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最大文字狱 “三家村”以古鉴今遭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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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里本无村,留在人间却有痕。一自黄钟遭毁弃,遗音唤醒万民魂。
这是广东诗人熊鉴作的纪念“三家村”的一首诗。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事业曾一度繁荣过。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林彪、江青等人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开始了对文化界有关人士的迫害。“三家村反党集团”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
灾难初现
在介绍“三家村”以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与它非常相似的另一栏目《燕山夜话》,这一栏目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1961年3月以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前后共发短文152篇,很受读者欢迎。
看到《燕山夜话》如此受读者欢迎,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也想效仿开设一个类似的栏目。于是,1961年9月,《前线》编辑部约请邓拓(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三人以吴南星为笔名,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吴南星是从三人的姓名或笔名中各取一个字组成的:“吴”是吴晗、“南”取自邓拓的笔名马南,“星”取自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10月开设到1964年7月结束,历时近3年,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文章,其中有21篇是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文章多以古代历史资料为题材,以古鉴今。
这两个专栏开辟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1962年9月,当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由于称赞了昆曲《李慧娘》,被扣上了一顶顶政治帽子而横遭批判。在这种形势下,《三家村札记》不得不被迫下马了。
余温加热
说到“三家村”蒙难,就要从1962年时说起。当时为将海瑞与彭德怀联系起来,江青以她特殊的身份,找到中宣部、文化部,要求批判《海瑞罢官》,但她的要求没有得到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策划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限上纲。姚文元的那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北京市委有关人士如彭真等人的强烈反对。尽管国内很多报纸转登了姚文,但在彭真等人的主张下,北京的新闻单位一直不予转登。
但为了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向深入,进而找出隐在吴晗后面的“黑线人物”,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后,出台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以后文艺工作取得的成就,提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在江青炮制《纪要》的同时,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正在北京研究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并把这一研究结果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希望将《海瑞罢官》的争论限定在学术范围内。曾在提纲上签了字的毛泽东不久又宣布撤销了这一提纲,并解散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在劫难逃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开始公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北京日报》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三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同一天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会议最后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评“三家村”》一文,文中称邓拓是“三家村”三将中的“主将”,黑店的掌柜和总管,还暗指在吴晗、邓拓之后还有挂帅人物。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通知》为围绕《海瑞罢官》的“三家村”问题的讨论定了性。
就这样,不管北京市委如何抵制,“三家村”的冤案最终终于形成了。当然“三家村”的三个主人也相继开始遭受在劫难逃的严重迫害。魏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