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东：孙荣章的性福与贪污腐败的人性论解释

          极权制度使得贪官及其性伙伴有机会修筑一个转移社会财富的巨型阴道，贪欲驾驭的权力一旦勃起就容易在这里达到高潮，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公正问题，迟早会让庞大的受害者群体在沉默中爆发，从而群起对问题体制进行集体阉割。——国庆题记
　　每一个贪官的背后，几乎都会牵扯到一串性伙伴，就是“情妇”。和情妇而不是发妻一起敛不义之财直至同堂受审、获刑，几乎成为中国贪官不可或缺的特色。也许这就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贪污腐败不可磨灭的特征。
　　贪官与其性伙伴演绎出了人性最永恒的主题：虚荣与滥性。这两种人通过躯体语言实现互惠：男人在满足性欲的同时实现了征服世界的野心，女人在满足性欲的同时博得了众星捧月的虚荣。
　　贪官与其性伙伴在用性的纽带互助互惠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于公义和良知的践踏。他们的性交易之所以成为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是因为这两种人的性交易主要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表征。他们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无偿地享有他人的财富，共他人之产，从而在贪官与其性伙伴之间形成了一条转移与挥霍社会财富的巨型阴道，为贪官无时不在勃起的贪欲和其性伙伴极易达到高潮的虚荣提供消费的途径。这种性交易的不道德不在于其实现了彼此的性福，而在于，交易双方之所以能够相互委身，是因为一方借以迷倒对方的春药乃是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对方提供性服务的目的乃是将贪官拥有的公共权力兑换为金钱等财富。
　　“2006年9月，央视记者庄雅平（这是个化名，此人至今仍然躲在这个化名后逍遥法外）到赣榆采访，把孙荣章迷得神魂颠倒。孙主动提出为她在北京购房买单。2007年上半年，两人一起敲定了一套270多平方米的豪华复式楼房，仅首付款就达200万元。她吊着孙荣章的膀子摇了摇说：“孙哥，这套房子太中我的意了，只是房价太高，都要靠你努力了。”孙荣章笑道：“我的大记者，只有这样的房子才配得上你。作为男子汉，一个县委书记，为心上人做这点事，是我应该的。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
　　“这一次为庄雅平买房子，首先被宰的是开发商汪亚斌。此人在赣榆县做渔港项目中，孙荣章强迫县有关部门按照汪亚斌的意愿，把300多亩非滩涂开发用地变成商业用地，为汪亚斌减免了几百万元的河道工程占用费。但汪亚斌仍不满足，剩下的200多万元河道占用费，他也想不缴。孙荣章叫来县水利局局长，说你出个证明，把汪亚斌剩下的200多万元全部免掉。县水利局长不同意，孙荣章淫威大发，说你不同意我就把你这个局长免掉！县水利局长只好鼻子一捏，回去把200多万元全免掉了。孙荣章来电话后，第二天汪亚斌就把100万元汇到了庄雅平的账户上。”
　　“200万元首付款还差100万，孙荣章又想到了另一个企业老板刘士贵。这个刘老板在赣榆办了一个厂，孙荣章同意以每亩一万元的低价，让他得到了近500亩土地，并安排县政府所属的金玉投资公司为刘老板的贷款提供担保，还让县财政借了2000万元给刘士贵用于定购设备。因此，孙荣章这次自然想到这个刘老板已经养肥了，可以宰了。孙荣章张了口，刘士贵自然爽快得很，100万元又很快汇到了庄雅平的账上。”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在孙荣章被捕后仿照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篇作了这样一首诗来描写孙荣章：
　　“我们找遍整个城市， 呵，孙书记， 你在恶霸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的赣榆大地，到处是你带血的足迹。我们回到县城的心脏， 我们在县委门前深情地呼唤： 孙—书—记— 门卫回答：‘呵，轻些呵，轻些，他又在办公室出卖土地，又在和房产企业签定协议……’孙书记呵，我们的好书记！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卖地，在跑官， 在强奸民意……”
　　结果，
　　“庄雅平非常高兴，让孙荣章立即专程来京，共享喜悦。两人一起到售楼处缴足了200万元首付，售楼处把豪宅的房门钥匙交给了庄雅平。随后，两人来到豪宅门口，庄雅平把房门钥匙放到孙荣章手中，撒娇道：“这个门应该由你来开。”孙荣章打开房门，矫揉造作地做了个手势：“哇，从此这就是你的家了！”庄雅平一头扑到他怀里说：‘不，这是我们的家！’”
　　就这样，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靠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发的不义之财，经过这个记者的性服务，就转换成了贪官及其性伙伴的“家”！这个家是用赣榆人民800亩地换来的！“庄雅平”只要“一头扑到”“孙哥”怀里就可以得到。当然，“只是房价太高，都要靠你努力了。”如今孙哥已经努力到把家搬到了监狱的地步，不知“庄雅平”是否认为自己也该把那里当作她的“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嫖客和妓女的交易更符合道德，因为嫖客支付的是自己的金钱，而贪官支付的却是社会公共财富，就孙荣章而言，他在为性伙伴安家一掷千金的同时，也在通过掠夺下文将要提到的穆家玉这样的贫苦渔民为自己加官晋级树立带着穷人血泪的政绩，甚至诉诸非法拘禁。也就是说，贪官的性福是由公民埋单。如果说民主宪政是抑制腐败的唯一药方，那么，为贪官的性福埋的那份巨额账单，就是一个不民主制度下公民为极权支付的成本的一部分。
　　因此，贪官及其性伙伴结成了一种以掠夺他人财富为特征的利益同盟。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这个党正在一个拒绝按照人类普世价值观和宪政理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国家发展壮大。虽然不时有“党员”身陷囹圄，但这个党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即使没有组织，他们也会层出不穷，因为他们有一个赖以发展壮大的制度作后盾，这个制度为公共权力的滥用提供了最充足的制度资源：贪官能否升迁，不取决于公民的选票，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同类是否举荐、提拨：
　　“用孙荣章自己的话讲：我用人不要求你有多么大的本事，第一是能听话、能不怕批评，越是批评越是笑脸不是苦脸。第二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忠于我的，能力再差也没有关系。比如赣榆这么一个人，工作能力和群众威信一般般，有一次他向我汇报：‘过年全家在一起开了全家庭会，一致举手通过，要紧跟孙书记好好的干，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时间不长就得到了的提拔，然后又得到了重用，进了县委中心班子。”
　　作为贪官污吏性交易最大受害者的公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等着，盼着个别贪官罪恶满盈的时候被当作“典型”，用来为一个把公民排除在权力游戏圈子之外的极权神庙献祭，借以显示这个体制还没有完全把公义摒弃。
　　然而，献祭式的惩贪举措不可能奏效。正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所言，中国大陆官员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徒的不到3%，因而贪腐便成为官员们“高回报、低风险”的敛财手段。”赣榆前后三个县委书记“前腐后继”地落网与其说是因为反腐败“力度大”还不如说贪官都认为自己成为祭品的几率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逮了鹿(崇友)，跑了羊(杨少华)，来个猴子(孙荣章)更昌狂”。虽然党国对自己的反腐力度很是满意，但官员不仅没有被震慑，反而变本加厉：“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一份反腐统计显示，中国贪官的胃口在2008年比2007年大了3倍。这份统计报告显示，被查干部无一“幸免”地都有受贿行为。2008年贪官们受贿的人均平均值是884多万元，与2007年受贿平均值253万元相比，有大幅度上升，贪官们贪污的胃口大了3倍。”贪官污吏用这一数据最有力地证明反腐败的力度究竟有多大。
　　情妇更是有恃无恐。因为这些人比贪官得到了现有体制更好的呵护。“在约40名“部级情妇”中，仅14人在对应高官的起诉书或判决书中体现；被诉诸法律者仅8人，其中仅5人被另案处理，分别为成克杰—李平，王怀忠—张爱云，李宝金—王小毛，刘志华—王建瑞，‘公共情人’李薇。”有网友对此非常不满，尖锐地指出，“既然“狼”已经被惩处了，作为狼的附属物——“狈”，就不应该放弃追究她们的法律责任。因为贪官依靠情妇敛财，贪官的情妇也同时为自己聚敛了巨大的财富。他们侵害的，都是国家的利益，都是人民的利益，怎么能查而不究呢？　”
　　孙荣章与央视隐形女记者等人的关系，再好不过地说明，“廉洁自律”这种道德宣传，“科学发展观”等宏大叙事，在贪官与其性伙伴的权力勃起与转移社会财富的阴道亢奋之间，不可能发挥节欲的功能：“我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商人。在赣榆县，我就是老大，我就是法律！”
　　孙荣章这样说并未夸大其辞。在为性伙伴慷他人之慨安家北京的同时，孙荣章在赣榆非法拘禁贫苦渔民穆家玉一家：
　　“2002年6月,江苏省赣榆县根据县委书记（孙荣章）的"上级政策赣榆化"的精神,为化解村级债务,私设牢房,非法拘禁欠款农民,戴高帽,游街示众。”
　　“小口村50多岁的妇女穆家玉一家是一个悲惨的渔民家庭。丈夫谢云诗在一次海难中失去了两个弟弟，四弟的孩子谢维涛成了孤儿，由穆家玉抚养。2002年5月19日一大早，村干部带着一辆警车开始抓人。当“化债小组”的人抓捕穆家玉的时候，家里只有她和这个孩子，于是，年仅5岁的孤儿谢维涛和穆家玉一起被押去坐“黑牢房”。穆家玉抱着孩子，连同本村的20多名男女村民被关进了一间黑屋子。到了下午5时多，穆家玉和其他8名男女村民被押上一辆卡车，卡车上贴着“皇粮国税，不缴治罪”的标语，车顶上还并排摆放着两个80多厘米高、用黄纸糊成的高帽子，高帽子上用毛笔写着“欠款大户”字样。5岁的谢维涛和自己的大娘穆家玉及其他8位村民一起，被拉到本镇的海后村、海前村、海脐村游街示众。晚上又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男女混关，这一关就是三天三夜。
　　经不起来回折腾的穆家玉在“黑牢房”里病倒了。在“难友”的多次哀求下，村支书孙运信答应把她放出来。可是，穆家玉刚回到家，就听邻居说她刚从中学放学回家的儿子又被抓去了。为了不耽误孩子上学，在孩子被关押了5个多小时后，穆家玉借了1000元缴上去才放人。到了6月15日，丈夫谢云诗出海回来过端午节，结果一大早就被村干部抓住，穆家玉又借了500元缴上才放人。就这样，穆家玉一家先后有4口人遭到非法拘禁，包括这个年仅5岁的孤儿。”
　　孙荣章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再一次给我们证实这样一个普世真理：人性的败坏乃是政治河道里永恒的洪水猛兽，任何道德的堤坝都会被它肆无忌惮地冲垮。任何建立在掌权者道德自律基础上的制度与政治哲学，都是在无耻地无视乃至蓄意掩盖人性普遍败坏这一被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反复证明因而无可辩驳的事实。任何政治制度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这一简单的事实之上。一个人绝不会因其加入任何一个政治组织而使这一事实不再有效。没有哪一个政治组织可以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一常识。
　　政治从未改变人性。
　　也许狗在得到足够狗粮的情况下会使相信“狗改不了吃屎”的人大跌眼镜，但人性的阴暗与腐朽却是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臭狗屎。
　　民主宪政不可能也不必要节制贪官的性欲。但民主宪政应该能够减少官员的性交易。60年来的政治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不民主的制度正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如果说人性不可能被任何政治制度改变，民主宪政也不可能改变人性，那么，民主宪政至少可以把人性的败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极权制度使得贪官及其性伙伴有机会修筑一个转移社会财富的巨型阴道，贪欲驾驭的权力一旦勃起就容易在这里达到高潮，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公正问题，迟早会让庞大的受害者群体在沉默中爆发，从而群起对问题体制进行集体阉割。与其如此坐视官逼民反，不如用民主宪政的架构取代贪官与其性伙伴构筑的这个邪恶的阴道，让公民普选的最有效监督，把官员的性生活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让性欲旺盛的官员不能再用老百姓的活命钱购买性服务，或者迫使其干脆改行做商人，用自己的钱满足性欲。因为商人嫖娼只是个人道德问题，而官员蓄妓（即“包养情妇”）则不属于官员的个人隐私，而是公众享有无限知情权的社会公共问题。
　　总之，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孙荣章、央视女记之辈性伙伴“共产”党的问题，那么你就难免从孙辈权力一再勃起的地方，见证一个民族或早或迟的沉沦。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dbb/gcxxj/2010/0120/59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