舞手臂狂呼：“哇，哇，哇！我的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鬼问题？”
我所生活的世界突然以野蛮、粗鲁的方式全面崩溃，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这场大爆炸。这就是我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的原因。
我这一代人典型的性格，便是在人生的转折点面前感到迷惑。我曾与一个深爱的男人生活了一年，疯狂程度与赫洛伊丝爱上阿贝拉尔①不相上下。我们住在多伦多市区一幢小维多利亚式房子的二楼，这幢房子的屋主是一家意大利人。我为他做白葡萄酒炖鸡，这道菜是我从《银盘烹饪大全》书上仔细挑选的，他惊喜的反应就像是捡到了钻戒，或买了件裘皮大衣。下班回家后，我们靠着浴室的墙做爱。在卧室里、教堂空地、海滩上、从戏院回家的小巷僻静处，我们无时不忘情地沉浸在爱河里。他说，“我永远爱你。”听到他的甜言蜜语，我感到连皮肤都在燃烧激情；他抚摸我时，我仿佛就要在他的掌心里融化了。
那年以来的所有事情，我都清晰记得。十月深秋的夜晚，路上铺满枯叶，寒冬一月的空气凛冽而清新。北欧春天的天空湛蓝湛蓝的，万里无云。世界充满了甜蜜温馨的气息，有一种音乐般轻快的明净，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然而，在我家的湖畔老木屋里（那房子是一个世纪前我曾祖父嘴里叼着钉子建成的），情形并非如此。在八月的一个晚上，空气中弥漫着臭鼬死尸的难闻气味，我希望下嫁的那个人用兴奋快乐的口吻宣布，他发现自己可能同时爱上了我和一个叫波比的女人。在那张凹陷的老式床上，他正放松自己那漂亮的六英尺高的身体，说这番话时没有流露出任何负疚的神情。他的双唇微微翕动，一副满足的样子，他传达的意思是——即使我惊愕得轰然倒下，他也不会在意。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一样，包括波比。在这之后，还有一长串动听的名字，什么希瑟啊，什么苏珊啊……
①Abelard，中世纪法国哲学家。与学生赫洛伊丝（Heloise）相爱。
我无法形容这次打击。在谈话中，他极力遮掩我心知肚明的事实。爱情是真实的吗？那么信任呢？他是真心的吗？难道生命的最后时光才是真正的人生经验？我怀疑这与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有关。我的小屋就是我的立足之地，一个爱情幽灵出没的地方，一个留下甜蜜回忆的地方，一个藏有许多古老书籍的地方，一个在我祖母喜欢的壁炉上留下标记的地方：“幽灵和魔鬼，还有长着长腿的野兽，但愿他们能够指引我们。”在我倍感亲切温馨的草地上，我的生活伴侣却生生捏碎了幸福的前景：就像一个人在玩扑克牌游戏时突然叹了口气，然后将牌丢下，宣布就此罢手。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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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过了片刻，他用最诚挚的口气说，有一天我会成为某人“幸福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但不是他的。
事情就是这样。我化成一个尖叫的形象，伫立在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尖叫》里的桥上，嘴角低垂，目光迷离，身体因为哭泣而颤抖。就像蒂娜·特纳①穿着别致的黑礼服在新MV发表会上呐喊“爱情是怎么回事”一样。父母教育我们说“爱是最宝贵的财富”，在他们的养育下成长的我们被期望能处理好这些事情，实际却完全没有为价值观的剧烈改变做好准备。看来我有必要告诉你事实：爱情是一种恐怖的经验，也是人们在惊愕中失去的难以衡量的财富。数千年来，每一种文明的文学、诗歌和赞美诗都会吟唱爱情，但我在二十三岁时，却感觉登上了爱情的断头台，什么海誓山盟、忠诚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通通灰飞烟灭。
①Tina Turner，美国摇滚乐教母。
尽管震惊、心碎，但我毕竟在清教徒父母的影响下受过良好的斯多葛教育①。在流行病爆发的高峰期，我动身前往芝加哥南端的芝大研究所；也许有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不是那么舒适，喧嚣、汽笛警报声、大音箱，还有关于福柯的方法论那些令人如坠云雾的课堂讨论。所到之处均是不协调和令人警觉的陌生感，但我不在乎。我只有一个目的：弄清楚生活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如果我能弄清楚的话，就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并非有意识且能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目标。在接到周五晚上为新生举办的鸡尾酒会邀请后，我不得不答复说：“谢谢，我真的希望能参加——但有一个附带条件：我在参加晚会之前，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自己的爱情会变得如此面目可憎。”
玛利亚·米塞利说过，“倘若没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感和可依赖感，一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包括自己），就会面临价值体系或人格结构严重失衡的危险。”
①古希腊四大哲学学派之一斯多葛主义认为，对待焦虑应当采取“接受命运”的态度。天主教则认为焦虑是不适当的情感。
是的，就是这样！就像在冰面上踉踉跄跄的一头小猪，身体失去了平衡。五十多年前，心理学家罗洛·梅描绘并界定了卡伦·霍妮、埃里克·埃里克森和库尔特·戈德斯坦所称的“洞察力”。他指出，心理上的焦虑是“个体所持的某种价值观受到威胁的暗示，这种价值观如同人格一样，是作为个体存在必不可少的部件”。
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尔里希晚年定居于芝加哥，他非常认同存在主义关于害怕“非实存”的观念。这并非是对死亡的焦虑，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既没有目的也没有影响的不适感。打个比喻，它是你在梦里尖叫，但没有发出声音，或者虽然想跑，实际上一步也未动；抑或，犹如在沙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看着它下一瞬就被海浪冲刷殆尽。这就是“非实际的存在”。
在纽约执业的心理医生罗洛·梅和蒂尔里希进行过许多次长谈，他用存在主义观点来看待临床工作后发现，某些患者出现了对于核心价值观的极端焦虑。这种焦虑“也许包括心理和精神意义的丧失，而心理和精神意义等同于一个人的自我存在，因此焦虑带来的是存在的虚无感”。
如何界定你的心理和精神意义？它们的轮廓是什么？标志是什么？如何确认其重要性？（具体到我当时的状况，就是一位茫然的年轻女性在追问：我不够标致、性感吗？我哪里做得不好？怎么不能成为那样的人呢？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为什么我没能在你的心灵留下印记？）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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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焦虑症患者联合会的统计显示，如今相当多的大学生患有焦虑症，大约35%的学生在校内的精神健康中心寻求治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心理学家简·特温格对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她在研究报告中指出：90年代大学生的焦虑程度，要比50年代的大学生平均高出85%。某些有自我怀疑倾向的人不得不努力去达到成功标准（标准越来越高），其中相当多的人都未能成功（1980年申请大学入学时，没有人在意我是否有一双跑鞋或我的GRE数学考试排名三十五，但我还是拿到了奖学金。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并不是最难熬的）。毕竟，想要达到不可能达到的水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并非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就读哈佛大学，但每个人都渴望堕入爱河。
对多数学生而言，探究精英们取得的成就并非最重要的事，爱情的意义才值得探究。几项相关研究的结果并不令人吃惊，“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是大学生最普遍的困扰”。一项针对大学高年级学生的研究显示，有62%的人曾与恋人分手，将近40%的人对某事和某人始终感到焦虑。这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除了我以外，这一代人对于性是那么漫不经心。
在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有人举办“裸体派对”，并骄傲地宣称那是为了互相解开衣扣、有效地释放浪漫激情。但这不见得就能使焦虑、压抑和自杀比率下降。
发展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指出，一个人在二十到三十岁的这十年里，正是超越最初的家庭、形成亲密关系的时期，这是基本的心理驱动力。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情欲上的需要对于度过叛逆时期、“可怕的两人世界”乃至心智成长都至关重要。进化论心理学家会更直截了当地称之为“一对男女结合的驱动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需要——我们被驱使——在刚成年时建立亲密关系。20世纪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爱挣脱了性的桎梏，而性则从生儿育女之中获得解放。然而，如何为这项最基本的经验植入新的意义？没有人告诉我们。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步履蹒跚。
譬如，“生存危机”（Quarter-life Crisis）网站上总不乏各色人等在讨论如何与内心的孤独斗争。你会发现，失落的年轻男女对爱情如此缺乏理解，以致于他们会以令人尴尬的不确定方式提出问题：“我对心理崩溃心有余悸，”有人说，“但是像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六个月了，难道我现在还不能度过危机吗？”他们对自己已经不抱希望，宁愿陷在很久以前的那场夏日恋情中，也不肯走出失去爱人的伤痛。自由已在他们心中退化成不值得颂扬的东西，甚至变得可怖。
我在芝加哥定居的这段时间，虽然也照常交朋友、上课、去看电影和参观博物馆……脑海里却从未停止琢磨我爱的这个人。包括我与这个男人的关系，以及我可能做了什么才导致他的离去。我为什么会失去他？是我误解了我们的关系？如此生动和充满希望的爱情怎么会消失呢？爱究竟是什么？……我在强迫症的漩涡中挣扎着，极力想从不愉快的分析中脱身。
这不同于检查水龙头和不停地洗手，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脑海里重新造访我的爱情故地——就像父亲反复问我同样的事情一样。我曾听到人们将它形容为“回溯性焦虑”（Retroactive Anxiety），表现特征为“充斥着擅自闯入大脑的念头”。我终日在这些念头中间打转：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他是谁？/我是谁？/他是谁？/我是谁？/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要是我住在乡下的村庄，倒是可以向一位好心的长者请教这个问题。乡村的长老可以是一位巫师或牧师，他是我们的精神导师。可是，我身处偌大的美国大学研究所，身边都是为学业奋斗的陌生人。家人距离遥远，我对危机的理解又流于肤浅，只有求助自己，竭尽全力走出这个宛如数学难题的困境。
在雷根斯坦图书馆举办的一场课堂讨论的空档，我偷偷取来一叠诗歌书籍，随手翻到艾米丽·狄金森①和叶芝的选集，希望能为我的经历找到一个适当的解释——弄清楚这个问题的需要，就跟望梅止渴一样迫切。
①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19世纪美国女诗人。一生孤独地隐居生活，写下一千七百多首诗。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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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愈来愈宽的圆圈里转啊转啊／猎鹰听不到放鹰人的喊声。”随身听里播放着彼得·加布里埃尔的歌，我沿芝加哥大学狭窄的小径来回踱步，毗邻密西根湖的两条道路之间是一片枯黄的草地，这里是个分界：一边是芝大北部李奥·史特劳斯①的极端哲学的领地，另一边则是以“嗑药”为人生信条的嬉皮社会。乌七八糟，巧言令色，还有悲痛欲绝、喧嚣和隔绝的内心。更多的是孤独。与我同甘共苦的伙伴就是香烟。几年后，一位坚持写日记的朋友告诉我说，我曾经在一封信中向他吐露心声：我感到一种异样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开始在日常生活里显现出来，那是——正如朋友援引我所说的话——“你不能流露出来的恐惧”。
一月份，我走进了学生医疗中心。在一间朴素的小房间里，一位年轻而热心的驻院精神病医师希望测试我的智力是否正在丧失。
在抗忧郁药问世以前，你只能像受到电击的猫似的走进精神健康顾问的办公室，他们让你坐下，开始询问你与母亲的关系。这种谈话毫无帮助，我的兴趣并不在毫无根据的猜测上。我蜷曲在椅子上，窘困得无法有条理地叙述自己是如何每天早晨醒来就会想起那个男人，以及每天睡着前脑海里闪过同样的独白；最简单的决定也会令我的大脑麻痹：我会持续一小时呆呆地盯着电话，竭力强迫自己给图书馆或银行打电话，无论手上正做着什么。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报纸头版新闻上，更不用说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目了。
①Leo Strauss，1899-1973，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专事古典哲学研究。
奇怪的是，当我对一切都持战战兢兢的态度时，反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甚至感受到一种放肆的喜悦。就像史蒂芬·金一部小说中的角色，在所有朋友的脑子炸开后，他突然歇斯底里地纵声大笑。我开始光顾一家叫“棋盘酒吧”的蓝调俱乐部。芝加哥冬天的夜晚似乎格外漆黑，一天晚上我在酒吧随意地独自起舞，引来了歌手尤尼奥尔·威尔斯的评头品足。他头戴浅顶的棕色天鹅绒呢帽，冲我咧嘴一笑，我也微微浅笑。你能嗅出他的西服经过蒸汽洗涤散发出的气息以及口香糖的味道，还有啤酒的大麦芽味。我骤然感到身心如释重负，在唱片奏出的蓝调音乐伴奏下滑着舞步，感觉自己被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团体接纳了；我们在音乐中相互熨慰彼此的忧伤和孤独。
每天晚上都在“棋盘酒吧”消磨的那段日子，我透过集体仪式与一种实质的人类传统产生联结，以此减轻个人的忧伤。出于某种集体参与或共同享受快乐的目的，你能从中获得深切的安慰：或者合唱，或者齐声高呼，或者共舞一曲——你能确信自己并非形单影只。但是，这样的夜晚毕竟很少，也很短暂。我通常都待在图书馆或宿舍里，或是在电话旁听前男友絮絮叨叨，他认为我当时还爱着他，只是“不那么疯狂了”。只是出于良心不安，或者想医治另一场伤痛，抑或出于天知道的原因，他跑来与我共度圣诞节假期，再一次将我的真情彻底践踏。在对待自己所期望的事情上，我是个大傻瓜。也许我们都是傻瓜。后来，我给高中时代的情人打电话，我刚上大学时与他分了手。“对不起，”我告诉他，“我为自己过去所做的感到抱歉。”
1988年2月，正当哈罗德·布鲁姆①对索尔·贝娄②的作品《赫尔佐克》发表最新诠释之际，我飞往波士顿，到哈佛大学去为我的硕士论文搜寻文献。麻烦的是，我在波士顿租住的房间离哈佛校园有几个街区之遥。去哈佛大学的途中，我在一家咖啡店匆匆吃了早餐，却因为情绪紧张而一整天都没能离开那家店。我的大脑“充斥擅自闯入的念头”的感觉，就像一台损坏的机器。
克尔凯戈尔将这种现象形容为“被束缚住”或者“禁闭状态”。仿佛置身于一个没有门窗的房间里，视线之内罕无人迹。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波士顿奥本佩恩快餐店附近的电话亭里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要回家。”我说，不知道怎么接下去。她知道的，那时是圣诞节时分，但她什么话也没说。当时我在商店里处于精神涣散的状态，简直无法挑选礼物，幸好遇见了一位老朋友。自那以后，母亲就整天提心吊胆，天下的母亲都是这样。芝加哥大学不允许奖学金顺延一学期，于是我只好离开了芝加哥。
①Harold Bloom，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之一。
②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焦虑简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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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渥太华的敦达斯区，走进姐姐温暖平静的家，在那里小住一段时间。本来安排了一位精神病医生，但他没有在规定的六星期内细心地医护我。我无法确定，为什么遭受抑郁症折磨的人在筋疲力尽的同时，还要进医院接受检查。在医院里，遭焦虑折磨而身心交瘁的人坐在轮椅上被推来推去，直到他们晕头转向，逐渐觉得自己被完全忽视了为止。“（焦虑）是无限的，完全侵入我们的精神里，穿透我们的心灵。”罗洛·梅指出。我一旦丧失信心，就无法判断什么是真实的，判断力注定会很快失去，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当时正值复活节，在麦克马斯特·切多克医疗中心打电话来之前，我正站在姐姐家的厨房里发呆。“我怎么会跟这些麻烦事扯上关系呢？”X医生——除了宽阔的肩膀、满头白发，还有冷漠孤傲以外，我对我的第一位精神病医生的印象实在乏善可陈。他没有对我的生活经历表现出一丁点兴趣。如果不是一个身穿Levi？‘s服装有大脑中枢神经的机器人走进办公室的话，我是谁？他宣称，我那“需要重新排列”的大脑已经启动。他解释道，不同于健康人，我的大脑一旦开始发出化学警报信号，就不能停止。就现有的空间和意图而言，我的大脑就像打开的汽车喇叭一样聒噪无休。X医生告诫道，在面对强力的化学信号时，我需要拥有一个稳定的启动装置。锂元素就具有这种作用。他们理性地告诉我：我不是一个伤心欲绝、在情感上迷失方向的年轻女人，只是大脑出了点问题、出现身心失调，患上了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周围的世界没出什么差错。错的是我。
焦虑就是大脑功能失调——这个注解想必会令我的苏格兰祖先感到迷茫，因为他们更习惯于祈求上帝，保护他们免于幽灵和食尸鬼的侵扰。
在20世纪政府推动兴起心理疗法之前，一般疾病里是没有所谓焦虑症的。按照雅典精神病医生亚尼斯·帕帕科斯塔斯的说法，希腊神话里的众神是疯狂的象征；月亮女神赫卡忒引起癫痫性精神失常，酒神狄俄尼索斯激起癫狂，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戴安娜传播歇斯底里，牧神潘恩则制造了恐惧。这套“痛苦和忧虑皆肇始于罪恶或邪恶观念”的说法广为世人接受，后来又被传入基督教世界。“万能的主将用疯狂、双目失明和心惊肉跳来惩罚你。”大卫王说。圣经记载：“他的灵魂受到了惊吓，以致恐惧和战栗一起袭来。”
近来，两位精神病专家对大卫王进行的追溯分析，与几年前对美国林肯总统所做的分析如出一辙，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可能都患有临床上所谓的“忧郁症”。只是，大卫王可不会这么解释和推断。他大概会这样认为——“我的灵魂受到了惊吓”——这种方式更有意义，不论对他或对我们都如此。
公元10世纪，基督教出现了一位主保圣人，也就是法国的主保圣人圣日尔，他庇护那些遭受“恐惧和惊吓”折磨的人，为希望摆脱恐惧的人们提供安慰。到了18世纪，精神病医生（或者后来更为人熟知的精神病学家）在远离闹市的精神病院里主持精神疾病的治疗。当时人们正忙于应付瘟疫、战争、婴儿夭折、饥饿，这都是在没有专家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倘若内心充满无可名状的畏惧，也许会求助于鸦片——许多人都这么做，临睡前大量服用镇静剂，现在则服用安眠药——他们或许要服用水合氯醛片剂（Chloral Hydrate，早期的安眠药）或溴剂（Bromine），也可以喝点麦芽酒或波尔多葡萄酒，抑或虔诚祷告。
在精神病院里，精神病专家诊治的是神经性梅毒、精神分裂症、精神失常、妄想症和躁狂性忧郁症。他们无法认清这些病症，除了将难对付的精神病人安置在仓库般的精神病院以外，完全不知如何应对。直到19世纪末，德国临床医生埃米尔·克莱普林开始对精神病例进行归档和分类，这套分类法现在仍在应用。自此，精神疾病在诊断上被赋予相当富有诗意的大杂烩式称谓：“手淫精神失常”，“痴月型疯狂”，“新婚之夜型精神错乱”，“老处女型精神失常”，这都是爱德华·肖特在其杰作《精神病史》中引用的名称。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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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焦虑症的医学描述及原因追溯，最初出现于1733年出版的一部书名冗长的著作（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早资料），作者是一位名叫乔治·切奈的精神病医生。他写道：“……空气潮湿，天气瞬息万变，田地肥沃而杂草丛生，食物丰足，这里的人生活条件优越，但大多从事久坐的职业，缺少运动；城镇人口众多，卫生条件通常较差，生活中也缺乏情趣，这些外部因素都容易引起人的身心失调；同时，这些人的性格上还出现了凶狠好斗的症状。我们的祖先对这些都了解甚少，因为他们还没有面对过如此致命的身心问题，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么多人染患精神病症。据统计，这些神经失调的人几乎占了英格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重新解读这份资料，颇让人释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两百年里，人们重新考量焦虑症并将其归类：士兵心脏病、心脏神经机能病、神经衰竭、神经循环衰弱、歇斯底里，还有神经综合症。士兵似乎是接受这种诊断的首选，也许是人们都希望他们强壮和勇敢：一旦他们做不到，必然是患了病的缘故。而女性通常体质虚弱，呼吸时换气过度，并且随意尖叫，然而没有人认为是她们的健康出了问题，那只不过是女性柔弱的典型表现而已。遭遇创伤后的神经紧张失调，几乎可以肯定是最早能观察到的焦虑症状之一，但是士兵——当然指的不是受到性侵害或受打击的女性——他们的精神创伤却无从辨认。
焦虑和抑郁的人都不愿意走进精神病院（然而，他们都有过这种经验）——这唯一治疗心理痛苦的世俗场所——因为这是耻辱。正是精神病专家发明了一个荒谬但影响深远的“退化理论”（Degeneration），无意间制造了这种耻辱。
1857年，法国医生本尼迪克特·奥古斯丁·莫雷尔向世界宣布，疯狂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而且情况会更糟。倘若一个家族的祖父是酒鬼，那么他的儿子可能会是个克汀病①患者，而他的孙子很可能是幻视幻听的克汀病患者。如果一个家族在性格上存在某种缺陷，那么基因线（Genetic Line）将会大大削弱，直到这个家族走向没落。
①发病原因是小儿甲状腺功能不足所致，典型症状是智力低下、身材矮小。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理论传遍欧洲和北美，还很有说服力。结果，有些人开始隐瞒家族成员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事实，以保障子女的婚姻幸福。隐瞒阁楼上关着一位疯姨妈的传统也就此出现。这些家庭将精神失常的亲属锁在谷仓或地窖里；他们甚至与精神病患亲属断绝关系，迫使他们四处流浪。讽刺的是，这个充满荒谬想法的退化理论，将人们对严重精神病患的关心倒退至精神病院之前的混乱时代。
“退化理论”广泛传播的另一个后果是：哪怕是一丝丝压力或焦灼，人们都避犹不及，因为很容易就被旁人判定“你有精神病”，从而阻碍了家族的繁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满怀信心地向公众宣称，自己的情况完全属于生理问题，与精神疾病一丁点关系都没有！因此，这不会导致遗传的退化——顶多像是患上流行性感冒，吃吃药就能很快痊愈的。经过此番“转移”，人们再次公开谈论他们那些遭受忧郁、恐惧等情感折磨的亲戚时，才会是安全的。
实际上，是否患有神经疾病，还得取决于你问诊的那些“专家”的判断。在美国，神经病学专家乔治·贝尔德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衰弱”（Neurasthenia），并将它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美国式神经质”（American Nervousness）。贝尔德认为，这种时代特征与美国人特有的梦想成功所带来的压力有关，梦想过上成功生活的人最热衷于地位和权力的竞赛。女性尤其易受神经衰弱的影响，因为她们不习惯挑战自己的大脑，精力会被迅速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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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简史（20）
焦虑简史 解读焦虑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情感，反思负面情绪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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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家艾莱娜·舒沃尔特所强调的那样，“治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神经补剂、电疗带、电磁脉冲、健康矿泉浴以及对普通的神经衰弱有益的所有疗法。这些疗法有助于解决病人的性问题，或者帮助他们恢复精力。”同时期的欧洲，在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主任心理医生让-马尔丹·夏尔科正专注于研究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有别于完全属于近现代疾病的神经衰弱，它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存在了，倾向于指与子宫有关的生理状况，但是这种联系非常含糊，就像人们认为女性啜饮“歇斯底里者喝的水”能保持身体健康，治疗从月经绞痛到发怒等各种疾病。
夏尔科将歇斯底里重新归类到与神经变化有关的疾病范畴。他提出“歇斯底里定律”，用于指导从头痛到麻痹等各种疾病的诊疗。夏尔科在巴黎开办每周一期的讲座，以指引那些来医院向他求助的女性，其中不乏暴虐行为和强奸的受害者。有些女性甚至因此名声大噪，仿佛她们是杰里·斯普林格电视秀上的倒霉嘉宾似的。显然，歇斯底里定律就如同退化理论一样相当可笑，但是“歇斯底里”这个概念（我们现在称为“焦虑症”）透过夏尔科的卖弄迅速风靡欧洲大陆，不但避开了退化理论的失败，而且为女性脆弱的个性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歇斯底里的症状，诸如眩晕、肚子不舒服和头痛，常会出现在焦虑和忧郁的女性——或只是在某个夜晚不想和无趣的追求者约会的女性身上。
最终，“歇斯底里”一词与柔弱女性融合，导致它的本义渐渐被抛弃了。近来，神经精神病学家透过对大脑活动的分析研究，证实这个令人着迷的现象确实存在。身体上的征兆是非常真实的，心智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19世纪，人们并不清楚心智、身体、精神、文化和性别会对焦虑情绪产生何种影响，往往还带有偏见的猜测。（我无法确定这种情况在20世纪就有所改善，但现在肯定已经存在一些有价值的真知灼见。我自身的经历已证实这一点。）
19世纪中叶，受到生物学观念的影响，药品制造商从人类的坏脾气里发现了商机。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和忧郁症被解释成生理疾病，生理疗法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疗手段，逐渐为大众接受。医学上成功的研究成果，已可用于主要精神疾病的治疗。假如你给一位精神病人服用蒲公英，他的病不会有什么起色；如果他们只是有点精神萎靡，那么你用水龙头浇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会振作起来。其实不管你用水龙头做什么都无关紧要，谁知道呢？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矿泉疗养地水浴疗法在民间非常流行。围绕这些民间伪科学疗法的描述语言惊人地详细。你去进行什么样的矿泉浴，有赖于这个矿泉疗养地的泉水矿物质含量指标——某种水最适合治疗忧郁症，而另一种水则能治歇斯底里。达尔文在马尔文的矿泉疗养地度假时，就曾定期将身体浸在温泉里来缓解忧郁症。托马斯·卡莱利①的妻子珍妮从同一度假胜地给丈夫写了一封信：“空气清新的乡间令人赞叹，但泉水其实是我所尝试过最有害的药。比起水疗，我觉得是当代人的麻木让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说到正确的治疗，气候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毋庸置疑，治疗神经病患者最好的矿泉浴是意大利里维艾拉的温泉。至于忧郁症，则以瑞士阿尔卑斯山清新的空气疗法为佳（在日内瓦湖畔，伟大的诗人艾略特从忧郁中解脱出来）。在某些情况下，膳食也加入了疗法的行列。神经病患者可选择一种特殊的食疗方法，通过牛奶来解除自己与世隔绝的心境。对于神经的生理问题，还有一种新奇疗法是，与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人进行日常对话。
正如19世纪20世纪之交，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指出的，“心理治疗的原理如此为人熟知，以至于人们往往耳熟能详。有人听到‘福音书可以让人精神放松’和‘不要担心运动’，早晨穿衣服时他们就反复告诫自己‘年轻！健康！活力！’，并以此为座右铭。”
①Thomas Chalyle，1795-1881，苏格兰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
我要评论焦虑简史（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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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付出令人欣喜的努力过程中，精神卫生学又有了新的发现。用矿泉浴和膳食来治疗神经疾病的医生开始注意到，病人若能从医患关系中获得关怀，效果要远远大于治疗本身。自信地做个倾诉者而无须担心受到羞辱，似乎正散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魔力。也许人们真正希望的是交流和倾听——不是忏悔罪孽深重，而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沟通。也许他们希望自己的经历得到认可——让别人充当见证，说“是的，确实如此，你的生活糟透了”，就像弗洛伊德所体会的那样。他原本在巴黎与夏尔科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返回维也纳后创办了一家诊所，病患包括相当多聪明的年轻犹太女性。在此之前，没有人愿意倾听她们的心声。不过，不论这些妇女是否清晰流畅地讲述自己的经历，透过生殖崇拜对歇斯底里症进行的个案研究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倘若由德国精神病医生埃米尔·克莱普林负责对主要精神疾病命名和归类的话，弗洛伊德肯定会气得跺脚，大声呼吁对轻微精神疾病进行语义学上的排序。弗洛伊德创立了“焦虑性精神官能症”（Anxiety Neurosis）这个术语，取代了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等名称。他在1968年出版的《精神失调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将焦虑性精神官能症描述为“对焦虑过度关切直至恐慌，经常伴随生理的症状”。我在芝加哥患的就是这种疾病。
如果是在1945年至1975年间，精神病医生会让我陈述与母亲的关系，以及潜意识中的性驱动力这些问题；倘若我在1963年后能向精神病医生坦承病情，他们应该会给我开非巴比妥类（Benzodiazepine）安眠药；假使我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加州，想必他们会任由我像狮子般咆哮，在一旁记录下我的胡言乱语，抑或任凭我幻想利用飞毯让自己获得重生。
疗法和药品一直处于实验和研发之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法的确立，基本上都是偶然的——这是一位朋友的朋友给我的忠告。
当我又出现这种情况时，朋友推荐我去见一家教学医院的精神病医生，他的“诊断”是：我的脑细胞已经大量坏死，除了服用药物，其他方法都无济于事。
锂盐①令我的手颤抖，嘴巴也干渴得要命，好像吃了撒盐的饼干。三个星期后，我就吃不下去了。与此同时，我在姐姐家里度过了一段从容的日子，在无须处处警惕、宁静安详的环境里，我的心情也逐渐恢复平静。阳光又开始光顾这个世界，我为此感到惊讶。“就像她记忆中被唤醒的鸟儿，或她对六月天气和夜晚的渴望。”华莱士·史蒂文森②在他的诗《星期天早晨》中写道。
疾病的馈赠，在于它能使人变得谦卑、富有恻隐之心；我仍旧对精神崩溃心有余悸，不过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我甚至在初夏时回了一趟芝加哥，在广为人知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加布里尼-格林的景点拍照留念，浑身上下充满力量和创造的欲望，好像注入了新的激情。秋天，我急切而兴高采烈地来到纽约繁华的商业区，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这是我在敦达斯申请的。现在看来，我又重新融入这个世界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回想往事让我觉得羞愧：我竟然由于“失恋”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中途放弃芝加哥的学业！但是有个问题，几年来我始终感到迷惑：人们说的“上瘾”到底是什么？康复和清醒之间存在差异吗？毕竟，要评断一个人的心智是否成熟，康复和清醒还是两个不同的考量因素。
关于个人的灵魂以及特定文化背景之间的冲突，我并无深刻的见解。在80年代末、正值23岁时，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所得知的是：我已经走出伤心绝境了——这真是太好了！就像朋友们曾劝告我、医生们要求的那样！我打赌自己会睁大眼睛，好奇地展开新的冒险。然而，我一到纽约，先前那种对迷人的连环杀手、有超凡魅力歹徒的好奇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文化背景为什么会如此惊人相似地影响着每个人呢？我很少这么想过，但接下来，我将摇身变为一个警示故事中的主人翁。
①Lithium，一种预防及治疗躁郁症的药物。
②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现代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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