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化大革命40周年-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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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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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每篇一千字左右，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历时近三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时，“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三家村”冤案就这样形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迫害。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在“株连九族”的同时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邓拓
吴晗
廖沫沙与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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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每篇一千字左右，三人共取一个笔名“吴南星”：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字（笔名“繁星”）。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历时近三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遭到批判。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时，“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批判“三家村”。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恶浪，“三家村”冤案就这样形成了，邓拓、吴晗、廖沫沙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迫害。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廖沫沙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在“株连九族”的同时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因此罹祸者甚众。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 ‘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一个思想治罪的网罗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廖沫沙后曾任北京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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