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法官的难题 茅于轼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09:33:21
天津市发生一起丢包悬赏讼案。丢包人将装有票据现金共值80万元的包丢失，于是在《今晚报》连续三天刊登寻包启事，表示将对拾包人重奖。拾包人用匿名电话与丢包人谈判，几经商量双方谈妥奖金1．5万元，并公开在报纸上。最后两人见面时，丢包人反悔，不愿按约定的奖金付给。于是拾包人诉诸法庭。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
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l．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
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抬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
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
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已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认为民法通则规定拾到失物应交还给失主，且拾包而不主动交出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对此判决拾包人不服，表示将上诉。
这是一件包含一系列矛盾的案子。首先，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承认公民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拾包人和丢包人达成奖给l．5万元是双方同意的，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法律效力。这也是拾包人向法院起诉的主要法律根据。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是大陆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1．5万元的奖励显然超出了归还失物的费用，所以双方达成的奖励1．5万元的约定已超出了法律成为非法；其次，民法通则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的民事行为无效。拾包人以匿名电话与对方谈判，实际上是乘人之危。丢包人虽然不愿支付1．5万元奖金，但这将使他遭受更大的损失。他在权衡得失之后不得不出此下策，所以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来判断，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判决是对的。
然而这样的判例，可能对今后类似的失物归还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因为如果得到奖金成为非法，则拾到失物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缺乏激励去寻找失主。另一方面失主愿意支付一点奖金以减少损失的机会将落空，结果是对双方都不利的一种结局。而且失主将自己的所有物丢失，至少是犯了粗心大意的错误，他为此支付一点代价也未尝说不过去。对于拾者来说，如果他昧了良心吞灭拾物，也没有人知道，现在他愿意将抬物交还给失主，因而得到一点额外的奖励也合于情理。从这样的分析看来，法院应判拾包一方胜诉才对。
从社会的长远目标来判断，上面的分析也不完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里，希望周围能提供我们一个安全性极高的环境。如果归还拾物给奖励成为一种制度，路不拾遗也就难于做到。所以对此案判的深入分析似乎无法得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判决。
事情虽然复杂，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但比较一切可行的方案中理应存在一个比较起来最合乎逻辑，且能为大家接受的办法。找出这一办法从技术上看应避免简单地认定某方胜诉对方败诉，而应找出中间过渡办法；从原则上看要区别眼前的实现和最终的长远目标，既应从实际出发，还应考虑到发展的后果。拾包人受奖或不奖，似乎是一个绝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法，但奖励数目可大可小，大可大到失物本身的价值，相当于将失物判给拾者；小可以小到零，相当于将失物判给失主。可见法官在此案中并非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而是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当前大陆推行市场经济之后，人性恶的一面已得到施展的机会，这是一个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环境中将天下大同的理想目标来要求百姓，非但难于被舆论所接受，而且对教化循循善诱也没有帮助。所以窃以为比较好的判决，一方面应肯定拾包人愿意将失物交出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在匿名电话中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则带有要挟的味道，非但不合于道德，而且糟蹋了自己的人格。奖金作为奖励道德行为是应该支付的，但数量应当减少。减少的程度取决于拾物中现金价值的比例。比例越高，奖金也应提高。但拾包人提出过高的奖励要求，而且在匿名电话中讨价还价，这种行为应当受批评和处罚。如果具体的情节十分恶劣，奖金可以全部扣除。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道德觉悟的上升，奖金的比例还应逐步减少，最后在全社会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奖励应该减少到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