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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所谓“三家村”
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１９６１年９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到１９６４年７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６０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当作了“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 一 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１９７８年８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解读焦作三家村白酒
魏晋交替之际，焦作已是京畿之地。史志记载这里自古就是翠竹满川、灵泉遍地，故山阳酒名，尽得魏晋之风、竹林之韵。竹林七贤时的酒文化更是整个焦作人文历史上独具风采的一页。酷爱锻剑、博学多才的大名士嵇康长年居住在焦家、马家、白家三家作坊附近的一片竹林中，经常在家门口那棵大柳树下，和向秀一起挥锤打铁，谈玄说虚、消磨时光。山东东平吕安因崇尚嵇康文，亦迁于此，后人遂将三人居住过的地方称为三家村。 三家村旁，有一简陋的酒店——黄垆酒家。店主黄公酿造的酒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开坛则天下皆可闻香。三人每日必饮，以饮酒为德，烂醉而归”。放情肆志的刘伶对酒更几近痴迷，酩酊大醉后既得名传千古的《酒德颂》，久而久之，人们便将这种美酒称为三家村酒。竹林七贤长时间的玄虚思想为司马朝廷不满，嵇康因不合作被杀，王戎、山涛转而为官。竹林七贤宴饮幽游时期便四散而终，但竹林七贤们的思想却从来不曾泯灭。而今，犹见当时的村落、河道、酒具和锻铁处，古树古物述说着恍若昨日的辉煌和繁华，酒具也似乎仍然散发着绵远悠长的香味。 当代著名作家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夜话”曾影响甚广，三家村酒厂也让廖老感慨酒文化的魅力，其亲笔题词的“三家村”，至今墨宝仍存，融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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