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解读维稳逻辑

  　　是以维稳压倒改革?还是以改革拯救维稳?这是一个问题
　　类似内蒙古的“天价”维稳，是全国维稳工作的一个缩影。
　　中国自2008年奥运会和2009年国庆大典后，已形成一个耗资巨量、组织庞大、渗透基层的维稳体制。这个体制是如何起源的?它怎样运行?又将走向何方?需要认真审视与分析。
　　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维稳的口号。但是，21世纪的维稳实质已经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不稳定因素主要还只是“改革的阵痛”，是过渡时期的必然摩擦，突出表现为意识与观念的冲突，主要存在于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之中。如今，由企业改制、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累积的矛盾不断爆发，深层次的改革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危机，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官民矛盾突出，冲突方式斑斓多样。于是，政府启动全面的政治动员予以应对。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产生背景。
　　维稳体制俨然是当代中国一个庞然大物：从财政支出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财政支出，虽无官方详细统计数据，但从各地公开的零散数据可窥测一二;从人员组织上看，维稳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力量投入的重要工作，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维护稳定领导小组以及种种相关机构，全职或兼职的工作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维稳正在深刻地塑造当代中国。它在暗暗生长，渗透并影响着一些重要政治与社会制度。
　　首先，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新型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当前的维稳中，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压制式与“割肉”式。压制式如截访、打击报复领头人等;割肉式则是“拿钱买平安”，对于那些执着的上访者，压制无效，影响却恶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用钱摆平的都不是难事”，“割肉”也就成为常态。这种“割肉”不以公正和法律为标准，仅以危急与否为标准，比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式“割肉”离法治更远。
　　维稳还裹挟了司法改革，使司法改革偏离理性、独立性和专业性的道路。法院成为整个维稳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大接访、大调解就是维稳时代的中国法院的工作照。
　　其次，维稳正嬗变为一种隐蔽的财富分配机制。维稳注重结果，而非程序和标准，更非公平与正义。它是运动式、人治式、政策化和行政化的。它的哲学是以急应急，以暴制暴，以利平之，以威压之。所以，维稳导向的利益分配方式必然是：对于不闹者，让其自生自灭;对于闹者，则以威逼与利诱平息。在维稳体制下，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按闹分配”机制——不闹没有、闹了才有;小闹少得、大闹多得。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通常不具有“闹”的技能，对于他们，当真正“闹”了，常常是极惨烈的方式，如自戕。但是，维稳的“按闹分配”原则将激励新的社会技术与知识的产生，如何“闹”会成为一门显学，权势与资本甚至也会介入，导演和组织符合“按闹分配”机制的事件。比如开发商操纵农民工，资本家操纵雇员，不稳定的事件除自发产生，也会被导演产生。所以，权势阶层在维稳中获益，看似笑话，却可能真实地发生。
　　维稳机构的权力源于至高的政治使命，其权力日益膨胀，却缺乏必要的监督，本身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以维稳为名，行腐败之实，欺上瞒下，官民通吃，成为腐败链的上游。
　　再者，维稳正嬗变为一种潜在的官员选拔机制。在过去20年，“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经济官僚走红;但目前，“稳定压倒一切”，群体事件的发生频率和解决效果是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维稳一票否决”制更使之上升到极端的地步。一些地方政府或许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维护稳定型”政府。那时，维稳官僚就会大批走上前台，他们的品行、思维与技能对于中国政府未来发展的走向将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政府正像一只陀螺，拼命旋转，维稳就是背后的巨大惯力。从长远看，维稳极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并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
　　维稳的逻辑现在只是开始，后面还有众多章节，有待展开：如果经济稳定发展，在维稳压力下，政府将无法摆脱“大政府”的宿命，维稳的财政压力将迫使政府多渠道吸纳资金，与民争利、引发民怨。各种资金源将继续为政府输血，用于维稳。取民之膏脂，制成“维稳白药”，敷民之伤口;一边维护稳定，一边破坏稳定─这就是现行维稳体制的内在矛盾与荒谬。如果经济危机降临，危机之下，经济的结构性风险大增，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避免，那时，中国将走向“后维稳”时代，“割肉式”维稳难以为继，维稳的武器库里，将只剩下“压制式”，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将出现倒退。
　　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摆脱维稳困境?这要求政治领导具有两项素能：一如优秀的体操运动员，能保持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二如气力过人的大力士，能大刀阔斧，进行政治与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是以维稳压倒改革?还是以改革拯救维稳?这是一个问题。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背景阅读：
　　维稳的花样与花费
　　《新世纪》周刊 实习记者 李海艳
　　据《法制网》6月20日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书记近日介绍，今年前六个月，内蒙古共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用于维稳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维稳工作在公务员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
　　内蒙古的“天价”维稳，只是全国维稳工作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奥运安保、国庆安保、“两会”期间维稳信访安保等之后，维稳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目前，中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再到县、乡镇和村，以及重要的事业单位和企业都设置了各种挂着“维稳”牌子的工作机构。中央设立了“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常设机构“维护稳定办公室”。在地方，例如，广东省在1584个镇街和19个开发区或农场建立了“综治信访维稳中心”。
　　各地的维稳措施也是“花样百出”。早在2006年，河北省综治、纪检等五部门就联合出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警示制度》。今年河北又出台文件，建立“党政领导综治工作实绩档案”，记录其落实维稳责任的重要内容，以此作为干部任用、晋职晋级、奖惩的依据。
　　山东省鄄城县检察院推出“维稳”审查制度，要求案件承办人对案件处理中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提出维稳意见，并妥善处理。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引发当事人上访，将取消其评优授奖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责任。
　　山西省娄烦县在全县范围内排查出具有“郑民生特点”的重点人员115人，将其分为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仇视社会型、身背大案型等八类，并派专职民警随时跟踪其思想动态。
　　上海世博会期间，全国再次掀起维稳热潮。湖南省石门县的《世博会期间维稳工作方案》规定，加强上访老户的稳控包保，防止其采取赴省进京到沪自杀自残、告“洋状”等过激行为;重点化解少数军队退役人员问题和改制企业职工问题，防止其借世博会举行之机，组织策划到市到省进京进沪急访。
　　维稳措施不断升级，维稳费用也逐年增加。据财政部呈交全国人大的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公共安全支出(含维稳支出)增加了16%，今年将再增8.9%，超过国防开支的增幅，总金额将高达5140亿元。
　　尽管各地统计口径不同，但维稳支出成为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则无争议。目前并无相关的翔实统计，但从各地一些零散数据可见其端倪。据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0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该州2009年安排下达专项资金2.7亿元，全力保障常态维稳工作需要;据赣州市2004年市级总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当年加大了政法经费投入，维稳支出达3.79亿元;据《法制日报》报道，辽宁省在今年“两会”期间公布的维护社会稳定支出为223.2亿元，比2008年上涨15.5%，而2009年辽宁省财政收入为1500亿元。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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