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 guo

秦王朝
（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06 年）
第一节 秦统一帝国的建立
一、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秦统一后，在原各国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完善、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这种政治制度主要有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 、皇帝至高无上
秦始皇改“王”为“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印称“玺”，以及其他严格的礼仪、服饰、避讳制度，都表示他与普通人不同，被加以神化。作为新帝国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从此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2 、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
秦中央机构是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所谓的“*******九卿”各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和职能以处理日常政务，都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最终的裁决权。这些官僚可由皇帝随时任免，概不世袭，这是官僚制度的特点。
3 、郡县制
秦的地方行政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有郡守、郡尉和监御史，三者职责分工明确。郡下设县，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丞和县尉。郡县要职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县以下设乡、里和亭等基层官职，一般不任命，而是从当地豪绅中推举。
皇帝制、官僚制和郡县制是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在此后的两千年中被基本沿用。
4 、军队和法律
秦实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军队由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两部分，分别由中央和郡县管理，皇帝掌握调兵权，以虎符为凭。兵种有车、步、弩、骑和“楼船之士”等。
从商鞅开始制定的《秦律》不断充实完善，秦统一前后已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法律制度，其部分内容由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书可以了解。秦律的指导原则是“轻罪重罚”，“以刑去刑”，所以条目繁多，刑罚残酷。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
1 、令黔首自实田
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向政府据实申报登记手中的土地数量，政府据以征税，并以法律形成在全国确认土地私有。
2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以秦人使用的“小篆”（有别于东方各国“古文”）为标准文字推行全国，新书体“隶书”也开始作为日用文字流行。文字统一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
秦王朝向全国颁布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和标准器具。
废除东方国旧货币，统一规定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3 、修驰道
秦始皇下令拆除各国原来的关塞阻隘，修建“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栈道”等，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交通网。其意义一是从军事上消除割据，二是从政治经济上巩固统一。
4 、迁豪销兵
为消除六国旧贵族在地方上的潜在势力，先后将之迁徙于咸阳、巴蜀、南阳等地，并下令统一收缴、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兵器。
5 、焚书坑儒
为加强思想控制，统一天下思想，经李斯建议，秦始皇先后下令“焚书”和坑杀儒生方士。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为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巩固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手段过于粗暴残酷，使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遭到一次惨重损失。同时，思想上的反抗绝非靠焚书或肉体消灭所能解决问题，反而因此堵塞了言路，使秦政权闭目塞听，一意孤行，加速了自身灭亡。特别是使春秋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受到一次致命打击，开创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秦灭六国后，兵锋继续向周边民族地区推进并设置郡县。
1 、北征匈奴
蒙恬率军 30 万北击匈奴，夺回河套，设置九原郡和 34 县，由内地迁入三万户，并在战国旧长城基础上，修建临洮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2 、南开五岭
在“百越”之地，先后设置会稽、闽中、南海、桂林、象等郡，并发“七科谪”五十万人戍边，与越人杂处。
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到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其中包容了各族人民，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第二节 秦帝国的崩解
一、秦代的社会结构
1 、地主 包括皇室、军功贵族和中小地主。
2 、农民 包括自耕农、佃客和佣耕雇农。
3 、奴隶 分官、私两种，充斥于社会各个领域，数量大大超过先秦时期，并可通过市场公开买卖。
4 、工商业者 都有大小之分。有地位近似自耕农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也有与地主结盟的大工商主。
5 、旧贵族 逃亡潜藏各地，伺机而动，具有传统的号召力。
二、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1 、繁重的徭役 2 、沉重的赋税 3 、秦二世的昏庸腐朽 4 、对秦始皇的简单评价
秦始皇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暴君。这不单是个人品质问题，反映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刚刚走上历史的前台，经验不足，对人民的力量缺乏认识，盲目夸大主观的作用，崇尚暴力，迷信权力，以为能一口吞尽天下，一时做尽万世事。这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尚处于幼年，未遭遇底层人民的打击，还很不成熟。秦始皇作为有贡献的政治家，功在首位，过当其次。
三、帝国的崩溃
1 、大楚兴陈胜王 2 、旧贵族复国运动 3 、巨鹿之战 4 、入关灭秦
第七章 西汉王朝
（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5 年）
第一节 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发展
一、楚汉战争和西汉王朝的建立
秦朝灭亡后，战争性质改变。项羽和刘邦展开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楚汉战争”。刘邦为争取关中父老支持，废秦苛法，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2 、分封诸侯
项羽入关，自立为西楚霸王，以盟主身份，分封刘邦等十八王，然后东归彭城。严重的失误。
3 、楚汉战争
刘邦趁项羽还东之机，消灭“三秦王”，据关中为根据地，东出与项羽对峙于荥阳一线。双方势力消涨的诸多因素。刘邦联合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夹击项羽。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统一全国，定都长安，西汉王朝建立。
二、汉初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1 、汉高五年诏令
八年战乱，经济凋蔽，人口锐减，新王朝的统治基础十分虚弱，为此颁布“汉高五年诏令”： ①复员军队，以军功赐田宅；②继续沿用秦军功爵制，招抚流亡还乡；③大封功臣为王为侯，保证其既得利益；④恢复部分自卖奴隶的平民身份。
结果扶植大批军功地主、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扩大新王朝的统治基础，增加农村劳动力，恢复农业经济；稳定了社会秩序。
2、汉承秦制
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又略有改变。中央仍是皇帝制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制，地方上实行“郡国并行制”。刘邦先后诛杀和废除楚汉战争分封的大部分异姓诸侯王，分封了九个同姓诸侯王。另一些地区仍实行郡县制。
军队以南北军为中央常备军，此外还有郡县预备军。
在《秦律》基础上，西汉萧何制定《九章律》。
3、赋役制度
主要包括田赋、口赋、算赋、献费、兵役、力役等。社会一部分阶层享有优复特权。
三、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
1、逆取而顺守
汉初君臣总结秦二世而速亡的教训，陆贾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秦任刑法不变，卒灭。”秦只用刑罚不重教化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2 、黄老之学
原齐国稷下学宫一派，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并不是一味消极的完全无所作为，而是顺应自然。它与老、庄思想不同，而是一种维护统一的政治体制的学说。汉初六十年，它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主张刑德并用，教化先行，顺民之情，与之休息。陆贾《新语》是其代表作。
3 、文景之治
黄老无为政治体现在政策上就是文、景时期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包括①减免田租；②厉行俭约；③实行和亲；④废除肉刑。结果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巩固了统治秩序，号称“文景之治”。
4 、平定“七国之乱”
刘邦为拱卫中央而分封同姓诸侯王，结果却适得其反，它们反而变成了离心离德的独立王国，甚至勾结外族企图夺取皇位。文帝时贾谊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不久，吴王刘濞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反叛，被周亚夫平定。景帝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权力，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政事。王国地位已与郡县趋同
四、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即位时国势强大，但仍面临诸多社会矛盾，于是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1 、继续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主要包括： ①颁布“推恩令”；②“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③严行“酎金律”；④用酷吏“诛豪强”；⑤设十三部（州）剌史。
2、加强中央集权
主要包括：①“内外朝”的形成；②建立新选官制度；③扩充南、北军；④法律条文更严密繁苛。
3、集中财权
主要包括：①改革币制；②盐铁官营；③均输平准；④算缗告缗。
对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简单评价。
4、独尊儒术
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抛弃黄老无为，实行有为政治。新的思想方针①强调“大一统”；②强调“君权神授”；③强调“刑德并用”；④强调“纲常伦理”。在具体政策上，提出“更化”、“限田”等
第二节 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生产关系的新发展
1 、租佃关系和人身依附 2 、从“授田”到“假田”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
1 、铁器和牛耕 2 、耕作技术的提高 3 、水利工程的兴建
三、手工业的突出成就
1 、冶铁和“炒钢” 2 、丝织业 3 、漆器业
第三节 西汉民族关系的发展
一、汉与匈奴的关系
1 、和亲
匈奴军事实力的强大，西汉内部诸多因素的牵制，刘邦开始实行和亲政策，文景时期遵行不废。主要内容： ①汉公主嫁给单于，并每年送去大量丝帛、粮食及酒；②开放关市，允许边境贸易；③双方约为兄弟，互不侵犯。
2、战争
汉武帝发动全面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决定性的战役共三次：一是公元前127年的“河
南战役”；二是公元前 121年的“陇西战役”；三是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最终基本解除了匈奴对中原王朝的武力威胁。
3、通好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在西汉帮助下统一匈奴。他要求与汉和好，“昭君出塞”，汉匈之间百余年冲突宣告结束，北部边境出现长期和平景象。
二、汉与西域的关系
1、西域概况 2 、张骞出使 3 、西域都护府
三、汉与南方各族的关系
1 、西南夷 2 、东越（东瓯和闽越） 3 、南越
四、如何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五、对汉武帝的简单评价
列宁说：“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有没有提供新的东西。”
秦始皇所创立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经过汉武帝的发展才巩固下来的。随着各民族的日趋融合，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汉武帝所开辟的疆域，为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是对中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汉武帝所创设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不管以后有多大消极作用，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化中央集权，符合国家要求统一，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时代潮流，为灿烂中华文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王莽改制与西汉灭亡
一、昭宣中兴
1 、汉武晚年的统治危机 2 、昭宣中兴
二、西汉后期的社会危机
1 、土地兼并和“三位一体” 2 、限田限奴 3 、再受天命
三、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1 、王莽代汉
2 、王莽改制
主要内容： ①“王田”“私属”制；②“五均”“六筦”；③币制屡变；④改易官名地名；⑤挑动四边战争。
3、失败
4、对王莽及其改制的简单评价
①王氏外戚是一个豪强集团，王莽“新朝”的建立体现了新崛起的豪强势力使自己权力稳定化、永久化的要求。
②王莽掌权后，必须要从国家政权的立场出发，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尖锐的土地和奴婢问题。虽然表面上看会损害部分豪强的利益，但实质上是维护全体统治阶层的长远总利益。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所说国家权力的“相对独立性”。
③王莽进行了以土地和奴婢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这是比较有见识之举。但一方面由于豪强势力的反对和拒不让步，使王莽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动摇并最终放弃改革；另一方面他所采取的方法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复古行径，不仅行不通，反而加剧了原有的危机和矛盾，失败是必然的。
④改制的失败说明，统治阶层依靠政策的自我调节来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总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只有下层民众的暴力手段才能迫使其让步，缓和社会矛盾，推动历史前进。
四、绿林、赤眉起义
1、起义的兴起 2 、昆明之战 3、王莽覆灭
第八章 东汉王朝
（公元 25 年— 220 年）
第一节 东汉初年专制的强化
一、东汉王朝的建立
刘秀是南阳豪强集团的代表，刘邦的九世孙。在推翻新莽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昆阳战后被派往河北，以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势力不断壮大。至公元 40 年消灭各地割据势力，正式建立东汉王朝。
二、加强专制
1 、“退功臣进文吏” 2 、“虽置*******事归台阁” 3 、废内地郡国都尉，集军权于中央 4 、加强剌史权力，改地方为州郡县三级 5 、压抑宗室外戚
三、稳定社会秩序
1 、释放奴婢，安置流民 2 、精兵简政，轻刑薄赋 3 、倡导儒学，以柔道治国 4 、“度田”及其失败
建武十五年下诏州郡“度田”，即清丈土地数量，核实户口数字。背景是东汉初年豪强隐瞒土地和依附农民，偷漏国家田租赋税，造成垦田和户口不实。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进一步限制豪强土地和依附人口数量。结果由于地方官吏与豪强贵戚勾结，弄虚作假，将赋役负担向贫苦农民身上转移。后来大姓兵长处处并起，武装抗拒清查。刘秀被迫让步，安抚和镇压结合，停止度田。反映豪强逼迫下东汉政权软弱无力的地位。
第二节 豪强田庄与东汉经济
一、东汉农业的发展
1 、水利技术的进步 2 、耕作技术的进步 3 、《四民月令》
二、豪强势力的成长
1 、云台二十八将 2 、“三位一体”的新豪强
三、田庄经济的壮大
1 、田庄的产生 2 、特点之一：聚族而居 3 、特点之二：自给自足综合经营 4 、特点之三：劳动者的人身依附性特别强 5 、特点之四：向武装化、堡垒化发展
四、门生故吏遍天下
1 、世代传经 2 、网罗门生故吏 3 、控制各级政权
第三节 东汉晚期政治与皇权旁落
一、外戚宦官的轮流专权
1 、皇统屡绝，权归女主 2 、以家奴制朝臣 3 、党锢之祸
从本质上说，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但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宦官、外戚专政，并不说明皇权衰落，而只是皇权的“旁落”。
二、原始道教与农民斗争的结合
1 、社会矛盾的激化 2 、太平道 3 、五斗米道 4 、黄巾大起义
第四节 东汉时期的思想文化
一、两汉经学和 谶 纬迷信
1 、今文经和古文经
2 、 谶 纬迷信的盛行
谶 是以隐语、预言作为上天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应。纬是假抚神意用宗教迷信解释经典。对统治者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为统治寻求合法性，也可以成为乱臣贼子窃取天命的借口。东汉因此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神学化。
3 、白虎观会议
进一步把儒经、阴阳五行和 谶 纬迷信揉合在一起，广泛解释封建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汉代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钦定法典。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郑学”成为经学主流，基本结束了儒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
二、佛教的传入
东汉初年限于统治集团上层流传，后期政治黑暗，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开始在社会下层传播。由于精致的宗教理论，魏晋以后随着儒学中落，更加兴盛。
三、桓潭和王充
1 、桓潭与《新论》 2 、王充与《论衡》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①宣传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元气”作为万物本源，认为天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物质实体，由于自身的原因，“物自生”，“物自为”，否定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②肯定形体决定精神，否认人死为鬼，“人之死，犹火之灭也”，提倡无神论，“何用为鬼？”③在认识论上否认人生而知之，“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人的认识来源于感官与外界事物的接触。
王充思想特别是“元气自然论”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认识论上既强调经验，也重视理性，启发了后来的许多思想家。
第九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公元 189 年— 581 年）
第一节 三国鼎立
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
1 、董卓之乱
黄巾被镇压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宦官诛杀外戚何进，世族袁绍又尽杀宦官，凉州军阀董卓逼走袁绍，独揽朝政。关东军阀联合铲除董卓，东汉皇帝名存实亡。地方形成袁绍、曹操、袁术、刘表、刘备、刘焉、公孙度等割据势力，互相混战。
2 、官渡之战
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基本统一北方。
3 、赤壁之战
曹操吞并荆州，意图统一长江流域。客居于此的刘备派诸葛亮结盟江东孙权，联合抗曹。曹军二十万与联军五万大战于赤壁，后者扬长避短，乘势利便，打败了曹操。
4 、三国鼎立形成
220 年曹操病死，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国号魏。
刘备夺荆州，占益州，吞汉中。 221 年称帝，国号汉。
孙权有江东六郡，又占岭南，袭杀关羽，夺回荆州。 229 年称帝，国号吴。
5 、三国鼎立原因
①东汉豪强势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性，改剌史为州牧又形成拥兵自重的军阀，二者的结合成为三国鼎立的政治原因。
②中国经济重心所在的北方在长期战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南方经济和西部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形成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这是三国鼎立的经济基础。
③军事上吴蜀联合足以自卫，但又无力消灭强大的魏。地理形势的易守难攻，相互割绝，使三国在军事上形成某种均衡。
二、曹操的政治和经济
1、屯田制
196 年始许下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国家拨给土地，以军事编制组织，用官牛官六民四，用私牛对分，田租分成制，实际国家佃农。地著有利于使流民回归定居，“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
2 、士家制
将士兵和家属另立户籍，集中居住，终身为兵，世代相袭。如逃亡本人处死，家属没为官奴婢。地位身份都很低下，推行目的是为了保证兵源。这样有别于义务征兵制的世兵制，一直实行到北朝末期“府兵制”的出现。
3 、田租户调令
“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对自耕农的征课方法，按户征收实物，户调制由此创立，废弃了两汉人口税均摊（算赋口赋）的办法。显示商品经济的萎缩。
4 、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
曹丕称帝后，为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改变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制定“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权和门阀政治铺平了道路。经济上“给客制”，给大族豪门以特权和照顾。
三、蜀汉的政治和经济
1 、《隆中对》
诸葛亮规划的基本战略，对外以曹魏为主攻方向，结好孙吴；对内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扩大财源。“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西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军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2 、平定南中
刘备病死，刘禅即位，诸葛亮辅政。为稳定后方， 225 年出兵西南夷，平定豪强雍闿之乱。之后采取“和抚”方针，以酋帅孟获为御史中丞，促进民族融合，为北伐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使后方稳固。
3 、六出祁山
228 年开始北伐。自知蜀国势弱，不可能以一州之地与魏十州之地长期相持，必须以攻为守。双方争夺焦点在关陇地区，诸葛亮“六出祁山”，司马懿以高壁深沟相持不战。诸葛死后，蜀汉因人力物力损耗过大，政治腐败，国势转弱，再也无力对外进攻。
四、孙吴的政治和经济
基本国策是利用蜀魏矛盾，加强自身地位，坐保江东以观成败。
1 、征讨山越 客观上有利于江南的开发。
2 、海上交通的发展 卫温直航夷洲。 朱应、康泰出使南海。
3 、世袭领兵制 大族出身的将领死后，其子弟世袭为将领，手下士兵和屯田也世代承管。将领和士兵的关系大大超过政府与士兵的关系，成了变相的私人武装。
4 、复客制 允许官僚地主所占有的佃客免除赋役。不管这种佃客是国家赐与还是自行招募，都不向国家服役纳税，结果家富于国，国家衰弱，难有大的作为。
第二节 西晋的短期统一
一、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1 、司马氏专权 随着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魏国力量更加强大，三国均势被打破，统一时机成熟。 249 年“高平陵之变”，魏国政局剧变，司马氏操纵皇帝废立，控制政权。
2 、灭蜀和西晋建国 263 年魏灭蜀。 265 年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兵，自立为帝，国号晋。
3 、灭吴统一全国 279 年司马炎六路大军攻吴，次年灭之。
二、西晋的政治和经济
1 、占田制
280 年取消屯田，实行占田制。内容： ①农民的占田，男七十亩，女三十亩。占田不是国家授田。②课田，丁男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亩八升。③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之。”边郡户 1/3或2/3，少数民族户“賨布”一匹。④按官品占田荫客制。一品占田五十顷，每级递减五顷，九品十顷。荫亲属从九族到三族。荫佃户从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从三人到一人。被荫者可免除租税徭役。
占田制一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和增加人口，对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使士族实力急速膨胀。
2、分封制
西晋一方面下令罢除州郡军队，目的在于强化中央。另一方面分封二十七个宗室为王，分居要地，集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于一身，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中央和地方力量失衡，成为西晋政治不稳和短命的重要原因。
3、门阀政治的初步形成
门阀指地主阶级中的世代贵显之家，是一种具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等级阶层的专称。大官僚地主从东汉开始，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成为大姓豪族，称为士族、世族或高门。不属于士族的称为庶族或寒门。门阀士族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形成于西晋。
门阀政治在西晋初步形成的标志，政治上是九品中正制的实行，经济上是占田荫客制的制定。门阀士族由优先参政权进而获得政治垄断权，“公门有公，卿门有卿”，庶族寒门无寸进之路，成了变相的官位世袭制。又由于经济上的法内和法外特权，使他们不怕朝代更替，家门富贵有增无减。
门阀士族以门第以资本，造成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的差异和对立，“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双方保持严格界限。门阀士族不知进取，生活腐化，不关心生产和国事，逐渐蜕变为一腐朽的阶层。
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之乱使其由盛而衰，侯景之乱使其一蹶不振，隋唐实行科举制，为庶族参政敞开大门，门阀士族再不能凭门第出身左右政治了。
三、八王之乱和西晋灭亡
1、统治集团的腐朽 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集团奢侈腐朽，“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加剧了社会矛盾。
2 、八王之乱 291 年— 306 年的 16 年间，八个诸侯王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大混战：楚王玮、汝南王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 乂 、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东海王越。不仅摧残恢复不久的北方经济，激化了阶级民族矛盾，而且自掘坟墓，使西晋迅速败亡。
3 、流民起事 从 301 年开始，突出的有李特和李雄、张昌、王如、杜弢等流民的反抗斗争，共二三十次，反映西晋上层和下层同时出现的深刻危机。、
4 、五胡乱华 汉魏之际西部北部匈奴、羯、氐、羌、鲜卑等民族不断内迁，史称“五胡”。阶级和民族矛盾交织，引发民族动乱，削弱了西晋统治的基础。
5 、西晋灭亡 304 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自立为汉王。 308 年称帝，都平阳（临汾）。 311 年刘曜攻下洛阳。 316 年刘粲占领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亡。
第三节 东晋和十六国的南北对立
一、淝水战前的北方政权
从 304 年刘渊称王至 439 年北魏统一北方， 136 年北方先后建立的各民族政权习惯称为“五胡十六国”，即一成（汉）、一夏、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名起于崔鸿《十六国春秋》。实际不尽胡人，亦有汉族政权（前凉、西凉），除此还有刘汉、冉魏、西燕、代等，共 20 个政权。
淝水战前，这些政权主要是：刘汉（刘渊）、前赵（刘曜）、后赵（石勒）、冉魏（冉闵）、前燕（慕容皝）、前凉（张轨）、前秦（苻洪）。
二、东晋偏安江南
1 、东晋立国
西晋末年为避战乱，中原士族官僚和地主率宗族、宾客和部曲大量南下，史称“永嘉南渡”。琅邪王司马睿以王导为谋主，镇建业， 318 年在南北士族支持下称帝，都建康，史称东晋。
2 、侨置郡县
为安置中原流民，东晋在侨民大量集中的地方设置与他们北方籍贯同名的州郡县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并规定侨户另立户籍，免租免役。满足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利益，有地望可继续保持高贵地位和参政，又可控制大量不纳租服役的依附人口，政治经济利益都得照顾。
3 、“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王敦是北方士族代表人物，拥立司马睿为帝，政在王氏。门阀政治发导到顶点，“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晋书》卷 117 ），皇帝无实权，形成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大族轮流执政局面。
4 、祖逖北伐
东晋政权忙于内讧，苟安江南，只有不多几次北伐行动。 313 年范阳大族祖逖渡江北上，由于东晋牵制未能成功。此后桓温曾三次北伐，但用心在为取代司马氏捞取资本，终失败而归。南北呈现一种均势状态。
5 、淝水之战
谢安在桓温死后执政，一方面缓和大族之间矛盾，一方面组织由侨居京口的北方侨人充任的北府兵，是一支归中央直接指挥的精锐军队。前秦苻坚于 383 年发动对东晋的战争，东晋由谢石、谢玄等率北府兵迎战，双方对峙于淝水。结果东晋以弱胜强，击败企图统一全国的前秦。此役确立了南北长期对峙的局面。
三、淝水战后的北方政权
384 年前秦瓦解，原被征服的各族上层势力纷纷独立，先后在关东、关中和河西三大地区建立 12 个政权，如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北魏、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这些政权互相攻杀，使生产和人民生命被摧残，除北魏外存在时间都不长。
四、东晋的衰亡
1 、社会矛盾的激化
表现在政治黑暗，贪污成风；剥削压榨严酷，大族占山封水，农民逃亡山林；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中央政权仅控制东南八郡，军阀割据长江上游和中游。
2 、孙恩卢循起义
南渡的琅邪士族孙恩以五斗米道宣传组织八郡农民，于 399 年发动起义，焚烧官府，诛杀门阀士族。 411 年在北府兵刘牢之、刘裕先后镇压下失败。但基本摧毁了东晋统治，门阀士族也由盛而衰，为庶族阶层的崛起和掌权创造了条件。
3 、刘裕专政
403 年桓玄由荆州攻入建康，称帝，国号楚。北府兵将领刘裕京口起兵，击败桓玄，迎回晋安帝，但东晋军政实权已由刘裕掌握。 402 年刘裕废晋称帝，国号宋。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第四节 南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南朝政权的更替
1 、宋（ 420 年— 479 年）
宋武帝刘裕曾进行一些改革，主要是实行“士断”，即撤消侨置郡县，侨民入当地郡县户籍，同土著一样纳租服役，同时对大族隐瞒人口进行严厉清查。
宋前期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史称“元嘉之治”。但宋文帝刘义隆与北魏的战争失利，国力削弱。刘义隆死后宗室骨肉相残， 479 年禁军将领萧道成自立为帝，国号齐，宋亡。
2 、齐（ 479 年— 501 年）
齐高帝为抑制门阀士族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检籍”，即检查各类户籍，发现假冒不实隐瞒人口一律退回改正，即“却籍”。由于官吏受贿作弊，激化了矛盾，“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引致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但“检籍”也停止执行。
南齐国势不振，晚期又宗室残杀， 501 年雍州剌史萧衍攻入建康，灭齐称帝，国号梁。
3 、梁（ 501 年— 557 年）
梁武帝萧衍统治腐朽，纵容士族官僚贪污搜刮，本人又提倡佛教，浪费大量资财。 548 年“侯景之乱”，成为南朝历史转折点，一是门阀士族许多人物被乱兵所杀，走向没落；二是丧失长江以北土地，北强南弱之势更为明显；三是南方社会经济饱受摧残。 557 年大将陈霸先灭梁自立，国号陈。
4 、陈（ 557 年— 589 年）
陈虽建国，但各地武将拥兵割据，不服从中央号令。地盘缩小，经济残破，既无法制止内战，也无力抵抗北朝进攻。 589 年隋灭陈，全国再归统一。
二、南朝士族的衰落和寒人的上升
1 、士族和庶族
南朝时门阀士族仍享有种种特权，但生活骄奢淫逸，思想颓废空虚，政治上逐渐丧失统治能力，不能不把大权拱手让给寒人出身的皇帝。
由于门阀士族不喜任武职，寒人以军功作为进身之阶，南朝四代皇帝和将领功臣都来自寒门。为了加强皇权，他们表面上优容士族占据高位，但有职无权；以寒人任官职低下的中书通事舍人，参与机密，专断政务。为了控制地方，寒人皇帝把宗室子弟封为诸王，以寒人为“典签”监视诸王和州剌史，位低权重，成了皇帝耳目。
士庶的消长有深刻的原因： ①九品中正制使士族门阀平流进取，坐享高官厚禄，只知享乐，不图进取，反而加速了自身腐朽。②士族为维护特权，使自身处于孤立封闭状态，置于其他阶层的对立面，一旦受打击无法补充力量恢复生机。③士族的经济基础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劳动者的反抗，田庄日益衰败没落。
2、其他社会阶层
部曲和佃客都是田庄中的依附农民，“客注家籍”，附属于主人，不向国家纳租服役。人身束缚性很强，不能随便离开土地。
奴隶也是田庄中的劳动者，是主人的财产。
自耕农仍有相当数量，向国家纳租（人五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杂调、服徭役。
兵户另立户籍，仍世兵制，地位更低落，至与奴婢并列。
吏户来源于屯田兵，隶属于官府或军府，户籍单列，世代为官府耕田、服杂役或手工业生产，地位低下，隶属性很强。
百工户是官府手工业中的劳动者，世代承袭，被严格控制，地位低。
三、南朝的庄园经济
1．士族庄园
南朝发展的新特点是，山泽被圈进庄园，由国家公有变成主人私产，刘宋颁布按官品占山法，使之合法化。
2 ．寺院庄园
佛教发展，南朝遍设寺院。寺院都有大量田地，由一般僧民和投奔寺院的破产农民“白徒”、“养女”耕作，不向国家纳租服役。
3 ．南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北方约七十万农民南迁，带来先进的工具和技术，南方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东晋南朝是重要时期。唐朝数全国财富，已是“扬州第一，益州第二”，都在南方。
第五节 北朝的政治和经济
一、北魏统一北方
1 、拓拔族的兴起
鲜卑族拓拔部，西晋拓拔猗卢被封代王， 376 年被前秦苻坚所灭。 386 年拓拔珪在盛乐重建政权，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398 年迁都平城。
2 、统一北方
395 年“参合陂”一役打败后燕，进入中原。拓拔焘时灭夏、北燕和北凉， 439 年统一北方。
二、孝文帝改革和北魏封建化
1 、北魏前期的封建化改革
2 、拓拔珪以汉制定官职和“计口授田”；拓拔焘借助崔浩、寇谦之的汉化改革。
3 、教文帝改革的社会背景
日益成长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落后的旧部落制之间的矛盾，皇权与旧部落贵族之间的矛盾；北魏统治者与中原汉族地主的矛盾；鲜卑贵族与北方各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只有更好解决这些复杂矛盾，才能巩固政权。
3 ．改革的主要内容
①实行“班禄”，整肃纪纲；②推行均田制，限制土地兼并；③实行“三长制”，打击地方大族，加强中央集权；④实行新租调制；⑤迁都洛阳，有利于控制全局，争取汉族地主支持；⑥实行汉化政策，胡汉贵族合流，消弭民族矛盾。
4 、改革的意义
是北方民族融合和鲜卑贵族封建化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门阀士族的恶性发展，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巩固和改造了北魏政权，推动了北方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总体上看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孝文帝是历史上有杰出贡献的政治家。
三、六镇起义
1 、北魏末年的黑暗统治 2 、六镇起义 3 、河北起义 4 、关陇起义 ——连续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了北魏政权，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了解和融合。
四、北魏的分裂和北齐、北周的对峙
1 、北魏的分裂
北魏衰落。 528 年地方军阀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杀胡太后和孝明帝，执掌北魏大权。其他地方军阀割据独立。 531 年关东高欢攻入洛阳，消灭尔朱氏，立孝武帝为傀儡。 534 年孝武帝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另立孝静帝。于是北魏分裂为东魏（都邺）和西魏（都长安）。
2 、东魏和北齐
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在东魏推行鲜卑化政策，政治黑暗。 550 年高欢病死，儿子高洋废魏自立，国号齐。由于长期的内部权力斗争，削弱了国力，北齐于 577 年被北周所灭。
3 、西魏和北周
宇文泰在西魏继续推行汉化政策，政治稳定，实力比较强大。
重要改革一是改革内政，建立计帐和户籍制度，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二是建立府兵制，改变世兵制下国家兵户转为将领私兵的趋势，实行国家统一的指挥和训练，府兵都成为皇帝禁卫军，将领对士兵“自相督率”的现象不复存在。三是废止佛道二教，解放劳动力。
557 年，宇文觉废（西）魏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 577 年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 581 年外戚杨坚夺取帝位，是为隋文帝。 589 年隋灭陈，结束南北对立，完成统一。
第六节 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
一、玄学
1 、定义和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其思想意识的主流就是玄学。魏晋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为“三玄”。玄学就是探讨“三玄”的玄妙深奥之学，它是揉和儒、道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特征是以老庄“贵无”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的纲常名教，为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进行辩护。实质是主张门阀专政，君主无为，巩固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
2 、产生的历史背景
①儒家思想的破产。东汉王朝崩溃后，儒家的等级、礼乐、天人感应等不能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冲突；孝忠仁义也不能再欺骗人民。门阀士族需要寻求更有效的精神武器。
②官僚士大夫由“清汉”转向“清淡”。东汉时“上议执政，下讥卿士”，无所顾忌。两次党锢之祸，不敢再议论时政，转向玄虚的“清淡”。
③三国以后，政权变化无常。地主阶级对当权政府信心不足，又不敢明确立场，为了明哲保身，从老庄思想中寻求安慰。
3、玄学的代表人物和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在曹魏后期，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思想核心“贵无”，“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有是从无产生出来的。不否定儒家纲常名教，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听其自然就能维持名教。要君主“无为”，为门阀士族掌权制造理论。
第二阶段在魏末晋初，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二者对立，崇尚自然，批判名教。行为实践中也故意蔑视礼法，惊世骇俗。
第三阶段在西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认为“有”是自然存在，万物由其自身“独化”而成。主张“名教即自然”。就是认为一切现存事物，包括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都是自然的、合理的，要人民安份守已，成为完全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哲学。
二、佛教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兴盛。在苦难之中，统治阶级有意用佛教所宣扬的以现世忍耐来换取来生幸福的教义麻痹人民，稳定统治。人民在看不到希望时，也往往寄托于来世和天堂。 南朝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使之广为流传，佛寺遍地。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削弱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缓和民族矛盾，也提倡佛教来巩固统治。 由于儒学的根深蒂固，佛教在中国社会文化领域内始终未能占据统治地位，只是统治阶级一个辅助的思想武器。
三、道教
东汉以后原始道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统治阶级对之加以改造。葛洪著《抱朴子》，以金丹取代“符水”，以神仙反对妖邪，以满足门阀士族求长生不死的愿望。北魏寇谦之编了许多道经，创立一个以礼拜方法为主，吃药修炼为辅的“新天师道”，被立为国教。南朝陶弘景作《真诰》，进一步把道教经典系统化。
第十章 隋朝
统一帝国的再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581——618）共37年
一 、隋朝的建立和统一
1.隋朝的建立
上 学期周老师刚给你们讲过，南北朝后期，在我国北方同时并存着两个政权，即北齐与北周，北齐与北周源于北魏分裂而成的东魏和西魏。在北齐、北周并存时期，北齐的疆域南自江淮，北抵沙漠，东起大海，西及黄河及从洛阳向南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多是以平原为主的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
同时，北周则控制着东与北齐为邻，西至沙漠，北起河套，南至巴蜀云贵及汉水流域的广大西部地区。北周王朝中，其最高统治集团以鲜卑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为主流，他们较多地继承了其先民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勇武好战的传统，周武帝时，又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实行均田制、府兵制、灭佛、选官不以门第等），其国力逐渐增强，并在 553年攻占益州，控制四川地区，后又攻占江陵。灭南梁。577年，灭掉东邻的北齐，统一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
但是，周武帝英年早逝（ 36岁），其子周宣帝宇文贇 在位不到两年又病死。继立者是年仅 8 岁的周静帝，无执掌国政能力，外戚扬坚遂控制了朝廷大权。 杨坚之所以控制军政大权是与他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有密切关系的。杨坚的祖上是当时典型的西北关陇贵族，他的家族是通过战功和婚姻，为少数民族政权长期效劳的北方汉族，他的杨氏家族已先后为非汉族政权效劳至少两个世纪（ 200年）。
杨坚的父亲杨忠，随孝武帝元修入关，在宇文泰夺权中立过战功，是北周的功臣，被皇帝赐姓普六茹氏，封为贵族，位至柱国大将军、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坚出生后，被一个尼姑抚养到 12岁，他有佛名叫那罗延，因此，他深受佛教文化熏陶，12岁以后，他在京城上过为贵族和高级官员子弟设立的太学，同时也接受骑马射箭等武功训练。杨坚14岁便在后周部队中任武职，颇立军功。
杨坚的妻子独孤氏出身少数民族，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信也是北周大功臣之一。杨坚的小姨子即独孤氏的妹妹是周明帝的皇后。杨坚的女儿又是周宣帝宇文贇的皇后。因此，杨坚不仅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军事统帅，而且又是皇亲国戚，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
周宣帝病重时，杨坚已经开始与他的支持者一起密谋如何夺权，并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他们先是在隐瞒了周宣帝的死讯，在周静帝即位以后，杨坚又矫诏受命辅政，以大丞相身份，都督内外诸军事，代幼帝摄政，从而完全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并立即开始了建立新王朝的准备活动。
在杨坚短暂的摄政期间，为了消灭阻碍他建立新政权的力量，他采取了极为惨酷的手段，清除了对他进一步篡权造成威胁的宇文皇族的九个亲王，宗室几乎被杀光，并消灭了拥护北周政权，反对杨坚专权的其他几个地方军政长官。
581年，杨坚在各项准备就绪后，废周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仍以长安为都城，杨坚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
2. 隋的统一
隋朝建立以后，首先练内功，并设法解除塞北游牧族突厥人侵扰的后顾之忧。经过七八年的准备，用兵不足四个月，即开皇九年（ 589）正月，便灭掉割据建康的陈朝，并于次年平定了南方各地地方势力的反抗力量，最终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晋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重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隋朝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统一全国，其前提条件有几个：①首先双方力量强弱悬殊。隋军 51万8千人，而陈仅有10万兵力且无战斗力。②其次，长期战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各阶层迫切要求统一安定，统一乃大势所趋。③隋文帝在北周基础上，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改革，使国力日益壮大，而陈朝统治者不理朝政，整日沉醉于酒色诗歌中，国力日衰。这样南北均势被打破，统一已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
统一的意义不仅在于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融合，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全国统一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的形成，这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正是在隋朝统一的基础上，唐朝才获得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在感叹盛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社会生活诸方面时，不应该忽视隋朝统一的成就。
二、 隋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改革
（一）隋朝立国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经过 270多年分裂割据混战之后建立的隋朝政权面临一系列长期分裂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统治者想长治久安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
首先，隋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是以杨氏为代表的汉族关陇士族集团和汉化的鲜卑族大贵族、大官僚。据统计，大约 95%的北周高级官员是少数民族血统。隋朝初年，杨坚在重组权力中心时，其高级职位主要由支持并帮助杨坚夺权的北周旧官和杨氏皇亲组成。从地域上看，隋初高级官员的籍贯主要是西北地区，18人中有15人的籍贯集中分布在从西起天水、东到洛阳这条东西走向的较窄的地带，其中有11人是北周旧臣。同时，18人中，有15人与皇室有姻亲或血缘关系，只有1人是南方人，且是（炀帝）皇后的兄长。这样关陇贵族与其他世族之间有矛盾。
其次，原山东和江南士族门阀虽失去了在中央的权势，但是，他们在地方上还有很大权势和影响。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占有大量部曲 、奴婢、荫庇着众多的依附户、浮客，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强化。在庶族地主经济力量逐步增长以后，他们与整个世族之间产生矛盾，因此，最高统治者不得不逐步吸收庶族地主参政，以限制世族地主的特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此外，不同民族之间，文官与武将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对抗因素。隋朝末年的短期割据实基于此。
2. 地方统治秩序的混乱
西汉时期，实行郡县制，以州为监察区。后来，特别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州牧权力坐大，南北朝几百年的争战过程中，郡、州数量急剧增加。各割据政权或以官位赏军功而增设州郡，或因地方豪强自立州郡，州郡不断被分割，数目激增。汉代仅有 13州，150郡。西晋前期增加为19州，172郡，平均每州管辖八、九郡，每郡辖七八县，比汉代增加还不是太多。北周统一北方后，仅北方就有221州，508郡。最多时，南北郡数有一千个，隋初，州数比汉朝增加22倍，郡数增加6倍半。县的增幅不大，所以，有些地方一个郡只管一两个县，甚至一个县同时受二郡或二州合管。州郡多，不但支出多，百姓负担重，而且，地方政区的混乱不但支持不了中央集权，连地方分权的实力也不复存在了。因此，大力合并州郡，就成为大势所趋。
3.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儒家思想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其政治思想、价值观、习俗和礼仪等，对维护大一统一封建王朝统治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自东汉以来，来自印度的佛教逐步在中国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的心灵无所寄托，便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安尉，于是佛教大盛。我国北方三大石窘皆开凿于这一时期。佛教是当时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共同的信仰，利用好这一信仰，对促进统一政权的巩固大为有利。因此佛教盛行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产生了矛盾。
事实证明，隋文帝父子二人较成功地运用了佛教在巩固统一中的作用，在重视利用佛教的同时，他们又开始重振儒学及推崇道教。
二）改革的主要措施
1. 政治方面：
①改革官制 隋朝的官制改革，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官制方面，皆对唐及以后有重大影响。
在中央官制改革方面，影响最大的就是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教材第 506至507页有概要介绍 ）。杨坚即位当天，就宣布废除了北周模仿《周礼》所置的六官，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用以待勋闲，五省中秘书省位高职闲，内侍省是管理宫廷内部事务的宦官机构。因此，真正担负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三省长官分别称尚书令与仆射，内史监与内史令，门下纳言。三省职能同秦汉的丞相，历史上称为三省制度，其职能互相牵制。其中处理日常政务的执行机关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民）、都官（刑）、工部六部。三省六部制度从汉以来逐步沿革而形成，到隋始定型，这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后虽几度改变，但其影响一直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千余年间存在。
此外，还设有监察官、十一寺、国子监等，以及掌管禁卫兵的左右卫十二府。及勋爵、散官等制。
地方官制方面，为了改除隋初机构重叠、官吏冗滥，“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混乱局面， 583年，隋文帝下诏废除“郡”级建制，改行州、县二级制，同时大力合并州、县数额。省并以后，全国设190州，1255个县，每郡约辖六七县。这有助于节约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炀帝时又改州称郡。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隋朝废除了汉魏时地方长官自行任免属官的制度，在北齐北周的基础上，规定全国范围内“大小之官，悉由吏部”，史称：“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通典》）。而且推行乡贯回避制，县佐（即县丞）以上地方官员须“尽用他郡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副县级以上官员回避在本地做官的法令。同时还规定：州县的主要属官实行定期轮任制，一般三年或四年一替，目的是防止地方官员在家乡任职，或久居一地带来的任情废法等危害。地方官还不许携带父母及 15岁以上儿子赴任。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地方豪强把持本地政务。
实行中央统一任命地方官员，并运用“上考课”（汇报工作，又称“朝集”）、派使巡察等考核评估制度进行赏罚，这些对限制地方豪强势力，整顿吏治及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有重大意义的，其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②改革选举制（创立科举制）
配合官制改革，隋朝统治者在北朝改制的基础上，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选官制。
九品中正制最初有加强中央对选官权控制的目的，但中正官既由高品门阀世族担任，这一选官制度遂成为门阀势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得力工具。但是，随着世族门阀势力逐渐崇尚清淡，变成政治僵尸，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打破门资限制，“以寒人掌机要”，“不限资荫，惟在得人”。所以，九品中正制在北朝时已开始动摇，北周已有“罢门资之制”的改革，隋文帝开皇三年（ 583），正式罢除中正官品评人才之权。随后命令各州每年向朝廷贡士三人，以备朝廷测试选任。开皇十八年（598年），又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军政长官总管、刺史等，按“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两科向朝廷荐人才。改制之初，操作起来很难，但已明显地看到科举制的迹象了。隋炀帝时，正式创置了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
③府兵制的发展
魏晋时期，实行的是兵农分离的世兵制度，当兵者被列为兵户，世代当兵，地位低下。西魏、北周建立了“府兵制”，最初仍为兵农分离，但与均田制结合后，逐渐趋向“兵农合一”化，隋朝最终完成了这一发展趋势。
开皇十年（ 590），隋文帝诏称：“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隋书卷2》），使无乡里之号，居无定处的“兵户”，与一般农户一样隶属于州县，最终完成了“兵农合一”的过程。这一改革使府兵制和均田制更好地结合起来，府兵沿旧制由12卫大将军统率，并听命于皇帝，成为依托均田制的军事制度。这一改革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兵役负担，加强了国家的武装力量，又把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支持了中央集权。隋炀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多次征集庞大的（百万大军）远征部队，与兵制的改革有重大关系。
④改定刑律
开皇元年，隋文帝即位的当年，就命令一批朝廷大臣在北魏、北齐律及南朝萧梁法律基础上制定新律，说明杨坚很重视法制的作用。新的刑律经过简化，删去了一些酷刑和罪条。最后修订成 500条、12篇的《开皇律》。《开皇律》的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每等之内又有不同的分等。它的制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贵族官僚享有“八议”等减免刑罚的特权。而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开皇律》发展了北齐的“重罪十条”，制定了“十恶”之条。即凡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等，犯者从严惩治。
《开皇律》现在只留有残卷，但《唐律》及宋律等皆以它为样板，因此，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律虽然比此前的刑律宽平一些，但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帝、炀帝都经常不依法办事，而时常动用酷刑。
2. 经济制度方面：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封建时代的哪一个全国性王朝，如果不顺利实现土地与农民的紧密结合，保证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的有效征收，就难以繁荣兴旺。
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迅猛发展，这与其继续推行均田制有密切关系。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收入，隋朝在北周已经改制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均田制，改定赋役和户籍制，对货币和度量衡也进行了整顿。
①继续推行均田制。 ②整顿赋役。 ③整顿户籍制度。（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④营建东都与开通大运河
A 、营建东都：
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的。南北朝以来，关中经济破坏严重，江南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关中地区稍一遇灾荒，远远不能保障京师的消费，为了更方便地转运江南和东部地区的财赋。二是政治上，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隋炀帝即位的当年（ 604 ）就下诏营建东都洛阳。
约用一年时间即完成。除宫城、皇城、外郭城外，还有市、坊，及许多大粮仓。同时把全国其他州郡城内人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河北工艺户、江南上户的析户等迁往东都，切断他们与原籍的联系，即削弱了地方豪族势力，也使洛阳成为空前繁荣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随着运河的开通，洛阳成为南北物资和交化交流的枢纽。”
B 、开通大运河。
运河的开通，过去归因于隋炀帝的奢侈即为了更多地攫取江南财富。实际上，它也是当时巩固隋朝政权的重要措施之一。与营建东都的目的基本一致。
从政治上讲，当时隋朝统治全国，而国都偏居西北，在当时交通条件的局限下，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早在文帝时，山东及江南各地就有反抗活动，而隋王朝深感“关河悬运，兵不赴急，”感到镇压不够及时。开通大运河，则南连江浙，北通河北，中间以洛阳为纽带，把原北齐与南朝陈境内两个潜在的反抗情绪最集中的地区，通过洛阳与京师紧密联系起来，这大大便利了隋政权对南方及东部各地人民的镇压。
从经济上说，是为了便于转运东南财富以补关中和河洛地区物资之不足。当时陆运成本高、运量小，而开通水运，便成为最好办法。
当然，隋炀帝个人的嗜欲、也是其动因之一。
早在隋文帝时，曾开通广通渠，又称富民渠，以转运关中物资。
隋炀帝即位后，利用旧有的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开通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其工程分四段：
①通济渠（连接洛水、黄河、汴水、淮水）。
②山阳渎。连接淮水和长江，此乃扩修旧有邗（ han ）沟而成。以上两段当年秋即完成。
③江南河。连接长江和钱塘江。这一段许多地方也是沿古运河的线路开凿的。
④永济渠。 608 年开挖。这是四段中最长的一段，引山西的沁水，南达黄河，东北继续从黄河的其他支流补充水量，直通涿郡。动用民工一百多万。
大运河南北贯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连接五大水系，全长 2500 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
三、隋朝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由于以上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既强化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局面，加强了国家对人力物力的控制，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隋朝在短期内便出现了国库粮仓富裕的繁荣景象。
1 、农业的发展：
表现在：①农业人口即劳动力激增；②耕地面积扩大；③国家仓廪充实等。据史载，隋朝构筑了许多库屋和粮仓，用于储蓄粮帛。文帝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卷 8 ），这是史无前例的。
隋朝灭亡时，所聚集的粮饷与布帛还堆积如山，有些成了农民起义首领及其他武装反抗力量的战利品。直到唐朝建国 20 年后，还在享用。
仓库的充盈，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剥削过于苛刻。
2 、工商业的发展。
隋朝手工业的发展表现为纺织业（定州、相州、青州、四川蜀郡）、瓷器业、造船业、造桥技术（赵州桥）等有显著进步。此外，漆器、制茶、雕刻等也有发展。
商业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是商业都市的繁荣。如东都洛阳和京师西安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见教材 P522 ）。其他如蜀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宣城、毗陵（常州），海南（广州）、荆州、蔡州（汝南）等均发展起来。
同时，对外贸易发达起来，陆上有丝绸之路三条通道，海上与日本与南洋各国展开了贸易。此时，日本人已开始有人穿汉人衣冠。
3 、科技文化的成就
统一帝国的再建为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汇融合创造了条件。其突出的表现是宗教文化和音乐绘画等多元文化的发展。
隋朝一改北周武帝灭佛之策，实行崇佛政策，文帝开国之初， 581 年，就下诏，允许百姓随意出家，并令百姓计口出钱，营造佛寺、佛像。文帝、炀帝皆曾大事兴修佛寺，并支持佛经的翻译等。于是隋代 37 年间，建寺多达 3985 所，度僧尼 23 万余人，译经 82 部。从此，佛教这一外来宗教逐步演化成了更合适中国国情的宗教文化。儒家学者遂有王通提出三教归一的口号，主张以儒为主，援引佛道。有承前启后作用。
在文化领域其他方面。如炀帝所定九部乐：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和中外交流的影响。绘画仍以道释人物故事为主，但山水画已逐渐发展起来。此外，天文历法和数学也有一定的成就。
四、隋朝和周边各族的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创造了古代中国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文化，隋朝时也不例外。当时，在隋朝境土内，各民族已和汉族长期杂居，直接为隋朝的发展做了贡献。在隋朝境外周边地区，还有突厥、吐谷浑、奚（辽河上游）、契丹（居辽河流域）、室韦（属东胡族、居契丹以北、黑龙江上游两岸及额尔古纳河一带） （黑龙江上游），皆与隋政权有密切关系。同时，隋与台湾（时利流求）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起来。以下侧重讲一下隋与突厥、隋与吐谷浑的关系。
1 ．突厥汗国及其与隋朝的关系：
2 、吐谷浑及其与隋的关系：
五、农民起义和隋朝的灭亡
1 ．起义爆发的原因： 2 ．起义的经过及主要力量 3 ．起义的结局： 4 ．起义的历史作用：
①起义摧毁了杨隋政权，不但打击了关陇贵族势力，而且打击了所有世族贵族的特权。世家大族势力的削弱，使传统的庄园经济大受冲击，他们控制的土地和劳动人口大量被分离出来，这有助于改善阶级关系，旧贵族的消亡、新地主的产生，调整了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也调整了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这是有利于社会历史进步的。世族势力的衰退与唐宋科举制的发展关系密切，对唐宋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②阶级关系的调整，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而言：由于世族官僚大批被镇压，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依附农民挣脱了旧主人的束缚，或耕垦新田地，改善自己的地位，推动了此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奴隶、部曲等依附户参加起义，摆脱了奴婢身份，这对唐以后奴婢等身份地位的改善，对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从而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历史长时段看，隋末农民战争对世族势力的打击，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是汉魏以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和总清算。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稳定统一，以及文化的诸多新成就，都与这一历史性变革有密切关系。  第十一章 唐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618-907）、290年
第一节 唐前期的政治和经济（618—755）
一、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1. 从太原起兵到关中称帝
唐朝的建立是关陇贵族李渊借助隋末农民战争及各地反隋武装叛乱的力量，推翻隋王朝统治的结果。在农民战争的有力冲击下，隋朝统治集团内部一再分裂，先是杨玄感起兵，后来各地兴起了众多地方武装， 617 年，在太原起兵的原隋朝高级官员、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便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他祖父李虎官至太尉，是西魏开国功臣之一，属于八柱国之一，曾帮助宇文泰建立北周，李虎死后追封为“唐国公”（唐朝国号由此而来）。李虎的祖父、父亲均是北魏名将。李虎的儿子也就是李渊的父亲李 袭封唐国公，北周时官至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与隋文帝杨坚为连襟。他们均娶独孤信之女。李渊出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 566 年），比隋炀帝扬广大三岁，他 7 岁就袭爵“唐国公”。李渊的家族在北魏时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广泛的联姻。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妻子窦氏，都是鲜卑贵族。隋代周后，隋文帝的皇后是李渊的姨母，李渊应称隋文帝为“姨父”。凭借这种关系及自身的武功，李渊很受重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 ）初，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据守北方重镇。（独孤信长女系北周明帝宇文泰之皇后；四女儿是李渊母亲；七女儿嫁与杨坚）。
此时，隋末农民起义已成为星火燎原之势，隋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早有代隋之心的李渊在太原积极准备，（ 617 年）当年秋天就打着废昏立明，安定隋室的旗号，建立大将军府，自任大将军，分别以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统帅 3 万大军，从太原起兵，向隋朝的政治中心关中进发。
在进军过程中，他们会合各路反隋力量，军队迅速发展到 20 余万人，当年十一月初九，就攻破长安。李渊占据长安之初，拥立隋炀帝在长安的孙子、年幼的杨侑为傀儡皇帝（史称隋恭帝），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任大丞相，封唐王，都督内外诸军事，掌握实权。
618 年 3 月，江都发生兵变，隋炀帝被杀。 5 月，李渊废掉杨侑，称帝建国，改元武德，定国号为唐，仍都长安。李渊就是唐高祖。
2. 经略南北，统一全国
唐朝建立以后，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唐立国之时，仅据有山西和关中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皆为各地地主武装所有。隋朝末年，起兵反隋的武装组织约 200 个（农民 120 起，贵族地主 60 余起），但势力较大，称王称帝的有十支左右，讲隋末农民战争结局时已提到了。李唐建立后，仅是其中之一，为巩固关中这个政治中心，唐朝将统一战争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割据金城（今兰州）的薛举（西秦霸王）、割据武威的李轨（大凉皇帝）、割据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李渊父子用三年时间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包括拉笼利诱、封官许愿，远交近攻等，将三大割据势力消灭，解除了西北、东北两个方向对关中根据地的威胁。接着就开始进军中原和江南等地。从武德三年李世民帅大军攻洛阳开始，李唐王朝用了六七年时间，先后战败中原及江南的各地武装力量，至建国十年即贞观二年（ 628 年）时，最终统一除边境少数民族居住地之外，原来隋朝的主要疆域。
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
李渊之所以在群雄并立中异军突起，取得最后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李渊本人堪称一个勇敢而又足智多谋的领袖，他用人不疑，在统一过程中，各地反叛组织的首领，只要愿意效忠唐朝，他就委以重任，并将他们的部下按原有编制加入唐军，隋朝的地方官也大多数留任原职，因此，他得到了更多地方力量的支持；其次，李渊是隋王朝的外戚，他在隋末执掌大权，地位崇高，隋朝都城周围的精兵强将都愿意为他所用。
因为李渊与隋王朝的这一密切关系，所以，唐朝建立之初，其政权的性质与杨隋区别不大，仍然是南北朝以来军事贵族专政的延续。可以说，唐政权是隋政权的延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唐朝最高权力集团的组成来看，唐高祖在建立唐朝过程中所用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他的亲朋故旧；二是他太原起兵和攻占长安以后的老臣宿友。唐高祖建唐以后，他前后拜了 12 名宰相，其中 2/3 即 8 人同隋王室或唐王室有姻亲关系，中央高层官员有很多是太原起兵时的军事幕僚和部下。这些高级官员主要有三种人组织：
一是有经验的原隋朝高级官员，据统计 45 名显宦中，有 27 人曾任于隋；
二是北周北齐及隋朝高级官员的子孙；
三是以前诸朝皇帝的后裔。
（后来李世民的近侍集团，也大致如此）。因此，唐王朝的秉政对此前各朝各代的最高统治集团没有太大的冲击，来自上层的抵抗力量，也就大为减弱。唐王朝确立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法令条例等，也多是隋朝旧制的发展。
因此，陈寅恪认为：唐初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时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扩大了的帝国的需要，及变化中和变化了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时化和效益化的时期。
二、唐朝初期的政治与“贞观之治”
1. 唐太宗登基
唐王朝建立后，改朝换代成功了，但李氏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激化了。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结成了所谓的太子集团，他们和在战争中实力壮大起来的李世民集团之间，为了争夺皇位继承权，他们兄弟之间，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明争暗斗。武德九年（ 626 ） 6 月 4 日，李世民先发制人，率长孙无忌等在宫城北门（即玄武门）设下埋伏，将一同参加早朝的李建成与李元吉射杀，并挟持了唐高祖李渊，发动了夺权政变，史称“玄武门之变”。同时，李建成的五个儿子、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杀。 6 月 7 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同时，李渊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被迫交出了实权。两月之后， 8 月 8 日，高祖禅位于李世民，被尊为太上皇。 8 月 9 日，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为了巩固王朝统治，唐太宗在他在位的 23 年（ 626 — 649 ）期间，在唐高祖建制的基础上，在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更深入的改革，奠定和完善了唐朝前期的各项治国制度。支持他的主要是一批三四十岁左右的正值壮年的得力助手。如贞观元年时长孙无忌 32 岁；房玄龄 49 岁，杜如晦 43 岁；李靖 57 岁，李勋 36 岁；尉迟敬德 33 岁；魏征 48 岁。
2 ．政权机构建设
唐朝前期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六部制从汉代经南北朝的发展至隋朝定型，经历了长期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是皇权日益集中的表现。
三省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因位高不除人，其左右仆射和中书令（二人）、门下侍中（二人）都是宰相，他们一起在门下省的政事堂共议国政。
因三省长官地位太高，不易控制，往往不轻易授人，唐初皇帝即常常指定自己信任的、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一般要给个“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是真宰相。唐高宗以后，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同三品”名号，才能参加政事堂会议，否则就不再是宰相。这一趋势影响及中唐以后至北宋。
在地方上，唐仍实行州、县两级制（玄宗时一度改州为郡）。州设刺史、县设县令。贞观 13 年全国有 358 州、 1511 个县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分全国为 10 道。玄宗时增为 15 道。道设巡察使、按察使等，检查和督促地方工作。
3 ．修订《唐律》
617 年，李渊一进入长安，就公布了类似汉初约法三章的 12 条简易法令，以宽减刑罚为目的。 618 年立国后，又命大臣修立新王朝的法典，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武德七年（ 624 ），修成了《武德律》。唐太宗即位后，又命人对《武德律》进行修订，于贞观十一年（ 637 年）修成《贞观律》，这次修订大量减少了判处死刑和流刑的罪名，又减轻了许多轻罪刑罚。仍分 12 篇 502 条。至此，《唐律》基本定型。高宗时，又在此基础上修成《永徽律》，并令长孙无忌等撰成《疏议》 30 卷。后来疏议附在正文之后共同颁布执行，此即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备的法典。《唐律》的基本精神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书上），竭力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制。但也有一些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进步性规定。《宋刑统》以此为范本修成。对后期封建社会及东亚东南亚产生了深刻影响。
4．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均田制是唐朝前期基本的土地制度。其主要内容：（一）对百姓授田： 18 岁到 59 岁的男丁授田 100 亩。其中 20 亩的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 60 岁以上男给 40 亩，寡妻妾授田 30 亩。杂户授田与百姓同。官户只授 40 亩口分田。道士、和尚 30 亩，女冠、尼姑 20 亩。工商业者 50 亩。（二）对贵族官僚授田。有封爵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的子男授永业田 100 ～ 5 顷不等。品官 60 顷～ 2 顷不等。勋官 30 顷～ 60 亩。（三）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永业田和赐田，可自由买卖。与北朝及隋朝的均田制一样，唐政府并不是把全国所有的土地都拿来授给农民，而是在保留了国家官有的屯营地（这些地多是水利便利和肥沃之处，）和不触动地主官僚已占有的私有田庄的前提下，将战乱年代抛荒的无主耕地或原有荒地拿来分配。
与前代相比，唐朝均田制的新特点主要有：
①取消了对一般妇女、部曲、奴婢、耕牛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下降，也反映了门阀士族势力的衰落。
②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反映了他们身份地位的上升，以及寺观经济的发展，政府不得不确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
③对贵州官僚授田的数额很高，规定更完备。反映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松。永业田和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买卖，这就给土地兼并提供了方便。
有关史籍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反映，唐代的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实施过。不过各地区实施的程度有所差别。尽管授田多少不等，但农民能从政府手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授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授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役制度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规定：凡均田人户，不论其家授田多少，均按丁交纳定额的赋税，并服一定的徭役。其内容是：
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租；交纳一定的纺织品（绢、绵或布、麻等）称调；服徭役 20 天，是为正役，国家如果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规定的数量交纳纺织品，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
国家若须服役，服 20 天之外，如果加役 15 天，免其调；增加 30 天役，租调全免。有水旱灾害时，酌情减免。官僚贵族享有免除租庸调的特权。
“纳庸代役”制的推行，有利于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对促进唐前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体上讲，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如巩固了府兵制度；开垦了不少荒地，增加了耕地面积，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剥削对象，有利于增加国家收入。
5 ．府兵制度
6 ．学校与科举：
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使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发展起来，政府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学校教育和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日渐发展起来。 唐代的学校教育分为官学和私学两个系统，而以官学为主。中央官学主要是“六学二馆”，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国子监，置博士以教生徒。二馆指弘文馆、崇文馆。其中弘文馆隶门下省、崇文馆隶东宫，各置学士以教生徒。中央官学主要收官员子弟、皇亲国戚子孙及外国留学生，庶族平民子弟仅占少数。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各科专门知识。 地方官学由京都学、都督府学、州学、县学、市镇学、里学等等，以经学和医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唐代“许百姓任立私学”。（《唐会要》卷 35 《学校》。）总之，唐之学校教育体系是较为完备的。六学二馆盛时学生达 3200 人，安史之乱后渐趋衰败。
唐代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
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等等科目。其中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帖经、经义、时务策。进士考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明经录取十分之一、二。进士录取率仅为百券之一二，称“士林华选”。
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不常开科，平民子弟和官员皆可应试，取人少。
与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考试选官是历史性进步。它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进一步冲击旧的门阀士族制度，提高官员的素质并改善吏治。但是还有诸多局限性，讲宋代科举改革时再作比较。如名额少，通榜公荐、常受家世左右等。
7 ．修订《氏族志》
唐高祖建国时，士族地主主要分四个地域集团。即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
关陇贵族靠武功起家，在唐政权中实力最强，是左右政局的力量。江左和代北在唐已全面衰落，山东贵族以崔、李、卢、郑等影响较大，其家族世出高官。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抬高皇权的地位，唐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人修订《氏族志》，这次所修氏族志在李世民干预下，“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旧贵州崔氏降为第三。其他基本上按当朝官员的地位高下。于是原有的一些庶族获得了士族名分，而 山东士族等进一步受到打击。所以这次修《氏族志》，有利于加强皇权。但其打击力度还有限，至武则天时才进一步打击之。
8 ．贞观之治：
经过以上一系列改革，唐太宗在位期间（ 626-649 ），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较快，文治武功空前强盛，史称“贞观之治”。
历史上总结其致治之由很多。
教材上总结为：①以隋之为鉴，重视民心；②重视选官用人；③注意纳谏；④注意法制，执法严明等等。
这个优良政风表现为：①以史为鉴；②尊贤纳谏；③实施王道政治。台湾学者：“主要在于群臣协力共治，营造优良政风，有以致之。
贞观年间，确实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局面。这与李世民有较大关系。因为他从农民战争及自身在统一战争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他认识到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而且，他与他父辈不同的是，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谨守儒家的治国经验，使士大夫参与国事并有权有责。贞观之治之所以被后世封建士大夫长久地颂扬，就是因为后世的官僚士大夫，也希望自己能遇上一个这样的明君，他是尊重他人，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能与臣下融洽相处，并厉行节俭，严格执法的明君。他们往往用唐太宗的成功例子规劝当朝君主。
实际上唐太宗早年的功劳有美化成分，他在位的后期也拒谏，也大兴士木、劳民伤财，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并不好。但是他的美好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样，成了一种理想的政治模式，不仅对后期唐朝，而且对宋元明清的君主，都有深远影响。
三、武周政治
1. 从高宗继位到武周代唐
2. 武周时期的政治纷争
关于武则天，传统史学限于偏见以贬为主。这些年，虽有研究，但还有许多有争议之处。例如教材上讲他出身低微，其实也有争议，有人认为，她的家族并非庶族。武则天的父亲曾当过木材商人，但她的父亲是李渊从太原起兵时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实际上他父亲武士矡出生于太原地方（代北）望族，由于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没有象兄长一样进入官场。唐高祖起兵后，他在攻打长安的战斗中立过显功，后升任工部尚书，并曾出任两个重要州的都督，被封为“公”。唐高祖李渊为酬谢他，将隋朝皇室的一个宗女嫁给他作二房，以示荣宠，武曌便是他这第二房太太所生，因此，武曌又与隋王朝皇室有血缘关系。或可称之为李唐新贵。
武则天初为太宗后宫才人，后与李治恋爱，他利用各种手段甚至告密，闷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等等。打击陷害了许多反对立她为皇后以及不支持她立周代唐的各级官员和李唐宗室，由于唐初有权有势的高官显官以关陇士族为主，因此，说武则天沉重打击了唐代士族势力，是可以的。如贬杀长孙无忌等；镇压徐敬业拥立庐陵王的起兵；借刘思礼谋反案诛杀“海内名士” 36 家，其亲党被连坐流窜一千多人，任用酷吏杀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使李唐为首的关陇士族元气大伤。
3. 武则天的作为与武周政治的功过是非
武则天执政期间，除了采用各种手段杀虏士族以剥夺其政治权力外，他还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上打击士族势力。如 659 年她通过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改修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武家被升为第一等，许多凭军功起家的庶族新贵被列入士族，原有的士庶限界进一步被打破。所以说，武则天《姓氏录》对门阀制的破坏远远超过了唐太宗所修《氏族志》。
武则天执政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她经常发布劝课农桑的诏令。规定以农业政绩的好坏来升降地方官。她还令人编写《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行全国，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她统治期间，社会生产继续发展，人口也有了迅速增长，净增 3714 万口。
武则天执政期间，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开“南选”。科举出身人在高祖时 7% ，太宗时 23% ，高武时 35% ，武周时 40% ，（见教材）年均录取人数是贞观年间的一倍以上。
为了广泛搜罗人才，武则天创立了“自荐”和“试官”制度。 690 年，她派出存抚使十人到各地搜荐人才，许多落弟士人和乡村教师被荐。荐人太多带来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弊端。她选用虽多，但只要发现不称职者，立即废黜，甚至诛杀，务取真才实贤。她选用的狄仁杰很有名，后来玄宗开元时的名臣宋璟，姚崇，张九龄等也是此时提拔上来的。陆贽议她用人：“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卷 139 ）。
在她执政期间，重用文人学士编修了一系列前朝正史、本朝实录及文选、乐书等，刻印了大部分文学汇编。
外交上，唐与新罗联合，攻灭百济，西域影响远，军事武力达到唐代顶峰。
但是，武则天也是一个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其表现有：
①任用酷史，实行恐怖统治，滥杀政敌，其中杀了不少好人。 ②大肆纳官，使官僚队伍迅速扩大，但她多数不予重用，所以她被迫退位时只有一个大臣哭，官场风气败坏，贪污风大行。 ③崇佞佛教，大肆封禅祭祀，修寺造像，铸九鼎，修天枢，建明堂，浪费无度，加重了百姓负担，导致财政危机日深，阶级矛盾尖锐。 ④杀害宗室，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
武则天当了 15 年皇帝，到 705 年， 82 岁时身染重病，宰相张柬之等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她儿子唐中宗李显，复国号为唐。当年，武则天就病逝了。
四、唐玄宗与开元之治
1. 唐玄宗登极
2. 开元年间的改革与“开元之治”
唐玄宗即位以后，特别是他在位的前期，先后任命了正直干练的姚崇、果断而坚持原则的宋璟，以及张九龄、张嘉贞等人为宰相，针对时弊，进行了一些改革，促进了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繁荣，成为唐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元之治”。要讲开元改革和开元之治，不能不了解姚崇这个人物。姚崇（ 651-721 ）， 677 年科举入仕，曾任一系列军职，在河北抗击契丹，深受武则天赏识。 698 年曾拜为宰相，在武则天下台前一直任宰相。他不信迷信，反对天命论以及佛家的因果轮回理论，主张修人事以应天变。他曾向唐玄宗提出十条建议作为担任宰相的条件。如皇帝须以仁爱宽治恕天下；行法必自皇亲贵近始，法律面前不分亲疏；树立皇权威望，皇帝要以礼待大臣；限制宦官干预朝政；皇亲国戚不能担任御史台和三省要职；容纳直谏；废除苛绢杂税；停止修建寺院道观；不侥幸军事冒险对外穷兵黩武等等。这些建议大多在开元年间的改革中得到了贯彻。
此外，玄宗开元年之初，所用宰相等高级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他们来自官宦家庭，但并非豪门大族；大部分人曾在武周时供职朝廷，如曾任御史中丞者多人；大部分来自武周政治中心地洛阳及河北河南地区；他们大多在武周时入仕，大部分是杰出的学者和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官员。开元改革就是通过这样一批人进行的。
改革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其他各方面。
①政治方面
首先：调整中央决策机构。 其次，改革地方官选任制度、整顿吏治。 其三，修订法典：
②经济方面的改革：
首先兴修水利，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 其次，检田括户，限制土地兼并。 其三，抑制食封贵族
③军事方面
④文教方面，重视发展文化教育
⑤限制宗室外戚权势，减少宫廷政变以稳定皇权统治。
五、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发展，唐朝的社会经济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呈现出繁荣局面。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农业牧业的恢复和发展 ①水利工程增加了。 ②生产工具大为改进。改旧的直辕犁为曲辕犁，省时省力，提高了耕作效率。其灌溉工具除前代已有的翻车等外，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等新工具。 ③官私仓库粮食充足，物价降低了。 ④户口数逐渐上升。表明劳动力增加了。 ⑤垦田面积空前增加。略高于西汉最高额。 ⑥畜牧业 , 养马业发达 .
2. 手工业的发展
经过劳动者的辛勤劳作，唐朝前期手工业的一些主要部门中，其技术水平、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都超过了前代。表现突出的有：
A 纺织业：产量大，品种多，质量高，染色技术高。
B 陶瓷业：邢州窑，昌南镇（景德镇）。杰出代表是：唐三彩，堪称艺术珍品。越州窑。近年考古还发现了五彩陶俑，技术水平比三彩陶器更高。
C 矿冶业：唐朝建立后，规定西、北缘边诸州，禁置铁冶及采矿，而其余地区诸州出产铜铁之处，在政府优先经营矿冶业的前提下，允许私人经营开采，但私家所铸得的铜、锡等可铸钱币的金属，一律由政府一手买断。玄宗开元年间，政府加强了对私营矿冶业的征税管理，也强化了官营矿冶业的经营管理。德宗时，各类矿达 170 处左右。
唐代矿产数量增加，铸造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考古发现的扬州铜镜和金银平脱器的制造工艺，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水平。铸币业发展起来，天宝时 99 处，年铸额 32 万七千贯左右。
D 造船业也有了显著发展
除官营制造的御舟、漕船、战船外，民间私制的舟船也很多。当时形成了扬州、洪州、宣州、金陵等几个造船中心。史称“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造船业的发达，加速了各地经济交流。唐时，唐船远航至印度洋和红海，有“海上霸王”之称。
3. 茶叶贸易的兴起
我国是茶树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种茶、饮茶的国家。三国蜀汉时，文献上已有蜀地种茶、卖茶的记载。历经南北朝，茶树载培扩展到长江流域，饮茶渐成风俗，茶叶贸易初具规模。到了唐朝，茶树的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等方面，均有了长足进步，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史书记载到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从长江流域北上，漫延到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可见，茶业迅速成为重要商品，贸易繁忙。产茶各地出现了一些名优茶叶，并行销吐蕃和回纥地区。这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4. 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
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都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唐代商业繁荣的表现主要有：
商业都市空前繁荣。
第二节 唐朝后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它把一个集权、富饶、稳定、地域、辽阔的强盛帝国，搞成了政治纷争不断，财政拮据，地方四分五裂，中央集权陵替的国家。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一件基本上是军事性质的事件会把唐朝历史截然分为前后两段，并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实际上，安史之乱后中国封建社会所发生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叛乱本身，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这一转变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显现出来。不过，叛乱发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作用。
1. 均田制的破坏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①均田制的破坏 ②地主庄田经济的发展
2. 府兵制的终结与军事格局的变化
府兵制也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
（吴枫、陈伯岩著《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认为府兵制与均田制没有直接关系，也不是兵农合一的兵制，而是一种世兵制。）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自武周时开始废坏，到玄宗时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府兵制下，出兵役虽然可以免除本身的租调，但是兵甲衣粮自备，所以，服兵役也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均田制破坏使均田农民所占土地日益减少，或完全丧失了土地，就更无力负担沉重的兵役了。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想方设法逃避兵役，有的向未设军府的州县迁移，甚至自残手足以避征兵。这样一来，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与此同时，由于边防线的延伸，唐朝不断向边境增兵，戍边的兵额日趋扩大，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又肆意虐待戍边士兵，因此，人民视服兵役为畏途，谁也不愿当府兵，于是府兵制逐步废坏。天宝 11 载（ 749 年），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废除了府兵制度。随着府兵制的破坏，募兵制发展起来。前面讲到，到了玄宗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代替了。
在府兵制下，无论是宿卫京师还是住守边关，士兵都是定期轮换的，他们的调防权由中央统一控制， 40% 府兵宿卫在京城及其周围，战争爆发时，中央统一征调兵力，并临时委派高级指挥官，这样兵权在中央，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
募兵制代替府兵制后，由于唐玄宗时与周边部族战事增加，天宝年间，西南两次败于南诏，东北败于契丹，高仙芝在西北失事，使得边防重镇的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之地。而且，为了加强日常训练，缘边地区将得专其兵，兵将之间形成了密切的隶属关系。掌握边镇武装力量的官员叫节度使，节度使势力在当时称为藩镇，或方镇。
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 年），开始设置节度使，以后逐渐增加。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与此同时，唐王朝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只有 8 万人，而十镇边将及其他边地驻军达 49 万。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仅及边镇的 1/6 。如安禄山领范阳、平卢两镇节度使，统兵 12 万，已超过中央禁军数，他又兼河东节度使，有兵力五万五千。这表明，先前府兵制下“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已被“内轻外重”所代替，唐王朝丧失了拥重兵，居关中以驭天下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庞大的军队及其家属的供养，需要有充足的军需供给，于是节度使兼管屯田、营田使，有了理财权，并负责支用朝廷下拨的军事物资，兼度支使，管理家属又兼管民政。节度使的权力融军事、财赋、民政于一身。“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很快成为强大的，中央难以制御的离心力量。而中央朝政的昏暗又为方镇起兵提供了良机。
3. 天宝年间的社会政治危机。
二、安史之乱
1. 经过 2. 影响
①经济方面： ②政治方面： ③军事方面：
三、唐朝后期的政治斗争
1. 唐中央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央与地方矛盾）
藩镇数目很多，《新唐书·方镇表》共列 42 个，其实远不止这些。藩镇中，势力最大危害最烈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占有今河北中部和南部诸州， 762 年开始，李宝臣任节度使，他“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魏博镇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占有今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地区的诸州。自 763 年，田承嗣任节度使时开始割据，他“重加税率，缮治兵甲……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卢龙镇治幽州（今北京），自 763 年李怀仙任节度使始割据，占有今河北中北部及辽宁西部诸州。他也是“贡赋不入于朝廷。”
以上三镇首领都是安禄山、史思明旧部，他们各拥强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自命官吏，自行法令，都不上缴赋税。节度使的职位也实行父死子继的世袭制，或由部下拥立，事后报中央追认，中央不能更改。如成德镇先后被两个家族统治，一个家族统治 38 年，另一个统治 86 年。刘姓在幽州相继统治 36 年。魏博则先后由田姓和何姓两家分别统治 49 年和 41 年。
以上三镇独立性最强，他们常常公开与中央对抗，被称为“叛镇”，因地域也被称为河朔型藩镇。包括：淄青、淮西、宣武、沧景、泽潞等镇。叛镇之外，其他方镇根据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央的关系可分为三大类型：
一是中原防遏型藩镇。相当于今河南、山西、江苏等地，主要由汴宋、武宁、忠武等十镇。他们的作用有两个，一是牵制、扼制河朔型藩镇；二是保障运河运输线，实际上也就是保证唐中央政府的财源。
二是边疆御边型藩镇，主要是为了防遏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入侵而设置的，辖区涉及今两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的广大地区。
三是东地财源型藩镇。辖区涉及今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湖南、湖北等广大地区。这里是唐政府驻兵较少的财赋来源地。
以上三种类型的藩镇割据性较弱，大体上还服从中央的政令。但也不时发生叛乱，与中央对抗。另据王援朝研究，他认为藩镇的类型应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唐史论》 5 ，三秦出版社， 1990 年）
当时，在藩镇中央之间，藩镇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唐中央为了巩固王朝统治，与藩镇之间展开过多次斗争，最突出的就是唐德宗在位时所谓的“四镇之乱”，“泾原兵变”以及唐宪宗时的“淮西之乱”。
割据局面之所以长据延续，其原因在于：
中央方面：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消灭方镇，只是设法自卫而已。
唐德宗在位后期，已经着手从财政、军事、行政各方面加强皇权。如扩建神策军，这支听命于皇帝的军队到德宗末年已达 20 万，其中一部分守卫京师，一部分派驻西北边境，因此，朝廷的军事权力在保卫京师及对外防务方面负起了责任。同时，唐德宗通过派遣宦官监军使，加强监军使的权限，加强了他本人与服从中央政令的方镇之间的联系。
经济方面：德宗朝开始实施两税法（后面讲），并使沿运河的各方镇听命于中央指挥，保证东南财源畅通。但是唐德宗的作为有利也有弊。他强化君权，全神贯注于朝政，不信任大臣，转而重用宦官，他使宦官第一次掌握了帝国的中央军队。经济上他接受地方长官的巨额“上贡”，使百姓受害。唐德宗加强皇权，增加收入的措施为唐宪宗实施削弱藩镇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可惜，宪宗在位 15 年过早地被宦官杀了。
在藩镇方面：
各方镇各有不同的特殊情况：
自立性最强的是河朔型叛镇，他们虽然有较大离心力，但是与其他方镇一样，都无意于争夺皇位，并不热衷于攻取长安，称孤道寡，而是满足于控制自己的地盘，或找机会扩大地盘，以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他们担心中央组织兵力消灭他们，也担心邻近方镇，强大起来以后吞并自己，因此方镇之间较少联合。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不互相支持，因此也难以取代中央。他们并不积极支持中央消灭其他方镇以免自己陷于独立地位，而是希望维持现状。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职任得到朝廷合法的承认，每个节度使都孜孜以求，想取得朝廷正式的任命，朝廷若不加任命，他们认为是不正常的。
宪宗授予支郡刺史兵权以后，节度使的军事、财政权力都受到牵制。穆宗即位以后，藩镇部队长期不扩编并常常缺编，影响了其战斗力。正由于节度使的任命还受中央控制，唐朝后期，中央所任命的节度使一半是文臣，一半是曾担任过神策军头目的人，藩镇长官的地方色彩淡了。
在方镇内部，主要指长江以北的河朔型和中原型藩镇。节度使都建立了忠于自己的衙军（牙军），负责节度使的安全，这些亲卫军主要由以下人员组成：
一是节度使厚资养活的“私人”士兵，名义上的养子即义子。他们是节度使的贴身保镖，待遇优崇，一旦笼络失当，他们也会起而逐杀节度使，换易主帅。
除亲兵以外，节度使的其余部队分驻各州县及经济、军事重镇。此外，节度使还召用本地团练兵，以保卫自己的家乡。这些团练兵在对外征服方面无多大战斗力，但在守卫自己的家乡时，往往能发挥强大作用。节度使府中，自行任命的幕府官，既有落第举人，铨试不中人，也有军人，这些多是没机会进入中央任命的官僚队伍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为官行政的机会，待遇优厚也支持了方镇势力的存在。
就这样，一个削弱了的中央王权，与处于自治或半自治状态的藩镇之间得以维持了一个较松散的、也较稳定的结构，并维持了一百余年。
2. 中枢政制的演变
3. 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掌握了中央禁军军权后，地位更加巩固，权势愈加膨胀，以至操纵官员的任命，掌握废立皇帝乃至生杀皇帝之大权。宦官专权的局面就形成了。
当时固然多数官员屈服于宦官的权势，看他们的眼色行事。但是也有奋起抗争者。唐制，朝官的衙门多在皇城，宦官则居宫城，皇城在宦官衙门（在宫城）的南面，因此，便以南衙代指朝官，北司代指宦官。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与斗争。宦官专权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引起朝臣的反对，因此，当皇帝和朝臣想有所作为时，势必与宦官展开斗争。其突出事件有“二王八司马”事件（永贞改新）和“甘露之变”。
①“二王八司马”事件： ②“甘露之变”：
4. 朋党之争 ① 士庶之争 ② 牛李党争
四、安史之乱后的经济改革：
1 ．第五琦与刘晏的理财措施
随着唐高宗武周以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扩张和均田制的日益破坏，越来越多的均田农民变成了流民，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耕地数量迅速减少，以租庸调为主的农业税收越来越难以保障日益增加的官僚队伍和军队的支出。玄宗时，政府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
安史之乱，不仅打乱了唐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而且加剧了政府财政收支上的矛盾，国家财政基本上陷入崩溃境地。于是，增辟农业税之外的共他财源，以保障平定叛乱和挽救王朝危机，成为一件十分紧迫，也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唐肃宗乾元元年（ 758 年），盐铁转运使第五琦采纳了开元九年刘彤提出的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铁木等山泽之利的建议，并将这一建议付诸实施。 这一年，第王琦借鉴平原太守颜真卿控制盐利以赡军用的成功做法，奏请唐代宗：“创立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隶盐铁使，盗煮私市罪有差。”即将食盐的产销环节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 10 文一下子提高到 110 文。实行这种禁榷制度的结果，政府大获其利，榷盐收入每年在 40 万贯左右，史称这一改革“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缓和了当时政府极度紧张的财政状况。第五琦的榷盐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最大的弊端在于全面垄断食盐的产销环节，使得政府不得不广置专卖机构，增派官员，致使官僚机构臃肿，经营管理的费用及损耗增多，从而直接影响了榷利的纯收入。
从唐代宗大历元年（ 766 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年），任盐铁使，并兼转运常平等使的理财专家刘晏主管东部海盐专卖事务，在此期间，他对第五琦盐法进行了系统改革：一方面大力精减原来臃肿的盐政机构和冗官冗吏；另一方面，把政府统购统销食盐改为政府在产地统购食盐，以榷价批发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往各地零售，使政府从繁琐的食盐运销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而且减少了开支，使政府的收入大增。刘晏主持盐政之初，每年盐利 60 万贯，大历末年每年增到 600 万贯，盐利收入占当时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皇室及军费、官俸开支的重要财源。
除对盐法进行大力改革外，刘晏还对漕运进行了整顿，并大力推行了常平法。
当时，由江淮沿运河向关中运粮的漕运是唐王朝的生命线。刘晏主持疏浚河道，训练漕卒，在扬州制造坚牢的运船，把十艘船编为一纲，分几段路程节级向关中运粮。这一流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此外，刘晏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廉洁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负责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籴进粮食，在歉收地区用低价粜出，这不仅利用粮价之差获利，而且有利于保持各地物价大致稳定。
刘晏的改革，在当时为纽转国家财政困窘的局面发挥了一些好的作用。在盐法运作较为正常时，榷盐之利在国家财政中一直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 ．两税法的实施：
均田制的瓦解，农民的大量流亡，使唐政府以身丁为剥削对象的租庸调制度愈来愈难以维持了。安史之乱后，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出台了许多新的税收项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造成了科敛名目繁多的严重局面。
为了整顿赋税制度的这种混乱局面，保障中央政府获取足够的税收，以应付安史之乱后的新形势，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 ），在宰相杨炎的建议和推动下，唐王朝对国家税收体制做出了重大调整——在继承先前地税和户税征收精神的前提下，废止已陷入困境中的租庸调制，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数额征税，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这就是两税法。
（ 1 ）两税法的来源： （ 2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 3 ）实施两税法的意义： （ 4 ）两税法的不足之处：
五、唐后期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黄河流域及其以北成为藩镇割据称雄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相对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躲避占乱迁移到江南，增添江南的劳动力。因此，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保持了迅速发展的趋势，其总体水平逐渐超过了北方。此即所谓经济地理的变化。
1 ．农业方面：
①兴修水利掀起高潮 , 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使江河湖泊为农业服务。水利工程的增修使南方的开发速度大为加快。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在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在后期则南方多于北方。
②农业生产工具有所改进。
③唐后期，江南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京师已成为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④商业性农业，如茶业空前发展。
2 、手工业发展迅猛：
①纺织业，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地区成为江南地区的纺织中心。著名的越州贡品多。
②造纸业在唐代达到以新水平，重要的产地多在南方。如宣、歙、杭、婺（全华）、衢、越、均（湖北均县）、益（麻纸）、韶（竹纸）等州，都是著名的纸产地。
③造船业。唐后期发展显著。刘晏任诸道盐铁转运使时，在扬子县设立了十个造船场，派专知官督造千石大船。不用铁钉。
3 ．商业活跃：
①城市商业繁荣：扬州“雄富冠天下”，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集散地，有“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之赞，益州成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其锦绣、井盐、纸张、瓷器、茶叶等物。史称“扬一益二”。其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杭州、广州、泉州、明州、皆空前繁荣。
②大城市出现了夜市，商州活动逐渐冲破了先前的坊、市分离制，不少商人已开始在民坊内开设店铺。农村草市虚市更多。
③出现了柜房和飞钱。柜房——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此收取柜租。飞钱——亦称“便换”。是我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其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地方某道设在京城的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现钱。这解决了长途搬运大量铜钱的困难。以上反映出商业水平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级。
第三节 唐代的民族关系
唐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突厥、西域各族及薛延陀、回纥、吐蕃、南诏、靺鞨等，先后在沿边各地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他们开发了边疆，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唐朝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汉族人民和沿边各少数民族之间也都有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和联系，促进了民族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多民族国家日臻巩固。
一、突厥汗国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1 ．东突厥汗国的灭亡
隋朝大业年间，突厥曾被隋军征服，但在隋末战乱之际，东西突厥的势力都再度强大起来。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为了借助他们的力量，曾和王世充等其他地方势力一样，向突厥称臣纳贡，但东突厥仍不断向内地侵扰，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甚至两度率兵侵犹关中，攻至邠州、武功县，进逼长安。
唐太宗即位以后，对东突厥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他在关中训练士卒，太宗亲自较射，重赏武艺高强者，以激励士气。同时，由于东突厥屡次对唐朝用兵，激起了其统治下的各部族的反抗，各地起义不断。贞观三年（ 629 ）唐太宗乘东突厥内部分裂之时，派李靖、李 责力 等，率十余万大军分道进击，次年（ 630 ）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汗国灭亡。
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政府在其旧地即东起幽州、西至灵武这一带，设置了四个都督府，以便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民众。“全其部落，因俗而治”。同时，在东突厥故地（今内蒙地区）置定襄、三中两个都督府，下设六年州，任原来的酋长为刺史，实行自治。
当时突厥人内迁至长安居住者近万家，突厥贵族被任命为五品以上官者百余人。
2 ．唐和西突厥争夺西域的斗争
唐初，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立国在今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疏勒（喀什葛尔），是五个著名的地方政权。其中，高昌以汉人曲氏统治，那里土地肥沃、农业发展，并以汉字作通行文字，是汉代西域长史等地方长官的驻地，其居民很多是汉人。
焉耆接近博斯腾湖，有渔盐灌溉之利，农牧业都很发达。
龟兹人们以农、牧业为生，又精于冶铁，写胡书，盛行佛教。
于阗盛产玉，纺织业发展，也有自己的语言文字。
疏勒的农业、纺织业、矿业均有一定发展。
这几个地方政权，都是西汉即已立国的历史悠久、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均和内地有密切联系。东突厥灭亡后，高昌国王曲文泰曾到长安朝见唐玄宗，其他方国也派人到长安，要求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但是，他们的这种要求受到了控制他们的西突厥的阻隔。
贞观二年（ 628 ），西突厥汗国因内乱发生了分裂，并互相攻战，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贞观四年（ 630 ）东突厥灭亡当年，尹吾（今哈密）等七城的胡人归服唐朝，唐以其地建西伊州，后改名为伊州，成为唐朝进攻西域的据点。贞观九年（ 635 ）唐太宗派军降伏了隋来以来占据今青海及新疆东南部地区的吐谷浑，打通了唐朝向西域用兵的道路。贞观 14 年起（ 640 — 748 ）唐朝经过七八年的经略，先后占领了高昌、龟兹、焉耆、于阗、疏勒等地，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这些城镇成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统一西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高宗显庆二年（ 657 ），唐军俘虏了西突厥可汗，西突厥国灭亡。至此，唐朝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原来受西突厥役属的中亚诸国也都归属唐朝。
唐朝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用其原来的长官统治之，并不收其赋税。长安二年（ 702 年），武则天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前者（分 6 ？都督府， 8 州， 110 县， 126 军府）管辖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后者（分二州、二都护、 23 都督府）管辖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唐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政治联系及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唐政府在西域驻扎重兵、任命官吏，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及府兵制；并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进一步推广至西域。
在今新疆出土的唐代各级官府的公文状牒、官衙印章及古代渡关津时所用之凭证。由官府发给。过所（内叙明申请人的姓名、年龄、身伤、携带物品、去向、往返路途、时间等等）、契约等各类文书，充分证明唐朝对西域实施了有效的统治。
儒家文化在西域有所传播。而唐朝的音乐、舞蹈、绘画、造酒等技术则深受西域影响。双方的交流、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们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唐朝统一西域，使古老的东西文化交流要道丝绸之路得以畅通，这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3 ．后突厥汗国
唐灭东突厥后，其旧部曾不断反抗唐朝统治。永淳元年（ 682 ），突厥贵族骨咄禄利用本族人的反唐情绪，重建政权，建牙、据有东突厥故地。历史上称之为后突厥汗国。
骨咄禄之弟默啜可汗在位时，侵入西域地区，东西拓地万余里，控弦之士 40 万，恢复了先前的强盛局面。后突厥汗国曾不断袭击唐朝，但双方始终努力维着和好关系，并进行互市。由于突厥贵族内部自相残杀。玄宗天宝四载（ 745 年），后突厥汗国被回纥族怀仁可汗攻灭。突厥人一部分内迁归附唐朝，一部分西迁入中亚，而大部分受回纥统治。
二、薛延陀和回纥
薛延陀和回纥都是汉魏以来一个古老的部族丁零族发展而来的，丁零族在隋唐时称之为铁勒，铁勒有许多部族，其中薛延陀和回纥各是其部族之一。东突厥汗国灭亡后；这两个部族相继在漠北建立了地方政权。
1 ．薛延陀汗国（不足 20 年）
2 ．回纥汗国
三、吐蕃
四、南诏的兴起与强盛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杂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部落最大的主要有白蛮和乌蛮。其中，白蛮是战国以后迁往那里的汉族人和当地人融合发展而成的，他们居住在洱海周围，其文字、语言；风俗大致和汉族相同，他们过着农耕生活。而乌蛮居住在距离洱海较远的四周，比白蛮落后，大致过着畜牧生活。从七世纪初叶到中叶（唐初），乌蛮部落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并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个六个诏，即六个王国。（乌蛮称王为诏）。
居于最南端的蒙舍诏，又称南诏。在 7 世纪 70 年代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以后。南诏因为距离吐蕃最远，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牵制吐蕃，便大力扶持南诏，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到皮罗阁为南诏王时，南诏渐次消灭其他各诏，建立统一的南诏国，定都于太和城（今大理市南）。开元 26 年（ 738 ），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进入全盛期。最盛时，大致据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号称“回环万里”，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天宝年间，由于边将腐败无能，重敛其税，引起南诏的武装反抗，双方多次交锋，互有伤亡，其中两次大的战役均以唐朝失败告终。唐德宗贞元十年（ 794 年），不满于吐蕃压迫的南诏，重新与唐朝和好，双方订立盟约，恢复了友好关系。但后来双方仍有战争。南诏后期，王权旁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天复二年（ 902 ）立国两个多世纪的蒙氏南诏被郑氏推翻，改国号为大长和。
南诏和唐朝之间虽然也战争不断，但是，南诏的统一和归属唐朝，使其政权组织、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都深受唐朝的影响。为此后该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奠定了基础。
五、 靺鞨族和渤海国
靺鞨是后来满族的祖先。这是我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商周时称肃慎、汉魏称挹楼、北朝称勿吉。隋唐时改称靺鞨。其活动范围主要在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地带。隋唐之际，在靺鞨各部中，居于南部的粟末靺鞨和居于北部的黑水靺鞨成为势力最强的两大部落。粟末靺鞨比较先进。武周圣历元年（ 698 ），其首领大祚荣建立了政权，自立为震国王。（振）玄宗开元元年（ 713 ），唐朝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之地为忽汗州，令大祚荣兼都督。从此，这个政权就以渤海为号。开元十四年（ 926 ），唐朝正式名之曰：“渤海国”，晋封渤海郡王为渤海国王。渤海国最盛时，南至朝鲜半岛的北部，东抵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境内有 5 京， 15 府、 62 州。渤海国和唐朝的关系较好，其国王世代向唐朝请封号，并频繁派使臣到长安朝贡（玄宗一朝就派使 29 次），其贵族子弟多送往长安学习。他们使用汉字，其各项制度也多仿唐朝。其制度“大抵宪象中国”，称“海东盛国”。有三省（宣诏、中台、政堂），六部（曰忠、仁、义、礼、智、信）。
黑水靺鞨与唐朝的关系也较密切。开元 13 年（ 725 年），唐朝在其地置黑水军。次年，又在其最大部落设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唐政府另派长史对黑水各部进行监领。
总之，唐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行政机构，使那里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 926 年，立国 200 多年的渤海国被契丹所灭，此后黑水靺鞨也成为契丹的附属。
从本节所讲内容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唐朝统治者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羁縻州政策的推行，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巩固。
第四节 唐末农民大起义
一、起义爆发的原因：
1 ．唐末政治的腐败： 2 ．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痛苦
二、起义的经过
三、起义的历史影响：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起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虽未立即灭亡唐朝，但使唐政府四分五裂，不久就被推翻了。推翻腐朽王朝的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的进步。 ②农民起义军南征北伐，横扫大半个中国，给整个地主阶级以猛烈打击，特别是进一步摧毁了残存的士族势力，促进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此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为五代和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③起义军以“均平”“罗平”“天平”等作称号或年号，号召农民反抗不平均的封建统治，这在农战史上是第一次，说明农民不但要反封建、反暴政，反剥削，还要反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发展到了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均平的新阶段。这对宋、明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有深远影响。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种空想。
四、唐王朝的灭亡
黄巢大起后，唐已名存实亡。“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本已强盛的藩镇又互相攻杀合并，最后仅剩下十几个，其中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山西）势力最大。

僖宗死后，宦官立其弟李晔为帝，是为昭宗。这时昭宗成为宦官与主要方镇不断挟持的玩物。 903 年正月，朱温控制了朝廷和京师，他派侄子保护皇帝。 904 年正月已杀尽数百名宦官的朱全忠派人杀宰相崔胤等，逼昭宗迁都洛阳，并于这年八月谋杀昭宗。立昭宗 12 岁的儿子李为有名无实的傀儡皇帝。 906 年再次杀掉 30 余名朝廷要官。 907 年废哀帝李 ，自立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都开封， 908 年谥哀帝。伟大的唐王朝自 618 年建国到 907 年灭亡，历时 289 年，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第五节 唐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唐朝的文化，堪称灿烂辉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唐朝近 300 年的统治期间，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的时期比较长，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这都是唐朝文化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一、宗教和哲学
唐王朝在其前中期是很自信的，加以疆域的辽阔，境内外民族交往的增多，除传统的外来佛教及内在道教外，又引进了许多外国宗教：
1. 宗教的流行
当时，新的在唐朝产生影响的外来宗教有袄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
（ 1 ）袄教，又名“拜火教” 。 （ 2 ）摩尼教 ： （ 3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 （ 4 ）伊斯兰教 （ 5 ）道教 （ 6 ）佛教
2. 反佛思想
（ 1 ）傅奕（ 555-639 ）
（ 2 ）武周宰相狄仁杰（ 607-700 ）及开元名相姚崇（ 650-721 ）
（ 3 ）韩愈（ 768-824 ），是唐后期反佛的主将。
3. 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二、儒学和史学
1. 唐代儒学的命运
2. 史学
三、文学： （ 1 ）诗歌的繁荣 （ 2 ）古文运动（恢复周秦两汉的散文体，反对骈体文）。代表人物有：陈子昂、韩愈、柳宗元。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的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另一方面反对骈文，提倡继承和吸取以六经、离骚、司马迁、司马相如等的古文成果，力图用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出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便于表达思想的新散文体。他身体力行，古文运动的胜利，使他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的盛誉。但其目的是为了复兴儒道。
（ 3 ）传奇小说（表明我国古典小说开始脱离萌芽状态，渐渐发育成形了）
（ 4 ）俗讲和变文。从讲经——讲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当代人物传记。变文，在敦煌遗书中发现，近人编有《敦煌变文集》。
四、艺术
1. 雕塑：龙门，敦煌（唐占近一半） 2. 绘画 3. 书法：初唐四家；盛唐四家。后期有柳公权。 4. 音乐、舞蹈
五、科学技术：
1. 科学技术——僧一行和尚，修历法，测量子午线，观察恒星位置移动。 2. 医学：分科细，孙思邈《千金方》 3. 雕板印刷术 4. 建筑：
六、社会生活
1. 衣食住行 2. 婚丧礼俗 3. 文体娱乐 4. 节日风俗
丧制遵古礼，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称“五服”。斩衰——衣服用最粗的麻布制成，不修剪沿边。凡儿子及未嫁女为父；妻为夫，孙为祖父服之，服期三年。
齐衰——衣服用粗麻布制做，边沿修剪整齐，凡曾祖父母和高祖父母死，服之，服期 5 — 3 月不等。
大功——凡堂兄弟、未嫁堂姊妹，已嫁姑姊妹及已嫁女为伯叔父母，兄弟等已服之，服期九月。
小功——服用用熟麻布做成，较大功为细，凡为同宗的曾祖父母，叔伯父母，堂伯叔父母等服之，服期 5 个月。
缌麻——用细麻布制作，凡为本宗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等服之，服期三个月。
第六节 唐代的中外关系
在隋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对外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唐来往的国家更多，使节往来更频繁，因此，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发达起来。不少国外的东西传入国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我国的产品、技术和文化，也大量传到各国去，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
一、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
由于唐朝经济稳步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愿意到唐朝、到长安。来求学、贸易。当时交往国家多达 70 多个，外国贵族多派子弟到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国文化。
其次，唐代便利的交通及管理制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方便。陆路四通八达。海路开辟更多，有三条路去日本。见教材 P78 ，并开辟了从广州越南海到东南亚，西亚及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因此，唐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
二、唐与高丽、新罗的关系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其中高丽常与百济联合，攻击新罗，因此，新罗屡次向唐求助。
最初，三国在唐朝建立之初都遣使和唐王朝通好。这时，唐朝忙于内部统一战争，也乐意与之结好。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国内战争结束，政权已经巩固，经济渐已恢复，对外活动渐取进取态度。唐朝首先是在北部灭亡了东突厥、西北降伏吐谷浑、赶走西突厥，恢复了对安西四镇的管辖权。然后就着手向东进攻高丽了。恰逢此时，高丽内部反对臣服中国的强硬派泉盖苏文杀其旧王，另立新王，自立为军事统帅——大莫离支，并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断绝新罗前往长安进贡的路线，新罗便求救于唐，为唐太宗出兵提供了借口。
唐太宗出兵高丽，在朝廷受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反对，唐太宗曾对太臣们说：高丽在汉代已是中国的领土，隋朝多次出兵，均未取胜，我今天尚未年老，想借士大夫之余力攻下它，以为隋朝死亡在那里的中国子弟报仇，也为被杀的高丽君父雪耻。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太宗先派职方部郎中到辽东侦察高丽的军事防御工程，当时高丽已沿辽河，北起扶余、南到海，修筑了一条余里的长城以为备御。同时，唐太宗下令在江、洪、饶诸州造战船四百艘用以载粮，又大量招募军队。公元 644 年，太宗派水路 500 船四万兵从莱州渡海攻平壤，陆路则发兵六万从东北趋辽东，自己亲率六军于前线督战。陆路上，唐军攻下了一直顶住了隋炀帝几次远征的重镇“辽阳城”，但唐军没有直捣平壤，而是在进攻辽阳城西南重镇安市城时，被阻两个月而未能突破。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寒冬，太宗急忙下令撤军。在归途中还是遭遇大风雪，死亡数千人，这次远征以失败告终。
647 年，太宗再度攻打高丽仍没取得什么进展， 648 年，太宗决定于次年再以更大规模的兵力支攻灭高丽，但 649 年，他在病逝前取消了这次远征。
唐军的失败使泉盖苏文的野心更大，他攻打附属于唐的契丹人，南面仍联合百济入侵新罗，占领了新罗 30 多个镇。太宗的继位人高宗吸取了隋炀帝、唐太宗远征失败的教训，采纳大臣的建议于 660 年，与新罗夹攻，攻下了朝鲜半岛南部较弱的百济。百济皇室被送往长安。然后以百济为据点，屯田积谷，对付高丽。
660 年，高丽主战派泉盖苏文死，其儿子之间互相争斗，为唐朝提供了良机，唐军于 668 年攻下平壤，唐将李世 将高丽王及 20 万俘虏带回唐朝，最后把高丽王祭献于唐太宗墓前。唐灭高丽，在那里分置九都督府， 42 州、 100 县，而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镇守平壤。后来由于高丽旧部反抗，另一个原因则是吐蕃给唐朝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唐朝又将安东都护府内迁至新城。（今抚顺市附近）。
唐朝军队撤退后， 675 年（高宗上元二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软弱的高宗之所以在炀帝，太宗都失败之后攻灭高丽。原因之一是高丽内乱，其次是开辟了第二战线，先占了百济。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从唐初至唐末，新罗与唐朝往来次数，贡使贸易的数量最大，他们派到长安的留学人数最多，因此，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出者丝绸、瓷、茶、书、雕板印刷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新罗入唐者工艺品、药材、牛黄人参、高丽乐。
三、 唐与日本友好关系的发展
隋时已与日本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唐朝，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达到空前繁荣时期。这时日本正处于奴隶制解体，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的昌盛极仰慕。派使节，其留学生、僧仅次于新罗，总计，日本向唐朝派出著名的“遣唐使” 12 次，或曰 13 、 14 次。“迎入唐使“有 4 次（ 6 次），合计来往 16 次。其所派使团最初不超过 200 人，玄宗开元时三次皆在 550 人以上，其派遣的留学生如何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与李白、王维情意深）
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最著名的即鉴真和尚。他应日本天皇之邀，历经六次艰难历险，最终双目失明，终于在 754 年（天宝十三年），带着弟子到达日本，他在佛教及其佛教艺术、中医药、建筑艺术等方面给日本带去了深远影响（现在唐招提寺即）
经过两国人的共同交流，比日本进步的唐朝给日本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空前广泛而深入的。
（ 1 ）政治制度： 645 年，大化革新的班田收授法，租庸调法、官制、律令
（ 2 ）教育方面：大学、医学
（ 3 ）语言文字：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分别创片假名和平假名。
（ 4 ）文学：诗歌
（ 5 ）艺术：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
（ 6 ）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印刷、建筑
（ 7 ）生活习惯：体育运动、围棋、角抵、马球、衣服
四、与东南亚南亚诸国。西亚、印度（天竺 ）北非各国
第十二章
五代宋辽夏金时期各族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 907～1279）
第一节 五代十国的分立和割据
一、五代的更替
五代是指 907 —— 959 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朝代。在这短短的 53 年间，中原地区先后更换了八姓 14 帝，每位皇帝在位时间平均不足 4 年。这些政权的建立都是起家于方镇武将，他们依靠了弑其父、弟杀其兄、臣代其君、养子夺生子之位等各种不正常手段获得君位。所以说，五代诸国是唐末藩镇割据势力的持续发展。
①后梁（ 907 —— 923 ），由朱全忠（朱温）所建，立国 17 年。朱全忠本是唐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投降唐朝后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驻守汴州，他在唐末混乱中兼并了许多割据势力，逐渐统一了黄河流域。 907 年，他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都，史称“后梁”。五代的历史从此开始。
朱全忠立国前，曾与割据山西的原唐朝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长期夹河而战，争战绵延 30 余年。立国五年后，朱全忠被自己的三子朱友珪杀死，次年朱友珪又被自己的弟弟杀死。（臣叛君；子轼父；弟杀兄）。由于内部混乱（魏博节度使的牙兵投奔了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削弱了战斗力， 923 年，后梁被后唐军队攻灭。
②后唐（ 923 —— 936 ）立国 14 年。李克用在后梁建国的次年即病死，其儿子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他继承父志，在北面打败了契丹，东面灭掉了长期割据幽州的刘仁恭父子，西南攻打四川。在灭后梁前半年已于 923 年 4 月即帝位，建国号唐，灭后梁后以洛阳为都，史称后唐。
李存勖建国后，自以为血战二十年而得天下，心满志骄。变得荒淫无道。在位三年即引起魏州兵变，李存勖派李克用的养子、沙陀人李嗣源前往平变，但李嗣源却利用叛兵，南下洛阳，自立为帝，史称明宗。（由于李存勖已死于流矢。）李嗣源力改唐庄宗为政之弊，关心农事，发展生产，在位 8 年。明宗死后，他的养子夺生子之位，后来，养子又被其女婿杀害。这样后唐历四帝， 3 姓 14 年，灭亡。
③后晋（ 936 —— 947 ），立国 11 年
936 年，后唐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沙陀人石敬瑭乘洛阳内乱之际，谋图夺权，他以割让给契丹幽、云（见书 P2 ） 16 州之地，作为送给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寿礼，并以 45 岁而无耻地认 34 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岁贡 30 万匹绢帛等为代价，取得了辽兵的援助，推翻后唐，取得帝位，国号晋，以开封为都，改元天福，史称“后晋”。
石敬瑭曾长期跟从李克用父子征战，累立战功，才被委以重任。他甘愿做儿皇帝、割地纳帛，给此后的中原王朝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此后，中原王朝失去了长城一带的天然屏障，契丹骑兵可以方便地驱马南下，使中原王朝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他的卖国行径当然也使他自己的朝廷深受其害，如他的下属、留守邺都的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诲，本以抗击契丹为职，后却投降契丹，并带契丹兵南下，攻入开封，以夺帝位。 946 年，契丹兵攻入开封，大肆抢劫，导致东西二千里范围内深受其害。在中原人民反抗下，契丹人俘虏了晋出帝，大肆抢劫后退还。后晋灭亡。（历二帝 11 年）。
④后汉（ 947 —— 959 ）
951 年正月，后汉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在开封称帝。建国号周，史称后周。从朱全忠到郭威，五代开国君主都是从节度使入主皇宫，导致势力强大的节度使人人想当君主。如后晋时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当时州长官刺史皆由武臣担任。郭威深知武臣专权之弊，他即位以后，改除旧弊、注重发展生产，并严惩贪官，开始重用文臣。
二、周世宗的改革和统一事业
954 年，郭威死，其养子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周世宗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位时期，继续推行政治改革，发展生产，整顿军队，为北宋建立后统一局面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鼓励开垦荒地；减免两税；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限制佛教发展。三武一宗灭佛的宗即周世宗。
在政治方面：注重改善吏治，下令修成了《大周刑统》 21 卷。鼓励近臣直言朝政得失。
在军事方面：整顿军纪，淘汰冗兵。并下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仍目为强人，充当禁军”。诸道勇猛兵士被选为禁军，加强了中央的武装力量，使中央武力足以控制地方，开始纽转尾大不掉。内轻外重之弊。五代帝王均由方镇起家夺帝位，而推翻后周政权的赵匡胤，使用的却是中央禁军。
改革的同时，周世宗还南征北战，从契丹人的手中夺回三州和瓦桥关等三关之地，为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与中原王朝并存的还有在唐末节度使基础上建立的众多割据政权，较大的有十国。各割据政权为了争夺土地与财源，互相攻杀，使劳动人民长期深受兵火之灾、苛征之敛、酷刑之罚。
不过江南地区战事偏少、其经济文化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福建、四川地区，在某些方面超过北方。王建墓反映出当时各地文化也有较大发展。
第二节 北宋时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北宋的建立及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1 、北宋的建立与统一
①北宋的建立 ②北宋的统一
2 、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一）行政体制方面 （二）军事制度方面 （三）选官用人制度的变化 （四）经济方面： （五）集中司法权
二、北宋前中期的社会危机及其改革运动
两宋的历史各有不同的主题，北宋的历史以政治改革为主线，南宋的历史则以和战贯彻始终。
北宋建国八十年后即开展了“庆历新政”，二十余年后，又发生了王安石领导的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熙宁变法。这些变法是由当时深刻的国内国外矛盾，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引发的。
1 、民族矛盾的激化 ①宋辽战争和澶渊之盟 ②宋夏关系
2 、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
3．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 1） “积贫由于支出太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由于剥削沉重，劳动者贫困。 （ 2） 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 （ 3） 庆历新政 （ 4 ） 北宋中期改革思潮的持续高涨
4．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
（一） 变法的指导思想 （二） 变法的内容 （三） 对新法的评价
三、元佑更化的实质及其影响
四、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
1. 宋徽宗时期的腐朽统治 2. 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五、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北宋时，封建的租佃契约关系得到较大发展，佃户对地主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均有所削弱，这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广大劳动才的辛勤劳作，北宋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行业都有了显著发展，社会经济显现出繁荣景象。
（一）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匠身份的某些变化：
1 、手工业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获得了迅猛发展：总体上，各行各业的规模空前扩大；内部分工更加细密；生产技术、产品的种类和数量、产品的质量等，都大为增加。
①矿治业 ②造船业 ③制瓷业： ④雕板印刷业的发展和造纸业的兴盛。 ⑤纺织业的发展
2 、工匠身份的某些变化
宋代官手工业中，官奴婢之类的“贱民”已经消失。其主要劳动者，首先是隶名军籍（厢军中）的工匠，即所谓“兵匠”，厢军中有采造、装卸、窑务、造船、作院、水磨、酒务、竹匠、秤斗务等等编制。他们在官工业中服役是有工食钱的。其次是从民间雇来的和“雇匠”，无论何种形式、都有报酬。
民营手工业中普遍采用“和雇”形式。表明工匠身份地位的提高，有助于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
1 、城市的繁荣与市镇的兴起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其发达的表现主要有
①十万户以上的大城市比前代有所增加，唐代仅十余个，北宋中期 40 多个，末期 50 多个。
②大城市中，打破了前代对营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坊市制被打破，夜市、晓市出现，甚或通霄达旦。城市中出现“勾栏”、“互肆”等娱乐场所。
③城市周围，农村新兴了众多草市、镇市。镇市多设税场，镇市居民约占总人口数 3 — 4% 。
④商业组织行更加严密，数量增多。
2 、商税征收额迅速增加。
宋代行商征税 2% ，坐贾 3% 。太宗时商税一年 400 万贯，仁宗时达 2200 万贯，占当时财政货币总收入的 56 。 4% 。此后一直保持在每年一千万贯上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
3 、金属货币的大量发行和交子的出现。
交换的发达促进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
①唐玄宗天宝年间（ 742 —— 755 ），每年铸币 32 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就有 80 万贯，后逐年增加，熙宁六年（ 1073 ）达 600 余万贯。元丰时 500 万贯以上，是唐朝的 20 倍。宋代铜钱年流通量达一亿贯以上。
②唐玄宗天宝八载，岁入钱币 200 万贯，约占总收入的 3.9% ；宋神宗时，岁入 6000 多万贯，约占总收入的 51.6% 。此外，金银被当作半流通货币广泛应用。尤为突出的是北宋创印“交子”，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教材 P70 。
宋代纸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的货币从金属铸币时期开始演进到信用货币时期。
4 、对外贸易发达。（见中外交流一节）
第三节 金朝的建立与辽、北宋的灭亡
一、金朝的建立与辽朝的灭亡
北宋王朝统治后期，虽然最高统治者及其各级大臣日益腐朽、难以救药，但表面上王朝依然强大，其内部并未积聚起足以推翻中央政权的强大的反抗力量。因此，北宋的亡国不是由内部势力推翻，而是由外族入侵促成，即新兴的来自东北的女真人灭亡了北宋王朝。那么女真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 、女真的兴起 2 、金朝的建立
1113 年（北宋政和三年），乌古乃的孙子完颜阿骨打继任了生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都勃极烈”）。这时，辽朝政权进一步腐败，辽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最高统治者耶律延禧，荒淫暴虐，加重了对生女真诸部的剥削和压迫，派官到女真部横征暴敛，激起了女真人的愤怒。
阿骨打继位后，遂利用女真人反抗辽朝奴役的斗争热情，致力于抗辽斗争 。 1114 年秋冬之间，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他带领军队攻打辽兵，接连胜利，军事力量迅速壮大。由于女真人生活环境较差，他们在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中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战斗作风；而且他们还保留着军事民主制遗风，官兵团结，赏罚分明，群策群力，阿骨打又富有军事才干，号称“用兵如神”。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1115 年元旦（政和五年），阿骨打称皇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面）。阿骨打就是历史上的金太祖。
阿骨打建立金朝政权后，积极扩充和整顿军队，推行了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谋克是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末期，部落进行战争时的军事编制阿骨打借用 其名，将其发展成了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最初女真人行军打仗时，将领按带兵的多少分别称“猛安”（千、千户、千夫长）、称“谋克”（女真语：乡里、族、族长（可译为百户、百夫长））。阿骨打攻辽时，规定以 300 户为谋克， 10 谋克即三千户为猛安。由于实行“壮者皆兵”即兵民合一制度，猛安谋克既是军事组织，又是地方行政组织。猛克谋克户的壮丁，平时从事渔猎生产，战时自带器甲，以猛安谋克为单位应征出战。在攻辽战争开始后，归附的或被征服的熟女真及契丹、奚、汉、渤海等各族人都按照猛安谋克编制进行管理，从而加强了女真对各族人的控制。随着女真人的南迁，这一制度还被带到了中原地区。在中原，为猛安谋克户“计口赐田，使自播种”，称为屯田军，与旧有州县制度平行，互不统属。猛安的品级相当于防御使，管军也管民。谋克之职与县令同而品级略高。这样，猛安谋克组成了金朝在汉族聚居区与州县配合的军事镇压网，维护了其政权统治。
3 、宋金“海上之盟”与辽朝的灭亡
马植（赵良嗣）献策，本来不失良策，但宋徽宗变“联合”为“求金”，使良策变为失策。
辽朝末年，天祚帝统治时，政治昏暗，酷好畋猎。宰臣争权夺利，是非不分，斗争激烈，矛盾激化，境内各族人民纷纷起义，统治实力大为削弱。因此在处于上升阶段的女真族人的进攻面前多次被打败。金 1115 年立国后，当年九月即攻击占黄龙府军事要地。又于第二年（ 1116 年）便攻占了辽的东京辽阳府等要地，将辽朝的东京各州县和南路熟女真皆纳入金朝统治之内，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1117 年又占泰州、显州，具备了与辽朝分庭抗礼的条件。于是金统治者一面改革内政，巩固新得州县的统治，一面派使臣与辽谈判，以求摆脱辽朝的控制。
在辽兵屡次被金兵打退以后，宋朝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看到辽朝有必亡之势，便想借金人之力收复燕云。从政和七年 1117 年起，宋府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渡海与金人联络，相约夹攻辽朝。宣和二年 1120 年，宋金订立所谓“海上之盟”双方约定：
①双方同时出兵夹攻辽朝，金兵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灭辽以后占领辽朝长城以北的州县 ; 宋军攻取辽的燕京析津府 ( 今北京 ) 。 ②辽朝灭亡后，北宋占领燕云诸州。把原来每年给辽的银绢照原数转送给金朝。
“海上之盟”的约定，使金朝由最初要求摆脱辽朝统治的斗争，发展为要推翻辽朝，取而代之。 1120 年 5 月，宋朝使臣还在金朝未还时，金朝已中断了与辽朝的议和，攻占了辽的上京临潢府。又于 1122 年乘胜占领了中京大定府及西京大同府。辽天祚帝率卫兵逃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
在金军接连攻下辽朝三京的同时，宋朝也调兵遣将，准备出师，但因为把部队调往南方镇压方腊起义，无力北上。到宣和四年（ 1122 年）五月，十月，宋朝派大军攻辽时，又先后两次被辽军打得大败。宋军首次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宋徽宗梦想不战而胜，他告诫童贯：招抚是上策，媾和为中策，攻打是下策。所以宋军在前线不作任何军事部署，只是派人前去招抚，并不杀辽兵。第二次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用人不当。辽先奉表称臣，后又设兵伏击，宋军自相践蹂，损失惨重。明人称：“燕本可图，而图者非人。”此后，童贯为了掩饰伐辽的失败，派人约请金兵帮助收复燕京。 12 月金兵由居庸关南下，越过长城，不战而得燕京。从阿骨打起兵反辽到这时全部占领辽朝五京，只用了 8 年时间。辽朝等于是金朝单方面灭掉的。
1123 年金太祖阿骨打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死，其弟弟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当年改年号为天会。阿骨打的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金朝，一是灭掉辽朝，他为女真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女真的民族英雄。
天祚帝逃入夹山后，聚集了一些兵马，并得到西夏的支持，率部队离开夹山，准备重新收复燕京、云中等地，结果再次被金军打败。宣和七年（ 1125 年） 2 月，天祚帝在逃往西夏途中被金兵俘虏，辽朝灭亡。辽自 916 年阿保机称帝到亡国，立国共 210 年， 9 个皇帝。
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兵西去在中亚建立了幅员万里的西辽，立国约 80 年，后被蒙古灭掉。
二、北宋的灭亡：
1 、收复燕云的交涉 2 、金军南侵的和北宋的灭亡
第四节 南宋的建立和“宋金和战”
一、南宋的建立
1. 南宋的建立
南宋是由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建立的。无论是帝王世系，还是其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南宋都是北宋的延续。南宋共传了七世九帝，其政治上和军事上，思想上也有一些与北宋不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有：
① 权相擅权专国局不断出现，（秦、史、贾等），导致朝政更加腐败，政治上比不上北宋。 ② 边患更加严重，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前中期与金和战多次，后与蒙（元）对抗半个世纪，军事上更加被动。 ③ 官员贪污盛行、军费开支庞大，财政制度混乱。赋税苛重，农民起义频繁。 ④ 一方面，士大夫参与政治的意识强烈，另一方面，理学思想日益发展，最终成为主流思想，于是清淡、保守之风盛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吵始终没有停息。
尽管如此，南宋这个看起来贫弱不振的王朝，统治着半壁江山，经济依然发展，文化空前繁荣，国祚也长达一个半世纪。最后灭亡它的，既不是权臣，也不是农民起义或其他内容力量，而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蒙（元）政权。
因此，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还是有学习、研究意义的。
赵构能够登上皇帝宝座，颇具偶然性。他生于 1107年，宣和三年15岁时封康王，他本是宋徽宗众子之一，没什么特殊地位。但是，靖康元年春，金人第一次围攻开封并准备撤退时，与宋达成的协议有一条是要一名亲王和宰相到金军做人质，以保证金军安全撤退。宋钦宗派赵构与张邦昌前往金军，后来金人怀疑赵构不是亲王，将他遣还宋朝，金人索要另一个亲王肃王赵枢为人质，赵构第一次免入金人之手。
当年十一月，金军第二次南下，赵构又奉命北上，出使河北，向金朝乞和，途经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其助手因胡作非为被当地人杀掉，而且当时金军已经正式南下并渡过了黄河。磁州知州宗泽认为，金朝毫无和意，赵构再去金方等于自投罗网，请他留在磁州，组织抗金力量。赵构认为磁州不安全，后就应知相州汪伯彦的邀请，退还相州。汪伯彦亲率大军迎接赵构，使赵构大受感动。因此，南宋初建，即拜汪为宰相。
闰十一月，金军包围东京开封，钦宗派专使挟腊丸诏书到相州，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命令他们急速救摇京师。十二月初一日，赵构在相州开大元帅府，他没有服从宋钦宗的诏命直接南下救援京师，而是在黄河北岸向东转移，来到大名府。这时，宗泽带 2千人，张浚、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宋朝将领皆汇集在赵构的元帅旗下。开封陷落后，宗泽请赵构收复京师，但赵构不同意，他只派宗泽进军澶渊，并声称赵构在宗泽军中，以吸引金兵的注意力。而赵构自己则率部从大名南下，并继续向东南移动，朝着远离开封的方向后撤。
靖康二年（ 1127）二月，赵构在济州（今山东巨野）。这时，河北其他大将如黄潜善、韩世忠、刘光世等，皆带兵来到济州，赵构的大元帅府已拥精兵近十万，组成了一个新的军政中心。但是，赵构仍拒绝向开封进军，他曾想直奔江南，但遭众人反对，因此，他便在那里等待机会，准备坐收渔翁之利。当年四月初一，金人挟持着徽、钦二帝及宗室、百官等数千人撤离了开封，赵构又一次免入金人之手。这样，赵构成为宋徽宗诸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也成为赵宋统治集团中最有资格做皇帝的人选。于是，被金人策立的大楚皇帝张邦昌和元佑皇后孟氏急忙派人请赵构还京，承继大统。
尽管金人已撤离开封，开封已复为宋人所有，但是，得了恐金症的赵构还是不敢回开封，他率部从济州跑到南京应天府（商丘）。五月初一，正式在应天府即皇帝位，重建宋政权，史称南宋。赵构是历史上的宋高宗，年号建炎。

赵构登极时，金军只占领了河东路太原等七州府及河北真宗府等四州府，等于仅仅打通了两条通往开封的道路，河北、河东的其余广大地区仍在宋军手中，而且，北方人民已经自发地起来抗击金军了。但是，赵构一开始就没有与金人抗战的勇气，他竭力奉行对金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把坚持主张抗击金人的宗泽排斥出权力中心，初命为知襄阳府，后因李纲一再保荐才留守东京开封。虽然赵构为了借用抗战派名臣李纲的重名以稳定初建政权，起用李纲为左相，但是， 75天后，即七月，在金人再度南下攻宋时，赵构便决意南逃，而将李纲罢官。李纲为相仅两月半，而他已经为加强宋朝的抗金能力做了几件事情：①招抚河北、经制河东；②荐宗泽留守开封；③严明军纪，改革军政。④平息群盗，抚而用之（招安、安置、整编、讨伐）。朱熹说：“方南京建国时，金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可是，赵构一心一意要南逃，他不但罢了李纲，而且将上书批评逃跑计划的小军官岳飞削除军职，赶出军营，还不惜违背祖宗旧法，杀害了上书请求留用李纲还都开封的太学生陈东、布衣欧阳澈等。
所以说，宋高宗赵构虽然建立了南宋政权，但他决非一个合格的中兴之主。他居危思安，是一个极端自私，卑怯和阴险的统治者。他依靠文武百官、广大军民对赵宋政权的忠心和对金人的奋力抗击，得以重建南宋政权，但他一即位，就采取了一味求和和投降的方针，不仅不利用北方广大民众已经组织起来的抗金力量，而且毫不在意他的被金人掳去的父母，兄弟，妻儿如何地遭金人凌辱，甚至以攻击父兄之政，来讨好金人。同时，即位之初，赵构立即下令为高太后辨诬，追贬变法派官员的官爵，以蔡京的假变法归罪于王安石，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今后出现任何改新活动的可能。所以，整个南宋时期，因循守旧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
2. 宋高宗南逃及定都临安
二、南宋与金朝的和战
1. 宋人的抗金斗争
在赵构一味逃跑的同时，民众始终坚持抗金斗争。
在北方，有太行山区王彦领导的十多万“八字军”，占地绵亘数百里；又有河东红巾军；宗泽在开封的抗战力量，以及河北五马山寨马扩领导的抗金斗争，梁山泊张荣领导的水军等等。都在阻挡、牵制全军南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金军未能迅速消灭南宋政权的重要牵制力量。
在南方：韩世忠、岳飞等组织了黄天荡等较大战役，多次给金兵以打击（张俊、刘光世徒有虚名）。
在陕西：张浚、吴玠、吴璘，组织了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等胜利的抵抗，也减轻了金军对东南的压力。
2. 南宋初年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南宋初年，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金军的屡次南下使赵宋政权濒临危亡。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
①首先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起义原因：一是土地兼并加剧，封建剥削加重，人民生活困苦；二是金人的烧杀抢掠，游寇溃兵、官兵的抢劫。
起义特点：一是次数特别多， 1127-1124，仅八年间，大小起义50余次，占整个南宋起义次数23%；二是积极作用（反剥削反压迫是主流，有利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与消极作用（领导者多是兵变士兵、私盐贩子等，或杀人越货，甚或抢劫）并存。
起义影响最大的是钟相、杨幺领导的荆湖地区农民起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深，“等贵贱、均贫富 ”的口号得到了贯彻。
②其次，南宋政府平定游寇的斗争
游寇是一种土匪式的流动、武装集团，大都是战争时期的产物。南宋初年的游寇，一部分由被遣散的各地勤王义军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散兵游勇转化而来，如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攻汴京，数万守城士兵，逃出城外，“有得脱者，悉走京西，聚为盗贼”。（三朝北盟会编卷 70）
南宋初年，游寇的数量很多，成分很复杂，活动范围很广，为害特别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从 1127-1135年间，在南宋境内规模较大的游寇集团有近20个，少则万人以上，多则达十几万人。其首领多是杀人不眨眼的歹徒，他们以攻城掠地、抢劫掳掠为能事，对社会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危害。
游寇集团，既严重地危害普通百姓的利益，也破坏了抗金战争的顺利进行，因此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在宋政府招安政策及强大武力镇压下，绍兴五年基本被肃清。
3. 南宋军民抗击伪齐，金兵的斗争和“绍兴和议”。
4. 完颜亮南侵与“隆兴和议”。
5 、“开禧北伐”的失败和“嘉定和议”
第五节 权臣专政与南宋后期的政治
南宋中后时期的朝政，可以说是权臣专政时代。宋宁宗与理宗时韩侂胄、史弥远专权，后来贾似道专国，直到南宋行将灭亡。权臣专国局面之所以开成与宋代宰相制度的变化有类。本来北宋建国之初的三朝分割了相权，但是，仁宗朝宋夏战争开战以后，宰相又逐步过问军权，到北宋末年，宰相有抛开枢密院独拦军政之举，南宋绍兴年间，秦桧独相 15 年一直兼枢密使，孝宗以后，对外战争的危局始终存在，宰相兼枢密使遂成为制度。这样宰相便控制了最高军权。
财权方面，王安石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宰相得以掌管新法增收之财赋。元丰改制后，撤销三司，归其权于户部，而户部是宰相下属，因此宰相又控制了财权。
司法方面，元丰改制把审刑院并归刑部，宰相又取得了奏案的部分终审权。

这样，南宋时的宰相基本上身兼军、政、财、刑大权，如果皇帝无力驾奴，就只得受权相左右。而南宋后期的几个皇帝恰恰是无能或无力驾驭其权臣的。所以，就出现了权臣长期专权的局面。
南宋著名的权相有四人，不过，秦桧虽长期专政，但是，他当时是仰承高宗之鼻息行事的，整个绍兴时期，宋高宗是起主导作用的。而宁宗前期的韩侂胄并不如史传上的那么坏。韩侂胄擅权 13 年，他虽是武官出身，但他因为要抗金，也起用过大批确有才干的抗战派名臣如辛弃疾、叶适、陆游等。同时，他为相期间，先后出任宰执的十余人中，虽有少数是靠献媚得以升擢的，但是，大多数还是凭自己的才干才得以提拔的。韩侂胄之所以被《宋史》列入奸臣传，主要是因为他发动的庆元党禁得罪了理学家，并不是他个人有太多劣迹。而后来的史弥远和贾似道则是另一番景象。
1 、史弥远擅权 2 、端平更化与端平入洛 3 、贾似道专权
第十三章 元朝的大一统（1234—1368
第一节 从大蒙古国的建立到元朝的统一
一、蒙古国的建立及其对外扩张
1 ．蒙古族的起源
在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以来，北与南西伯利亚相接，地理学上称作蒙古高原的地区（今中国、蒙古国辖区）在历史上，很久以来就是中国历史上北方诸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这些强悍的草原民族，一个接一个勃然兴起，然后大多在历史上的洪流中消逝。这些民族既有各自自己特有的发展历史，也对不同时期中原王朝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上活跃在蒙古草原的众多民族，就主要而言，包括东胡与突厥两大文化系统。突厥“千种万类”，操突厥语（属阿尔泰语系）。大多以蒙古高原中部山地为中心，向东西南方向发展，长时期是蒙古草原上的强大统治民族。东胡也是各类繁多。他们的原始的居住地大概在大兴安岭。由于居住条件不同，同属东胡的诸部，其生活方式也存在诸多差异。东胡语当是属阿尔泰或士兰语系的蒙古语言，在发音上多带很重的鄂音。
东胡是战国时期出现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因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东胡在秦时被匈奴打败。乌桓、鲜卑，皆系东胡之裔。
蒙古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汉文史料将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的北段，位于契丹以北、靺鞨以西、突厥回鹘以东的一些部落统称为室韦，他们与鲜卑、契丹同属于东胡之裔，故史书有时称其为“契丹之类”。室韦诸部中有一部称“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以东。蒙兀就是蒙古最初的汉文译名，以后又有过“萌古”、“蒙古”、“蒙骨”、“蒙古里”、“盲古里”等多种音译。大约在唐朝末年，蒙古部逐渐西迁入漠北草原腹地，居于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
由森林进入草原以后，蒙古人原始的血缘氏族制度趋于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贫富分化的结果是，出现了一批富人（“伯颜”）和世代担任首领的氏族贵族（称“那颜”，汉译为“官人”），这两个阶层往往结合在一起。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掳掠人口以为役属，于是其周围便有了身份地位不等的人如自由人、奴隶、平民等。另一个重要阶层是从属于贵族（氏族首领或部落汗）的军事侍从（蒙语称那可儿，汉译为“同伴”、“伴当”，或称“自由人”，成为日后蒙古军政制度中战士和亲信人阶层作为真正的密友，他们和主人一起战斗、生活、饮食。其中凝聚了不同氏族、富民、侍从、奴婢等形成的地缘部落集团。贵族家庭不断分化出新的氏族部落。辽金时期（整个 10 至 12 世纪），草原上分布着众多游牧部落集团，（如克烈、塔塔儿、弘吉刺（又译作广吉剌、翁吉剌），蔑儿乞、斡儿乞、吉利吉思（属突厥语族）、乃蛮（突厥语族，用回鹘文字），汪古（白鞑鞑）等等。（鞑靼一词来自突厥人。突厥人用它概称室韦是因为塔塔儿部一度强盛。久之，这一称谓概指草原上诸多游牧族的泛称。）各部落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混战。）而成吉思汗的出现，结束了草原诸部之间争雄内战的混乱格局。
2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 1162 或曰 1167 年生于蒙古一个贵族家中。他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后，铁木真随母亲和几个弟弟生活处境艰难，曾被其他部落俘虏。铁木真被迫依附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部主（脱里汗），并与另一蒙古部的首领（札木合）结拜为兄弟，在此二人帮助下，铁木真渐渐扩展势力，重建了以本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并于 1187 至 1189 年被一些贵族拥立为汗。 1196 年，铁木真和脱里汗共同出兵，帮助金朝讨伐塔塔儿，并打败之，铁木真的声望日高，势力渐大，后来引起脱里汗等人的疑惧，他们联合攻打铁木真，铁木真被打得大败，一度从者仅剩十余人。不过，不久由于敌手内部纷争，铁木真又反败为胜，相继攻灭了几个部落。 1206 年（宋开禧二年），铁木真完成了统一蒙古高原的事业，在斡难河源召开贵族大会，即大汗位，建大蒙古国，号成吉思汗。成吉思一词有“海洋”、“有力”、“天赐”、“伟大”等诸多不同说法。
3 ．早期蒙古国家制度
这些制度都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帝国特征，对巩固蒙古国的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对此后元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建立千户、百户授封制度。（ 95 千户）――军事制度 ②创建怯薛护卫军 ③创制蒙古文字（用回鹘文字母书写蒙古语） ④颁布法律（大扎撒）设置司法长官 ⑤分封子弟
4 ．蒙古国的对外扩张
蒙古人的主权概念根植于神圣的王母权观念。在蒙古人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由天神即游牧部落的主神长生天，授予一位地上首领。作为天神选定的代表，成吉思汗受到长生天的保护和扶植，而长生天保证成吉思汗军事与政治冒险的永久成功。这样伴随他夺得权力的鸿运就成为天意的表明。君主权力在特点上是世界性的。所以发动战争前，蒙古人便向周边各族发出要求投降命令。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扩张是由神授意的，所以，任何拒绝投降的人都会由于阻挠了神意而遭受最严厉的惩罚。于是畏兀儿、汪古部、南西伯利亚的森林诸部、哈剌鲁人等均投降了蒙古人。而畏兀儿的归附为蒙古国提供了大批熟练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蒙古人用蹂躏乡村朱孤立大城市的做法，使城乡居民都受到伤亡和穷困。大量尸体没有及时掩埋，导致瘟疫传播，造成新的死亡。
①灭夏与灭金 ②三次西征 ③收复吐蕃和大理。
二、元朝的建立和统一
1259 年，蒙哥汗在指挥攻宋作战中病逝于四川前线。汗位继承问题再度出现危机。汗位争夺主要在蒙哥的两个同母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展开。此时忽必烈正统率军队与南宋宰相贾似道相持于鄂州，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代掌国政，手中握有镇守漠北诸军的兵权。
忽必烈闻蒙哥死讯，采纳谋士郝经建议，与贾似道缔结秘密和约，迅速北归。次年（ 1260 ）四月，忽必烈在开平召开忽里台大会（又译作“忽邻勒台”“聚会”之意），蒙元时期专指拥立大汗，决定对外征伐等大事的诸王、贵族大会）。即位称汗，建元中统。在此前后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汗位，蒙古出现了一国两君的局面。忽必烈在蒙哥时期长期经营汉地，得到了中原士大夫和汉族军阀的拥戴。此外，“东道诸王”也支持他，所以忽必烈的势力包括兵力、武力都强过阿里不哥，他们之间经过两次大的攻杀，阿里不哥战败，穷途末路之际， 1264 年，不得不归投忽必烈。至此，忽必烈最终控制了蒙古国的“祖宗龙兴之地”——漠北地区，他作为蒙古国大汗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忽必烈登上并巩固汗位，在蒙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横跨欧亚的蒙古国由此开始走向分裂，其分裂的原因很多。如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境内民族庞杂，语言，宗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与漠北本土相比差别巨大；汗位争夺斗争激烈等等。蒙古国很快分裂出成为四大汗国，他们独立性很强，抵制了忽必烈请他们前来参加的忽里台选汗大会。
至元八年（ 1271 年）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这一名字源于《易经》，“大哉乾之”元义。表明忽必烈积极地接受汉文化，随后，元朝逐步仿金制建立了强化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统治。迁都汉地， 1271 年营建“大都”，使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首都，行汉法汉制，重农重儒，建官学、设国子监。奠定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框架。
随后，继续攻战，并于 1279 年正月，在四川攻下了四川最后一个据点州合钓鱼山，二月又大败宋军，陆秀夫抱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赴海自尽，元军消灭南宋残余力量，完成了统一任务。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一、元朝的政治统治
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结束了从五代以来的分立状态，即结束了辽宋、宋夏、宋金、宋蒙之间长期的对立和交争。元朝大一统皇朝的建立，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对促进各民族的交往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它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中西文化交流。
元朝建立后，在灭南宋的同时，忽必烈在汉人谋士刘秉忠（ 1216 － 1274 ）、王鄂（ 1190 － 1273 ）、姚枢（ 1201 － 1278 ）、许衡（ 1209 － 1281 ）等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制度，以便加强对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广大中原地区的统制。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忽必烈在确保蒙古贵族利益的同时，努力推行汉法。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制度措施主要有：
①建立行政机构： ②军事制度（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
元朝的军事组织有两大系统：一是宿卫系统，宿卫军是怯薛军和侍卫亲军组成。主要保卫皇帝和两个京城。（士兵中一半为色目人与蒙古人，一半是汉人卫兵）忽必烈将怯薛扩编为宿卫，从管理系统上说，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但枢密院不直接管理驻防在大都路以外的各省军队。驻防军从万户府中抽出，万户府对行省负责，而行省是文职官僚系统的地区行政机关。这种在地区一级的军、政权力交叉，其目的显然在于促进文武双方的合作。不过，紧急情况下，还需设行枢密院以镇压反抗等。
在管理屯田时，军、政管辖权也是交叉的。其中一些屯田和军户直属枢密院，有一些归大司农司或宣徽院或中书省。
军、政官僚系统合管的还有奥鲁，或称“军户”。军户最初归枢密院， 1268 年将这些军户的管理权较交给了地方文官。
军、政官僚系统的共同点是蒙古人强调世袭官职。高级官员可以荫补子，称为文官，武官的儿子在其父亲去世或退休，甚至升迁时可以继承他的职位。
二是镇戍系统，是镇守地方的军队系统。镇守地方的军队分为四种，其中蒙古军和探马赤军主要镇守“腹里”。南方则由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同镇守。军事大权由皇帝和枢密院中的蒙古族官员控制。
③法制建设
元朝建国后，很快便着手修订本朝法典。先后修成了《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等法典，对维护其阶级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④学校教育和科举
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推广蒙古文字及波斯文等民族语言教育，学校教育和科举均受政局影响，其发展规模和连续性大受影响。科举不兴旺，且有明显的民族不平等特点。学而优则仁的儒士集团受到冷遇，在官僚队伍中占很小比例。（见教材 P167 － 168 ）
⑤选官途径
二、元朝政权的性质
元朝建立后，为了确保蒙古族的特权和利益，确立了四等人制，从政治待遇（为官）、法律地位，经济负担等各方面强制推行民族压迫，民族分化政策。在推行民族分化的同时，为了巩固各地的统治，又特别注意拉笼和利用各民族的上层人物，因此，其政权的性质便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民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劳动者的联合专政。
三、元朝的征战和对外用兵
忽必烈建立元朝消灭南宋后，皇族内部诸王争权夺势的斗争日益频繁。成吉思汗正妻生有四个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本来都有资格继承汗位。成吉思汗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为他们分封土地，各有各的势力，为日后互相斗争填下了祸根。先是窝阔台得汗位。在窝阔台儿子贵由为汗时，几乎爆发了内战。贵由死于行军途中，后由拖雷长子蒙哥为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反对，被镇压）。斗争的结果是蒙古国分裂为四个汗国。
忽必烈至元初年，窝阔台后王海都和察合台等的诸王等都不断和忽必烈的军队作战。甚至占领了和林。忽必烈年逾七十亲征，收复了和林。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 1038 、至大元年），漠北才最终全部平定。长期的战争维护了统一，有积极意义，但是战争消耗国力，也加深了内部的矛盾，加速了汗国的分裂。
此外，忽必烈还曾联合高丽攻打日本。至元 17 年，元政府组建了大规模战船攻打日本，遇到飓风，大败而回。
至元十九年至三十四年（ 1282 年— 1293 年），元政府多次发兵攻打安南，攻下占城。由于北方人不 适应那里的气候，多染疾病，元兵死伤很多。至元三十一年（ 1294 ）忽必烈死，新即位的元成宗才下令罢安南兵。
此外，至元年间，忽必烈还三次下令征讨缅国（今缅甸），至元二十四年，“缅始平，乃定岁贡方物。”至元 29 年，又远侵爪哇岛，爪哇的统治者降元，后遭爪哇军反抗，只得退兵。
总之，忽必烈的对外用兵，带有侵略的性质。它给邻国人民带来痛苦，也加重本国人民的负担，给中国的各族人民带来苦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加深了认识，这在客观上有一定意义。
四、元朝的疆域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加强
元朝疆域辽阔，这里所讲元朝的疆域，是指元朝直辖区，不包括后来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又译为伊儿）汗国。史载：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史称：汉唐为盛，但“幅员之广，咸不逮元”。“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唐朝原有的边疆地区的羁縻州县，在元朝几乎都同于内地，以往由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地区，也正式划入了元朝的版图。对不同地区元朝采取了不同的因地制宜的统治政策，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国家内各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
1 ．在岭（漠）北地区：相当于今天内蒙、新疆以北今天外蒙周围及西伯利亚直至北冰洋这一辽阔区域。大蒙古国时期，这些地域由蒙古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朝武宗时设岭北行省（今和林）。行省内无州、县建制，按蒙古旧有的千户、百户作行政单位，不设州县。诸王分地是漠北一类特殊的政区，有一定独立性。元政府在至元年间曾将大批汉军、南宋降附军（南人）、蒙古军民等调往那里，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2 ．西北地区：名义上，元朝的疆域很辽阔，应包括四个宗藩国，但四化上汗国实际上呈独立和半独立状态。元朝直辖地主要包括今天新疆、青海的部分地域和甘肃大部。甘肃行省（原西厦大部分领土）在元朝地方官员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得到了恢复和重修，生产发展，人口增加。今天新疆地区，是畏兀儿人聚居区，元朝也设官府，置大都护、副都护等。置驿站，设屯戍，行交钞，计亩征税。并有不少汉人，在那里与回纥人共同生活。各族进一步融合，对开发大西北共同做出了贡献。
3 ．西藏地区
唐朝时强大的吐蕃王国在 9 世纪以后由于内乱分裂了， 11 世纪时。（即北宋时），西藏地区佛教寺院势力发展壮大起来，寺院僧侣集团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大扩张，使地方世族首领转而投靠和依赖寺院僧侣集团。于是在西藏地区出现了各个佛教教派，各教派都以大寺院为中心，形成由住持统治的宗教小王国。如乌思（前藏）地区的噶丹派；后藏盛行萨斯迦派等等，搽里八派活动在搽里（今拉萨东南）等等。这种政教分裂、互相斗争的状况，直到 13 世纪中叶（南宋后期）才发生变化。
1239 年，蒙古派军进入乌思藏， 1244 年，如前所述，蒙古皇子阔端召见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简称萨班），萨班带着他的侄子八思巴于 1246 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 1247 年，阔端与萨班议定藏地归附蒙古条款，（蒙古与西藏建立了宗藩关系），并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今阿里），各地僧侣首领，在萨迦派的带动下，各教派首领均归附蒙古。由于西藏政治上分裂，各地还有一些未归附的部落，蒙古对这些地区继续用兵或招降，直到忽必烈时代，才完成对西藏地区的完全控制。
至元六年（ 1269 ），忽必烈封皇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西藏地区为其封地，此后，西藏地区一直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随着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藩王权势削弱，西藏地区军民财赋由元朝朝廷设置的地方官府进行管理，并统辖于中央宣政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所以西藏地区不设行省。宣政院和一般行省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央它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不必经过中书省，表明元朝统治者对西藏的重视。同时，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了扶植宗教势力，帮助自己进行统治的政策。“因其俗而柔其人”。他扶植率先归附的萨斯迦派，封该派新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即帝师），命八思巴之弟萨斯迦寺恰纳统治西藏地区。
元朝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了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置都元帅、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前后藏又分 13 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员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元政府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由元朝中央政府所规定。
4 ．在云南地区
两宋时云南为大理国统治。在灭南宋前，为了实施忽必烈从西南迂回包抄南宋的战略战术，蒙古军必须攻下大理。公元 1253 年，蒙古军在忽必烈率领下挺进到大理，并于 1254 年初灭大理国。至元十一年，元政府在大理国旧地建置云南行省，按内地制度，设置路、府、州、县。但除了行省主要由流官担任外，路以下各级官府机构中大部分任用土官，由当地土著民族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云南行省辖区包括今天云南全省及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区。在这里，元朝进行有效的政治统治，实行屯田，推广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云南地区真正与祖国内地统一起来。云南与内地统一为一体，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5 ．台湾、澎湖地区
南宋时，澎湖已与泉州的晋江县确立了较明确的隶属关系。元朝进一步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和台湾地区，并征收盐税。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同时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湖广行省管辖，元朝政府也对那里进行了有效管理。
6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等众多民族或部族。
元朝在东北地区设有辽阳行省，下设七路一府，并建陆站 120 处。行省辖境东到大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与高丽接壤。州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诸路。北部诸族土广人稀，处于游牧状态，有五个军民万户府。汉人、蒙古人和当地的女真人，共同开发，促进了黑龙江下游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总之，元朝是我国规模空前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和交流，开发了边疆，巩固了国家统一，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时在中国形成，对民族历史发展影响深远。蒙古族也形成于此时。
7 ．驿站与急递铺
为了加强大一统国家的内部联系，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迅速传递信息，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驿站和急递铺系统。
“站”一词来自蒙古语，在元朝它往往与“驿”合用，并渐渐取代后者，沿用至今如（车站）。元朝建立后，大力发展驿站制度，做到了“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史》卷 63 《地理志六》）“星罗棋布，脉络通通，朝令夕至，声闻毕达。”（《永乐大典》卷 19419 《站赤》）
元政府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站，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今黑龙江口一带），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两汗国，西南抵乌思藏（今前、后藏地区），南接安南（今越南北部）、缅国，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全国共设有驿站（或曰站赤） 1500 处。分为水站、陆站等。
驿站主要为各级政府因公差遣人员服务，提供交通工具、住所、饮食、薪炭等，也用来运输官府物资，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各站设提领、副使、百户、司吏等职，大站在提领之上复设有驿令。具体服务人员从当地百姓中签发，单立户籍，称站户。每站站户数目或上千，或数百，全国共 30 万户以上。
因公乘驿人员在要求驿站提供服务时，必须出示凭证。乘驿凭证主要有圆牌和铺马圣旨。“圆牌”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统一铸造，严格管理。佩戴圆牌的使者，享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以至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差遣人员用“铺马圣旨”乘驿。铺马圣旨用蒙古文书写，标明起马数目，通常由中书省奏准，加盖御玺，颁发给诸王贵族和各级官府，并填写领受者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

在重要城市或一些大的驿站，朝廷专设检查官（脱脱禾孙），专职稽查过往使臣的真伪，以及人员、物品是否违规。
急递铺是元代的官方邮递系统。每 10 里或 15 里、 25 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负责传递文书。 各级地方官府皆委正官一人提调。路置总铺，中央置总急递铺提领所。急递铺只递送公文，一般不送物件。所递公文皆经编号，逐铺传送，交接时必须办清登记手续，以备查验。传递速度规定为一昼夜 400 里，急件 500 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矩，赍文书疾行。沿途行人闻声让路，急递铺与驿站相辅而行，在大一统国家的管理方面，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书上讲的户等和赋役制较详自己看）
在金元之际，即蒙古国时期，由于战乱，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破坏。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措施主要有：（见教材 P180 － 182 ）
1 、设立专门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如成立司农司，后改称大司农司，派劝农官到各地考察农业情况。并以招诱逃户，安置流民的多少，增加农业生产的政绩好坏来赏罚地方官员。
2 、保护农田，招集流亡，鼓励开荒。
3 、大力开展军民屯田。屯田主要是招募无业农民开垦荒地。
4 、兴修水利。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门主持兴修水利的有关事宜。张文谦、郭守敬在西夏故地，修浚唐来、汉延等古渠，溉田九万余顷。同时，还修筑了其他许多工程。
此外，元政府还多次下令减免租税。以上措施的推行收到了很大成效。“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卷首）。“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遂得到了恢复发展。主要表现在：
①人口增加：
中统三年（ 1262 年），北京地区户数为 1476146 ，每户以五口计，共 700 余万口，还不到金代人口数的 1/6 。由此可见战乱对人口造成的破坏。至元十三年灭宋后，江南户口变化不大，这时南北户口相加是 11338370 户，共 5600 余万口。到至元十三年，全国统计户数已达 14002760 余户，约 7000 万口。估计元朝最高人口数字在 8000 到 9000 万之间，与宋金对峙时期的口数相去不远。②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有所恢复和提高，由来已久的南、北方经济差异，在元朝进一步加大。南方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的税粮总数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仅江浙一省即超出全国的 1/3 。③边疆地区农业的发展是元朝前期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基主要成就。如漠北、云南等地。
二、手工业的发展
元朝手工业在宋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中，官营手工业尤为兴盛。
1 、官办手工业的发展
2 、私营手工业的发展
三、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
元朝政府十分重视商业，实行重商政策。对许多重要商品，如盐、铁（包括铁器）、贵金属、茶、酒、醋等，采取专利垄断政策，或由国家直接经营，或将经营权转卖给商人，国家抽分其利。对一般民间贸易征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贵族、官吏、寺院也依靠其政治特权积极参与经商活动。其中斡脱商人（即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西域官商）最为活跃。政府与贵族官僚频繁卷入经商活动，促进了商品的繁荣，同时又使这种繁荣带有畸形色彩，正常的民间商业活动受到一定破坏。斡脱倚势横行，靠高利贷牟取暴利，导致很多负债人倾家荡产，还激化了社会矛盾。尽管如此，由于大一统局面的重建，交通运输发达等因素，元朝商业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表现如货币方面：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钞作为主币来发行。中统元年（ 1260 ）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面值从 10 文到 2 贯，共分 10 等。习惯上称钞 1 贯为 1 两； 50 贯为 1 锭；百文为 1 钱， 10 文为 1 分。中统钞以银为钞本，法定比价每钞 2 贯（两）同白银 1 两。中央设诸路产钞都提举司，总管货币发行事宜。地方上各路设交钞库（也称行用库）为兑换机关。纸币轻便，易于携带，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有不少商人靠经商致富。
元朝的对外贸易十分发达。
自中唐以来逐渐衰落的中西陆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重新兴盛。不仅旧有的交通线再次畅通，而且还开辟了一些新商路。如由漠北经阿尔泰山西行，以及由南西伯利亚西行的道路等。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欧洲建立贸易联系，通过伊利汗国则可沟通阿拉伯及小亚细亚心中西方陆路。交通线之复杂，商旅之频繁，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海路贸易的兴盛尤有过之。元沿宋制，在南方一些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事务。忽必烈一朝先后设七市舶司，后来，到元中期合并为泉州、广州、庆元（今宁波）三处。其中泉州是当时东方第一大港，因生长刺桐树，在世界上以“刺桐城”著称。至元三十年（ 1293 年），元廷颁布市舶法则 20 余条，规定外贸货物十分抽一，又另抽 1/30 为商税。
对外贸易不仅活跃了国内市场，也给元朝政府带来了巨额收入。
国家的统一，交通的便利南北水运系统的整理和海运的开通，、货币统一，手工业的发展，使元代商业空前发展繁荣其主要表现在：①大城市的繁荣发展。如大都“汗八里”是当时全世界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来自东欧、西亚、非洲、日本等东南亚各地的商队，使团纷纷来到大都，使大都的国际商贸活动频繁。由于领土的空前辽阔，国内各地运往大都的货物也空前繁多，大都城内商贸发达。除大都外，沿国内陆路交通干线，还兴起了一系列新的大中城市。杭州等旧有城市继续繁荣，在新交通干道或水运沿线又兴起了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城镇。如淮安、临清、济宁、松江、太仓、直沽等。云南、西藏、漠北均纳入了全国统一的商业网。沿着运河和长江（水运干线），原有的商贸城市仍非常发达。在南宋沿用海城市发达的基础上，由于元朝统治者开放的海洋意识，沿海城市继续发展，其中泉州跃居第一。
元代商业的发展与统治者的“重商政策”有很大关系。其重商政策：一是降低商业税率；二是不限制官僚贵族经商；三是积极招徕外商。不但鼓励私人经商，政府也组织商船队兼营海外贸易（行泉府司）。市舶收入很可观。也有些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如专卖法放宽，专卖乃至农具等。盐课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一半以上。
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元朝的高利贷商业了大为兴盛。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地区就出现了高利贷。最初，由蒙古贵族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即伊斯兰教徒）商人经营商业，从中生收高额息银。利息很高，被称为“羊羔息”、“羊羔儿利”。当时经营高利贷的中亚商人称斡脱，因此，高利贷钱便称“斡脱钱”。
建元朝以后，政府设立了斡脱户，设立斡脱总管府（ 1267 ）、斡脱所（ 1272 ）、斡脱总管府（ 1283 ）等机构，为斡脱商人提供种种特权，他们可以不服差役、不纳商税。后来，凡用官本从事高利贷或其他商务活动的，都一概称为斡脱，词意已不限于中亚商人了。当时除斡脱钱外，寺院、官府、地主们都兼营高利贷。高利贷的盛行，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矛盾及其灭亡
一、治国方针存在的问题
1 、汉法推行的停滞：
忽必烈曾推崇汉法，并建立了元朝，但是，推行汉法的方针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因为，蒙古贵族在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是依靠民族特权来保证和维护的，如果彻底推行汉法，势必取消这一类民族特权，这当然是蒙古贵族所反对的。因此，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上层统治集团，在完成统治重心的转变，大体上仿照中原王朝以往的作法建立了一套典章制度以后，迅速向保守的方面转化。他们对推行汉法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拒绝改变一些蒙古族原有的落后制度。不仅如此，他们还热衷于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搜刮财富，使元初刚刚缓和的社会矛盾很快便激化起来。
忽必烈早在即位之初，已将王朝的创建原则定为“祖述”（继承蒙古旧制）和“变通”（进行汉化改革）。他曾大力引用汉族上层人士参预政权。但是 1262 年（中统三年）爆发的李璮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忌情绪，因此，另一支政治势力——色目人官僚集团乘机崛起。汉人在政权中的地位迅速下降。一般由蒙古人为长，其下参用汉人和色目人。有影响的汉人纷纷被从要职上排挤出来。随着政权的渐次稳定，有关汉化的重大举措屡议屡置，悬而不决。如科举。如修订法典迟缓等。
2 、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
由于推行汉法的停滞，大量阻碍社会进步的蒙古旧制，因为牵涉到贵族特权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被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有：
①投下制度。 ②斡脱制度。 ③赐赉制度。 ④怯薛制度。 ⑤达鲁花赤制度、札鲁忽赤制度等，对地方政治、对司法体制均有破坏作用。
3 、频繁的对外战争：
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在完成灭宋，统一中国的事业后，并未偃兵息武，而是继续对外扩张，先后对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动了战争。如至元十一年攻打日本遭遇台风而大败回，后，又在至元十八年特设征东行省（日本行省），负责其事，兵分两路 14 万人， 4400 艘战船，也是因日本防守严密、再次遭遇台风而大败，得还将士仅 1/5 。
向南，则有两次对安南（今越南北部）发动战争。也以失败告终。又将征伐矛头指向爪哇。缅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等。
频繁的战争，超出了尚未完全复苏的社会的承受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元朝中后期的统治危机：
大一统的完成，是元朝国运的顶峰。与此同时，中衰的因素已逐渐孕育起来。前代大一统王朝在统一后，往往都统历一个上升阶段，鼎盛时期持续较长，被史家称为“盛世”。但在元朝，这样一个较长时间的“盛世”并未出现。大一统带来的各种促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的有利条件，在元朝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汉法推行的迟滞和蒙古旧制的大量保留，使统治集团与被统治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长期难以弥合。统治者的苛剥敛财和对外战争等都促使统治危机在元朝过早地出现了。（其表现就是至元年间江南就爆发了一系列大小规模的反元起义）。
1 、政治危机：
①元朝的政治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②其次，大臣专权局面的存在。 ③其三，皇帝的怠政和权臣当政，其恶果便是政风极度腐败。
2 、社会结构、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A 、民族等级制度 B ：南北方土地关系的差异 C ：生产关系的倒退
3 、财政危机：
与其他王朝类似，元朝在中后期，也长时间为财政问题所困扰，财政开支巨大，入不敷出。而同其他王朝相比，元朝的财政支出制度尤为混乱，缺乏章法，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财政开支的主要名目也多少带有一些自身的特点。
①皇室费用的支出相当巨大。 ②元朝财政支出的另一大项是赏赐。 ③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财政支出项目，如军费、官俸、赈济等。
三、元朝的覆亡
1 、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
从成宗即位到顺帝在位时期，元朝的统治大体上一直维持着稳定。但在稳定的表象之下，社会又始终孕育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各地的武装反元起事绵延不断，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先后在江西赣州、广西、江南、西南、河北沧州、江西宁都州等等地方都有较大规模的起义反抗。
顺帝在位初期，权相伯颜把持朝政，此后，地方政局不稳的状况日益严重。起义更多。虽有脱脱为相时略加整顿，但已无法挽回颓势。
在此期间，自然灾害也更加严重。黄河决口使河黄河中下游南北广大地区均受其害，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而且使元朝财政收入大减（殃及运河漕运及治海盐的生产）。为了挽回财政收入，元廷采用大臣建议，发民工 15 万、戍卒 2 万开始整治黄河，工程持续数月，从至正十一年（ 1351 ）四月至十一月完工，河归故道。
这次工程就治河本身而言是成功的，但把民不聊生的穷苦百姓集中在工地上，又为反抗活动的策划和宣传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上述原因，这次治河工程遂与至正十年的变更钞法之举共同成为元末大起义的导火线。
2 、白莲教与反元大起义的爆发
3 、元末的中枢政局
在各地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江淮的动荡局势阻断了南方赋入的征收和北运，中央政府财政已无法支撑，大都一带的粮食供应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加上饥荒和疫病流行，百姓大批死亡。
同时，最高统治者元顺宗却长期怠政，沉溺于游宴淫乐。皇帝不作为引发了皇后与太子及其他拿权大臣之间的权力倾轧。顺帝在位后期，宫廷斗争又与军阀矛盾交织在一起。在元末大动乱中，以结寨自保的地主武装“义兵”为核心，在北方形成了几支新的军阀集团。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残杀，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此时，新崛起的红巾军别支朱元璋已统一南方，对内江不断的元廷发起了最后致命的一击。
4 、元明嬗代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
一、哲学
由朱熹集其大成的程朱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金朝儒士最早是通过南宋使臣的出现得见南宋理学著作的。大约在 1219 、 1220 至 1232 年间，张九年的《道学发源》在金境公开刊布。蒙古窝阔台时，蒙古军伐宋， 1235 年灭金之次年，行中书省事杨惟中及其僚属姚枢随军攻南宋，受命在俘虏中搜求儒、道、释、医、卜及酒工、乐人等百工技艺之人，“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都。其中，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分贡进士儒士赵复被俘虏到北方，蒙古大臣杨淮中遂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延请赵复在其中任教。赵复本是理学信徒，人称江汉先生，他在大都的讲学、著述等活动，第一次使北方学术界比较完整地接触到了程朱理学的基本内容。此后，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许衡、刘因号称元朝前期北方两大儒。因此，赵复，被称为北方理学的开山祖。
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布，是和忽必烈的兴学方针与许衡的学校制度分不开的。忽必烈一即帝位，便在中统三年（ 1262 年）创设诸路提举学校官， 1271 年以后在京城及各地办学。许衡长期担任国子祭酒，编写了多种浅近的理学著作用于教学，大大扩展了理学的影响，被后人尊奉为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但他的功劳主要体现在对程朱理学加以简化、通俗化、普及化，缺乏创新与深度。刘因在其所阐述的理论重点上与许衡略有不同，但其学术造诣也不很高。
元灭南宋以后，理学著述大批流入北方，对旧学风冲击很大。在此前后，元朝的学校制度逐渐定型，“一分一社皆有学”。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元朝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时制定的，教读之法完全取自朱熹。元朝地方学校继续兴盛，至元二十八年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普遍设立小学，后又推广至全国。“由京师达于郡邑，海隅缴塞，四方万里之外，无不立学。”（黄 溍 《金华集》卷 9 ，《重修绍兴路儒学记》）私人所办书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元朝政府对地方学校（包括书院）的控制和管理相当严格，其学制基本模仿国学规制。书院山长由政府任命，遂使书院官学化，成为州县学之补充。于是，程朱理学首先在教育界获得支配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统一教科书，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考试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元儒对经书的进一步注释，对明初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奠定了基础。
元朝的理学，虽在学术上没有明显创新。但也有其时代特点，其较有特色的地方是：调和朱、陆的倾向或称“朱陆和会”。南宋末年，程朱之学大行于世，但同时陆九渊的心学派影响也未减弱，陆九渊创所谓“心学”，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他标榜“存本心”，这样，则此心自灵，先天而无所不及的理也便自明，从皆可循此而致圣贤，以此六经皆我注脚。其易简工夫，批朱学为支离事业。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先后问题。其中朱熹后学吸纳了不少陆九渊心学的观点。
如朱熹强调读书穷理，由博返约，常人为之难以统御，往往失之支离。其后学遂有援引陆九渊“发明本心”之说以救其弊者，这在元朝中后期的南方学术界颇为常见。南宋后期，陆九渊的弟子章节夫，兼取朱陆之异同，由朱入陆者首推汤巾（晦静）及其子汤汉（东涧）。最著名的当属吴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吴澄在师承上与朱熹有传承关系，毕生钻研诸经，著述繁富，其学术成就在元代理学家中当居首位。但同时他对陆九渊也十分敬仰，推崇他发明本心，“反之于身，……不待外求”的修养理论，希望吸取陆学合理因素，在传授朱学过程中用作方法论的补充。
另一方面，陆学传人兼采朱学者也不乏其例，意在吸取朱学缜密、笃实之功，以补陆学空疏弊病，如史蒙卿、郑玉等，另有程端礼著《读书分年日程》，以博学穷理为原则指导后学读书，循序渐进，本末有序等等。
元朝（南方）理学界调和朱陆，折衷理、心，可以看作从宋末理学到明朝心学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元朝的理学在宋、明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
二、宗教
元朝由于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其统治者阶层本身又有较浓厚的宗教信仰基础，所以，其宗教政策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兼容并蓄。
蒙古人最初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统治者接触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他们认为，这些宗教都能凭借各自的不同途径，与“长生天”对话，为大汗“告天祝寿”。由于这种观念，也出于统治更多不同民族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一律加以护持的政策。入元以后，蒙古皇帝最终皈依了藏传佛教——喇嘛教，但同时对汉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都不排斥，允许其合法存在和传播。
1 、佛教：
（ 1 ）喇嘛教（喇嘛者，同梵语之“都多罗”，乃上者之义，用以称“长老”之语） （ 2 ）禅宗：唐宋以来，内地佛教宗派很多，大的主要有禅、教、律。“祥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 入元以后，禅宗在民间广为流行。（北方流行曹洞宗、南方流行临济宗）。 （ 3 ）白云宗 （ 4 ）糠禅（头陀教）
二、道教：
1 、全真教：（丘处机学于王重阳）
全真教创始人是金初咸阳人王喆，又名中孚，字知明，“任气而好侠”，应文、武科举均未成，于是概然入道，以佯狂垢圩之行，惊世骇俗，人称王害风，自号重阳子。有七六弟子（丘处机为其中之一）号为七真。田其庵名全真，故其徒皆号全真道士。其教很风行，徒众遍及河北。（创于金主完颜亮时）。他们自造的师承关系为：老子――（汉）钟离权――唐进士吕岩――（南宋）辽进士刘操――宋之张伯端――石泰――薛光道――陈抩――田玉蟾――彭相――（北宋）岩――金之王喆――七弟子。
全真道所长通过苦行与忍耐，摈去一切物欲忿争，就可以返其真元。即“绝利欲而笃劳苦，推有余而贵不争、要归清静无为而已”。以苦行来折欲是全真所标榜的修持要义。
（金初战乱与民族压迫下，北方汉族人民消极逃避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北宋末道流批判的产物）。
2 、正一教（张宗演传其祖道陵之学）
3 、直士教（郦希诚学于刘德仁）
4 、太一教（萧道辅学道于萧抱珍）
第十四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叙说
一、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1368-1644 ； 1644-1840 ）共 472 年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主要国家完成了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飞跃，相继进入近代工业文明轨迹。而中国在世界范围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变化也恰恰发生在明清之际。就综合国力而言，处于鼎盛时期的明前期、清前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人口数量和疆域辽阔稳固等方面均较历代皇朝明显提高，在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仍属头等强国，至少明前期在世界范围仍保持领先地位。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西方显露资本主义曙光也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代，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动曾程度不同地在东西方同时显现。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明末农民战争高潮与清兵入关前夜，从此明显进入两种不同轨道。清皇朝封建专制极权体制更趋强固，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对外更加闭关自守，激进思想家的批判仍属于黎明前的呐喊，本质上未能超出对封建制度的“补天”范畴，在科学文化方面也失去了晚明蓬勃向上的活力。而西方则实现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大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作坊；以法律为标志的国家权力取代君主贵族特权，人的理性冲破中世纪神学禁锢，科学战胜蒙昧，并通过产业革命向工业文明转轨。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上何以会发生这种分途，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应该说，明清鼎革的动荡与清初的逆转确曾使资本主义萌芽遭受严重摧残，但中国近代化因素未能顺利发育成长有着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明清时期在专制集权统治和儒家纲常礼教的维护下，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乡土宗族血缘网络再度胶合强化形成的混凝土结构，使社会凝固板结，阻滞着社会结构的更新、变革。中国高度成熟的封建制度具有极富韧性的自我整合机制，不断扭曲、化解、异质变革因素，修补完善自身的体制，成为桎梏近代化因素发展的巨大障碍。而这又是传统封建文明衰落，被远远甩到世界潮流之外的根本症结。人口压力过大、密集型劳动模式和先进市镇被广大农村包围、牵制等诸多因素，也使中国突破产业革命的瓶颈格外艰难，尚需经过漫长的过程。
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盛极而衰是在世界范围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而言。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封建农耕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建社会并未走到天然尽头。但这时封建制度下取得的繁荣，已经远远不能和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的巨大飞跃相比。
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巨大潮流之中，中国的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明清之际殖民势力的东来和“西学东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高于自身社会发展的先进文明相遇。即使是封建制的强盛也已抵挡不住新兴资本主义的挑战，降至周期性盛衰低谷的清中期，这种强弱对比的反差更为鲜明。在这次东西文明碰撞较量中，清皇朝无可挽回地败退衰落。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打乱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中国人民将面临更加艰巨悲壮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缓慢踏上更为曲折复杂的独特的近代化道路。
二、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历史发展大势
公元 1368 年至 1840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按其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明前期： 14 世纪 60 年代至 15 世纪 30 年代，即明太祖洪武初年至明宣宗宣德末年。是明代政治形成、确立并稳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君主极权政治最终形成。长期征战使阶级矛盾尖锐。通过洪武、永乐两朝废除丞相、创内阁、设厂卫、加强对基层社会和思想文化界控制、迁都北京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大大提高皇权，奠定了有明一代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明初统治者在元末农民战争猛烈扫荡旧生产关系落后环节的基础上，实施了奖励垦荒、轻徭薄赋、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提高手工工匠身份等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使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发展。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成为中国历史又一鼎盛皇朝。郑和下西洋开辟亚非海上通道的壮举，表明了明朝对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
2 、明中后期： 15 世纪 40 年代至 17 世纪 20 年代，即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神宗万历末年。总的形势是，大明帝国繁荣强大的时代已告结束。政治上官方势力抬头；法制日益松驰，官员更加腐化。财富争夺日益激烈化。①皇权的绝对权威被削弱。皇权的集中与巩固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要有法律制度作保证；皇帝本人具有治国治民的素质和本领；皇帝能勤政。制度由人执行，所以关键是后两条。而恰是后两条在明中期后有问题。②权力之争与财富之争并行。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封建贵族地主疯狂兼并地土地，“皇庄”遍畿内；王府庄田、勋戚庄田、中官庄田、大量扩张，遍布各地，都是权力的变生物。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不断激起暴动抗争。小农经济遭受破坏，也使政府财政陷于困境。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军备败坏，导致政治危机不断加深。加上北方鞑靼、瓦刺崛兴，屡屡破关南下劫掠，东南沿海倭寇不断登陆骚扰，明皇朝内外交困，国力渐衰。后半期，（嘉靖到万历）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使明中朝的社会危机得以缓解，一条鞭法的实施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江南等地工商业市镇勃兴，局部先进地区的个别手工业生产部门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改革使社会秩序由动荡转为安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内阁权重至极。世宗时，夏言、严嵩选用事，赫然为真宰相。万历时张居正。尽管明后期政治腐败加剧，皇朝愈趋衰落，江南市镇经济仍保持相当的活力，市民工商阶层随之登上历史舞台。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以情反理”冲击传统礼教的思潮，通俗文学繁盛，科学巨匠迭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风尚呈现出逐渐求变、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无论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社会转型的特征：①专制极权——挑战君权至尊的思想存在。②新旧生产方式并存；③官僚地主操纵国计民生，但反抗呼声高；④闭关自守——中西方文化科技交流日益深入等。
3 、明末清初： 17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即明熹宗天启年间至清圣祖康熙初年。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皇朝统治，是明末社会危机加剧的必然结局。明末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的周期性危机，明末农民战争依然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镇市民力量还很微弱，这次起义尚不能使中国摆脱封建制度的轨道。清兵入关击溃大顺和南明政权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以及清初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在生产关系上的倒退逆转，使长年内战中遭到严重摧残的社会经济雪上加霜，扼杀、中断了向近代社会演进的趋向。清初进步思想家继续对暴君制统治展开猛烈批判，但却提不出建设新社会的切实可行方案。
4 、清前期： 17 世纪 60 年代至 19 世纪 40 年代，即康熙初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清初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加快了野蛮征服者被先进文明征服的进程。明末土地与劳动力分离的根本性危机早已被农民战争扫平，从而为清前期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调整创造了良好条件。康雍乾时期社会经济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很快便达到中国历史上新的高峰，资本主义萌芽也相应有较大增长。在此基础上，清前期有效抵御了沙俄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壮大。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清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体制。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统治，使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近代化因素难以发育。晚明以降，传教士来华带来的“西学东渐”，一度传入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雍正年间耶酥会士被逐出国门，中断了这一进程。但闭关锁国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乾隆末年承平日久后必然要出现的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等封建社会周期性痼疾再次复发，道光中期处于衰败阶段的清帝国终于无力抵挡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劫掠，未能避免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厄运。
社会特征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阶段。明中后期以至清前期，在唐宋封建农耕文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所提高和突破（例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并在此基础上明显出现了工业文明萌动的迹象和近代化的趋向。所谓近代化是指产业革命的孕育阶段，即从农耕文明中分离出迥异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异，这些变异的发育成长带有向工业文明演进的鲜明趋向。明中后期以降，局部地区在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城镇经济发达、市民工商阶层壮大、手工工场作坊中的生产关系和劳动组合发生了近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通俗文学繁荣，意识形态相对活跃，兴起一股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思潮。这些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诸种内在关联因素的同时涌现并非偶然，它标示着烂熟的封建农耕文明母体并非万古不变，新因素的萌芽已经在为产业革命的启动准备条件，即使清初的逆转和满族统治的某些特点对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也未能完全扭转这种萌芽发展的趋向。为此我们可把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视为中国封建社会高度成熟的后期阶段和走向近代的端倪。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巩固和发展，是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特别是清前期在抵御沙俄和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背景下奠立了今天疆域的基础，更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清前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在边远地区设置行政和军事机构实施有效管辖，以及边疆和内地经济愈益联为一体，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这一切都表明明清前期的大一统，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历史的所未曾达到的。清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后盾，有其历史依据，反过来又保证和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
明清时期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度膨胀，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专制集权体制在维护国家统一、恢复发展封建经济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在镇压人民、钳制思想、影响科学技术发展、遏制资本主义萌芽成长、阻碍社会变革以及闭关锁国等方面带来严重恶果。
基本史料
明清时期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十分丰富。考察这段历史依据的文献资料，除官修正史、方志外，还包括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碑刻资料以及野史笔记、私人著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明史》、《明通鉴》、《国榷》、《明实录》、《明史记事本末》、《清史稿》、《东华录》、《清实录》，侧重典章制度方面的有《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 900 多万件官方原始的历史文件，经整理公布的有《明清史料》、《史料丛刊初编》和不定期刊行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此外还有《清代文字狱档》、《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等专题档案资料集。碑刻遗存经汇集整理出版的则有《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选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等多种碑刻资料集。《全国地方志综合目录》所录 8000 多种地方志，绝大多数为清代所修，对地域性考察具有特殊价值。明清时期私人著史蔚成风气，明人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搜集了明初至嘉靖年间的私人历史著述，《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清代笔记丛刊》汇集此类资料较为完备。明清时期大量诗文著述文集也包含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弥足珍贵。
第二节 明朝前期的政治和经济
一、明初的开国制度
1 、政权机构的改革
①废中书省、丞相制和设立内阁 ②改行中书省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监察机构 ④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 ⑤分割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
2、创立卫所加强军事统治
3 、编定《大明律》
4 、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
5 、加强对民间基层的控制管理
6 、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重重肃吏治）
7、镇压反对势力树立皇帝权威（屠杀功臣）
①胡蓝之狱 ②限制和打击豪强大族 ③特务政治与文化专制
二、从“靖难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难之役 2、永乐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
1、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明初的经济十分凋敝，犹以中原为最。山东、河南竟“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发展生产，明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继续改善劳动者的地位。 ② 鼓励垦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还以强制命令督促农民进行经济作物种植。 ④大力兴修水利。
⑤明初重视地方仓储建设，规定地方州、县各置东西南北四所“预备仓”，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2 赋役制度
3　社会生产力即（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朝前期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就。
①史称：“洪（武）、永乐、熙、宣德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元明这际战乱造成的户口减少等问题逐步解决：首先户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余户增至26年的1600万余户；口由洪武14年的5980余万增至洪武26年的6千余万。永乐元年（1403），口数更达6660万。
其次，垦田数字增长更为显著。洪武时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全国垦田数逐年上升。（见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万余顷；十二年增加27万余顷。（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万余顷。）二十四年时，全国官民田数为387.4万余顷，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来新开辟的耕地。
其三，由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明廷税粮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国征粮2610余万石；26时增至3279万石。12年间增加600多万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后期的500万石到永乐时已达2345万石。一时“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经济价物的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推广棉花种植的成就最为突出。布帛、丝绢、棉花绒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钱也由洪武时的400余万锭增至永乐后期的1500万锭。
②手工业也大为发展。官营手工业主要有矿冶、造船、制瓷、织染、军器、制盐等行业，生产规模大、分工细，人身依附关系比元朝缓和，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是当时的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龙江制造的。此外，潮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东临清、登州、河北直沽、辽宁金州、海州等地，造船业都很发达。北京的宝源局（铸钱）、军器局、铸钟厂、苏州的织染局、景德镇（景德镇的瓷器见书 P252-253）的御制瓷厂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业方面主要有矿冶、制瓷、织染等。突出的是棉纺织业。初由官办设13处铁冶所。洪武28年，改为民营税1/15。官矿衰、民旷兴。产量在以永乐到宣德升7倍。
③商业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明初整顿驿站，设立递运所、急递铺等官方交通设施，永乐时疏通运河，均为商业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除南、北两京处，江南的苏州、杭州，运河沿岸的淮安、济宁、临清、德州等地，都成为比较著名的城市。宣德时，全国 33个城市增收商税，府、州县皆有税课司、局，反映出商业逐渐繁荣的情况。
四　明朝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1 土地兼并、赋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机，流民已遍布全国，多达数百万成为一个困扰政府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3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
第三节 明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一 明中期社会矛盾和社会改革
1 宦官专权： 2　首辅专权与内阁纷争 3　边防残破 4　土地兼并与流民失业 5　农民起义　
二、张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嘉靖中期以后政府财政长年亏空，变本加厉催征搜刮的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困境，反而愈发激化阶级矛盾，陷入“神运鬼输，亦难为谋”，濒于崩溃的深刻危机之中。倘不采取有效措施补救，“元末之事可为殷鉴”，除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张居正改革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力图缓和矛盾变法自救的产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县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进士，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条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穆宗病故，继位的神宗仅只10岁，内廷由慈圣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为首辅。不久张居正结纳宦官冯保，排斥高拱，当上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遂以首辅的身份“任法独断，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国范围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使明王朝的统治一度出现中兴的景象。
1、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边防新政）整饬边疆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
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积极加强友好往来。隆庆四年（ 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在张居正执政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北边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3、兴修水利：明朝的财赋供应地主要在江南，南粮北运，以漕运为便。但是，自正统以后，黄河屡屡溃决，给漕运带来了很大困难。隆庆万历之际，由于黄河溃决，运道堵塞，曾经恢复过海运，但以失败告终。海运失败，运河又成为必治之道。在万历初年，黄河年年泛滥，淮扬间湖堤溃毁，运道难通。由于黄河的长期泛滥，水势分流，黄河故道泥沙沉积，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畅。因此，黄河入海问题成为最关切的问题。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两种意见。张居正采纳了季训的意见，用一年半时间，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地抑制了黄河泛滥，使漕运畅通，同时，使多年的弃地复变为良田。潘季训的治河办法，对其后数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响。
4、清丈土地：嘉靖、隆庆时期，边疆军费消耗巨大，皇室贵族又奢侈浪费，造成明朝多年来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的局面。张居正当政后，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尽量压缩政府开支。对皇室的奢费，也据理力争，尽量控制。张居正在整顿财政方面，大力贯彻量入为出、节省开支的原则，对缓解财政危机有一定作用。但是，节流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还要开源。重点是整顿赋役。
5、经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是张居正改革的重点。明中叶由于土地兼并、隐漏，人口逃亡流失，户田二籍混乱失真，“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亩、人丁日益短缩，财源祜竭，所谓“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针对这种弊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或八年对“天下田亩通行丈量”，总计田数7013976顷，比明初还少100余万顷。主要目的是复旧额。较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虽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额的虚报浮夸之处，但也确实清查出相当一部分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实被实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所以遭到反对。但有利于改变赋役不均状况，使得“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将来国赋既易采纳，而小民如获更生”。
三、明后期的社会危机
1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2 东林党议
第四节 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一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
1 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南方地区，人口繁衍，土地开发，商品市场更加繁荣。无论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生产技术都在前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农耕工具增至 122种，渐臻完备。明末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反映了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进步，成为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突出标志。在此基础上农作物产量明显提高。福建（闽江三角洲）、浙江（长江）等地水稻早晚间作，一年两熟，广东（珠江）甚至出现三季稻，“连岁三四收”。水稻品种繁多，占城稻等优质稻得到推广。江南水稻一般亩产二三石，有的高达五、六石，甚至个别地方岁收以“亩入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产量相当可观。北方、北直隶地区也开垦了更多的水稻田；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等地区，麦、豆、玉米或谷子或黍或稷的二年三熟制已成为一种基本耕作制度。明代轮作夏种技术的普遍应用，大大提高了粮食亩产。（清前期在江南一带大面积推广双季稻，产量继续提高，湖广的黄梅、荆州以及浙江、福建、四川的某些府县，上田亩产至五六石或七八石。）除稻米外，明清时期北方黍粟类产量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玉米、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意义更为重大。蕃薯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开始在闽粤、江浙四省种植，因其耐旱且高产，口味也好，“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逐渐向北移植，至清代已推广到全国，“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原产美洲的玉米（正德以前即传入中国），也于明嘉靖年间经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并逐渐移植内地，并未受太大重视，明后期，主要在西南和东南少数分散的地方种植，并渐渐成为山区人们生活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明末，它成了长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汉水流域山区的重要粮食作物。清代于全国范围普遍种植，“种一收千，其利甚大”。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对于减轻人口增长压力、增强抗灾能力起到积极作用；并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粮，有利于发展经济作物，为农业人口流向手工业部门创造条件。
2 粮食生产区扩大：（长江中游、汉江流域）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湖北平原由于长期社会动荡，人口较为稀少，大量土地未被开垦。整个西南山区，广东、湖广的相当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区，还有未加系统开垦的可耕地。明中叶，北方地区的农民困天灾人祸（如黄河多次泛滥）纷纷从河南、山东、淮河等地迁出，他们中一部分迁到江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山区，一部分则来到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也此同时，江财、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劳动者，也开始较大规模地移居到湖广地区，尤其是江西省人，在湖广地区垦种土地者人数最多。河南山东等地的部分流民，则滞留在汉水流域的荆襄山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垦荒围湖，渐渐定居下来，开广耕地，使湖广地区成了明朝新兴的粮食产量。
由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贡漕粮任务繁重，特别是这一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粮食已供不应求，而必须仰仗湖广地区的粮食供应。于是宋朝的“苏湖塾，天下足”，变成了明中后期的“湖广塾，天下足”。这是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重大变化。
3 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由于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奖励种植经济作物政策的引导，明中后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无论种植面积、品种、产量都有明显提高。除了桑叶、棉花、茶叶、蓝靛、甘蔗、药材、果树外，油料作物花生于明中后期开始引进种植，烟草也于万历年间由吕宋引进闽广，成为明代后期福建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时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继续扩展，形成许多以种植经济作物著称的专业地区。例如晚明开始在福建种植烟草，康熙年间已传至湖南、广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种茶、腊、苎麻、蓝靛一类经济作物占到全部土地 1/3），烟草占地则至6／10～7／10，对传统农业结构有所突破。明清时期经济作物迅速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同时相对缩小粮食种植面积，扩大了粮食商品化的范围。
二 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在农业增长和发展的同时，明中后期的手工业，尤其是民间手工业高度发展，无论行业种类、数量、规模、产量，还是工具、生产技术、质量经营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为明代最为重要的手工行业纺织业，生产工具较前大有改进。
1 明代手工业进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织业。 2 明代手工业进步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嘉靖万历年间民营手工业渐居于主要地位。 3 与此相应，明代官营手工业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匠役制度出现互解现象。
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型城镇的兴盛
1 商品生产扩大：
社会分工扩大与商品贸易繁荣：明清时期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这首先表现在民间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显著。明中后期江南一些城镇出现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倚织为命”的机户，如江南濮院镇有所谓“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机业之家”，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而日夕治丝”。各种民间手工业正是在突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显。其中一类是农业生产内部由于水土、气候条件和种植传统不同而形成一些专门或主要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产区；另一种则是手工业生产地区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区域分工，使手工产品、原料，包括部分农产品成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军皂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而“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絍而寡于艺”，于是“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物率从贸易”。以丝织织锦著称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无一株桑”，原料来自“家种桑而人饲蚕”的阆中。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等价物，并因此形成市场，奠立起破坏自然经济、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
2 商品种类众多：
明中叶以降商品流通扩大，民间贸易活动空前活跃。不但在手工业著名产区如湖州“各直省客商云集，里人贾鬻四方，四时往来不绝”，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赀云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国各地产品的重要集市场地。北方如北直隶河间府“行贾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铁者，斑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南方即如江西广信府属偏僻的铅山“其货来自四方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漆器、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竞。小刷竞、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花、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五色丝布、杭绢、绵绸、彭刘绸、 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物之重者”。其间棉花、生丝、棉布、绸缎、纸张、烟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锡、铁、铜、铱器、铜器、农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艺品都成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资料，生产原料及生产工具也占有相当大比例。而且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集中产地对粮食的需求和依赖，还促进了部分粮食的商品化。如福建产糖区，“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给于浙直小贩”。盛产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带，“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
3 白银成为主要货币：
与商业资本活跃：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也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唐宋以来一直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最终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钞币，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随着商品流通的兴盛，促进了货币经济发展。明初曾实行纸钞，一度禁止民间金银交易，英宗时放松银禁，嘉靖后成为国家货币的主要成分，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实行银钱两本位制。推行一条鞭法后，政府征收的赋税中货币比重加大，田税、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银折纳，官吏薪俸、国库开支也用银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银计价交易，万历年间“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福建地区甚至“虽穷乡亦有银秤”，贵金属已成为通行的十足的货币古因白银广泛流通，供不应求。嘉靖、万历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人大量白银，沿海漳州、泉州一带已通行进口的西班牙银元，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开始用银计算劳动力价格，计时或计件支付佣金。据《农政全书》记载，湖州养蚕 20筐！佣金银1两；缫丝，每日佣金银4分。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还出现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货币地租，湖北汉川县就有万历年间农民向地主交纳白银、实物各半的记载。至清前期此类情况已经比较普遍。货币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动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晚明上海“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同时，白银也成为商人、官僚、地主积累财富的手段，便利于资本集中。（明中后期商业资本异常活跃，商人数量大大增多，他们拥有庞大资本，合伙经商，在各地设立会馆，他们以多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从事全国性的商业活动。万历时，“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徽商、晋商之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闽商、粤商、洞庭商、宁绍商、龙游商、吴越商、关陕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盖利息薄而赋役重也”，不再经营土地。他们主要从事贩卖，或贱买贵卖，或长途贩运，大规模批发。有的还兼营高利贷、典当或开设钱铺、兑店及牙行经纪等金融机构，并形成会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纵金融，回钱取利。也有个别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部门，加工谋利。这些商帮，在此厉数个世纪中，一直操纵着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有的徽商雇佣劳力从事铁冶开采，如处士朱云治“从兄贾闽，盖课铁冶中山，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另有闽商“货潮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在湖州买丝，至芜湖染色，然后运到福州织造。还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贾“贸丝织缯绮，通贩贸易”，购来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贩卖。虽然从总体看，这种情况还较为零星罕见，但却萌发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4 商业中心区广泛出现：
工商型城镇的兴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直接导致工商业城镇兴盛。明中后期的城镇经济空前繁荣。首先老城市商业更加兴盛。有一类如北京、南京、苏州、杭州以及诸王封地开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军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业兴盛而格外繁华。如北京“天下财货聚于京师”，“四方之人威鳞集焉”。其次，新市镇大量涌现。沿运河的如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沧州等，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商业性城市。由于长江上游的开发，长江在东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兴起了芜湖、九江、汉口等城镇，成为商业中心。其中汉口日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江浙地区的新兴市镇星罗期布。东南沿海，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又陆续兴起一批工商业城镇。这些城镇大多是因为拥有特种手工专业以及商业往来频繁而兴盛，成为某种手工产品和原料的集散地，并因此聚集众多牙行、商贾和行会。手工业的比重在城镇经济中明显增加，这是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和传统城市经济最大的不同。如盛泽镇“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嘉善的千家窑镇则“民多业陶，甓植繁兴，贸迁日伙”。仅江南苏、松、杭、嘉、湖 5府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镇市即达30多个。而且这批市镇大多于明中后期以降新建或扩充兴盛。盛泽镇明初仅为50户～60户人家的小村，因丝绸业而发展，成化中至300家～400家，万历后成为烟火万家拥有5万人口的大镇。吴江县弘治前属有3市4镇，嘉靖时上升为7市4镇，万历后发展至10市7镇。湖北汉川县治之北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年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齿日繁，贸迁益众，率成巨镇。四方商贾辐凑，烟火连井，舟楫连津，徙附之民，视昔加众，气象巨丽，顾逾于县”。迅速增加的人口，主要为外来的商贾、手工业者和定居从业的流民。清康乾时期不仅恢复了明后期许多城市的繁华盛况，而且又形成一大批中小城镇。无锡、芜湖、景德镇、郴州、济宁、宣化、厦门等工商业城市颇具规模，远较明代发达。尤其西北各地如库伦、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西宁、打箭炉、伊犁、哈密、阿克苏、叶尔羌等商业城镇，纷纷在清前期兴起，或主要在清前期得到重大发展。乾隆年间，松江府嘉定县已从明代的7镇发展至19镇，而上海县则从明代18个市镇增至35个市镇。大批中小商业城镇的兴起，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标志，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更广阔的场所，推动商品经济吏加繁荣兴旺。
5 对外贸易发展：
明中后期，占主要地位的外贸是私人海外贸易。主要通东洋。
四 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演变
1 地主经济的多元化倾向与经营地主的出现 2 农民经济的商品化倾向与佃户、雇农身份的提高 3 租佃经济的发展与地租形态的演变
五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缓慢发展
1 明中后期民营手工业部门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①含义：资本主义萌芽是指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 ②条件：正是在局部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市场空前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大为松弛的背景下，明中后期嘉靖、万历年间丝织、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开始明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③表现： ④局限性及缓慢原因：
局限性：
A 商品经济虽发达，但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各地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根基不厚）
B 封建的生产仍是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农业上，大部分是封建地主役使佃户的方式，手工业方面，占优势的农民的副业、各类小商品生产、官办工场生产，即居于封建经济范略的各种生产。
C 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大量存在。作坊主兼有封建主身份。农业主既用长短雇工又用奴婢。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单位里，封建残余表现有：长年雇佣工人尚未取得法定的自由人身份，介于自由人和奴婢之间。只所以存在这些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条是：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的摧残。（英国的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保护关税等）都是利用国家权力，即利用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一种经济力，是摧生新社会的助产婆，可见，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起来，非有国家政权的帮助是不行的。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正是中央集权形成之时，代表中央集权的王权需要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支持，以战胜与中央集权相对抗的封建领主。所以二者结合，使资本主义实现了迅速发展。而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早已形成它不用争取唤期才产生的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对工商业者进行疯狂掠夺。此乃资本主义萌芽不成熟的基本原因。掠夺摧残的表现：重税；低价收购、借用、搭窑、任意派索工商业者；形形色色的禁令；盐、茶。
2 清前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3 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禁锢与束缚
总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能是在强大封建结构的细小缝隙中迂回曲折地缓慢潜流、渗透，未能形成强大的扫荡旧经济基础的运动；但它毕竟在漫漫封建长夜里露出了一线曙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4 市民登上历史舞台与社会风尚的变迁
第五节 明清间的战争与明朝灭亡
一、满族的渊源和清政权的建立
1．满族的渊源
满族形成于明代后期，其族名 1636年才正式出现，但该民族在历史上有着悠久的渊源。见于古籍记载的：西周时期的肃慎，两汉、三国时的“挹娄”，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宋金元明时的“女真”都是满族的先人。元朝时，迁入中原的女真人已被视为广义的汉人，而当时东北边远地区的女真部落还大体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到了明朝，由于生产力发展，阶级分化，各部争战以及对邻近地区和朝鲜交换、掠夺的需要而频繁南迁，明初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明中叶又迁徙分为建州（5部）、长白（3部）、东海（5部）与扈伦（4部过去的海西）四大部分。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起初活动于黑龙江北岸，明初是奴儿干都司辖下的主要居民，后几经迁徙定居到苏子河上游赫图阿拉（辽宁新宾）一带，至正统七年形成建州三卫。明政府于洪武年间接替了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并设立了辽东都指挥使司。永乐正统年间先后建立建州三卫（即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作为统一设立的行政区划，明政府对建州女真实行有效管辖。当地官吏的任免升降由朝廷决定，统一调动管理。明政府授其酋长官职官印、敕书，实行间接管辖。对触犯明律的女真人，也统一按明政府法令处置。成化年间建州卫都督董重羊等70多名女真人即曾因反叛罪被充军福建。在经济上，朝廷定期收取土特产贡赋。朝廷除直接派兵至奴儿干轮番戍守外，还委派地方守。建州女真与内地经济上保持着密切联系。万历时的马市几乎成为日市，女真各部入市者有时多至上千人。山东、山西、苏杭等地商人经常云集抚顺马市收购建州运来的人参、貂皮、药材等土特产品；同时内地大批生产工具、生活用品也源源流入建州，使其对内地经济依赖性加大，相需相靠，成为互相补充、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双方互利，有无相济，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密切了民族关系。明朝在对东北“羁縻”的同时，又实行“分而治之”与武装镇压的政策，若女真部一部势力坐大，或犯明之边境，必兴师问罪，加以裁抑。如势力强盛的建州三卫 在成化年间即被明朝打得惨败。万历三年，明朝边将李成梁又诱杀了势力壮大的建州右卫的首领王杲，并于万历十一年杀其子。但是，随着万历十九年李成梁罢职，辽东军备废驰，努尔哈赤应运而生。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和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
2．后金建立：
努尔哈赤（ 1559年～1626年），终年67岁，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六世孙）。祖父觉昌安（叫场）、父塔克世（他失）世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曾被辽东总兵李成梁收为养子，经常随同出入京师，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受汉文化影晌很深，后从征作战有功，先后被明政府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都督签事、左都督、龙虎将军（万历23年），称赞他“保塞有功”“看边效力”。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和朝鲜交往时，自称“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用建州左卫之印，表明自己是明政府建州卫地方官的身份。不过明政府对女真各部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与对内地的管理还是有所区别。而且随着中央政权的盛衰和地方势力的起落，关系时紧时松。但就其性质来看，始终是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以及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明万历年间，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统一女真各部，成为当地人民的强烈愿望。在这种形势下，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即 1583年起兵，历经40年奋斗，终于结束诸部争雄的割据局面，至1625年，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女真“诸部始合为一”。努尔哈赤在统一过程中，不断建立、完善统治体制。还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命额尔德尼、噶盖，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成满文。（老满文无圆点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女真各部基本统一、满族新的民族共同体大体形成的基础上，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宣布脱明独立，称“英明汗”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历16年统一建州各部，万历41年，明人才觉察到，努尔哈赤已势大难控。
万历二十八年（ 1601年）努尔哈赤初建旗制时设黄、红、蓝、白四旗。每300女真壮丁编为1牛录（汉语“箭”的意思），首领为牛录额真（汉译为佐领或主子）；5牛录为1甲喇（队），首领为甲喇额真（参领），统领1500人；5甲喇为1固山，首领为固山额真，1固山即为1旗，共7500人。各固山以不同旗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又扩建为八旗，“以初设四旗为正（整字俗作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八旗定制时总计6万人，其后总人数增加，只扩大甲喇数目，牛录和固山的编制数目不变。八旗旗主为和硕贝勒或曰固山贝勒，各置官属，统辖臣民，最高统帅为努尔哈赤。八旗制度实际上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逐层下达，“令出不少迟缓，绝无呈诉辨理争讼曲直事”。八族制度把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有利于保持高度战斗力、促进生产发展，推动了初期满族社会的发展，在其崛起之际发挥了重大作用。
努尔哈赤势力的兴起，对明皇朝在辽东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于是明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后金的发展。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年），努尔哈赤遂以“七大恨”，即明杀其祖父；杀害使臣；夺其土地；助叶赫以阻碍其统一等）为名正式誓师攻明，明军节节败退。随着对明作战的胜利，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为了适应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满族社会形态迅速发生更迭变化。本来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奴隶制已经得以确立和发展，奴隶制“拖克索”庄园经济已很典型。进入汉族地区之后，与先进的封建生产关系产生尖锐矛盾，促使努尔哈赤进行政策调整。该年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将辽南地区30万日（垧）土地“计口授田”，天命十年（1625年）又颁布《庄田谕》，规定“每庄十三男，七牛，田百日（垧），其中二十日（垧）交纳官粮，八十日（垧）自已食用。”开始向农奴制庄园经济转变。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大举征明，兵败宁远城下，含恨死去。
3．清政权建立：
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为清太宗，次年改元天聪，皇太极即位伊始，便下令压缩庄园奴仆数目，并把“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实际上成为个体依附农民。这是生产关系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加快封建化进程，和原明辽东封建生产关系大致相同，汉族人民和后金政权的矛盾有所缓和，上层官僚更成为后金的有力支持者！在上层建筑方面也仿明制，于天聪、崇德年间不断设置和健全政权机构，建立起皇帝直接控制的咨询和办事机构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合称“内三院”；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理藩院，合称“八衙门”。皇权不断加强，旗权逐渐削弱，“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崇祯九年（ 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定族名为“满洲”，改元崇德。皇太极统治时期，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已基本奠立。
二、明清间的战争（萨尔浒之战 1619；辽沈1621；广宁之战1622；宁远、宁锦之战（明朝取胜1626年努尔哈赤战死）；入口之战1626；松锦决战1641）：
三、明末农民大起义与明皇朝的灭亡
1 明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发展
明末万历、天启之际，陕西连年灾荒，官府“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已经开始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天启七年（ 1627年），澄城县知县张斗耀坐堂比粮，愤怒的饥民以王二为首拥进公堂杀知县抗粮暴动，正式揭开明末农民战争序幕。陕北地瘠民贫，赋役苛重，起义爆发后，“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加上陕西边兵索饷哗变及大批被裁撤驿卒失去生计，也纷纷铤而走险，“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起义爆发的初期，势头迅猛，往往各地饥民同时揭竿而起，但因组织松散，互相缺乏联系，易为官府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崇祯三年（ 1630年），明廷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调集大军追剿陕西农民军，各路义军纷纷转移至山西，得到当地贫民支持和响应，并逐渐趋向于联合，次年共推梁王自用为盟主，号称紫金梁，相继转战于山西、河南、河北、湖广、陕西、四川等地。崇祯六年冬，在明政府军重兵围剿下，起义军接连遭受挫折，于是以伪降为掩护，乘敌不备，1633年趁冬季黄河结冰时，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渑池渡河主力部队进入中原作战。农民军在河南得到重大发展。
荥阳大会（ 1635）：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闯王高迎祥等率农民军主力军东入安徽，攻占颖州，并乘胜一举攻克中都凤阳，打出“古元真龙皇帝”大旗，焚毁皇陵享殿、龙兴寺，挖掘皇帝祖坟，给明朝以沉重打击。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农民军形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主的两大势力。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宁夏、甘肃；张献忠、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河南、湖广、安徽的广大地区。崇祯十年，明廷起用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增兵加饷，十面张网，加紧围剿镇压起义军。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等部于陕甘连遭挫折，陷入困境。
崇祯九年之后，张献忠部拥兵 20余万，攻占襄阳，顺江东下，势达淮、扬，一度取得重大胜利。崇祯十年八月，张献忠在河南南阳被官军左良玉击败负伤，次年于湖北谷城接受明廷招抚。罗汝才等活动于河南、湖广地区的多数义军也相继接受招安。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罗等部于谷城、房县再次起义，转战四川，十四年（1641年）二月奇袭襄阳，明襄阳王朱翊铭被活捉斩杀。
与此同时，李自成乘张、罗等部拖住官军主力的机会，于崇祯十三年率部挺进河南。河南地处明王朝腹心地区，一省分封七个藩王，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加上连遭天灾，官府仍旧变本加厉追逼钱粮，阶段矛盾十分尖锐，农民反抗情绪普遍高涨，起义形势最为成熟。李自成入豫之初，兵力不足 1000人，当地饥民争相归附，迅即燃成燎原之势，发展成几十万人的大军。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宋献策等人也投身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经多年磨炼，领导集团素质提高，更加成熟、坚强。农民军军纪严明，并提出“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平买平卖”等口号，严厉镇压王公、贪吏、地主豪绅，开仓济贫，保护农民群众和手工业者、小商人利益，切中时弊，深受欢迎。这一口号是针对着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两大弊病而发出的，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得到土地与减免赋税的普遍要求，因而足以激动人心与号召民众。而此刻，因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积极活动，牵制了政府军兵力；为对付清兵侵扰，明主力又撤出河南，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李自成农民军崇祯十四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进而围攻开封，又于次年多次击败明军主力，军势大盛。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率众50万，张献忠起义军连克洛阳、襄阳，标志明末农民战争发展到高潮，起义军与明官军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明皇朝覆灭的颓势已经无法挽回。
2 李自成起义军推翻明朝
李自成农民军略定河南（在河南全省之后），先后取得新蔡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郏县之战等巨大胜利，杀死及收降明军十几万人。于崇祯十五年挥师南下，进军湖广，接连攻占襄阳、荆州、承天（今湖北省钟祥县）等地，李自成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农民军从联营作战向以李自成为首的统一农民过渡，除张献忠部外，都统一接受李自成号令，为推翻明皇朝，建立中央政权创造了条件。崇祯十六年（ 1643）初，李自成发布《剿兵安民檄》，历数明朝“昏主”罪状，表达了“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的决心。农民军并改襄阳为襄京，正式建立政权机构。接着，李自成率军在河南击溃明军主力陕西总督孙传庭部后，又乘胜攻破潼关、占领西安、相继拔除官军西北地区据点，为推翻明皇朝夺取全国政权解除后顾之忧，奠定了坚实基础。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进一步发展完善襄阳政权，以西安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开始了渡河东进向北京进军的征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主力正面进攻太原、宁武、大同、宣化、居庸关，刘芳亮等人率偏师攻取黄河以北大部郡县，从而形成战略大包围，向北京展开钳形攻势。大顺军一路扫荡，所向披靡，只在宁武打了一仗，消灭负隅顽抗的总兵周遇吉部，其余官军已成惊弓之鸟，望风归附。三月十七日义军进抵北京城下，十八日夜占领外城，崇祯帝朱由检走投无路，于宫内煤山（今景山）上吊自杀。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占领北京，宣告明皇朝覆亡。大顺政权所辖范围，包括整个华北、西北、山东、河南全省，以及湖北、江苏部分地区。攻占北京之后，大顺政权迅速采取措施严肃军纪、稳定社会秩序；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机构，并派员到各地接管地方政权；严厉打击厂卫特务机构和宦官集团；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财产，继续执行对贪官污吏追赃助饷的政策；着手筹备即位典礼，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同时抽调部分军队南下，为南征完成统一大业预作准备。
与李自成在北方节节胜利的同时，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五月玫占汉阳、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起与明王朝对峙的农民军政权。十七年正月再入四川，一度名义上承认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正统地位，遵用永昌年号。后大顺军被清兵击败，大西军攻占重庆、成都。张献忠于八月占领成都后，正式建立政权，称大西国王，不久称帝，年号大顺，以成都为西京。
明末农民战争先后卷进几百万起义民众，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几起几落，持续将近 20年，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政权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其规模和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①这次农民大起义直接摧毁了腐朽黑暗的明皇朝，扫除了社会发展的严覃障碍。②农民战争有力地冲击了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部分地改变了原来土地占有情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扫清了道路，显示了伟大的历史作用。③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纲领性口号，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导致农民遭受剥削、压迫的总根源，标志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平买平卖”口号的提出也曲折地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多少体现出一些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要求。不过，从总体上看，明未社会危机仍然是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周期性爆发，明末农民战争的性质仍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搏斗，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市民势力还很微弱，促使中国社会摆脱封建制度轨道的历史条件尚不成熟。
失策：①追赃助饷扩大了打击面，树立更多敌人（追赃七千万两银、涉及所有官吏，并严刑拷掠）。②进城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安然无事了。（有人开始掠劫、害民）。高官忙于登极大典，军民上下松弛，斗志下降。③对关外清军缺乏警惕性。没有解决好吴三桂的问题、导致吴三桂开山海关门引清兵入关。起义军遂开始走向失败之路。
第六节 明代思想文化
一、哲学思想
明朝哲学思想从总体看，相当活跃，出现了多位在哲学上影响重大的思想家。
1 、明初，程朱理学被奉为正统哲学
明朝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思想控制进一步加强。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他一方面创制立法，重建封建秩序；另一方面则标榜儒学，尤其是提倡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他甚至认为“治本于心”，“其用无穷”，思想统治比创法立制更重要。所以，明一建国，立太学，就“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廉洛关闽之学不讲”。学校规定：“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朱元璋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闲中古今录摘抄》）。明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继续提倡程朱理学，为了防范“天下士所为学，言人人殊，俗异而政无统”，特命翰林学士胡广，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汇辑宋元各家理学之说，颁行全国，作为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异端予以排斥。这一时期的理学家主要有瑄宣为主的“河东学派”、吴与弼为主的“崇仁学派”。（吴与弼、江西崇仁人，号康斋），两人并称南北两大儒。他们所讲理学基本上只是绍述朱熹的思想、没有大的创获。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非朱氏之言不尊”，圣道已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这种思想沉闷导致理学日趋僵化、没落，内容陈腐，在学术上完全失去了创新精神。面对明中期的社会危机，更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于是，成化、弘治年间广东学者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从程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陆九渊主观唯心主义，率先开创“心学法门”。学者称之为“白沙先生”。著《白沙子》。他寻求心与理的合一，主张通过心的静养，使善端呈露。该主张把向外格物穷理，转变为向心内寻求，可以说开王阳明心学之先河。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顺应“天下之士，厌常喜新”的思潮，进一步集宋元以来主观唯心论之大成，创立发展成新的哲学体系——心学。
2 、心学崛起：王守仁的心学
①他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洲的“宇宙便是吾心”，“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 ②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 ③“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修养论 ④王守仁的社会政治思想
3 、泰州学派
4 、李贽的进步思想
5 ．宗教
①道教：明统治者也利用道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在京城，设“道录司”，地方府、州、县分设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掌管各级道教事务。他认为其为信思想诞妄不可信。
明成祖朱棣起于北方、吹捧北方之神“真武大帝”，并大规模兴建武当山道观。但他对道教长生不老之说并不信。
明世宗朱厚聪笃信道教，嘉靖年间，道士相当活跃。但没有士大夫拥戴。因为元朝以后，道教日益重视设斋打醮，士大夫以为粗俗，不信仰之。特别是嘉靖 45 年，（ 1566 ），朱厚聪服丹药丧命。不得支持。
②佛教：朱元璋当过和尚，所以注意扶植佛教，并利用它来为统治服务。
洪武元年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管理佛教。十五年建立僧官制度。在中央设僧录司、府设僧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下设多官，由礼部任命。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也曾以和尚姚广孝为谋主，所以他也积极扶持佛教。永乐时，“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他自撰《神僧传》 9 卷，共列 208 个僧人，始于东汉终于元朝。以上二帝仅是利用。
明代皇帝对佛教达到迷信程度的要算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二年（ 1507 ），一日之内“废僧道四万人”。正德五年六月，皇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他甚至常穿僧人衣服，在内厂演法。
明代皇帝排斥佛教最厉害的是明世宗朱厚聪。因为崇道，他焚佛骨、刮佛金，其余诸帝多是佞佛者。
宗派：律宗，宋代以杭州为活动忠、元衰，明朝正流以后复兴。
华严宗：隆兴、万历时因洪恩大力弘法，一度兴盛。
天台宗：万历时的无尽传灯，中兴之。明末清初、智旭最大家。
唯识宗：又称慈恩宗，真可发扬光大之。
以上诸宗影响都不大。明代在社会上盛行的主要是净土宗和禅宗。
净土宗，简易通俗，亦称莲宗。 宏（ 1535-1615 ）影响最大。
禅宗：最盛。专修安静，止息杂虑。
明初有五位知名禅僧。
明朝中叶以后，更盛。名僧有德宝、真可、德清等。
③士大夫也热衷于佛教研究。
贽报禅宗、著佛学著作；翟汝稷、焦竑
2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与清前期的反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是诸种矛盾交织、发生天翻地覆巨变时代。一方面封建专制集权高度膨胀，礼教纲常愈趋苛严；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极端腐败，纲纪凌夷，政教失控，危机四伏，正统礼教的腐朽黑暗面暴露得更加充分。特别是明末农民战争“武器的批判”带动了批判的武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对专制统治和纲常礼教的怀疑批判。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西学东渐”近代科学的传入，也大大开阔人们的视野，为思想界注入崭新的时代气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反映手工业、商品经济发展，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利益，重科学、讲实际，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一股要求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带有早期启蒙性质的进步思潮。当时著名的学者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吕留良等人，其中尤以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三大思想家影响最大。
二 考据学、历史学和文献学
1 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清代考据学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他们治学严谨，重证据，“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但却并不泥古、独尊汉学，而是强调通经致用，从古代寻找变革的根据。稍后胡渭、阎若璩远离现实，但敢于怀疑古代经典，长于考证辨伪，做出显著成绩，正式为考据学派奠基。乾嘉时期，清政权更为巩固，知识分子中反清复明情绪已趋淡漠，在文字狱高压之下，一头钻入故纸堆中，热衷于为考据而考据。—些较为正直的知识分子不敢公开反抗，又不愿附和理学浊流，也埋头学术考证，算是一种消极的抗议。清统治者在理学日渐衰微的情况下，乐得更多地提倡考据、整理古籍，以笼络文人，巩固统治，粉饰太平。从学术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积累到一定阶段也需要加以系统的总结清理。考据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经书，而要解经治史又须借助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至地理金石、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各种学问都汇集到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考据学因此而大为兴盛。
当时的考据学者分为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的著名学者尚有惠栋的学生余肖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俱为苏南人，该派特点是尊崇汉儒，“凡古必真，凡汉必好”，“株守汉学而不求是”。皖派与吴派的区别在于“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主流，皖派的成就更为突出。戴震之后，门生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专重音训考据；另一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音训考据与义理之学并重。乾嘉学派在古文字学和古韵的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对古籍的整理、考订、校勘、辨伪和辑佚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对后来学术的发展也有积极的一面。尤其皖派戴震，坚持唯物主义，反理学，企图从经学中寻找出路以求变革，成就更大。乾嘉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特别是吴派，脱离实际，厚古薄今，思想闭塞，支离破碎，至嘉庆后逐渐衰落。
2 历史学和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
明清时期的历史学有很大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除朝廷沿例官修《明实录》、《清实录》、《元史》、《明史》、《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以及续三通、清三通等之外，私人著史之风颇为盛兴。其中较为突出的，编年体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谈迁的《国榷》，纪事本末体有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杂史笔记有王世贞的《笄州山人别集》、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地方志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学术史有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私人撰史之风肇兴于晚明，是社会变动、市民阶层崛起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政局动荡特定时代的产物。“明季野史，不下千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当代历史的研究和撰述，表明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
地方志修纂迅速发展及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也是这种“将求其实用”观念的体现。今传方志 8000 余种，绝大部分为清人所修。由于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清朝大大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边疆与中央的关系更加密切，涌现出大批研究边疆史的著述成为这一时期历史学研究的又一显著特点。
乾嘉考据学派的努力，则在历代史书的考异、注释、续补和辑佚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明清时期在史学理论方面建树最大的是乾嘉学者章学诚，他不但在校雠学上堪称是前无古人的大师，对方志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而且提出修史要具备“史德”，要有正确的“史意”（即史观），他认为六经皆史，主张修史贵开创而不拘于成法，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被公认是与刘知几《史通》前后辉映的“双璧”，登上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高峰。
明清鼎盛时期奠立的雄厚经济基础，统治阶级控制思想的政治需要，学术文化长期积累发展后亟需进一步总结整理的要求，以及考据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切使明清时期对文献典籍的整理编纂得到空前发展。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命大学士解缙等组织 2000 多儒臣文士编辑《永乐大典》，将“散在诸书，篇帙浩穰”的古今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以便查索利用。该书共 22937 卷，辑入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书成后未曾刊印，抄录正副两部分别收藏。后南京原本毁于火灾，北京所存两部也相继散缺，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抢掠、焚毁殆尽。 1960 年中华书局曾将历年征集到的 730 卷影印出版。清康熙、雍正两朝，命陈梦雷主持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 6 编，每编又分门别类从古今典籍中按类采择摘录，搜罗宏富，共 1 万卷，是《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清政府又命纪昀、戴震、邵晋涵、王念孙等大批名流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该书将当时所存重要典籍甄选之后完整抄录，编为经、史、子、集四部，凡 44 类，共收书 3457 种， 79070 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参加编辑的学者还对全部入选书籍及未抄录而仅存其目的另外 6760 种书籍的内容、学术源流、版本异同详加考证，并对其优劣得失做出评论，写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目录学著作。明清时期大规模整理编纂书籍的工作，对于保存文化遗产和进一步发展文化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也曾借编纂《四库全书》之机，“寓禁于征”，对全图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大规模查禁、销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悖逆”和“违碍”书籍。乾隆时抽毁书籍 402 种，全毁书籍 2453 种，累计“将近三干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而且在统治阶级“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的威慑恫吓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唯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即使收入四库的书籍也有不少字句内容遭到删改。这不啻是文化典籍史上的又一场臣大浩劫。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鲜明反映了清朝文化政策中保存发展文化与控制禁锢思想并存的两重性特点。
三 文学艺术
明清时期，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体裁渐趋衰落，而随着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通俗文学勃兴，小说、戏曲等大众化形式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取得巨大成就。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将近 90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 93 年。而且哥伦布远航仅 3 艘船，载 90 人，最大的旗舰长 24 ， 5 米、宽 6 米，达·伽马船队也只有 160 人；而郑和一次出海就多达 2 ． 7 万多人，大船 62 艘，船长 151.8 米、宽 61 ． 6 米，规模、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成为绝响。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明清时期总体上没有超出封建经济范围，是导致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很少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囡。基于同样的原因，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积 30 年努力穷搜博采、考察辨正编成的医药学巨著。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革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李时珍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广泛流行。朱载靖是明仨宗朱高炽六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他辞王让爵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值、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中期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并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 历算、火器，尽通其术，遂遍习兵机、电田、盐笑、水利诸书”，所著《农政全书》初稿完成于天启七年（ 1627 年），后经陈子龙整理出版。全书共 60 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 22 岁时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该书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徐弘祖曾先后考察过 100 多个岩洞，对洞穴的结构、方位、形态特征和成因做了精确的描述分析，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菪溶地貌的宝贵文献。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的大面积广泛考察，比起欧洲最初进行的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崇祯十年（ 1637 年）宋应星写成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明代以及此前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该书详细总结记载了备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种植加工和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制造过程，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确切数据，并附有 123 幅插图。在撰作过程中，宋应星十分重视调查、试验，虚心向农夫、工匠请教，对一些关键技术和操作要点每每亲自实践体会。他对金、铜、银比重的描绘和对黄金咸色的测定、对油料出油率的统计以及对生产器具和产品长、宽、高、深、重量、容积、比率等技术指标所做精确记述，无一不是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方法亲自“穷究试验”的结果，并由此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概括阶段。《天工开物》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是江南等局部发达地区工商业繁盛刺激的产物，此刻尚有一些科学巨匠跻身世界先进潮流。英国学者李约瑟即曾盛赞朱载靖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天工开物》是 17 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宋应星是“中国的狄德罗”，《天工开物》传入日本在学术界形成“开物学派”，推进了明治维新。但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并未能冲破传统封建体制的束缚，仍停留在积累整理资料和总结经验为主的传统轨道，或体现在商用数学、珠算技术等实用技术方面，和西方以实验和数学研究结合发现一些重要定律的近代科学相比，已明显逊色、落后。而且晚明已经取得的一些重要科学成果△也因受封建制度束缚，不能和社会生产结合，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朱载靖的重大发明在当时便“未及实行”，以后又长期埋没，徐弘祖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遭遇到同样的命运。入清之后，活挨贵族入主中原，专制集权统治的再度强化，文化专制、八股取士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以及社会经济长期未能超出封建制范围，这一切使科学技术不可能得到重大发展。清前期较有影响的科学家和科研成果，在天文历算方面有王锡阐、梅文鼎、梅彀成、明安图、王贞仪等人的著述，农学与水利学方面有鄂尔泰等人编修的农书《授时通考》、张履祥编《补农书》和水利学著作《陈潢河防述言》，医学方面的进展仍局限在传统中医学的范畴，其中以王清任著《医林改错》较多新意。有清一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更加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不复再现晚明时期的短暂辉煌，未能涌现站在时代前列的世界级科学巨匠。
第一节 清朝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确立
（清兵入关和各地人民的抗请斗争）
崇德八年，皇太极病卒，睿亲王多尔衮首倡拥立福临即帝位，福临是皇太极第九子。时年 6岁，由叔父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郎左右辅理国政，改明年年号为顺治元年。次年，明朝灭亡。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逝，遗诏立8岁的玄烨为皇太子即位，是为康熙。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康熙八年（1669）逮治鳌拜、康熙亲政。从顺治入主中原到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这四十年间是奠定国基之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一、 清兵入关及清初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1. 清史的时代特征：
清朝创业走过了漫长的艰难道路，创造了清以前历代王朝创业的新纪录。从 1583-1644-1661。长期艰难的创业、33年血战促成了满族从女真族中脱胎而出，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清朝所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与历朝历代有着鲜明的差别。它从古代而进入近代，监界现代；它经历的社会由奴隶制而封建制，再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等等。其经历不同时代的跨越，和社会的激烈转型，在历代王朝中，也只此一朝。满族作为统治民族，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此前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不可比的长治久安。
清朝坚持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坚决反对分裂，为实现统一，巩固统一，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辉煌业绩。（三藩、台湾、东北。三北、康熙三十年即 1691年，罢修长城。西南废土司。）
其政治制度对明朝有继承也有增添独创。制定并实施了较为正确的民族政策，成功地处理了同汉、蒙等各族的关系。清朝一面严惩含官污吏，伴之以思想转化，一方面大力表彰清官廉吏，倡导“大公”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清代政治的又一大特色。
重建封建经济秩序，使经济从残破中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清代的文化，明显地分四个阶段（明清之际、盛世、嘉道、晚清）。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多彩，人才辈出，成就卓著。继承、发扬、总结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各领域硕果累累，超越前人。
存在问题：对西方科技文化盲目拒绝；
政治与思想专制，高度发展，人们的思想受禁锢，蠕动中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萌芽被压制，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法形成新思想的启蒙运动，无助于中国的社会变革。后来被迫行新政，但顽固势力太大，而失败。
清史中存在的分歧与争论是断代史中最多的一个朝代。争论的问题主要有：①世纪的始终及其历史分期问题。②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后金时期是封建农权制？封建社会完成于何时？③关于明清战争的评价。犯上作乱；掠夺战争，反抗民族压迫，统一的正义战争？④关于清入关之必然或偶然的问题。⑤关于清入关是否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一百年的问题。⑥关于“三藩之乱”的提法是否恰当？称“吴三桂之乱”更恰当。尚之信曾假降吴三桂，但从未出一兵一卒与清交战。⑦清朝是否有过盛世——“康乾盛世”。⑧关于对中国近代史的再认识和再评价。⑨关于人物评价的分歧众多。入关前后的人物：降清的明臣；入关后的皇帝等等。分歧多，是学术研究繁荣的表现。
2、山海关之战与清兵攻占北京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政权的最高决策人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积极为乘乱夺取农民战争胜利果实、进占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在这之前，清军虽曾多次深入中原腹心地区，但终因扼制东北进窥中原咽喉要道的山海关固若金汤，迫使清兵绕道入关，战线拖长，行动滞缓，难在内地立足，从而无法全面颠覆明皇朝。这时镇守宁远至山海关三百里防线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部，是一支拥精兵 4万、地方地主武装8万～9万，为明廷、农民军、清军三方所关注的举足轻重的劲旅。大顺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即派居庸关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吴三桂见明廷大势己去，父亲吴襄等家属又在北京，为保住身家产业决定投降，率部向京师进发朝见李自成，领受新命，山海关防务则由唐通部接管。三月下旬，行至玉田，传来吴襄追赃被拷“索饷二十万”和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占的消息，盛怒之下率部折返，向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夺占山海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挥携吴襄和明太子朱慈烺等前往山海关招抚平叛。吴三桂自知无力与大顺军抗衡，为逃脱覆灭命运，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卖身投靠满洲贵族。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消息，立即乘农民军立足未稳大举兴师“伐明”。原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吴三桂使者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裂地以守为条件乞援，大喜过望，旋即招降吴三桂，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四月二十一日晚，清兵赶到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大顺军己于当日早于清兵抵达山海关，对吴军实施包围，昼夜展开激战。至二十二日晨，山海关北翼城被攻破。正当吴三桂全军行将崩溃之际，以逸待劳的清兵骤然向大顺军发动猛烈冲击。经历长时间鏖战的大顺军将士已经精疲力竭，遭此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敌兵猝不及防的偷袭，损失惨重，很快便被击败。李自成被追连夜撤退，于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鉴于分驻各地的军队短期无法调集，北京新占领不久还很不稳定，在强敌紧逼的情况下不便据守孤城，大顺军决定放弃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后，即“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放火焚毁明宫殿和各门城楼，主动撤离北京。
多尔衮得知大顺军撤离北京的消息，迅即派兵紧追，同时亲自率军打着“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的旗号赶往北京。在向北京进军中，清军改变以往“攻掠兼施”的做法，严明军纪，并采取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宣称“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严肃，必不汝害”。五月二日顺利进人北京。九月顺治帝从沈阳迁入北京，定都北京。十月初一日，郊祀天地，重即帝位。
3、清兵入关后的政策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清兵入关后的政策表现出维护满族贵族利益，进行圈地、投充、逃人、迁海、剃发等弊政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实行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策略的双重性特点。
清兵入关后，随着政治中心南移，大批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官兵随之涌入北京。顺治元年（ 1644年）十二月，清颁布圈地令，把近京各州县原明朝皇亲贵戚、达官、太监被大顺军镇压或逃亡后的无主荒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至顺治四年正月，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达16·6万多顷。这些土地经明末农民战争扫荡，大多已归农民耕种，许多地方连同房产一块圈掉，换给一些很远的老荒不毛薄碱地，这实际上是对汉族劳动人民的野蛮掠夺。被占之地多抛荒，政府多次令停，真正到康熙八年才停止。与此同时，还配合实行投充法，即允许各旗收纳失去生产手段的贫民，充作“役使之用”。投充法实质上是逼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扩大农奴队伍，被掳掠的农奴不堪虐待，纷纷逃亡，仅顺治三年“数月之间，逃人己几数万”。为此，清廷颁行“逃人法”，规定“逃人鞭一百，归还本主。隐匿之人正法，家产籍没。邻右九甲长乡约，各鞭一百，流徒边远”。圈地和投充法都维护了农奴制生产方式，厉行逃人法，把农奴牢牢束缚在庄园里，被清廷视为事关根本的国策。
清初因浙江、广东、福建沿海集聚了一些抗清武装，清政府还曾颁“迁海令”，强制东南沿海所有居民内 30里-50里，使捕鱼、贸易为生者失去生业，大大激化了矛盾。
此外，顺治二年清政府还强令废除明朝衣冠、剃发梳辫，改从清制，以此作为进一步确立满族贵族统治的象征。清兵人关后推行的一系列弊政，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单凭满族贵族的力量根本无法确立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因此清初政策中又体现出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分化瓦解反抗力量的一面。尤其入关初，首当其冲的对手是大顺农民军，满族贵族充分利用农民军与地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形势，竭力煽动明官僚地主对农民军的仇恨，打着“为尔君父报仇”、“代为雪耻”的旗号，分化拉拢汉族官僚。进京后礼葬崇祯帝，服丧三日，明官一律留原来的官爵，降清者升级任用，文臣衣冠暂用明制，剃发令暂缓实行。而事实上，清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还曾致书大顺军，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富贵共之”，冀图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皇朝，分享胜利成果 。对比之下，清的策略手段十分灵活，其真正目的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为了缓解人民反抗，清兵入关后也曾表示要免去三饷加派，实行减税，奖励恳荒，除明积弊，用以收揽人心，稳定政局。当时由于地主阶级中枢神经已被打乱，北方地主在清的拉拢引诱下，把恢复失去天堂的希望寄托在清政权上，纷纷投降，寻求庇护，并为共同镇压农民军而和满族贵族进一步合流。南方地主阶级为维护原有统治，确保自身利益不被侵犯，也把镇压农民起义视为首要问题，因而对清把主要打击矛头对准农民军的姿态表示欢迎。清的策略大体上起到了预期效果。
总的来看，清初政策的矛盾性、摇摆性很大，有的是出于变换策略的考虑而反复无常；同时也和清统治集团内部斗争，逐渐适应，调整有关。但总的来看，清初一些根本性的政策都带有落后的民族压迫的性质。清统治者用高压手段推行圈地、投充、“逃人法”等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这本身既是阶级压迫，又带有民族压迫性质。而强行剃发易服，对汉族人民进行精神上的践踏，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也就超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内容，带有浓厚的民族斗争色彩。入关初，明内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民族矛盾暴露得不充分，而表现出以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军的阶级矛盾为主。顺治二年（ 1645年）清在潼关打败大顺军后，多铎一路很快移师南下，根本不理睬南明和议的请求，五月占领南京。南明一部分汉族地主阶级为争压统治权和反对超出阶级斗争范围的民族压迫起而抗清。六月清在江南颁布剃发令后更激起大规模反抗，社会矛盾转化，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4、入关后重建新王朝：
①承袭明制政体；清承明制，集权于君主；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渐弱；三院大学士仿明内阁，且置七人。 ②恢复封建经济（废三饷、及各种加派重建赋役制；鼓励垦荒）。 ③严厉惩罚吏治； ④理顺满汉关系； ⑤怀柔边疆各族。
5、各阶层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军入关之初，李自成属下有数十万部众，张献忠部下有数十万，明朝在黄河、江淮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太大损失，各地镇兵仍达数十万，宗室藩王多人尚在，南明已于当年五月在南京建立。但蒙、藏等各地方民族政权很快拥戴清政权。所以多尔衮制定了先图农民军，“次第定东南”的军事战略。
① 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抗清斗争 ② 南明政权的相继败亡 ③ 江南等地人民的抗清斗争 ④ 大顺、大西军余部的联明抗清斗争 ⑤ 郑成功领导的抗清斗争和收复台湾
第二节 进一步完成并巩固统一局面
一、平定三藩之乱
1．康熙帝即位及其初政
清军入关前，在明朝先进封建文明影响下，满族社会正处于从农奴制向封建制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革新与守旧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清初推行的一系列弊政遭遇到广大汉族人民强烈反抗，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1661年顺治帝福临死，年仅8岁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次年改元康熙。其时政务由素尼（正黄旗）、遏必隆（镶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鳌拜（镶黄旗）四辅政大臣掌管，其中鳌拜握有实权。
鳌拜等人系皇太极时的亲信旧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满族权贵，早年追随太宗南征北讨功绩卓著；但平定天下之后，对治理国家，特别是对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很不适应，凡事“率祖制，复旧章”，其间虽然也革除了一些明朝腐败没落的弊病，如重治贪吏，继续扫清抗清势力，奖励垦荒，蠲免赋税，废圈地，重用汉官，以农事为国本。更多的则是顽固维护满族旧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鳌拜还自恃功高权重，“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遇到皇帝不允所请时，竟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逼勒依允。鳌拜集团的专横跋扈、倒行逆施，激起玄烨和新一代革新力量的强烈不满，也引起德高望重的孝庄文太皇太后严重关切。 1667年圣祖14岁亲政。于是，在太皇太后亲自策动和周密部署下，16岁的玄烨表面上隐忍不露，虚与周旋，暗中却令心腹大臣、皇后之叔、吏部侍郎索额图自请解任，效力左右，抓紧组织训练一支贴身可靠的羽林卫队。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的一天，玄烨率布库（摔跤）少年，乘鳌拜上朝不备，一拥而上“掊而絷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鳌拜心腹死党一网打尽。判其罪有30条，遏必隆12条。
清除鳌拜之后，康熙掌握实权，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冤狱，制止清政局倒退逆转，极力拉笼利诱汉族知识分子，提高绿营兵地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此基础上，清皇朝加快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粉碎西北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勾结沙俄掀起的叛乱，基本上稳定疆域，实现了统一。
在地方上，随清军平定天下有功的三藩及其他军阀势力急剧膨胀，又逐渐演化成威胁国家统一和清朝统治的最大隐患。
2、三藩势力坐大
3．吴三桂叛清。
二、统一台湾
明天启元年（ 1621），台湾被荷兰人侵占。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4月攻下，12月签字。次年五月气死。其子郑经坚持抗清，并鼓励开荒，种蔗制糖，开矿冶铁，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对开发台湾做出一定贡献。但随着时日推移，国内满汉之间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台湾逐渐失去郑成功时代作为抗清据点的积极意义。全国基本统一郑氏已沦为割据势力。康熙二十年郑经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砍杀，政局混乱动荡。郑克 即位后已不再坚持抗清复明立场？向清廷提出“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台湾问题已转化为割据独立、脱离祖国的性质。康熙断然拒绝郑氏集团的要求，指出：“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施琅率兵攻打台湾时，已经完全成为统一性质的战争。台湾官兵渴望统一，施琅率军抵台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旗号以迎王师”，纷纷起而响应。清廷攻占台湾后，曾有人主张迁民弃地而不设守，施琅上疏力争，指出荷兰“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事关封疆重大”。1684年，唐熙23年。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正式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澎驻军1万镇守。清政府攻取台湾，有利于国家的安定统一，有利于保卫主权、抗御外侵，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禁海结束，沿海自由贸易开始。
三、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奠定西北、西南疆域
康、雍、乾三朝百余年间，清朝国势极于全盛，故被史家美称为“康乾盛世”。盛世是建立在疆域空前统一和巩固的基础上的。康熙中叶，清政府确立了在中原及江南的统治后，边疆地区形势十分严峻。东北黑龙江流域受俄国蚕食，漠北蒙古尚未归附，而西北、西南蒙古势力皆有尾大不掉之势，大统一还未实现。俄国本是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相距万里的欧洲国家，但 16世纪下半叶、其势力迅速扩至东北，并在17世纪30年代进逼中国东北。
1．雅克萨战争与中俄界约。 2．平定噶尔丹叛乱，统一外蒙古。 3．平定青藏。 4．平准大业最终完成 5．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 6．西南地区改土归流。（雍正四年始，乾隆继续）
第三节 清前期的强盛
清前期的强盛批康熙二十三年（ 1723）到乾隆六十年（1795）较准确的康乾盛世。其中康熙23年到康熙61年（1774）为盛世奠基期，雍正和乾隆前中期（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盛世巅峰期；乾隆后期即乾隆四十年到六十年1775—1795为盛世衰落期。盛世的表现首先是疆域的辽阔。其次体现在中央集权政治统治的强化、传统经济发展的新高峰，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及文化的总结与发展。
一、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强化和完备
1．皇权的加强与中央政权机构的沿革
①清廷确立对全国的统治之后，进一步调整国家各级权力机构，完善各项制度、法律和政策，强化政治、军事及文化思想的统治力度，从而把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发展到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峰。康雍乾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完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有利于保持较为安一的局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保障。
但专制皇权的极端膨胀，利弊相参，从长远看，将深刻影响整个清代的历史进程。
②内阁主要职掌是“票拟章疏”和“参予机务”。
2．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驭
3．官员选任制度
4．强化宗族纽带辅助专制统治的功能
5．以八旗兵为骨干的军事统治（八旗与绿营）
6．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统治
（ 1）尊孔崇懦，推行礼乐教化 （ 2）厉行文宇狱
二、经济政策的调整与康乾“盛世”
传统经济发展到新的高峰。表现：乾隆中期达到极盛。突出表现是：封建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即小商品生产有了显著发展；新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萌芽得到恢复并有所变化；商品市场网形成；国库充盈。
1．调整土地占有关系 2．整顿赋役制度 3．出旗为民与除贱为良（废除匠籍） 4．兴修水利、治河筑海塘 5．康乾时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
三、“盛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发展
从传统文化学术总结的意义上讲，康乾盛世真正是一个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时代。统治者通过对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营造出一代王朝特有的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从思想文化创新的角度看，康乾盛世又是处于艰难探索中的创新时代。可惜这种创新是在“中学”的圈子里徘徊，在“中学”的圈子里寻找答案。
1 ．明清之际学风之变 2 ．三大思想家交相辉应 3 ．乾嘉学派及其学术成就：
清朝乾隆时期以及其后的嘉庆朝，在经济、文化、繁荣的滋养下，形成了一个经以经学为中心，涵盖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砾律、校勘辑佚等学术领域，并以重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研究方法的学术流派。即乾嘉学派。又称考据学。
中国古代自宋以来，即有学者专门致力于考订古书，至清代考据学发展成一门专门的学问。考据学派尊崇汉代学风，提倡汉儒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故称“汉学”。这一学派实实在在地考据典章制度，研究小学训诂，朴实无华，不事虚玄，亦称“朴学”。因其兴盛于乾嘉时期，又称乾嘉学派。
四 科学技术
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在宋元原有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航海、纺织、制瓷、印刷、造纸、造船、冶铸、建筑、水利等生产技术普遍发展和提高，晚明还一度出现飞跃，诞生了一批科学巨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又总体上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而且差距不断拉大。明前期以航海、造船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仍居于领先地位。郑和远航最远抵达红海口的亚丁和非洲东岸的摩加迪沙，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将近 90 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早 93 年。而且哥伦布远航仅 3 艘船，载 90 人，最大的旗舰长 24 ， 5 米、宽 6 米，达·伽马船队也只有 160 人；而郑和一次出海就多达 2 ． 7 万多人，大船 62 艘，船长 151.8 米、宽 61 ． 6 米，规模、水平要高出许多。但因其封建贡赐贸易的性质，对国计民生并未产生积极作用，反而加重剥削动摇经济基础，最终被视为弊端而遭废止，成为绝响。相比之下，哥伦布、达·伽马远航却因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而推动航海事业突飞猛进。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明清时期总体上没有超出封建经济范围，是导致科学技术相对停滞、很少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囡。基于同样的原因，明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局部发达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引发了扩大再生产和改革工艺的社会需要加上先进知识分子讲求实学思潮的兴起和西方科技传入的刺激，也曾推进晚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次短暂的黄金时期。
对晚明科技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主要有李时珍、朱载靖、徐光启、徐宏祖、宋应星等人。万历年间出版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积 30 年努力穷搜博采、考察辨正编成的医药学巨著。全书收药物 1892 种，药方 11097 则，附图 1100 多幅。《本革纲目》在系统总结中国古代医药学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对药物加以分类，详尽记载了备自的产地、形状、气味、制作、配方、效用、忌讳等情况，其中还涉及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结晶学、环境与生物、遗传与变异等诸多科学领域。李时珍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医药科技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曾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学广泛流行。朱载靖是明仨宗朱高炽六世孙、郑恭王朱厚烷世子，他辞王让爵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万历年间发表大量著作，涉及数学、天文学、音律学、计量学、物理学以及音乐舞蹈、乐器制造等广博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创建十二平均律及其计算原理——“新法密律”，以精密的计算为基础构筑起一套科学的音律体系，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困惑人们两干多年的实现旋宫转调的理论难题，对欧洲近代音乐产生了有力影响。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计算出回归年长度值、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和地磁偏角。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中期举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崇祯五年（ 1632 年）入阁参与机务。他学识渊博，重视科学实验，并曾“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 历算、火器，尽通其术，遂遍习兵机、电田、盐笑、水利诸书”，所著《农政全书》初稿完成于天启七年（ 1627 年），后经陈子龙整理出版。全书共 60 卷，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 12 目，系统总结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与自己科学实验的结果相印证，从而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是明末杰出的地理学家。他从万历中期 22 岁时开始直至崇祯十四年（ 1641 年），用了 30 多年的时间，行程数万里，徒步考察了当时的 14 个省区。所著《徐霞客游记》不但生动地描绘了备地的经济、行政、风土民情，而且还准确地记录下他对山川源流、地形地貌以及动植物生态等方面的详细观察。该书在许多方面，例如对火成岩、地热现象和喷泉的描述，流水对岩石的侵蚀作用，植物对气候的依赖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徐弘祖曾先后考察过 100 多个岩洞，对洞穴的结构、方位、形态特征和成因做了精确的描述分析，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的有关菪溶地貌的宝贵文献。他对石灰岩地貌进行的大面积广泛考察，比起欧洲最初进行的同类性质的调查研究，整整早了一个多世纪。崇祯十年（ 1637 年）宋应星写成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系统总结明代以及此前历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巨著。该书详细总结记载了备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种植加工和生产技术、工艺装备、制造过程，以及组织管理生产的经验，提供了大量确切数据，并附有 123 幅插图。在撰作过程中，宋应星十分重视调查、试验，虚心向农夫、工匠请教，对一些关键技术和操作要点每每亲自实践体会。他对金、铜、银比重的描绘和对黄金咸色的测定、对油料出油率的统计以及对生产器具和产品长、宽、高、深、重量、容积、比率等技术指标所做精确记述，无一不是运用数量、比重等数学、物理方法亲自“穷究试验”的结果，并由此把劳动者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总结上升到科学的理论概括阶段。《天工开物》作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科技百科全书，不但在中国科技史上前所未见，树立了光辉的里程碑；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从古代中世纪传统向近代科学转变的潮流中也居于前列，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