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阅兵空军为何要“违规”带弹飞行

　　阅兵总指挥部在北京西苑机场组织各兵种进行了综合预演后，总指挥部和苏联顾问团给各部队提出了很多改进意见。

　　当时海军和空军数量虽然很少，海军还没有成立总部机关，但海空军部队仍然参加阅兵，表现出解放军发展的方向就是海陆空三军联合发展的趋势。

　　8月15日那天，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在向党中央报告拟定的1949年国庆阅兵情况时，都没有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8月下旬，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听取关于北平安全工作的汇报后，突然向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提了一个问题。聂荣臻说：你们能不能够组织一个飞行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当时常乾坤回答，可以组织一个小队，大队组织不起来。聂荣臻说，一个小队也行啊。就这样组织飞行队参加阅兵的事也定了下来。

　　当天，常乾坤就与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方槐商讨拟定受阅飞行方案，并把当时所有能够飞行的飞机调集起来，进行维修保养，准备参加检阅。此时，距离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南苑机场上，航空局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飞行员和五花八门的飞机，但这些飞机不仅旧而且杂，其机型主要有五种：野马式P-51型战斗机、蚊式轰炸机、C-46型运输机、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这些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经过认真准备，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终于交到大会筹委会，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合，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随后，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于9月22日正式出台，它比地面阅兵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个月。此刻，距开国大典只剩下200小时了。

　　那时，我军还没有雷达等航空通信设备，也没有空中导航系统，有的飞机连机舱的仪表还是坏的。怎样解决引导受阅飞机准确飞越天安门这个问题呢？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用最原始的方式引导受阅飞机准确飞越天安门。

　　当年驾机飞过天安门的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回忆说：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设备先进，也没有专用的航空地图，只能用北平地图当作航图，用尺子量量算算，把航线标定，选了通县的双桥镇。那里有个比较明显的楼房，上头摆上白布，如果天气能见度不好，只要到双桥上空把方向罗盘对好了，就可以直接飞到天安门上空。通过天安门还有一个问题，不能飞得太偏离地面游行队伍，高度也要刚好，观礼台上的人抬头就能看到，下边游行的也能看到。受阅飞行时，所有飞机在双桥会合，各分队领队机罗盘一定要对好，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导航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南苑飞行中队的首要任务是负责北平的防空安全，参加受阅编队飞行，中队不得不动用所有的飞机，如果在受阅时，北平受到敌机的偷袭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和推敲，方槐向总指挥聂荣臻提交了一个连担任飞行阅兵顾问的苏联专家都十分震惊的“带弹受阅飞行”预案。

　　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飞机就更不用说了。 况且当时受阅飞机机种很杂、性能很不稳定，危险系数很大。“带弹飞行”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而不可思议的事情。

　　经过一番认真思考，聂荣臻向中央上报了这个方案，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认可，“带弹飞行”方案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聂荣臻亲自来到南苑机场挑选了带弹飞行的飞机和飞行员。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与时任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的周恩来一起来到南苑机场看望了全体受阅飞行人员，在充分肯定南苑空军中队工作的同时，朱德不无遗憾地说，要是再能有几架声势更大的，就更好了。

　　为了充分显示军威，在无飞机可增加的情况下，周恩来又主持军委航空局重新修订了受阅飞行方案。这一修改也给许多国外媒体留下了许多年都难以解开的中国首次阅兵受阅飞机数量之谜。周恩来和大家商量，能不能让飞机循环飞行？大家感觉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在前面的3个分队的P-51飞机速度非常快，它可以达到每小时703公里的飞行速度，转场、绕一圈飞行完全没有问题的。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大胆的方案：速度较快的9架P-51型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接到飞行编队末尾速度较慢的PT-19型教练机和L-5型联络机的后面，第二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个主意，在世界空军受阅史上可以称得上是绝无先例的奇思妙想，这一方案也使得本来难度极高的训练难上加难。从接到命令组建阅兵飞行队，到组织飞行、机务人员进行培训，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受阅前，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飞机的安全，专门请苏联专家机务人员检查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