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为何不是“第21条军规”？

作者：薛魏       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已经出版46年了，如今“第22条军规”（Catch-22）已经被收入英文字典，指“难以逾越的障碍，无法摆脱的困境，左右为难的情况，事与愿违的做法”。人们已经很难想像这条军规不被叫做第22条。但事实上，海勒本来想把他的小说叫做“第18条军规”，因为海勒是犹太人的后裔，而在希伯来语中的每一个字母都对应一个数，数字18对应的字母是yud-het，希伯来语又是从右往左读，het-yud刚好是在希伯来语中的“生命”一词。
    加里•德克斯特（Gary Deter）在《为什么不是第21条军规？》一书中说，在利昂•乌礼斯出版了战争小说《米拉路18号》之后，海勒决定换一个数字。他和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编辑罗伯特想把书名改成“第11条军规”，但是1960年电影《11罗汉》上映，“11”又被否定了。海勒想用“14”，但是罗伯特觉得22更有趣，重复出现的2还可以表示小说里数次出现的角色互换。
    《为什么不是第21条军规？》是加里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开的专栏“书名的故事”的结集。他选书名写进专栏的标准是：单纯阅读书本身并不能知道书名的含义；书名不是从别处引用过来的；对书名的解释并非众所周知。按说这是一个很严酷的条件，比如《愤怒的葡萄》就不能入选，因为它是引自豪威太太1861年写的《共和国战歌》：“我的眼睛已看到主降临的荣光，他正要踏平存有愤怒葡萄的地方。”
    加里却找到了50本书，而且都是人们很熟悉的书，包括《理想国》、《乌托邦》、《发条橙》、《弗兰肯斯坦》、《谁害怕伍尔芙？》、《太阳照常升起》、《邮差总按两次铃》等。不过《谁害怕伍尔芙》很典型地符合第一个条件——看完全书之后还是不知道到底谁害怕伍尔芙，但却说不上符合最后一个条件，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作者爱德华•阿尔比把童谣中的wolf（狼）改成了Woolf，用她的名字暗喻女权，剧中有一位强势的教授夫人。
    柏拉图《理想国》英文书名的意思是共和国，柏拉图在书中要讨论的却不是理想的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体，而是讨论什么是正义，为什么虽然做一个有德的人在现实中总是吃亏但还是应该有德？他说，要回答这个问题，把它放大到国家的层面更容易看清楚：国家由三个阶层的人组成，统治者、保卫者和劳动者，分别对应理智、激情和欲望以及三种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
    “乌托邦”（utopia）一词的意思是一个好的、并不存在的地方。“现在的读者同意说它不存在，但没多少人同意它是一个好地方。因为按照莫尔的设想，在乌托邦中，对婚前性行为的惩罚是强迫终生独身，通奸要被判劳改，化妆品、珠宝、华服则是闻所未闻。”
    菲茨杰拉德第三部小说的名字让他很受煎熬。他在几个备选书名中反复掂量，在他跟他的编辑珀金斯来往的信件和电报中提到的备选书名有“特里马尔奇奥”(Trimalchio，古罗马小说中一位经常大宴宾客的暴发户)、“特里马尔奇奥的宴席”、“跳得高的情郎”、“戴金帽的盖茨比”、“在灰堆和大亨们中间”、“在通往西卵的路上”、“西卵事故”、“西卵的特里马尔奇奥”。珀金斯小心翼翼地建议菲茨杰拉德用“了不起的盖茨比”做书名。在书已经付印的时候，菲茨杰拉德又一次改变了主意，要珀金斯把书名改成“在红色、白色和蓝色下”，暗指书中写的破灭的美国梦。此后他还在推敲，写信给珀金斯说“特里马尔奇奥可能最合适”，但那时书都已经开始卖了。为什么要叫“盖茨比”呢？加里解释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而是菲茨杰拉德精心挑选出来的。“盖茨比”（Gatsby）的重要性在于gat（枪），终结了盖茨比的生命的枪。再者，“盖茨比”读起来很像法语中的动词gaspiller，浪费之意。写作该书时菲茨杰拉德住在法国，因此这并非不可能。照此说来，盖茨比就是一个被人枪杀、浪费了生命的人。 

02他们为什么要匿名出书

    “据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最初的法译本书名叫《梅毒研究》，译者用这个书名掩饰其政治性，这让洛克显得很幽默——毕竟，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英国，梅毒和专制都被认为是法国人独有的苦恼。可是洛克虽然也会开这样的玩笑，他却坚持要匿名出版这部作品。”这种要求现在看来很奇怪，但是伦敦大学英语系教授约翰•马伦（John Mullan）在他的新作中提醒我们说，匿名出版曾经是“20世纪之前很常见但人们一直不觉得值得置评的一种现象，我们已经忘记了最早读《格列佛游记》和《理智与情感》的人不得不猜测它们的作者是何许人”。
    最初出版时没有署名的作品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蒲柏的《劫发记》、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司各特的《威弗利》、简•奥斯汀在世时出版的所有小说。18世纪最后30年出版的英国小说中70%是匿名的，19世纪最初30年里50%是匿名的。自从16世纪书名页通行之后，很多作者都觉得自己有理由要对署名保持警惕。
    匿名出书的动机多种多样。首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在宗教和政治斗争展如火如荼的时候，在一本会引起争论的书上署上自己的名字等于自寻死路，至少也会让你丢掉一条胳膊。1579年，约翰•斯塔布斯被发现是一本向女王进谏的书的作者后，被人砍掉了右臂（遭遇这种侵害之后，他仍不屈不挠地用另一只手摘掉帽子并高喊“上帝保佑女王”，以表达他的忠心）。
    拜伦匿名出版他的《唐璜》的前两章，因为1816年初，他那结婚才一年的妻子忽然离去，接着提出分居的要求，他担心他那些讽刺之词在他跟妻子争夺孩子的监护权时对他不利。
    在讽刺文学于18世纪达到其鼎盛期的时候，作者又面临一种新的危险：会让一些被激怒的无赖叫出去决斗。诗人德莱顿在一家咖啡馆外因为一篇不是他写的讽刺文章被人狠狠打了一顿。因为张冠李戴而遭到毒打还不是匿名出版带来的唯一的不公正的结果。作者因为匿名能躲过一劫，印刷商或杂志的编辑就成了报复的目标。
    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匿名也被用于自我推销。司各特和蒲柏等人把隐藏自己的身份当做挑逗读者的手段，跟读者玩捉迷藏，引发读者对作者身份的兴趣。司各特曾经写道：“当我结束一次愉快的旅行回来之后，发现《威夫利》风靡一时，公众在紧紧地追问作者的名字，这让我感到特别满足。”
    对这种做法，现代人也并不陌生。1996年1月，一部名为《原色》的书在美国引起轰动，讲述的是一位名叫斯坦顿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努力赢得党内初选的故事，书中的情节跟克林顿的事迹非常相像，该书在护封上说它是“知情人对初选的竞选过程的亲身经历”，书评人都看出它记述的是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的一个阶段。不同寻常的是该书封面上署名是“匿名”。媒体猜测作者是克林顿年轻的顾问乔治•斯蒂芬普洛斯。结果乔治不得不屡次出面予以否认。每一种新的猜测都会提升它的销量。在出版一个月之后，制片人和导演迈克•尼科尔斯购买了它的电影改编权。笔迹鉴定最终解决了这个谜团。《华盛顿邮报》拿到了上面有手写笔记的书稿，笔迹专家把它和数位政治记者的笔迹做了比对，随后《华盛顿邮报》宣布美国《新闻周刊》的专栏作家乔•克莱因是《原色》的作者。同一天，克莱因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认此事。起初他以为别的记者

03最古怪的书名

    英国《书商》周刊2月22日启动2007年度“最古怪书名奖”的评选活动。《书商》网站当天在网站主页上开辟投票区，列出出版商、书商和图书管理员提名的6本非小说类英文书籍书名。最终结果定于3月28日公布。
    这6本书的书名依次为《俾格米恋爱女王折磨我》、《怎样写一本写作指南》、《女人是人吗？及其他国际对话》、《奶酪问题已解决》、《终止恋爱关系，请从双腿开始》和《（英国）绍森德等地人物志：从卡努特国王到好感觉医生》——得票率最高的是《终止恋爱关系，请从双腿开始》（35%）。
    2007年是《书商》“最古怪书名奖”创立30周年。1978年从首次评选中胜出的是《第二届国际裸体老鼠研讨会会议记录》。去年得主为《美国东北部迷失的购物车：现场鉴别指南》。2006年，《不知道自己是死人的人们：怎样缠住值得信任的旁观者并且会做些什么》获此奖，《牛角积蓄管理：从东方至南非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屈居亚军。荣获过此奖的书还有《给你的马穿上防弹衣》。
    对于该奖项和今年的提名，《卫报》评论说：“你会注意到提名名单上没有作者的名字。这很有意思。在提到某本书时，人们通常会对作者很礼貌，同时提到作者的名字，尤其是在《书商》杂志上。但这次他们没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有趣的不是作者的名字。这也有助于把这些书变成笑话，但它们并不都是笑柄。比如1992年的获奖作品，约翰•特里默的《如何避开大船》，那些有可能被大型轮渡撞上的游艇的船员就很欣赏这本书里浓缩的智慧。对上万名被酪蛋白不渗水的问题所困扰的奶酪制作者来说，麦克斯威尼的《奶酪问题已解决》令他们感激不尽。对于绍森德等地，他们以出了卡努特国王和好感觉医生这样的人物而感到自豪，这有什么好笑的呢？这一奖项，并不是全然无辜得有趣。在世者中最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凯瑟琳•麦金农也许是有点好斗、没有幽默感，但看到她最近的作品《女人是人吗？及其他国际对话》出现在候选名单上一定不会感到高兴。在这种欢呼雀跃的庆典中，我察觉到一丝旧式的文化上的高傲态度，英国人那种对学术、好心人和专家的轻蔑。尽管去享受这一奖项带来的乐趣，但是要记住，根据书名判断一本书比根据封面判读一本书还要糟糕。”
    让我们举几个不会因为被提名而让作者受到伤害的古怪书名吧。英国《哲学家》杂志的编辑朱立安•巴吉尼写有一本《自愿被吃的猪：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自愿被吃的猪”是其中的第5个哲学问题，讨论的是动物伦理，故事来自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系列中的《宇宙尽头的餐厅》：柏格反对杀生，吃了40年的素，可突然他可以一边吃肉而又不违背良心了，因为有了一种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猪，会说话。更重要的是，它还自愿被吃。但可能是由于长年吃素造成的条件反射，或是内心痛苦的表现，这种肉端到柏格面前时，他禁不住作呕……
    有一本美国人写的逻辑谜题集，书名叫《这本书叫什么？》，译者说该书的最大特色在于“念念不忘以自指句（自我指涉）为核心”。《怎样写一本写作指南》之所以显得古怪，也是因为这个书名本身也是一个自指句：它教人写一本写作指南，它本身也是一本写作指南，问题在于，在这样的指南被写出来之前，没有人会写这样的书。如果在这样的指南被写出之前，就有人可以写，恰好证明人们不需要它？所以它要么无法出现，要么没有必要出现，可世界上还就有了这样一本书。
    我觉得最能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的古怪书名是《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13个童话故事》的作者柯拉柯夫斯基的另一部书《与魔鬼的谈话》附录中的一个标题：不从事花园耕耘的5大理论。“不堪忍受园艺劳动的人，是需要理论的。不从事耕耘而又提不出不耕耘之理论的做法是肤浅的。”作者就设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分析哲学这5种理论分别会如何证明不应该去耕耘花园。此举有趣而又巧妙：用宏大的理论解释这一问题是用大炮打蚊子，也证明理论可以被用于达成不正当的目的，从而瓦解理论本身。

会感到很有趣——他还带着特地买的假鼻子和胡子去宣布此事，但迎接他的是一些愤怒的人。《纽约时报》的社论说克莱因和他的同谋、美国《新闻周刊》的编辑梅纳德的行为“违反了记者、严肃的出版物和他们的读者之间基本的协议”。克莱因的另一家雇主CBS接受了他的辞呈。
    匿名或以笔名出书，还使得作者有机会为自己的作品发表好评。1963年，安东尼•伯吉斯在《约克郡邮报》上评论自己以“约瑟夫•凯尔”为笔名出版的小说《恩德比先生的内心》，该报因此而解雇了他。
    《泰晤士报》说：“《匿名》博学而不卖弄，风趣而又让人大开眼界，是一本约翰•马伦大可以自豪地署上他的大名的一部著作。” 

04    25本书一起读

    看电视换台的间隙看到一个教老外学中文的电视节目的片段，一位中国姑娘和一个老外站在鼓楼上，姑娘说：“我们中国人喜欢重叠数量词来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比如风景要一点一点地看，街要一条一条地逛。”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书要一本一本地读……
    不过我猜很多人都是同时看很多本书，哪怕是外出旅行的时候也不会只带一本书。比如头天晚上我拿起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挑着看。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之前，他说亚里士多德附带说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话：“他告诉我们说应当在冬天吹着北风的时候受孕。人们不应该结婚太早，结婚太早生下来的就会是脆弱的女孩子，妻子就会变得淫荡，而丈夫则会发育不全。结婚正当的年纪男人是37岁，女人是18岁。”第二天我又翻看《智高无上——当我啃完大英百科全书》。读着读着发现同时读多本书的一个好处，在A卷的最后作者写道：“亚里士多德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因为有一个奇怪的巧合：当他37岁的时候，他迎娶了一个18岁的姑娘。他将自己的老色鬼行为合理化为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对此我表示赞赏，我不禁咯咯地笑起来，好莱坞里可有不少亚里士多德派的人物。”
    2007年8月23日的《独立报》上刊登了一篇德波顿访谈。这位36岁的哲学家12年前开始出书，著有《哲学的慰藉》、《拥抱似水年华》、《旅行的艺术》等。他在访谈中说，他的客厅里散落着几百本书，都是随手捡起来就可以读下去的那种，普鲁斯特、弗洛伊德全集——“每个图书馆都应该有，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查阅他们的书，当你患了神经症，担心什么或者沉迷上了什么，只要出了点问题，你就需要翻翻。读书是我的一个癖好。我通常同时读大约10本书，现在我在读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杰夫•代尔（Geoff Dyer）、伍尔夫、村上春树、罗兰•巴特、保拉•安东里尼、司汤达和菲利普•罗斯的书。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带这么多书去海滩。”德波顿有2000多册藏书，这不算太多，据说李敖的藏书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万册。不过德波顿在不停买书，每个礼拜买一两本，或者一买就是20本。
    无独有偶，2007年8月6日的《纽约时报》上有篇随笔，《为什么我不停地开始看另一本书》。作者乔•昆南说：“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同时读一两本书，我的男性朋友说他们总是一段时间只看一本书，我怀疑这只是他们的一个愿望。我同时看的书从来不少于25本。我不是指《芬尼根守灵夜》那样的需要研读的书，我说的是放在床头几上、不看完就不会放一边的书。开始阅读一本新的书能让人心旷神怡。我不想再过5年才知道《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如何写就的，我也想知道《南北战争》的作者谢尔比•福特对石墙杰克逊被孤零零地埋葬的手臂做何感想，这两本书我粗略地看了400页了。几个星期前，我看了《煤：一部人类史》、4章《八月炮火》和关于上瘾的故事集。同时我还在看《亨利•米勒论写作》和麦维斯•加兰、马赛尔•埃梅、约翰•麦克葛汉、托马斯•曼的小说——他们写的都跟上瘾无关。我的注意广度很宽，记性好，几个月之前我看过的书，再拿起来能从上次看到的地方接着往下看。一位棋手曾经对我说，好的记忆力能为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制造出聪慧的光环，让他说对了。”
    乔觉得他一本书还没看完就开始看另一本书的原因是，通常书的前70页都特别精彩，开头都像房屋失火一样火急火燎的，但慢慢节奏就慢下来了。有人说，读者通常看到60页的时候就会把书丢下。这是因为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作家把精彩内容都堆到开头几章——也是唯一会被阅读的几章。以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自传为例，也是开头比较精彩，夹叙夹议，小时候她养的一只鸟死了，她用一个锻料花做衬里的纸盒把它装起来埋在高地上，上面还覆盖着鲜花，75岁的她说：“也许有些人生来就喜欢丧葬或观看葬礼。人类若是没有这一生性，那么考古学家也许就不存在了。”后面她周游世界的部分，就只感觉她在罗列去过的景点和同去的旅伴了。

05编词典疗伤

    10年前，西蒙•温彻斯特在《教授与疯子》一书中讲述了《牛津英语词典》的幕后故事。从1880年开始编写起，该词典的编委会每星期都会从一家疯人院收到一个叫威廉•迈纳的人提供的对词语的释义以及他在书中找到的例句。近20年间，迈纳一共贡献了1万余个词条。当《牛津英语词典》的总编詹姆士•莫瑞前往疯人院拜会迈纳时，却惊愕地发现他心中仰慕已久的博学之士竟是疗养院的病人，而非他以为的疯人院的院长。后来人们得知，威廉•迈纳曾经是一名医生，在南北战争中因为目睹了太多的恐怖场面而精神崩溃，后因滥杀无辜被送入疯人院。20年间，他都不断地在进行疯狂的自我治疗——通过单调、沉重的编纂工作来虐待自己，涤清心中的罪恶感。
    最近，美国记者约书亚•肯德尔挖掘出了《罗热类语词典》幕后类似的故事。彼得•罗热（1779～1869）发明了双对数计算尺，发现了眼球将一系列快速移动的静止画面看成一个连续的图像的能力，被《好莱坞拍摄指南》的编订者威尔•海斯称作动画片的发明人。真正使他成名和得以谋生的是他写的一部生理学著作《布里奇沃特文集》，但最终让他不朽的是他开创的类语词典。
    罗热之所以迷上了编写词典，也是为了治疗自己心理上的病症。他的外祖母患有慢性精神不稳定；他母亲终生患有神经缺乏症，到了晚年精神恍惚；他的妹妹和女儿精神都崩溃了；他的叔叔割喉自杀，是躺在罗热的怀中死去的。罗热自己是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人，且偏执、忧郁、害羞，对不洁和混乱感到恐惧，所以类语词典中“不洁”这一词条编写得非常出色。他借助拼命工作和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来寻找心灵上的庇护，比如他迷恋于计数（“我每天至少要爬320个台阶”），控制自己眼睛中的虹膜的运动尤其让他感到快意。
    他的机械性行为还有制作各种清单，他从8岁就开始这么做了。肯德尔说：“彼得•罗热罗列各种猛兽、身体的部位和花园里的东西的做法扩大和部分实现了他为世界带来秩序的欲望。”他把风景分成优美的和不优美的，把人分成普通的和特别的。“很小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编写词语清单能够带来安慰，不管他遭遇何种不幸。沉浸于语言的细微差别能够让他精神抖擞，也能够让他免于焦虑。”所以，类语词典对它的编制者的益处比对它的数亿使用者的益处更大：它让罗热在经受亲人的亡故、焦虑和绝望的同时依然能够精神振奋地活着。
    从小罗热就对科学很感兴趣。1793年，他母亲把他带到了爱丁堡大学学习古典学和医学，他喜欢他上的所有课程，但交不到朋友，这显然是由于他非常害羞，以及他的忧郁气质。他更喜欢跟词语而不是跟人打交道。但对于词语的喜欢，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彼得从没表现出对文学的感受力，那些热爱文学的人喜欢的是故事和对故事的讲述。但罗热的心灵不是按这种模式运作的，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没有生动地想像的能力。自童年起，词语对他来说就是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他所有的学术著作，包括类语词典，都是为了传播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知识”。
    渴求秩序的罗热换过好多次工作。1802年，他陪两个堂弟去欧洲旅游。罗热发现巴黎异常脏乱，但他敬佩拿破仑的军队行进时整齐的步伐。后来在曼彻斯特皇家医院做医生时，他帮助这个到处都是工厂、疾病肆虐的城市启用了公共卫生规程。曼彻斯特的脏乱让罗热难以忍受，晚上他就埋头编写类语清单，40多年后这些清单终于汇集成了《类语词典》一书。
    罗热想编的并不是一部同义词词典（他认为根本没有同义词，每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类语词典》以抽象的概念为纲，其中1000个词条的每一个都会让读者一个个地看下去，从“确定性”延伸到“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又延伸到“推理”和“诡辩”。这本词典在1852年一面世就在英国风行一时，两年后在美国出现了删改本。罗热于90岁去世之前仍在修订和更新该书，整整一个世纪，他的后人把这本书做成了家族事业。自1852年起，《罗热类语词典》删减了10个概念，但增加了几十万个新词。

 

06阅读的生物基础与社会意义

    玛丽安•伍尔芙在她研究阅读生理学的《普鲁斯特和鱿鱼》一书中说，阅读行为不是自然而然的，人类到比较晚近的时候才开始阅读，所以尚未进化出专门适于阅读的基因。大脑要将原本为完成辨认出扁豆秧上的束带蛇等任务而进化出来的神经回路重新定位之后，我们才能阅读。
    《纽约客》的文章解释说：“《普鲁斯特和鱿鱼》这一书名表明作者研究阅读使用的是神经生物学方法。细胞越大科学家拿来做实验时越容易，有些鱿鱼的视觉神经细胞比哺乳动物的神经元厚100倍，能有10厘米长，是生物学家们最喜欢用的。关于阅读人文的一面，伍尔芙选择了论述过阅读的普鲁斯特。”
    伍尔芙考察了阅读的历史。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在黏土上刻记号来记录牲畜等物品的数量。她说，一旦黏土上简单的记号不是被理解为乱画的痕迹而是代表10头羊之类的意义时，人就得让大脑更多的区域活动起来。公元前4000年埃及等地出现了图形文字，那时的读者必须记住数百个符号代表什么。到公元前750年，发生了一场重大突破，古希腊人发明了只有24个字母的书写系统，古希腊字母表是第一个每一个字母都对应口语里一个主要音素的字母表，知道一个词的读音就能将它拼写出来，看到每一个词都能读出来。儿童在3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学会读、写希腊语，比现在的孩子学英语要快一些。文字易于学习，文学就民主化了，普通人也能掌握读写能力。诵读困难也就是这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有人无法把字母和声音匹配起来。很多文字学家认为，这种字母的发明大大提高了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
    扫描显示，儿童在开始阅读时，要比成人使用更多的大脑区域，左右脑的广大区域都要动员起来。当儿童的神经细胞对识别字母更专门、更高效时，动员起来的区域就会变小，将只限于左脑。也就是说，效率高的阅读者能省下更多时间和脑力，因此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思考和情感整合到他的阅读体验中去。
    阅读时大脑要创造新的神经回路，把用于观看的部分和用于聆听的部分连接起来，这样大脑的主人才能意识到纸上的符号代表着声音。有些大脑干不成这件事，或干得不够好，他们的主人以前被认为是傻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天才。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名人包括达•芬奇、爱因斯坦、毕加索、爱迪生和贝尔。
    研究发现，默读电视新闻、广告和科学节目的文稿的人比观看电视节目本身的人能记住和回想起更多信息。观众要感到舒适自在才会观看节目，不然就会换台。这导致不同意见之间很难谈判。“你鄙视某本杂志的价值原则，仍可以津津有味地读它，但如果电视节目出现这种情况你就看不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愿意把时间花在我们不同意的观点上。自我怀疑就变得不太可能了，实际上对一切东西的质疑都将更为稀少。把两个书面记录摆在一起看，很容易就能发现不一致之处。对文本来说，甚至能很容易地辨别每一份信息的权威程度的差别，比如读者对《纽约时报》的信任程度可能会因每一个句子而异。比较两个视频报道就比较麻烦了，在被要求从电视上两个互相冲突的报道中加以选择时，观众要么依靠直觉，要么依靠他在观看之前相信的东西。经常看书的人比不太看书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参加体育和戏剧、音乐、摄影等文化活动。爱读书的人如此乐于走出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孤单一人时看的书给了他们信心。阅读某种程度上能赋予我们行动的勇气，对民主社会来说失去这一习惯将非常危险。”
    伍尔芙认为，小孩在5岁前父母是否经常读故事给他们听将决定他以后的阅读技巧。读故事的方式也有讲究，坐在父母的双膝上听故事意味着孩子会把阅读和受宠爱联系在一起。她担心年轻人经常上网就不会深入思考词语、思想、现实和美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凯里说：“确实，电脑没有可供小孩坐的双膝，但是网上知识和经典作品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让青年人触手可及。如果孩子们不推崇读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教他们珍重名利，这不是电脑有某种内在缺陷。”

 

07无行的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新版的文坛轶事集，此前有过詹姆斯•萨瑟兰（1975年）和唐纳德•霍尔（1981年）编选的版本。新版的编选者约翰•格罗斯说新版里跟旧版重叠的部分占10%，其他内容都是新的。萨瑟兰的版本开始得更早，始于7世纪的基督教诗人凯德蒙，结束于迪伦•托马斯，格罗斯的版本的跨度是从乔叟到J.K.罗琳。
    《洛杉矶时报》的书评说：“牛津大学出版社永远都不会出版一本军事轶事，或者工程师轶事。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职业，其从业者不会互相攻击、恶语中伤敌手。这种事只有作家们才做得出，虽然这伙专横的人对此并不自知。”需要纠正的是，牛津大学出版过一本军事轶事，此外还有王室轶事、政坛轶事。有些职业确实比别的职业更容易发生轶事，我们可以想像出一本哲学家或者医生的轶事集，但没人会去买一本银行业的轶事集。
    同理，一些作家比另一些作家发生过更多的轶事。有些作家其有趣的言行本身就可以写成一套全集，比如王尔德、康拉德、詹姆斯、伊夫林•沃和奥登，还有一些伟大的作家则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轶事，比如狄更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期，作家轶事才有了比较丰富的来源，那时开始有回忆录出版，谈话被记录下来。
    约翰•格罗斯说：“轶事一词最初指没被发表过的东西，因为内容很轻率。拜占庭帝国的史官普罗柯比用它的复数形式指查士丁尼皇帝的秘史、宫廷内的丑闻。轶事一词至今仍有隐秘、丑闻的一面。我们认为这样的故事有助于揭露人物的性格。”
    只有比较奇异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才会被作为轶事记录下来。詹姆斯•乔伊斯的美国朋友哈利和克里斯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他们让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画一幅漫画放在标题页，画好之后他们觉得不够现代，要求他画得再抽象些，布朗库西重新画了一次，只画了几条线和一个螺旋。书出版之后有人送了乔伊斯他父亲一本，老人家端详了一会儿漫画后说：“吉姆的变化比我想像得要大。”
    书中充满名人会面的故事：当惠特曼遇到王尔德，当韦尔斯把萧伯纳介绍给康拉德。会面过程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二战期间丘吉尔很长时间里对作家以•伯林的身份都感到很疑惑。其实他指的是牛津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他驻扎在英国驻华盛顿特区的使馆，负责报道美国人的战时情绪。丘吉尔对他的报道大加赞赏，因而当伯林回到英格兰之后，首相的工作人员就安排二人共进午餐。当丘吉尔问他的客人最引以为傲的作品是什么时，这次打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安的会面跌到了最低点，欧文•柏林回答说：“是《白色圣诞》。”
    轶事都是口耳相传，因而会跟听觉有关。约翰•莫蒂默说，金斯利•艾米斯有一天说他“用锤子砸了他儿子”(hit his son with a hammer)，实际上艾米斯说的是“锤子砸到了他的拇指”（hit his thumb with a hammer，thumb和son谐音）。
    通常作家都一副高高在上、脱离大众的样子，轶事可以让人们感到文人也有普通人的一面。晚年的时候“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对弗斯特已经没什么益处了：因为近视，在他的朋友、女王的表弟哈尔伍德勋爵的婚礼上，他错把蛋糕当成了女王，郑重地向结婚蛋糕鞠躬。
    哲学家赖尔是奥斯丁小说迷，当有人问他是否看小说时，他回答说：“看，所有六部，每年都看。”托马斯•莫尔爵士向一位出身名门的求婚者展示他正在裸着身子熟睡的两位女儿的裸体，好让他决定娶其中的哪位。因为他在《乌托邦》中对婚姻的设计是“结婚之前，新娘和新郎彼此裸体对看；马不先除下鞍鞯辔头没有人要买，在婚姻事上应当是一样道理”。
    霍布斯每天夜里在床上高声歌唱，因为他相信那么做对他的肺有好处，能够让他长寿。他活到了91岁，84岁的时候还用拉丁韵文写了一部自传，87岁时又出了荷马作品的英译本。
    书中最年轻的作家，或者说未来的作家，是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托马斯•麦考莱。关于他的一则轶事可以说明他有多么礼貌和克制：4岁的时候，一位仆人一不小心把热咖啡溅到了他的大腿上，女仆问他感觉怎么样时，这个小孩抬起头回答说：“谢谢你女士，疼痛已经减轻了。”
    最可怕的一则是关于爱伦•坡的。他的妻子维吉尼亚24岁时就去世了，30年后她的坟墓遭到破坏，爱伦•坡的传记作者威廉•吉尔收集她的遗骸，放在自己床底下，供参观者把玩。 

08声誉经济学

    2007年11月16日，第56届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给予幸运的获奖者无上的荣誉，四个奖项跟NBA的奖项很类似：虚构、非虚构、诗歌和青年文学”。2007年12月2日，第13届“年度最差性描写小说”在伦敦颁奖；2007年12月5日现代艺术的特纳奖颁奖。难得在哪个星期里没人收到热烈的、强加于他头上的喝彩——美国每年出版几千本书，围绕这些书又有几百个图书奖。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化领域的评奖总是既令人孜孜以求又令人鄙夷。获奖者要么已经名满天下，再将奖颁给他无非锦上添花，要么是只有精英小圈子才听说过的人。
    英格力士对声誉的生产和分配很感兴趣，而声誉的流通形式就是评奖，因而他学习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方法，写了一部现代文化评奖的历史。约瑟•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做了22年《美国学术》的编辑，此人以善于写揶揄他人的随笔著称，他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对《声誉经济学》一书的书评写道：“我对文学和文化评奖孜孜以求，老实说吧，我希望更多的奖授给我。目前为止我还没获得几个。未来我也没有更多的机会获奖，除非我能跟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卡尔•桑德博格和建筑大师莱特一样，活到须发皆白，活到80多岁的长寿。到那时，就没有人出于反动或者用愚蠢的观点反对你了，获奖的机会才比较多。我得的奖既没增加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我的社会声望。我只有一个荣誉学位，不像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得了200多个。我获得了国家人文科学奖章，但是很多我认识的人借此机会说，不得不由乔治•布什给我颁奖，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耻辱。我回答说，我倒宁愿是亚伯拉罕•林肯来为我颁奖，但世事难得能够两全其美。”
    “文化奖项因为授予了那些不该获奖的人、授给了大量蠢货而让自己失去了光环。人人都知道那些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比那些获奖了的人还出色——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奥登。而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这个人好像就已经作古了，不管他还将会再活多少年。比如V.S.奈保尔获奖之后，我就觉得我无需再读他的书了。”
    文化类奖项贬值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几乎每一个团体都有他们的颁奖委员会，每一个行业和运动也是这样。“我去一家高中，陪同的是该校乒乓球评奖委员会的主席。据说此人能用鞋而不是球拍打球，并且打得很好。下足够的工夫去寻找的话，你就可以将奖颁发给一位非犹太裔的、身高不到5英尺的同性恋女诗人。所有这些奖项将文化领域变成了一个进步主义的幼儿园，在那里，在毕业典礼上，甚至连那个最笨的孩子都得了一个奖，获奖理由是他没有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各种评奖和荣誉层出不穷，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设一个诗歌奖或者地方戏剧奖是纪念死去的亲人本小利大的法子。公司设立一个奖项，能显得它品位高雅、热衷慈善事业。
    在书的附录里，英格力士列出了当前授予文化各领域的成就的奖项，非常广泛，“对于还没有设奖的地方，我一直想，应该设一个诺贝尔婚姻奖。这个奖可以颁给那些著名的患难夫妻中长期遭受折磨的一方。过去，可以获奖的应该有索菲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莱昂那多•伍尔芙（维吉尼亚•伍尔芙的丈夫）、莱昂内尔•特里林、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虽然这两位克林顿中谁更有资格获奖还不太容易确定。”
    在评奖泛滥的年代，如果有幸中奖，该以什么心态面对呢？“不管奖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奖项设立者居心何在，获奖就是一切。从声誉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获奖能够提高知名度，能找到好工作，可以让亲戚对你刮目相看。至于获奖本身，曾经有人对我说，如果有人说，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是做得最好的，问问那个人谁是第二好的。知道谁是第二好的，你就知道这个奖项是怎么回事了，就不再把自己获奖太当回事了。” 

09创意阶层在哪里落脚

    “在曼哈顿的街头经常能看到秃顶、矮胖的男人挽着一个高大的金发女郎，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纽约的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21万多人。”理查德•佛罗里达就此提出，在创意经济的年代，选择住在哪个城市非常重要。
    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因为出版了《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而暴得大名，部分是因为他把创意定义得很宽泛，但显然美国尚未变成一个人人都是网页设计师、制片人或发型师的国家。他大方地把科学家、医生和商人都算作创意阶层，其根据是人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所创造。自此他反复表述这一概念，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之后又出版了《城市和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腾飞》，现在又出了《哪个是你的城市？》。《沙龙》杂志说：“这本书错误地假定人们，特别是创意阶层，需要一本书告诉他们该去哪个城市发展。那些自由地跑来跑去的人通常不考虑职业规划，而那些有进取心的人已经很清楚他们该去哪儿发展。找不到工作的人不会花26.95美元买本书去了解该去哪儿找工作。”不过理查德的书中搜集了不少数据，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他说，世界不是平的，而是尖的。全球化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一种是扩展，比如工厂，另一种是集聚。世界经济的很多东西可以分散，但这些都不是核心。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维度将继续集聚，人口、机会、技术革新和资金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方。美国是一个流动性非常高的社会，每年有4000万人搬家，1500万人迁往异国或者异地，其中单身的年轻人流动性最高，20来岁的人迁居的可能性是40来岁的人的3倍。几千万人迁居可能会造成少部分地区吸引了很多能够自由选择居住地的单身人士，更多的年长者、缺少工作技能的人则坚守于一处。世界上10个超大城市住着近4亿人，占世界人口的6.5%，但是贡献的技术专利占到总量的57%。
    “我们查看地球夜晚的卫星图片，把明亮的地区称作一个超级地区。全世界有40个超级地区，它们占世界人口的17%，但经济产出占全世界的2/3，技术革新占全世界的90%，它们是全球经济的推动力。美国有10到12个这样的地区，很多国家只有一个。”
    经济活动不仅变得更加集中，而且更加专业化。纽约是港口城市、时尚设计和金融中心；附近有名校的旧金山是软件中心；洛杉矶的气候适合拍电影，是娱乐中心；纳什维尔是音乐制作中心。如果你想从事某种职业，并不是去哪一个大城市都行，因为现在对你来说重要的就那么几个城市。
    研究发现，年轻人是先选定想去哪里生活，再去那里找工作。《福布斯》杂志调查年轻人选择在哪里生活所考虑的因素时，发现他们认为“异性的多少”比“就业机会”更重要，“夜生活”和“生活成本”的重要性更加靠后。他们需要知道，在美国各个城市遇到异性的机会有很大的差别。目前，在美国，最适合单身男性的地方是东海岸和中西部的城市。在华盛顿，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出5万人。
    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大城市都是单身女性比单身男士多。25岁至44岁的适婚女性跑到大城市去的目的之一是争夺最合适的男子，因为她们不愿意跟那些不如自己的人成婚。女性在美国西部和西南部占优势，比如在洛杉矶，单身的男性比女性多出9万人，旧金山、达拉斯、西雅图等地都是单身男性比女性多。这些城市已经发展了二三十年，能提供高科技、建筑和服务业等各种就业机会。
    另外，在考虑去哪个城市生活时，年轻人还要了解城市的性格类型。因为与自己性格类型相同的人在一起生活会更幸福，沉稳的人跟神经质的人在一起生活会变得紧张、焦躁。心理学家区分了5种人格类型：和善、尽责、外向、神经质和开放。美国各地区的人格类型刚好跟它们的经济特征吻合：芝加哥有很多外向型的销售人员；中西部是制造业中心，都是些尽责的人；南部有很多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汽车厂，以和善、认真的人为主；波士顿、洛杉矶等东北部城市集中了外向型的人。 

10大厦情结

    金字塔、秦始皇陵、凡尔赛宫、泰姬陵、克里姆林宫：有钱有势的人总是试图借助建筑来让自己永垂不朽、震撼世人、抚慰自己、发表政治宗教宣言。建筑不仅是艺术，它还是一种交流形式，甚至是一种宣传工具。寺庙、教堂和皇宫都是在展示威严。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建筑的这种功能不只存在于封建社会，被启蒙过的现代社会仍然有。建筑对建筑师来说就是目的，但它总是建筑师的雇主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有时好像世界上只有30位建筑师，一个永远在倒时差的马戏团，穿插跑动，接到同一个竞标邀请。这些人都有超凡的能力，委托了任意一位你都可以很自信，没人会笑话你”。
    德扬•苏德吉是英国《观察家报》的建筑评论作者，他在厚厚的《大厦情结》一书中探讨这一明显而又隐秘的现象，让人们深入思考建筑、政治和财富之间的关系，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渴望、经济实力以及对成就和雄心的自我陶醉。他检视了20世纪历史上专制者、各色大亨和民选总统的建筑梦想，解构了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的象征意义，重新思考了布莱尔关注下的伦敦千禧穹顶和纽约世贸遗址“归零地”之争。
    另外，苏德吉还评论了一些著名的建筑师。他回顾了很多著名设计师受雇于一些不名誉的雇主的历史。艾伯特•斯佩尔和密斯•凡•德•罗都曾准备为希特勒效劳，唯一不同的只是斯佩尔为实现他的主子的建筑野心而全身心地投入，密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建筑上没有做出让步。
    对这些史实作评论时，苏德吉得出结论说,“跟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比，独裁者、自我中心主义者和偏执狂给建筑师提供了更多的做出重要作品的机会”。这个结论完全没有说服力：民主国家也上大项目，丹麦建筑师乌特松的悉尼歌剧院，弗兰克•盖里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该书最有趣的章节，苏德吉回顾了一些独裁者的建筑规划。希特勒本人曾经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他跟斯佩尔一道充分地将建筑用作宣传工具，美化他的统治、威吓震慑他的统治对象。他的总理府异常宏大，大厅高30英尺，门廊高17英尺。计划在柏林建一幢高305米，可以容纳18万人的大厦。1939年3月14日，捷克元首哈查被引入希特勒4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哈查心脏病发作，身体虚弱的他签订了将捷克交予德国的协议。
    新德国的领导人想好了要清除东德的痕迹，将清除希特勒的柏林放在了第二位。专制统治的建筑遗产成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的难题。苏德吉写道：“直到今天意大利仍有很多日益残败的建筑，不少建筑水准都很高，是法西斯盖起来当党部用的。战后的政府予以充公，但是没人知道该如何加以处置。全部推翻有点浪费，且有洗刷历史之嫌，重建又像是要回复他们的建设者的统治。”
    Slate的建筑评论作者Witold在评论该书时说，苏德吉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宏伟的建筑往往是失败的标志。个人和组织往往在衰微的时候开始搞建筑。1968年，英国历史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在他的畅销书《帕金森定律》中记录了很多他对商业管理的错误做法的观察，他还提到了建筑，他说建筑是公司健康与否的气压计。“在令人兴奋的发现层出不穷、不断进步的时期，没有时间去规划完美的总部。这一时机来得比较晚，要在所有重要的工作都完成之后。我们知道，完美是终结，终结就是死亡。”帕金森提供了几个历史事例。圣彼得教堂是在教皇陷入世俗事务、失去了很多道德权威之后兴建的；路易十四是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几十年、权力开始衰落的时候开始修建凡尔赛宫的；印度总督搬入新德里的新皇宫之后一年，国大党要求独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曼哈顿建了黑色花岗岩的“黑石”总部之后，主持人爱德华•默罗就去世了。泛美航空在统领航空业多年之后才在公园大道兴建了大型总部，但是盖好不久就在1991年破产了。微软和Google都还没在第五大道上竖立自己的世界级总部 

11牛奶可乐经济学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他“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解释，也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如果寻找因果解释得到的乐趣还不足以激发人们去那么做，那就要像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弗兰克那样，采用强迫手段。他给学生们布置作业，要他们使用在课堂上学到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一个自己在生活中发现的有趣的问题，并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给出答案。
    于是他的学生发现，牛奶用方盒子装，可乐却用圆瓶子装，这是因为牛奶需要放在冰柜里，方形容器能节约存储空间。相类似的是，硬币上的人像都是侧面像，而纸币上的人像却是正面像，这是因为在不大的金属硬币上表现正面肖像很困难，而在纸币上印制精细、复杂的正面像可以防止伪钞。
    多年下来，他的学生已经设问了几千个问题，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为什么通常新娘会花数千美元买一套她们永不再穿的婚纱，而新郎通常是去租一套便宜的礼服，虽然他们将来还会参加很多次社交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女同学找到的答案是，大多数新娘都希望自己在结婚当天“发表自己的时尚宣言”。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对于每一种尺寸的婚纱，婚纱租赁公司都得置办四五十种，由此每件婚纱被租用的频率就会很低，每年大概只有四五次，于是租赁公司制定的租用价格就会高于婚纱的售价。比较而言，新郎愿意接受标准的款式，租赁公司只要每个型号备两三套就可以满足这一市场。
    与服装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制造那些没人会去买的、镶着数百万元美元钻石的胸罩？因为该公司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吸引人们关注他们的商品，女人爱盯着钻石看，就像男人爱盯着女人的胸部看。“当海蒂•克拉姆穿着这样的胸罩出现在电视上时，女观众对着那些钻石流口水，男观众对着海蒂•克拉姆流口水。”
    从堪萨斯到奥兰多的往返机票价格，要低于从奥兰多到堪萨斯的往返机票价格，这是因为从堪萨斯飞往奥兰多的人多半是去度假，这类顾客对价格更敏感，而从奥兰多去堪萨斯的人多半是出差，对价格不那么敏感。周末的机票也相对便宜，因为外出游玩的人多。
    在美国，人们外出吃饭，会给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侍者小费。餐馆老板一开始引入客人给小费这种做法的原因是，如果侍者提供了良好服务，顾客愿意再次光临，老板愿意付给员工较高的工资，问题在于店主很难直接监督侍者的服务质量。通过把餐点稍微降点价，并告诉就餐者，如果对服务满意，应该给侍者一点小费，如此便能解决老板无法全面监督服务质量的问题。有些快餐厅承诺，如果你付钱时没拿到收银条，就可以享用一顿免费餐点，这也是为了让顾客来监督收银员。
    为什么律师花在汽车和衣服上的钱，比同等收入的教授更多？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才能大致成正比。“没能跟同事保持同等支出水平的律师，会显得比真实能力要差一些，正如没能在打架时竖毛的狗，会显得比实际体格小一些。”另一个原因是，跟律师们要吸引客户相应的是，教授们要发论文、申报课题，而负责做这类决策的人不太在乎教授穿什么衣服。
    《牛奶可乐经济学》中的大部分问题都很轻松，唯一例外的是：妇女愿意忍受高跟鞋带来的不适感，超市愿意24小时营业，二者都是追求个体利益以至于会对整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例子。穿高跟鞋的妇女更容易吸引他人注意，可是所有妇女都穿上高跟鞋后，她们之间的相对高度也就恢复了原貌。如果妇女们能集体决定穿平底鞋，估计所有人都会放弃高跟鞋。可是一旦有人私穿高跟鞋来获取优势，这一约定就会被打破。超市通宵营业的成本要高过利润，可是由于一家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它就能吸引很多顾客固定到那里购物。别的超市不能坐视自己的顾客被拐跑，也延长营业时间，结果就是每家商店都通宵营业。高速公路北行车道上发生了车祸，却使南行车道也堵了车，这是因为南行车道的司机为了满足观看对面车祸现场的好奇心而减速慢行。对每个司机来说，这样做的收益（满足好奇）大于成本（为瞟上两眼而慢行），但总体上，却可能会耽误大家几小时的时间。 

12我代表人民奖励你

    数学天才马克斯•普兰克曾经对凯恩斯说，他一度考虑要从事经济学研究，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趣闻，转告他刚从剑桥来的一个朋友。他这位朋友说：“啊，这就奇怪了，伯特兰•罗素有一次告诉我，他也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因为它太简易，决定作罢。”《魔鬼经济学》、《卧底经济学》、《赤裸裸的经济学》、《在星巴克要买大杯咖啡：价格与生活的经济学》等通俗经济学读物的涌现或许说明，经济学教授们自知他们的理论很不简单，要加以通俗化之后才能被人理解。兰兹伯格在《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一书中就说：“学会识别糟糕的经济学理论是一种重要的技能，但是具备这种技能很不容易。”
    对于一些经济现象，人们能够提出很多种解释，不同的解释之间显然有高下之分，比如对超市购物车越来越大的解释。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在过去30年间，只有一个经济指标始终保持着强劲而稳定的增长态势，那就是超市里购物车的大小。如今的购物车比1975年的购物车大两倍。这是为什么呢？公民活动家拉尔夫•纳德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资本家操纵消费者的方法：购物车很大，如果你只买一点点东西，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经济学教授们说，这是因为以前大多数家庭里都有一个成员（往往是太太）全职负责照顾家庭，她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每周都去给家人采购生活用品。随着很多女性迈入职场，这种大采购的频率就降低了，她们每次去超市都要买回更多的东西。学生们在课堂上也提出了各种解释：现在的房子比以前大多了，家里的食品柜也比以前大了很多，这样人们每次采购时候就可以买更多食品。现在超市的购物通道变宽了，超市就可以配置更大的购物车了。最厉害的是一位叫凯文的读者，对这一现象他提出了11种理论，其中一种是这样阐述的：因为如果购物车变得更大、更坚固之后，要想再偷购物车就更不容易了，这对于商场而言不啻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兰兹伯格提醒人们，一方面要避免好心做了坏事，一方面要激励人们去做那些明显利人但不利己的事情。好心会干坏事的例子是，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后，美国政府紧急划拨了2000亿美元赈灾。可是政府考虑不周的话反而会让穷人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本来穷人愿意冒着房子被飓风和海浪卷走的风险，购买廉价的房子，富人购买高价但安全的房子，政府利用税负赈灾，使每个人都被迫分担飓风带来的风险，从而使各个地段的房价不断趋同，新奥尔良的房价就会升高，那些愿意承担更多风险的人现在要承受更高的房价。
    查尔斯•韦兰在《赤裸裸的经济学》中说：“激励是重要的。可悲的现实是，物质刺激比良心要强大得多。”当一件事对社会有好处但对个人没什么好处时，尤其需要社会去激励个人那样做。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发现，如果性生活方面比较保守的人开放一点的话，就能够减缓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因为他们的出现能够提高女士找到安全性伴侣的概率。问题在于怎样鼓励这类人变得开放，又不至于让性活动原本就糜烂的人变得更放荡。结果，兰兹伯格说：“我唯一能够想到的奖赏是提供免费的安全套。我们的目标是要把避孕套的价格降到零以下，要给使用避孕套的人以奖励。著名记者奥利弗•莫顿曾说过，如果有些性体验少的人是因为害羞而找不到性伙伴的话，那么不妨由政府出资来提供约会服务：如果你能缴上一个使用过的避孕套，我们就给你安排一次约会机会。”
    但兰兹伯格设计的其他激励机制像是在开玩笑而不是在传授经济学，他还几乎完全忽略了良心。他说地球上的人越多越好，一个人口更多的世界更加繁荣，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分享自己的喜怒哀愁。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因为世界人口增加1倍，那么全世界出生的天才也会增加1倍。此外，天才会互相激励，与1000个天才相比，2000个天才更能彼此分享灵感，碰撞出更多智慧的火花。其次，更大的人口基数能给发明提供更大的市场，这样发明家搞发明创造的动力更足。“人口拥挤并不是问题。”经济学家索威尔说，“如果把美国得州分成很多个5000平方英尺的区域，每块区域上建一栋房子，里面住上一家4口，刚好把全世界人口都装下了。”所以要鼓励生育，“消防员抢救出来的财物都应该归他所有，这样能调动消防员救火的积极性。消防员承担着救火100%的危险成本，根据共同海损原理，他应该获得100%的收益”。

13向美丽征税

    奥塔洛拉少年时代因为外形不济，无法随心所欲地结交女朋友。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名为《丑陋》的书中说，俊男美女先天占尽优势，无数研究证明，他们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薪酬也较相貌平平的人高，寻找恋爱对象更是易如反掌。为公平起见，奥塔洛拉主张“靓人”应对“丑人”做一点补偿，由政府把征收到的“靓人税”分给“丑人”。奥塔洛拉的这种主张看似哗众取宠、荒唐无稽，其实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曾严肃地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利益分配上应当首先考虑最有利于那些处境最差者、最有利于最贫困的群体，因为不仅造成差别的社会条件是偶然的，造成差别的自然因素或者说天赋在人们中间的分配也是偶然的，因而应当把人们的天赋也在某种意义上视为社会财产，对天赋条件较低者予以补偿。显然，丑陋的人也算天赋条件较低者。
    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兰兹伯格在《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一书中说，向聪明、美丽、身高等天赋征税，比现行的向收入征税更加合理。谈到税法时，经济学家们喜欢说，要权衡公平和效率。按照传统看法，累进所得税是公平的，因为它让富人承担了更重的税务负担，但它没有效率，因为它无法保持对生产行为的激励。相比较而言，完全的人头税很有效率，但不公平。
    史蒂文•兰兹伯格不同意这种传统的看法。首先，人头税对每个人征税的额度相同，却被描述为不公平，这在字面上也说不通。其次，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一天24小时，你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挣钱，也可以用这些时间来享乐。如果你花了一小时挣钱，那么这个制度就认为，对你来说，公平的做法就是与你的邻居分享一部分你的收入。如果你花了同样的时间来享乐，这个制度就不会给你强加的义务，让你与人分享你的利益。这岂不是很没有道理？如果收入的差异完全是由个人选择产生，人头税就很公平。
    但在现实生活中收入的差异并非全由个人选择造成，因为每个人天赋的挣钱能力是不一样的，兰兹伯格提出，应该向那些能带来高收入的天赋特征征税，“向工作成果征税，会让人们不愿意工作，而向智力征税，却不会使人们变傻（它也许会迫使人们装傻，但那并不是一回事）”。向特征征税还有一个好处是，没有人会为了避税而试图浪费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向男性、向身高、向美丽征税，这些特点都和收入有关（在向美丽征税的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只向自然的美征税，否则，我们就会打击人们在洗发水、化妆品和牙科上的消费。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周围都是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去资助美丽的事物，而不是向它征税）”。按照这种设想，每个人的天赋都要积极地用于挣钱，不然就会吃亏，那才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关于代际收入分配，兰兹伯格也提出了不同凡俗的观点。很多人提出，为了成全后代的享受，我们应该牺牲今天的经济发展。殊不知，我们的后代的生活水平会达到比尔•盖茨目前的水平，那样提议相当于掠夺我们这些相对而言的穷人，来给予那些富人——那些我们的后人。
    他的论证是这样的：如果美国人的人均实际收入以一种适度缓慢的速度增长，例如每年增长1.5%，那么在不到600年以后，一般美国家庭的日均收入将会是200万美元。如果美国可以达到韩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率，那么只需要100年的时间，一般美国家庭的日均收入将接近200万美元。达到并保持韩国那样的增长速度，在不远的将来，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在过去200年间，美国和世界的一般增长率介于1%和2%之间。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增长速度似乎在加快，而且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会继续下去。那么可以预测，不超过十几代，我们的后代都能像今天的比尔•盖茨一样富有。只不过他忽略了一点：美国人的财富在日益增加，地球上的资源却在日益减少。代际收入分配不成问题，但还有穷国和富国的收入差异问题。

14语言学家的乐与怒

    国外近来也有一股博客出书的风潮，由blog变成book，这类书获得了一个名称叫blook。3年前，两位语言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马克•利伯曼（Mark Liberman）和加利福尼尼亚大学的杰弗里•普勒姆（Geoffrey Pullum）创建了一个语言学博客，发表语言学评论，纠正关于语言的神话。这个博客每天有5000多的访问量，现在博客中的日志被选编成书，名为《远离愚蠢的动名词》（Far from the Madding Gerund）。
    《波士顿环球报》语词专栏的作者简•弗里曼说：“语言学家是一种尴尬的身份，经常有人问他们能说几种语言，或者对他们说，跟你在一起，我说话可要小心一点。其实语言学家不是精通数门外语的人，也不是语法警察或者语言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寻求事实、喜欢开玩笑、拥护语法规则的人。”
    他们解释为什么爱斯基摩人并没有20甚至150个关于雪的种类的单词：他们关于雪的单词跟英语里的数量差不多，只不过会用这些单词做词根，添加后缀，以表达其他更加复杂的意思。这跟汉语中的现象比较类似，吕叔湘先生在《语言的演变》中说：“《诗经•鲁颂》的《》这一首诗里提到马的名称就有16种……《诗经》里的马的名称还有好些，再加上别的书里的，名堂就更多了。这是因为马在古代人的生活里占重要位置，特别是那些贵族很讲究养马。这些字绝大多数后来都不用了。”
    两位作者对美国高考的语法标准很不以为然，专家们认为“委员会”一词单数复数都行，考试的时候考生却必须把它当作单数处理。普勒姆还解构了《达•芬奇密码》的前几段，说它是文学史上文笔最差的小说之一。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是这样的：“不远处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不许动！’手膝并用正在爬行的馆长身体僵住了，他缓缓转过头去。仅15英尺远的地方，攻击者的侧影正透过门上的铁栏杆盯着里面。他身材高大，面色苍白，一头稀疏的白发。眼睛虹膜呈粉红色，瞳孔为暗红色。”普勒姆说：“声音不能说话，是人说话；说声音自不远处传来，却又是15英尺之外；馆长身体僵住了怎么还能转过头来？侧影也不能盯着看，侧影只是一个影子。如果馆长能看到这人面色苍白、头发稀疏、瞳孔的颜色，那个人就不可能只是侧影。总之，布朗的遣词造句几乎每一段、有时候甚至每一句都有问题。”
    这个语言学博客中最有趣的日志是那些针对语言学家天然的死对头语法学家的。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之间之所以起冲突，是因为语言学家支持对语言做科学的描述，而语法警察则希望拯救文明，免得它衰亡。利伯曼和普勒姆两位教授站在语言学家一边，抨击无视语言学上的事实的语法规则。
    比如国际商标协会有一个规定，“不要把商标当名词用，始终把商标当作限定名词的形容词，比如乐高积木、阿姆斯特啤酒；不要把商标当动词用，商标是产品或者服务，不是动作，比如你不是正在施乐，而是在用施乐复印机复印。”利伯曼说，“商标当作名词使用都是误用这一说法是语无伦次、精神失常。商标确实不是名词，但它也不是产品或者服务，而是一个公司声称他们拥有权益的一个词。”
    他们还贬斥了威廉•斯特伦克和E.B.怀特师徒二人合著的《风格的要素》一书。该书教导说：“用名词和动词写作，不要使用形容词和副词。”普勒姆说：“不剔除形容词，你就还没学会写作？写作是困难的、有要求的，你可以通过数十年的练习写下数百万个字，然后自己加以修改或者让别人帮着修改，使自己达到中等水平。这其中将有6%的单词是形容词，不管你写的是小说还是新闻报道，写的是好还是坏。”斯特伦克和怀特为什么那么抵制形容词呢？一项针对菜单的社会语言学调查显示：“堆砌绮丽的形容词、过度添加修饰语的冲动，跟写作要简练、避免使用形容词的警告，同样都是社会焦虑的表现，都希望能让自己看上去跟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稍有不同。这么说来，斯特伦克和怀特的小书不是文体指南，而是试图挤入上流社会的人需要看的自助读物。”

15禁而不止的脏话

    脏话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但鲜有语言学家对之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脏字在辞典里也查不到。1775年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辞典》中就没有“fuck”这个词 。据说有位女士恭贺他避而不收录不雅字词，而他回答说：“这么说来，那些字你都查过啰，女士？”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戏言：“光凭这句妙答，我们或许就可以原谅约翰逊博士不收入该词的假正经做法。”
    她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说，北美有个叫“咒骂控制学院”的机构，致力于提高大众的警觉，让大众意识到咒骂的负面效应。这些人认为咒骂一无是处：咒骂让你显得粗俗，咒骂是一种恶习，咒骂会腐蚀语言。该学院举办课程，教人如何减少使用粗话。只要交一笔费用，你就可以学习“驯服口舌的10大秘诀”，既改善了自我，还能改善社会风气。
    而在语言学家看来，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禁止就能放弃咒骂的习惯。墨索里尼曾推动消灭脏话的运动，用海报和大众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劝导意大利人，“为了意大利的荣誉，请勿咒骂”，但毫无效果。
    从个体上说，咒骂词可以早在幼儿12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儿童的咒骂有可以预测的模式。2岁之前可用的咒骂词语只有三四个，到上小学之前增加到大约20个，然后继续增加，到青春期之前达到近30个。青少年时期，咒骂率达到高峰，之后的发展则通常跟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成人的诅咒词语从20到60个不等，用于公开场合。
    所以有人严肃看待咒骂的权利，比如美国公民奇普•洛，他发起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之所以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估计是为了使其首字母缩写刚好组成一个骂人的词“Shit”）。该协会“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骂人的词，欢迎骂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
    有一些团体和文化走得更远，他们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咒骂风格，比如对骂竞赛。参与者相互逗引，使用各种光怪陆离的脏词，力求技高一筹地侮辱对方，“仿佛有一块言语空间被围起来，在此范围内获准打破禁忌”。在苏格兰，骂战变成一种娱乐。美国的黑人社群将这种骂战称为“扬声”或对骂游戏，为饶舌乐提供了歌词基础。东欧犹太人也有仪式化的咒骂，“愿你后退时一脚踩到干草叉，想找东西时却又摸到烫火炉”。
    说脏话连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12月对英国王室来说颇为不顺，家里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被大肆报道：婚外情、自杀传闻等等。英国女王在发表圣诞演说时得承认那一年过得很糟糕，但要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年，总不能说“天杀的够烂的一年”，于是拉丁文前来驰援，说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改自较常见的“annus mirabilis”（奇迹之年），拉丁语中的“annus”（年）跟英语中的“anus”（肛门）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词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无损尊严的前提下所能说出的最接近咒骂的话。这种解读是否可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历史上有很多资料显示，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蒙特古说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骂过，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士兵向来都会咒骂。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兵和水手特别精通咒骂的艺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人，而咒骂能舒缓压力。虽然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咒骂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生理机能来说，咒骂的构造对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这是因为男人握有更多权力（另一方面，泼妇骂人更口无遮拦，这其实也是大男性主义的表现，男性更爱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争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进入以前为男性垄断的行业，规则也随之改变。以前招聘面试时一些女性被拒绝，理由是“我们很愿意雇用你，但这里脏话太多了”。到“二战”期间，军工产业雇佣了大量女性，费城一家飞机厂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咒骂，可能有绅士在场。”
    很多脏话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异。胡说八道我们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于‘牛屎’的语源，这仍是个谜。大部分人自动认为该词与牛有关（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质让人有此联想），但有些人认为它跟‘boule’有关，而这又联结到多个不同的概念，如球、议会、装饰性的木制品和白面包”。
    一般说到某个人外语好，就说他能用外语跟外国人骂架。但露丝提醒人们：“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语说者之口的辱骂更难听的话了。所以要是不确定该怎么说，就用你自己的母语咒骂。音调和语气也能够传达你的意思。”

 

16女性统治的世界

    迪迪•迈尔斯在这本书中说：“因为女性知道，更多的女性进入公共生活之后，我们能够解决很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是说她们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凭着她们的技巧和力量，我们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迈尔斯还在书中说，目前女性掌权仍面临着强大的阻碍。她成为白宫新闻发言人时只有31岁，没有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而克林顿又需要让人看到他的政府中有女性官员，所以他虽然把这个职位交给了她，但同时削弱了这一职位。她的级别和薪水都比较低，责任重，权力小。美国女权运动先驱葛洛丽娅•斯泰纳姆说，目前在美国女性仍被另眼相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孩子仍主要由女性来抚养，以至于男人在跟强大的女性打交道时，总感到他们又退回到了童年。
    女性赢得选举、获得权力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困境：她们必须证明自己足够强硬，能够胜任领导职位；但是如果她们表现得太强硬，人们又觉得她们太具有进攻性，不够有女人味。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罗莎贝斯•坎特说：“要被人认为既是一个好女人又是一个好的领袖甚为困难。”对此迈尔斯的建议是，女性应该相信和展示自己的本领和成绩：“踢球被认为是锻炼领导能力的方式，带孩子则不是，这种观点一直令我啼笑皆非。带孩子确实会让我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要说服两三个孩子看电视的时候看同一个台需要相当的外交技巧。”
    “由于女性的权力欲不是特别强，人们将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会议室里体会到女性统治世界的效果。随处都能吃到蔬菜沙拉也许不像一场革命，但传达出一种关心生活质量和个人感受的文化。”有人畅想：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肯定会变得更友好、更整洁，食物更加美味。那将是一个女性的世界，男人要学会适应。工业设计将以女性的体型为基础，男人不得不努力将自己缩进公交车的座位，弯下腰去取超市货架上的物品。餐馆里食物标准的分量将变小，那些想多吃的男人要多花钱。以女性为主的老师们将拿到更高的薪水，以男性为主的对冲基金经理们将不能因为只是在电脑上动动一些数字就每年挣几千万美元。街道上会有更多警察，女性晚上独自行走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
    迈尔斯说，如果女性统治世界，世界上就没有战争了，母亲们不会让她们的孩子去战场上互相残杀。“很多母亲曾经把她们的子女送去打仗，去为某种事业做出牺牲。但开战的门槛会更高，寻找其他解决方法的动力会更足。男人的暴力倾向更严重。”可是从历史上看，撒切尔夫人、以色列女总理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都曾把她们的国家带入战争，她们更为人所知的是她们的勇气而不是做出妥协的能力。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女性并不比男性的进攻性弱。西班牙女作家罗莎•蒙特罗在《女性小传》中说：“有各种各样的女性，历史上也出现过残暴的女君主，这表明妇女也可以是邪恶的，人性跟任何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的事情。”心理学家们说，男人通常是比较直接地通过打断别人的发言、无礼地指责对方来展露他们的进攻性，女人则更有可能使用集体控制手段（流言、中伤、放逐）来达到她们的目的。
    关于女性的暴力倾向，有这样一则笑话：美国中央情报局要面试3位间谍候选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最后一轮测试中，他们把第一位男性候选人带到门口，递给他一把左轮手枪，跟他说：“我们要确定你会遵守指示，不管是什么指示。在这间房间里，你会发现你的妻子坐在椅子上。杀了她。”“你不会是认真的吧？”男人说，“我永远都不会杀我的妻子。”“那么你不适合干这个。”中情局的人说。第二个人被给予了相同的指示，5分钟以后，他含着眼泪走了出来，说：“我做不到。”最后，那个女的接受测试，跟她的丈夫一道。她拿着枪走进房间，枪声响了，然后是尖叫声和撞击声。几分钟之后，她走了出来，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你们没有告诉我枪里的弹夹是空的。”她说，“我只好用椅子把他砸死”。

 

17中情局秘闻

    1994年，CIA在危地马拉军方中的朋友窃听美国驻该国大使的卧室时，听到她跟墨菲讲了一段情话。她的女秘书名叫墨菲，CIA的人就传言说这位大使是女同性恋。这个轶闻在华盛顿被广泛传播。但后来得知这位已婚的女大使并非同性恋，也没跟她的女秘书上床，墨菲是她那只两岁大的贵宾犬的名字，窃听器录到的是她爱抚她的狗的声音。
    “不仅美国的敌人，很多看过相关电视节目和电影的美国人也以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全知、全能。上当的人中包括大部分现代美国的总统。依靠诡计和相对较低的成本，一个秘密情报机构不但能够侦察美国的敌人，还能影响国际事件——这样的许诺太诱人了。当总统们最终要面对这一机构一错再错的现实时，肯定会感到难以接受。”艾森豪威尔在回顾他两届总统任期内CIA的记录时，对当时的局长杜勒斯说：“我忍受了中情局8年的失败。”他认为他为继任者“留下的遗产将是一片废墟”。爱读间谍小说的肯尼迪在接见被CIA的高官誉为他们的詹姆斯•邦德的威廉•哈维时吃了一惊——他有梨子一般的体型，身为酒鬼的他连路都走不稳。
    蒂姆•韦纳的书《废墟般的遗产：CIA的历史》（Legacy of Ashes）8月7日开始公开发售。美国中央情报局于一天前发表了一篇声明，对此书提出严厉批评。声明说韦纳的书“给中情局的过去描绘了一幅过于黑暗的画面。他依仗断章取义的引语、一概而论的断语和对负面信息的沉迷，忽略、最小化或歪曲了中情局的成就。书中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错误。蒂姆•韦纳能广泛获取各种资料，本有机会为一个复杂、重要的主题写出一部公允的历史。但他没有做到。他的偏见压倒了他的学识。人们从《废墟般的遗产》中读不到CIA真正的历史。”
    美国媒体认为中情局此举反而有助于这本书的销售。对于中情局的声明，该书的出版方道布尔迪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那些顶尖的长期负责报道CIA的记者和研究CIA的历史学家都给予了本书好评。这是一部权威的CIA历史。”
    关于CIA的书有一个特点：“通常在考古时，你挖得越往前，情况变得越晦暗不明。比如我们对公元前500年的希腊的了解要多过公元前900年的希腊。但对于历史的一个特殊的分支中情局的研究，这个顺序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最机密的文件要几十年之后才会解密，我们对中情局在1950年的行动的了解要多过对它1995年的行动的了解。因而虽然韦纳的书声称一直写到了今天的CIA，但它对肯尼迪时期的记述要强过对克林顿时期的记述。”
    韦纳为《纽约时报》报道了20多年的情报问题，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书中引用了CIA档案中的5万份文件，采访了300多位中情局过去和现在的职员，包括10位前任局长。他列举了CIA一长串失败，认为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并没有打造出一个一流的情报部门。
    60年前，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的教训，组建了中央情报局。1953年，中情局向莫斯科派出了首名间谍，但他太不称职了，被他的俄罗斯女佣、实则是克格勃的人给勾引了。当美国人在苏联外交官、科学家和军官中间发展间谍时，苏联情报部门并没闲着，他们采取的行动是派出假装叛变的忠诚的官员提供虚假情报。所以对美国人来说发展苏联间谍不难，难的是要认出渗透进来的人。
    韦纳将CIA的失败归咎于一些该部门的高官。一位情报分析员说，该局最著名的局长杜勒斯按照情报报告的厚度而非内容来判断其重要性。50年代的局长维斯纳是个精神病，后来自杀身亡。但CIA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一开始它就被赋予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目标。一个是向总统汇报收集到的情报，一个是在境外实施秘密行动。前者是一项长期的、技术性的默默无闻的工作，后者则惊天动地，所以中情局一直更热衷于后者。结果呢？1963年伊拉克复兴党一位领袖自豪地说：“我们是坐在美国人的火车上获得权力的。”火车上也坐着萨达姆。 

18哲学和流行文化亦敌亦友

    因为《星球大战与哲学》、《辛普森与哲学》、《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图书的出版，英国的《现在学哲学》杂志做了一期讨论“大众文化和哲学”的专题，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评论》也刊发了一篇文章，讨论能否通过影视节目等大众文化有效地普及哲学。
    哲学家的著作中即使包含很多或很形象或很风趣的说法，不懂哲学的人还是很难体会其中的妙处。比如，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93节“康德的玩笑”：“康德想要做一项证明，即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沮丧失望，而每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错——这是康德的一个秘密的玩笑。他写文章反对有学问的人，而支持一般人的偏见；但他的文章是写给有学问的人而不是给一般人看的。”对比较了解德国观念的人来说，读到这一段可能会觉得尼采对康德的评论很有意思，但普通读者则会茫然。尼采在这里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上帝、自由、永生这些东西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不可知的。但是到了《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又说，为了确保有道德的普通人最终能得到幸福，必须预设上帝、自由和永生的存在。
    对于启蒙哲学家康德的这种出尔反尔，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批评者。海涅在一篇讽刺性的文章中说，康德之所以又请出了上帝，是因为他在破除宗教之后，出去和他的老仆人散步，突然间觉察到这位老人热泪盈眶，于是他动了恻隐之心。鉴于他的老仆人这样的普通人必须得有一个上帝，要不然他们就会郁郁不乐，他为了显示自己不仅是大哲学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就做出了这三大预设，满足普通人的需要。威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中嘲讽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就应该叫“先验麻醉剂”（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有“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
    哲学家著作中有一些比较形象的比喻，通过这些比喻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他们理论上的差别。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分为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两大阵营。英国的洛克说，人类的心灵是一块白板，没有经验之先的所谓天赋观念或固有原理，一切知识均来源于经验。德国的莱布尼茨则认为存在天赋观念，但天赋观念并不是生来就明白与清楚的，它需要经过一段发展过程，即需将人们心中潜在的普遍的知识逐渐地展开，才能成为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人心既不是白板，也不是一座已经成形的雕像，而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经过加工、琢磨才能渐次成为一座雕像。当年老师让我们为斯宾诺莎的心灵理论寻找一个贴切的比喻，这要求透彻地理解他的认识论，同时又能锻炼形象思维能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坦普尔大学数学教授、《数盲》一书的作者艾伦•保罗斯还写过一本《我思故我笑——哲学的幽默的一面》（中译本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作者在序言说：“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句妙语，一本哲学书完全可以由笑话组成。我对分析哲学及其难题总是抱着一种兴趣，我认为，在哲学抽象和日常生活的关注之间的界线特别值得探究。”
    从刘易斯•卡罗尔充满语言游戏和胡言乱语的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跟维特根斯坦考虑过的问题有关联的片段。片段一：爱丽丝把手放在头顶上，以便感到她在以哪种方式长大。片段二：毛毛虫说：“背得不对，简直从头到尾都是错的。”片段三：爱丽丝说：“停一分钟让人喘息一下好吗？”国王说：“我够好的了。只是我不够强壮。你看，一分钟就这样可怕地飞驰而过。你想停止一个想像中的猛兽不成！”保罗斯分析说，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显示了关于某些概念的逻辑混乱。一个人用不着把自己的手放在头顶上，来判断他是在长高还是在变矮（除非只是他的脖子正在生长）。一个人也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正确地背诵一首诗，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甚至不能说他是在背诵那首诗。接下来的一段，错误地像说“列车”一样地来说时间。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论点就是，很多哲学问题之所以得以产生，是由于对语言的误用。
    《柏拉图和一只鸭嘴兽走进一家酒吧——通过笑话理解哲学》等书籍则是普通人也能看明白的读物。读笑话学哲学的依据是，“幽默和哲学就其精髓来说都是富有人性的，就像它们的确要求的那样，要求一种超越自我及其境况的能力”。
    比如在讨论境遇伦理学时，这本书讲了下面这则笑话：一伙武装劫匪闯入一家银行，命令顾客和银行职员靠墙站成一排，然后挨个拿走他们的钱包、手表和首饰。银行两位会计也在队伍中即将轮到被抢劫。一位会计突然把一样东西塞到另一位会计手里。那位会计小声问：“这是什么？”第一位会计小声回答说：“是我欠你的55块钱。”
    作者用这样一个笑话来说明柏拉图的美德理论：在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位天使，对哲学系系主任说：“我可以授予你如下三种东西中的一种：智慧，美貌或者1000万美元。”教授立马就选择了智慧。一道闪电过后，教授看上去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但他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盯着桌子看。他一位同事小声说：“说话呀。”教授说：“唉，我本应该选择要那笔钱的。”琢磨一下才知道，这个笑话要说的是，在天使授予系主任智慧之前，他笨得不知道应该要钱，所以智慧是得到金钱的前提，智慧比金钱更重要。 

19未来属于运算师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数学怎么还会惹恼人呢？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名叫奥利•阿申费尔特的葡萄酒爱好者开始印行一名为《葡萄酒极品》的时事通讯，预测每年的波尔多葡萄酒会有多好。阿申费尔特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依据的不是酒的味道或香味，而是数据。他认为葡萄生长期间波尔多的天气能准确地预报酒的价格。炎热、干燥的年份酒会非常好。专业品酒人士很不喜欢他的观点，骂他是蠢货、假内行。《葡萄酒观察家》杂志也因此停止为一切酒类通讯做广告。”
    但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和管理学教授、《超级运算师》（Super Crunchers）一书的作者伊恩•艾尔斯（Ian Ayres）认为，阿申费尔特是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现代统计侦探运动的先驱。他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马和火车头竞赛的历史时刻，直觉和经验专家一次次地败给数字运算。”那些掌握和处理数据的人将是新的经济世界的主人，艾尔斯称他们为超级运算师。《经济学家》说：“一流棋手每败给电脑一次，人类就死去一点。在这本书中，伊恩•艾尔斯解释了在很多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领域中，人的直觉和本领很容易就会被打败。已有的大量数据和计算能力使得自动化过程在诸多领域能够超越人类专家，比如给葡萄酒分级、写作电影对白和挑选书名。”
    艾尔斯这本书的名字也是用数据运算来敲定的。他本来想给这本书取名“直觉的终结”，但用Google关键词广告随机挑选、显示其中一个书名做广告后，他改变了主意：“超级运算”比他原先挑的书名的点击率高63%。这比跟出版社的编辑讨论要科学多了，证明超级运算能提高效率和生产率。但计算能力的爆炸也给大公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使他们能够诱惑或烦扰他们的顾客。找到消费者喜欢的商品或服务变得更容易了，读者还没想清楚的时候，亚马逊网站的电脑就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了。而汽车销售商也能用同样的数据算出如何把价格和贷款利率推至最高。航空公司在取消航班时，可以通过计算推测哪些旅客更有可能被其他竞争对手吸引过去，因而优先给他们安排重新订票。这种能力掌握在电脑手中，而不是售票人员手中。
    艾尔斯先生预计，日常决策将变得越来越自动化，人的判断的作用将局限于为计算式提供信息。自动化决策不久将目睹其他职业经理、放贷员等职发生的变化：他们曾经收入优厚、职责重大，现在只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重复电脑提示的句子，报酬很低。
    “但统计分析无论取得了多少次成功，仍然会受到大量怀疑甚至仇恨。艾尔斯说，这是因为统计威胁到了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饭碗。但即使对很多非既得利益者来说，依赖冷冰冰的、冷酷无情的数字而非人的本能显得没有生气。艾尔斯想通过展示直觉是多么容易出错来消除人们的怀疑。”
    他借用了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心理测验，问题包括马丁•路德•金去世时的年龄（39岁）、一架空的波音747有多重（18万公斤）。回答问题的人只需给出一个他90%相信是正确的范围。如果这10道题你估计的范围都涵盖了正确答案，说明你不够自信。因为要想给出包含正确答案的范围，只要把估计的范围说得特别大就行了，比如马丁•路德•金遇刺时肯定是在1岁到200岁之间。但几乎每个人做答时都太自信了，忍不住把范围限定得很小。人们总以为他们比实际知道得多。一般人能答对3到6道，只有不到1%的人给出了9到10个包含正确答案的数字范围，99%的人都太自信了。艾尔斯想借此说明人们都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阿申费尔特用数据推算后说1986年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会很一般，而帕克依赖他的专业技能预测说那年的酒会特别好。结果阿申费尔特的预测是准确的。但统计数字总是要由人去分析和使用的，应该无法全面取代人的判断。 

20语言本能是否存在？

    “9•11”到底是一起事件还是两起？可以说它是一起，因为它们毁于本•拉登的同一个计划，相距不远的双塔被撞击的时间只相隔数分钟。但也可以说是两起：南塔和北塔之间相隔一定的空间，是两座不同的玻璃和钢筋组合体，在不同的时间遭到撞击并倒塌。一起还是两起，这并不是类似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那样的问题，不同答案之间有35亿美元的差距。因为按照世贸大厦保险合同的规定，遭一起破坏性事件赔偿35亿美元，两起赔偿70亿美元。结果双方打起了官司，保险公司的律师说是一起——发生的是一场恐怖袭击。世贸大厦租户的律师说是两起——发生了两次倒塌。庭审时法官们对“事件”一词的含义发生了争议，官司打了近6年，最终协议是保险公司在赔偿了23亿美元的基础上又赔了20亿美元。这是斯蒂芬•平克在他的新书第一章讲的故事，意在说明语言学研究并不是一门象牙塔中的学问，它跟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
    再来看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由于我们的头脑非常灵活，使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描述同一个复杂事件。堕胎是妇女控制她自己的身体还是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在伊拉克的作为是解放一个国家还是侵略一个国家？这些都不是单纯的词语问题。
    53岁的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时代》周刊评出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他能清晰、潇洒、幽默地传达复杂的思想，这是他的书成为畅销书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书在学术界激起的浪潮，他站在知识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的最前沿。”
    60年代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后天教育比先天更重要，这样教育才有改变、塑造人的可能。但1975年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书挑战后天论，他声称人类天生好战，男性倾向凌驾于女性之上等等。平克发展了乔姆斯基的天生语法理论，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本性。比如我们习惯于以空间的方式表达时间（“把会议往后推一个小时”）。但进化的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人具有创造性，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修正我们的认知模式。关于决定论，他常提起的是他决定不能不假思索地做自己基因的奴仆，而是选择不要小孩，说明人还是能克服自私的想繁殖自己的基因的。
    在新著《思想的材料》（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中，平克说，通过研究语言可以了解思维的运作机制，就像研究微粒运动可以了解物理学定律。他的结论是，我们的一些内在倾向会妨碍对问题的讨论。比如我们倾向于对物体做整体化的思考，“货车要么是满满的，要么就是空荡荡，它会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说男性平均空间感知能力强于女性，人们本能地理解成男性是一边，女性是另一边，所有男性都强于女性。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像做统计一样想问题，知道平均的意思”。
    我们本性上的局限还包括：我们无法理解知识产权，因为我们关于财产和偷盗的观念是建立在物质实体的基础上的。进化对我们来说不易接受，因为我们认为适应是个人一生中的行为，而不是一个物种数代间的行为。我们容易任人唯亲，因为我们关于群体的概念源自家庭和部落。语言不只是我们描述世界的工具，也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所以有时我们用它不是为了交流事实而是过滤事实。“我们委婉地把贿赂说成献金，为游说者和议员保留颜面。我们把条约说得很隐晦，说得太清楚就没人愿意签了。大脑和心灵，物质和比喻，科学和政治，信息和含义，这是我们的两面性。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精神结构的限制。”总之，平克提醒我们，我们本性中的倾向使得我们容易在推理时出错。
    平克的进化论语言观的问题在于，他所谓的进化而来的人性可能只是臆测，由一些特性的存在推测说，他们一定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优点。现在好像无论人的什么习惯做法都免不了被用进化来加以解释，比如交通暴躁情绪，利他主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人类语言的用法是事实的存在，其由来无从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 

21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

    如果让在选择去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还是海地首都太子港下馆子，你会选哪个？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海地是最穷的国家之一，答案好像很明确——去瑞典吃驯鹿肉丸子！但《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作者泰勒•考恩（Tyler Cowen）认为这样做并不明智，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吃驯鹿肉。
    考恩认为，如果去某地方只是为了享受美食，应该观察相反的指标。“窗户上的铁栅栏和篱笆上的铁丝网，不管对居民和你本人的安全来说是多么不妙，但都是美食的标志。”他解释说，收入的不平等使那里有很多廉价劳动力生产和制作食物，也保证了那里有足够的对饮食有要求的有钱人。
    考恩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是网上最好的经济学博客“边际革命”的创办人之一。《经济学家》杂志指出，考恩这本书跟其他通俗经济学读物的区别是，“它揭示的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及如何采取实际步骤予以改进。如果你不知道考恩先生是位经济学家，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位心理学家。他描述的经济学跟数学和利率无关，是米塞斯所说的‘选择的逻辑’”。考恩说，发掘你的经济学家潜质的关键是搞清楚别人的动机，然后相应地采取正确的激励措施。
    钱并不是决定人的基本因素，因此金钱刺激有时会起反作用。比如，为了让孩子帮你洗盘子，该不该答应付钱给他？考恩曾经用钱诱使女儿洗盘子，结果她洗了三四天之后就不愿意干了。“你跟她解释说洗盘子是家庭责任，她也许不会听从，但至少她会感到那是她的义务。如果付钱，她的动机就变了，父母成了老板，而不是值得效忠的目标。”为了同样数目的钱，孩子宁愿去快餐厅打工，因为劳动所得的薪水象征着他经济上的独立。再比如，一家托儿所开始对那些接孩子迟到的家长罚款，结果发现问题更严重了。罚款使家长们付出的只是一点钱，而先前接孩子迟到被视为不礼貌或者做父母的责任心不够。
    可以看出考恩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说，如果要你选去收留一只狗还是一只猫，你应该选不招人待见的猫。狗的性情很友好，增加了它们受款待的几率，猫天性胆怯，更容易被人们冷落。经济学家们这样向乞丐施舍：“以挑衅性的口吻问一群乞丐他们在干些什么，把钱给回答得最无礼的那个人，因为他最不可能从别人那里得到施舍。或者问一群乞丐中的每个人，他们中谁最该得到施舍。如果他们反复磋商，无名氏定理就应该起作用，这群人将提名一个能将财富最大化的受赠人，因此施舍能获得补偿收益。”
    考恩为读者提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商业会议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之一，不管制定什么样的日程、目标和发言时间限制，会议仍然会是那样徒劳、无聊。这是因为会议很大程度是显示权力的，说什么没有谁在说重要。考恩提议在每个座位下安装一个感应器，与会者可以以匿名方式表达自己的厌烦，当人人都感到厌烦时，就应该散会。
    在博物馆里，参观者的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因为博物馆这类机构主要的经费来源不是门票收入，所以它们缺少开发这一资源的动力。因此在博物馆参观时，观众看着看着就会感到厌烦，如何坚持更长时间呢？考恩的建议是：“在每个展厅里，你在内心问自己，你想把哪幅画带回家，以及为什么，这能强迫你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注意力更集中。如果警报系统关闭了，保安也不在，你该揭下哪幅画，莫奈的还是雷诺阿的？如果想像自己是小偷让你觉得别扭，那就假装你是在买画，可以先了解一下艺术品行情，然后想用50万美元可以买些什么。想像中的预算越低，你甩掉名画、找到有趣的和不知名作品的机会越大。另外，几乎每家博物馆里都有很多一流艺术家的二流作品，努力去把它们找出来；每次跟不同的人一起去，这样能迫使你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那些画。如果展览的参观者非常多，跳过第一个展厅。那里肯定人特别多，因为很多人还不愿向自己承认他们其实并不关心墙上挂着的东西。” 

22相信直觉

    当有人说他是根据他的感觉或直觉下判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伯林普朗克研究所的社会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认为，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的时候，直觉、部分的无知和选择性遗忘比丰富的信息和严谨的逻辑更加重要。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直觉思维的名声很坏？”吉仁泽回答说：“这是因为现代人认为靠直觉不够理性。美国的国父之一富兰克林建议他的侄子，在人生重要关头做决定的时候，他应该像簿记员一样，列出每种选择的利弊，全面权衡之后再做决定。这是经典的理性的方法。”但在进化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用简洁的方法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有人说，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在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正确的做法与此相反”。
    在棒球比赛中，接球的时候没人计算球的轨迹，他也说不清楚他是怎样做到的。他双眼盯着空中的球，开始跑动，调整跑动的速度以便以固定的角度看到球。下意识中他的大脑为了实现目标做了很多计算，这都是在以前接球的时候锻炼出来的。这种方法也说明了为什么最难接的球是直勾勾地向你飞来的球——在那种情况下你无法保持固定的注视角度。
    吉仁泽在新书《直觉：聪明的下意识》中说，部分的无知并不一定是坏事，比如，吉仁泽曾经问一群德国学生和一群美国学生，底特律和密尔沃基（美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德国学生做出正确回答的可能性更大。原因很简单：大多数德国人从来没听说过密尔沃基，因此他们可以推测出它应该比底特律小。而这两个城市美国学生都听到过，他们猜测正确答案的时候就面临更大的麻烦。为什么那些知道得更少的人比知道得多的人判断更准确呢？这是因为知道得少的人要依靠他们的直觉。美国学生就不能简单地推断，他们知道一些信息，但是知道一个城市是汽车城，
    另一个是有很多酒厂的工业城市又有什么用呢？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杰弗里•埃尔曼曾经设计了一个学习语言的计算机模型，他发现要取得进步，这个程序就需要系统地忘记一些单词。
    做广告的人会利用人类的认知特点。有些公司不提供关于产品的信息，只依赖商标识别。做得比较好的是贝纳通，一年前，负责贝纳通推广的德斯
    康尼自豪地宣布，贝纳通已经成为世界前6个最为人所知的品牌名字之一，这使得它的收入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
    吉仁泽强调的另一个观念是“只选最重要的”，重要的决定往往以某一个正当的理由而非一组理由为基础。吉仁泽认为，过度地分析正在对美国的医疗制度产生不良的影响。“我相信医生在接到病人之后往往按照自己的直觉加以处理，但是由于担心被病人起诉，他们不敢承认这一点。”结果是这个数据泛滥、疯狂地让病人做检查的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建议最好允许医生按照他们无意识中积累的专业技能行事。
    直觉在什么情况下做不出正确的判断呢？吉仁泽举的例子是“9•11”之后，很多美国人不乘飞机了，改为驾车。搜集一下数据会发现，恐怖袭击之后，驾车的里程上涨了5%，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500人。“他们屈从了内心的恐惧，结果更多的人死在了路上。通常人们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害怕一次死掉好多人。每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但很多人并不在意，但如果一次死掉3000人，就会引起很大的恐惧。这可能是进化造成的。当一队人马在四处游荡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死掉很多人会危及整个群体的生存。这种直觉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害怕灾难、西非的杀人蜂这类东西。所以下次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再出现这种恐惧感时，人们要对自己说，这次我不会听从直觉，因为我知道飞行仍然比驾车安全。”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的是一个年轻人，没有听信他的直觉，果断地杀掉他的叔叔为其父报仇。如果哈姆雷特听从了他的直觉，这部戏会是什么样子？吉仁泽说：“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但是这部戏应该会短一些，可能被杀掉的人会更少一些。” 

23借助数学看世界

    学习更高深的数学可以开发人的思维能力，读了美国人约翰•艾伦•保罗士所著《数盲》一书之后发现，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学到的数学知识除了算账和开发思维能力之外，充分加以运用之后还能得出很多奇妙的结论，对此没有通过学习高等数学开发智力并不要紧。
    比如那个著名的设想：猴子能不能在打字机上敲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区分了坏的无限和真的无限，由此可以把猴子打莎剧的过程划归坏的、单调的无限。数学博士保罗士的回答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概率是1/35的N次方，N是《哈姆雷特》的字数，35是键盘的字符数。在所有实际应用中，这个数都可以看做接近于零。一些人却把这么点概率当做可能性的证据。事实上，猴子们要是想写长篇著作，它们不会选择敲键盘，而是会选择进化，那样更有可能写出《哈姆雷特》来。顺便说，为什么没人考虑这个问题：莎士比亚随机地变化他的手臂肌肉，就能像猴子那样在树上随意跳跃腾挪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喜欢谈论和浏览星座运程的人相当多。星象学认为一个人出生时，行星的引力对他的性格有影响。保罗士说，接生的医生在接生时对婴儿作用的力远大于行星的引力。一个物体对新生儿的万有引力与该物体的重量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如果婴儿由胖的产科医生接生，则这些婴儿将具有某些相同的性格。如果由瘦的产科医生接生，就具有另外一些性格。这显然是一个会让相信星象学的人感到非常尴尬的结论。像保罗士这样用数学思考问题，这个世界会少几分神秘，却会多几分优雅，少几分奇幻，多几分奇妙。“如萨根所说，让人从占星术或其他伪科学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是让他学习真正的科学。科学的结论同样令人惊奇，但比伪科学多了真实这个优点。”
    保罗士还在书中讲解了如何正确理解统计数字。最近英国人出了一本专门帮普通人把握统计数字的书，《并非老虎——看穿数字世界》（The Tiger that Isn't： Seeing Through a World of Numbers）。
    该书从简单的概念写到复杂的概念，从最简单的概念写起：算出一个数有多大。这比你想像得要难。英国政府许诺5年间要在儿童看护上花费3亿英镑（6亿美元），乍看上去这非常多。只有经过计算之后你才能意识到那不过等于每个家庭每周1.15英镑。
    作者们指出，大多数人脚的数量高于平均数（只要有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就会把平均数降到2以下）。收入则沿着另一个方向变化：因为一些亿万富翁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
    英国消费者的负债水平又创新高，达到了1350万亿英镑。无人时开着的电器在英国每年产生400万吨导致全球变暖的二氧化碳。老年女性饮酒的话，患子宫癌的危险将增加一倍。这些是最近登上报纸头条的报道，但我们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吗？
    BBC的广播节目“多多少少”的制作人迈克尔•布拉斯兰德和主持人、经济学家安德鲁•迪尔洛特告诉读者如何避免上统计数字的当。一个重要的诀窍是要注意数字的背景。单独看，1350万亿英镑确实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迪尔洛特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财富来偿还债务，庞大的债务本身并不是问题。英国的人均财产是债务的5倍，显然完全不是一个人人濒于破产的国家。所以有时新闻的标题只是看上去很像老虎的带花纹的树叶。
    英国人懒得关电器就会多产生很多二氧化碳？400万吨其实只相当于美国7小时的排放量。老年女性每天喝两杯酒患子宫癌的可能性增加1倍，其背景是每4000名女性中才有1人有患子宫癌的可能，即使增加1倍对贪杯的女性来说也不是多么大的危险。作者们用幽默和常识看穿了很多别的“老虎”，比如使用手机生肿瘤的危险，气温上升11摄氏度等等。在书的结尾，世界让人感觉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怕。数字现在比过去重要得多。科学家、政府和媒体常常会引征统计数字，但它们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利用数字为自己说话。该书为一个不可靠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指导，给读者提供了在理解官方说法时所需的精神炮弹。 

24微物之神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这样分析凡高画的《农妇的鞋》：“在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聚积在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的，是那永远在料峭寒风中、在一望无际的单调田垄上坚韧而滞缓迈动的步履。鞋帮上沾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的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画中的鞋子这样一种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显示了人在世界上的存在。
    在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主编的文集《激发思考的物品》中有一篇芭蕾舞鞋的故事。主人公麦迪娜在她的故事的开头说，她曾经是一名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自我沉浸，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欣赏，迷恋自己的外貌和动作。到了故事的中间，她认为自己永远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她就收起了自己的舞鞋。至此这个故事还很普通，但故事的结尾发生了一个转折。成年后，麦迪娜觉得自己仍然喜欢跳舞，但她已经不再满脑子想着自己，她又穿上了舞鞋，这次纯粹是为了舞动、音乐和艺术带来的乐趣。她的舞鞋让她看清了自己。
    雪莉•特克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社会学教授，近20年来，一直在MIT进行科技文化的相关研究，由于同时具有社会学及临床心理学的训练背景，使得她的研究结合了心理学的方法以及社会、文化的观察，著有《屏幕上的生活：网络时代的认同》和《第二个自我：电脑和人的精神》等书。这本文集是她的学术讨论班的成果之一，她要研究日常用品和人的心理。她认为这个角度让她找到了使一个功利主义社会显得更加有思想性的方法：不是聚焦于缺少什么，而是聚焦于事物本身。“我们据以思考的东西”指那些会激发人的联想和回忆的很普通的东西。在一个人们难得有机会停下来思考的社会，她的这个想法非常好：治愈没有灵魂的消费主义的办法正是事物本身，“倡导冥想的人要他们的徒弟什么也不想，这种做法也许是大错特错。那些想像宇宙整体或白墙上的十字架的人可以转而训练自己盯住一些寻常的东西”。
    这样的物品包括一根擀面杖、一台吸尘器、一辆1964年产的福特轿车等。特克说：“束缚思想的并非这些东西的日常性，而是这些事物周围发展出来的文化，这种文化说思考寻常的事物没意思。问题是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经历的丰富性，但当他们盯住一个寻常的东西时，就有机会搜寻他的生活，对过去的知觉变得更加丰富，更能了解自己。”
    比起这些对影响了自己的情感和生活的小物品的记述，杜克大学民用工程学教授亨利•佩特罗斯基(Henry Petroski)关于牙签的433页的巨著就好像不过是精力过剩的产物。他写过一系列关于铅笔、手电筒、门把手、厨房的水槽的书，“赞美了日常生活中的天才、优美的功用和无处不在的浪漫。但牙签虽然稍微比订书钉、索引卡片和洗衣机有趣些，可是肯定不及氢弹、半导体和细菌那样令人兴奋。订书机缺少男性假发、女人的裙撑的人类学意味，缺少胸甲的光芒和气概以及马镫和鞋带的历史影响”。
    自16世纪起葡萄牙人就开始用橙木制造牙签销售了。南美人随后学会了这种做法。3个世纪之后，波士顿一位簿记员在访问巴西时发现当地人的牙齿都非常漂亮。他认为这要归功于当地人使用牙签。传说查尔斯•福斯特回国时带回75箱牙签。在进口了一批之后，他想如果能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的话他一定能挣到很多钱：想出如何用机器高效地生产牙签，还要说服美国人去购买，因为很多美国人觉得拉美人在就餐时使用牙签很不礼貌。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福斯特和他的同事们造出了生产牙签的设备。传说他雇佣哈佛大学的学者，让他们在餐馆吃完饭之后高声地索要牙签，这是一个很管用的市场策略。 

25扑克玩家

    2006年第5期《纽约书评》介绍了两本关于扑克的书。一本叫《独一无二：最杰出的扑克玩家安格尔的兴衰》，另一本是《教授、银行家和自杀天王：揭秘赌注最大的游戏》。
    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跟欧洲封闭的等级社会的一大区别是，前者相信运气。在美国，阶级之间是流动的，从小木屋踏入白宫并不是做白日梦。“生活在民主的波动中，他们总能看到运气的身影，于是希望无论干什么的时候都有运气相助。”托克维尔说这话时候，扑克还只是流行于在美国内河上的赌博游戏，渐渐就流传到北部和西部。到19世纪初，扑克已经成了美国全国性的游戏，成了美国人心灵中内在的东西，就像国际象棋之于俄罗斯人、板球之于英国人、赛车之于意大利人。沃尔特•马修说：“扑克放大了成就了我们伟大的资本主义最糟糕的一面。”他的意思是扑克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纯粹、最残酷的形式：弱者破产，适者凭借计算、洞察力、自制力、欺骗和对冤大头绝不客气的决心幸存下来。
    过去的职业扑克玩家喜欢戴大礼帽、白手套，穿黑色上衣。现在他们喜欢穿短夹克，戴棒球帽。但是他们的运气观是一致的，都认为玩扑克跟下象棋一样，靠的是技艺，长远来看水平更高的人终将获胜。职业玩家认为自己跟艺术家一样，游荡在体制之外，不需要听命于老板，没有时间表的约束，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吃饭。
    安格尔就是一个公认的扑克天才。他父亲经常赌马、放高利贷，在纽约下东区开有一家酒吧，是小混混经常光顾的地方。安格尔出生于1953年，从一年级开始，每天放学后安格尔就跟姐姐一起去酒吧玩。他聪明好胜，不喜欢上学，但是对数字很有天赋，智商高达185，读六年级的时候就帮不识字的父亲记账。他对传记作者说：“从7岁开始，我就看我妈打扑克，帮我爸做账。还不能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就懂让分赛了。”如果他父亲活着的话，可能会让他好好上学，但是安格尔14岁的时候他死了。辍学后安格尔进了一个非法赌场工作，很快就所向无敌。
    他打牌很有心眼，但是不懂潜规则。别的职业玩家不但会玩牌，风度也好。业余玩牌的之所以明知会输还找他们玩，就是因为他们有意识地让那些人感觉输了更有面子，显得他们很有钱或者很大度。而安格尔一旦开始赌，竞争的本能就盖过了常理，发怒时候还撕牌甚至出手打人。他不仅一辈子没学会使用刀叉，还从来都没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1980年第一次赢得世界扑克大赛的时候，他因为没有社会保障卡而无法及时领到奖金。第二年他又获胜的时候，“格里芬秀”请他上节目，得到400美元的报酬，他自豪地说：“这可是我一生中领到的全部薪水。”
    16年后，安格尔第三次在世界扑克大赛中夺冠，但他的生活已经一团糟。厌倦了扑克的时候，他就去赌球、赌马，当玩的是52张牌的时候他能算得很准，但当赌的是有血有肉的马和足球运动员的时候，胜败的机会就很难预计了。在纽约他债台高筑，遂迁往拉斯维加斯。在那里赌博是合法的，因而可能不如在东部时刺激，于是他开始吸毒。到1997年，由于吸毒过度，他的一只鼻子都塌了，就像被刺破的轮胎。他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差点没能说服别人借他1万美元的比赛入场费。这次夺冠他赢得了100万美元，一半归了赞助他的人，余下的几个月就被他挥霍完了。6个月后，他被发现死在拉斯维加斯市区一家破烂的宾馆里，年仅45岁。安格尔一生中赢了3000万美元，到最后他的朋友还要在他的葬礼上集资帮助他的寡妻和女儿。
    安德鲁•比利是一位银行家，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研究过费马大定理，他觉得自己虽然在经验和本能上比不上职业扑克选手，但是很想靠自己的才智和决断力跟他们过过招。第一次去赌城，他赢了10万美元，职业玩家认为是好事，自觉运气好的他肯定还会再来的。回去之后比利自己编了计算机程序，反复演练，相信通过完美的计算能够战胜职业玩家。可是拉斯维加斯不是他的家乡，他在那里从没睡过好觉，而且“恶虎难敌群狼”，时间久了计算能力就会降低，最后他输了大概有几百万美元。但是他也曾赢过1200万美元，对一个业余人士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 

26拉丁语的妙用

    为什么学习拉丁语的人增多是好事呢？会拉丁语就能体察到埋藏在西方世界表层下的古罗马地层，等待你的将是500年的西方文学，以及数千年的拉丁语诗歌和散文。
    英国记者哈利•芒特（Harry Mount）小时候学过拉丁语，他写了一本关于拉丁语的普及读物，去年在英国首版，副标题叫“如何爱上拉丁语”，日前推出的美国版的书名是《抓住今天：在生活中用一点拉丁语》（Carpe Diem： Put a Little Latin in Your Life）。
    《纽约客》的文章说，36岁的哈利•芒特毕业于牛津大学，9岁起在学校学习拉丁语，他深深体会到了懂拉丁语的好处，“懂拉丁语就像戴了一副X光眼镜，无论到哪儿，都能体会到知识带来的乐趣”。
    比如在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的古希腊罗马艺术馆新馆时，他对着一根爱奥尼亚式立柱沉思道：“记住dick这个词很有用，如果你能原谅它的粗俗的话。多利安式、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复合式的首字母缩写是DICC。爱奥尼亚式是一种很女性化的风格，就像女孩子的卷发。”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专有一章解释“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字学特别有用”，因为古代文学可以有效地抵消民主社会特有的缺点，“古人在情节的描写上有令人佩服的技巧和匠心。他们的作品没有匆忙或随意下笔的痕迹，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行家看的，字里行间都是对于纯美的追求”。
    杰斐逊9岁起在弗吉尼亚一位苏格兰教士开办的学校里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留存至今的杰斐逊藏书中他看得最勤的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他认为高中生应该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学习语法，练习阅读和翻译，背诵一些名篇。
    杰斐逊之后的40位总统中有31位学习过拉丁语，其中很多位水平还很高。西奥多•罗斯福在哈佛学的是古典学。尼克松对拉丁语挺有天赋，在高中时考过第二名。克林顿高中4年学习拉丁语时最爱读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布什父子在同一所高中学过拉丁语，该校的校训是“Non Sibi”（不为自己） 和“Finis Origine Pendet”（结局系于开端）。
    布什赶上了美国古典传统的末班车。自从他1964年高中毕业之后，学习拉丁语的人在美国大幅度减少。1905年，56%的高中生学习拉丁语，1977年只有6000人参加全国拉丁语考试。目前呼声很高的美国总统选举候选人的专业都不是拉丁语。希拉里•克林顿和奥巴马学的是政治学。这跟美国国父那一代大为不同。美国学生学习拉丁语的风气近来有所回潮。2005年参加全国拉丁语考试的人增加至134873人。
    为什么学习拉丁语的人增多是好事呢？“并非所有的罗马人都是道德上的典范——卡里古拉的拉丁语就非常好。学习拉丁语的人也不会全都变成杰斐逊。但是瞥一眼过去能让他们以更全面、更丰富的视角看待现在。会拉丁语就能体察到埋藏在西方世界表层下的古罗马地层。等待你的将是500年的西方文学，以及数千年的拉丁语诗歌和散文。
    “学习拉丁语和英语的互译能够锻炼思维能力。因为拉丁语是一门已经死去的语言，不像活着的语言一直在发生变化，在翻译时就没有变通的空间。如果你没有准确地理解一个词的意思，或者一个语法规则的运用，你不会仅仅有所偏离，而是彻底搞错。”
    拉丁语现在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被使用。如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说拉丁语，要么是为了炫耀，要么是当做托辞。用英语说“我撒了个谎”你会被解雇，但如果你说成“我对真实性比较节俭”，你就能免掉麻烦。
    有人说：“拉丁语就像知识分子圈的意第绪语，作为一个身体不太好（de modis negandi）的人，我总是希望收到赴宴的邀请（de modis negandi），对这样的邀请我很少说‘不’（de modis negandi）。这样说话，大部分人都不知你说的是什么，这多酷啊。”
    在日常会话中夹杂拉丁语时要非常小心。想用拉丁语来显摆自己的学识往往达不到目的，因为别人听不懂。很多人使用拉丁语词时也不知道它们原本的意思，比如candid的意思是纯洁的、干净的，以它为辞源的candidate却是候选人的意思，这中间的联系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古罗马，举行选举时，为了让站在人群中的候选人比较显眼，会在他们的袍子上撒一些白灰。
    但有时在英语中使用拉丁语能够加强语势，而不是被人笑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92年用拉丁语说那是“可怕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温莎古堡失火、查尔斯王子、安德鲁王子和安妮公主的婚姻纷纷破裂，如果她用英语（a horrible year）表达同样的意思，效果就不会那么好。 

27嘻哈族的马基雅维里

    《纽约客》的编辑尼克•鲍姆加丁写道：“48个法则中的第一个是，永远不要比你的主子更抢眼。不要盖过你的老板、赞助人和老师的风头，他们于你有恩，要让他们高高在上。格林用违背和遵循了这些法则的历史事例来阐释它们。第一个法则的事例分别是，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举办的派对过于奢侈，路易十四判了他终身监禁。伽利略聪明到不仅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还知道用梅迪奇家族的姓命名它们。格林说，不要误以为时代不同了。每一个交易台、每一个行政事务处、每一个车间都有它的太阳王。你只需要认出他来。”
    美国服装公司的创始人多夫•查尼（Dov Charney）说他买了400本《权力的48个法则》，他喜欢把这本书送给那些被他解雇的雇员。但有人觉得这些法则不道德：“到第36条法则，你开始觉得自己行为不端，开始担心自己的品德。到第44条法则，你已经认为自己大体上是不道德的，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到第48条法则，你会说，好吧，谁是我的第一个牺牲品？”格林自己的辩解是：“如果世界就像一个风云变幻的大球场，我们被限制在其中，选择不参加比赛是没用的。那会让你失去权力，而没有权力会活得很悲惨。”查尼说：“我相信存在着神圣的法则。也许一共有51条，也许是36条。也许还没有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法则了。”（格林最初写了52条法则，但出版商觉得52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年有52个星期、一副扑克牌有52张牌，格林就压缩到了48条。）查尼认为，奋斗受制于一些法则，因为格林指出了这些法则而责难他，这未免有些荒唐。“他就像牛顿，牛顿没有发明地心引力。为什么罗伯特要为人性的缺憾负责？”
    格林说权力的法则跟兵法是相通的，如第42条，擒贼先擒王，第15条，彻底铲除对手。有人怀疑这会引发饶舌界的暴力活动，格林说街头的暴力活动本来就有，跟他的书无关。仔细读完全书的读者都会明白，激情和暴力是最无力的行动。
    除了道德与否之外，人们好奇的是，为什么近年饶舌歌手对这本书推崇备至。权力的第5条法则是：“名声如此重要，值得用生命去保护。”嘻哈音乐制作人普立尔将它改写成“名声是权力的基础”，并将这句话文在了胳膊上。歌手把这本书写进歌词，坎耶•维斯特唱道：“我读过的书里，唯一能使我写的是《权力的48个法则》。”接受采访时他们也会提到这本书：“《权力的48个法则》说，最糟糕的做法是在你周围筑起一个堡垒。”他们还把它当作在音乐行业搏杀的指南。
    嘻哈乐手之间的争斗都是地区性的，他们的注意广度有限，好像不太可能去吸收《权力的48个法则》中关于法国情妇、意大利贵族和美国商人的警世故事。不过，现在的嘻哈乐手已经把持了流行音乐界的主导权，开始让人认为他们是有头脑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豪，而不再是自暴自弃的街头小混混。
    鲍姆加丁注意到：“现在关于如何获得和使用权力、如何影响他人的书有很多，但是对此格林在他的书中一概不提，他宁愿念叨克尔凯郭尔和基辛格，他的读者也是这样，用拿破仑、汉尼拔或者马萨林的宏伟策略来思考争夺地盘和办公室政治一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就显得不是那么微不足道了。”
    《哈姆莱特》中波洛涅斯对儿子雷欧提斯说：“有几句教训，希望你铭刻在记忆之中。”这些教训包括“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是：“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这两本书说明，世家子弟到了该闯荡社会的时候，他们的父亲会告诉他们一些权力的法则。可是现在嘻哈乐手仍没有机会上大学，他们也无法从父辈那里亲炙什么做人的道理，只好自己从书中去学了。 

28讣告阅读之趣

    美国女作家玛里琳•约翰逊在《先上讣告，后上天堂》一书中概括了讣告好看的原因。“讣告的内容其实并非死亡。不错，它们是由死亡引发的，但内容却是生活，它们充满了生气。好的讣告如雪天冷冽纯净的空气般醉人，像眼科医师放在你眼前的镜片一样，让世间的一切骤然清晰起来。”
    她认为讣告中蕴含着新闻行当里最富创造性的文字，“任何优秀的讣告，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去世时，以最快的速度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损失。优秀的讣告，能用文字重现它的主人公。讣告表现的是对死者的敬意，缅怀这个曾在人世闪烁然后逝去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挑战，是向上帝或群星挥舞的拳头”。但“讣告表现对死者的敬意”这句话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讣告写的也有可能是一位独裁者或者大毒枭。
    读讣告的另一个好处是能了解到很多知识，这也是讣告作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每一天都要迅速成为某个人或某一领域的专家，从海底制图、汽车史、集邮，到内分泌学”。会被写入讣告的人好多都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人，是某一种事物的先驱：猫沙的发明者（使猫进入了更多人的家庭）、卡车司机民谣先驱、海浪音乐先驱，还有口蹄疫防治先驱、冷冻蔬菜先驱。“先驱看多了之后，看到某人讣告中只说此君将新鲜出炉的爆米花引进剧院，总感到不对劲儿，觉得未免太轻描淡写了。”
    外人都对预先准备的讣告比较感兴趣，有些讣告甚至会注明其作者已经去世多年了。《纽约时报》就预先为1200多位大名鼎鼎的男人或是女人准备了讣告，他们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是年龄、疾病或者所从事的高风险职业，如美国总统。但玛里琳说：“我一直不大喜欢那种为大人物提前写就的长篇讣告，其文风显得没有生气，成吨的信息，硬生塞进呆滞死板的套子里。它们跟出自常设讣告作者之手的文章太不一样了。常设作者写的是不那么有名的人，或是突然死掉的名人。这种抢在截稿前几分钟完成的作品如水银泻地，灵活流动，变化多端。常设作者必须紧盯死者，尤其是猝死者，那种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浓缩之感犹如电流一般充斥全篇。这是一个活着的人在死者的亡灵飘逝而去时极力抓住一缕幽魂。”
    《经济学家》杂志却几乎没有预置的存货，大概只有4份。该刊编辑无奈地说：“有的作者说，事情发生后，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一直想让政治版的编辑提前写写玛格丽特•撒切尔，可那个编辑就是不干。”
    《经济学家》曾经有一篇讣告写一个古巴最长寿的人，《纽约时报》的讣告写作的规矩之一却是，避免在讣告中宣称某人是“全日本年龄最长者”、是“最后的内战遗孀”或“某电视剧诸位演员中最晚辞世的”，只要涉及“最”这个字，统统被认为不吉利，有失实的危险。但是他们也免不了说某人是“在扬基体育馆兜售货物时间最久的小贩”和世界级的跳蚤研究专家。
    由于整本书的形式是对个人经历的记述，跟英国数位讣告编辑的会面、跟《纽约太阳报》的讣告编辑一起参加阿瑟•米勒的葬礼等等，没能论及讣告编辑的所有环节。对此2006年9月《纽约时报》讣告版编辑的答读者问是一个很好的补充。玛里琳说，英国报纸往往对逝者的死因一笔带过，英国人私下里认为，美国佬对医学细节的热衷让他们觉得恶心。如果伦敦报纸提到死因，它们喜欢采用的方式是自然流露。该报编辑说，英国报纸不提死因是出于礼貌和尊重当事人的隐私，而美国人已经不太忌讳这个了。“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说某人是老死的，但是一位医生跟我们说，没谁是老死的。我们要么死于癌症，要么死于肾衰竭。人人都是死于某种原因，这没什么好害臊的。”
    报纸偶尔会让大活人成为讣告的主角。2003年12月《纽约时报》发了一个更正声明：“本版昨日刊载的一则讣告所报道的舞蹈演员凯瑟琳•塞格瓦之死不确”（她差不多两年后才去世）。1938年，《每日电讯报》就曾错误地刊发了科奇•胡特普太太的讣告，令该报编辑引以为豪的是，此后50年，所有寄给她的账单统统都被她寄回发件人，上面写着“此人已死”。 

29奢侈品的民主化

    美国《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达娜•托马斯写了一本书，名叫《奢华：奢侈品是怎样失去其光泽的》（Deluxe： How Luxury Lost Its Luster），她在每一章的开头都放了一段引文，这些引文从各方面刻画了人类对精美、华丽、昂贵的物品的迷恋，夏奈尔、苏格拉底、卡尔•拉格菲尔德和西塞罗等人的话准确说出了我们渴求奢侈品的是与非。苏格拉底曾经说：“知足是天然的财富，奢侈是人为的贫困。”该书第一章引用的是夏奈尔的话：“奢侈品是必需品完成之后人们开始需要的必需品。”最后一章引用的是卓别林的一句话：“我能想像的最悲哀的事情是习惯了奢侈。”这种悲悼之情是托马斯全书的主调。
    托马斯已经做了12年的文化和时尚记者，《纽约时报》的书评说她这本书“是一部干净利落、轻松诙谐的社会史，既扎实又有趣。她游览了法国的香水实验室、拉斯维加斯的购物中心和中国的装配工厂，描绘了奢侈品行业从设计到推广和销售的各个环节”。
    今天的奢侈品产业是一项价值1570亿美元的买卖，35个大品牌占据了60%的份额，最大的6个品牌的收入超过10亿美元。大多数奢侈品品牌在100多年前都只是出售手工制品的家庭店铺，今天这些公司仍使用创建人的名字，但已经变成全球性的品牌。
    托马斯写道：“传说古希腊雕塑家菲迪亚斯曾提出用便宜的镀金大理石建造雅典娜的塑像，这一提议被雅典的公民大会否决了，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丢尽颜面，坚持要用黄金和象牙。他们不想省钱，只想炫耀。今天的人也一样。”
    好莱坞既推广了奢侈品，也造成了它的衰败。作者写道：“好莱坞跟奢侈品的关系既悠久又复杂。在镀金时代，从20年代到60年代初，经营电影工作室的都是势力强大的巨头，电影界非常富有。角色口音时髦，住在豪华的房子里，有一大批下人，穿得珠光宝气的，让观众们非常向往。迪奥非常势利。他认为活生生的、会喘气的贵族在审美上要高于舞台和银幕上苍白的模仿者。”
    过去奢侈品虽然只有少数人享用得了，但选材严格、做工精良。现在奢侈品有普及的趋势，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获得更多的利润，各大公司大幅度提高售价，并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使用廉价原材料，将产品的制造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用流水线代替手工制作。还有一些小伎俩：把袖子剪短半英寸（一位雇员对作者说：“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会省下多少了”）；用毛边代替褶边；以“女性其实不需要为由”不加衬里（《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出售普拉达的恶魔》的书评中说：“我有一件LVMH的肩带式裙子，没有衬里，而且是白色的，这意味着有时用得到衬里。但如果他们的总裁通过强迫我展示我的内衣能积累到21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很多售价1000多美元的名牌包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没几个上面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如果贴的话，也会贴得很隐蔽。大多数贴的都是意大利制造、法国制造、英国制造的标签。各种品牌都想法避开中国制造的标签。一个品牌的中国制造标签是贴在外包装上的，以后会被撕掉。另一个品牌整个包除了带子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包被运到意大利，安上意大利生产的带子。”
    在20世纪初，每个奢华的香水品牌都会雇用一位调香师，就像餐馆要雇用厨师一样。“普瓦雷的调香师跳槽去了巴度。Lanvin的一位调香师做出了Arpege。”香水过去是调香师根据他们关于一种特殊香味的想法构想出来的，现在则是按照销售员根据市场调查和销售数据撰写的报告调配而成的。奢侈品工业为了营利，“牺牲了它的诚信、损害了它的产品、玷污了它的历史、欺骗了它的消费者”。
    现在有近40%的日本人拥有一件路易威登的产品，到2004年美国女性平均每年购买4只以上的手袋。提高产量会不会影响产品质量呢？托马斯在书中说，日本顾客经常退回其缺陷对法国和美国买家来说是可以接受或觉察不到的商品，日本分部甚至会整船向法国总部退回货物，退货说明上写着“请在巴黎销售这些货物”。 

30完美的混乱

    有些人的家里和办公桌上总是乱糟糟的。这不只是因为有些人生性懒惰、邋遢。80年代有过一本很火的书叫《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把普朗克曾经说过的科学道理向社会领域推广：“在任何自然的（不可逆的）过程中，凡参与这个过程的物体的熵的总和永远是增加的。”也就是说，混乱是必然的，是物理学定律决定的。现在更有专家说，如果你的桌上和房间里很乱的话，你最好别去收拾。
    哥伦比亚大学管理学教授埃里克•阿伯拉罕森和商业科学记者大卫•弗里德曼合著了《完美的混乱》（A Perfect Mess）一书。他们搜集了大量证据，运用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来说明为什么混乱对你有好处。
    首先，整洁带来的好处抵不上它耗费的时间。保持桌面整洁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对文件加以分类、贴上标签后收起来，用的时候再取出来。这样的话，一位习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工作人员比他那些习惯于胡乱堆放的同事平均要多花36%的时间。
    作者认为，一个适度混乱的桌面其实有其合理性。每一堆东西都是一个符合直觉的有条理的系统：重要的东西一般都在最上面，不是迫切需要处理的东西会被堆到下面。收拾得太整齐还有一个坏处：窃贼找起来也更方便。
    再者，混乱为偶发事件和意外创造了更多空间。亚历山大•弗莱明就是因为特别不讲究整洁才得以发现了青霉素。1928年夏天的一天，弗莱明心情异常烦躁，几天来的连续失败加上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天气，使他什么事也不想干。他胡乱放下手中的实验，准备去海滨避暑。实验台上的器皿就这么杂乱无章地放在那里。9月初，天气渐渐凉下来，弗莱明回到了他离开多日的实验室。一进门，他就习惯性地去观察那些放假前放在工作台上的盛有培养液的培养皿，他发现培养皿已经发霉长毛，而这种霉菌杀死了它周围的葡萄球菌。在参观一位同事一尘不染的实验室时，他挖苦对方说：“这里绝不会发霉。”无序和创造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惩罚第一个就会牺牲第二个。美国那些指导如何保证整齐的人其实不是生产效率的促进者，而是罪人。
    混乱还有别的作用。听觉要依赖分子的随机运动：当跟外界的声音相互作用时，分子的运动会强大到足够刺激内耳。电话机周围的一点噪音能让我们的耳朵过滤掉回声。
    家里乱一点、脏一点不会使孩子生病，经常接触清洁剂的喷雾才叫危险。另外，研究发现孩子接触灰尘和过敏原少的话，长大后得过敏症的可能性更大。
    作者列举了案例，搜集了很多轶事，然后把他们的观念应用到了各个领域。比如零售行业：堆放大量货物的商店要比那些整齐地摆放畅销货品的商店卖得多。再比如反恐战争：混乱是坏人最强大的力量。施瓦辛格从来不制定日程表，混乱却为他带来了成功。
    他们区分了混乱的几个类型：迷你型混乱（大范围混乱中一些容器内的混乱，比如抽屉、冰箱）；因为工作或心情导致的周期性的混乱；垂直型混乱（“一旦堆放起来就会显得整洁的东西，比如CD、杂志、信件和发票。地心引力是强力胶水”——但是书报杂志的开本参差不齐是一个障碍）；堆放型混乱（一堆塞在床底下、沙发下的东西，不太常用的东西会藏得很深，偶尔把它们翻出来会得到意外的欣喜）。
    人们通常认为，混乱等同于懒惰、效率低下甚至是人品不佳。整洁的人就会高效、尽责、成功。美国人对此信奉不移，因而为了克服生活中的混乱，他们每年要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关于培养好习惯的励志书，或者去参加100美元1小时的组织咨询课程，还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购买盒子、箱子、书架和橱柜，用来整理东西。美国有个“职业整理人协会”（NAPO），该组织“致力于提请人们注意整齐有序和雇用一名职业整理人的好处”，整齐能让你感到一些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这本书指出，一定程度的混乱不一定是坏事，邋遢的人不必感到羞耻。 

31狗在书中猫在网上

    《时代》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曾经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是狗在大约2万年前召开了那次会议。那是一个大会，一个有各地代表参加的国际性会议。正是在那次会议上它们决定：人是前途远大的物种，狗要与他们共命运。这个决定显然未能在代表中一致通过，持反对意见的狼和野狗离开了会场，猫的反应更加消极。听到这个消息后，它们也召开了会议，痛斥狗屈服于人类强权的懦弱行径。必须承认，猫干得不坏。它们欺骗和诱惑人类喂养它们，结果既没挨饿又保持了目中无人的派头。老实巴交的狗签署并发表了那项声明，人狗之间良好的友谊就此开始了。”
    爱狗的人写的书也是层出不穷，古有英国女作家奥维达1872年写的《佛兰德斯的狗》，今有约翰•杰罗甘的《马利与我》，这本书曾盘踞《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17周，有读者是躲在房间里偷偷摸摸地看完这本书的，为了不让家人看到自己泛红的眼眶。
    这本书的副标题“和世界上头号捣蛋狗的幸福生活”不过是一个噱头，作者在书中记录的马利的种种“恶行”其实并没比别的狗恶劣多少——屡次咬坏门、大嚼家具、把爪子搭在陌生人肩上跟人打招呼、对脏尿布有浓厚兴趣等等。作者自己也说，面对雷暴会产生焦虑感这一现象，在狗中是很寻常的。“像患有风湿疾病的人们可以通过患处的隐隐作痛预感到坏天气的来临，马利能够在第一时间嗅出即将来临的风暴的气息，医生建议我们给马利服镇静剂，借助药物的镇静效果，让马利可以更加理性地去应对暴风雨。”这应该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
    比较匪夷所思的是，一天这条拉布拉多犬吞掉了女主人18克拉的金项链，杰罗甘不得不给它服用芒果当泻药，最后从它的排泄物中把项链捡了出来。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他们发现马利的胃酸使金项链变得十分耀眼，“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灿烂的金子。我们应当开办一个清洗饰物的业务，从棕榈海滩的那些有钱的寡妇们身上赚上一大笔钱”。马利固然调皮，也为杰罗甘夫妇带来了很多乐趣。但像有些人说的，这本书你只应该看到第224页，因为从那时开始马利平静地迈过了中年，步入了退休生活。此后记述的都是令人伤心的它日渐终老的过程，看了令人徒增伤悲。
    几年前《再见了，可鲁》也火过，关于猫的书就很少，但是在网上你可以看到无数跟猫有关的网站，但没有那么多关于狗的。“我的猫恨你”是一个很大的网站，但是没有网站叫“我的狗恨你”。在网上到处都是猫。你要搜索“邪恶的猫”，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猫主人的漫画，搜索“邪恶的狗”，你只能搜索到一个服装品牌。
    “我的猫恨你”创建于2000年，收集了很多猫发怒的照片。上面有一只牙齿不整齐的猫，愤怒得好像要把某人的脑袋揪下来。如果你贴一个这么吓人的狗上去，没人会笑，他们可能要报告打狗队去了。
    为什么网上有那么多的猫而不是狗呢？猫天然跟网络契合。在韩国首都首尔，曾经有一位小姐带着狗乘地铁，狗在车上排泄，她没有清理，乘客用手机拍了她的照片。一天之内，她的照片、她的身份、她家人的身份和她的过去传遍了互联网。她带着羞愧放弃了大学的学业。这件事说明，狗是公共的，人人都可以管。地铁里有，公园里也有。猫则待在家里，它们是私下的，不关别人的事。在家里观看它们是主人的特权。它们对互联网这种可以满足偷窥欲望的媒体来说是再完美不过的了。
    在网上，你可以看到猫在各种场景下的照片，包括沐浴照。有人把放在箱子里的两只小猫置于摄像头之下，拍到的照片被放到网络上，每分钟更新一张。你就耐心地倒计时，看一分钟之后它们在干什么。《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分析说，网上之所以有这么多猫，是因为猫可以住在狭小的空间里，从不出去。它们不介意它们的主人醒着的时间都在上网。要让狗等待它们的主人下线它们会急死的，而那些有时间更新博客、在网上冲浪、可以让自己的博客出现在Google搜索结果的最前面的人，根本没时间、没地方养狗。 

32测谎之难

    皮诺曹很倒霉，他身上被内置了一个测谎仪——每次他撒谎时候鼻子就会变长。很多人认为说谎的人不敢直视你的眼睛，其实不然。要判断一个人是否在撒谎非常困难，并非人人都有一个皮诺曹那样的鼻子。进化心理学家提出，人类之所以能相互合作，就因为高度进化的大脑使我们的祖先能辨别说谎者。博弈论研究者认为，识别说谎者的能力对合作的发展来说是必须的。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类并非如进化心理学家以为的天生能够发现谁在说谎。
    因此一种叫做测谎仪的警用审讯工具应运而生。它测的其实不是谎言，而是压力，但它很容易被欺骗，因此它往往不但抓不住坏人，还会诬陷好人。可是美国的保险公司、政府和法律部门每年仍大约会使用4万次测谎仪。肯•奥尔德（Ken Alder）在他的新著《测谎仪——美国人痴迷于它的历史》一书中说，在美国，广告公司用它测试消费者对剃须刀、香烟和汽油的意见，制片人借助它对审查人员的了解来决定该剪掉哪些镜头，冷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借助它清除同情共产党员的人，以及数量更多的同性恋者。
    现代测谎仪起源于古代亚洲的一种审讯技术：审讯时嫌疑人嘴里被塞入干燥的大米，有负罪感的人可能会因此而紧张起来并停止分泌唾液，这样的话他在把大米吐出来的时候就会非常费劲。
    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科学的工业管理和智商测验，在它们的激励下，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约翰•拉尔森发明了测谎仪。它测量几种与说谎并因为说谎而感到心虚的身体特征。因为它同时测量好几种数据，故又被叫做多功能波动扫描器。嫌疑人身上被接上导线之后，会被问上十来个问题。当被问到调查型问题时，嫌疑人的呼吸频率和血压会突然升高。第三个测试项目皮肤电反应记录的是正常的干燥的皮肤的导电性。皮肤有大约200万个汗腺，当嫌疑人感到压力的时候汗腺会出汗，皮肤的导电性就会升高。
    问题是有人说谎的时候并没有负罪感，因此当他们说谎时测谎仪的指针不会剧烈地摆动。一些无辜的人因为紧张反而会被显示为有罪。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曾使用测谎仪招聘工作人员，结果一位名叫阿姆斯的苏联间谍通过了测谎并成为他们的雇员，他的活动导致10名在苏联工作的美国间谍被处决。2002年10月，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小组说：“不能把国家安全这样重要的事情丢给测谎仪这样一个粗糙的东西。”他们还说：“还没人用测谎仪抓到过间谍。”
    美国“生活科学”网站上出售一种便携式测谎仪，“使用非常方便，这可不是谎话。虽然只能用于娱乐，但它是理想的测谎工具。其工作原理是测试声音压力，当人们撒谎时声音压力会升高。下次参加派对的时候带上它，你就可以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在撒谎了。当主人说那瓶酒50美元一瓶，你就知道其实它的售价只是2美元”。
    可是很多人不会满足于只能用于娱乐的测谎仪。《连线》杂志说：“我们能够把人送上月球，为什么不能测出一个人是否在说谎呢？就像太空计划在冷战期间被认为是能够击败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测谎仪好像是我们击败恐怖主义所需要的东西。”
    传统的测谎仪显然担任不了如此重任，科学家们说现在有了比波动扫描器更可靠的手段：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它测试的是大脑中的氧气，氧气又跟血液流动有关。血液流动增加说明神经的活动增多。而在1996年有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撒谎时大脑有14个区域处于活跃状态，而讲真话时活跃的大脑区域只有7个，因为讲真话不费脑子。
    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也没有它初看上去那样神奇。原因之一是大脑中跟说谎有关的部位是因人而异的，文化、语言、个性、习惯用左手还是右手、性别、用药情况和健康状况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fMRI很容易对付，它检测的是大脑消耗的氧气量，被试者只要深呼吸或者憋住呼吸就能使检测无效。
    2月2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cGovern大脑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主题为“测谎是否有科学依据”的讨论会，与会的教授们认为他们有责任阻止所谓新型测谎仪的应用。一位教授说：“跟法律相关的神经科学首先要关注的应该是行为，而非大脑中血液流动的图像。大脑没有杀人，杀人的是人。”其实早在4个世纪之前，蒙田就已经指出了测谎的困难之所在：“真相的背后有十来万种形式，而且没有固定的范围和限度。” 

33说不尽的脱衣秀

    有一则报道曾提到，法国一家久负盛名的内衣店为了确保售出的商品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请来专业的脱衣舞演员免费向女顾客传授脱衣技巧，因为“女性买内衣是为了穿，更是为了脱。要想在脱长裤的时候不显得滑稽并不容易”。在国外，更有一些健身中心开始教女性跳类似脱衣舞的健美操，据说这样可以让女性坦然接受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自信。给自己心爱的男子来一段表演，已经变得跟写一封情书、唱一段情歌一样自然、普遍。
    成长于上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人还没那么开放，在自己家里是看不到脱衣舞的，要“晚上跟伙伴们一起从窗户爬出家，赶往新奥尔良看街上舞女上演她们的固定剧目，然后在母亲叫我们起床前钻回被窝，她们敏锐的鼻子往往能闻到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烟味和酒味。我记得我看到了坎迪•巴尔，可那也许是坎蒂•巴尔，或者是坎狄•巴雷，谁知道呢，一个人走红了就有无数人叫一个发音类似的名字。如果当初知道一个时代行将结束，我会看得更多”。《说不尽的脱衣秀》（Striptease：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Girlie Show）的作者是戏剧学女教授雷切尔。她眼中的脱衣舞跟流行的色情表演不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30年代，多数表演者“在台上走来走去，仿佛是在琢磨浴缸是否放满了水”。也有人跳起来像是“晚餐吃的是炸药”，旋转中裙摆被转到无法超越的高度，当时报纸的戏剧评论说：“她看上去就像一架双引擎轰炸机。”
    脱衣舞让女性在台上展示自己的妩媚，让乡下姑娘也得以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脱衣舞娘都是德艺双馨的。罗西塔•罗伊斯训练了7只鸽子，表演时它们振翅飞翔，衔走她晚礼服上七七八八的零碎，后来这7只鸽子被人用气枪打成了筛子，众人的目光都对准了“美酒姑娘”Tirza，因为她曾为自己用酒洗澡不及罗伊斯驯鸽子那么有创意而发愁。这位姑娘到底是被冤枉了还是就是真凶已无从查考，但妒火中烧的伊万杰琳确曾用斧子砍碎了德文娜能容550加仑水的水槽———表演时她像美人鱼一样在里面裸泳。
    脱衣舞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爵士时代到上世纪60年代性解放时期盛极一时的娱乐，刚开始它更接近于歌舞杂耍而不是色情表演，后来有了裸体芭蕾，演员遮遮掩掩地拿着羽毛扇，舞台上放起气球充当肥皂泡。1907年，歌舞大王、百老汇顶级的制作人佛罗伦兹•齐格飞对法国的舞台表演加以美国化，率先推出“富丽秀”(Follies)。他还抛出“让美国姑娘光艳照人”的口号，安排男歌手对着姑娘们唱“可爱的姑娘像动听的歌”。
    193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歌舞大王齐格飞》讲的便是齐格飞的故事。同年，罗斯•李在一场富丽秀中唱道：“要想当好脱衣舞娘，先读几年圣贤文章。”这一唱让脱衣舞变得很有文化、很高深，她本人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研究艺术史、古典芭蕾和人类学，到40年代她开始为《纽约客》创作短篇小说。
    作者说美国人跟欧洲人对待裸体有着不同的态度。1868年英国“金发女郎”表演团让美国观众一怔，英国姑娘个个体形丰满，而且是越丰满的跳起来越震撼、越性感。1899年，另一个表演团的经理吹嘘说他手下的姑娘个个体重超过200磅。在法国，裸女会摆出各种造型，丽都俱乐部的特色就是歌舞女郎精心摆出舞台造型。就在几年前，丽都的姑娘们光着身子摆出了兴登堡空难的场景。各种艺术表现形式里都有莎乐美的身影，最初是《圣经》里的记载：希律王被莎乐美的七重纱舞给迷住了，愿意满足她任何要求，结果她提出的要求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为了给母亲复仇，她要施洗约翰的头颅。后来又有了王尔德的剧作、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埃拉•内吉姆瓦出演的电影。莎乐美以脱衣舞的形式在美国上演时，连很有身份的主妇都被打动了，人人都想看复仇女神如何摘掉她的七重纱。
    到20世纪50年代，脱衣舞成了男性知识分子最喜欢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在法国。罗兰•巴特分析脱衣舞的神话内涵说：“女人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性感只有在冲突与矛盾中才能成立，它永远只能是引而不发的。”又说，“赤裸是女人一种自然的衣装，它到最后会累积成重获一种肉体完美纯洁的状态”。当日的盛赞如今成了悼亡。 

34盗亦有道

    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彼得•利森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海盗组织的法律和经济学》，他的结论是，虽然海盗是残忍、凶暴的罪犯，但海盗船却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漂浮着的暴政机构。相反，由于海盗们很清楚船长独裁的危险，因而海盗船发展出了后来西方民主的雏形。
    跟黑手党不同，海盗不受种族和家庭纽带的约束，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种族。他们也不靠暴力挟持别人加入，很多都是自愿的。1630-1730年间是海盗的黄金时期，他们占领了当时主要的航道。在海盗船上的船员有一两百人，同时期的商船却只有一二十人。有些海盗组织大到一只船装不下，他们会用若干条甚至数十条船组成一支舰队。
    海盗主要来自海军和商船。这两种合法的船只按照严格的等级秩序加以组织，船长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威，比如决定在哪里停泊、何时发起攻击。一旦船长犯错误或者脾气不好，无法忍受的船员就会被迫去做海盗。在船员得不到充足的水和食物的情况下，船长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船长和少数官员拥有单独的住处，船员的居住情况却很糟糕。海盗们都是霸道的海军和商船船长的受害者，因此当他们自己组建队伍时，就想办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海盗船由很简单的规则所统治，规定船员的权利和义务，处理纠纷的规则，保证船员英勇作战的激励和保险赔付方案。但仅有规则是不够的，海盗们需要防止首领把他的个人利益置于全船利益之上。
    首先，海盗采取了分权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作战时船长是至高权威，因为争辩和不同意见会降低效率，带来危险。作战之外的时间里的负责人则是司务长，负责纪律、食物和战利品分配。通常分配规则是明文规定的，且相对平等，船长所得只是普通船员的两倍。船长和司务长是船员选举出来的，船长如果不够勇敢、判断失误或者超越其权力范围，就会立刻遭到罢免。船员们经常在罢免掉船长后，让英勇、热心的司务长取而代之。这样在官员之间存在着竞争，会阻止他们滥用权力、鼓励他们为船员的利益服务。在海盗船上，不同于军舰和商船的是，船长的待遇和薪水跟普通船员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闯进船长的房间，咒骂他、拿走他的一些食物和水。因此海盗的队伍会不断扩大，省得在商船上受船长的气。
    在限制了船长的权力之后，还要限制司务长的权力。为此，海盗们制定全体一致同意的宪法，明文规定战利品的分配方式。当一些战利品无法分割或者对其价值有争议时，海盗们会予以出售或者拍卖，这样就可以分割了，免得司务长趁机做手脚。
    其次，海盗规则禁止那些会影响战斗力的行为。比如要求船员保持武器能够使用，禁止醉酒者吵闹好让没在值班的海盗得到充足的睡眠，禁止打架斗殴、禁止赌博，禁止妇女跟船，以免船员之间争风吃醋，禁止在火药附近吸烟、点蜡烛不蒙上灯笼。
    由于海盗规则往往很短很简单，不能涵盖到所有可能的情况，当发生重大事件时，船员们会集中起来，像一个法院那样确定法典的施用。
    规则是经过全体海盗一致同意的，这也是他们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海盗们明白，遵守规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由于海盗们在出航之前都认可这些规定，一旦需要按照规定办理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
    根据对海盗的历史记载，海盗们比很多殖民者、商船船员和战舰士兵都更有秩序、更和平、更有组织。虽然他们是凶狠的强盗，但是他们要在内部实现正义才能顺利协作。有人说海盗这样的犯罪组织是一个可恶的群体，但不管有多可恶，它仍然是一个群体。
    《纽约客》的文章说：“海盗船上的制度以这样一个重要的洞见为基础：那些善于作战或者处理危机的领袖不一定是杰出的管理者，将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通常会导致错误的决定。有趣的是，虽然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华尔街的合伙人把这个洞见深深地记在了心底，他们的高级经理人都是选举出来的，权力也很分散，但自19世纪中期以来，大部分公司的经营都更像皇家海军，运营总监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对于公司的运作雇员没有任何发言权。 

35医界的真相

    《经济学家》说：“会计可能会很无趣，律师可能很贪婪，但是医生通常被认为很冷酷，把忧心忡忡的病人变成医学标本。”《纽约时报》的书评说：“人们都说医院是个危险的地方：病人说治疗带来了很多并发症，医生警告说要小心那些只会在病房感染上的抗药性感染病源，经验丰富的护士会提醒你千万不要在7月份住院，因为那时医院里新来了很多实习生。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能够康复，这真是奇迹。但病人确实能被治好。过去五十年里，癌症的存活率升到了70%，中风的死亡率下降了80%，心脏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近三分之二。”
    哈佛医学院毕业生、41岁的葛文德（Atul Gawande）在给病人做手术时不仅戴着放大镜，还用iPod插上小音箱播放摇滚乐，声音不大但也足够麻醉师随着节奏摇晃脑袋，护士用脚打着拍子。这位新潮医生在新著《康复》中分析医生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写这本书时他不只依据自己的从医经历，还去印度了考察防治传染病的问题，访问了给犯人执行死刑的医生，去军医院了解了士兵救护措施的新进展。“外科医师的书写风格一向是华丽的、英雄色彩浓厚的，本书反其道而行，以最低调但犀利的笔法触及每一个外科医师内心最痛处，勇敢面对每一个医师都可能碰见的噩梦：并发症、医疗纠纷、名利的诱惑，更多时候是自己面对疾病的无能为力。”
    在第一本书《并发症》的序言中，葛文德说：“医学是门不完美的科学，是个瞬息万变的知识体，我们得到的信息不一定靠得住，而执行医疗业务的人不免会犯错，同时面对的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我们所作所为的确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我们也依靠习惯、本能，有时也得猜测，碰碰运气。在我们既有的知识和我们的目标之间，永远有一段落差。”由于供认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可能会被病人起诉，医生对如何改进缺少有效的交流。葛文德相信医生公开自己的错误对病人也大有好处。
    在新著中，他说医生做得更好是可能的，它不需要天才，需要的只是勤奋、是非分明、机灵，以及努力的意愿。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说明什么是勤奋：医生应确保每次在和病人接触后都洗手。“跟一个打喷嚏的病人握了手，揭掉某人伤口上的纱布，把听诊器放在一个汗津津的胸上之后，大多数医生只是在白大褂上擦擦手。”结果统计显示，每年有二百万美国人在住院时被感染。有九千人死于这种感染。
    灵巧通常就是想出一个很简单的主意，比如阿普加评分。1952年，麻醉医师阿普加所在的医院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她决心想出办法使发生窒息的新生儿得到恰当的处理。她设计了一个打分的措施，用于判断新生儿有无窒息及窒息程度：在孩子出生1分钟和5分种后给孩子做5项检查——心率、呼吸力、肌张力、反射应激性和肤色，每项打0分、1分或2分，总分10分，8—10分无窒息，4—7分轻度窒息，0—3分重度窒息。这个方法简便快速，有效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正所她说的那样：“让医生之间相互竞争，促使他们得到更高的分数，会使接生的新生儿身体状况更好。”
    葛文德提出，目前部分用于新疗法研究的经费应该转拨给促进医生更好地利用现有手段。他相信提高医生的技能会比基因、干细胞疗法、癌症疫苗等实验室工作拯救更多的生命。
    他还写到了医生的工资问题。当他做满八年的住院医生后，院方问他的要价。他想知道医生一般挣多少，但没人愿意告诉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说自己挣多少，在医疗界这种情况尤其普遍。干医生不是为了挣钱的，医生越关心收入人们就越怀疑他提供的治疗。这就是为什么医务类的电视剧中好的医生开着旧车、住在摇摇欲坠的公寓里，而坏医生穿的是量身定做的西服。”2003年美国主治医生的平均收入是15万美元，个别专业的医生可以挣到50万美元。“比律师和商人少，比生化学家、建筑师、数学教授多。美国医生的工资是普通美国雇员的七倍，在其他工业国家低于三倍。因此美国的医疗界能够吸引大量优秀的人才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使医生比其他行业的人愿意更努力地工作。” 

36贵妇伊迪丝•华顿

    伊迪丝•华顿这样一位著名的作家总是只被看作一位更著名的作家——亨利•詹姆斯的朋友。她描写上流社会的金钱、地位、婚姻和离婚的小说已经过时了，很少有人看了。她批评上流社会的势利、虚伪、扼杀人的生命，但她又乐在其中，一辈子都在享用那种世俗的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开展的社交活动、美食美酒、海外观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个富有、专横的老妇人——曾经有一位著名的设计师鲁莽地指出她的餐桌落伍了，太小，她很严厉地说：“在纽约我愿意与之一起就餐的人只有八位。”
    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马丁•斯科塞斯将《纯真年代》搬上银幕之后，伊迪丝•华顿日益被认可为美国的经典作家，近年来有很多人研究她的生平，她位于马萨诸塞州里努克斯的故居和花园也被重建了，并摆上了她的藏书。随之而来的是赫米奥娜•李（Hermione Lee）为她写的权威的传记。赫米奥娜描述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她的文学成就，不仅分析了她那些优秀的小说，像《欢乐之家》和《乡间风俗》，还搜罗到了华顿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她不知疲倦地收拾花园，创造性地装修自己的家，战争期间在巴黎帮助难民和伤员，周游世界。“如果李女士为耶稣作传的话，书中一定会就木工学究气十足地写上一章。” （耶稣是木匠的儿子）
    伊迪丝•纽博尔德•琼斯1862年1月24日出生于纽约一个受人尊敬但又很保守的家庭，他们家的财产虽然排不进纽约400个最富有的家庭，但由于从她的一位远亲那儿继承到了一笔财产，也算是百万富豪了，在上流社会之列。她有两个哥哥和一个难缠的妈妈，很宠爱她的父亲在她20岁时候就去世了。11岁的时候，华顿曾小心翼翼地把自己一篇小说的开头拿给她母亲看，她在其中写道，汤普金斯夫人对布朗夫人说：“哦，你还好吧，布朗夫人？要是我知道你要来登门拜访，我应该把客厅收拾整齐。”琼斯太太冷冰冰地批评她女儿说：“客厅应该一直都很整齐。”
    华顿是在家里整齐的客厅里接受的教育。后来她在图书室里自学，阅读达尔文、斯宾塞、尼采、赫胥黎和凡勃伦的著作。这种教育方式使她学到很多东西。年轻的时候她就能在她召集的沙龙里跟亨利•詹姆斯和纪德交谈——跟纪德交谈时她说的还是法语。
    23岁时她匆忙嫁给了比她大12岁的特迪•华顿，这桩婚姻门当户对，但特迪是一个很俗气的人，她忍受了28年之后才与之离婚。大部分华顿传的作者都认为是这桩不般配的婚姻迫使她在写作中寻求庇护。赫米奥娜点评了所有这些理论，但她认为这些说法证据不足，都不足以揭开一位天才作家的写作历程。现在只知道她自从在43岁时出版了畅销书《欢乐之家》、成为知名作家之后平均每年都出一本书，直到75岁时去世，一共写了48本。但她从来都不只是一位作家，“她希望拥有完整的生活，幸运的是她做到了。她的悲剧在于，她内心落寞而又浪漫，她渴望真正的爱情，但她从没得到。她丈夫有些神智不清，她的情人又很风流。”
    赫米奥娜记述了伊迪丝长达28年的无望的婚姻。她的丈夫特迪除了打高尔夫球和打猎外就无所事事。当伊迪丝为了扩大视野而从纽约搬到巴黎后，特迪也不愿意学习法语。他觉得伊迪丝那些男性朋友谈论的学术话题很无趣。伊迪丝尽力照顾他，跟他一起旅行，给他钱花，甚至不介意他拿自己的钱去资助他那些女友。但是当他精神失常后，她只能和他离婚。“没哪个现代女性会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赫米奥娜以一件轶事而非对华顿的文学成就的总结和赞颂结束这部近八百页的传记。在最后一页，赫米奥娜记述了她朝拜“朴素甚至丑陋”的华顿墓的经过。“坟墓上长满了荒草，还有一些破瓶子和一把早已枯萎的花。显然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在赫米奥娜看来，这座无人看管和拜访的坟墓显示了华顿离开祖国、客居他乡的代价。在雨中，她除去了伊迪丝坟墓上的野草，摆上了一把在墓地的商店里买的丝质杜鹃花。“她可能会瞧不上人造花，但坟墓被人打扫干净应该会令她很开心。” 

37笑是一种社会姿态

    日前英国评选该国十位最机智最幽默的人，结果当选的全是男性。“对男人来说，悲哀的是他们最珍爱的两样东西——女人和幽默——势同水火。”
    在英国最机智的人的评选结果中，丘吉尔排名第五，撒切尔夫人名列第十二。丘吉尔可谓英国政坛上词锋最咄咄逼人的政治家。他的反应能力之快和谈吐之幽默一直为英国人所称道。英国出了一本《温斯顿•丘吉尔的幽默和智慧》，收集了1000多句丘吉尔的名言隽语。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典故是，有一晚，丘吉尔在下议院多喝了两杯，遇到工党女议员贝茜•布拉多克，一个身段极肥胖的女人，她气冲冲地说：“你喝醉了！而更加重要的是你醉得令人恶心！”就是在这种醉醺醺的状态下，丘吉尔的话也充满了杀伤力：“贝茜，你好丑。而且，尽管我今天醉醺醺的，明天早上我就清醒了，而你明天还是那么丑。”这一条可以用优越论来解释。
    尽管撒切尔“铁娘子”的外号比其幽默感更有名，她也曾经讽刺道：“做大人物就像做淑女一样。如果你告诉人们你是，就说明你不是。”
    《独立报》一篇文章说，其实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幽默帮助形成了英国人的生活和文化。他们找出了几位有幽默感的英国女性作为例证。比如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议员阿斯特。有一次丘吉尔对她说，议会里有一位女性就好像他在洗澡时有人闯了进去，对此她反驳说：“你还没帅到要担心这种事的地步。”
    露西•波特写道：“他们说养活肉食者占用的土地是养活素食者所需土地的6倍。这也不奇怪，因为豆苗不会像绵羊那样四处乱跑。我想这就是农民不追逐蔬菜种植的原因，追起来没什么快感。”这属于反讽，说到豆苗，人们期望的是要种植更多的豆苗，但她实际说的是豆苗不会跑。
    从众多女作家和政治家的句子中当然能找出一些幽默的，但可以说总体上来说女性缺乏幽默感。据说男性之所以很幽默，是吸引女性的需要。风趣是社交性的，表演性的，是男人给别的男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现在，女性可以通过购买新潮的东西来给别的女性留下印象。
    《名利场》专栏作家希钦斯在《为什么女性很无趣》一文中说：“风趣毕竟是聪明的表现。男人几乎会嘲笑任何事情，通常是因为那些事情特别愚蠢。男性的幽默喜欢嘲笑某人，并且知道生活以笑话开场。幽默是抵御可笑的东西的盔甲。而内心柔弱的女性希望生活一帆风顺，幸福美满，而不是悲凉凄惨。”
    希钦斯具体分析了男人受到的压抑：“因为幽默是聪明的表现，所以男性不希望女性很幽默。他们希望女性做他们的听众而不是对手。男人有太多不自在的地方，女性要想取笑他们简直太容易了。男人有前列腺，它有衰竭的趋势，以及他们的心脏和性器官。这只会让男人觉得有趣。出于某些原因，女性不觉得她们身体的衰朽会有趣。
    “对女性来说，生育是一件大事，让她们感到严肃、庄重，对此男性只能干瞪眼。
    男人被女人的生育能力震慑住了。它赋予女性无可挑战的权威。而幽默最早的起源就是捉弄权威。讽刺本身被称作奴隶的荣耀。因此男人在一起开玩笑并且不希望女性在场时，他们其实是承认了女人的地位。在古罗马每年的农神节上，奴隶会扮作主人，暂时地摆脱主人的控制。男性颠覆性的幽默都以把女人作为取笑的对象和牺牲品为基础。男人要假装他们不是仆从，女人假装她们不是君王。人人都跟妻子行房，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怀孕。但到了一定的阶段女性得知男人还是必不可少的，女系氏族社会就终结了。处于这种不稳定的地位的男人不喜欢被嘲笑。”
    女性为什么不爱笑呢？“对女性来说，有趣与否的问题是次要的，她们天生对更高的、不是开玩笑的繁衍的使命有清醒的意识。那些经受极大的痛苦、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人无法认为那很微不足道。” 

38人生模仿象棋

    戴维•申克在《不朽的游戏：象棋的历史》开头引用了爱因斯坦对世人的告诫：“象棋会铐住那些大师，束缚他们的头脑，以至于最强大者的内在自由也会受到损害。”申克发现象棋和发疯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第一位世界冠军斯坦尼茨，夺冠14年之后精神失常——他坚持说他跟上帝通过一条看不见的电话线下了一盘棋，结果还是上帝输了。
    棋盘真的就是一个世界，有些不适应现实世界的棋手不愿意从中走出来。前英国冠军比尔•哈特森曾经注意到“象棋不会让人发疯，它会让疯子保持清醒”。但象棋天才卡斯帕罗夫指出，精神失常的棋手毕竟是少数。
    他在书中写道：“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棋手总被认为是营养不良的体虚者，或者是头脑聪明但是厌恶世人也讨人厌的怪人。纳博科夫是一个国际象棋爱好者，但在他1930年写的小说《棋坛情史》（后来改名为《卢金的防守》）中，他却没给国际象棋什么正面描写。故事的主角是个笨拙迟缓的国际象棋大师，他除了会下象棋，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生活能力。20世纪前25年中最成功的棋手之一，阿科巴•鲁宾斯坦曾变得越来越胆小，近乎病态。每走完一步棋后，他都会躲在赛场一角，等待对手走棋。这些虚构的和非虚构的异常事例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一个事实，绝大多数棋手除了出色的棋艺之外，其他方面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卡斯帕罗夫本人就是一个在棋里棋外精神都很正常的人。他自1985年首次夺冠后保持世界冠军头衔长达15年，但41岁的时候就早早宣布退役了，空余时间给《华尔街日报》撰稿，促销跟象棋有关的书和软件，包括一套细致分析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棋局的丛书《我伟大的前辈们》。
    其新著《棋与人生》是自传、象棋的历史和经管书的混合体。他以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例，教导商界人士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像“频繁改变战略就等于没有战略”、“少关注对手的比赛，多关注自己的比赛”。卡斯帕罗夫为棋手撰写经管类图书辩护说：“相比棋盘上有限的64格，商业和军事领域则要大得多。但正是由于国际象棋的范围有限，它才能成为决策制定的一个通用模型。”
    他写道：“如何解释我在2000年世界冠军赛上输给同胞克拉姆尼克呢？我已从纯棋艺角度分析了他的成功，不过我的战略失败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自满是个危险的敌人，它会使我们放松警惕。我们需要激励自己，给自己定指标，并努力去提高。一方面我们要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就是最好的。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不断努力，好像自己是一个弱势者。”
    国际象棋被认为是智慧、复杂、深奥和机智的普遍象征。公众都把顶尖棋手看成天才，能记住大量的数据并能提前推算出几十步着法，卡斯特罗认为这种看法缺少事实依据。对于棋手的成功来说，天分和努力并非互相对立的解释：能够去用功的能力本身也是一种天分。“确实存在所谓国际象棋天赋，但有这种天赋本身并没有什么帮助。即使你有这种天赋，如果不具备诸多其他因素，你也很可能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天赋。因此，我们应当更关注那些能够更好地观察并施加影响的因素。国际象棋既不是无聊的追求，也不是天才和超级计算机的专有游戏。”
    他指出我们的很多决定都是无意间做出的。他说，在苏联的棋校，每个人要分析他所做的决定，将它呈现出来供他人研究，这是一个提高无意识心理过程的方法。《华尔街日报》说：“他的洞见发人深思，肯定比那些五花八门的财经类图书更有价值。‘为什么要移动我的象？’这个问题应该比‘谁动了我的奶酪’包含更多的对成功有用的教训。”
    卡斯帕罗夫说促成他写这本书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处境，尤其是他的职业戏剧性地从象棋转向了政治，这迫使他“思考我是谁，我能做到什么”。但这本书显然是有目的地策划出来的，设想有很多人认为能从世界上最著名的棋手那里获得商业方面的灵感。书中拥有很多经管类图书共有的花招。“孙子早早就出现了（第38页）。还有一些毫无意义的首字母缩写，MTQ（物质、时间和质量）；不恰当的延伸：我们可以说‘卒子是这项比赛的灵魂’这句话预见了法国大革命；不恰当的相提并论：两百多年前歌德就预见到了耐克的广告语：仅仅知道还不够，我们必须应用；只有意愿还不够，我们必须行动。” 

39五角大楼的建成

    “或许会让阴谋理论爱好者感到失望的是，五角大楼之所以采取了这样的外形，跟共济会和魔鬼毫无关系，只是为了适应最初为它选定的地块的形状。”（五芒星是被认为是魔力的象征）。另外，五角大楼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筑物也不是精心计划的产物，而是匆忙上马、迅速建成的。《华盛顿日报》的军事记者史蒂夫•沃格尔（Steve Vogel）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五角大楼的历史》（The Pentagon ： A History）。
    从某种意义上说，五角大楼是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的萨默维尔将军创造出来的。1941年7月17日晚，萨默维尔将军召集一群军官在军事部的一个会议室开会。他没有穿军装——军方规定军官穿便装，以便向国会掩盖军官人数在华盛顿迅速增多的事实。萨默维尔说，他们要在弗吉尼亚为军事部建造一个总部。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已经开始广泛动员起来，罗斯福总统在5月27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人数将从17万增加到140万，军事部（现在的国防部）在华盛顿迅速膨胀，但它的24000名雇员却分布在17幢建筑里，包括公寓、民房和租来的车库。
    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要求萨默维尔建造一个临时总部。在7月17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有议员提出彻底解决军事部的问题。萨默维尔认为这意味着建造一个永久的总部，他希望新的总部能容纳4万人，有1万个车位、400万平方英尺（37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几乎是帝国大厦的两倍大。但是它又只能有4层，太高的话会在周围低矮的建筑物中显得不协调而且将耗费太多的钢材，当时制造战舰和武器急需钢材。萨默维尔说：“我们希望半年后建好50万平方英尺，一年内全部完工。”
    这么大的建筑，华盛顿已经没地方放了。军方看中了阿灵顿纪念大桥脚下的一片地方。但负责监视首都规划的美术委员会认为在那里盖楼会挡住华盛顿的中轴线。萨默维尔坚持他选定的地方，罗斯福则支持了美术委员会的意见，把五角大楼从原定地址向南移了1.2公里。美术委员会还认为建成长方形比五角形更合适。罗斯福又被请出来定夺此事，这次他站在了军方一边，他对委员们说：“我喜欢它是因为这种外形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两位国父华盛顿和杰斐逊都是业余建筑师，建造了自己和邻居的住所。杰斐逊还设计了弗吉尼亚大学和议会。但后来的总统中只有罗斯福比较关心建筑。“这也许是因为画图纸不像打高尔夫、橄榄球、开赛艇或骑山地车那样显得有男子气概、有资格成为总统的嗜好；也许是因为总统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不太个人、更加热心公益的嗜好。”
    对五角大楼的方案讨论的比较多的是，战争结束后，当军方不再需要这么大的办公区域时该如何处理这幢大楼。有人提议说可以把它改建成医院，罗斯福的意见是把它用作军事档案馆，因而他要求五角大楼的地板要足够结实，能承受得住档案柜的重量。它们的负重被设计成是一般建筑物负重的两倍。这一特点在2001年五角大楼遇袭时发挥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抵挡住了波音757飞机850公里时速的撞击。
    萨默维尔所在的军需部门的口号是“我们能立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创造奇迹则需要稍长一些的时间。”五角大楼的建成是一项奇迹，只用了17个月的时间，比萨默维尔预想的要长一些，但开工不到一年后部分建筑已经投入了使用，施工速度快到其中一些区域的建设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完成的——后来在翻修时没有找到一些区域的图纸。五角大楼在1943年1月完工后，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办公楼是英军、德军和日军司令部的总和的4倍。
    萨默维尔将军努力向国会隐瞒五角大楼不断扩大的规模和造价。新闻稿里说它是一个带地下室的三层建筑，但地下室却在地面之上，也没有提到地下二层和地下三层。萨默维尔在承认有四层之后又决定建第五层，结果造价最终比预定的翻了一番，达到7200万美元。为了隐藏实际成本，他们把一些支出说成是建造道路和停车场等独立的工程所花费的。有时设计者甚至花钱去除五角大楼上的大理石，以便让它看起来更朴素。 

40    AK-47为何如此泛滥

    20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发明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原子弹让人们夜不成眠，但真正造成巨大破坏的是AK-47。这种有着显眼的黄色弹匣的冲锋枪造成的死亡和毁灭多过任何其他现代化武器造。到今年它已经问世六十年了，但还没有一点退休的迹象。
    比较保守的数字是现在全世界有7000万支AK-47在流通中，使用者包括常规军、叛乱组织、非洲的牧民和美国的枪迷们。迈克•霍奇（Michael Hodges）在其所著《AK-47：人民的枪》（AK-47： The Story of the People’s Gun）中解释说，这种枪之所以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是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简单：只有8个运动部件。拆卸、清洁起来很方便。在丛林和沙漠中照使不误。没入水中、盖子沙子下面或者埋在雪堆中时照样可以以每分钟650发的速度准确地击中目标。
    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一位年轻的北越士兵因为声称用它击落了美国一架B52轰炸机而成了民族英雄。它让一名苏丹男孩从孤儿变成了令人畏惧的杀手。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抗击者非常珍视他们的冲锋枪，但也因此使他们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很多美国人仅仅因为这种武器的神秘和知名度而用它伤及了无辜。它还被巴勒斯坦游击队和非洲解放运动当作斗争的象征。它甚至出现在了莫桑比克的国旗图案上了。
    它的发明者、俄罗斯的卡拉什尼科夫现在已经近90岁了，住在莫斯科以东1130公里、乌拉尔地区的伊热夫斯克市。他对自己的这项发明内心很矛盾。他仍为向前苏联的普通士兵提供了这样一种强大的武器而感到自豪，但又因为自己的名字跟死亡和恐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懊悔。“一旦有人发明出一种更好的冲锋枪，我就会跟他握手。但目前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
    牛津大学教授菲利普•基利科特（Phillip Killicoat）在提交给世界银行的论文《武器经济学：冲锋枪的全球市场》中分析了AK-47为什么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售价。比如AK-47在非洲通常要比在其他地方便宜200多美元。基利科特说：“非洲各国的边境管理比其他地方要宽松很多，冲锋枪在非洲的交易不太受管制，当需要购买这种武器时几乎不存在贸易壁垒。一个时期非洲只有几个国家因为发生冲突而需要武器，宽松的边境管理使得非洲的武器供应可以满足这些国家的需要。”
    基利科特还解释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交战双方都选用这种武器。通常的做法是像迈克•霍奇一样，把这归因于AK-47功能上的特点：容易操作，造价低廉，坚实耐用，故障率低。而它不够精准、对使用者来说不够安全、瞄准范围相对较小的缺点都被忽略掉了。这种解释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其他操作同样简便的冲锋枪就没有像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这种枪这样被广泛采用。
    基利科特提出，AK-47的流行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来解释。1936年，美国发明家德沃夏克（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　Simplified　Keyboard），他声称这种键盘比打字机发明者、美国人肖尔斯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据说当初肖尔斯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形成了直到今天通用的QWERTY顺序排列。不过，德沃夏克先进的ASK键盘没能占领市场，反而逐渐地销声匿迹了，QWERTY一直独霸着键盘市场。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戴维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的效率高，而是因为它出现得早，普及之后，对它进行更新换代的成本太高。像这样，一个有缺陷的产品由于它早期一个小的优势而被广泛采用之后就独霸了市场的情形被称作“路径依赖”。具体到AK-47来说，它早期的优点或许是它是苏联人的发明，不受知识产权的限制，可以随意仿造。
    “路径依赖”理论启发商人们想出了一个经营策略：虽然软件公司都抱怨盗版，但他们早就意识到让别人违法地仿造其产品并不是坏事。人人都上钩之后，就可以开始卖升级产品，或者提供服务，附加别的花哨的东西。这是开放源代码的好处。照此说来，前苏联的AK-47是世界上最流行的开放源代码冲锋枪。

 41选民的头脑

           乔治曼森大学的布赖恩·卡普兰（BryanCaplan）在他的《理性选民之谜》(TheMythoftheRationalVoter)一书中用经济学分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为什么选民总是青睐非理性的经济政策？他的答案是选民不懂经济学。《华尔街日报》的书评说："小威廉·巴克利曾经说，他宁愿被波士顿电话簿中的前100个人而不是哈佛大学的全体教师统治。布赖恩·卡普兰一定会觉得巴克利先生是个蠢材。他认为美国公众是由蠢人组成的，他们对经济政策的错误判断将危及美国及其未来的繁荣。"卡普兰新书的封面上用一群绵羊象征选民，而且看上去是一群克隆羊。
        对美国选民政治知识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不知"自由"和"保守"的含义，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不知罗伊诉韦德案的内容，选民们对政府支出的了解更是错得离谱：他们认为国际援助占联邦预算的24%，其实只占到1%。
        选民们为何对政治如此无知呢？安东尼·唐在他1957年出版的《民主的经济理论》一书中说，由于单张选票改变不了选举结果，所以选民们缺少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候选人及其政见的动力。在购买汽车或者房子时，人们会努力地获取相关信息，因为如果作出了错误的选择的话将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在投票时人们则觉得无所谓。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对政治无知不是因为他们愚蠢，他们的无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为了说明民主的价值、给民主挽回一点颜面，政治科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有人说，选举结果是由10%的有知识、有系统的政治见解的人决定的。那些没有知识的选民们的投票互相抵消了，因为他们的选择都很随意。因此候选人向那些有知识的选民展示自己的吸引力，这些选民根据候选人的优点作选择，这一点表明选举的结果是有政治意义的。还有人说，普通选民的投票并非全然盲目的，他们借助"捷径"来决定把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政党是一个很明显的捷径：如果你已经决定你更喜欢民主党，你就不需要在了解更多信息之后再投票。其他的捷径还有：被认为有政治智慧的同事或者亲戚的评论；能用来判断某一候选人是否能够获得你的支持的消息或者照片（比如克里从事帆板运动的照片）。
        卡普兰认为选民们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无知，或他们不关心政治、没有真正的政治观点，而在于他们的偏见，且候选人会为了赢得选举而采取迎合选民心理的经济政策。
        他列举的选民的四种偏见是：不理解或不喜欢市场经济（因而对喜欢政府管制、多获取利润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不喜欢外国人（因而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把繁荣跟就业率而不是生产率画等号（因而固守手头的工作）、倾向于认为经济状况在恶化（因而喜欢政府干预经济）。
        卡普兰通过比较普通人和经济学家看待经济问题的态度来说明这些偏见是多么地强烈。比如对于油价为何上涨，普通人会责怪石油公司的贪婪，经济学家则几乎全都认为是由于供不应求。如果油价上涨是因为石油公司想获得更高的利润，为何有时油价还会降低呢？再比如关于偏重就业的偏见，一位经济学家看到几千名工人在用铁锹修水坝，就问他们为什么不用挖掘机，工头回答说那会使很多人失业，这位经济学家说："哦，如果你们想要的是工作的话，把铁锹拿走，让他们用勺子挖得了。"经济学家们知道技术进步的好处--会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工作岗位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岗位上去。
        卡普兰认为，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应该由没有上述偏见的经济学家代替选民来制定政策。这个提议受到了很多人的驳斥。"民主就是一种故意创立出来的让一个派别反对另一个派别的低效率的制度，每一派都受自己的利益和情感的共同推动，而不只是作经济演算。" 

42跟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在迈克尔·温达杰1992年出版的小说《英国病人》中，人们对那位垂死的躺在托斯卡纳一个废弃的修道院里的飞行员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总是带着一本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的《历史》。他带着它在空中飞行，在沙漠中穿行，并带着它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在《跟希罗多德一起旅行》（TravelswithHerodotus）一书中，著名波兰作家雷扎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Kapuscinski）记述了他也把希罗多德的书当做人生指南的经历。
        1956年，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卡普钦斯基请求他的编辑派他出国采访，他想去捷克斯洛伐克--那是当时他能想到的最奇怪的地方。令他喜忧参半的是，报社决定派他去他一无所知的印度。编辑向他传达这一消息时，还送了他一本书做礼物，一本厚厚的黄色缎面精装书，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陪伴他见识了令他眼花缭乱的印度，陪伴他见证了刚果的独立战争。
        希罗多德的书中有现实世界里很难遇到的戏剧性的故事和人生哲理：斯基台人挑战大流士的军队，薛西斯鞭打不合他的心意的大海，西弥斯鼓动雅典人为自由而战。"我在刚果的时候发现希罗多德的描写是如此地引人入胜，以至于我有时感到我真切地更害怕希腊人和波斯人即将打起的战争而不是刚果正在发生的冲突。"
        卡普钦斯基认为自己师承于希罗多德，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记者和第一位全球主义者。他对希罗多德奉若神明，还因为希罗多德不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历史学之父"，而且是"谎言之父"。如果说修昔底德是科学化历史的奠基人，冷静地分析权力政治，那么希罗多德就是第一位虚构史学家，他在书中记录各种精彩的故事，不论其真实与否。新闻报道也有两种，像旗语一样清晰扼要，或者充满诗句和影射。
        卡普钦斯基1月23日病逝时被各国媒体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他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却获得了令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会嫉妒的国际声望。作为波兰新闻社的记者，他去过第三世界最危险、最偏远的地方，他说他见证过27场革命，曾被关押过40次，四次被判处死刑。
        但有人对他提出过批评。2001年约翰·赖尔在《泰晤士文学增刊》上发表的书评中指责了卡普钦斯基的报道策略。赖尔说："他的作品的力量在于创造出一种确定不移的氛围和亲身经历的口气。"由于他去的都是别人没去过的地方，人们也就没办法检查他文章中是否有事实性的错误。由于他写得那么精彩、那么可信，读者也就听之信之。但赖尔说，我们并不可以完全听信他。据埃塞俄比亚当地人说，卡普钦斯基在《国王》一书中对海尔·塞拉西的描述就不真实。卡普钦斯基说塞拉西从不看书，因为"对他来说不管是手写的文字还是印刷文字都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他热爱阅读，每天要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看几个小时的书。他说朝臣们为了拍塞拉西的马屁而称他为"仁慈的陛下、伟大的陛下、高尚的陛下"，实际上阿姆哈拉语中根本没有与这些称呼对应的词语。他还说宫廷里有一位工作人员，十年间其唯一的职责是用绸缎擦去国王的宠物狗在来的高官的鞋子上留下的尿迹。
        赖尔接着又指出了卡普钦斯基书中很多事实错误和理解错误。在卡普钦斯基去世一周后，对他的批评又被抖了出来，《石板杂志》上发表了杰克·谢弗一篇言辞尖锐的文章，题为"卡普钦斯基的谎言"，他说："卡普钦斯基跟在传记里虚构自己的经历的詹姆斯·弗雷之流有什么区别？"
        要想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应该去读卡普钦斯基的《跟希罗多德一起旅行》。它是回忆录和文学评论的混合体，他回忆了他早年的旅行和对旅行的认识过程。这本书也可以当做他对赖尔的批评的自我辩护甚至反驳。卡普钦斯基说要像修昔底德那样写作，就不能在作品中排斥虚构，而是要去寻找隐藏在虚构中的更深层的真相。卡普钦斯基想象希罗多德的很多采访是在篝火边进行的："后来那些被称作神话和传说，但在他在那儿听着的时候，讲述者和聆听者都认为那是绝对真实的。篝火在燃烧，有人添了更多的柴火，升腾的火苗输送的暖意激发了人的头脑，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卡普钦斯基去世后，这个世界好像变得狭小而冰冷。"
 

43打破钟形曲线

2001年，在纽约从事期权交易和定量分析的纳西姆·塔雷伯（NassimTaleb）因为不信任很多金融机构用于降低风险的钟形曲线，写了一本叫"被随机愚弄"的书，他说世界的不可预测性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些人之所以有所谓先见之明只是因为他们比较有运气。我们低估了偶然性的地位，那些幸运的傻瓜对自己只是幸运的傻瓜还不自知。这本书畅销一时，但好像并没有真的改变人的行为。于是纳西姆·塔雷伯又写了一本《黑天鹅》(TheBlackSwan)，把《被随机愚弄》中的意思再说一遍，不过更加有理有据，提供了更多建议。
        《华尔街日报》的书评说："在钟形曲线上，大部分价值都积聚于中间，曲线上的极点对统计结果影响不大。如果屋子里聚集了100个随机抽取的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人走进去之后，这些人的平均身高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如果比尔·盖茨走了进去，在场者的平均财富将会显著增加。这是因为身高是按照钟形曲线分布的，财富则不然，它是不对称的、L型的，遵从的是所谓的幂次法则（powerlaw），少数人得到很多，在幂次法则主导的领域，少数的、极端的情况决定着整体。"
        钟形曲线的吸引力在于它分布得很民主，计算简便。收集了足够的数据之后，模式就会自动显现，接着就可以做鲁棒预测（比如下五位走进房间的人的身高）和估计极端的情况（预期偶尔进来的巨人和侏儒）。幂次法则就不那么招人喜欢了，不仅因为它过于青睐少数人，而且因为没法依据它去作准确的预测。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地相信我们永远也不会遇到4米高的人，但以后很有可能会出现财富两倍于盖茨的人。
        在纳西姆·塔雷伯看来，这两种分布不仅是有趣的统计学习题，它的意义要深远得多。大部分时候我们处于幂次法则主导的情形而不自知。我们的风险管理策略在坏事发生的时候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它们通常依据的都是钟形假定。他试图把人们从钟形曲线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让人们认识到幂次法则的决定性地位。
        塔雷伯说："我们的世界被极端的、未知的、不可能的事情主宰着。是时候把不可预知的事情当做起点，而不是当做例外放下不管，尤其在黑天鹅开始繁殖的情况下。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带给人们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能控制命运。我们的经济、政治和交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事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他的黑天鹅理论被誉为继引爆点、长尾理论之后涌现出的新的宏大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我们为之做了准备的世界和真实世界是分裂的。人类以为世界是可以预测的、结构规整、安全，但事实恰恰相反。就像人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时一样，在那之前人们以为天鹅全是白的。"黑天鹅"一词就被用来指特别出乎人们的意料的事情，通常蕴含特别的价值或者改变历史的能力，比如"9·11"、比尔·盖茨的发迹。
        塔雷伯着迷于罕见的重大事件，仿照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称它们为黑天鹅，要证伪有数万只白天鹅作证的"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够了。
        塔雷伯不仅思考了黑天鹅会造成的后果，还解释了我们不承认它们的存在的原因。因为我们对证实的偏见（倾向于证实我们的观点而不是跟它们发生冲突）；我们会犯"讲故事的谬误"（为了让事情相互之间有关联，就人为地编故事，当一个本来以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并造成严重的后果之后，人们就努力使它看上去合情合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黑天鹅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但我们回头看过去的时候仍然以为未来是可以预测的）；"游戏谬误"，把游戏和模型当真，混淆真正的偶然和赌博、抽奖等其他游戏中受到控制的偶然；沉默的证据（我们不能考虑到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认知上的自大（习惯于高估我们的知识，低估我们的无知）。
        如果将来是不可预知的，人们该怎么办呢？塔雷伯建议你假定确实会发生糟糕的事情，你要做好准备，从美妙的突发事件中获利，不要受到糟糕的突发事情的伤害。让机会最大化，去参加派对、住在城市里、别放过任何机会。

  

44冯内古特

库尔特·冯内古特1977年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整个地球上唯一从德累斯顿轰炸这一花了上千万美元的暴行中获益的是我一个人。它也没有早日结束战争、没有削弱德国人的战争努力、一个人也没有被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我则从每一个被炸死的人身上获利3美元。"他还说，要是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约瑟夫·海勒只能去从事干洗业。
        雷蒙德·弗德曼说："1950年代的小说多数把二战美化为一场必要的战争，甚至是一次伟大的冒险，尽管它有许多悲剧的方面。例如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欧文·肖的《幼狮》、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沃克的《凯恩舰的哗变》。《第22条军规》和《五号屠场》则把美国当代史嘲笑为荒唐的闹剧，对历史事件的官方定论提出质疑。即使是为正义而战的战争，也可能成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和大型二手车拍卖会没什么两样。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为之蹙眉，但也不禁互相会心地使个眼色。"
        出版于1963年的《猫的摇篮》说科技是毁灭世界的力量，宗教是安慰人的谎言，书中的博克侬教徒通过相互抵足来获得安慰。有人说《猫的摇篮》的成功是因为它受到了大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夸奖，但格雷厄姆·格林那一次还同时夸奖了《洛丽塔》，却不会有人说纳博科夫的成功是因为获得了格林的夸奖。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是冯内古特比较幸运，《猫的摇篮》出版的时机刚好赶上了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受到残酷镇压，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
        在芝加哥，冯内古特为芝加哥城市新闻担任罪案新闻记者，同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1947年他的硕士论文《小故事中善和恶的摇摆不定》没能通过答辩，直到1971年新任大学校长发现学校规定，如果毕业生出版了优秀的著作，也可以代替论文，芝加哥大学终于授予了他硕士学位。他在人类学系学到了"大家庭理论"，在《时震》中他借科幻小说家特劳特之口宣传了这个理论："我刚刚读到这样一个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父亲把自己的婴儿使劲摇晃致死，因为孩子还不能控制肛门括约肌，而且啼哭不止。如果在一个大家庭中，周围就会有其他人，孩子就能得救。他们会帮着哄孩子，也会安慰当父亲的。如果这个父亲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父亲。"
        他出身于自由思考者、人文主义者的家庭，"人文主义者努力在不相信来世会得到报偿或惩罚的情况下体面、公正地行事"。他的祖父是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思想家协会的首任主席。冯内古特自1992年起接替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担任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主席，该协会的宗旨是促进个人自由、理性思考和怀疑主义。但他开玩笑说："我发现人文主义者就是对人类特别感兴趣的人。我的狗也是人文主义者。"
        他是这样成为黑色幽默作家的："通常我写的是无能为力的人感到自己无计可施的故事。笑跟哭一样，是对困境的反应，它什么也解决不了，但那是处于困境中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可憎又可笑的是美国人认为你只要多用点力，问题总能解决。美国文化不允许哭，所有我就笑。"《五号屠场》中的皮尔格里姆在541号大众星知道了一件事：那里的生物能见到所有的时间长存不灭，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存在，死人只不过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在其他许多时间却很好，因而当听说某人死了，人们只耸耸肩说："就那么回事。"
        他不喜欢人家说他是科幻小说家的另一个原因是："IBM制造出第一台电动打字机时还担心没人买，因为那时机械打字机仍挺令人满意的。但通俗小说家踊跃购买，因为他们的稿费高，想写得更快。由于写得太快，对人物形象和对话都很不讲究，他们写出草稿就拿去印成书卖，因此质量很糟糕。"
        很多读者都说他们最喜欢《囚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该书的结尾部分，男主角瓦尔特跟前女友在电话里讲了很多笑话：为什么奶油这么贵？因为母牛不愿坐在这些小瓶上。你咳嗽很厉害？去吃最有效的通便剂，那样你就不敢咳嗽了。
        他在书中还穿插着一些低俗的民歌和奇思妙想的小故事："你以为古代罗马人十分精明？看看他们记数的方法多么愚蠢。有一种理论认为，他们衰落、灭亡的原因是他们的水管道是铅制的。英语中管道plumbing的词根来自拉丁文plumbum意即铅。铅中毒会使人愚笨、懒惰。特劳特说在建造金字塔的年代，地球引力比较小，因此大石块能像沙发垫子一样扔来扔去。"
        他认为生活梦想应该是《囚鸟》中瓦尔特出狱时勾画的："我好像是在抱着一个娃娃，我抱着的实际上是我心目中小小的前途。我让我怀中的娃娃看看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我抱着它走进中央车站，要是对纽约市感到厌倦的话，这里可以买一张车票去任何地方。我告诉我心中的娃娃说，我们等哪一天天气好就买一只野餐篮和一辆自行车，骑到一个废弃的码头上去吃鸡片三明治，用柠檬汽水灌下去，海鸥在头顶上飞翔、啼叫。"他无法放弃抽烟，因为"抽烟不过是在酒足饭饱、高谈阔论之余的又一个文明的享受而已"。

45金斯利·艾米斯其人

《卫报》的文章说，菲利普·拉金去世时他的很多读者都自认为很了解他，但拉金又被称为隐士，他虽然也对文学、政治和人生发表看法，但跟现实保持着距离，更多的是在心中跟自己争论。他的朋友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Amis）则不仅希望人们了解他的文学成就，也了解他本人。他给报纸写文章，每一次推出新作都接受采访，参加公开争论（比如教育问题），写了自传。
        李德在他所著金斯利传记中又进一步揭示他如何在小说中表现自己、自我反省。《幸运的吉姆》是他跟拉金的友谊的产物，《爱你这样的姑娘》和《露水情》表现了他对沉迷女色的忧虑，《我喜欢在这儿办》表现了对旅行的渴望，《翘辫子》（EndingUp）表现了对年老的恐惧，《杰依克的东西》记述找人治疗性能力下降的经历，《斯坦利和女人》表现了第二次婚姻失败引起的对女性的厌恶。
        扎迦利·李德这本书有近900页，被认为内容详尽、对传主作同情的了解、不留情面又不失忠厚，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长了，看完它所花的时间都能看完艾米斯最好的三部著作《幸运的吉姆》、《爱你这样的姑娘》和《老混账》再加上他跟拉斯金的通信集。
        李德认为金斯利·艾米斯是"20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喜剧作家，称雄文坛多年"。接着他概括了他所著艾米斯传记的六个主题：童年经历的影响；他性格和作品中的攻击性；他的高产；他对写作作为技艺和职业的认识；他对雅俗之分的敌视和他终其一生的自私自利。
        金斯利1922年出生于一个小职员家庭，1941年在牛津跟拉斯金是同学，金斯利模仿别人的能力让拉斯金为之倾倒，他们都喜欢美国爵士乐。后来他们成了旧式英国好友：多年互不谋面，但热切地互相通信，跟自己的熟人聊天时说对方的坏话，但又明白如果自己真有什么最好的朋友的话，又非对方莫属。
        33岁时金斯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幸运的吉姆》。鄙视媚雅是该书的基本观点：不要装作喜欢你其实不喜欢的东西，没好气时不要假装和气，只是想满足肉欲时不要假装爱对方。《纽约客》的戈普尼克说这很容易矫枉过正，迈向低级趣味，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倒掉。"大脑里内置了一个扯淡侦测器是好事，但是倘若它把大脑中别的东西都挤了出去就不妙了，此即所谓目光短浅，凡有气魄者、深奥者、异己者皆被并入媚雅之列。做作和进取乃一体两面，反对做作很容易沦为苟安于褊狭。实则自大于你不远，正是你的写照。"
        读者会赞同艾米斯的很多观点：蔑视大学课堂里的胡说八道，伦敦文学界的奸诈和敌意，愚蠢的政治正确，但艾米斯在推崇流行文化、躲避高雅文化时屡屡自相矛盾。比如他既拥抱流行文化，又反对大学扩招。他同列维纳斯一样认为就读语言文学系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他认为学生要有堪比蒲柏和约翰·德莱顿的语言能力，又认为研究他们的诗是浪费时间。
        李德详细记述了金斯利的风流韵事。喜利·巴德韦17岁时就嫁给了艾米斯。一次他躺在外国海滩上晒太阳时，喜利·巴德韦在他的裸背上用口红写上了"一个胖英国佬，无所不操"。喜利忍受了他15年，认识到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走的，就上了她；不能走的，就喝了它"。艾米斯的放荡导致喜利的出墙。那么多异性的投怀送抱致使他鄙视女性，他的思维是，我自己并不出色，但仍有那么多女人朝我拥来，那一定是因为她们本来都很愚蠢。他的经历证明，好拈花惹草的人骨子里瞧不起女人。
        但艾米斯又离不开女人的照顾。童年时他就会因为恐惧而失声尖叫。喜利就要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他不敢自己去打应急电话叫接生婆，要儿子马丁陪他一起去，那时马丁只有4岁大。他不敢乘坐空荡荡的地铁，要挑交通高峰时去他的佳里克俱乐部。
        希钦斯为他辩护说："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法西斯、男性至上主义者是不可能得到两位英国女权文学评论家珍妮特和罗西·波伊科特的敬佩和哀悼的。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也不会得到众多家人和前情人的原谅。因此艾米斯绝不是一个不愿与人来往的人，而是一个寂寞、胆小、需要别人的关心的人，只是他不愿承认罢了。"

46势利眼鉴定指南

位朋友第一次养花，去花市买了一盆"怒放"的牵牛花。在花市，一个中年妇女看到他手里拎的花，问他价钱，得知是12元后她酸溜溜地说："花都开这么多了，怪不得便宜。"这位女士有点势利：作为一个懂得挑花常识的人瞧不起不懂这种常识的人。
        "势利眼是谗上和欺下的人，眼里只有社会地位、财富或者和地位有关的东西，只接受他认定的价值标准，尽管他的标准有时候粗暴有时候很可笑，以他人为代价让自己感觉良好，成就和骄傲都建立在别人的认同之上。"这是约瑟夫·爱泼斯坦给势利眼下的定义。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老师，做了二十多年《美国学者》的编辑。2002年出版了《势利：美国版本》（Snobbery：TheAmericanVersion）一书。
        伍尔夫说："势利的重点就是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势利眼，普鲁斯特早期是个典型的势利眼，后期变成了伟大的，甚至是势利眼鉴定专家和批评家。
        势利是以外在的东西断定人的价值，外在的一种是名声。"最近几年，我经常和索尔·贝娄一道外出。我感到他常常会巡视一下餐馆和其他公众场所里的人，看看有没有人认出他来。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谁认出他，他就会略感失望。"爱泼斯坦安慰像贝娄一样的人说，一些没什么真才实学的人之所以名气比他大，只是因为后者经常上电视--他自己上了一次电视后频频被人认出，但他知道自己的才学并没比上电视前有显著增长。
        爱泼斯坦说他自己不是势利眼，他只能算是精英主义者，精英和势利眼的区别在于，精英追求最好的，而势利眼则希望人们相信他和最好的有关联。"高标准（创造性、友谊、艺术品位）一点也不算势利。它们是维持良好生活品质的保障。品位在友谊中意味着机智、慷慨和善良；在物品中，它意味着舒适、实用、精致和坚实；在艺术中，它意味着美、协调和独创。"
        他在书中提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人权运动和反文化活动盛行，当权派成了人民公敌，贵族派把美国推到了灾难性的外交政策里（"越战"和"反共"），出身贵族的人开始低调处理自己的贵族背景。在老式贵族风格中成长起来的最后一位总统是老布什。他的儿子小布什尽力抹杀其贵族身份，摇身一变成了德州牛仔，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阶级。预备学校、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舞会、社会名人录等建制开始式微，此后美国的"势利眼"转移到了别的领域：食物和酒、品位和时尚、有出息的孩子、学校、职业选择、政治、健康、时髦的物品、提出名人显要以提高个人身价等等。
        律师和医生都会被人瞧不起。一个关于律师的笑话：鲨鱼为什么不咬律师？答案：同行间的职业礼貌。一个老笑话说，一位管道工给雇主带来一张486美元的清单。雇主看见账单上的数字就傻了："你才干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活！我是神经外科医生，收费都没你高。"管道工回答说："是呀，这就是我从医学院退学的原因。"
        这本书上半部像学术研究，后半部主要是看作者在臧否人物。大学和知识分子的圈子是他所熟知的，也就更遭他鄙夷。"美国的精英大学曾经真的是质量超群，但现在不过尔尔，然而整个世界都在合谋阻止这个事实被泄露。因为从这些学校毕业仍是获得各种机会的敲门砖。即使在彻底的子宫切除之后，这些金鹅们仍在下蛋。"他很高兴他儿子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只是因为这样他就不会再"渴望或者胡思乱想要是上了更好的学校，我的前途是否变得更广阔"。
        美国出版业是一个具有传统势利味道的行业，出版人阿尔弗雷德·诺佛自吹在品酒方面很有一套。有一次他弟弟邀请诺佛过去吃饭，特地开了一瓶昂贵的红酒。诺佛没有说他觉得酒是好是坏，他弟弟只得开口问他觉得酒怎么样。诺佛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用这种杯子喝酒，叫我怎么能说得出酒怎么样。"
        他说桑塔格的声名要大于她的成就。她"牵强附会、做作夸张，极为艰涩"，但在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当中，桑塔格几乎是所有美国作家中最有名的，这是因为"桑塔格的出版商用深邃美丽、先锋派、法国式、冷静严肃等符号对她的形象进行了仔细地包装"。

 

47钢铁奇想

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辛克莱尔·刘易斯在《吉迪恩·普兰尼什》出版时提出一种有趣的写作理论。他觉得他的写作在1930年代不大振作，是因为他和多萝西·汤普森结婚后，听从了她的劝告，请专业打字员打他书稿的终稿。现在他后悔当初不该听她的劝，因为如果作家不是由他本人打出作品的清样--一边打字一边润色--他就会对作品丧失部分控制力。也许他说得有道理，因为福克纳和约翰·奥克拉都是自己打字的。"
        打字机刚诞生时可不是这样，那时很少有作家愿意亲自打字。加拿大作家达伦·威尔士-亨利在《钢铁奇想：打字机的历史》（TheIronWhim，标题借自"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一书中说，"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文书、账单和发票，既有的职员已经无力应付。女性开始成为劳动力。打字跟妇女职业化、独立自主紧密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打字机被视为陌生、冰冷的机器，或者男性职员一种新的性玩具。最初出售打字机的公司卖打字机时会为之搭配一名女打字员，她是套件的一部分，这种颠倒的搭售导致女性宁愿做速记员而非打字员。起初人们认为使用打字机的人应该是笔记员，也就是秘书，别人口述她记录。"精明的促销者在打字机上印上花朵图案的贴纸，他们宣称外观上很像缝纫机的打字机是专为女性灵巧的手指而设计的。到1910年，81%的职业打字员都是女性。
        卫道士们说这样发展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女性会失去性特征，美国的家庭会分崩离析。他们的担心部分是正确的。伴随着其他的社会变迁，打字工作的出现确实降低了家庭对女性的束缚。至于让女性失去性特征，事实刚好相反。2003年好莱坞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拍了一部电影《亚历克斯与爱玛》：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逼迫他在一个月内完成《赌徒》，他只好雇了刚毕业的女簿记员帮他一起写。后来他们不仅在截稿日期前写好了，还相爱了。英国作家芭芭拉·卡德兰723部小说中的大部分都是她躺在浴缸中口述的。"我很想雇一个男的，但我能在浴室里向一个男的口述吗？"但小说家和簿记员之间的故事往往都不是浪漫的，而是辛酸的。弥尔顿口述给他女儿，因为他中年失明；《战争与和平》的大部分都是托尔斯泰在摔断了胳膊之后口述给他小姨子的。20世纪前20年的流行小说和电影中很多主角都是性感的打字员。这并不奇怪，打字员的职位不但要求会打字，还要漂亮、有悟性、勤勉、忠实。
        达伦注意到，虽然打字机已经死掉了，但它的幽灵仍在我们身边出没；虽然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已经占据了作家的书桌，打字机的图片仍然经常被用在书的封面和各种广告上。
        达伦搜集了很多跟打字机有关的名人逸事。为了抵挡偏头痛和梅毒造成的视力下降，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亨利·詹姆斯也有一台打字机，和一位听他口述的女秘书。詹姆斯习惯了它的雷明顿牌打字机的声音，以至于当它被拿去修理时，他受不了代用的那一台发出的不同的声音。他去世多年之后，他的打字员说仍能听到他的口述。
        凯鲁亚克打字时大量服用药物。他会买很多鼻用喷雾剂，打开之后吃掉里面用苯丙安浸泡过的纸。《纽约客》的文章说："看到这儿你也别立刻就要去药店了，因为他们已经换了配方了。"
        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思想试验：一只猴子用很多时间能不能用打字机打出一句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句子来？据说托马斯·曼的女儿贝佳斯曾经训练一只塞特种猎犬用它的鼻子打字。训练了差不多一年、用掉了很多生牛肉之后，它能打二十个词。贝佳斯把这只狗打的手稿寄给了一位诗歌评论家，他回信说这只狗的作品跟巴西、苏格兰和德国的具体诗派很相近。
        琼·阿克塞拉说："用打字机打字跟用电脑写作有很大的差别。打出来的手稿记录了作者写作的艰苦。电脑就不同了，因为电脑写的东西可以很容易地、不留痕迹地删除、修改，定稿中看不出挣扎的证据，好像写下的就是最初所想的。但现在看一些文章，很明显地能感觉到作者作过段落调整，因为这样做很容易，复制粘贴一下就行了，无须动用剪刀。"

 

48误读《在路上》五十年

一位文学界的前辈说，《在路上》吸引中国读者的是主人公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那种对事业和家庭不管不顾的态度，钱随挣随花，对女友不负责任等等。但是这种追求只能是乌托邦性质的，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他们最终还是被迫过平淡、安稳的日子。
        按照一期《纽约客》上的文章的解读，《在路上》主人公之所以选择那种生活甚至不是出于对精神自由的主动追求，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想过中产阶级生活而不得的"垮掉的一代"。他们不是嬉皮士，不是颠覆性的、反传统的，只是走向上世纪60年代的无理由反叛。他们结了婚又按照法律离婚，打工又辞职，他们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明威，写诗和小说并希望得到承认。叙述者跟姑姑住在一起，需要钱买票时姑姑会给他钱，不然他就花自己的退伍补助。他们的犯罪行为包括超速、偷车、入店行窃，有时吸毒，但像很多没钱的人一样，他们害怕警察，并不是特别地反社会。其实他们都希望定居下来，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有房子、妻子和孩子。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孤独、不安定和失败的伤感的故事。
        "怀旧之情是《在路上》至今仍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也是1957年它吸引人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写的不是1上世纪50年代，而是上世纪40年代。"书中写到的美国是在高速行进的汽车中瞥到的美国。被精心选取出来的画面呈现的是即将被战后的繁荣终结的生活方式，电视机、洗衣机和快餐流行之前的生活方式。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被战后的富裕和消费主义弄得整齐划一。但流浪汉、流动工人、牛仔和行者们将一去不复返。对此主人公感到悲伤但并不伤感，他们巴不得这种年代早点结束，或者醉醺醺的、穷困潦倒的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关心。他们是挣扎、孤独、失落的垮掉的一代。
        《在路上》写的不是驾车的体验，不是观看沿路的风光。实际上，《在路上》中的人物尽量减少在路上花的时间，最重要的是快速走完路程。他们甚至没时间追求路上遇到的姑娘，因为他们总是急于赶往某个城市。他们对探索美国的乡村或小镇不感兴趣，大部分内容发生在城市。1947年，凯鲁亚克开始他的旅程的时候，美国各个城市之间有300万英里的公路，3800万辆汽车。《在路上》出版之后，州际公路改变了驾车的体验，长途驾车没多少浪漫可言。他们都愿意待在车上，因为在车上什么也不会发生。每个人都急切地要赶往城市，但到达之后希望就开始破灭，于是又回到车上。他们只有不待在特定的地方，在两个目的地之间的时候才能安定下来。

49房间是你心灵的窗口

如果你喜欢穿黑色的衣服，你可能是一个神经质的人；如果你喜欢摇滚乐，你可能更喜欢啤酒而不是葡萄酒；如果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你会比保守主义者有更多的书籍、CD、绘画用品、文具、电影票和地图（保守主义者则有更多的国旗、烈酒和运动用品，他们也更整洁）--这是萨姆·戈斯林(SamGosling)在《窥视》一书中的结论。该书的基本前提是，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房间或工作场所里的东西、他最喜欢的音乐、着装风格，甚至他的垃圾来判断他的性格。
        他的那些说法当然会有例外，因为各种性格之间会有交叉，有很多听"滚石"乐队的歌的人喝红酒，有很多自由主义者也很整洁。但无疑存在着基本的人格类型，其中每一种都有一定的行为倾向。戈斯林定义了5种主要的人格类型：达·芬奇式的（开放、有创造力），"机器战警"式的（可靠、认真），贝弗利山警察式的（外向），罗杰斯式的（自命不凡）和伍迪·艾伦式的（神经质）。我们个人空间的状况能够表明我们是哪种性格的人：房间凌乱的人比较外向，但不够勤奋、认真；卧室或办公室比较朴素的人不够开放，但勤奋、认真。
        你可能以为创造力强的人家里会堆满书籍和杂志，友善的人会用暖色调装点他们的房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根据分析，看谁将来会不会成为达·芬奇式的人物，要看的不是他阅读材料的数量而是阅读材料的种类，墙壁的色彩也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友善的依据。顺便告诉你，励志海报是情绪不稳定的表现。
        戈斯林用他和他的学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学生宿舍收集的数据证明他的发现，他是该校的心理学教授。给学生上课时，他会用自己的卧室当做实验室，但不告诉学生哪个卧室是他的。男同学一般都能猜出哪个是他的，因为汽车保养手册是他那辆汽车的牌子的；女生则通过地板上他的衣服判断出那是他的房间。
        通常，要想确定某个人属于哪种人格类型，就让他去填写很长、很枯燥的问卷，戈斯林认为有更快但很准确的方法。现在，像戈斯林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热心地向公众传达实验社会心理学重要且实用的发现。他的书不像别的关于行为的书那样，它不使用大脑扫描，不讨论神经的活动，走的是社交的路子，关注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而不是大脑扫描，从个人性格和社会交往方面提供解释。
        窥视并不总是能够一目了然。高水平的窥视者能够区别某人蓄意设计的个人形象和他的真实面目，比如，在要接待来客时，他可以快速地整理一下房间，但真实的性情是伪造不了的。我们行为的一些意外的结果（像墙角枯萎的植物）比我们主动提供的明显的信号更能袒露一个人的性格。在面试或约会的时候，你或许能够成功地呈现出可以误导人的形象，但你自己起居的空间日积月累的线索很难伪造，所以窥视能得出非常有洞察力的结论。戈斯林认为窥视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方法，因为虽然我们都尽力呈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但是大多数人最终都想让别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有时也会出现过度诠释的情况。戈斯林一位同事在座位上挂了一个大的海鸥群雕，他用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件东西说明了这位同事的什么性格。最后，在列举了各种可能性之后，他总结说："我设想海鸥能够帮助她调节自己的情感，帮助她保持镇定、冷静，在一个高要求的工作环境下集中注意力。"最后他问那位同事挂海鸥的雕像是什么意思，她说只是为了阻止高个子的人站立的时候太靠近她的位子。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认为自己是很独特的，但我们仍心安理得地把性格分成几个类别，戈斯林认为这可能是出于进化上的需要。他说："他人既是最大的威胁，又是我们环境中最大的机会，我们需要迅速地判定他们会帮助我们还是伤害我们。"
        戈斯林的书本来是教人们小心辨别伪装出来的性情的，但他的书也会让人学会更隐蔽地伪装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外向但整理物品的技巧不够好的人也许没什么帮助，但至少知道了下次有客人来访的时候，要把房间里的什么东西藏起来。男主人和女主人也知道了，如果决定办一个派对，最好去租一个房间，因为参加派对的人或许读过戈斯林的书。

50算一算概率

列纳德·蒙罗迪诺(LeonardMlodinow)在《醉汉的脚步：随机性主导着我们的生活》说，人们经常高估自己对生活能够施加的控制。他讲到了派拉蒙的经理谢里·兰辛(SherryLansing)的故事。她领导该公司的电影人制作了多部大片，像《阿甘正传》、《勇敢的心》和《泰坦尼克号》，她被媒体称为天才，但在经历一系列票房失败之后，她被撤换掉了。随后该公司在夏天取得了最好的业绩，好像证明他们的决策是对的。
        但蒙罗迪诺指出，《世界之战》等叫座的影片是在兰辛主政时开始制作的，跟生活中的其他很多东西一样，一部电影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受到人控制不了的因素的影响，一系列幸运地热映的电影之后很可能接着就是更平庸的表现，兰辛成了统计学家们所说的"回归到平均值"的牺牲品。所有因为某基金连连上涨或赌它能继续扩大赢面的人也会陷入同样的困惑。通常第一名都将向平均值回归，别人将迎来辉煌。在生活的所有游戏中，一些玩家比别的玩家高明，但随机性一直占着上风。
        陪审团有时会被统计数字误导。辛普森案的审判中，检察官说辛普森经常虐待妻子。辛普森的一位律师反驳说，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名女性遭到丈夫殴打，但2500名女性中只有一个最终被丈夫杀害。陪审团也许觉得这么说很有说服力，但这是一个欺骗性的辩护。辛普森的妻子已经被杀害，有关联的问题是，被杀害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中有多少是被她们的丈夫杀害的，庭审时并没有给出答案--答案是90%。
        科学记者彼得·迪奇克（PeterDizikes）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文章指出，流行文化很喜欢洛伦茨创造的"蝴蝶效应"一词，但却误解了它的含义。蝴蝶效应说的是，小的事件可以产生大的广泛的结果。在流行文化中，蝴蝶效应用来指那些改变历史和命运的不起眼的时刻，起初不被人注意，但回过头去看，却造成了明显的因果链条，改变了人的生活。
        在2004年一部名为《蝴蝶效应》的电影中，主角回到过去，为了影响现在而决定改变他的童年，即使造成了令人消沉的结果。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哈瓦那》中，一位懂数学的赌徒说，一只蝴蝶在中国对着一朵花扇动它的翅膀，会在加勒比海引起飓风，他们甚至能计算出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
        但这并非洛伦茨的思想的原意。蝴蝶效应的含义不是说我们能够轻巧地看出这种因果联系，而是说我们不能。说一只蝴蝶的翅膀能够引起一场风暴，其实是在质疑，我们怎能确定地说是什么引起了风暴，如果它可以是像蝴蝶这样微小的东西？洛伦茨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思考因果联系的新方法，但并没有给出答案。
        迪奇克说："流行文化对蝴蝶效应的援引是一种糟糕的物理学，但表明了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它暴露了公众的期望和科学成果之间的分裂：公众期望的是对我们居住的世界更准确的解答，现代科学却把我们带到了不确定的领域。"
        如果我们对自然作出很微小的改变，我们不会知道如果我们没这么做会发生什么，因为随后造成的改变错综复杂，无法回到原先的状态。蝴蝶效应的含义是，很难对此作出确切的计算。有那么多只蝴蝶，得克萨斯的一场风暴可以是巴西、巴厘岛或布达佩斯的蝴蝶引起的，对此我们无法确定。美国波士顿大学一位数学教授说，人类不可能准确地计算出一切。如果你的计算出现偏差，解决方法就可能彻底错了。如果稍微不精确就会引起严重后果，那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预测的。
        洛伦茨还发现我们的知识受到严格限制，证明一个拥有几个已知变量的物理系统模型，比如盒子中的一团气流，也会产生无数不可预测、不会重复的结果。这是混沌理论的基础思想，被认为击溃了牛顿的"完全可预测宇宙"的思想。洛伦茨指出，我们分析和预测世界的运行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希望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每件事都有起因，我们能够查明那些起因，不管它们多么微小，但自然不会满足我们这种希望。是可能性而非确定的因果联系主宰着科学家对很多系统的理解，从亚原子到风暴。人们希望给事件找出确定的起因，他们不能接受世界的随机性。科学帮助我们理解宇宙，但有时它揭示的是我们的理解力的限度。"

51机器人公敌

2005年11月，美国著名机器人专家丹尼尔·威尔逊所著《如何在机器人暴动中生存》出版。普通人家里购置了机器人，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要造反，这是无稽之谈吗？
        以前的机器人大多是这样的。比如索尼公司开发的小型类人机器人Qrio，它可以行走、跑步和跳舞，并能根据脚下地面和自身姿势，调整自己的动作。索尼称，如果Qrio跌倒了，它会自动伸出胳膊支撑，以免身体受到碰撞，然后还能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这跟那些通常我们不会称之为机器人的装了电池可以在地上蹦跶的公鸡、变形金刚相比，并没有质的突破。
        但是这个就有所不同了。2005年年9月，东京居民可以向日本三菱重工下订单，购买机器人Wakamaru。这种鲜黄色的机器人身高一米，最多能够识别10个人，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公司设想，这种机器人可以在清晨温柔地叫你起床，为你阅读当天的报纸头条（你可以选择男声或女声），还能告诉你出门是否要带雨伞。当你傍晚回家时，它将传达电话留言。清晨温柔地叫你起床--无非是个闹钟；为你阅读当天报纸的头条--刷牙的时候打开电视也可以听。不过不同的是，电视机摆在那里不会挪动，要是这个Wakamaru可以捏着报纸跟你从卧室、客厅到洗手间不停穿梭，倒是蛮好玩的。然后再想象一下，当你刷牙时，它站在你身后，谁知它会干出什么来呢？
        丹尼尔对机器人比较了解，教人们如何跟机器人斗智斗勇，而不是随时准备抄起锤子砸它个稀烂。当它追赶你的时候怎么办？--从理论上说，机器人可以跟汽车一样快，这样的话你可以往亮处跑，机器人的视觉探测器会被光照变化打乱。或者可以跟一个衣服跟你颜色差不多的人拥抱一下，再分开，这样机器人一时就分不清谁谁了，给你逃跑赢得宝贵的时间。再一个就是往不平坦的地方跑。像人的机器人可以比人跑得又快又远，但是你可以爬墙、爬山，或者钻到汽车底下。另外，机器人跑久了散发的热量会让它过热。
        "如果你忠诚、昂贵的机器仆人某一天要造反而你又处置不当的话，你就会宛如失去一位家人。怎么办呢？你要假装一切都很正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免得机器人太得意太猖狂，早上递早茶的时候，如果它递给你的是接满雨水的破轮胎或者蚊子幼虫，你也要有礼貌地喝掉，并颔首微笑。"
        丹尼尔这本书在日本一定没有市场，因为日本人拿机器人当朋友，他们的神道教是万物有灵论的，什么都是有生命的。而西方人往往将机器人看做受邪恶力量控制的威胁人类的东西。全世界除了日本人，都把机器人当做助手。好比古代孟尝君三千门客，其中两位鸡鸣狗盗之徒用机器人代替完全没问题。将来要是人和机器人之间发生战争，会不会一方是机器人和日本人，一边是其他人？

52魔术师、诗人和情人

写关于魔术的文章好像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外行哪知道各种魔术的奥妙，即使知道，都写出来也不太道德。3月17日的《纽约客》上却有一篇关于魔术的长达13页的文章，作者是戈普尼克，文章的副标题叫"现代魔术和人生的意义"。
        "所有成年人的手艺都源自童年时某个凝固的时刻：科学家永远只有4岁，天真、以自我为中心；作家永远只有8岁，敏感、愤慨。魔术师永远处于前青春期。"比如斯威斯，12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魔色盒，这是一种很简单的魔术工具：魔术师给你一个每一面是一种颜色的立方体和一个盒子，你把立方体放到盒子里，你挑一种颜色让那一面朝上，然后盖上盖子。魔术师不打开盒子就能知道哪种颜色的那一面朝上。对很多魔术来说，令人惊奇的不是它们有多么巧妙，而是它们是那么地简单。比如魔盒，其内幕是，盒子的盖子被魔术师偷偷挪到了侧面：魔术师转动盒子，朝上的一面现在成了背面，盖子现在朝外。魔术师知道颜色仅仅是因为他看到了。这让我们意识到，人们并不是傻，只是我们总是以为盖子是朝上的那一面，忘了转动这一茬。转动不是在我们的想象能力之外，只是我们不经常经历它。
        魔术背后的技巧都很简单，所以魔术师的技巧不能泄露，不然我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魔术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魔术师聪明，他们之所以聪明只是因为我们太笨：想象力太有限、看事物的方式太常规。魔术师使我们从日常生活的教条中惊醒过来。
        对有头脑的魔术师来说，最重要的理论是"过于完美理论"。太令人吃惊的魔术没有生命力。比如一位魔术师点燃一根香烟，然后用它钻过一枚硬币，唯一说得通的解释是那不是一枚普通的硬币，观众马上会意识到那是一枚做过手脚的硬币。所以魔术师要降低对真实性的主张，用香烟穿硬币时动作要快，让观众也搞不清其中的手脚是利用了特殊的硬币还是他的眼睛。魔术的好坏不在于效果有多么惊人，而在于魔术师是否能够暗示多种解释，每一种又都不是很确信、很明显。"过于完美理论"不只适用于魔术。友谊、调情甚至爱情都像魔术一样，要总是给出撩人但并不完全的信息。"骗子掌握了我们的心灵，魔术师像诗人和情人一样，致力于造就永久性的可能性的迷宫，秘诀在于不断带来新的可能性，不要让他们模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