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研究院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
来源： 时间：2010-7-22 点击：38
姜文仙    许娇丽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州，510632）
摘要：从本质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属于南南型区域合作组织，主要目标是通过双边制度性安排,推进中国与东盟诸国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加强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对中国与东盟诸国经济产生积极的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对中国和东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应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推进该自由贸易区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CAFTA;贸易转移;贸易创造;投资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当今国际社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自由贸易区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签订的消除影响相互贸易的关税或非关税，而各签约国对非成员国进口采用其独立的关税表。至2006年底，全世界建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已达300多个，WTO的所有成员国都已经加入一个或多个自由贸易区。1目前，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历经十年酝酿并即将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CAFTA）。CAFTA建立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双边制度性安排,推进中国与东盟诸国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同时加强经济技术等领域的合作。CAFTA的建成，不仅意味着仅次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的诞生，也意味着一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拥有19亿消费者的最大人口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诞生。从本质上论，CAFTA仍属于南南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它将产生何种经济效应值得关注与思考。
一、CAFTA的经济特征
（一）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
组成CAFTA的11个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见表1），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与最低的国家间相差70多倍，远高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差异。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可分为三个序列：一是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包括新加坡、文莱，它们的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二是人均GDP在1万美元和1千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三是人均GDP不足1千美元相对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从人口数量上计算，处于三大序列的人口依次为0.25%，91.34%，8.41%，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体结构，整体上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组织。

（二）经济结构兼具互补性与竞争性
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先天差异，CAFTA各国在产业结构、产品构成上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见表2）。如东南亚第三大产油国和世界第四大液化气生产国文莱，蕴涵丰富的矿产资源，但耕地面积仅为国土面积的5%，且土壤贫瘠，大量农产品需从国外进口；城市国家新加坡以商业、金融业、交通通讯业为主，能源需求以及农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和油气产业是其传统支柱产业；柬埔寨是传统农业强国，盛产橡胶、棉花、椰子等经济作物，但工业基础薄弱。此外，即使具有同样的资源与产业类型，其具体构成仍各具特色。以矿产为例，除新加坡、泰国外，其他九国都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在类型、丰度、品相上千差万别。如文莱矿产资源主要类型为金、汞、铅、煤等，马来西亚锡矿储量具世界第二，储量大且品位高；菲律宾金属矿产丰富，铜、金、银、铁储量巨大。因此，资源禀赋的内在差异、经济结构的不同和经济产品的各具特色等因素，奠定了各成员国在产品需求与供给上的差异，继而奠定了互补式贸易的基础。

此外，由于CAFTA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成员国多属于劳动力丰裕甚至过剩的国家，区域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因而相似的发展条件引致相近的发展路径，各国均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相似度高。表3反映了2003年我国与东盟各国总体产业结构相似度接近100%。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产业结构的相似度略有下降。高度相似的产业结构意味着CAFTA内部诸国需要在竞争的基础上寻求合作。近年来，CAFTA内部呈现活跃的水平型分工贸易格局。如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化工产品、金属制品、电子原件等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需求旺盛。2007年我国从马来西亚进口某金属焊丝总额达到244万美元，而同年我国向马来西亚出口该商品也达到179万美元。我国与泰国在农产品贸易中，大量从泰国进口芒果、榴莲、龙眼、火龙果等热带水果，而泰国则对我国的温带水果如苹果、梨、枣、桃等需求强劲。

二、CAFTA的贸易效应
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 (trade diversion)是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的关键所在，也是关税同盟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根据维纳（Viner）的观点，关税同盟一旦形成，高生产效率成员国的低成本产品将大量涌进低生产效率成员国国内市场，从而低生产效率国家将减少或者停止该产品的生产以实现生产资源的节约。这种因为使用高效国的低成本产品替代了低效国的高成本产品而获得的利益就是贸易创造。如果一国因加入关税同盟，使得原来从外部世界进口价格低廉的商品，变为向同盟内成员国购买高价商品，便发生了贸易转移。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原来向同盟以外国家的低价购买转而向同盟内伙伴国的高价购买而导致的福利损失。自由贸易区属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与关税同盟不同，自由贸易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而与区外其他国家保持着独立的关税水平。可以肯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导致内部成员发生因关税水平的变化而引发的贸易流量大小和方向的变化。因此，可以借鉴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分析CAFTA的经济效应。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是获益还是受损,取决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综合影响。
（一） 贸易创造效应
随着CAFTA内各成员国关税水平的削减和取消,相对降低的进口价格在促使贸易量增加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提高了各国居民的经济福利。一般而言，组成FTA的成员体间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由相似的消费偏好决定的彼此经贸交往越密切。虽然CAFTA内部成员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大多属于欠发达国家，地理上的临近加之文化背景的相近，各国居民消费偏好相似度较高。因此区内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放松必将刺激成员体相互间贸易大幅增加。其次，成员国之间贸易互补性越大，因优势互补产生的增进区域利益的动力越大。CAFTA诸国在自然资源和优势产业上具有较为显著的比较优势差异（见表4），奠定了相互经贸合作的基础。虽然在产业结构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竞争性，但成员体之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显现出在竞争中寻找合作机会的良好趋势。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已从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日渐成为中国与东盟贸易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一趋势也会随着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加强。[1]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有效率的规模化生产,一方面满足了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有效避免了低层次的内耗，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CAFTA整体出口实力。 再次，市场容量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贸易创造效应。由CAFTA的建立形成了一个覆盖面积举世无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巨型市场，随着各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市场能量不断积蓄壮大，将提高整体经济的稳定性，有助于区内福利的增加。
表4          中国与东盟各国各自的贸易优势
贸易类型
贸易产品
在“1+10”范围内具有优势的国家
商品贸易
农产品
越南、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泰国、中国
原材料
马来西亚、印尼、文莱、越南、中国
半成品
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中国
工业制成品
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中国
高科技产品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中国
技术贸易
硬件技术
新加坡、中国
软件技术
新加坡、中国
服务贸易
金融保险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
旅游娱乐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柬埔寨、中国
邮电运输
新加坡、泰国
资料来源：杨春梅:《中国与东盟进行贸易合作的战略选择》载《现代财经》2004年第4期。
（二）贸易转移效应
贸易转移效应与成员国之间的外贸结构与关税水平密切相关。2007年我国前五位出口市场分别是欧盟（20.1%），美国（19.1%），香港（15.1%），日本（8.4%），东盟（7.7%），前五位进口市场分别是日本（14%），欧盟（11.6%），东盟（13%），韩国（10，9%），台湾（10.6%）。4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主要向欧盟、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如食品、纺织原料与纺织制品、鞋帽、生活用品等。就进口商品结构而言，主要从进口市场获得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精密仪器零件等。反观东盟，无论是在主要贸易伙伴上，还是在进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上，均与我国接近。这意味着我国与东盟10国必然会发生相同比较优势产品在贸易市场上的竞争现象，由于我国与东盟10国均非彼此最大的进出口伙伴，这种由世界范围内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竞争并不会造成CAFTA整体大的福利损失，但确切的贸易转移效应大小要视贸易双方的互补性和关税水平而定。如果各个国家在进行不同的自由贸易安排时能够从整体战略的角度对协议的内容和政策进行必要的协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减少贸易转移的产生。[2]已有学者就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CAFTA既有贸易创造又有贸易转移，其贸易创造的百分比是0.5964%，而贸易转移的百分比是0.5227%，两相比较，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0.0737%。[3]
实际上，早在2000年11月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CAFTA的构想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利用GTAP模型对CAFTA的建立进行了可行性分析。结果表明CAFTA的建立将对中国和东盟产生双赢的结果，能产生正的贸易创造效应,拉动中国和东盟的出口总量分别增长2.73%和0.95%,社会福利分别增长17.87亿美元和29.86亿美元。[4]现实中双边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自2002年开展建设以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发展迅猛，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高幅增长。200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1059亿美元，提前一年实现了1000亿美元的目标。200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26亿美元，提前三年实现2000亿美元的目标。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仍达到2311．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4％。东盟也一跃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表 5    2000-2008年中国—东盟外贸发展情况    单位：亿美元
项目年份
与东盟进出口情况
全球总进出口情况
东盟/全球
总额
增幅
总额
增幅
2000
395.2
—
4742.9
31.52%
—
2001
415.85
—
5096.5
7.45%
8.16%
2002
547.67
31.70%
6207.7
21.80%
8.82%
2003
789.19
44.10%
6823.29
36.40%
11.57%
2004
1058.8
35.30%
11547.92
35.70%
9.17%
2005
1303.7
23.10%
14221.18
23.10%
9.17%
2006
1608.4
23.37%
17606.86
23.81%
9.14%
2007
2025.08
25.90%
21730.22
23.40%
9.32%
2008
2311.17
14%
25616.32
17.80%
9.02%
数据来源：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计算。
三、CAFTA的投资效应
表6     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状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国家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东盟对中国
28.46
29.84
32
323.7
348.38
310.54
335.11
中国对东盟
1.33
1.47
0.81
1.89
2.26
—
—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及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计算。
（二） 投资转移效应
相应地, 投资转移效应也可细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区外对区内的投资转移，即CAFTA外部的国家投资在成员国之间的转移效应；二是区内对区内的投资转移，即CAFTA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投资转移效应。根据邓宁的划分，FDI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产寻求型FDI。结合FDI类型可以较细致的分析投资转移效应。
市场寻求型FDI以进入东道国消费市场为目的，由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增长速度、投资环境等决定，内在的市场差异性不会带来国家间的引资竞争。CAFTA建立后，随着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壁垒的减少，区域内有效市场范围扩大，成员国间市场寻求型FDI会下降，但区外跨国公司的市场寻求型FDI将增加。资源寻求型FDI以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为目的，与东道国先天的资源禀赋紧密相关。组成CAFTA的诸国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优势显著的如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是此类投资的主要目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区域整体投资数额增加的同时，不会导致此类投资在国家之间的偏转。资产寻求型FDI，以扩大投资企业竞争力为目的，寻求可以增加跨国公司优势的资源（例如：新技术或新工艺）。鉴于中国与东盟整体的技术水平不高，这一类型的投资在各成员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十分有限。效率寻求型FDI，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目的，倾向于生产优势的发挥。一般来说，低廉的劳动成本对其有明显的吸引力。此外，劳动者技术水平、供应链条、基础设施、物流设施、服务机构等配套因素均会影响此类FDI的最终流向。CAFTA各成员国因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竞争。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层级差异，加之配套生产网络发育程度的差异，效率寻求型FDI在成员国间的流动路径相对稳定，竞争的程度和范围均十分有限，不会导致此类投资的大规模转移。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看，Busakorn等研究者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与东南亚8个经济体之间吸引外资水平正相关，且与他们在亚洲和在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份额呈负相关。[6]周毓萍等运用FDI区位决定因素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分析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的相互影响，结果亦表明在1986年至2001年间，中国吸引外资的增长实际上提高了邻国经济吸引外资的能力。[7]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的结论可以推测：CAFTA的建立将促使成员国整体投资收益增加。
综合以上分析， FTA的建立将给各成员国整体带来正的贸易效应与投资效应，有助于提高CAFTA诸国的福利水平。此外，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分析框架，CAFTA还将带来规模经济与竞争深化效应、产业结构调整的生产效应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消费效应等多种影响。
四、CAFTA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的策略
FTAs的建立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起点。CAFTA的如期建立是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交往中的一个里程碑，迈开了双方开展更深层次区域合作、增进区域共同利益的关键一步。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CAFTA将从基础的经济贸易合作走上金融、政治、安全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道路。中国与东盟（1+10）的成功经验也为东盟与日本、东盟与韩国“10+1”的成功建立并走向“10+3”的进程提供了一条制度捷径，对加速东亚地区的合作、深化彼此间的联系并逐步走向东亚共同体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为占世界80%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展示了南南型经济合作的新的思维模式与发展路径。对比成熟的一体化组织，CAFTA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一方面需要尽快健全合作机制和市场规则，在贸易互补性基础上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实现FTA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改进；另一方面，通过与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沟通协调，优化经济合作成员的组织网络，为建设东亚共同体奠定基础。
作为占据CAFTA近三分之二人口容量与空间容量和一半以上经济总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加入FTA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CAFTA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性贸易组织，因此，发挥大国的积极影响，推进CAFTA的顺利发展是中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具体的策略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积极承担大国责任，以CAFTA为平台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体现大国价值，实现经济发展的内部提升与外部优化的正向反馈。促进CAFTA的制度化建设，构建紧密的全方位合作格局；化解区域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适时推进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巩固和提高政治影响力，增强经济实力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其次，立足比较优势，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CAFTA内部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各国经济实力位于不同的序列；而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四大板块发展水平差异显著。CAFTA的建立，使我国与东盟诸国间既可以扩展位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的联系，又能在位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间深化经贸往来，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品结构的比较优势，拓展双边交错式经贸网络。随着贸易效应、投资效应的延伸，及时启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幕，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全国各区域的共同发展。
第三，完善操作细节，充分发挥FTAs的经济效益。大力宣传CAFTA的相关优惠政策与内容，引导市场主体利用自贸区的优惠条款组织经济生产，增进收益；加快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缩减空间距离束缚；建立通畅及时的信息网络，降低经贸往来的成本。
参考文献：
[1]陈秀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转移的影响[J].开放导报,2006,(5).
[2]李荣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J].当代亚太,2005,(8).
[3]庄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效应、现存问题及中国的策略[J].世界经济研究,2009,(4).
[4]王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5]邱立成,马如静,唐雪松.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6]Busakorn Fung, Hitomi and Al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China[J]. Hitotsubashi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2003,December.
[7]周毓萍,桑杰尔·拉尔.中国吸引外资对东南亚国家吸引外资影响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2005,(12).
[责任编辑：王国平]
收稿日期：2009-11-29
作者简介：姜文仙（1982~），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许娇丽（1982～），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